高戈里：我们的用语要排清国民党的语言因素

　　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我先后采访过230名历史亲历者。展示国共两军的区别，以及共产党军队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必然，是我落笔的一项核心内容。

　　国共两军的区别太大太多了!最本质的区别集中体现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是官兵关系上，这就不能不在习惯用语上有所表现。长期潜伏国民党第六十军的中共地下党员俞建昌因故于1947年9月撤回东北解放区后，改名俞光，尽管当时前线急需熟悉敌军的敌工骨干，但他还是向中共东北局敌工部部长李立三提出，要上军政大学，理由是：“咱们共产党军队的好多名词儿我都不会，不学习咋行?”

　　的确，开国一辈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让精英主义肆虐的华夏大地“换了人间”，还开创了一套以民本主义为特征的全新的语言体系。

　　国共两党、两军习惯用语的区别，又特别反映在称谓上。

　　一、不同称谓背后的价值观

　　众所周知，我军是在旧社会、旧军队土壤中产生的，自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道路，人民军队不仅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更经历了以“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以及召开“古田会议”为标志的一系列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而用语特别是称谓用语的逐步改造，是其重要一环。

　　史书记载，193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了《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和结论，其中明确要求密切上下级之间的同志关系，在红军中废除“官”与“兵”的称呼，“一律用‘红色指挥员’、‘红色战斗员’来代替”。

　　据老红军吕黎平回忆：“1933年9月，刘伯承回瑞金出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他经过调查与研究，认为要体现中国的官长与士兵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关系，进一步增进官兵之间的团结，应该改变国民党和旧军阀部队对‘兵’、‘伕’的鄙视称呼，建议各级军事行政长官，统一称呼‘指挥员’，各级政治委员、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对等相称，对‘兵’、‘伕’也相应改为：士兵——战斗员，卫兵(保镖)——特务员(后改为警卫员)，号兵——司号员，旗兵——掌旗员，马弁(勤务兵)——勤务员(公务员)，传令兵——通信员，伙夫——炊事员，马夫——饲养员，挑夫——运输员。中革军委立即批准了刘伯承的这一创造性建议，并一直沿用至今。”

　　对于国共两军称谓用语背后的价值观，我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第九章第一节《曾军长负气要当炊事员》中写道：“中将军长要求当炊事员，在国民党军队无疑是天方夜谭的疯人胡话。官就是官，兵就是兵，尊卑有序，贵贱有别。对官长要称‘官’尊‘座’，什么司令官、长官、值星官，什么委座、钧座、总座、局座，什么军座、副座、参座，甚至营座、连座等等，不如此就是不敬。当苦力服劳力的只配叫‘夫’，什么脚夫、轿夫、伙夫、马夫，等等，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役使苦力者的高贵。当年的共产党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炊事员、饲养员、值班员、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社会变革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