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干部体制和其中的投机分子

项国兰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决定什么呢?决定国家的存亡，事业的兴衰，企业的进退。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苏联干部体制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苏联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

　　像任何体制一样，这个体制在其产生初期是充满活力的。这个体制的干部产生有三种机制：毛遂自荐、他人推荐和互相推荐。这些人既不乏激情，又充满理性。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机制是由当时的客观情况决定的：党处于地下状态，面对的是欧洲最反动的堡垒——沙皇政府和经济上处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革命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理性、信仰和献身精神。当时这个体制中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从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热血青年，坚信通过革命，世界必是赤色世界;一部分是对旧的社会制度有较深刻的认识，立志推翻这个制度，主要是这两部分。另有一部分是在旧制度下不得志，想在革命队伍里另谋高就的人。其中有的人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最终选择了这个事业，而有的人则经受不了艰苦生活，或者被淘汰，或者走向革命的反面。总之，当时在这个体制下多数干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为了信念而舍生忘死，是精神力量的驱使，而不是为了物质，如果说为了物质，也是为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为了子孙后代，而不是为自己的物质生活。这个机制在革命和战争时期，为社会主义的奠基事业推举了大批优秀干部。

　　在苏联计划经济初期也是如此。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恢复阶段，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低下，党不敢有半点懈怠，仍保持着革命和战争时期的作风和精神风貌。干部中一定级别待遇的制度刚刚建立，还不是很完善。受革命战争时期提倡的理论思想的影响，当时制度中的一些规定与普通百姓差别不是很大，而且有些领导干部在实际行动中还主动缩小这些差别，加上那时党组织生活健全，从严治党，能随时纠正党内和干部队伍内的不正之风。这对老百姓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受经济发展制约，这个时期的干部机制中除了推荐以外还有选拔任命。但这时的干部机制也还是健康向上的，仍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这是由苏联党和国家面临的任务和加入到干部队伍中的人本身的目的和基本素质决定的。这时被推荐选拔任命上来的干部，除能力外仍必须具备一种牺牲奉献精神，仍需要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即便有个别投机分子看中了这份荣誉，他也要思量思量能否吃得这种苦，受得了这份累。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日渐强盛，有关一定级别的干部待遇的规定越来越严细，与百姓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严格的等级制产生了。除苏共中央的规定外，各地也有自己的规定，而且只比中央规定得高。有的地方甚至对不在某个级别之内的干部也有自己的待遇规定，就是说特权产生了。这对一些善于投机钻营的人产生了吸引力：本以为共产党的官只是奋斗、牺牲，原来也有好处。被等级和特权吸引而进入党内和干部队伍内的人在苏联不在少数。

　　从这时起这种以选拔、推荐为主的干部机制发生了质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走下坡路，这是因为被推荐选拔任命的干部中一些人的目的性发生了变化，而且一些人的素质中具有了投机的成分。而这些只对等级和特权感兴趣的人，一旦掌握了相关的权力，便以冠冕堂皇的所谓责任为由，蓄意拉大等级间待遇的差距，以满足自己那种封建落魄的虚荣和觊觎已久的私利，绝不会扑下身子为老百姓干事。推荐者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以上是产生投机的第一种根源。

　　第二，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领导干部主观武断、封建家长意识浓厚，民主意识淡薄、缺乏自我批评精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经这些人推荐选拔上来的干部多为忠顺听话、领导说一不二者，或者是一些善于察言观色、指鹿为马者。这些人的特点是，眼睛长在头顶上，唯领导马首是瞻，只对领导负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所谓前途。这种封建家长式的官僚主义，成了这类投机者得以滋生的土壤。

　　第三，一些领导干部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但要办事情，要解决问题，就迫切需要与群众有实际联系的纽带。经这类领导提拔的干部多为心怀叵测，即正梦想升官发财又苦于没有门路，而且又具有一定能力的投机分子。这些人的特点是很义气，很体贴，善于同任何人打交道，表面上是从工作出发，从事业考虑，但往往是从小圈子的工作出发，从小团体的事业考虑，而实际上这些人办事情想问题，往往有一个藏而不露的出发点，就是对自己的升迁是否有利。有利便千方百计地办，没有利，或者与自己的升迁不沾边则拖着办或者干脆不办，如果他认为对自己有害则想方设法不办。那些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者，为这种工于心计的投机分子进入领导干部队伍开了绿灯。

　　第四，有些领导干部一旦到了一定的级别便开始摆谱，显派。经这类领导提拔的干部多为一些迎合型的人才。这种“人才”的特点是，善于巧妙机智地贴近领导，揣摸他们的心思，摸清他们的嗜好，采取请客送礼、小恩小惠、陪吃、陪喝、陪玩等办法，而且一些领导者则在不知不觉中把这类“人才”视为知己，对其言听计从，而这些人也不断向领导献计献策。这些人所出的主意、想的办法自然不是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在于他们的靠山不倒，自己的擢升就有望。这类腐败型的领导正是迎合型的“人才”得以脱颖而出的温床。

　　以上是苏联政治上的投机者及其赖以生长的土壤，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最为有害的当数这几种。还有一种就是理论上的投机。其实理论上的投机也是一种政治投机，其目的相差无几：有名利地位者设法保住，还不具备或者还没有达到自己的既定目标者不择手段地得到。如果说有差异，也不过是由于职业各异采取方式不同而各具特色而已。

　　投机在理论上表现之一为一种时髦性，即善于抓住新的理论、口号和思想。以示时髦，而不问其是否科学，是否切合实际，也不问其产生的背景、思想渊源、理论渊源、内涵和外延。其特点就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把本来没有内在联系的事物硬拉到一起，机械地搬用别人的方法、概念和思想。以自己能否出名、得到上级的赏识为标准。

　　其次是一种变色的本领。这种投机者的变色之快，简直令人目不暇接。今天需要，他们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明天根据不同的需要，也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这里的标准不是客观的，而这里的需要也并不是社会、人民和党的事业所需要的，是依“风向”和投机者自己的名誉、地位和前途为轴心的。

　　最后是一种善于协调的本领。这里的协调，就是把不同的思想揉和到一起，调和起来。这是这种理论的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就是觉得谁说得都有道理，而不去分析这个理是全局的还是局部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还是个别的，也不去分析这个思想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不同的阶段都有哪些内涵，现在是在什么意义上运用这个思想，没有分析，没有具体的历史环境，也就不管它是否符合实际。

　　理论上的投机有两种情况需要区别对待，这就是认识问题和立场问题。我们这里要说的是立场问题。理论上的立场问题，实际上是政治投机在理论上的表现。其危害首先在于它的欺骗性。这类投机者多已身居高位，往往代表着当时社会的主流理论。而国家则控制全部舆论阵地。这对大多相信党和政府，又不太懂理论的人无疑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并起着一种误导作用。久而久之，在所谓的主流理论界，已经使人真假难辨，是非难分，使一部分人逐渐麻木，丧失了政治理论上分辨是非的能力，人云亦云;而使一部分有辨别是非能力、正直善良的人心灰意冷，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而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则如鱼得水，拥有了适宜的生存空间。

　　其次是搞乱了理论，损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声誉。因为这些人在搞理论投机过程中，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而偷运自己私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他们那里被阉割，被肢解，被断章取义，变成了标签和招牌，或者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万古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所固有的功能在这些投机者那里已经荡然无存。

　　再次是败坏了学风。所写的文章，要么是对所谓上面的文件或领导的指示诠释附会，其中少不了什么新阶段、里程碑，继承了什么什么，发展了什么什么的;要么是穿衣戴帽，空话、大话、套话连篇;要么连篇累牍地颂扬，肉麻地吹捧;要么是对稍有不同意见者进行“围剿”。

　　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和政治上的缺乏警觉，这些人爬到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他们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隐患。他们在政治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信仰，但认为对自己的升迁、地位和荣誉有利时往往表现得信誓旦旦，需要左时他们言辞激烈，唾沫四溅，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们是最革命的;需要右时他们连连摆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好像只有他们才能认清时局。

　　投机，其原意是指迎合时机，这在市场上可能是一本万利。而后来的转意指利用机会谋取名利。这在政治上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它是一种腐蚀剂，使一些领导者头脑发胀，以为只有自己才行，老子天下第一，喜欢听恭维奉承话，乱施淫威，滥用手中的权力;也使一些领导者思想上丧失了免疫力，不再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兴衰荣辱，而不是人民的利益和党的事业，使另一些领导者变得庸庸碌碌，眼界低下，心胸狭窄。从发展的逻辑看投机，拉大了干部体制上的弊端，助长了干部队伍内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而干部体制上的缺陷和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又为各种形式的投机创造了适宜的条件。

　　政治上的投机的危害还在于大至祸国殃民、亡党亡国，小到腐蚀毒化党风、政风、学风、民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说亡党亡国绝不是危言耸听。……他们给党、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说是祸国殃民一点也不为过。……而戈尔巴乔夫及同道政治上的投机行为则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直接原因。如果不是他在其执政的几年里，在一些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明确地表示不赞成和反对，而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中妥协、动摇、无原则，时而讨这部分人的欢心，时而讨那部分人的喜欢，①不时提出一些空洞响亮的口号收买人心，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的权力、地位利益放在首位，而拿党的生命和人民利益做筹码，一个建立近百年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坚实的马列主义基础、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党，一个在70多年里领导苏联人民将一个由于外国武装干涉而经济几近崩溃、民不聊生的国家建设成一个仅次于发达国家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超级军事大国的党不会落个解散的下场。

　　由此，政治投机分子的作用可见一斑。

　　可以说从国家产生以来，在任何一种制度下政治投机分子都没有绝过迹。问题在与是否有适合这种投机行为产生的土壤。

　　历史地看，苏联的干部体制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在革命和建设的艰苦年代里，一些投机分子即使你推荐他，他也未必干，因为这时当干部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普通人各方面素质的提高(意味着改革干部体制有了物质基础)，干部待遇的提高，特权的产生，官僚主义的滋长(这对投机分子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意味着干部体制改革有了客观的迫切需要)，原本应当随着上述情况发生变化而逐步有所变化的干部体制不但没有变化，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逐步强化：干部特权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干部间的等级极其森严;除极个别的以外，从上至下，干部多为终身制;一些干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一些单位和某些人官僚化现象日益严重——理论上的社会公仆变成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人……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干部体制下产生投机分子有一种不可避免性，一是有适宜的土壤;二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痕迹比人们想像的要顽固得多。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体制上的弊端，是可以得到遏制并克服的。苏联解体后，人们不禁常常想到这样的问题：苏联共产党是否腐败到了非被推翻不可的地步?客观地说，尽管党的指导思想上有偏差，实践中有错误，方针政策上有失误，甚至党内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否定的。苏联共产党是否有能力改革自己的干部体制，清除干部队伍内部的腐败分子和投机分子?不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其自身的实践经验的角度看，以及从全体党员的素质看，都具备这个能力。

　　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都在干部体制。如果有一个原则、高效、灵活、务实的干部体制，那就能有效地防范投机分子，及时清除腐败分子和蜕化分子，随时撤换无所作为分子，而有思想有能力、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和理想的人会源源不断地被选入到干部队伍中来。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但当人们看到那些本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或采取措施可以避免的事没有避免，就不禁扼腕，不禁沉思：苏联的干部体制在苏联解体和共产党被解散中起到关键作用，不仅是导火线，也是始作俑者。

　　(本文原载项国兰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亲历俄罗斯 一个访问学者的观察和思考》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