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首要是让宏观政策‘升温’”的观点存在重大逻辑问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公众号2024年9月28日转载《经济观察报》宋迪文章，题为《余永定：首要是让宏观政策“升温”》（下称《升温》），原标题为《余永定：今年只剩三个月了，可以先抛出一份刺激性方案》。余永定教授是留学归来且比较了解国内情况的专家。笔者也比较赞同余教授的汇率升值、大幅减少外资等重要政策主张。但笔者认为，《升温》一文的主张，特别是主张大规模财政刺激，存在重大逻辑问题。这些问题在国内不少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学者那里都存在着。而且，我国看起来又有利用股票市场来刺激消费的苗头了。因此，本文虽然是对余永定教授的观点的讨论，实际上有更宽更广的指向性。如和讯公众号2024年9月2日发表《余永定：中国可以放心大胆地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文章。这说明，余永定教授在系统地鼓吹赤字财政。其他也有一些教授在鼓吹赤字财政。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人应该努力加以避免的。
一、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不足吗？
余永定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不足。这个观点就陷入到西方微观经济学和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窠臼之中。西方宏观经济学强调总需求，就如西方微观经济学强调需求、效用一样。需求、总需求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仿佛在哪个国家都适用似的。如果所有国家都用需求或总需求来解释价格或经济状况，就足以证明，这个概念是不够的。一方面，需求、总需求是流于表面的概念，远非事情的本质，因为需求和总需求都有其决定因素，而这些决定因素构成更本质的事物；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的需求、总需求必然有它们的特性，有它们特殊的决定因素。所以，马克思从来不去研究什么需求、总需求。马克思从来是用生产力、生产关系（包括阶级关系）来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从来没有用需求不足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曾发表过多篇研究中国内需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都与中国的阶级结构相联系，有的联系还非常明显。
【中金公司2023财富报告】
如果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则主要问题并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中国形成了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只要有了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总需求必然不足。我们曾提出“核心消费”的概念，这个概念也可以与阶级联系起来。所以，我们不用使用总需求话语来分析中国经济。总需求的话术把中国内需不足的阶级对立本质给掩盖了。我想，中国凡是懂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都会懂得这个道理。余教授应该也懂得这个道理。
虽然需求、总需求是现象层面的概念，但如果把它们置于分析的中心，它们就能起到一种本质性作用——将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既然中国内需不足的本质在于阶级结构，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贯彻中央既定方针，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也就是要推动公有制经济大发展。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和总需求话术表明，它们不是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它们是让这个问题持续存在的。只要中国的阶级结构不动，中国内需问题就将永远存在。在这种必然性之下，余永定教授就自然只能在凯恩斯的理论框架和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工具箱里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箱里做政策选择了。
中央提出保持战略定力。急火火地把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定位为总需求不足，急火火地在凯恩斯的理论框架和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工具箱里寻找政策工具，是有定力的表现吗？
我们的战略定力应该来自马克思主义，即我们有阶级斗争这个法宝。在其它政策都尝试过之后，我们应该重视这个法宝了。而且，我国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变化，我认为，中国有必要积极备战。中国必须考虑未来战争的可能性。我们要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而不能置之不理。比如，假如战争爆发，可能对我国财政产生极大压力。而这要求我国进行一系列调整。而在我国诸多学者那里，似乎都还没有充分考虑这一因素。与战争的胜败相比，内需不足是次要的。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内需问题可能马上得到解决。战争更是阶级的对抗了。
二、我国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吗？
余永定教授在判定我国处于“准通缩”的状况之后，就认为必须显著“加大财政的扩张力度”了。他说，“‘准通缩’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下一步，必须显著加大财政的扩张力度。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支持性货币政策为辅，两相结合才能扭转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我认为，余永定教授认为货币政策作用有限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财政政策有效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一，2024年我国设定的5%的GDP增速目标不是我国“加大财政的扩张力度”的充分依据。根据英美等国几百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仅2%、3%的历史事实看，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只要有4%就足够超英赶美了。而考虑到我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70多年，因此，从解决外部压力的角度看，我国在未来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经济增长率低于4%，哪怕是在0值附近对于我国的国运应该都是毫无影响的。更何况，当未来几年世界逐渐处于混乱，中国从中获得巨大好处的可能性是很多很大的。所以，余永定教授以2024年5%的GDP增速目标作为极大财政的扩展力度的立论依据是过于单薄的。我国2024年达不到5%的GDP增速目标是不会影响中国发展大局的。
第二，加大财政扩张力度必然导致国债增加，而国债的增加必然导致中国收入分配的恶化。当老百姓面临较少的工作机会、较低的工作报酬时，发行国债无疑对于国内高收入阶级是有利的，而这种格局的形成对于中国发展是不利的。比如，一个人拥有1亿元现金或银行存款，全部用于购买国债。按3%的国债收益率算，他的年利息收入为300万元。这是他不用付出任何劳动就可以获得的。而这个300万收入可以养活30个年收入10万元的人，150个年收入2万元的农民。如果国家发行10万亿国债，年利率为3%，国债年利息支出3000亿，这笔支出可以养活300万个年收入为10万的人。很显然，国债发行后多半是被较有钱的人购买。这些人本来较有钱了，又额外得到了一笔国债收入，而普通百姓不得不工作以获得生活费用。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债一级市场上主要是大公司、大基金。中国不断发行国债，必然形成这种格局。因为这有利于降低国债的交易成本。然而，这样一来，国债发行就成为中国收入分配恶化的工具。马克思早就说过，发行国债是资本实现原始积累的手段之一。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决拒绝国债常态化的，一有机会就会把国债消除的。就连资产阶级的顶级学者应该也是这样看的。在西方，传统的财政政策不是平衡预算吗？平衡预算意味着国债不能常态化。凯恩斯自己也没有设想债务永久化、巨额化。凯恩斯痛恨食利阶级。而持续的巨额的国债利息正是会养活一个食利阶级。中国经济学家不能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觉悟都没有。
而且，在“56789”的所有制结构之下，加大财政扩张力度，可能就是维持本该淘汰的私人企业，进而维持既有的所有制结构。
第三，贾康所谓“中国的基建投资俯拾皆是”的观点是片面的。即使“权威部门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人均投入仅为日本的1/18。仅补齐短板，投资需求就高达数万亿元”，我国也不一定建设如日本那样的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日本的城市排水设施一定大部分是由私人资本家干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大资本家总是很愿意把自己的活弄得多多的。对他们而言，如果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又经常有活干，何乐不为呢？所以，日本的城市排水防涝设施一定是过度的。这是我的猜想。中国类似的事情也已经不少了。中国如果用财政赤字去搞这些低水平的带有重复性的基础设施，就是财政资金的浪费。即使在研发领域，中国的投资不是也有大量的浪费吗？比如，中国目前每年不是花费了大量金钱去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仅支付给西方杂志的“版面费”即达到50亿元人民币以上）吗？而所发表的成果对科学技术真正的进步又有多大帮助呢？由此看来，中国大力压缩传统项目的财政支出应该是重要方向。再设想一下，假如中国坚持毛泽东主席的在地工业化战略，我们的城市规模是不需要这么大的，从而也就不需要这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而且，过分强调国家财政投资投向基础设施既是见物不见人，又是非经济性投资。从这些角度看，一些学者和官员认为，我国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趋于饱和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第四，总的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属于非经济性投资。意思是，这种投资的盈利能力大大低于战略性工业产品和“知识产权”收益。中国高铁当然是一个巨大成就，包括出行效率的提高以及相关技术水平的提高。但这里也有一些问题。其一，你修了高铁，能高价卖给外国人吗？这哪里有集中财政力量在战略性产品领域取得突破的收益大呢？其二，我们的高铁修建成本过高，一些线路修建后的利用率较低，还在亏损运营。其三，我国高铁似乎主要是客运，可是，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对客运的社会需求可能要大大下降了。其四，高铁修多了，必然影响航空业的效率效益。对我国而言，飞机工业非常重要。本来飞机工业可以优先发展的（因为在毛主席逝世时，中国已经拥有制造飞机的能力了），却滞后了。即使我们高铁技术和相关产品可以出口获得利益，恐怕也没有飞机出口的利益来得大。其五，从军事角度看，飞机的机动性比高铁大多了。由此得出的教益是，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超前一些，但不能过于超前；基础设施投资必须明确优先性，否则就会以高收益的产业为代价来发展低收益的产业。过于超前的不符合优先性原则的过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必然降低整个国家的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必然增大财政负担，酿成财政问题。
三、我国目前经济降速的原因何在？
目前，国内学者普遍关心我国经济降速的事实，却较少关注目前经济降速的原因。似乎余永定教授也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分析。
在我看来，目前我国经济降速的原因在于我国1978年-2012年形成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维系。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不相信公有制可以发展经济
1978年以来，中国不断对国企进行改革，改来改去的，把许多国企和集体经济改没了，以至于我国形成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了。有文献指出，中国公有制经济成分甚至比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占比都低了。可是，我国目前所执行的一些政策依然朝着不利于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向走。对此，很少见余永定教授和国内一些著名学者的分析。至今为止，一些学者依然以为国企必然效率效益低下。
如果不相信公有制可以发展经济，就必然是相信私有制可以发展经济了。然而，只是在近些年，中国的一些私人企业才具有了承担国家战略的功能。但这依然是少数。大量的私人企业挣扎在生死的边缘，大量的私人企业倒闭了。私人企业的江湖太复杂了，一些私人企业之间尔虞我诈，一些私人企业想要润出去，一些私人企业甚至与国外勾结起来，危害国家利益。
由于不相信公有制可以发展经济，国家财政就无法有效地支持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面导致中国财政收入的困难（因为大量私企逃税、避税），另一方面导致中国财政支出效率的降低。中国20世纪60年代实现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而改革开放之后，内债也搞，外债也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难道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不知道借债可以筹措发展资金吗？
私人经济具有顺周期的特点。所以，当中国经济降速后，私人经济的投资增速就降低了。当中国过度依赖私人企业发展后，经济就可能断崖式下降，从而迫使财政扩张了。余永定教授把中国经济提速的希望寄托于财政，岂不是治标不治本吗？
第二，经济的过度分权化
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实际上是分权化改革。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多次在集权、分权中摇摆，呈现“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特征。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整个社会的投资机会太多，而可供投资的资源太少了。本来，中国是可以在这种摇摆中实现发展的。我想，这种特征给了1978年之后的决策者太深印象了。他们期望通过更为彻底的放权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更为彻底的放权导致形成了中国经济各自为战的局面。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还试图控制楼堂馆所的建设，但到90年代中后期，楼堂馆所的建设就控制不住了。而私人企业大量发展起来。房地产的市场化为诸如恒大、万达等企业的疯狂扩张提供了政策条件，导致中国房价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飙升，持续时间达10余年之久。住房建设固然因其联系效应可以拉动经济发展，但其过高的收益率导致大量资源转移到房地产这种低技术的生产领域，从而延续了中国粗放式发展模式的生命。然而，与战略性产品生产相比，房地产产业近乎于一种零和博弈。房地产老板所赚的钱就是广大老百姓的钱。房地产老板发财了，老百姓变成房奴了。只有如华为这样的企业才形成了一种共富的格局。华为产品再贵，它占老百姓的家庭支出的份额很少。而房价占老百姓的家庭支出的份额太高了。中国房地产形成这样的格局是因为中央放权给地方政府太多了。全国诸多城市的党委和政府都太把房地产当回事了。而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也让这些行业成为了一些人发财致富的工具，甚至成了外国人发财致富的工具——比如，外国医疗器械公司卖给中国医院大量的昂贵的医疗设备。许多私人投资，比如大量服务业投资（酒店、会所乃至金融），是非经济性的。我的看法是，由来已久的非经济性投资过多，至少是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一个原因。而非经济性投资的过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分权化本质所致。中国改革开放的分权化本质的形成还可能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只是在十八大之后，中国过度分权化的局面才开始得到解决。
第三，过度相信西式财政、货币、金融刺激模式
财政、货币、金融刺激经济增长的观点都是西式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财政变得不再如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围绕公有制经济运转了。在生产领域，财政支出不再如过去那样向新建和已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拨款。财政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配角，成为招商引资的配合性手段了。如减税、解决道路水电等基础性设施问题。这实质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的一种变形。所以，意大利学者阿里吉讥讽说，“亚当·斯密在北京了”。很少有人意识到1978年之后不久中国发生的这种财政定位的转型。
当财政直接支持全民所有制企业发展的途径几乎被切断后，中国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中央来说，就不得不用货币手段来支持经济发展了。这实际上就是以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中国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出现了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来，通货膨胀虽然被止住，但中国长时间采取了货币宽松的政策。这可以由中国M2与中国GDP的高比值看出来。后来，在货币宽松和制止通货膨胀的矛盾之中，中国找到了股市、房地产作为吸收货币的手段，并把房价排除在CPI的商品篮子之外，从而保证中国CPI的稳定。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也可以叫隐形的通货膨胀。而在这种通货膨胀政策的背后，中国实际上采取了金钱刺激的办法。牟其中、张维迎等人都很早地提出了挣钱是硬道理的观念。这种观念与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观念是直接相违背的，是典型的西欧海盗型资本家的思维。张维迎等人还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的理论推手或理论背书者。复旦大学哲学系王德峰教授的一个视频曾讲到，复旦某个经济学教授也是管理层收购的鼓吹者。什么是管理层收购？管理层收购就是私有化。在社会主义中国，私有化居然堂而皇之地长期地存在着。
由于所有企业都在借款，通货膨胀是有利于借款人的，这无形之中就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在通胀的背景下，工资也不得不上涨，于是，中国的生产成本也就上升了。而工资上涨不是普遍的，因为还有几亿人月工资仅有一两千元。在这种背景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就变得缺乏保障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必然降速。我想，这正是十八大之后中央开始采取一系列改革，高度重视共同富裕的一个基本背景。
我们当然还可以列举一些其它中国经济发展降速的原因，比如资本外流、国际环境等等。但就本文目的来说，上述这些问题在余永定教授的分析中似乎都没有见到。如果不对中国经济发展降速的原因进行分析，不就相当于不给病人诊断，就直接开出药方吗？而这样一来开出的大概率是虎狼之药了。我想，余永定教授不应该是这样的水平。也许，余永定教授对中国经济降速的原因也做出了诊断。但从他开出的药方看，我认为，即使有诊断，这种诊断也是错误的。
四、中国只有拒绝西方宏观经济学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央已经明确，中国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央也已经明确，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其它什么理论。在经济学界，一些学者已经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做出一些行动。然而，从余永定教授等人所主张的刺激性政策看，在政策层面，我国还可能会受到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强大影响。
《升温》说，“余永定认为，中央政府可以先拿出一份综合性的刺激性方案，告诉市场政府打算做什么，以进一步扭转预期。”从凯恩斯以来，预期就成为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的一部分，在微观经济学中也不无存在。然而，即使在西方经济学中，预期也仅仅是影响经济行为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而且并不是关键的因素。在今天的中国，短期的经济预期只是对投资者重要，对于国家命运来说并不重要。余永定教授的出台综合性的刺激性方案的提议仅仅关注了短期，而没有关注长期，更没有综合考虑国内外的情况。凯恩斯主义也是只关注短期。由凯恩斯所创立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稳定化理论是一种比较适合西方总统、首相任期制的经济学。它不关注长期，凯恩斯说，“长期我们都将死去”。这种说法多么像路易·十五所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啊！所以，著名的佛教大师南怀瑾先生说凯恩斯经济学很坏。
凯恩斯经济学不仅只关心短期，还只关心财政政策。它实际上是让老百姓为资产阶级的错误买单。凯恩斯经济学的提出不仅仅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还是为了抵御当时在西方知识界颇为流行的左翼倾向。凯恩斯只说有效需求不足导致资本家预期暗淡，却只字不提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凯恩斯提出用政府干预的办法来挽救资本主义危机，就阻止人们用马克思的理论去思考资本主义本质、命运和有效需求不足、预期暗淡的原因了。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于是把凯恩斯经济学奉为经济学的革命而进行研究和宣传了。在这件事上，美国的哈佛大学以及萨缪尔森等人功不可没。然而，他们只是把水搞浑，并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资本主义走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拜希特勒发动二次世界大战之所赐。战争起来了，财政赤字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了，不需要凯恩斯经济学的指导。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界也褪掉光环了。怎么在凯恩斯的理论出现88年之后，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们还拿着凯恩斯主义不放呢？
不要凯恩斯主义，我们有什么理论和办法呢？中央反复提出，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实际上就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来指导新时代的改革。党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而且属于上层建筑的核心。社会是什么？社会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因此，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就是以上层建筑的改革来引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伟大变革。1937年，毛泽东主席就说过：“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1959年，毛泽东进一步总结到：“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行，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的带领下，即使面对人类最伟大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都做出了重大推进，使得中华民族在建党后的几十年里就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跨越，为中国现代化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如果说预期，我们就只能说，我们预期中国在未来通过党的自我革命一定会使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定力所在。而为了实现这种自我革命，就要系统地去除西方经济学在我党、我国所产生的系统影响。每一个真正有责任心的学者、记者、主编都应该自动地参与到这个行动中去，而不是继续抱着老掉牙的凯恩斯主义、金钱就是一切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来试图阻碍我们伟大的革命进程。
让我们抛弃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微观经济学）吧！让我们更多地关注中国生产关系变更吧！让我国在生产关系的变更中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吧！一切的财政货币政策都应该围绕新时代我们所要建立的满足最广大人民需要的新型生产关系和重要生产力的发展来设计。这样，我们党就能实现自我革命，我国社会就能实现革命性发展，我国就能为世界人民的福祉做出发展模式的更大贡献！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向世界人民奉献中国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即使不能一时被世界其它国家的人民所理解，所接受，经过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之后，他们终会明白，中国人是对的。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