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司徒雷登应当向中国人民忏悔

　　本文收录于2016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一书第360页。

　　目录

　　一、别了的司徒雷登，魂兮归来

　　二、司徒雷登及其在华使命

　　三、司徒雷登忠实地执行了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

　　四、1946～1949：司徒先生的人格经过了“帝国主义”的格式化

　　五、司徒雷登应当忏悔

　　附录：

　　齐宏伟：《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载于《南风窗》2010年第 4期。

　　一、别了的司徒雷登，魂兮归来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年)离开了中国，8月18日，毛泽东发表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至于司徒雷登本人，毛泽东更是揭穿了他“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的虚伪性。事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考虑到司徒雷登先生生前的遗望，2008年11月1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接纳并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

　　那么，司徒雷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要想对此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不能不从司徒雷登来到中国，尤其是他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性问题以及司徒雷登在这些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来判断。

　　二、司徒雷登及其在华使命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904年他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不久就重返中国，此后就在中国待了近半个世纪。司徒雷登在中国期间，中国人民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而就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进入最关键时候的1946至1949年，司徒雷登被来华担任美国总统特使的马歇尔看中并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这样从一介书生转身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代言人。中国人所说的“司徒雷登”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的司徒雷登，因为中国人是从他任驻华大使期间——这也是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的所作所为认识司徒的。

　　说司徒雷登，就不能不说马歇尔。因为司徒雷登就任大使期间肩负的是马歇尔赋予的使命。

　　罗斯福在世时，马歇尔任三军参谋长，是罗斯福规划和实现美国取代欧洲战后世界体系的得力助手。1945年美国与苏联联袂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了以美苏为主导的欧洲体系之后，又联合苏联确定了远东的战后安排。毛泽东就当时美国远东政策分析说：“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这个分析对当时的美国和苏联的远东政策也是适用的。

　　这时的远东问题，对美苏来说，基本就是中国问题。美国人明白，仅靠美国一家，是拿不下中国的。1945年2月，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与苏联达成分割远东的雅尔塔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国牺牲中国利益同意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同意中国大连港国际化，同意“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同意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苏中共同经营。美国还答应保证协助苏联让中国方面接受这个协定。雅尔塔协定的本质在于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苏以中国长城为界南北划分势力范围。就这样，美国背着中国，通过一纸协定既得到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保证，又达到了瓜分中国的目的。

　　中国人民就这样在抗战胜利前夕，无端遭遇了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形势。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这样落实《雅尔塔协定》的任务便转到曾协助罗斯福规划战后布局的马歇尔身上。8月14日，在美苏的软硬胁迫下，中国国民党政府被迫接受这个协定。1945年10月重庆谈判后，美苏本指望通过“调停”国共两方使美苏事实上两分中国，但事与愿违，重庆谈判后中国内战骤起，这迫使美国派马歇尔于12月20日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停”。马歇尔的“出山”让斯大林欢欣鼓舞。因为斯大林知道在美国当时的政治人物中，能理解且有能力落实雅尔塔协定的只有马歇尔。12月23日，斯大林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时说：“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

　　雅尔塔协定为即将获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预埋了将被进一步南北撕裂的可能性;更可怕的是这种可能性又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并转化为现实性：1945年8月，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事实上承认了损害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此后，苏联和美国给予蒋介石政府以外交支持并主张中国共产党派代表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执行所谓“调停”任务。马歇尔来华后第七天，英美苏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会议公报，事实上承认了中国的合法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这是对蒋介石的卖国行为的政治回报。

　　国民党政府的卖国使中国反帝反封建和求统一反分裂的重任天然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在这时的政治对决中，如果真爱中国，就应当爱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共产党，就是反对中国最进步的力量。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司徒雷登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如果只是阶级立场不同，这尚可谅解;问题在于，司徒雷登协助国民党所表达的对中国的“爱”的情绪中，已有落实雅尔塔协定促成中国事实分裂的性质。

　　1946年初，也就是马歇尔来中国前后，美国国务院已有了保持“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想法。据曾出任驻苏大使的哈里曼回忆，他与同僚讨论时表示：

　　我认为蒋没有能力用战争来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和重新控制满洲。我以为我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一个分治的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国北部，蒋控制中国南部。我想像蒋能存在下去，并认为我是低估了共产党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使我相信共产党无力接管整个中国的人是斯大林本人。

　　马歇尔来华后，一方面帮助蒋介石向华北运兵，其目的是让国民党在那里为美国守住与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划分的势力范围——作为对应措施，苏联也于1946年9月放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东北以与之抗衡;另一方面又以“调停”的姿态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停战提议”并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试图促成中国两个最大的政治力量事实并存的局面。

　　令马歇尔没有料到的是，蒋介石接受马歇尔“调停”——比如接受共产党“停战提议”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的目的与马歇尔的设想是南辕北辙：蒋介石是在争取时间，将美国帮助运到华北的军队用于从苏联手中收复东北而不是用于为美国守住华北利益。这打乱了马歇尔与苏联分割中国的计划。在苏军撤出东北前夕，蒋军开始向东北大举进攻。是时，马歇尔从美国述职回到中国，立即当面对蒋介石收回东北的想法施以“声色俱厉”的高压。面对蒋介石的军事危机，马歇尔冷冰冰地告诉蒋介石“国民政府不可能亦不应再往北进”，蒋介石表示除非共产党撤出长春，不然他决不签署或同意任何解决办法。马歇尔则埋怨蒋介石错过了利用“和平”手段控制东北的机会。他批评蒋介石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暗示蒋应向南收缩战线。最后，马歇尔威胁蒋介石：“如果不与共军妥协，则美国将停止对运输政府军前往东北的支援。”蒋介石断然拒绝马歇尔让他放弃东北的建议，于1946年5月19日攻占四平。6月3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政会中常委联席会议上做出实行“戡乱总动员”的决定，7月5日，发布“全国总动员令”。

　　1946年马歇尔与蒋介石在收复东北问题上的争论，关乎中国统一还是分裂。蒋介石在阶级立场上代表中国反动的官僚买办势力，在这一点上，他与马歇尔的要求是吻合的，但在民族立场上蒋介石则主张中国统一，这招致马歇尔不满。马歇尔在1946年7月写信给杜鲁门，表达了为实现美国在华利益不惜“换马”的暗示。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

　　当我阅读马歇尔的报告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有一些人愿意根据一个和平解决方案来共同工作。但是双方也都有一些极端分子不要谈判，决定要拿武力来解决他们国家的命运。蒋介石委员长自己则似乎介于这两类人之间。在今年春季，他周围的温和派的影响无疑是占了上风，他同意做些让步，尽管表现出了不十分甘心情愿的样子。然而，现在看来好像是极端的军人集团得势，他不再愿意听取马歇尔的忠告了。

　　在得到马歇尔同意后，杜鲁门决定亲自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8月10日，杜鲁门让中国驻美大使将一封长信转交蒋介石。在信的结尾处，杜鲁门威胁道：

　　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国内问题上，确保在短期内有着真正的进展，否则就不能期望美国舆论会继续以无私的态度来对待你们的国家。而且我有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的立场的必要。

　　我真诚地希望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阁下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以期促成我们共同宣布的目标。

　　杜鲁门既然给蒋介石下了逐客令，那么，推动国民党政府“换马”就必然提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日程表。在这个日程表上，马歇尔相中了司徒雷登，让司徒雷登担任美驻华大使。其中原因，诚如毛泽东所说：“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现在回头看来，马歇尔相中司徒雷登的原因，除了毛泽东所说的，还应当再加上一条，这就是：司徒雷登与一般的外交家不同，套改斯大林赞赏马歇尔的话说就是，司徒先生是少有的既懂政治又懂外交中的一个。

　　就在蒋介石发表“全国总动员令”一周后即7月12日，司徒雷登正式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在这样的时刻，马歇尔举荐司徒雷登为美驻华大使，其用意不言自明：他是要司徒在中华民族处于命运攸关的历史时候，置中国于雅尔塔协定预设的南北分裂的框架之中。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在西柏坡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三、司徒雷登忠实地执行了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

　　看来马歇尔还真会选人，司徒雷登并不是一个只会“之乎者也”的书生，他不仅对马歇尔的政治意图领会快而且落实得力。他任职才两年多就给马歇尔物色到了愿“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的李宗仁，并使其迅速取代了有那么点“半独立性”的蒋介石。其手段之干练、目的之阴险，以致事后让受“惠”于此的李宗仁都悔罪不已。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6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3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李宗仁在政治上太幼稚了：当时真正“没有经验的人”并不是司徒雷登，更不是马歇尔，而是三天两头往司徒雷登那里“跑官”的李宗仁。

　　阅读过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间给美国国务院呈写的大量报告的人，都不会怀疑司徒雷登先生真是一个“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但在关键时候却又很“懂政治”的人。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战役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于当月16日给马歇尔写信，哀叹“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实则是阻止中国统一。笔者注)的有效工具了”。这时的司徒雷登一抹平素斯文，给美国政府主动提出比马歇尔“两分中国”设想更阴险的即“用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致中国再陷军阀割据的建议。他写道：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原文如此，应为马鸿宾。笔者注)、马占祥(原文如此，疑为马仲英。笔者注)]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

　　不仅如此，司徒雷登也没有忘记分裂中国西藏。1949年7月8日，他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艾奇逊说：

　　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国务院7月5日上午1时传阅电报信息)。广州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在美国在华利益即将失去的时候，美国及其帮闲反动势力即将退出中国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一点也不善良，他已顾不上“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这白纸黑字的斑斑铁证。我们通过这些“建议”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对中国国家统一的大趋势时的阴暗心理：他不仅要使中国倒退到20世纪初的那种军阀割据的乱局，而且还要在这种割据中实现美国的主导地位。

　　事后看来，司徒雷登干的结果显然没有让马歇尔满意。毛泽东说司徒雷登“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为了减小这个“责任”，司徒雷登先生面对无可挽回的失败，却是屡败屡战，干的和想的比马歇尔要求的还要卖力、还要恶毒。这些大概才是最伤中国人民感情的地方。

　　四、1946～1949：司徒雷登先生的人格经过了“帝国主义”的格式化

　　难道司徒雷登先生不知道他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所谓“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的建议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吗?

　　难道司徒雷登先生不知道他所建议的“方式”正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欧洲人要求而又被美国人民拒绝的解决美国南北冲突的方式吗?

　　难道司徒雷登先生没有读过1858年7月10日林肯《合家之乱》这篇著名的演说吗?如果读过，那司徒雷登一定会记住下面那令人感动的句子：

　　“家不和则不立”，我相信这个政府不可能永久地维持半奴隶制半自由制的局面。我并不希望联邦分裂，也不希望房子倒塌;但我的确希望它停止分裂。它或者将完全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完全变成另一种东西：不是反对奴隶制的人制止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展，并使公众相信它正处于最后消亡的过程中，就是拥护奴隶制的人把它向前推进，直到它在所有的州——不论是老州还是新州，北部还是南部——都同样成为合法时为止。这两者必舍其一。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代表性质根本相反的两个政治力量是无法弥合在一起的。试想如果当时欧洲列强对林肯时期美国南北内战的“调停”成功，其结果必是美国分裂——美国的分裂当然符合欧洲的利益;同样的道理，1945至1949年间，如果美国对中国国共冲突“调停”成功，其结果也必是中国更加分裂——中国的分裂当然符合美苏的利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美国人不愿意分裂，那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中国人统一国家的心情呢?既然司徒雷登如有些文章所说的对中国“爱得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那为什么还要重复用欧洲人对待美国内战的方式对待中国呢?如果说，马歇尔欲置中国于南北分裂的企图已让中国人民不能容忍，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中国、中国即将统一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夕，司徒雷登却还在给美国出谋划策，企图再陷中国于20世纪初的“军阀混战”的灾难之中，这不是在对中国人民犯罪又是什么呢?

　　最近中国国内有的文章似乎无视这些，称司徒雷登先生是“甘愿死在中国的‘好人’”。可就是这位在1949年初将李宗仁捧上“总统宝座”并盛赞“李宗仁在正式就职后的数月中政绩突出”的“好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不久就迅速“移情别恋”，他似乎忘记了正急需美援的李宗仁，坚持驻守南京并与中共代表黄华商谈相互外交承认的途径，并极乐意接受黄华传达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以及希望他访问燕京大学的邀请。他这样做——比照他同期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中国的建议报告看——并不是由于知时识务，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顺应了中国进步潮流，而是他那已被帝国主义格式化的人格使然。1949年6月30日，他致电马歇尔说：

　　此行将是迈向相互谅解的一步，并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同最高一级的中国共产党人非正式会谈。机不可失。它将表明美国对中国动荡的政治潮流持坦率的态度，并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

　　就这样，李宗仁及其支持者被司徒雷登忽悠而起，在其无用后又被迅速抛弃，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以至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用“滑头政客”——而不是所谓“好人”——来评价有“恩”于他的司徒雷登。

　　其实，李宗仁的评价还是婉转了些，因为李宗仁根本不知道就在他急需美援而屡遭美国拒绝的1949年6月，司徒雷登还托即将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传话：“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嗟来之食”形容司徒雷登先生的“好意”，说：“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如果李宗仁当时知道此事，再读了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还不知会做何感想，可能这时的李宗仁对司徒雷登先生的认识就不会仅仅停留在“滑头政客”的层面。

　　司徒雷登抛弃李宗仁在南京坐待共产党的姿态，使得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有些人埋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1949年8月2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好像司徒雷登想与共产党“交友”，而共产党没有领情。如果这些人读过前引司徒雷登为美国在华利益不惜置中国再陷军阀内战的那血淋淋的“建议报告”后，可能会改变对司徒的看法。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说得明明白白：“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

　　当然，仅从司徒雷登个人而言，他在就任大使前后的表现当分别而论。如果说1946年就任大使之前的司徒雷登还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教育家”的话，那么1946年以后的司徒雷登就成了美国在华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其个人人格已经过了帝国主义的“格式化”。我们所说的“别了”并不愿再见到的，就是这一时期——而不是其他诸如儿时或年轻时期——的司徒雷登。路遥知马力，患难见人心。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是中国人民处于帝国主义压迫深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司徒雷登已没了他时常挂在嘴边的那些包括李宗仁在内的“中国朋友”，这时他心目中有的只有美国在中国的殖民利益。

　　五、司徒雷登应当忏悔

　　半个世纪前，毛泽东著文《别了，司徒雷登》，中国人民道别了司徒雷登的同时也送走了一段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屈辱历史。杭州是司徒先生出生的地方，半个世纪后，司徒雷登骨灰被接纳并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但“司徒雷登的归来”并不表明中国人民对司徒雷登罪行的谅解，也没有减轻司徒雷登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君不见，曾向司徒先生保证与共产党“沿长江划界”的李宗仁不也在1965年回到中国了吗?现在再添个司徒先生也没有什么不行。

　　李宗仁先生曾见证了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并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而悔罪。司徒先生活着的时候已经见证了中国人民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现在他躺在西子湖畔可以再见证一下中国人民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次全体会议上说：

　　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毛泽东说的这一切已经变为事实。笔者想，如果司徒雷登先生还真有那么一点良知的话，就应为自己在任大使期间曾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写些至少像李宗仁先生那样的忏悔文字。李宗仁先生的忏悔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宽容和原谅，他去世后葬于八宝山;可司徒雷登先生至死对中国人民没有只字悔罪，即使如此，中国人民还是将1946年任驻华大使前后的司徒雷登区别对待，满足他的部分愿望，接纳他回到其出生地杭州。若司徒雷登先生还有那么一点良知，他在九泉下有知，应该感谢中国人民。

　　附录

　　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齐宏伟

　　来源: 南风窗2010年第 4期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东北郊安贤陵园，这里苍松翠柏，流水潺潺，飞瀑四溅，风景宜人。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样。不过，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着一张司徒雷登微笑着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着，他说他相信永恒，相信灵魂不朽。

　　浙江经视4集大型人文纪录片《司徒雷登先生》近期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令很多刚庆祝了燕京大学90年校庆的校友奔走相告，观众们也第一回见到了一个别样的司徒雷登。

　　之所以说“别样”，是因国人对他早有了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偏见是由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别了，司徒雷登》带来的，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在我们脑海中就这样被定型了。1967年版《毛泽东选集》对此文还有一条注释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

　　殊不知，同样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闻一多的《最后一篇演讲》，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奇怪的是，这段文字总被无情删除，不见天日。

　　但总有热爱真相的人们。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美国驻华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长均出席安葬仪式。6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也该尘埃落定，该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了。这正是《司徒雷登先生》摄制组北上南下、国内国外辛苦拍摄的初衷。显然，《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司徒雷登“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是不公平的。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了56年，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又留下遗嘱愿埋骨中国的人来说，这份爱要怎样假装出来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份爱。他怎么可能爱得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而这也正是《司徒雷登先生》的纪录片仍然未能解释清楚的地方。

　　无缘无故，重返中国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11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1887年他回到美国，1893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1896年他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1899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国的召唤。他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

　　最终，他决定以一生来回应这份召唤，于是才有了后来45年之久在中国的经历。

　　这份超凡脱俗到无缘无故的爱，直到今天我们还感到陌生。6年前，我到贵州凯里采访一对夫妇，他们放弃在美国的绿卡，跑到偏远的凯里长期住在那儿，从海外募捐资金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苗族孩子，让他们不至于辍学。我住了一周，看到他们帮助了几十个孩子，有的孩子到广州去当乞丐，被他们找回来继续上学。这些善举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后来他们被劝退了。面对我的提问，那对夫妇回答：“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信仰让我们不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燕园之美，何以支撑

　　这样的话同样体现在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中。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校训。这一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关键是燕大的首任校长和校务长就是这样的人。1904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02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长老会委派来杭州之江大学任教。1919年5月，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他多方结识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并在美国各界为燕大筹款。他用不到10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的认可，两者还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教师包括吴雷川、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宸、陈垣、埃德加·斯诺等，可谓群英荟萃。

　　1922年，他又为燕大找到清华园对面未名湖畔的新址。为了新校舍，这位司徒校务长披荆斩棘，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筑，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园。

　　到1937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1917~1918年，燕大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的学生达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人之多。

　　无处埋骨

　　燕大今日早已并入北大。燕大旧址仍有北大最美丽的塔光湖影，却寻不见一丁点儿对司徒雷登的纪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他的临湖轩住所已成会客室。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里边提到，“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1962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泾波1973和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均向有关当局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1986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1986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安葬。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介绍，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于是，1987年4月，中美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1988年，傅泾波带着遗憾在美国病逝，去世前还在念叨此事。

　　毕业于燕大政治系的林孟熹2001年4月在新华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在附录中他呼吁：“过去的燕园曾经培育出无数英才，其中不乏蜚誉国际的大师级人物，如今的燕园更成为中国首席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所在地。但是这位燕园的策划者司徒雷登的骨灰，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寂寞凄冷地等待着，何时才能重新回到他一手策划经营并曾誉满全球的美丽燕园与他的爱妻长相厮守?”

　　随着“暂缓办理”，中美关系已入新局，国人重新认识传教士“带着爱来中国”和“用生命爱中国”的情怀，对他们的贡献高度肯定，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谋求和理想主义精神及处处为中国争取美国贷款的义举并建议蒋介石退休的提议……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为安。

　　于是，傅泾波后人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毕竟是杭州，不仅没有拒绝，反而积极欢迎司徒雷登的归来。沈建中更是出书赞成，他在《司徒雷登与西湖》中认为司徒出生在杭州，会讲一口杭州话，又是杭州的荣誉公民，家庭成员中，父母和两个弟弟均葬在西湖之滨，耶稣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讲过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能回葬燕园，杭州当是首选。此书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葬于杭。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有憾，但无悔

　　究其实，这并非仅只一安葬问题，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心志，同样是我们感到陌生的。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试想，若没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3年半?当时并不是有国难回，司徒雷登却自己选择守在战火频仍的中国，跟中国人一起受苦。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人家的“涌泉”之恩，我们“滴水”回报也没有，到现在还在猜疑他办学的动机，还有人抱着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象征”的观点不放。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一边倒要反美拥苏，于是只好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1949年8月2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

　　既然燕园已无司徒雷登，既然有人认为凡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就应该永世不得翻身，我决定还是去杭州寻觅一下司徒雷登的踪迹，也凭吊这位甘愿死在中国的“好人”——这是燕大校友们给他的评价。

　　跟几年前比，杭州堵车严重多了。七弯八绕才找到那条叫“耶稣堂弄”的小巷，不管从中山北路这边还是银泰百货那边进去，很快就能看到司徒雷登的塑像，上边说他是传教士和外交官，而忘了写上他更是教育家。在中国，他贡献最大的还是教育。

　　他原来的故居占地4138亩，他就出生在这儿，现在只剩下一座230多平方米的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里边有司徒雷登1946年获赠的杭州市“荣誉公民”的金钥匙。还有许多友人在他过生日时赠送的字画，以及国民政府的褒奖令等等。

　　其实，原来的住宅早被拆掉了，这一座小楼是复建的。2001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240万元购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顶着压力修复故居。修复后的住宅为二层，顶为人字屋架，四面坡屋顶，上覆小青瓦，倒也别致。只是墙上配着一幅天主教圣母的画，显然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东北郊安贤陵园，这里苍松翠柏，流水潺潺，飞瀑四溅，风景宜人。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样。不过，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着一张司徒雷登微笑着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着，他说他相信永恒，相信灵魂不朽，从那不朽的岸边，他回望到这块他回不来但最终还是回来了的土地。

　　他晚年极钟爱这首诗：“我要这样地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已得酬报的我心中有一只岁暮百灵在歌唱/让我皈依那宁静西方/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回南京的车上，同胞们的争吵声中，我还在回想他那释然眼神和灿烂笑靥。我记起一个登山家的故事。人们责备他为什么总要离家外出，他说：“不为什么，因为山在那边。”若有人问司徒雷登为什么一定要来中国，我想他也会说：“不为什么，因为中国在那边。”

　　有憾，但无悔。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报，因他不是为了果效，而是为了心中那不灭的信念和伟大的爱。从1876年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了，那份爱还在激荡，让人终还是无法挥手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