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谈谈《蛟龙行动》的撤档
“军事影片的悲情基调，源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界在屏蔽、阉割了革命叙事后，只能回到‘落后的中国VS先进的西方’的叙事窠臼中。”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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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题材的大片《蛟龙行动》黯然下档，号称10亿元打造，票房仅有可怜的3.79亿，这多少有点令人感到奇怪，尤其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今天。要知道，《蛟龙行动》讲述的是核潜艇故事，这是军迷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大国重器！
其实，相较于此前一些大卖的军事影片，《蛟龙行动》已经有一个明显进步，就是对谁将是中国未来军事较量的敌人，做了一个明显的指认，而不再遮遮掩掩。这当然是有益的，因为这会使观众在得到娱乐的同时，对必将到来的严酷斗争，有更加正确的认识，也减少幻想。
当然，编导还是做了一些转圜——那座对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构成巨大威胁的海底基地，无疑是头号霸权国家秘密修建的，然而影片中迫在眉睫的制造“人工海啸”的危机，却并非国家行为，而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失意将军个人行为。
这样的转圜是可以理解的，它形成了一种可以意会但不可以言传的效果，避免了可能的外交纠纷或海外上映时的麻烦。在好莱坞大片《壮志凌云》中，汤姆克鲁斯最后击落了四架米格机，影片没有说是苏联飞机，但观众都知道是苏联飞机。
在《蛟龙行动》之前，近年的军事大片，都有一种令人不舒服的“老二”感，或一种既想着又怕着的“次级帝国主义”倾向。
这里，请允许我一一数落一番：《X狼》，是一部冒充军事影片的警匪片；《X狼2》，把假想敌设定为不明国籍的欧洲雇佣军；《X天猎》《X海行动》，则干脆把自己想象成灯塔国主导的“反恐大军”中的一员，还耍了一把炮击第三世界海岸的威风，似乎忘记了中国把肆意炮击海岸的帝国主义军舰赶走，仅仅是几十年前的事。
在《蛟龙行动》中，这样的毛病没有了。
出现这样的变化，客观上说，可能和头号霸权国家选出那位以不靠谱著称的总统之后，直接把枪口对准了中国有关——既然没处躲，索性也就不躲了，这也算是面对现实吧？
另一个原因，恐怕也和来自民间持续的批评有关。批评总归是有用的，尽管还不是那么明显。
02
虽则如此，但《蛟龙行动》始终没有在观众中激发出观影热潮。
为什么呢？
第一，整部电影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无论是黄轩、于适饰演的蛟龙小队的特战队员，还是张涵予饰演的潜艇艇长，都显得苍白，平面化。
新中国军事影片中的我军军人形象，传统上都是“革命军人”，突出的是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及在明确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等大是大非问题后高度的政治自觉，塑造了一系列堪称经典的银幕形象，如王成、董存瑞、雷锋等等。
近年来银幕上的军人形象，则开始向“职业军人”转化，靠“军人荣誉”来召唤牺牲精神。
问题在于，“职业军人”仍然是来自西方的概念，与我军传统存在排异反应。中国的“职业军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导演不清楚，演员没见过，于是就只好以好莱坞中的美军为模版，战斗的过程变成了医治心理创伤的过程，如于适就一直为父亲曾被误伤耿耿于怀，直到他也在战斗中误伤了黄轩才得以释怀。
第二，主题分散。既然选择了核潜艇题材，就应该以潜艇的海底战斗为主要内容。但导演拍着拍着，忽然又变成了“突击队员深入虎穴”了，核潜艇居然只承担了运输车的功能。这就不免会让观众大失所望，好比下馆子吃饭，明明点的是红烧肉，端上来却是炒茄子，这不让人扫兴吗？
另外，就是影片拍得不专业。比如在需要绝对保持静默的时候，张涵予却吹起了口琴，这不等于告诉敌人说“嗨，我在这里”吗？
哪怕导演没有到潜艇部队深入生活，只是看过一些反映潜艇战的电影，如西德的《从海底出击》、好莱坞的《猎杀红十月号》等，也不至于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导演为整部电影设置了一个悲情、沉重的基调。
影片一开始，就是两位年轻军人在绵绵阴雨中祭奠牺牲战友，这奠定了故事的底色。在海底的战斗中，尽管我们出动最先进的核潜艇，但仍然跌跌撞撞，动不动就撞山、坐沉，搞得九死一生……
导演难道不知道，在春节期间，人民群众希望能够看到一场酣畅淋漓、摧枯拉朽的胜利吗？
军事影片的悲情基调，源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界在屏蔽、阉割了革命叙事后，只能回到“落后的中国VS先进的西方”的叙事窠臼中。其逻辑是，“落后”又要胜利，怎么办呢？只能拿命填！于是就不能不悲情。
《蛟龙行动》这样的影片，本不需要悲情。但令人感到无奈的是，“悲情”已经成了很多电影导演的集体无意识，离开了悲情，就不会讲故事了。气势如虹的故事，也被他们讲得悲悲切切，观众自然就觉得莫名其妙，不伦不类了。
《蛟龙行动》的失败证明，现实“重器”的进步，已经令银幕的虚拟“重器”瞠乎其后，电影人应该反思了。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