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五一｜吸毒记录封存争议背后：一场法治、安全与民族情感的深度碰撞
未来的破局关键在于“精细化”与“透明化”。广大民众明确要求对“吸毒记录”本身的封存设定极其严苛的条件，如仅对完成戒毒多年、经评估确无复吸风险、且无其他关联犯罪的初次违法者予以考虑。对多次复吸者，记录永不封存，甚至可探讨“吸毒入刑”的阶梯式量刑。向社会公开必须查询吸毒记录的“职业负面清单”，如公务员、教师、律师、公共交通驾驶员等，并确保查询机制畅通有效。强化动态监管，公开承诺并强化封存后的动态追踪、定期检测机制，确保监管不断档、不留白。我们在铭记历史伤痛、捍卫公共安全与给予个体改过自新机会之间，如何找到坚实公平、获得人民信任的平衡点？法律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在与民意的深度沟通和相互校准中完成。
这场围绕“吸毒记录封存”与“吸毒入刑”的全民辩论，其广度和深度已远超单一法律条款的范畴，演变为一场关乎历史记忆、公共安全、司法理念与社会治理的深刻讨论。
一、争议的导火索：
新规触动中华民族最敏感的神经
2026年1月1日即将施行的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36条，规定对包括吸毒在内的部分治安违法记录予以“封存”，旨在解决“一次违法，终身受限”的困境，帮助改过者回归社会。然而，这一出于“惩教结合、保障人格尊严”的立法善意，却在“涉毒”这一特定领域遭遇排山倒海般的民意反弹。
核心冲突在于，法律试图将“吸毒”与其他轻微违法行为如打架斗殴等，同等视之进行“封存”处理，但公众的集体意识与历史情感坚决拒绝这种等同。
二、反对“封存”与支持“入刑”的核心理据
在大众舆论场上，反对记录封存、进而呼吁“吸毒入刑”的声音，占据主导，论点系统，充满情感张力。
涉毒行为具有特殊的社会危害性，绝非“自伤”。大量数据与案例指出，吸毒与盗窃、抢劫、卖淫、“以贩养吸”等犯罪行为高度关联，如黑龙江法院统计60%毒品案涉“以贩养吸”，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吸毒致幻引发的恶性案件，如杀人、毒驾等时有发生，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毒品控制、强奸女性的极端案例提示，吸毒者既是受害者，成为加害链条的一部分。
历史创伤与英雄牺牲的集体记忆。鸦片战争带来的“东亚病夫”屈辱，是深植于民族记忆的痛点。“对毒品零容忍”已成为社会共识的情感底线。2013-2022年间169名缉毒民警牺牲的数据被反复提及。“封存吸毒记录是否让英雄血白流？”的质问，赋予讨论极强的道德和情感重量。公众认为，对吸毒者的宽容，即是对牺牲者最大的不公。
对高复吸率与监管实效的深度不信任。中国阿片类毒品依赖者脱毒后复吸率高达98.9%，这一数据成为反对“轻易放过”的最有力证据。它意味着封存记录后，极高的复吸风险依然存在。管新规解释“封存”不等于“删除”，公安机关仍可内部查询和动态管控，但云南等地基层缉毒民警担忧，封存会削弱现有预警机制，比如，住宿、购票触发报警等的效力，让高危人员“隐身”。
多数国家采取严刑峻法。支持“入刑”方指出，全球有超过60%的国家和地区将吸毒定为刑事犯罪。尤其在中国周边的亚洲社会，如日本最高7年、新加坡监禁+鞭刑、韩国境外吸毒也追责均实行高压政策。这被用来反驳所谓“与国际接轨”应是趋向轻缓化的观点，并质问为何在禁毒形势仍复杂严峻的当下，法律调整方向与多数严法国家背道而驰。
对特权与执行不公的深切焦虑。 公众普遍质疑，记录封存是否会沦为涉毒艺人、公职人员等“特权者”的“复活甲”？他们担心规则被滥用，导致“明星吸毒悄然复出，普通人却终身受限”的不公现象。
三、支持“封存”制度一方的观点与逻辑
尽管在舆论声量上处于守势，支持“封存”的观点主要基于三项现代法治理念。
其一，区分违法与犯罪。明确“吸毒”是治安违法行为，最高行政拘留15天，而“贩毒、制毒”是刑事犯罪。对轻微违法行为者的记录予以封存，符合“过罚相当”的比例原则。
其二，给出路，防边缘化。旨在避免因一次过错导致永久性社会性死亡，帮助真诚悔过者，特别是完成戒毒的初犯获得就业、生活的机会，防止其因绝望而再次滑向犯罪深渊，这本身也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
其三，制度设计有保留。强调“封存”非“销毁”，国家安全机关、特定行业，如教育、医疗、网约车等，在法定情形下依然可以查询。对公职人员、公众人物，另有《政务处分法》、行业自律办法等更严格的规定进行约束。
四、争论的实质与未来走向
这场大讨论的本质，是一场“社会安全优先”与“个体回归权利”之间的价值排序之争，也是专业法律理性与公众朴素正义感之间的一次激烈碰撞。
争论核心焦点在于对“吸毒”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定存在根本性差异。一方视其为可能引发严重社会风险的“罪恶之源”，另一方则更倾向于将其界定为需要矫治的“个体过错”。
大众民意诉求的焦点并非完全反对法治进步或封存理念，而是不信任执行过程的公正与透明，并坚决反对在涉毒问题上“开口子”。公众要求的是“零容忍”底线绝不能有丝毫松动。
我认为，未来的破局关键在于“精细化”与“透明化”。广大民众明确要求对“吸毒记录”本身的封存设定极其严苛的条件，如仅对完成戒毒多年、经评估确无复吸风险、且无其他关联犯罪的初次违法者予以考虑。对多次复吸者，记录永不封存，甚至可探讨“吸毒入刑”的阶梯式量刑。向社会公开必须查询吸毒记录的“职业负面清单”，如公务员、教师、律师、公共交通驾驶员等，并确保查询机制畅通有效。强化动态监管，公开承诺并强化封存后的动态追踪、定期检测机制，确保监管不断档、不留白。
我们在铭记历史伤痛、捍卫公共安全与给予个体改过自新机会之间，如何找到坚实公平、获得人民信任的平衡点？法律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在与民意的深度沟通和相互校准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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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