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说说施琅这个人

　　“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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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驾到了福建泉州，当然要去看一看施琅纪念馆。

　　纪念馆坐落在泉州晋江龙湖镇衙口村，馆址为施琅故居“靖海侯府”，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纪念馆门前的广场上，有许多高级将领的题词碑——从来没有在哪位历史人物的纪念馆前看到如此之多的将军手迹——这似乎意味着，迟迟不能统一，已成为几代国之干城心中的某种隐痛。

　　纪念馆中，悬挂着一副意味深长的对联：“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

　　郑氏，指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施氏，指统一台湾的施琅。

　　二人一前一后，都与台湾的命运息息相关，但“口碑”却有很大不同。总的来说，对前者的评价是稳定的，对后者的评价，则常常充满争议。

　　施琅（1621—1696），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明末清初水师名将。

　　施琅的一生，都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1638年，17岁的施琅决意从军，投奔福建总兵郑芝龙。

　　郑芝龙曾是明末东南沿海最大的武装海盗-海商集团首领，后来被明朝招安，任海防游击，不久升任福建总兵。

　　施琅骁勇善战，尤其擅长水战，在郑芝龙部下屡立战功，逐渐崭露头角。

　　1646年，清军入闽，郑芝龙在清征南大将军、努尔哈赤之孙博洛的利诱下决意降清。

　　施琅作为部属，也随郑芝龙降清，被编入清军，隶属降将李成栋麾下。

　　但是，清廷对明朝降将十分猜忌，施琅被边缘化，又遭人暗算，处境危殆。

　　与此同时，与父亲郑芝龙决裂，在沿海高举抗清旗帜的郑成功，极其看重施琅的海战能力，多次派人主动邀约、许以重用。

　　当时，郑成功兵力尚弱，急需郑芝龙有经验的旧部襄助。

　　1648年，施琅带着弟弟施显及自己的基本部队，脱离清营，投奔郑成功。

　　郑成功立即任施琅为左先锋，视为“左膀右臂”，大事必与共谋。

　　施琅也没有辜负郑成功的希望，为郑成功夺取漳浦、揭阳、献计夺厦门，立下关键战功，成为郑成功军中的头号猛将。

　　然而，好景不长，1652年（清顺治九年），施琅与郑成功彻底决裂，导火索是“曾德事件”。

　　从1651年起，郑成功与施琅已因战略分歧、兵权削夺等因素渐生嫌隙。施琅被解职闲住，郁郁不得志。

　　在这种情况下，施琅的老部下曾德（标兵/偏将），见施琅失势，私自脱离施琅，改投郑成功为亲随，以寻求庇护与升迁。

　　施琅大怒，认为部下背叛、主帅挖角，是自己的奇耻大辱，于是派人将曾德捉回，不顾郑成功“驰令勿杀”的严令，执意将其斩首。

　　郑成功见施琅抗命专杀、蔑视主帅，便下令逮捕施琅及其父施大宣、弟施显。

　　施琅在亲信帮助下越狱降清；郑成功闻讯大怒，将施琅父亲、弟弟斩首泄愤，双方结下血海深仇。

　　从此，施琅断绝一切念头，彻底投靠清廷，成为日后平台灭郑的关键人物。

　　这一事件，直接改变明清之际台海军事力量对比，为31年后康熙统一台湾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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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战船约238艘、官兵2.6万人，赢得澎湖海战全胜，割据台湾的明郑政权败局已定，部下向他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

　　施琅的回答令人动容：“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何私之有与？”“当日杀吾父兄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

　　澎湖之战后，施琅并未急于进军台湾本岛，而是改取政治攻势，着力争取郑氏及其军队归降。

　　他厚待投降和被俘的郑军将士，甚至派人打捞跳水未死的郑军官兵，同时建议朝廷赦免郑氏。

　　在施琅的努力下，统治台湾的第三代延平王郑克塽（郑成功孙子）遣使请降，缴印纳表。

　　1683年10月3日（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施琅率军在台南鹿耳门登陆，郑军主将刘国轩等迎接，百姓夹道欢迎，澎湖海战后，施琅未放一枪、未杀一人便完成了统一的伟业。

　　进入台湾受降之后，施琅不仅没有屠戮已成阶下囚郑氏家族，以报杀父之仇，还亲赴郑成功墓祭拜，充分肯定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绩，厚待郑军将领，录用郑军中有才能的官员，以德报怨，以仁化仇，深获台湾民心。

　　末代延平王郑克塽降清后，施琅将其送往京师，并上表康熙力主优待。

　　康熙封郑克塽汉军公，隶属汉军正红旗；郑聪（郑成功次子）获三品官职；郑明、郑智等获四品官，其他郑氏子弟多授佐领、骁骑校等职，并给予俸禄、田产，郑氏子孙得以保全。

　　施琅本是一名将军，从履历上看更可能是一位赳赳武夫，但在如何对待郑氏家族的问题上，施琅却表现了相当高的政治风范，有如此胸襟与眼光的人物，在历史长河中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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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收台是施琅的武功，那么留台则体现了他非同一般的地缘政治视野。

　　台湾收复后，清廷内部围绕台湾的弃留展开了激烈争论。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居然连康熙皇帝本人也认为台湾“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倾向放弃台湾，不予守卫和管理。

　　大部分朝臣都主张“守澎湖，徙台湾人民而弃其地”，甚至有人提出“空其地，任夷人居之，即为荷兰有亦听之”。

　　即便一贯支持进取台湾的内阁学士李光地，也主张丢弃台湾。

　　面对举朝“弃台”之声，施琅挺身而出。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他上呈《恭陈台湾弃留疏》，从东南海疆战略要地的高度，逐一批驳弃台论的荒谬论点，详尽阐述留台、守台的必要及任官设兵的办法。

　　这封近两千言的奏疏，至今读来仍令人叹服其远见。

　　施琅首先阐明台湾的战略地位：“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

　　这一判断，将台湾置于整个东南沿海防务体系之中，而非孤立看待。他指出台湾“实肥饶之区”，物产丰富，并非“无用之地”——“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渔盐滋生……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

　　其次，施琅从人口治理角度反驳弃台论。

　　他指出，若强行将台湾居民迁到大陆，则“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而那些未能渡走之人“窜伏潜匿，实繁有徒，和同土番，从而啸聚”，反将成为沿海祸患。

　　更值得深思的是第三层，也是最能体现施琅战略眼光的一层——对西方殖民威胁的清醒认识。

　　施琅恺切陈词：“此地原为红毛（荷兰人）住处，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他警告，荷兰殖民者“狡黠”善战，“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乃海外所不敌”，若台湾“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届时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虑”，而清朝再想远征收复，“两涉大洋，波涛不测，恐未易再建成效”。

　　在17世纪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方扩张的背景下，施琅的这一判断堪称精准。

　　事实上，荷兰殖民者被郑成功驱逐后“贼心不死，时刻都想卷土重来”，西方殖民帝国“无时不在窥伺我国台湾”，施琅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奏疏的最后，施琅以“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作结，高屋建瓴，利害分明！

　　正是这份奏疏，深刻打动了康熙。

　　经过廷臣讨论，康熙最终裁决：“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

　　清廷采纳施琅建议，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台湾府，下设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并设台厦兵备道分辖，隶属于福建省，从此台湾被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体系。

　　可以说，没有施琅的力排众议，康熙朝的台湾弃留之争将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无人看管的台湾在17世纪将确定无疑地再次落入西方殖民者之手，如此经过200多年的分离与殖民统治，到20世纪再谈统一，恐怕就难上加难，甚至完全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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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施琅一生，争议始终相伴。

　　细究之下，对施琅的否定性评价，其深层根源在于一种“1644史观”与汉族中心主义。

　　所谓“1644史观”，即以明朝灭亡、清朝入关的这一年为道德分水岭，认为此后一切归顺清朝的汉人都是“失节”之人。

　　这种史观不仅忽略了当时复杂的政治现实——明朝已亡，南明政权不仅内讧不断，显然也不能提供更好的政治选择【点击阅读】，天下渴望统一与安定，更关键的是，这种史观将清朝排除在“中国”正统之外，以汉族王朝为唯一合法坐标。

　　与此相应的是汉族中心主义，它预设只有汉族政权才代表国家与民族利益，而少数民族政权则被视为“异族统治”，归顺者即为“汉奸”。

　　这套评价体系在清末排满革命思潮中被推向高峰【点击阅读】，施琅的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被刻意贬低。

　　然而，若跳出这一史观，以大历史的角度审视施琅，他的历史功绩便清晰显现：

　　从国家统一的尺度来看，他收复台湾、结束了海峡两岸长年的战争状态，使台湾和东南沿海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从海防战略的尺度来看，他以《恭陈台湾弃留疏》力主留台设治，使台湾在有清一代200余年间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效遏制了西方殖民者的觊觎与掠夺。

　　今天，回望三百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或许更应记住的是，评价历史人物，要看大是大非，看他为中国这片土地及其承载的人民与文明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清朝在正式建立后的第39年，统一了台湾。

　　走出施琅纪念馆，来到不远处的海滩，施琅的石像站在海滩上，默默注视着海峡对岸，台湾就在那里。

　　这真的是一尊石像，冰冷、坚硬、没有温度……也许是站的太久了，才终于化作了石像？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