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出分之时，中国家庭认清了“痛失张雪峰”的后果

　　✪高柏

　　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导读】近日，各省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千万考生面临出路的选择与考验。前不久，曾为无数考生指点迷津的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骤然离世，引起广泛的悼念与议论，许多支持者直言“寒门再无引路人”，感谢他帮普通家庭少走弯路。本文通过这一事件透视当前中国青年中弥漫的对求学与就业的不安情绪，并思考在科技革命的冲击下，我们的教育与劳动制度将何去何从。作者认为，青年的不安是一系列叠加的社会结构性转型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压缩了向上的社会流动空间；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在重塑劳动秩序，冲击了大学毕业生传统的职业入口；许多企业开始弱化甚至绕过学历门槛，导致教育文凭作为能力筛选信号的功能持续衰退。当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努力—学历—稳定生活”的社会信任失效，文凭逻辑退场，职场入口重构，青年的不安就不止是无数个个体层面的心理脆弱，而是一种对时代巨变的理性回应。文章呼吁社会超越对张雪峰个人逝去的情绪性悼念，正视并系统性应对这一事件所揭示的教育、就业与科技革命之间的结构性失配问题。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3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科技革命的冲击与文凭逻辑的退场

　　——从悼念张雪峰看青年不安

　　2026年3月24日，张雪峰因心源性猝死去世，引发了公众对职场健康与教育公平的广泛讨论。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人们对他的“悼念”不仅针对个人生死，而且是一种象征性的社会情绪表达，反映出通过教育规划获得稳定社会位置的可能性的制度预期正在失效。张雪峰之所以成为情绪承载点，正是因为他长期扮演着一个“理性中介者”的角色——在高考、专业选择与就业之间，提供一种可被理解、可被执行的路径压缩方案。当大量青年在实践中发现，即便严格遵循这套路径，仍然无法进入稳定的职业轨道时，集体性的失落、愤怒与告别情绪便以“悼念”的形式浮现出来。这一现象并非个体心理危机，而是社会转型期不确定性在青年群体中的集中投射。

　　本文认为，当下青年群体的不安，并非源于价值观失序或心理脆弱，而是根植于一场多重叠加的社会转型：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减少了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人工智能重构了劳动入口与劳动关系；文凭体系开始失去稳定的指示能力；教育制度正在经历类型重组与路径再分配。在这些深刻的时代变迁背景下，青年不安是一种高度理性的社会反应，是对制度承诺失效的现实回应。理解这一点，比简单呼吁“降低焦虑”和“调整心态”更为重要。当既有的教育、产业与就业制度在新技术革命冲击下面临系统性滞后时，中国社会亟须通过公共政策进行协同调整，对教育与劳动力参与生产与服务的制度通道进行重构，以共同富裕与机会公平为目标，让人工智能为普通人赋能。

　　▍经济增速放缓与青年预期的坍塌

　　理解这一情绪的第一个结构条件，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与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几个清晰趋势：岗位扩张速度放缓、稳定就业机会减少、青年进入劳动市场的竞争成本显著上升。

　　根据教育部的估算，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2024届为1179万人，2025届达1222万人，2026届将进一步升至约1270万人。[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用人单位对应届毕业生的需求增长明显趋缓。智联招聘2019～2025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单位就业比例从2019年前后的约80%下降至2024年的55.5%，2025年进一步降低至47.7%；“慢就业”“灵活就业”比例持续上升，2024年合计接近33%，2025年保持在32.8%；2024年51%的应届毕业生将“稳定性”视为择业核心因素，较2019年上升逾10个百分点。[2]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教育文凭能够充当一种有效的“风险对冲机制”：通过延后进入市场、提高学历层级，个体通常可以在扩张型经济的增量中获得相对稳定的位置。然而，在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这一机制出现系统性失效，教育不再降低风险，反而可能成为一项高投入、低回报、在存量竞争中不确定性极高的选择。青年由此经历的，并非简单的“就业困难”，而是一种更深层的预期断裂：过去那套“努力—学历—岗位—稳定生活”的制度承诺，正在从经验层面展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

　　▍人工智能对劳动秩序的冲击

　　如果说经济放缓削弱的是岗位数量与吸纳能力，那么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浪潮，则对劳动秩序本身造成更为根本的冲击。

　　与以往的技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并未遵循“先替代体力劳动、再影响高技能岗位”的线性路径，而是直接介入认知、判断与内容生成等传统上被视为“白领安全区”的领域。写作、翻译、基础编程、数据分析、文案策划等，一直是大学毕业生进入职业体系的主要入口岗位。然而，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这些“第一份工作”的制度功能被削弱乃至跳过。当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系统完成原本用于训练新人的工作内容时，青年所依赖的“先入职—再学习—再积累”的路径便难以为继。在这一背景下，劳动关系发生了质变：从“人使用工具提高效率”，转向“系统比较并持续压缩人的行动空间”。青年成为与技术系统直接竞争的对象。

　　人工智能正在以远快于制度调整节奏的方式，重塑劳动准入门槛和能力结构。如果大量劳动者在缺乏公共支持的情况下被排除出新的生产方式，不仅会造成个体就业困难，而且还可能演变为群体性不安、代际预期断裂和社会整合能力下降。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政府利用公共资源为全民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教育，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普及或人才培养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全社会如何有效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对转型期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具有明显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含义。

　　▍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的连锁反应：文凭逻辑的结构性退场

　　劳动秩序的变化，必然反作用于教育体系。当企业发现学历不再可靠地指示实际能力时，教育文凭作为筛选工具的核心地位便开始动摇。一些头部企业正在绕过文凭门槛直接发现与培养能力，推动教育与劳动制度的转型。

　　吉利2026年启动的人才培养计划，明确将选拔起点前移至高中毕业阶段，不再以完成大学教育作为进入企业核心培养体系的前置条件。入选者在获得正式薪酬的同时，被直接嵌入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飞行、低轨卫星等真实产业场景中“边干边学”，由企业内部完成能力评估、培养与分流。以腾讯和字节跳动为代表的部分互联网与科技企业在招聘实践中持续弱化学历信号，转而强调项目经验、成果展示与问题解决能力。

　　这些新措施有三点不寻常之处。第一，准入门槛前移，不再以“完成大学教育”为前提，而是将人才选拔节点直接前移至高中阶段。第二，评价标准去文凭化，公开强调不看院校、不看成绩，而侧重热爱、解决问题能力、韧性和协作能力。第三，学习生产一体化，新员工并不“实习”，而是直接嵌入生产体系，学习行为本身即构成生产。这一机制的制度含义不是“招工成本降低”，而是企业主动放弃大学文凭作为能力筛选装置，转而由内部完成能力评估与培养。

　　企业选择绕过大学门槛，并不代表着对教育的价值否定，但确实反映出对“学历”与“能力”之间稳定的对应关系的信任正在下降。当企业发现内部培养与能力验证的成本，已低于长期等待文凭信号并承担错配风险时，主动重构人才进入路径便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事实上，企业正在承担起部分原本由教育制度完成的能力甄别与培养功能，并以实践结果反向倒逼教育体系从“资格筛选装置”向“能力形成与支持机制”转型。这是企业在技术条件变化下对旧制度门槛失效的直接反应。

　　这个趋势不是中国的特例。在美国，彼得·蒂尔10多年前就创立了“20名20岁以下”（20 under 20）创业孵化器项目，鼓励大学新生退学创业。美国的信息产业早就开始从各种编程竞赛名列前茅的高中生中招聘员工。硅谷与好莱坞在美国以不看文凭看能力出名。在最近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又出现一批顶尖大学的学生退学创业，以自然语言进行人机交互的人工智能模型大大地降低了创业的进入门槛。

　　▍职业技术教育的复兴

　　教育体系本身也正在从“学历分层结构”向“能力分化结构”过渡。

　　中国的高等教育目前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激烈的变革：随着劳动力结构和技术条件的变化，中国大学正在发生一场以能力为导向的内部转型。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课程体系中强化实验、项目和跨学科实践，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与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科研评价也逐步从论文导向转向成果导向，强调技术转移、产业应用和社会价值。围绕这一转向，各类技术转移中心、交叉研究院和成果转化平台迅速发展，促进知识从学术体系走向生产体系，推动大学从纯粹的知识生产者转向能力与创新的制度性枢纽。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职业教育的社会意义发生了根本变化。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视为普通教育体系的补充或兜底选择，其合法性建立在“失败后的替代方案”之上。在科技革命的条件下，职业教育重新获得了一种生产性价值：为企业提供“可立即使用”的技能型劳动力。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案例。一方面，它与头部企业共建产业学院，使其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游戏、集成电路等专业的教学内容，几乎完全围绕具体产业流程与真实技术场景展开。另一方面，它还开设了未来技术学院，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它不再为既存的固定行业培养能够熟练使用成熟技术（哪怕是高新技术）的人力资本，而是着力培养敢于在新产业、新商业模式和新业态中大胆创业的新型技术人才。“人工智能+制造”的落地需要大量新型生产性服务业人员，这一新型技能形成模式与该趋势高度适配。在当前的转型过程中，职业本科不再继续充当普通本科的低配版本，而正试图构建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逻辑：不以抽象学科体系为中心，而以可验证的实践能力为核心。从制度角度看，这并不是职业教育的“逆袭”，而是在文凭体系失效后的一种结构性复兴。

　　在高端制造与智能装备领域，也开始出现企业绕过本科教育体系，直接与职业教育、中职或技工体系对接，由企业内部完成技能认证和能力筛选的趋势。用人单位弱化甚至绕过学历门槛，转而采用技能测试、项目制考核、现场操作等方式进行招聘。在部分技术密集型领域，甚至出现了直接从高中或中职阶段招募、由企业内部完成训练的尝试。大学教育不再是进入高价值岗位的唯一合法路径，能力本身正在成为更具解释力的准入标准。

　　▍人工智能是强化“机会公平”制度基础的有力工具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工具，蕴含着推进共同富裕、改善机会分配结构的重要社会潜能，这恰恰是未来的制度设计需要主动承接和放大的方向。

　　从表面来看，人工智能确实对传统教育体制和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冲击。然而，从更深的结构层面来看，人工智能在客观上也为实现机会公平提供了新的结构条件。它正在系统性削弱长期由学历分层、院校层级和进入路径所构成的教育与就业门槛。这些门槛存在双重筛选效应：首先把能力形成与社会出身强绑定，其次将进入生产与服务体系的合法资格前置为漫长且高成本的教育过程，固化了中国社会的机会分配结构，压缩了寒门群体向上社会流动的空间。

　　当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知识获取成本、工具使用门槛和自组织学习的可能性，当评价标准开始从文凭转向能力，从资格转向现实产出时，教育与就业便在特定条件下呈现出重新开放的可能。正如最近的张雪机车在国际赛事上登顶显示的那样，当社会不再仅凭学历标签来定义个体价值，而是允许能力被直接发现、验证和转化时，大量原本被排除在主流路径之外的普通人，将重新获得进入教育与劳动体系的现实通道。换言之，人工智能在表面上“摧毁教育与就业”的同时，也在拆解由传统教育体制与劳动力市场共同筑起的高门槛。当制度真正围绕真实能力与生产性贡献运行时，获得更多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将不再是少数精英，而是无数没有出身优势却具备现实能力与学习动力的普通人。这正是在当前的技术与制度转型中，最值得被识别与承接的社会潜能。

　　在人工智能成为通用生产工具的背景下，能否有效使用AI，正在转化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基础性能力。如果这一能力主要依赖正式教育体系、市场化培训或个体自学，将不可避免地放大不同群体之间的机会差距。因此，为全民免费培养“人工智能使用能力”，应当成为公共教育与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目标，由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向全社会提供面向真实生产与服务场景的AI应用教育。其重点不在于培养专业技术人员，而在于提升普通劳动者在实际工作中的工具使用能力与效率水平。这一举措实质上是对职业教育“以能力为核心”导向的外延扩展，有助于在学历体系之外形成新的能力供给渠道。

　　在具体实施上，政府应将人工智能使用能力系统性纳入公共教育体系，面向全民免费提供。可依托国家级在线平台与政务网站推出通俗的、场景化的AI课程，并通过电视、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普及基础认知，降低学习门槛。同时，由政府牵头组织高校学者、职业院校教师与产业专家，开放标准化教材、操作示范与教学工具，供社会广泛使用。通过与大学和企业协同，将真实生产场景转化为公共学习资源，使普通劳动者不依赖文凭和付费培训，也能获得使用AI的现实能力，缩小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机会差距。

　　▍调整产业政策导向，鼓励企业参与劳动与教育重构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削弱生产能力对组织规模的依附关系，大量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可以由个人或小型组织承担，“一人公司”“工作室”等形态在内容生产、技术服务、数据处理等领域快速涌现。对此，产业政策和政府引导基金的使用，应逐步弱化对组织规模和形式的过度依赖，转而更加关注具体生产能力和服务供给本身。政府可通过建设面向生产服务业的公共供需平台，为不具备学历优势但具备实际能力的个体提供进入就业与市场的制度化通道，降低其进入政策支持、产业合作和技术应用体系的门槛。“人工智能+制造”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服务业的持续发展。建立能够吸纳具备能力的个体参与生产服务业的公共平台，将有助于有效应对科技革命对当前就业结构带来的冲击。

　　此外，在当前制度与技术深度转型的背景下，企业应当成为推动劳动与教育重构的真正主力。首先，企业需要率先改变以学历为核心的用人逻辑，建立以实际能力、学习潜力与问题解决能力为导向的招聘与评价标准，通过项目制、任务制和真实场景考核，让“能做事的人”直接进入生产体系。其次，企业应将面向社会的教育功能纳入社会责任建设之中，将自身的生产体系转化为开放的学习与实训场域，为不同背景、不同阶段的群体提供学习、实习与能力验证的机会，使教育不再局限于校园，而是嵌入真实生产过程之中。通过“用人即培养、培养即生产”的机制，企业不仅能缓解自身人才结构压力，也能为社会提供新的能力生成通道。

　　张雪峰去世引发的强烈社会回响，不只是因为个体的逝去，而在于他在制度转型期中所承担的角色。同样，纪念张雪峰的意义，不在于重复情绪，而在于正视他所发现并努力回应的结构性困境：教育回报的不确定、劳动入口的收缩以及路径规则的失配。唯有通过制度层面的重构，让能力被发现、被培养、被使用，才能从根本上回应青年不安。

　　注释：

　　[1] 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情况》，2023年，第1~2页。

　　[2] 智联招聘：《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2024年，第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