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英语争议，顾左右而言他

　　这个话题其实已经陷入“无意义争斗”了。

　　一方，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认为英语几无用处、英语系国家很快日薄西山，而中文很快将成为世界语言——或者说，即使中文不成为世界语言，“身为中国人只需学好中文就可以了”；

　　另一方，同样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认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依旧离不开西方世界、只有继续研习英语才能获得持续进步发展……

　　这两股力量，注定谁都说服不了谁的，别说吵个三天三夜，就是论战五年十年也未必有个结果。

　　当然，这也不过是体现“无意义争斗”的一个小方面。

　　真正让我觉得遗憾的，是本轮舆情的走向。

　　它本不该偏离初始的轨道，而一步步进入如今这个完全是在“顾左右而言他”的跑题状态……

　　1

　　首先需要明晰的，是这一出舆论论战的过程。

　　汤老师的初始本意并没有直接向英语开炮，而是反对当前全国各地在响应“应试教育减负”的政策号召下降低历史学科权重——《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中明确提出“有序推进中考改革，精简考试科目、优化分值配比，切实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今年全国基础教育重点工作部署会（教育部召开）也进一步要求“减少超纲超标、死记硬背和机械式刷题，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登记入学、均衡派位、划片招生等多元化录取改革，淡化升学竞争。”

　　顺势而为，汤老师在与网友交流中逐渐炮口转移，认为如果一定要学科改革的话，不如取消英语主科地位。

　　紧接着，胡锡进大摇大摆一来，直接虚空打靶，认为汤老师主张“取缔英语学科”，进而对老汤一顿破口大骂，并掀起一股关于“到底要不要学英语”的广泛争论。

　　随即，网络风浪越起越高，且画风逐渐离谱……

　　紧跟在老汤和老胡的身后，两波人马炮火连天，均进入了一个属于各自的“舒适区”。

　　总之，没有人再去记得教育减负话题了，更别提讨论贫民教育内卷现象背后的根本性成因了。

　　抛开汤胡之争，如果纯粹聚焦于“要不要降低英语权重”甚至“要不要学英语”这一议题，事实上不难发现，这本质不过由教育资源分配、阶级跃迁路径、考学方式方法普适程度而引发的群体焦虑。

　　一如论战的起点，是政策制定方认为当前的应试教育体系存在诸多重复无效性的内卷刷题、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长年累月增加普通家庭育儿成本压力等现象，所以会给出“减负”的号召。

　　只不过，在我看来，不论是多地拿历史学科开刀，还是由此引发的汤老师作为“对立方”而拿英语学科开刀——两者看似针锋相对，实则都没有触碰深层次的弊病。

　　亦或者说：貌似动静颇巨、剑拔弩张的双方，都在非常巧妙又聪明的回避教育领域真正沉疴难祛的顽疾。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批判教育学家让·安永在《社会阶层与工作中的隐藏课程》中就有过一针见血的分析：

　　工人阶级学生被提供的是死记硬背式的知识和一系列结构化任务，而分配给‘决策者精英’公立学校学生的知识则远更具挑战性。

　　后一类学校的学生被社会化进一种追求卓越的学术文化，而工人阶级学生则被社会化进一种死记硬背的文化。

　　比如，时下舆论声浪最为滂沱的一个论点：

　　英语是最拉大城乡差距的学科。

　　能够意识到城乡差距这个切入点，本是让人倍感欣慰的。

　　然而，最后的立足点却仅仅汇聚于针对英语学科的讨伐……这过于无语。

　　更何况，这个论点貌似非常满足印象流，因而好像成为了一个“共识性”的佐证依仗——但是，不论我个人亲身成长经历给予的经验，还是很多样本充足的业内研究，其实是不支持如是论调的。

　　2

　　早在十年前，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李金波基于全省高考数据的研究就发现：新课程改革后，理科各科的城乡成绩差距均呈现扩大趋势，而语文学科的城乡差距相对稳定，英语的城乡差距则始终小于数理学科。

　　同一阶段，同单位的毛竞飞、盛兰芳、李金波在《高考成绩群体差异性分析》中进一步测算：100分制下物理学科城乡平均分差达到6.02分，超过150分制下英语的5.77分的分差——换算为得分率后，物理的城乡差距是英语的1.56倍。

　　这三位老师基于全省高考考生的大样本研究，系统测算了城镇与农村考生在各学科上的平均分差异：

　　语文（满分150分）：城镇比农村高4.23分，得分率差距2.82个百分点；

　　数学（理科，满分150分）：城镇比农村高8.76分，得分率差距5.84个百分点；

　　英语（满分150分）：城镇比农村高5.77分，得分率差距3.85个百分点；

　　物理（满分100分）：城镇比农村高6.02分，得分率差距6.02个百分点；

　　化学（满分100分）：城镇比农村高5.58分，得分率差距5.58个百分点；

　　这组数据清晰地呈现了三个层级的差距——

　　第一梯队（差距最大）：物理、数学，得分率差距都在5.8个百分点以上，物理更是达到6.02个百分点，是所有学科中最高的；

　　第二梯队（差距中等）：化学、英语，得分率差距在3.8-5.6个百分点之间，化学显著高于英语；

　　第三梯队（差距最小）：语文，得分率差距仅2.82个百分点，是所有学科中最低的；

　　如果再看高阶的竞赛领域，理工科的阶层差距更是要大于英语学科。

　　就拿全国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五大学科奥林匹克竞赛来说，这是高中阶段最具含金量的学科竞赛，也是名校自主招生与强基计划的重要参考。

　　而审视参赛学生的背景，五大学科竞赛呈现出极端的城乡与阶层集中。

　　根据复旦大学陆一团队的调研实证，奥赛生群体中80.27%来自城市家庭，而上大学前主要生活在农村、乡镇或城郊的拔尖学生占比则不足17%，且父亲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52.86%。

　　再看数学、物理国家集训队成员，几乎全部来自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的重点中学，鲜有农村学校学生。

　　根据去年国集数据，五科共260人，分布于92所中学，均是诸如上海中学、成都七中、重庆巴蜀中学、人大附中、华东师大二附中这样的省会/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头部重点中学

　　细分地域的话，浙江33人、湖南26人、广东26人、上海25人——前五省份合计占总人数53%

　　若再看今年IMO国家队（数学6人）的分布：上海中学2人、华东师大二附中1人、人大附中1人、武钢三中1人、武昌实验中学1人——全部来自省会或直辖市。

　　而化学、生物竞赛中地市级中学倒是有少量获奖者，但农村中学同样几乎空白。

　　相比之下，英语类竞赛（如全国英语能力竞赛）的城乡分布相对均衡一些，地市级与县级中学的获奖者占比能够达到30%左右，农村学生也有一定比例的获奖机会。

　　比如广西东兰县高级中学（县级中学）：去年全国一等奖10人、全国二等奖16人；

　　再如浙江安吉县高级中学、乐清市第二中学、瑞安市平阳中学等县级中学，均有全国一等奖获得者；四川宜宾市一中翠屏初中更是有181人获奖。

　　造成这种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竞赛培训的资源门槛。

　　数理化竞赛需要系统的课程体系、顶尖的教练团队、大量的实验场所与设备提供（包括购买、维护、检修、更新），以及长时间的集中训练，只有大城市的重点中学与高收入家庭才能承担。

　　而英语竞赛更多依赖语言能力与知识积累，普通学校的学生通过自身努力也有可能获奖。

　　另外，六年前开始实施的强基计划，聚焦基础学科招生，重点选拔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专业人才——从招生的学科结构看，理科专业占比超过85%，其中数学、物理、化学是绝对主力。

　　强基计划的报名与选拔高度依赖学科竞赛成绩、校测表现与综合素质评价，这些都与家庭资源高度相关。

　　数据显示，强基计划录取学生中，来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占比超过80%，农村学生占比不足20%，远低于高考统招的农村学生比例。

　　由于强基计划主要面向数理化基础学科，其选拔本质上是对理科拔尖资源的再分配，而城市与高收入家庭在数理化竞赛、科研实践、综合素质培养上的优势，会通过强基计划转化为顶尖高校的入学机会，进一步强化数理化学科的阶层固化效应。

　　3

　　到这里，其实话题真正应该落位的研点，已然浮出水面了。

　　与这一场论战的初始起点——当前广大普通家庭的教育压力过大进而谋求“给孩子减负”——本质上是贯通的。

　　皮埃尔·布尔迪厄和让-克洛德·帕斯隆在《再生产：教育系统的理论》里曾有过一段金句：

　　教育系统之所以能淘汰被支配阶级的子女、并确立支配阶级子女的优势，恰恰是因为它向所有学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却只向少数人提供了取得学业成功所必需的工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2023年亦曾发布《全球教育监测报告》（GEM Report 2023），其中提及：

　　低收入国家家庭承担的平均教育成本比重达到39%，孟加拉国的家庭更是达到71%；而高收入国家仅为16%。

　　如果，顺着“减负”政策虽然有点蜻蜓点水、但也算是“双减”之后继续捅破窗户纸的顶层呼吁，从而激发群众更深一层探究某些本应当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历史遗留痛点：几乎不内卷就没有出路、阶层与地域资源分布差距骇人、重复性的刷题/卷课外班/挑灯熬夜/透支健康、大多数书本知识与日常生活相脱节……

　　这，才是幸事。

　　可是结果呢？

　　莫名其妙的拐到了“英语有没有用”的种族主义争锋之路上………

　　话说阶层鸿沟这一反动景观，为什么要单独针对英语学科呢？

　　难道语文、政治、数学、理化、地理、体育等学科就不体现不同省市、不同职业、不同阶级、不同收入家庭之间的巨幅落差了吗？

　　一如“英语教学过于机械”、“哑巴英语”——难道其他学科不同样存在如此问题？

　　早在一个甲子之前的1964年5月，毛主席在那年春节座谈会上就有所语：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此处引用一下中国教育学者、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伟宜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人学机会差异的研究》中的研究数据（注意，这是十余年前的调查）——

　　王教授把中国社会阶层分为十类：

　　①国家与社会管理者；②经理人员；③私营企业主；④专业技术人员；⑤个体工商户；⑥办事人员；⑦商业服务业员工；⑧产业工人；⑨农业劳动者；⑩城乡失业（半失业、无业）者。

　　作者抽样调查了三十四所高校，发放了九千份问卷，统计计算了这些阶层相应的「辈出率」，即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该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

　　结果分别为：3.93、2.52、5.93、2.67、2.37、0.84、0.51、0.76、0.59、0.47。

　　当年辈出率最高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5.93），你可以简单理解为马云/马化腾们的子女；排名第二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3.93），也就是本文开篇的新闻主角。

　　可以看到，最高阶层的辈出率是无业失业者阶层(0.47)的12.6倍，是工人阶层的7.8倍，是农民阶层的10倍。

　　再看王教授发表过的另一篇调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基于我国7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其中鲜明指出：

　　2000年之前，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逐步扩大，在2000年达到了43.6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民阶层子女的43.6倍。

　　到2010年，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为30.1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工人阶层子女的30.1倍。

　　而重点大学中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比例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出国，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公平有很大改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十二五”教育成就与“十三五”教育发展展望》报告中有指出：

　　一些城市在制定招生政策时，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了“交齐五证”等要求，由于办齐这些证件对多数农民工家庭来说具有较大难度，这种要求实际上将外来农民工子女排除在招生范围之外。

　　有些地方规定“由指定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但指定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距离农民工工作的地方较远，农民工子女根本不具备去上学的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另外，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一些学校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化对待现象，实际上造成了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歧视。

　　推荐阅读：何以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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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英语之争.

　　那么，为什么明明应当是揭露、剖析、治理教育领域阶层差距巨大、从而导致资源分配与上升路径不公——可是，最后却鬼使神差的被巧妙转化为“应该是学历史还是学英语”、“英语到底还要不要学”的另类舆论战争……

　　我想，将近两百年前恩格斯对“德意志狂”思潮的痛批，或许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这无视历史的进步趋势，企图把德意志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条顿堡林山的原始德意志的纯正精神中去。

　　恩格斯把“德意志狂”的现实表现总结为“简单粗暴的‘仇视法国’”，指出：

　　仇视法国似乎已经成了社会的义务，任何一种懂得要掌握更高着眼点的看法，都被诅咒为非德意志的思想。

　　在恩格斯深邃的世界观中，“德意志狂”的错误在于：

　　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按照这种观点，整个世界就是为德国人创造的，而德国人自己更是早就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

　　那一时期，恩格斯从欧洲革命形势的整体利益角度出发，对德意志人的民族情绪提出具体要求：

　　我们要谋求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有充分的了解，并且争取本民族内部的统一——我们的第一需要和我们的未来自由的基础。

　　而决不是去消灭法国人！

　　如是指引，在约莫百年后的东方，如愿得以传承——

　　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毛主席《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作为革命之交，马克思对“德意志狂”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同样有着深刻的批判，特别是在1843-1844年期间，老马从消灭德国现存制度的视角严肃批评了德意志社会中的国家主义至上观念和狂热非理性的爱国情绪。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不仅从唯物主义的视角揭示“德意志狂”背后掩盖的经济关系，还通过对“德意志狂”的批判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德意志狂”从人转到物质，因此，我们的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也就在某个早晨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所以在德国，人们是通过给垄断以对外的统治权，开始承认垄断有对内的统治权的。

　　老马把对“德意志狂”批判与经济现象结合起来，表明其已经开始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民族问题。这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分析方法。

　　事实证明，这样的方法论也在日后直接启蒙了俄国与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

　　还记得，《共产党宣言》那句讽刺性的揭批吗：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跋

　　不触碰核心议题的隔靴搔痒，哪怕挠的动静再大、掀起的声浪再巨，终究是不值得关注的。

　　想起大卫·哈维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有这样一段话：

　　右翼民族主义与威权民粹主义的崛起，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下普遍异化的政治表现；它将民众的不满从阶级剥削，转向了文化与民族对立。

　　由此，本文的末段，我还是想扯点闲篇。

　　在当前完全触碰不得教育内卷其本质（即社会阶层落差）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汤家凤与胡锡进看似对立、实则已“联手”彻底把水搅浑的情况下，就“英语到底要不要学”这一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毫无疑问，英语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准确而论，不光是英语，这个世界上任何一门语言都是重要的，只是英语的使用范围确实更大而已。

　　如果是面对一个老外，我也会诚恳而认真的建议TA：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要学习中文，越精越好，一定要透过自己的语言能力来认知中国，而不是通过你们本国媒体对中国的描述、刻画、塑形去“了解中国”。

　　阿语、西语、葡语、法语、日语、德语乃至各类冷门语种（包括咱们自己国家境内的各色各样少数民族语言，乃至于形形色色的方言）都是拓宽你人生边界的关键载体——只要你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八个字怀有崇高的信仰，以及对“活到老，学到老”这六个字抱有坚定的认同。

　　以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出门在外深深感到外语不行带来的无力感。

　　很多人认为AI便捷，但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除非把AI植入大脑，否则永远需要掏出手机或翻译机来交流，这与“张口就来”完全不是一个效率量级，进而非常阻碍你与他语群体之间的深度信息交换。

　　抱着AI或机器辅助，你永远只能问个路、点个菜、买杯可乐或是进行相当浅层的问答，根本无法实现人与人之间深层的情绪互信，遑论海量的信息获取。

　　所以，“学习英语”与“崇洋媚外”之间肯定是无法划上等号的。

　　就像汤老师近来之控诉：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把英语置于这么至高无上的位置！

　　这完全不符合现实实际。

　　根据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官方规定，各科目占九年总课时的比例为：

　　语文：20%~22%

　　数学：13%~15%

　　体育与健康：10%~11%

　　外语：6%~8%

　　如果要对比，完全可以拿同样非英语母语的欧盟为镜。

　　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23-2024年的官方数据，欧盟初中（lower secondary education）阶段学习英语的学生比例为97.6%~97.7%，欧盟委员会的公开宣传材料中也直接使用“98%的初中生学习英语”的近似表述。

　　再看欧盟普通高中（upper secondary general education，对应国内普通高级中学）学习英语的学生比例：2023-2024年官方数据为超过89%。

　　我们应当反对的确实是“以崇洋媚外的姿态去学习乃至看待英语”，但是，这不代表一切英语学习行为都等同于崇洋媚外。

　　比如，我们应当坚决鄙斥那些自以为会点外语就莫名其妙优越感的黄皮白心人，也应当重拳敲打那些张口闭口隔两句话就非要夹杂个单词的装货，还应当严肃扭转翻译领域“信达雅”的反动传统，更应当着手整治直至今日依旧存在的外方外商来华经商访问、却拒绝入乡随俗使用中文同我方交流的不正常现象。

　　王健林曾“教训”外方

　　至于外语学习本身，它不过就是一个自我提升、开拓眼界与格局边界的并不应该被赋予政治色彩的单纯技能行为。

　　别的不说，就拿近来刚刚高调宣布润逃至美国的某位袁姓人士为案，他的英语水平差不多也就小学生级别——更搞的是，此人的专业还就是历史学科……

　　然而，身为一个“英语不行的历史教师”，妨碍他历史虚无主义、妨碍他背叛国族、妨碍他崇洋媚外、妨碍他投身彼岸了吗？

　　一点也不影响他“研究了半辈子历史，简直是白研究了”以及“对英语一窍不通，但依旧匍匐西方脚下”这两大事实的发生。

　　说到底，一如我前文所述，外语非常重要，只不过要看清：它的一切重要性都应落位于工具属性，而非文化属性。

　　前者是客观的交流沟通渠道，后者则是主观层面自我矮化的逆向种族主义。

　　况且，以我个人意见，恰恰是因为时至今天，后者（即崇洋媚外群体）都依然存在着庞大数量级且拥有不小舆论话语权重，那么就更不能够阻断广大群众研习外语的通道与权力。

　　因为，这无异于将对内的“外界介绍权”与对外的“中国展示权”拱手相让于那些我们鄙夷的人。

　　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二十年前《读者》、《意林》、南方系以及广大的拥有留学背景或具备英文读取能力的所谓“精英群体”，会在那一时期抱团形成具有一定时代性的「公知」阶群？

　　不就是因为垄断嘛。

　　他们垄断了传统媒体渠道，垄断了信息传播介质，垄断了文化解释权限，从而自我塑造为某种“领班”式的买办联络角色。

　　结果，随着互联网基建大发展、移动终端普及、普通民众出境旅游规模扩大，过去一系列各种各样关于国外的尴尬美化宣传，方才一夜之间不攻自破。

　　当你自己拥有足以探索信息真实性、追寻信息深度、丰富信息储备的外语能力时，一个最大的红利便随之浮现：你无需再接受他人（媒体、自媒体等一切传播体）投喂的经过加工的二手信息，转而可以自己去亲自问询、检索、质访，自己为自己加工，自己给自己投喂。

　　电影《战狼2》修改台词翻译，将剧情中的个人矛盾上升为种族歧视。某种程度上，作为观众，也算是吃了一把“不会英语”的亏。

　　这，也就是毛主席1957年在班机（从徐州飞往南京）上面对乘务员郭桂卿提问“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学英语”时的回答：

　　这是斗争的需要啊！

　　其实早在1920年，时年不过27岁的青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书信中就已经发出过感慨：

　　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

　　二十五年后，据资深翻译家、出版家张仲实所写的《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著作翻译》一文记载：

　　早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曾两次谈到这一问题，指出这种翻译工作本身也是党的理论工作，并且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因为没有翻译，中国人就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还是前文那句话：外语学习本身，它不过就是一个自我提升、开拓眼界与格局边界的并不应该被赋予政治色彩的单纯技能行为。

　　可是在时下，在探讨我国教育制度与应试系统相关议题时，特别是涉及阶层差距、城乡不公、地域资源倾斜不合理等论点时，它为什么会被搬出来？

　　并且，被大肆炒热用作“顾左右而言他”的工具抓手、以回避真正值得去探究研讨的教育领域根深蒂固的痛点？

　　我想，这或许与这两天星宇事件中舆论场某些人士的作态是内理相通的——当他们绞尽脑汁也不知道该如何压制如此“负面”浪潮时，猛然发现：被压迫的中国劳动者“竟然胆敢”向欧盟“告洋状”！瞬间便来了底气与灵感：

　　推荐阅读：也谈星宇事件

　　推荐阅读：“境外势力”背不动这个锅

　　这样的闹剧，我想我们已经见识太多了……

　　对了，说这话的人，英语应该蛮好的，不然也没法在美国购置房产。且多次往返中美之间、与在美生活的家人时常团聚......

　　文章最后，不妨以马克思当年那篇震动全德乃至全欧的《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里的话，作为收尾吧：

　　还是把你的鞋子脱下吧，德国的‘爱国者’们，因为你是站在神圣的土地上呵！这种令人窒息的空气，这种又在这里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的封建烂泥，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国的‘特产’……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炮打鼕宫”，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