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自吟自唱

　　——评吴晓波的《致敬四十年》“年终秀”演讲

　　马 志 远

　　一

　　就在2017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09年度“中国青年领袖”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即使严冬里也不失其天生丽质的太湖岸边一处叫做“灵山•梵宫”的所在，作了一篇题为《致敬四十年》的“年终秀”演讲。他在演讲中举出了一个数字——“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3亿。这比除了美国以外，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引文见吴晓波演讲，如不另作说明，下同)

　　在这个“告别革命”的时代，人们大都讳言“阶级”一词，在不得不用的情况下，往往用“阶层”代替之。所以，所谓“中产阶层”实际上就是中产阶级。这从吴晓波的演讲中也可以看得出来——“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是一个要被反对、被鄙视的名词。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啥也没有。”在这里，吴晓波是把“中产阶层”作为一个与“无产阶级”相对应的名词来使用的，在他的语境里，“中产阶层”也就是“中产阶级”，尽管他本人欲说还羞。

　　最初听说“中产阶级”一词，是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前后。记得那时候官方发表了若干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指斥其代表人物以“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党化、思想多元化”为旗号，试图在中国培养和造成一个“中产阶级”。什么是“中产阶级”呢?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们当时还很胆怯，不便明说，就使用了一个替代概念——“中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历来胆怯懦弱，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即使在人数已经达到2.3亿之巨的今天，他们仍旧不肯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称为“资产阶级”，而是躲躲闪闪地以“中产阶层”自况，这比起25年前那帮自由化代表人物来还要没出息。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结束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遭到猛烈的鞭挞，被批得灰头土脸，无法抬头，中国社会仿佛就要“左转”。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渐渐偃旗息鼓，“中产阶级”的概念被许多经济学家、法学家们再度提起。这些大家们说，只有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才能构建出一个“两头尖尖中间粗”的纺锤形社会，即特别富和特别穷的人都很少，大部分人既不特别富又不特别穷，居于这个“纺锤”的中部;只有这样一个社会结构才是稳固的、不至于再发生革命的社会。时光距“南巡讲话”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也不知道这个“纺锤形”社会结构培育得怎么样了。吴晓波说这个“阶层”的人数已多达2.3亿，只是不知道这个庞大得仅次于美国的中产阶层人口，能不能成为赖以支撑中国社会稳定的中间和中坚力量。

　　二

　　吴晓波的演讲题目叫做“致敬四十年”，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处在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上——四十周年。”“从1978年到2018年，……也就是我们刚刚度过的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虽然句子读来别别扭扭，但也可以看出吴晓波是要向1978—2018年已经满40年的改革开放致敬，是故把自己的演讲命名为“致敬四十年”。

　　吴晓波没有忘记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他演讲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数据里的40年”。他列举了八个方面的数据来描述4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吴晓波说：“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了1.8%，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8%。”40年前的中国，尚处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之下，采用的是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的衡量与西方国家不是同一尺度，所谓“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了1.8%”，这个比例是怎么来的?

　　40年前的中国，人民生活确实还比较困难，但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把一个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百废待兴的“一穷二白”的落后中国建设成了一个拥有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原子弹和氢弹相继爆炸成功，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大大提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就连吴晓波们崇拜的五体投地的美国的总统尼克松都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来华访问——这一切，吴晓波们是看不到的，他轻率地一言以蔽之——“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这就是有着“中国青年领袖”和财经作家之称的吴晓波说的话!

　　财经作家吴晓波和一切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比较喜欢拿“GDP”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他的演讲列举的第二个数据就是“人均GDP”。他说：“40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前文说过，40年前的中国，采用的国民经济统计制度和标准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中没有“GDP”，直到“1992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正式开始在中国实行SNA体系，GDP成了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见“百度百科”)不知道吴晓波所说的“40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的数据和“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的排名出自何处。

　　即使在采用SNA体系，GDP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指标的今天，“GDP”也饱受诟病和挖苦。建起一座大楼，可以记作GDP的增长，拆掉一座大楼同样可以记作GDP的增长，因为GDP里面包括了的价值劳务;建大楼需要劳务，拆大楼也需要劳务，无论是建是拆、正向反向，总之劳务是要计价的——这个事例告诉我们，GDP总是在增长，即使一栋新建的楼房蓦然消失，GDP也是增长的。

　　还有个段子说，甲乙两位经济学家打赌。甲对乙说，你吃掉这滩狗屎我给你5000美元，乙就吃掉了这滩狗屎，得到的甲给的5000美元，GDP随之增长5000美元;乙吃过狗屎感到恶心，就对甲说，你也吃一滩狗屎，我也给你5000美元。甲正在为自己轻易地损失5000美元而懊悔，见挽回损失的机会来了，立马把一滩狗屎吃掉，得到5000美元——这个笑话段子告诉人们，GDP不过是个令人恶心的游戏。GDP里的水分、泡沫有多大，其中的“西洋镜”早被人民群众的雪亮眼睛看了个一清二楚。动辄拿GDP来说事，到底有多大意义?

　　撇开GDP统计法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不谈，我们还是回过头看吴晓波是怎样理解GDP的吧。他说：“今年结束，我们的人均GDP将达到928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了。”财经作家吴晓波把GDP等同于人均收入或者国家的财政收入了。GDP本名叫作“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很显然，它不是一个标志居民收入或者国家财政收入的指标。“人均GDP将达到9280亿美元”，并不是说我们的国库里就有了9280亿乘以13亿人口总数的财政收入，何来“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呢?

　　吴晓波作为论据的第五个数据叫做“世界500强”。他说：“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我们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40年前的中国，正是完成了生产资料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城镇和农村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普遍建立起来，私营经济已经被消灭，个体经济仅仅留有一个“小尾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国营企业”，这不能成为吴晓波们贬低和攻击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实，这恰恰是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一个光辉胜利!

　　至于说今天已经有25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能不能算作吴晓波们歌颂改革开放历史功绩的立论根据，我们只要看看这“25强”的发家史就再明白不过了。它们如同国内、省内的“几十几百强”一样，不过是靠了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中攫取的劳动人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家底!

　　吴晓波演讲的这部分中还有两个数据——恩格尔系数和奢侈品消费，吴晓波把这两项内容分别列为第三项和第七项，说“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酱油、鸡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国老百姓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60%用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用于更多符合我们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他这段话中没有给出恩格尔系数的定义，看来，恩格尔系数是一个标志每百元的居民收入中有多少是用来解决最迫切的吃饭问题的比率。这个比率越高，则恩格尔系数越低，反之亦然。据吴晓波演讲提供的数据看，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人用来解决最迫切的吃饭问题的开支由60%下降到了40%，不仅如此，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了奢侈品消费的行列。吴晓波说：“ 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实在是全球奢侈品品牌最喜欢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这批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平均年龄39岁，美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比我们要大15岁。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5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起码是一个比美国年轻10岁的国家。”进入全球奢侈品消费行列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年轻人呢?“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原来如此啊，这些人都是有条件在太湖岸边的“灵山•梵宫”听到吴晓波“年终秀”演讲的人;而且这些人平均年龄39岁，比美国的奢侈品消费者平均年龄还小15岁，因而“中国起码是一个比美国年轻10岁的国家”。因为消费奢侈品的人群年轻，这个国家就更年轻吗?这倒是一条什么逻辑呢?我自知不是奢侈品消者，也就不理解一个奢侈品消费者所拥有的心理状态，只是记得一句古训：“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勤俭败由奢”。吴晓波列举的奢侈品消费群体的年龄以及与美国的对比或许是真的，但是，这两个数据无论如何证明不了这个群体更有活力和创造力。

　　吴晓波的数据指标中还有“摩天大楼”和“汽车”两项，限于篇幅，这里不想多说了。

　　三

　　中国的新资产阶级跟他们的老前辈一样，骨子里都胆怯懦弱的很，他们需要借重洋人的话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理论支持，需要洋人为自己嗫嗫嚅嚅、语无伦次的发声撑腰、打气、壮胆。于是，吴晓波演讲的第二部分就取了一个标题，叫做“世界如何评价中国”。他说：

　　——“为了今天的年终秀，我还专门翻了《时代周刊》，给大家看几张封面。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小老头，到今年整整去世20年。40年前，是他带领这个国家走出了阶级斗争，被《时代周刊》定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2013年，《时代周刊》出现了一张封面——中国的今天非常危险，就像一个娃娃在吹泡泡一样，这个泡泡马上要被吹破了。但是仅仅过了四年，同样是这本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国赢了》。因为他们的总统特朗普要来中国访问，为了拿到我们2000亿美元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这是他借重于美国有名的杂志《时代周刊》，一边攻讦40年前中国的阶级斗争，一边借美国人之口评价说“中国赢了”。

　　可是，美国人为什么要说出“中国赢了”的话呢?因为“他们的总统特朗普要来中国访问，为了拿到我们2000亿美元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原来如此啊!美国人说“中国赢了”是为了拿到订单不得不讨好一下中国啊!这难道就能够证明是中国真的赢了吗?狐狸为了吃到乌鸦嘴里的肉，不得不讨好一下树上的乌鸦：“您的歌儿真好听!”听到讨好声心花怒放的乌鸦刚开口唱歌，嘴里的肉便掉下来，狐狸衔肉而走——“哇，乌鸦赢了!”请大家都来欣赏一下这位有资格、有能力消费奢侈品的“中国青年领袖”、财经作家的心智吧。这样的人们、这样一个群体比美国人年轻10岁又能怎样?唉!不由得一声叹息。

　　在引用过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证明“中国赢了”之后，吴晓波又引用了三位洋人的话，来证明他所认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一位叫费正清，是个美国人，曾经写过两本有关中国的书，一本是写于1940年代中期的《美国与中国》，一本是写于1990年代初的《中国简史》。费氏在第一本书中提出了“冲击—反应模式”说，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是西方不断冲击中国、中国不断做出反应的结果。好一个“冲击—反应”模式啊!自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起，西方列强相继蜂拥而至，屠杀中国人民，强迫软弱无能投降卖国的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划定租界，几乎将中国瓜分殆尽，这在费氏口里叫做对中国的“冲击”;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所进行的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大概就是费氏所说的“反应”了。中华民族饱受外来侵略屈辱史和中国人民一百浴血抗争的英雄史，被费正清描述为“冲击—反应模式”!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学者无论怎样描述中国的历史都不奇怪，毕业于名校复旦大学、拥有“青年领袖”和财经作家的吴晓波跟在人家身后鹦鹉学舌，不免令人感到奇怪。

　　据吴晓波透露，费正清的第二本书否定了自己的“冲击—反应模式”说，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很可能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什么呢?是一个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她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这几句话看不出哪句是费正清的，哪句是吴晓波的，从语义上推测，似乎后一句是吴氏对费氏原话的注解。无论是费氏原话也好，还是吴氏注解也罢，读起来总感觉别扭。什么叫“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啊?什么叫“内在发展冲动”啊?什么又叫“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啊?直译和生造的词语总是令人挠头、令人费解。新中国成立68年来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项伟大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这大概就是费正清和吴晓波所说的“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内在发展冲动”、“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吧，但是，他们不愿意这样说，不愿意使用这样褒义词。

　　第二位被吴晓波引用了言论的洋人叫罗纳德•科斯。此人的老家是英国，自1950年起即定居美国，想必早已是美国人了。据吴晓波说，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吴晓波说，科斯102岁时写了一本书叫《变革中国》，书中对中国“他有三个结论：第一句话，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第二句话，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第三句话，虽然中国很成功，她的发展还会得到延续，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活了102岁、相当于中国人过了两个“耳顺”之年的科斯给中国作的第一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他看不到1949—1978年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砸烂旧世界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改天换地的历史壮举。如果没有这前30年的历史壮举，1978年后改革开放这场“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的基础又在哪里?科斯的“第二个结论”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既然讲的是“未来十几年”、“大概率事件”，那就算不上是什么结论。至于科斯的“第三个结论”说“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此话则近乎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吴晓波竟然也拿来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

　　被吴晓波引证言论的第三个洋人是布热津斯基，是“美国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如何评价中国呢?吴晓波说，布热津斯基“曾经讲过一句话：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另外一半理解了，但是对不起，理解错了。”这样“一个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对中国的看法”，怎么能够证明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呢?如此模棱两可、莫名其妙的语言，吴晓波是要用来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之巨大已经超出了这位“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的理解能力和智力水平吗?

　　《时代周刊》是美国的名刊，费正清、科斯和布热津斯基都是美国的名人，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就是世界对中国的评价——在吴晓波看来，美国就是世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