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远：谈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向问题

　　现代汉语中的“出发”一词，本义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如“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已经出发”、“我要到北京出发”等;引申义又有“考虑某件事情、作出某项决策的立足点、着眼点”的意思，如“从人民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等。无论是本义还是引申义，既然是“出发”，就都有一个方向问题，即从一个地方、一个立足点向哪个方向移动、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

　　本文不打算讨论“出发”一词本义上的方向问题，只想着重谈谈引申意义上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命题中的“出发”的方向问题。

　　“一切从实际出发”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哲学命题有着几乎相同的含义。对于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命题作了最深刻、最完备、最精确的阐述的，当然首推我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毛主席。正是毛主席，秉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二十世纪前叶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条件、国际环境和阶级构成这些最大最根本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指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道路和策略，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本身，充分地证明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相对立，那就是“一切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所推行的教条主义的“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论调，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在历史上也是记载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从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来看，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并把这些原则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写入《党章》，无疑是正确的。

　　这是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或者说第一个层次。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和第二个层次在于，当我们面对一大堆“实际情况”要作出决策的时候，究竟如何取舍、如何选择，如何确定“出发”的方向，又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时候，有的人会说，“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应该向东前进;而另一些人也说，“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向西转移。就说新中国开国不久即面临的抗美援朝战争吧——

　　当美国侵略者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子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打，还是不打?在“打”与“不打”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候，当然首先要考虑中国自身的实际，一切都要从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遭受了100多年帝国主义侵略和它豢养的国内反动派制造的反革命战争的中国，刚刚获得了解放，正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百废待兴的时候，物质财富已是极度匮乏，人民迫切希望安居乐业，部队的给养供应严重不足、武器装备很差。而我们的敌人呢?天上有飞机这个“空中优势”，地上有大炮，水中游军舰，5年前还在日本施放过原子弹，又假“联合国”之名纠集了16国的军队。这些“实际”无论对于谁，都是明摆着的;无论是谁，只要在“打”与“不打”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都不能不从这个“实际”出发。“打”与“不打”两种意见都可以用“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论据来说服对方，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从朝鲜战场上凯旋归来，不仅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和志气，也打出了几十年的世界和平，证明“一切从实际出发”决定“打”的决策是正确的，而“一切从实际出发”主张“不打”的意见是错误的。

　　后来搞“两弹一星”也是这样，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也有“上马”和“下马”两种不同意见，无论是“上马派”还是“下马派”，都要面对当时那种国内“一穷二白”、国外有在帝国主义经济和技术上“卡脖子”的实际情况，都要从这种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意见。两种意见当然都会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毫无疑问正确的，但是，“上马”与“下马”两种意见、两种选择又是截然相反的。这就是说，在解决了是否应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第一层次的问题之后，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层级的问题就是向哪个方向出发。在向哪个方向出发问题上的分歧，如果关乎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发展道路，那就成为路线上的分歧。

　　众所周知，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中国的国情描述为：“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由此断定：“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理论”是总设计师一生的得意之作。在“十三大”召开前夕，他在会见来访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就讲：“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篇谈话，后来以《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为题收入他的《文选》。“十三大”报告对中国国情的描述是正确的，由此认定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错，关键的问题在于从这个“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到底要向哪个方向出发、向哪个方向发展。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即“三评”)，其中指出：“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然而，很可惜，“十三大”报告说：“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份，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次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随即通过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条文。1992年10月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7年9月“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继续规定：“……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宪法规定，其理论依据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都是从这个“实际”出发，但是，它的发展方向是以初级阶段为出发点，向中级、高级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迈进，还是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相信人们会根据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作出自己的判断。

　　“一切从实际出发”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样，都是很好的词语，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的语言表述形式，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和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力武器。但是，在从实际“出发”的时候，不能不十分注意辨别出发的方向，不能不防止以反对和批判教条主义为由倒向修正主义。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S卷第392页)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和最本质的东西。借口“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拼命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正是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吗?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向，不是走向了社会主义，而是走上了一条与社会主义相反的道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向选择，不仅仅取决于一个人或者集团的理论水准、学识、气魄和智慧，更取决于他们的阶级立场。

　　本文之所以要谈论这个话题，是因为前几天在一个微信群内有一位“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创立了“共赢经济学”并著书立说的青年经济学家，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现的人民公社超越了中国社会的历史阶段，不符合当时的“国情”，而应当“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即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充分尊重农民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自主权”，农民群众愿意选择个体私有就选择个体私有制，愿意选择合作化或者集体化的公有制就选择合作化或者集体化的公有制。这种论调完全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要通过“一化三改”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段历史的无知，也是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的无知。可见，这些革命性的哲学命题被庸俗化为实用主义后，以其似是而非的面目，是多么地蛊惑人心。因此，不惮浅陋，作成此文，算是对这位经济学家的批评，并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