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长城内外| 二评《方方日记》：应该怎样看待中国的干部队伍？

　　某作家在《方方日记》中对中国干部队伍的评价很低。例如：

　　她在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的轻慢和封城前后官员们的手足无措，造成了百姓巨大的惶恐，给所有武汉人带来伤害，这些我会在文章写细写(原文如此——引者注)。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但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

　　某作家还在1月30日的日记中说：“一场疫情，暴露出无数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更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疾病。这是比冠状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疾病。而且看不到治愈期。因为没有医生，也无人愿治。”

　　看了某作家对中国干部队伍的评价，我就感到非常纳闷：她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就一直待在自己家里，哪里都没有去，她怎么就知道“一场疫情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

　　这说明，某作家在《方方日记》中对疫情发生后中国干部队伍基本情况的评价，依据的不是事实，而完全是她自己的主观臆断。

　　就我所居住城市的情况看，各级官员自疫情发生以来的表现是很好的。这个评价没有一点夸张，确实是“很好”。

　　当然，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在全国上千万人的干部队伍中，在一个省几十万人的干部队伍中，素质比较差的干部甚至害群之马肯定也是存在的。人们经常用“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来比喻害群之马所起到的恶劣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一锅汤里有了一粒老鼠屎，就说锅里全部都是老鼠屎吧。所以，某作家以湖北及武汉某些官员在疫情之初的表现为依据，说全中国上千万干部的素质都很差，是不是太武断、太片面、太极端了呢?

　　我认为，我们看待任何问题，都应力求全面客观，而不能仅凭个人恩怨。比如，我本人就曾经受到个别警官的训斥，但不能因此就说全国的警察都不好。

　　我今年已经70岁了，从我本人几十年的亲身经历看，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从其总体水平来看，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比较高的。

　　我认为，分析中共干部队伍的情况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是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中共干部队伍的总体情况肯定是好的，否则中共也不可能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

　　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这个时期，由于中共成为了执政党，时间长了，也出现过一些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现象。但在那个时期，工农出身的干部是干部队伍的主体，特别是毛主席对干部队伍建设抓得紧，对干部要求严，注重依靠群众监督各级干部，还经常发动群众帮助干部整风，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也比较重。例如，1952年杀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1964年将搞婚外恋的某军区副司令员降职为某团级农场的副场长。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干部队伍的总体状况是比较好的，并涌现了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和福建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等一大批勤政廉洁、一心为民的优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