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1959-1961年，“饿死三千万”吗？

　　美国人终于破三千万了，等来了这一天。但是，我想借此机会，聊聊我们的“三千万”。

　　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一直是党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很长时间以来，也一直是国内反毛化浪潮、国外反gong势力持续三十余年时间里一个卓有成效的攻击利器。

　　很多时候，他们是一体的，因为想掘掉共产党的合法性，就必须向毛主席泼污。

　　首先，有没有天灾即自然灾害？当然有。

　　除了微博上的李爷在2014年就已经披露过的CIA解密资料有力证明那三年新中国确实遭遇特大自然灾情，还可以查看郝治清的《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和李文海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均有详细论述。

　　1950-1958的九年中，年平均受灾面积为1971万公顷，成灾面积877万公顷，而1959-1961三年的年平均受灾面积就达到5728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91%;成灾面积2251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57%，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峰值。

　　所以，某些砖家说三年是“风调雨顺，纯粹人祸”，显然是不顾事实。

　　其次，那么到底有没有内部的人祸？当然有！有没有大面积饿死人？当然也有！

　　只不过，谁的锅，你得搞清楚吧？

　　从1958年开始的浮夸风，就是最大的人祸。

　　关于浮夸风，即便是一发就被毙、就被夹，但经过去年2020这一年的互联网大教育，很多人应该已经对浮夸风的历史有了解了。

　　如果依然有疑惑，从历史上去寻找这么几个答案即可：

　　① 1956年“八大”之后，毛主席退居二线(吸取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被一帮xiu正之徒搞的乌烟瘴气的教训)，被推上前台主持工作的，是某两位同志，一位管党、一位管政，同时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舆论喉舌掌握旗下(毛主席遏制浮夸风时都不得不通过党内通信来传达信息)——这两位同志是谁?查查去;

　　② “大跃进”这个词是毛主席发明的吗?195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首创“大跃进”，是谁负责审阅的，查查去;

　　③ 1958年8月12日，酿成河南信阳饿死百万群众惨案的吴芝圃，陪同毛主席视察农田，背后是谁指使的?查查去——我教你怎么查，查查吴芝圃在之前反右扩大化时是谁的马仔，谁是反右的组长负责人;同时，再看看1979年1月24日，吴芝圃是被谁“平反”的;

　　④ 1958年7月，是谁在视察河北武清、香河两县时，提出“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查查去;1958年9月，是谁去的江苏常熟县考察时声称“一万斤还能更多些吗？”查查去;

　　⑤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著名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是谁的手笔?查查去;

　　⑥ 1958年10月，又是谁在天津站上稻堆拍照?查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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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的答案，四十年来不让说。

　　不让说就不说，但至少作为铺垫，我们需要知道1959年之前都发生了什么。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强力纠左、遏制浮夸风，情况逐渐好转。

　　随便举几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将第四十条中“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谨慎一点。”

　　三、针对某些领导干部要在水利工程中搞“一亿九千万土石方”的问题，毛主席说：“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毛主席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些笔杆子们谈话，说：“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六级干部，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干部发了《党内通信》，专门讲了农业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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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大刮无风期间，毛主席是最喜欢“泼冷水”的人，然而后世遵循81决议精神，却将锅甩给了他老人家………

　　只不过，言归正传得说，恶果毕竟已经被种下，影响仍然蔓延：人祸的客观存在，也不可避免地给某些势力递了刀子——西方媒体、港台势力、大陆轮子，这三四十年来不断地夸大数字：三千万、五千万、七千万、一个亿………

　　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真的是张口就来的“三千万”吗?

　　特别是，动辄要把罪过扣到毛主席身上吗?

　　先说“三千万”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是谁发明的。

　　“饿死三千万”这种说法，最早出自于香港大学荷兰籍教授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这是一本彻头彻尾的谣书。

　　书中大量图片选用的都是民国时期蒋记国府治下的大饥荒图片，如1942河南大饥荒的影像摄图(白修德拍摄)。

　　这一招后来又被安徽凤阳的大包干纪念馆抄了作业。

　　话说果粉们热爱吹捧的“撑着油纸伞”的民国，发生过多少饥荒呢?我随便列一列有史可寻的：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难民5000万;

　　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超过14万，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沦为灾区，受灾人数3700余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即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175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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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问题又来了，冯客写这本造谣书籍的经费从哪里来？——台湾蒋经国基金会！出资100万美元，责成书写。

　　从台湾弥散，从此“饿死三千万”成为抹黑我党、抹黑毛主席的“不锈铁证”。

　　之后，经过著名大陆外逃“历史学者”、著名轮子辛H年在台湾香港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演讲”，扯淡程度进一步升级：“1962年中国共产党在10月间开了省委书记碰头会，在这个碰头会上，他们认为从1959年到1962年3月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风调雨顺的岁月里，完全是因为人祸造成的4300万人的不正常死亡，安徽，我的家乡安徽700万，山东900万，河南900万，天府之国，四川1000万，这些数字是铁的数字，是我亲自记录的！”

　　这扯淡真的扯的没边。

　　可就是这种扯淡，能够几十年来在各种西方媒体的“大雅之堂”上登来跃去，然后再出口转内销、由国内各个砖家二次三次加工创作，继续升温。

　　查证《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等，根本就没有中央在1960年10月举行各地省委书记会议的记录，事实上当时也压根没有“碰头会”这种官方会议的叫法。

　　这“4300万人死亡”，张口就来之胆大，实为轮子风范。

　　最后，除了境外势力的造谣，过去大陆方面同样存在“官史错误”。

　　比如著名的1983国统局数据(1960年非正常死亡千万人)与党史二卷的计算错误，也造成了恶劣的国内国际影响(比如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国内砖家的“研究”，又比如安斯利•科尔以中国官史数字为依据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

　　根据“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口数”－“当年死亡人口数”的公式，在1983官史数据中，从1957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竟然出现了巨大差异。

　　这能够作为论据以证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千万、三千万人吗?

　　事实是：灾害前的在1956—1959四年中，由于户籍制度落实伊始执行不到位，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中国统计年鉴》1986)——这等于莫名增加了千万人口，所以，也就造成了此后1960年看似“下降”了千万人口的数字滑坡。

　　关于这段历史以及不可隐去的官史漏洞，包括孙经先、杨松林、艾跃进、孔庆东等老师曾经年累月科普、辟谣，但是相比那些造谣的人四处出书演讲赚得盆满钵满，播散真相的人却真的是用爱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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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从2021年3月开始，“三千万”这个贬义性的历史词汇、人权词汇，可以戴到美帝国主义的脑袋上。

　　我们的“饿死三千万”是被污蔑，他们的“新冠三千万”可是铁证。

　　希望这条不要被毙，领导一个月前才说了：“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