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热映”：创始人李大钊与老党员马云的对话

　　笔者所在的社区发了个通知，给辖区内的青少年免费发电影票看《革命者》，让青少年接受党史教育。这个出发点本身是好的，然而选择的教材竟然是电影《革命者》？！不过貌似基层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更多的选项了吧。

　　电影本身其实没啥好评价的，从电影技术的角度来讲，这是一部糟糕的电影，导演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

　　细节就不一一指出了。就主题而言，历史上真实的李大钊是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和国际主义者，他也正因为这个身份被军阀杀害；而电影用民族主义观点重塑历史，既要回避李大钊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又对他被捕与共产国际事宜的关系讳莫如深。

　　影片甚至还虚构了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去上海遭遇白俄难民租界内杀害中国人的桥段，事实上当时的李大钊早就返回了北京。电影不仅把李大钊塑造成一个民族主义者，还把李大钊塑造成一个反对“俄国暴徒”的民族主义者，这种小心思还能再明显一点吗？

　　不过，看一看导演、制片人是谁，再看一看电影的出品方是谁，我们也就释然了。

　　这部电影的出品公司是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它的母公司是光线传媒。早在2015年，马云旗下的阿里巴巴就成了光线传媒的第二大股东。

　　这里的关系是微妙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为马云参与投资拍摄了《革命者》。《革命者》讲述的是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同志，而马云也是一个老党员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理解成，《革命者》其实是马云们期望展示的一个李大钊形象呢？而电影本身所表达的思想与真实历史的疏离本身，其实构成了一场超时空对话。

　　这场对话的内容本来可以非常丰富、非常精彩，但囿于话语空间，笔者只能揭开其中的一隅。

　　2019年的时候，马云抛出了“996是修来的福报”的言论，面对网友铺天盖地的质问，马云立刻回应：“正因为有这样一群人的996，997，才让上世纪我们有了‘两弹一星’，才让我们的国家在过去短短的四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下子就把996上升为“为国奋斗”，这觉悟的确不是一般的党外人士能提出的。今天，996俨然已经成了劳动者的普遍待遇，“八小时工作制”似乎只停留在了劳动法的文本里，劳动法也从“exe”真正地变成了“txt”。

　　1922年5月1日，李大钊同志在中共建党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了文章《五一劳动节于今天中国劳动界的意义》，尖锐地指出：

　　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在我们中国今日的劳动界，尤其应该令这个日子含有严重的意义，尤其应该不令这个日子毫无意义的粉饰过去。

　　中国庆祝五一节的活动，最早可追溯至清末，曾有纪念五一节的活动在哈尔滨市举行，但规模小，影响不大。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最初是不承认劳动节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马列主义。1918年，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杭州、汉口等地向群众散发介绍五一节的传单。1919年，《晨报》出了一个“劳动节”纪念号。但李大钊认为：这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

　　要知道“劳工神圣”在五四运动时期在知识分子界可是“主流价值”，就连那个后来怂恿蒋介石清党、屠杀工农的蔡元培也曾在彼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今天马云同一帮苦逼程序猿怒怼996的时候，又能见到几个公共知识分子出来怼马云呢？

　　尽管如此，李大钊还是感觉到这帮鼓吹改良主义的帮闲文人不是真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庆祝五一的活动在当时已经有了粉饰太平的危险。如此李大钊才发出了上面那段尖锐的话。

　　“八小时工作制”后来也成为了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之一。1922年，中共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起草了《劳动法大纲》，明确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1949年新中国成立，根据当时政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我国法定假日的基本格局：每年四个节假日，元旦1天、春节3天、“五一”1天、“十一”2天，全民法定假日共7天。与此同时，我国一直实行的每天8小时、每周48小时的工时制度(1919年国际劳工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决定以一周工作48小时为制度)。

　　最初，刘少奇曾有过要求青年人放弃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工作的想法：“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现在国营商业一面叫人多，一面又不放下官僚架子，每天八小时工作，晚上不办公，要那么正规干什么？我看这样搞下去，社会主义要失败，资本主义要胜利。有些青年人一讲理想，就是工资多、级别高、地位高。这不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真正的理想，八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休息是群众的习惯，但绝不是不看情况，任何时候都如此。在我们的工作走下坡路、搞不赢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为什么不能做夜班？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

　　事实上，刘少奇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对私商小贩的认识也有拔高的成分。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特别是鞍钢宪法陆续推行之后，工人的积极性非常之高，2015年北外的大学生去北京的二七厂调研，老工人亲口讲述：“（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不会拒绝义务劳动和加班，甚至争先去劳动!如果有一次没让他们参与其中，他们会觉得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为什么不让我参与?”

　　新中国社会结构的重整唤起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作为旧中国的统治阶级被彻底推翻，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到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和平赎买，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民族资本家不再是原有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们中的很多人，有的成为国家机关、经济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的重新选择生活道路，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中的一员。经济所有制变革造成的单一公有制，使中国社会结构更加趋向简明。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其政治和社会地位最高，因而获得了“工人老大哥”的称号。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也是新中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仅仅7年时间，社会面貌就焕然一新，整个国家的人民凝聚起来形成了建设新中国的合力。这是一个发扬集体主义、团结奋斗、众志成城的时代。仅以1956年为例，在全国先进生产运动中，各地区、各行业逐级进行劳模评选表彰活动，辽宁、黑龙江、吉林、江苏、上海、北京、天津和西安八个省市，共涌现出20多万名先进生产者。重工业、机械制造、建筑、铁路、纺织等行业劳模所占比例较高。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解放军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吴运铎、全国最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鞍钢工人王崇伦、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赵梦桃、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申纪兰等等，他们是那个时期劳模群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也是激励和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楷模。

　　劳模与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样，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创造的价值，除了必要劳动的价值以工资形式得到了补偿，其剩余劳动的价值，以税收和利润的形式由国家集中起来，再通过免费读书、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等高福利的形式返还给劳动者自己享用了。因此，劳模不必为生存的问题发愁，没有生老病死的后顾之忧，劳模的价值与英雄一样，主要表现在精神上，其荣誉是无价的。劳模不需要把荣誉与金钱联系起来，更不必把荣誉换成金钱，否则，不仅增添不了劳模的光荣，反而会亵渎劳模的荣誉。这不是理想主义的道德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与之相比，两弹一星精神的确有着更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毛泽东时代自始至终也没有出现过“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尴尬局面，两弹一星的元勋们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

　　现在，经济基础变了，劳模的价值也必然变了。如今的劳模与千千万万劳动者一样，丧失了生产资料的“主人翁”地位，沦落为雇佣劳动者，他们创造的全部价值，除了工资报酬以外，其剩余价值都被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侵吞了。读书、住房、医疗、养老等原本应由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所承担的，变成了要靠必要劳动的价值（工资）来负担，而且孩子上学、房租房价、医疗治病、养老保健的费用年年上涨。

　　当老一代劳模依然沉醉于劳模的精神价值时，年轻一代的劳模则在权衡劳模的物质价值了。这不光是两代人的观念差别，更是两代人生存条件的差别，是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深层变化的反映。

　　面对这种变化，“党员”马云“责备这届年轻人不愿奋斗”早已变得不合时宜，甚至是滑稽。反而回看百年前李大钊的话，放到这个时代简直是一点都不过时。劳模的评选在60年代中止了十几年，但这并不影响这十几年产生出更多的劳模。1977年以后，劳模评选重新继续下去了，到这些年搞的越来越隆重，越来越像一个嘉年华。不幸被李大钊言中，五一劳动节真的成了“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2005年，30多名私营企业家和23名农民工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全国劳模评选名单。到2015年的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中，企业家占企业人选的16.9%，农民工占农民的30.4%。

　　不知道李大钊同志看到百年后的情景，要作何感想。为了防止后人会去联想“李大钊同志作何感想”，最好的办法还是把“无产阶级战士李大钊同志”变成“爱国人士李大钊先生”吧，这大概就是《革命者》的出发点。

　　笔者的疑问是，把主旋律交给资本来拍摄合适吗？但这貌似已经成了这些年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