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谷爱凌”们在哪儿都能赢，而我们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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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国选手谷爱凌夺得金牌，为奥运中国军团摘得了北京冬奥会上的第3金。
自从2019年宣布入籍代表中国征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这位以“北京姑娘”自居的少女，在短短几年中，就迅速蹿红成为了一名现象级的运动员。这次奥运会上的夺冠毫无疑问将给她未来的星途增加新一波助力——事实上，我今天从高铁一路坐回来的公交车上，已经看到沿街的站牌都换成有关她的广告了。
美丽、阳光、帅气、开朗、聪慧，若说谷爱凌身上还有什么可能翻车的争议点，那大概是现在有人质疑她到底有没有真的放弃美国国籍这个事情……
但信息未明的情况下，我们就权且放下这件事不谈吧。即便国籍问题有争议，她的成绩摆在那里，这个女孩作为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事实是不容抹杀的。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谷爱凌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完美。据公开资料报道，谷爱凌的爱好十分广泛，除了滑雪，她的爱好清单上还有钢琴、芭蕾、攀岩、骑马、射箭、越野跑、篮球、足球、作词作曲……而且每一样的成绩都很不俗。此外，谷爱凌还已经被美国顶级名校斯坦福录取，还是时尚杂志的签约模特。
很多人在看到这份成绩单时可能已经被晃花了眼，觉得这女孩简直“能者无所不能”。但在我看来，这个成绩单本身，恐怕就是谷爱凌之所以能成功的秘诀所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我们这个时代精英阶层总能“赢得比赛”的秘诀。
这个秘诀是什么呢？那就是：多头下注，分散风险，一点开花，赢者通吃。
谷爱凌的母亲谷燕北大毕业后留学斯坦福，后来在华尔街搞风险投资，还曾在雷曼兄弟公司任职。多头下注、对冲风险这个风投的基本常识她肯定知道。
而事实上，在对女儿的培养上，她用了非常典型的风投理念：据她自己介绍经验说，在谷爱凌小时候，她并没有确定对谷爱凌的培养方向，只是想让她尽量多地尝试各种各样的爱好，钢琴芭蕾、骑马射箭、越野足球，啥都尝试一点。直到谷爱凌在滑雪上展露出了天赋之后，她下决心把孩子往这个方向上加力培养。
这种育儿方式其实就非常像风投，因为这位母亲几乎是用了穷举的方式让女儿尝试了所有她有可能出成绩的项目，而我们知道人生而为人，总是会有一两项天赋超于常人，区别只在于他有没有机会发掘自己的这个天赋，并注入资金和精力及时培养起来。
前两天我写足球，有读者留言说得好：“中国一定有梅西那样的足球天才，只不过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搬砖。”谷爱凌如果生在一个中国普通家庭，没有她那样一位既有投资头脑、又有投资实力的母亲在其身后“多头下注”，她充其量可能也就是在某个学校里做一届学霸女神罢了。
捎带说一句，在体育赛事上拿冠军，虽然很难，但也没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比如去年刚刚在东京奥运会上折桂的新科奥运跳水冠军全红婵，她2007年生人，2014年7岁的时候才被教练挑中练跳水，此后仅仅又用了七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跳水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普通农家女孩到奥运冠军的转变。
体育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拳怕少壮”，一个奥运冠军的天赋和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他身上花下去的那些金钱、培养。
而互联网时代，讲究的是赢者通吃，一旦谷妈妈的“多头下注”中有一注“中签”，她的回报就是相当丰厚的。据公开报道，2021年谷爱凌的代言费已从100万美元涨到150万美元，再到180万美元，目前已经飙升到税后250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500多万元。按照平均180万美元来计算，谷爱凌手握24个代言，商业收入高达4320万美元（约2.75亿人民币）。可以说，谷爱凌这个女儿，应该就是她妈妈这辈子做的最成功的一次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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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不必把谷妈妈的投资术想象得过于高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其实是谁都懂的道理，区别在于，在我们这个时代，精英阶层们有资本玩得起这种风投，而普通人则玩不起——我联想到前两天丰县铁链拴“妻”生八孩的那个董某，这个人的行为虽然令人发指，但他的做法其实是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的：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生那么多孩子，他的回答是：“这么多儿子，将来总会有一两个有点出息的吧？”
你看，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这个董某在育儿问题上，似乎也想做某种“风投”。他和谷妈妈的区别在于一个想靠多养几个儿子来“分散风险”，另一个则是在一个女儿的身上穷举所有可能性来“分散风险”。
两种育儿理念，前者“古典”，后者“洋范儿”；前者成本低，后者成本高；前者像董某这样硬来，有违道德和法律，而后者像谷妈妈这样顺势而为，则收获了一片惊叹和赞誉。
但从本质上来讲，两者的思路其实是高度相似的——细想一下，其实也蛮讽刺的。
所以，如果说董某前几天的千夫所指，敲响的是“古典式”多子育儿风投的丧钟，那么谷爱凌时下的众星捧月，则验证了精英式全能育儿风投的成功——只不过这种风投，注定只有少数精英才能玩得起。
其实在美国现如今的顶层家庭中，不知有多少孩子都在被父母以这样的理念培养，谷爱凌只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罢了——美国精英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完成他们阶层的代际传承。
特朗普女儿伊万卡一家，其实也是这种“模范培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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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深想一步，精英们靠着这种只有他们玩得起的风投战胜普通人，难道只有在体育赛场和育儿上吗？
并不，“分散投资”这是他们成功的一贯秘诀。
谷爱凌的妈妈谷燕曾经供职于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而说到雷曼这家风投公司，我就想起十年前“占领华尔街”那档子事儿。
2008年，由于雷曼公司的投资失利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让大量美国工薪阶层失业。到了2011年开始有大量美国平民百姓喊着口号举着条幅冲进华尔街。初看起来，这些老百姓闹得非常无厘头——他们其实也说不出这些搞风投的华尔街精英们做的有什么缺德的地方，但就是觉得这帮精英们很缺德，所以就跑到“墙街”的地上去一躺，也不说啥，就是不让你们上班了。
但是在这场说不出理由的抗议中，有一个一闪而过的横幅，却给我印象极深：“为什么总是他们赢？”
是的，为什么精英们总在赢？
我们说，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开启以来，世界若说有什么最大的变化，那就是全球的精英阶层都在竞相将自己的力量资本化，并利用华尔街这种枢纽进行全球投送：
精英们今天投资美国的工厂，明天购买中国的房产，后天购买俄罗斯的原油期货。他们用多头下注的理念把自己变得无处不在，从而变得抗风险能力极强。
无论油价怎么涨跌，大国如何争衡，甚至经济是好是坏，其实都伤不到这些精英。因为这些风险，都早已被他们计算在了可对冲的范围内。多头下注的好处就是这个。哪怕金融危机来了，甚至一个国家垮掉了，这些精英们无非把这个项目砍掉就是了，甚至可以从做空中赚钱。
可是，这种事情，对于那些普通人来说却是致命的，因为他们本小利薄，在一个行业、一个国度里，压着他们全部的身家。一场风波之后，精英们可能因为多头下注而毫发无伤甚至还赚了，普通人却输得血本无归。你让这些人怎么能平衡呢？
百余年前，马克思曾经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但百余年后，我们发现，在完成全球大联合的不是无产者，而是精英们。
他们用“多头下注”的方式把自己搞得无处不在，所以他们总是稳赚不赔。
这样的“谷爱凌”们，怎么可能不赢呢？
在现代社会，判别一个人属于精英阶层还是普通人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不是看他有多少金钱，月入多少万，更不是看他有多少知识和能力，而是看他的生存方式是怎样的。
如果他是一个多头下注，什么样的波澜都能保证稳赢不亏的人，那他就是顶层精英。
如果他的身家性命，全部只压在一件事上，那他挣再多的钱，有再强的能力，也跟我们一样，是个普通人。
这就像在奥运赛场上一样。同样是奥运冠军。谷爱凌和全红婵是一种冠军吗？不是。
区别在哪里？区别在谷爱凌即便输了跳台滑雪，她依然是斯坦福学霸、时尚模特。而全红婵如果输了跳水，她就是个普通的农家女孩。
这就是普通人和精英的区别——一个多头下注，永不会输，一个孤注一掷，没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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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顶层精英们多头下注的对象除了育儿与资产，还可以是别的吗？
当然可以。
在谷爱凌的采访中，我觉得有一段特别有意思：在介绍自己的故乡时，谷爱凌特别强调：“我的故乡是北京和洛杉矶”。
这个介绍其实细想起来是很怪的——一般人介绍自己老家的时候只会说一个，那个她生她长的地方，以谷爱凌而论，虽然她应该是放弃了美国籍，代表中国队参赛，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但举手投足间你能很轻易地看出这就是个美国姑娘——她与北京最大的交集，可能仅限于她妈妈给她报的那个“来中国上十天课，能顶在美国一年”的海淀补习班（还是为考斯坦福报的）。
那照此说来，她报故乡的时候，直接说自己“老家是洛杉矶”——或者如果怕中国人听了不舒服，干脆不提就算了。
可是谷爱凌依然说了，说自己有两个故乡，还说得那么自然而毫无违和……
很显然，这位刚刚成年的姑娘所展现的这种高情商，是她善于风投的母亲的遗传和言传身教。
一个残酷而略带讽刺的事实是，就连奥运会这种体育赛事，对顶层精英与普通人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对顶层精英来说，它无非一场展现自我的游戏；但对普通人，尤其是底层民众来说，它却是一针乏味生活中的安慰剂。
正如前文说的，普通人与精英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没有资本，只能“单头下注”，生活的重压，把他们牢牢摁在了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所属的阶层和所在的国家中。所以他们会有一种需求，想要短暂脱离枯燥的工作，观赏新奇的运动，并为自己的国籍而感到骄傲。
但在谷爱凌这个个案当中，满足普通大众这三项需求的却是一个与大众完全相反的人——这可能就是这件事情当中最让很多人感到别扭的地方吧。
当然，如果形势需要，精英们并不在乎作出一种姿态，让大众认为他与他们是同一种人。就像谷爱凌的高情商表态一样：她的故乡可以在北京。
这样说其实也算是一种多头下注，至少可以帮助她在中国聚拢很多人气，实属高情商行为——这也是精明的他们为什么总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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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精英们老这样多头下注、搞风险对冲，会不会也隐藏着无可对冲的风险呢？
其实会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虽然双方在东西线战场上打得血流漂杵，但几个主要参战国的王室，其实说起来都是很近的亲戚：
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公主，所以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亲外孙，是当朝英王乔治五世的表兄弟。
而英王乔治五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又同时都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外孙，两人的母亲是亲姐妹，所以他俩也是表兄弟。
而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德皇威廉二世，又有同一个曾（外）祖父——沙皇保罗一世，所以这两个人还是远房表兄弟。
于是如果从欧洲王室看去，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三个表哥表弟，拉上一堆舅舅、大爷打一场家族内战。
很显然，欧洲王室这种长期的彼此联姻，也可以看作那个时代顶层精英们的一种“多头下注”，只不过下注的赌本不再是金钱而是血缘——即便某个国家打输了，战败的国王依然可以跑到亲戚家去继续当王爷，“不失封侯之位”。比如德皇威廉退位后就去了亲戚荷兰女王威廉明娜那里。
这个算盘看起来打得是很精的。但到最后，还是出了问题。
因为一战实在太惨烈了，无数普通人的生活甚至生命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灰飞烟灭。
可是这些苦难中的普通人打着打着突然抬头一看，发现那些号称和自己同属一国、同仇敌忾的精英贵族们，原来与敌国之间都连着什么曲里拐弯亲。打赢了他们当然得最大的便宜，打输了他们依然“不失封侯之位”。合着唯一有风险的，就是我们这些被迫上战场、无可选择自己国籍和生活的普通人啊！？原来你们压根跟我们不是一帮的。
娘的，不干了！
所以一战打到最后，各国的民族主义口号都成了反噬本国顶层精英的双刃剑。闹得最凶的沙俄，在十月革命之后居然把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给枪毙了。
其实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捕后，他表哥英王乔治五世本来还是很想救一下的，英国外交部门给新生的苏俄政府开了非常优厚的交换条件，比如承诺尼古拉二世的家族永远不会再试图复辟，提供相当可观的黄金作为赎金，甚至还搭送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原稿——这可是苏俄极为看重的原典。
可是苏俄政府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把沙皇一家给毙了。后世很多史学家批评这种做法不明智——残不残忍另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但我在读过相关史料之后，发现苏俄的这个决定，恐怕真的代表了那个国家当时的那种民间情绪。
就像十年前占领华尔街的那些美国老百姓一样，沙俄老百姓真的恨透了那帮“跳来跳去”的精英——当初用民族主义大旗忽悠着我们上战场的是你们，如今打得民穷财尽，想“国破家不亡”，想拍拍屁股直接走人的又是你们。
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赢的凭什么总是你们？苏卡不列！就是不许你们走！枪毙了算了。
这，就是多头下注的精英阶层与无可选择的底层民众碰撞在一起时，一定会出现的悲剧。
在这里，我不想指责谁。人性是自由的。普通人被固定在自己生活中是他们的被逼无奈，精英们多头下注、对冲风险，则是他们的自由与权利。
但我觉得，精英们也有一种责任，应该在某些事情上，把有些话说得更明确一些——
比如，明确告诉普通人，我们其实不一样。
这对他们有好处——至少能帮他们对冲被误解反噬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