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拐卖人口的根源？

　　2022年1月28日春节前夕，丰县一位生育了八个孩子的母亲，被铁链锁住，吃冷饭睡破屋，大冬天的只穿着两件薄衣服，牙齿掉光，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面对广大网友的关切，徐州和丰县已经出来了三次通报：

　　第一次说，该女子为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1998年8月与丰县欢口镇董某民领证结婚（暗示各种证件齐全？），不存在拐卖行为。

　　第二次说，杨某侠是在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收留。

　　第三次终于说，经过村民比对照片、口音，确定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是被桑某某带出来后走失的。

　　屏幕前的您也一定和小兵一样，还会继续追问：

　　杨某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没有与小花梅亲属进行DNA技术鉴定，怎么能断定杨某侠就是小花梅呢？

　　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三份通报中对此案的关键人物桑某某，只引用了她的一面之词：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小花梅去江苏治病，并帮小花梅找个好人家嫁了。小花梅走失后，桑某某既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小花梅的家人。那么，桑某某到底是不是人贩子呢？

　　小兵想不通，明明是可以一口气调查清楚的事情，为什么非得需要网友一次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督促呢？

　　当然，我们依然要继续追问：

　　杨某侠到底是谁，何时何地出生？

　　她是不是被拐卖的？

　　她有没有遭到家暴、强奸等？

　　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患上了精神疾病的？如何由言语行为异常、智障表现，变成精神分裂的？

　　董某民与杨某侠婚姻的是否合法？

　　董某民涉嫌违法，将如何处理？

　　有关人员是否存在不作为、包庇、纵容、弄虚作假、官僚主义等问题呢？

　　当然，这一事件绝不是孤立的！

　　徐州虽然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但与占据了各种便利条件的江苏南部各市比，发展规模和势头还是欠佳的。而丰县，更是传统的农业大县，江苏省的扶贫对象。

　　可以说，这里是东部沿海城市的“三线”——男女比例失调的大环境下，“孔雀东南飞”更是造成当地出现了大量光棍。

　　也就在前几天，江苏徐州邳城河的一个相亲大会登上热搜，100个男生同时相亲5个女性，适婚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了！

　　而东部沿海省份的“三线”，却是中部、西部、西南等“第三世界”眼中的发达地区，许许多多的来自四川、贵州和云南山区的女孩子，被以各种各样的合法的、非法的方式，带到了这里……

　　小兵看到了《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中的数据，从1986年之后的短短3年时间，有近48100名女子从云南、四川、贵州被拐卖到徐州。

　　《古老的罪恶》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买卖妇女的问题

　　有记者指出，人贩子主要是从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山区拐卖妇女，卖到苏北、山东、安徽北部、河南等地，这一罪恶，起源于1978年，蔓延于80年代，在90年代达到顶峰！

　　上个世纪90年代，在苏北的村子里，墙上刷的标语竟然是：只要云南在，不怕没后代！

　　这一传言，也有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撑：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陈业强曾到福贡县做过田野调查，该县从1988年到2009年，共有4005名妇女外流，被拐卖外流的有1750人。（《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

　　小兵搜索到了《法制日报》的一个消息：2014年，全国共解救被拐卖儿童13万人、妇女3万余人。

　　这个数据，真是触目惊心啊！

　　这背后，是多少被拐卖的妇女，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选择自杀，留下一桩桩人间惨案……

　　如果乘以30年，拐卖妇女儿童的数量，又是多少呢？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这样的新闻：

　　显然，咱们国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着力解决这个严重撕裂社会的问题。

　　被拐卖妇女是一部血泪史，失踪被拐儿童的血泪史，无疑同样是令人痛心的！

　　好在，如今随着技术的进步，有许多寻亲的人，找到了归宿。

　　但可悲的是，寻亲少年刘学州在寻亲成功后，带着对父母和这个世界的彻底失望，竟然选择了自杀——他让寻亲变成了寻。死，他让不幸更加的不幸，他年幼时被买卖和在即将成年时被二次遗弃的背后，根源都是一样的：经济！

　　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拉大，才是人口拐卖发生的根本原因。

　　当然，重男轻女的传统习俗，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占据着许多人的头脑，这让我国的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3000多万。为了生一个男娃，逃避各种法律约束，违规进行B超检查和流产，甚至买卖婴幼儿……

　　而且，重男轻女的后边还有一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强大习俗压力，光棍是要连累整个家庭在村里抬不起头来的。如今，在20-40岁适婚年龄段中，中国男性人口约比女性多出1752万人，强大的市场需求，让人贩子铤而走险，他们来到中国的贫困山区，利用当地女孩的单纯，坑蒙拐骗；而如今，他们甚至支起了“越南新娘”中介机构的招牌。

　　况且，咱们农村是一个氛围浓厚的人情社会，村民之间相互包庇、隐瞒这种买卖妇女、儿童的事情，屡见不鲜；更有些亲戚关系的村民，还会帮助犯罪分子，布下天罗地网，防止被拐卖进村的媳妇逃跑——这无疑对国家打击这一违法犯罪行为，造成了不小的阻力。

　　但小兵知道，在伟大的毛时代，有着公有制和集体经济的强大后盾，咱们曾经消灭过人口买卖，无论是对妇女的，还是对儿童的。那个时代，男女比例失衡问题曾经得到很大的改观，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在从封建遗毒中走出来。

　　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竟然还能看到女德班；2021年11月，云南印发《云南省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实施细则（2021—2030 年）》，拐卖人口犯罪又搭上了互联网的便车——消灭拐卖人口，任重而道远啊！

　　所以，小兵最后想说，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犯罪，要对人贩子毫不留情，甚至要处以极刑，对“买方”和“卖方”也绝不姑息，加重拐卖人口的量刑标准和处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打击拐卖人口的法治高压、舆论高压和道德高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消除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巨大差距，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武装人们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

　　什么时候，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再也没有这一持续了几千年的古老罪恶呢？

     【文/红色小兵，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红色小兵爱读书”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