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拐卖人口的根源?

2022-02-11
作者: 红色小兵1226 来源: 红歌会网

  2022年1月28日春节前夕,丰县一位生育了八个孩子的母亲,被铁链锁住,吃冷饭睡破屋,大冬天的只穿着两件薄衣服,牙齿掉光,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面对广大网友的关切,徐州和丰县已经出来了三次通报:

  第一次说,该女子为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1998年8月与丰县欢口镇董某民领证结婚(暗示各种证件齐全?),不存在拐卖行为。

  第二次说,杨某侠是在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收留。

  第三次终于说,经过村民比对照片、口音,确定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是被桑某某带出来后走失的。

  屏幕前的您也一定和小兵一样,还会继续追问:

  杨某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没有与小花梅亲属进行DNA技术鉴定,怎么能断定杨某侠就是小花梅呢?

  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三份通报中对此案的关键人物桑某某,只引用了她的一面之词: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小花梅去江苏治病,并帮小花梅找个好人家嫁了。小花梅走失后,桑某某既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小花梅的家人。那么,桑某某到底是不是人贩子呢?

  小兵想不通,明明是可以一口气调查清楚的事情,为什么非得需要网友一次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督促呢?

  当然,我们依然要继续追问:

  杨某侠到底是谁,何时何地出生?

  她是不是被拐卖的?

  她有没有遭到家暴、强奸等?

  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患上了精神疾病的?如何由言语行为异常、智障表现,变成精神分裂的?

  董某民与杨某侠婚姻的是否合法?

  董某民涉嫌违法,将如何处理?

  有关人员是否存在不作为、包庇、纵容、弄虚作假、官僚主义等问题呢?


 

  当然,这一事件绝不是孤立的!

  徐州虽然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但与占据了各种便利条件的江苏南部各市比,发展规模和势头还是欠佳的。而丰县,更是传统的农业大县,江苏省的扶贫对象。

  可以说,这里是东部沿海城市的“三线”——男女比例失调的大环境下,“孔雀东南飞”更是造成当地出现了大量光棍。

  也就在前几天,江苏徐州邳城河的一个相亲大会登上热搜,100个男生同时相亲5个女性,适婚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了!

  而东部沿海省份的“三线”,却是中部、西部、西南等“第三世界”眼中的发达地区,许许多多的来自四川、贵州和云南山区的女孩子,被以各种各样的合法的、非法的方式,带到了这里……

  小兵看到了《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中的数据,从1986年之后的短短3年时间,有近48100名女子从云南、四川、贵州被拐卖到徐州。

  《古老的罪恶》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买卖妇女的问题

  有记者指出,人贩子主要是从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山区拐卖妇女,卖到苏北、山东、安徽北部、河南等地,这一罪恶,起源于1978年,蔓延于80年代,在90年代达到顶峰!

  上个世纪90年代,在苏北的村子里,墙上刷的标语竟然是:只要云南在,不怕没后代!

  这一传言,也有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撑: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陈业强曾到福贡县做过田野调查,该县从1988年到2009年,共有4005名妇女外流,被拐卖外流的有1750人。(《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

  小兵搜索到了《法制日报》的一个消息:2014年,全国共解救被拐卖儿童13万人、妇女3万余人。

  这个数据,真是触目惊心啊!

  这背后,是多少被拐卖的妇女,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选择自杀,留下一桩桩人间惨案……

  如果乘以30年,拐卖妇女儿童的数量,又是多少呢?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这样的新闻:

  显然,咱们国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着力解决这个严重撕裂社会的问题。

  被拐卖妇女是一部血泪史,失踪被拐儿童的血泪史,无疑同样是令人痛心的!

  好在,如今随着技术的进步,有许多寻亲的人,找到了归宿。

  但可悲的是,寻亲少年刘学州在寻亲成功后,带着对父母和这个世界的彻底失望,竟然选择了自杀——他让寻亲变成了寻。死,他让不幸更加的不幸,他年幼时被买卖和在即将成年时被二次遗弃的背后,根源都是一样的:经济!

  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拉大,才是人口拐卖发生的根本原因。

  当然,重男轻女的传统习俗,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占据着许多人的头脑,这让我国的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3000多万。为了生一个男娃,逃避各种法律约束,违规进行B超检查和流产,甚至买卖婴幼儿……

  而且,重男轻女的后边还有一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强大习俗压力,光棍是要连累整个家庭在村里抬不起头来的。如今,在20-40岁适婚年龄段中,中国男性人口约比女性多出1752万人,强大的市场需求,让人贩子铤而走险,他们来到中国的贫困山区,利用当地女孩的单纯,坑蒙拐骗;而如今,他们甚至支起了“越南新娘”中介机构的招牌。

  况且,咱们农村是一个氛围浓厚的人情社会,村民之间相互包庇、隐瞒这种买卖妇女、儿童的事情,屡见不鲜;更有些亲戚关系的村民,还会帮助犯罪分子,布下天罗地网,防止被拐卖进村的媳妇逃跑——这无疑对国家打击这一违法犯罪行为,造成了不小的阻力。

  但小兵知道,在伟大的毛时代,有着公有制和集体经济的强大后盾,咱们曾经消灭过人口买卖,无论是对妇女的,还是对儿童的。那个时代,男女比例失衡问题曾经得到很大的改观,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在从封建遗毒中走出来。

  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竟然还能看到女德班;2021年11月,云南印发《云南省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实施细则(2021—2030 年)》,拐卖人口犯罪又搭上了互联网的便车——消灭拐卖人口,任重而道远啊!

  所以,小兵最后想说,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犯罪,要对人贩子毫不留情,甚至要处以极刑,对“买方”和“卖方”也绝不姑息,加重拐卖人口的量刑标准和处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打击拐卖人口的法治高压、舆论高压和道德高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消除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巨大差距,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武装人们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

  什么时候,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再也没有这一持续了几千年的古老罪恶呢?

     【文/红色小兵,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红色小兵爱读书”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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