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铁链女与鸡西奇案：不能再让“乡贤”阻碍社会进步

　　前几天谈丰县“乡贤自治”的文章很快就被“用户投诉”了，今天这篇依然可能面临这种处境。但是，笔者依然要坚决反对所谓的“乡贤自治”！

　　今年1月份春节前夕，就有网友在网络上举报“鸡西人大代表聚众赌博”并导致至少两起因输钱欠债悲剧的事：

　　令笔者诧异的是，直到现在，这名网友还在孜孜不倦地在网络上举报。

　　如果这名网友是“造谣中伤”，是不是早该立案侦查处理他了，“造谣中伤”鸡西市（黑龙江省辖地级市）人大代表和公安局长，这可是相当严重的事情；而如果这名网友举报属实，黑龙江有关方面为何直到现在还不做任何回应，没有任何动作呢？

　　如果网友举报属实，这样的“人大代表”算不算“乡贤”？笔者认为应该算。

　　在被“用户投诉”的那篇文章里，笔者提到了丰县“乡贤自治”的事。我们把这两件地方部门回应如此迟缓的案件放到一起看，就会发现其中某种奇妙的共通之处……

　　2015年，澎湃新闻刊登了一篇报道，高度评价“江苏丰县‘乡贤’自治新模式”：

　　笔者当年看到这篇报道时，就感觉非常不是“滋味”。

　　既然是丰县如此高调地光复了“乡贤”这个旧物件，“铁链女”所在的欢口镇应该也有这样的“乡贤”吧？不知为何这20多年过去了他们没有帮到“铁链女”？抑或是他们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然一个外来被贩卖的女子，何以在当地被藏了20多年？她还被迫生了8个孩子，早该“闻名”乡里了吧？

　　这几天有网友在网络上传播一份名单，列举了丰县很多渠姓官员。笔者也觉得这样的名单是牵强附会，因为渠姓虽然在全国是个“小姓”，在丰县却是不少的；但笔者对这样的现象并不一概否定，并不排除其中的某种巧合或者说是历史与现实的交会。

　　2015年，某位在北大读硕士、在美国雪城大学读博士、在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做教授的“丰县人”，写了一篇《乡居杂记：一个苏北小村庄的历史》，讲述了丰县的乡村精英（地主）在清末如何治理乡村，抗战开始后国家政权强行介入使小村地主村社组织衰落以及解放后如何“迫害”地主的历史。其中便讲到了从清末到民国，渠姓地主与刘姓地主之间的政治经济权力流变，这背后有没有一定的重叠与巧合呢？

　　我们都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地主家庭都摘帽了，摘帽后一些地方甚至搞起了“偿还”，让这样的地主后代重新“闻达”乡里；与之同时，文坛上为地主阶级翻案、对革命历史叙事进行颠覆也越来越成了一股潮流，从《活着》到《霸王别姬》，从《白鹿原》到《丰乳肥臀》再到方方的《车欠土里》，文学作品的主角也从贫苦大众转向了《大宅门》、《闯关东》里的东家掌柜们；刘文彩成了“进步乡绅”，马步芳成了“西北圣人”，“周扒皮”被说成是“虚构污蔑”，民国成了“黄金时代”；而狼牙山五壮士、雷锋、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却一遍又一遍地被文人骚客们编造各种段子进行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