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人、知识精英与意识形态

　　这几天，关于华东地区直辖市的疫情防控问题是国内互联网的焦点舆论话题，同时也是国际舆论相当关注的新闻重点。许多“与病毒共存”的论点再度浮出水面，并且随着国际疫情和防疫形势的变化，论点论据推陈出新。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限于生活被影响程度，信息接收差异，思考方式来说，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可能都不奇怪。但是，我们在国内很多高知群体中，却会看到持共存，尤其是休克式共存的观点很普遍，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占据着社会和舆论的关键位置，持续利用自己的声量造成远大于普通人的影响。

　　尽管他们的观点已经被反复从科学和现实上证明错误，却毫不动摇，甚至可以说从20年新冠疫情伊始就没动摇过。究其根源，这一切不过是因为，科学没有边界，但人有阶级。笔者今天就来谈谈我国一些高知群体中这种倾向的源起和社会基础。

　　从共存到清零的四个维度

　　在讨论什么是共存主义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来澄清一些派别划分。笔者沿着从共存到清零的策略分野，将主要防疫思路主张分为四种：1.立即共存主义；2.渐进共存主义；3.终极共存主义；4.严格清零主义。

　　根据这个多维度表，其实读者们可以就此估算出自己的立场，也可以根据其他人的具体言论，带入进去，看看这个人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立场。虽然不应该鞭尸，但某些上海的代表性言论，实际表明他们既不是精准防控、也不是在为长期共存而奋斗，纯粹是“玩寇”之下引火烧身。笔者自己带入了一下，实际上笔者的立场应该接近“终极共存”，也即笔者认为，新冠有不少概率可能变得弱化、长期化，因此或许应该着眼未来做好准备，但不应该为此设置计划、时间表，更不应该像某些疾控系统的内鬼所主张的那样，就此“借势躺平”。俗话说“借坡下驴”，那是驴的主张，不是人的主张。

　　上面笔者展示了关于社会整体防疫政策的四种分野，那么我们再来仔细想想，关于新冠的防疫策略，所争执的到底是什么。由于防疫主张实际上已经不是医学、公共卫生科学的争论，而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政治性，笔者将对其以“主义”相称。目前的 “休克式”共存主义和渐进共存主义，所主张的核心就是Omicron毒株的毒性大大下降，对大多数人已经不再致命。

　　但这一点是一个认识误区。对个体而言，病毒的致病能力（也即毒力）下降意味着不再危险，但对公共卫生来说，并不是这样。因为对社群来说，要考虑的整体性问题，在这里，笔者提出一个粗浅的暴论来说明：传播能力·致病能力=危害性。譬如埃博拉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这些高致命性病症对个体而言不可谓不危险，但对广义上的社群来说，虽然埃博拉有90%的致死率、MERS有40%的致死率，但考虑到社群中99.9%的人不会被传染，所以实际上他们的危害是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