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批判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和民族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思潮。很明显，民族主义的中心是“民族”，国家主义的中心则是所谓“国家”。
这里说的“国家主义”，就是指的对国家这一事物崇拜、迷信，不懂得、不接受它的阶级压迫工具的根本属性；或者口头上、词句上表示“接受”，在具体分析问题时又把它看做超阶级的“社会全体”意志的代表、中立的仲裁协调机构等，以抽象的、甚至神圣化的国家概念来掩盖现实中国家的阶级本质，变着法子抗拒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的国家观点。
国家主义的观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1891年，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写导言时，就指出了德国工人中流行的国家崇拜观念，并表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问题的最基本观点：
“……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与原始共产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原始民主制，在私有制产生的冲击下解体，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而剥削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特殊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经济利益和特权地位，镇压被剥削阶级奴隶们的反抗，就把自己手中掌握的管理社会的职权，扩张为国家权力，建立起国家机构。人们对国家这一事物的崇拜、畏惧，跟历来国家本身的压迫职能、权威性质是分不开的。
在封建专制历史悠久的一些地方，由于国家这一事物长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据有，并被用于实行高压、强权统治，使得那些经过长期封建专制的人民，比较易于产生对国家权力及其行使者——封建帝王、官僚士大夫群体的崇拜，“谢主隆恩”残余比较深厚。在西方中世纪，国家则被视为神的意志的造物。
在资本主义兴起前后，中央集权国家在欧洲登场，君主权力与国家权力作用上升，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不能不影响人们对于国家的态度。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从“抽象的人”的眼光看待国家，认为国家是建立在所谓人的“理性”的基础上的，认为国家的本质是人的理性的自我发展。这可视作近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正式登场，也就是前面恩格斯说的那类“哲学家”的国家学说。马克思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一个重要的思想开端，就是对于黑格尔国家观的质疑、批判。
在资本主义的垄断时代，随着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日益直接的结合，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形态的出现，特别在危机年代资产阶级各国纷纷加强国家权力以加紧压迫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缓解社会危机，国家的存在感和影响又上升了，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执行垄断资本的意志……垄断资产阶级也擅长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全民”的、“国家”的，鼓动无产者为自己卖命，这无非是超阶级观点的又一延伸罢了。
总之，在种种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到了现、当代，国家主义往往和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是一股重要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思潮。它基本上是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体现，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当中与国家政权联系更紧密、与国家权力行使者更多牵连的保守派利益及意志、偏好的体现。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由于其跟官僚、权贵派资产阶级更多利益瓜葛，或受到思想影响更深，也容易产生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
特别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衰退的年代里，国家主义往往能够上升，用以填补自由主义失败、退场而带来的思想真空。资产阶级愈加撕去国家“中立”“超阶级”的伪装，更加借重于直接使用国家权力、凭借国家权威对无产者进行更野蛮露骨的压迫以缓和矛盾和危机、维持统治地位，而不是像在自由主义时代里对国家权力及其使用进行一定的、当然是极其有限的限制，以欺蒙无产者、泯灭其反抗意识。
总之，我们处在一个国家主义上升的年代，这是跟当代资产阶级经历“自由主义失灵”后面临统治危机的情况密切相关的。我们看到，东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近些年都纷纷转向保守主义、威权主义，愈加偏重于直接使用国家权力，或说采取专政手段，这就更加暴露了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本质。须强调的是，这个本质，不管在自由主义时代还是保守主义时代，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自由主义时代更多被“民主”“法治”“宪政”等等外皮包裹起来，在保守主义时代则更能暴露罢了。
那么，作为无产阶级特别是其先进分子、知识分子，就不能不意识到国家主义观念在无产阶级当中流传带来的危害性：它使人看不清国家的阶级实质，不敢对其做阶级的、明确的定性分析，玩弄“有几分＊＊性，有几分＊＊性”的折衷主义废话；使人盲目相信资产阶级国家可以“兼顾”对立阶级的利益、解决社会危机，而陷入改良主义；使人愈加远离马列毛早已揭示了的无产阶级只有把国家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实行本阶级的专政才能实现自身解放这一条真理。
赫、勃之流的新修正主义者或现代修正主义者，继承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伯、考之流的反动衣钵，抛出所谓“全民国家”的谬论，极力模糊国家的阶级实质；否定在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阶级真正能够消亡以前，为防止资产阶级复辟，都必须坚持、巩固并善于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这一条真理。其政治目的，是把国家权力从站起来了的无产阶级手中重新夺过去，复辟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加强他们那个阶级的专政，重新骑到无产阶级头上作威作福。
不管是赫的“自由化”改革，还是勃的重新回头加强党政权力，都是为了他们那个阶级的专政，只不过对应其复辟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同阶段罢了：前者是要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回国家权力，自然要大讲特讲“民主”“自由”“分开”，以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方便夺回；后者是在已经夺回国家权力后，面临进一步加强、使用它去对付无产阶级的课题，所以要看似矛盾地回过头去加强所谓“领导”“集中”“纪律性”“权威”等等。
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文人在国家问题上的这种理论“创新”和虚假、欺骗宣传，也是国家主义思潮滋长、泛滥开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