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生代的“中国认同”靠什么？

　　余光中死了。

　　《乡愁》又活了。

　　去年的11月，陈映真去世。除了一些左翼的有心人发文追悼之外，几乎没有多少主流舆论关注，与如今余光中的死后风光完全是两般景象。

郭纪舟著《七0年代台湾左翼运动》封面

　　“告密者”受吹捧，“左翼斗士”却遭冷落，愤懑!不平!左翼大概多有此感受。但冷静下来一想，这实在是个再“正常”不过的结果。休说区区一介左翼的陈映真如何如何，今年恰逢十月革命百周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如此重要的一场伟大革命的大纪念日，还不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其实，“知道”余光中的绝大多数人，恐怕也就知道一首《乡愁》而已。就好象“知道”徐志摩的绝大多数人，无非也就知道那座虚假的“康桥”罢了。

　　当然，《乡愁》要比“康桥”真实得多。那诗确是有真情实感流露其中。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不由让人想起另一首同样出自“国府迁台”后人物的望乡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于右任：《望故乡》)

　　现在解读这些诗，总谓之表达了“海峡两岸同胞割不断的血肉亲情”云云。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考虑到这些诗产生的历史背景，还是让我们直说了吧：这些望乡诗，主要表达的是“dang国”文人们，因对“反攻复国”的幻灭，悲伤绝望，想着从此再也不能踏上大陆的故土，所以才会如此的“恸哭”和心怀“乡愁”。

　　不过，余光中毕竟比于右任幸运很多。随着1980年代末两岸从冷战时期的绝对对峙状态下脱离，人员、经济、文化的往来日趋频繁，凭着《乡愁》在大陆受到莫大“爱戴”——甚至远超其在台湾的受欢迎程度——的余光中，来大陆来得相当勤快，而且名利双收，早已不是那种眼巴巴望着海峡无可奈何的心境了。到如今，不仅有乡愁的能来，没乡愁的的也能来;支持的统一的能来，鼓吹独立的也能来;做方便面生意的能来，逛旅游景点的也能来;寻根祭祖返台后为统一运动作贡献的能来，在大陆猛捞人民币一回去就大骂“zhi那zhu”的也能来......尤其是考虑到在台湾，所谓“本省籍”的不论，“外省籍”的基本都已是在第二代以下，因此，《乡愁》这样的诗本身已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于此同时产生的一个极大的矛盾却是：两岸交流的空前频繁，并没有带来台湾人，特别是年青一代民族认同感的增长，反而是“台独”思潮日渐扩张。

　　曹征路先生在他的访台回顾文中提到一个关键点：即一名台湾青年(毫无疑问在思想上是偏左翼的)表示，如果大陆搞社会主义，他愿意做中国人。乍一看，这不是很奇怪吗?在大陆，无论他(她)有多么支持社会主义，反感资本主义，但极少会有人因大陆的变化，便动摇其国家—民族认同，而宣布要去做一个朝鲜人或古巴人。换言之，“我们”的国家-民族认同不会以大陆实行某种社会制度为大前提——尽管有些右翼人士受到关于“精神美国人”或“精神日本人”的指责时，会辩称那是因为大陆没有实现“自由民主制度”，但那实在与制度无关，而和财富密切相关。如果送他们到某个腐败混乱的第三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他们保证是死活不会去的——但台湾的情况就不同了。对于那名台湾青年来说，大陆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决定其国家—民族认同的决定性前提。实际上，不仅是台湾的左翼青年，对于偏右翼的台湾青年也是一样，比如他们经常举出的抗拒统一的主要理由，就是担心统一后会失去现制度下的“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