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四不”为什么会撞墙？

　　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海南的“四不”遭遇到了巨大反弹。无论海南如何解释，如何感到委屈，似乎也无法改变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音。海南和反对者之间的共识，恐怕很难找到。

　　20大报告中“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言犹在耳，海南的这一动作，让人们对这座岛屿上能否守住最后一道防线产生了忧虑。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个在穷山沟中走出来的政党任何时期都坚持的政治主张，并且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使其成为全社会都能接受的主流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中明确指出：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尽管海南在极力辩解，媒体也在告诉大家不要误读，专家大声疾呼这不是在搞特权，胡锡进又一次循循善诱地告诉人们不是你理解的那样。质疑却仍然如同溃堤后的洪水，正在寻找宣泄的去处。

　　这种质疑和反对有着无可置疑的法理和道德优势。新中国的“新”就新在这是一个没有封建贵族，没有特权阶级，没有特殊势力的平等社会。这个社会法治的基本原则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这是浸淫在这个社会骨髓中的底线思维。海南的“四不”让人们感到了底线的松动，看到了法律意义上的不平等；让人人平等的信仰走入了迷茫，也让人们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公平问题感到恐惧。

　　这不是海南的首创，而是几十年来一直在涌动的暗流。19年这股风潮开始走到聚光灯下，21年达到顶峰。很多地方早就只做不说，急于露脸的海南想把它当作创新，高调张扬，没想到却撞到了墙上。

　　中国高速发展的秘密，就在于人人平等基础上社会发展具有全民总投入的特点。只有人人平等的社会性格特征，才能达到“共建共享共治”。当特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社会动员力量就会衰退，就无法进步。

　　“收买”法律的代价就是公平问题，表达的是对大多数人的态度，会使社会的弱势心态普遍蔓延。更为严重的是，会使法律失去正当性基础，使平衡力量摇摇欲坠并威胁整个社会。

　　根本的问题在于是法律高于一切，还是有些东西可以高于法律。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中心，还是以人民为中心。说到底又回到了当年土改时期的那个老话题，那就是这个社会到底是谁养活谁。

　　最讨厌有人把制造出一个特权阶级同营商环境绑架到一起，还美其名曰要以大局为重。他们根本不懂公平正义才是最大的生产力，老百姓脸上的笑容才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人民的愿望才是真正的大局。

　　如果法律像猴皮筋和橡皮泥一样可以随意拿捏，这样的法律环境就是最差的营商环境。用某些人超人一等的原始手段来打造现代化的营商环境，这不但是个天大的笑话，关键是会使社会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

　　法律是所有信用的基础，也是所有信用的保障。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家和商人来说，最恐惧的就是缺乏信用环境。一个可以随便改变形态的法律，对于企业家来说是利好还是利空，只有他们自己能够讲得清楚。

　　可以设想一下，“四不”面前，犯罪是会多了还是会少了。“996”，“恶意欠薪”，集资诈骗，非法经营，污染环境这些现象会减轻还是会更加严重。当法律变成实用工具，变成免死金牌，这不是在保护民营经济，而是在建立特权经济。有史以来，无论通过劫贫济富，还是通过特权经济度过危机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成功先例。

　　忽然想到海南那位身价200亿的法院院长，想到几十年来勒索抢劫似的“天价海鲜”。这样的法治环境，再制造出来法律“头等舱”和“头等公民”，会不会让更多的企业日子更难过。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有这样的平等观，着实让今天的我们时常感到愧对祖宗。我们常说不能让一部分人独享改革的红利和成果，当然更不能让一部分人成为超国民待遇的法外之人。

　　法律在任何国家都有着鲜明的阶级属性。资本世界的司法制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向有钱人倾斜，最符合当代富人的利益。他们今天的现实和大量的影视作品告诉我们，在他们那里，法律看到有钱人是会绕道走的。

　　中国的法律如果走上这样的道路，那就不是创新而是背叛。在这方面，财阀在法律上享有半公开特殊地位的韩国可以给我们提供大量的佐证。享有法律特权并没有提高他们的人性，反而使这个群体更加嚣张，更加堕落。

　　从来都是经济结构决定思想方式，法律永远是生产目的和生产模式的反映而不是主导。我们今天面对的雇佣劳动，具有资本主义的传统特征。这种以利润为中心的生产目的一直都在努力取代原有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包括这种生产方式上面附着的一切。

　　我们今天面临的一切问题，根源都来自这里。如果不能下决心调整经济结构，不能重构改革伦理，不能真正从以资本为中心转移到以人民为中心的道路上来，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很多年来，“效率第一”的经济模式已经转化为道德模式，中国的经济学界早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化。资本通过他们影响经济政策，慢慢地向更多更深的领域渗透。他们不但试图绑架经济，同时也试图绑架法律。

　　他们努力地推崇“尚贤文化”，不遗余力的告诉老百姓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宣言就是“大多数人是没用的”。这种文化已经被社会默认和接受，瓦解了人人平等的合理性，使为资本服务变成一种高尚的行为。

　　在他们看来，中国就是有钱人的，是有钱人在养活了一帮穷人，而穷人不但要对此感恩戴德，还要对他们的为所欲为视而不见，或者把这种为所欲为视为天经地义。

　　这种文化正在社会中制造越来越森严的壁垒，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停滞，内卷和平躺的源头都来自这里。打破这种壁垒必须超越集团利益，需要一次从经济结构到精神领域里的“土改”。

　　西方世界今日的危机再一次重申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他们的法律如何“跪舔”有钱人，围绕少数人的现代化永远都不能满足多数人全面发展的需要，永远都无法走出周期性危机的泥潭。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就新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但包括物质的丰富和提高，还包括文化和精神领域的全面富裕，而平等平权正是共同富裕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律载体，使共同富裕同时具有惩恶扬善的功能。

　　欧洲工人运动的大爆发，表明今天的世界已经走入了深度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开始变得越来越激烈，凸显出了既有利益格局的合法性问题。

　　在这场深度的经济危机中，比的就是谁的改革更有效，谁能率先走出既有的利益格局，率先解决掉过去遗留的问题，率先解决合法性基础再生产的问题。共同富裕解决了方向问题，但是也有一个时效性，因为危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前几天轰动中国和世界的“村BA”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越是注重人人平等，就会有更多的人力资源被激活，就会更有活力和更有效率。离商业信仰越远，反倒创造出了令人膛目结舌的商业价值。

　　这一点很值得海南参考，也值得我们在更大的背景上去反思。事实证明，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有魄力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比海南的“四不”更容易找到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更容易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