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什么人会恐惧和反对「大鸣大放」？

　　国企领导甜蜜街拍发酵之际，一个声音突然从乱军之中冲出，笔锋直指舆论鸣放，并暗示群众抓包有误、似乎期待事有反转：

　　然而在他“希望的官方通报”明晃晃出炉后，他又不无痛心疾首地极尽遮羞粉饰：

　　那位国有企业的领导于今天的现实中到底是不是“怪例”，我不好说，但是有一个问题恐怕不得不深究：什么人才会如此的恐惧和反对「大鸣大放」？

　　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毛主席曾有点出：

　　在这样的民主(指当时开展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实际上是敌人。

　　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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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去年年底的吕梓源吗？

　　先说数据：截至去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441.6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20.18%；比2020年增加11.7万人。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311.6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14.24%；比2020年增加20.4万人，也是近五年增量最多、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

　　北京市早已经正式跨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同时，在当时疫情放开之后全社会“保护老年人”的共同呼声下，作为首都（政治示范效应首屈一指）的北京市理应在医疗资源分配和公共舆论宣传等方面做到无死角——注意，去年年底那波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市120 调度指挥中心日均呼叫量持续增长，12月9日24小时120电话呼入量31863次，达到常态化呼入量六倍以上。

　　然而，似乎“防不胜防”，还是让市台的年轻记者吕梓源漏了出去，漏到了群众的面前。

　　从过往履历和言论看，年纪轻轻的吕记者看起来十分抵触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

　　当某地出现基层一刀切的抗疫悲剧时，她没有体现出一丝丝作为媒体工作者的行业格局和职业素养，而是如西方NGO小喇叭那般聒噪廉价的情绪性话术，仿若一幅声声为民请愿、替众呼唤的姿态。

　　不过，她却在自己感染之后，仅仅38.2°发烧症状便火速以暂时仍不为人知的「能力」在资源空间寸土寸金的北京市，大摇大摆住进了方舱医院，且是小汤山而非临时方舱，且是双人独间，且在暴露后还公开声称另一张床是给同事预留（妄图平摊公众注意力，此处尽显人品低劣、职场素质低下）。

　　尤为让人顿觉失语又失落的是，这位京城小记者似乎真的对首都社会的真实境况全无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