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过度私有化必然造成市场无序竞争和经济发展困境

　　当前，经济陷入困境的重要症结之一，是社会消费购买力的严重不足，经济循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基本环节，因“分配”环节的严重失衡，在“消费”环节出现断裂，已经逐步成为共识。同时，继恒大暴雷总负债超2.4万亿元、净亏8000亿之后，碧桂园传出爆雷倒计时，由于项目主要集中在三四五线城市，单个项目负债额可能比不上恒大，但涉及居民数量更多，抗风险能力更弱，危害性比恒大要大得多。而万亿“中植系”疑似爆雷，一旦爆雷其破坏力将远超其他金融平台。尤其，无数中小微民营企业生存艰难，甚至深陷熊彼特所谓“新旧交战，引发经济的周期性变化，金融危机和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而产生的“创造性毁灭”及其边缘。无不呈现着市场无序竞争的残酷。

　　究其根源，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暂时的“过度私有化”，使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呈现：生产无限扩大与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市场无序竞争的矛盾。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超越，在于“不是市场经济救了中国经济，而是中国以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救了市场经济，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火车头”（尹国明《面对民企困难，不要被误导，说点我了解的真正原因》，昆仑策研究院 2023-08-12 ）。暂时“过度私有化”，造成的暂时消费环节的断裂、暂时市场无序竞争的残酷，以致经济发展受阻的困境，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一、《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过度私有化”的事实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代会报告和《宪法》确定的坚定不移的根本制度。

　　但是，《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呈现“过度私有化”已经成为无可回避的事实。

　　通过对2017-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按地区和控股情况分企业法人登记数”“按地区和登记类型分企业法人登记数”整理，各类企业法人单位数与占比组成（见表1）。

　　表1 2016-2017、2018-2021年企业法人单位数、各类企业与占比组成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7-2022年）】

　　近5年，私有企业法人数量与占比大幅度提升（见图1），呈现出数量不断增加的蓬勃发展状况。而国有和集体等公有制企业法人数量与占比大幅度降低（见图2），呈现出公有制企业数量的急剧减少状况。

　　图1 2016-2021年私营企业、私人控股企业数量及占比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7-2022年）】

　　图2 2016-2021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数量及占比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7-2022年）】

　　众所周知，改开以来，我国商业领域早就基本上是私营企业的一统天下，国有商业企业已经微乎其微。那么，工业领域如何？从近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私营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要指标”数据分析（见表2），“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在受到严重挑战，过度“私有化”确实已成为必须正视的事实。

　　表2 2016-2021年“私营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要指标”

　　由表2可以看出：

　　（一）“资产总增长率”私营工业企业比国有控股工业企业高出一倍。虽然从“资产总计”指标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一直高于私营工业企业，但实际上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中的相当大部分属非国有资产（由“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决定），而且从总的变化趋势看，私营企业资产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有控股企业。私营工业企业由2016年的239542.7亿元增至2021年的409303.1亿元，总增长率为70.87%；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由2016年的417704.2亿元增至2021年的565082.1亿元，总增长率为35.28%。也就是说，从2016年至2021年虽然“资产总计”国有控股企业还比私营企业高155779亿元，但“资产总增长率”私营企业比国有控股企业高出一倍多。

　　（二）“流动资产”不仅“总增长率”私营工业企业远远高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而且资产总量也已反超。私营工业企业由2016年的120053.6亿元增至2021年的249374.7亿元，总增长率为107.72%；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由2016年的147311.8亿元增至2021年的212832.8亿元，总增长率为44.48%。也就是说，国有控股企业的流动资产总量由2016年较私营企业高27258.2亿元，降至2021年比私营企业低36541.9亿元，总增长率远不及私企的一半，低63.24个百分点。

　　（三）“营业收入增长率”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是私营工业企业的近2倍。虽然营业收入总量指标私营企业一直比国有控股企业高，但是，国有控股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速度比私营企业高得多。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总量由2016年的410188.1亿元增至2021年的517444.3亿元，总增长率为26.15%；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总量由2016年的238990.2亿元增至2021年的350557.9亿元，总增长率为46.68%。也就是说，从2016年至2021年，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总量比私营企业还低166886.4亿元，但是总增长率是私营企业的1.78倍，说明国有控股企业较私营企业具有更为突出的高效率。

　　（四）“利润总增长率”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是私营工业企业的近4倍。与营业收入情况相一致，虽然利润总额私营工业企业一直比国有控股工业企业高，但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总增长率比私营企业高得多。私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2016年的25494.9亿元增至2021年的31774.1亿元，总增长率为24.63%；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由2016年的12324.3亿元增至2021年的24435.2亿元，总增长率为98.27%。也就是说，从2016年至2021年，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比私营企业的差距由13170.6亿元减少到7338.9亿元，但利润总增长率是私营企业的3.98倍，这就进一步说明国有控股企业比民营企业效率要高得多。

　　二、“过度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彻底私有化”的邪恶误导

　　如上“私营工业企业”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要指标的数据对比分析，虽然，国有控股企业在“资产总计、流动资产、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用工人数”等方面的整体占比，无不处于不断被挤压、不断在变小的状态，但是，近5年“营业收入总增长率”和“利润总增长率”比私营企业高得多（可以数倍计），均毋庸置疑地证明国有控股企业较私营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况且，国有企业在载入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纳米材料、量子信息、超级计算机等领域取得走在世界科技前列的重大创新成果，在智能电网、新能源、绿色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掌握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嫦娥”探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众多重大工程和标志性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无不呈现国有企业的强大引领推动突破力。

　　但是，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走上历史舞台，而且已经“颠覆前苏联、造成东欧剧变、摧毁英国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推动全面私有化”的邪恶诱导性下，一些人恪守“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的理论信条，大肆宣扬“国有企业自身天生低效率，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还挤占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空间，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严重拖累国民经济发展”等（参见肖斌《拨开“国企低效论”的迷雾》，《求是》2016年第18期），捏造“国企低效论”，从而欺骗政府、欺骗人民。他们企图通过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来妖魔化国企，削弱乃至取消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并且在“国企低效率”与“私有化改革”之间建立起“破与立”的逻辑关联，从而走上改旗易帜之路。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大肆鼓吹“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在国有制基础之上的，唯有在私人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有效地运作！”（张维迎《市场的逻辑》，西北大学2019年版，第66页）。在新自由主义“用产权多元化分解和消化国有企业产权，用股份公司制取消全民所有制”的推动下，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近4/5来自国企，但到1997年萎缩到几乎不超过1/4，尤其至2006年“国有企业生产仅占9.7%，非国有企业占到90.3%”的凄惨局面，继续凶残地大肆叫嚣：“我们不仅完成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且已经找到了剩下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即继续在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道路上前进！”（张维迎《市场的逻辑》，西北大学2019年版，第238、240页）企图把国有企业斩尽杀绝。

　　三、市场无序竞争：用公司制取消全民集体所有制的巨大破坏

　　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私有经济占比增加而远超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过度私有化”，必然呈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通过购买劳动力进行剥削的占比变化状况，从而潜在出现“私人资本企图控制公共权力”的金钱政治、“劳动和资本、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冲突、“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垄断资本家”的贫富分化等，而消费领域“生产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支付能力”，生产领域“企业有组织性与市场无序竞争”的矛盾，无可回避地暴露出来。甚至，如果不是政府坚强有力、积极有为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协调，还会出现“商品大量积压、生产锐减、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大量失业、信用关系严重破坏”等经济危机的潜在迹象。

　　同时，新自由主义“用产权多元化分解和消化国有企业产权，用股份公司制取消全民所有制”的推动，使市场进入违背基本经济伦理的无序竞争状态，使国家和人民正在遭受恒大暴雷、碧桂园暴雷、中植暴雷、紫光国有资产流失等难以承受的损失。公有制经济是以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式，产权分别属于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国资委和所在集体成员，有着非常清晰的产权所有制定位，任何人不可以轻易触动。但是，“无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股份公司制，以不用冒“倾家荡产”风险投资，而成为鼓励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但是“抽逃资产”的巨大风险隐患，在资本逐利本性“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敢犯任何罪行”的驱动下，股份公司制成为市场无序竞争和暴雷频发的直接症结。与此同时，子母公司套狼术、公益基金欺骗术、金融杠杆无限术等纷纷登台，不断推动“资金私有化，压力社会化，风险全民化”！出现“市场无序竞争、百姓遭受抢劫、社会陷入混乱、党和国家强力扭转”的状态，近期，国家做出不论有限责任公司还是无限责任公司，出现违法事项，直接转为无限责任公司，必须根本性扭转有限责任公司“抽逃资产”的巨大潜在风险。

　　子母公司套狼术：依靠一些丧失基本经济伦理和社会道德的财经专家设计，通过多层次股权布局的架构拆解，将企业的母公司做成“空壳”和“空客”，将资金转入子公司，一旦有问题出现了，根本半毛钱都拿不出来。两年前恒大暴雷之际，许老板就曾试图将恒大物业通过低价的方式出售给别人，上演一场空手套白狼，最终将收入纳进自己囊中。

　　公益基金欺骗性：公司将核心产业以慈善捐助的名义往外润，慈善基金会虽以慈善命名，但实际并没有太多强制性要求，只需将总收益的5%用作慈善。碧桂园半年亏损500多亿，掌门人杨惠妍把碧桂园服务的20%股份、价值接近64亿转到香港的国强公益基金，意味该五分之一的股份不会被破产清算。而两个月前刚成立的国强基金创始人是杨惠妍的亲妹妹杨子莹。左手倒右手，最终都将资产放进了自己的腰包里。

　　金融杠杆无限术：最具金融杠杆无限术的是蚂蚁金服，国家及时叫停控制了巨大潜在风险。“中植系”在资本市场采用“上市公司+PE”操作手法，即定增入股上市公司、为上市公司实控人提供贷款、向上市公司注入中植系关联资产，然后套现退出。向特定融资对象进行定向融资的“定融”，是企业私下募集资金，为非标准产品，如果没有金交所备案环节，其性质实际为非法集资，而金交所备案难以起到实际监管作用，必然产生重要风险。但是，在繁荣时期私营金控家们通过金融杠杆无限放大野心，巨大的潜在风险为中植系暴雷埋下伏笔。

　　四、“公有制为主体”回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规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也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追求“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矛盾的根本性突破，也是对其具体表现的“消费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生产上，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阶级关系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的具体性突破。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要素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宪法》第六条第二款：“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相对薄弱并参差不齐，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对社会不同生产力的束缚，私有经济以其利益驱动性特征，可以成为激活生产力潜质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措施。但是，“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削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推动的“全面私有化”，不仅意味着必然造成“贫富分化造成消费购买力严重不足”、“市场无序竞争造成爆雷频发与财富流失”，更意味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以资本主义价值理念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具体讲，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创造财富，追求的是产品质量和产量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资本主义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创造利润，追求的是资本家得到资本的最大值。

　　尤其，伴随以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为代表的发达生产力，无数传统民营经济由于“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管理水平不高，经济效益低下；创新意识缺乏，数字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等，深陷发展瓶颈难以实现自我突破，如果听从西方经济学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将意味着跟不上变化趋势即面对死亡的冷漠残酷。依据马克思劳动联合理论，无数进入瓶颈的中小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劳动联合实现凤凰涅槃。依据毛泽东主席“劳动合作互助”的第二生产制度的革命，将实现革命性的高质量发展突破。当前，基于“过度私有化”造成的“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造成消费环节断裂”、“市场无序竞争造成的暴雷频发与财富流失”，迫切需要以马克思“劳动联合”理论、毛泽东延安时期“劳动合作互助”理论，在习近平总书记“人民理论与系统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以华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代表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方能使深陷瓶颈的小微企业摆脱西方经济学“创造性毁灭”的冷漠残酷，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联合新生”的凤凰涅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基本规律。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2020年春季，“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多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既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体现，又凸显从“经济”到“政治”的递进关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要与历史真相站在一起，不被现实谎言和假象所迷惑与干扰。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相信“群众”还是相信“精英”，依靠群众还是依靠“精英”，是不同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的根本分歧所在。共产党人除了最广大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要想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一定不能被少数利益集团以及代表这些利益集团的某些“专家”“精英”的忽悠与诱惑所绑架（参见胡懋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话如何真正做到？》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7-27）。是依靠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私有理念”“精英群体”“稀缺资源”思维，还是依靠马克思主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人民主体观，依靠“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依靠“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然成为能否顺利走出经济困境的关键。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