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从魔幻的“行政夹克”回看毛主席的艰辛探索


  近日,一则学生穿着行政夹克模仿领导“视察”学校的视频在网络上爆火。

  视频中,一群学生穿着成熟装作领导的样子,大摇大摆走进大学,模仿领导“视察”学校食堂、与就餐学生交谈、了解学校发展情况、检查学生做操等情况,甚至提出规划蓝图,场面十分滑稽,简直以假乱真。

  网友称事发地为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事后,该学校党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应媒体称,拍摄视频的同学注意到了近期一个“要穿的不像一个孩子”的热点话题,出于好奇,进行了模仿,并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发布,以此蹭流量。校方会对同学进行正确引导。

  不知道校方打算怎样“正确引导”。

  都2023年了,“行政夹克”这类“职业”行头依然还有着这么大的魔力。不仅在现场“以假乱真”,让围观者以为真的有“大官”来视察,而且在网络上成功地蹭到了惊人的流量。

  讽刺拉满的怪相背后,不正是至今仍泛滥成灾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员们喊着调查研究,却不察实事、不思解决,仅做面子功夫吗?

  这则“趣事”倒是让笔者想起了1979年编剧沙叶新创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

  《假如我是真的》这部剧反映了大陆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官僚特权及走后门等荒谬情况,故事大意是下放到东风农场的知青李小璋进城看戏,被剧团的赵团长、文化局的孙局长等人误认为是首长的儿子而接受了诸位热情的招待。李小璋的未婚妻周明华已经怀孕、且靠着她父亲的关系调回了城市,而李小璋依旧留在农场。于是,李小璋决心假戏真做,利用有求于他的赵团长和孙局长,为自己搞到了回城的介绍信。最终,身份败露后,李小璋站在了被告席上……

  然而,如此荒诞的剧情,却是沙叶新根据当时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1979年9月11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起轰动全国诈骗案:案犯张龙泉原为城市游荡青年,其同学父亲为工业局副局长,通过与同学的谈话了解到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于是开始了他的骗局。他自称“总参谋副总长的儿子”李晓勇,一路蒙混过关为自己谋取私利,直至张龙泉想将女友从街道歌舞团调至事业单位,公然违反规章制度,招致街道部门的举报,事情才败露。

  电影《假如我是真的》画面

  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在报道刊登不久就创作完成了,刚刚上映便引起了轰动,多地话剧团准备排演。不过,这件事很快惊动了高层,有关方面召开会议,则令其1979年11月停演,沙叶新被部门主管领导约谈,同样要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再后来沙叶新抛弃了马列信仰,成了自由派的座上宾,不过这都是后话。仅就当时而言,笔者相信沙叶新先生的思考是真诚的。

  1981年,台湾省的导演王童拿到了剧本,将其改编成了电影,拿到了金马奖,饰演李小璋的谭咏麟则拿到了最佳男主角。

  前不久,笔者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还偶然刷到了电影的剪辑片段,相关视频内容之所以热度很高,不正是群众苦之久矣吗?

  四十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故事不断地真实发生着,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谁给这类骗子的行骗提供了土壤呢?

  笔者随手检索到的新闻报道截图

  沙叶新的话剧把真实事件从冒充高官儿子为自己牟利,改编成了知青回城的事情上,这个改编呼应了当时的社会主流话题,多少也带点“伤痕”的味道。不过,其所折射出的问题,却是跨越了1978前后两个时代,更是毛主席直到晚年仍在痛苦思考、艰辛探索并致力于解决的。

  人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大官”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官气”,就像本文开头视频里出现的那套排气十足的行政夹克行头。

  毛主席对于“官气”是深恶痛绝的,曾多次指出这个问题。多次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要求干部下去的时候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就“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的片面认识,明确讲到:“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

  在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谈到做官的问题:

  “我们是做官,官是得做,但是官风或者是官气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最好是把它根绝,就像消灭‘四害’一样。”

  “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直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年代,官气才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笔者幼时(80年代初)的印象里,还有公社书记(相当于现在的镇书记)在我家吃饭、劳动、住宿的经历。如果不是父母告知,看他的穿着、举止,我当时都不知道他是“大官”,还以为是什么远房亲戚;再后来,笔者就没有再碰到过这种现象,反倒是连个村支书过来都要带着大队人马,一副不可亲近的架势。

  在毛主席看来,官僚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特权的思想和作风。所以,“官气”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是旧的法权观念和等级意识、特权意识的象征。为什么要展现“官气”?不就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吗?等级意识、特权意识进一步演化的结果,就是利用权力“走后门”,为自己及自己的子女谋利益。

  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然而,老干部陆续“解放”出来之后,就有人开始借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源,“走后门”将下乡的子女送去当兵、上大学,甚至直接调回城里。为此,毛主席在1974年提出了应该制止“走后门”现象的问题。

  这种现象到毛主席逝世以后变成了一股风潮,由此才在干部子弟中刮起了“返城风”,搅动了平静生活的知青们。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干部子弟还是工人子弟,大家都一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走后门”造成的知青与知青的不平等,工农子弟被伤透了心,进而造成知青们反抗、怠工、闹返城。知青返城潮的出现有其他因素,但追求平等是主要原因。

  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虽然呼应的是已经在执行的知青返城政策、控诉了当初的“知青下乡”指示,却直刺到这里面的本质问题,这才招致停演。

  据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回忆,毛主席曾对身边的卫士说,比贡献不要比享受:“她们(李敏和李讷)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1965年,毛主席又对李敏她们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毛主席走后,他的话得到了应验。比起那些真正的子弟“倒公”、“倒社”、大发横财,冒充“子弟”身份将女友调至事业单位或者搞张知青回城介绍信这样的以“权”谋私的做法,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所以,当官与民、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不平等变成普遍现象,利用“官气”走后门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潜规则,骗子成功行骗也就有了足够的社会土壤。

  从《假如我是真的》到“行政夹克”,时间跨越了44年,从“骗子”到“摆拍”,完全不同的事件,背后却有着换汤不换药的同一潜规则。

  了解到历史的人们,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吧?

  ————————

  顺便提一下,今天是毛岸英烈士的101岁生日。

  1946年1月7日,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正在生病的毛主席见到了阔别19年的儿子,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然而,毛主席敏锐地观察到,近10年的苏联学习、工作、战斗和生活,儿子着装打扮、言谈举止已经带着很大的苏式“官气”。

  于是,毛主席就让毛岸英把穿回国的苏军军服、西装全部脱了,换上旧灰布军装,住在机关宿舍,和同志们一起上大灶食堂吃饭。

  过了没多久,毛主席就让毛岸英自带行李和口粮,步行10多里地来到山大沟深的小村庄延安县吴家枣园,跟着劳动模范吴满有学习。入学第一课,就是在羊圈掏粪、垒粪,然后送粪;半年多后,又从事开荒、撒种、锄苗、收割、打场、交送公粮。在吴满有家,毛岸英睡土炕、吃他家的粗粮,同当地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再次回到延安王家坪时,毛岸英已经是一身黄土、两腿泥、满嘴陕北口音、双手长满老茧。看着已经大变样的儿子,毛主席才喜滋滋地说道:这就是你上“劳动大学的毕业证”。

  后来到了北京,毛岸英又被毛主席送到了工厂当工人。中央艰难地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定之后,毛岸英又被父亲第一个送上了朝鲜战场,最终长眠在了那里。

  回忆这些历史的点点滴滴,再去对照荒诞的现实,荒诞的人物,我们从心底更加怀念毛岸英烈士,怀念人民领袖毛主席。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遥望黎明”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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