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履行国家契约“先富带动后富”正当其时

　　2024新财富500创富榜正式揭晓，农夫山泉钟睒睒以4562.7亿元第四度蝉联榜首，随后为平台经济大佬拼多多黄峥、字节跳动张一鸣、腾讯马化腾、阿里巴巴马云、网易丁磊位居第2-6榜单。令人欣慰的是，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竞争力”为导向的汽车制造、智能制造、动力电池、家电、医疗器械、畜禽养殖、生物制品等，也已成为创富榜主体（见表1）。

　　表1：2024年新财富500创富榜中国前20榜

　　与此同时，必须思考：一斤小麦不及一瓶农夫山泉的价格是否合理？2500万未就业高校生、7000万失业者是否与互联网平台冲击相关？中国第一科技企业华为任正非，为何榜上无名，而是仅以115亿元身价位列《2024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世界第2171名、中国551名？尤其，面对4562.7亿首富市值与6亿人口月收入不及1000元的巨大贫富差异，以及经济循环深陷消费购买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履行“先富带动后富”的国家契约，是否正当其时？

　　一、“先富带动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国家契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07页）。“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本质要求。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1955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改革开放以后，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先富带动后富”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和手段，是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国家契约。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先富带动后富”作为政策首次写进党的文件，确立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的国家契约。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国家契约，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党的十四大报告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式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大报告“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尤其，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共同富裕”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强调“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着力强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二、先富带动后富：到了必须履行契约之时

　　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为个体经济活动松绑，给予部分人通过努力实现经济上飞跃的可能性。这一时期的“先富”群体，主要是那些敢于尝试、乐于创新的农民和城市的小企业家，他们利用市场机遇，成功积累了财富，成为“新富阶级”的代表。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解散的同时，也有很多城市国有企业与村镇集体企业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消失甚至转变为多种所有制企业，这使贫富分化发生在一个更高位上”（于鸿君 吴文《改革的发展战略逻辑与国企市场化改革中的逻辑问题——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谈起》，《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8期》），城市国有企业与村镇集体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促使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同时，劳动的雇佣化与商品化也使劳动者由国家主人成为无产阶级阶层。尤其，互联网平台经济以其垄断性特征，使社会财富快速聚集于“先富”的同时，对传统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使80%的实体店面临生存困境，失业人数随之不断增加。随着“新富阶级”阶层影响力的扩大，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话语权显著增强，影响着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本应是国家主人的无产阶级利益被边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27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的根本追求，马克思指出：“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0页）。列宁指出：“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即使市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也曾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到社会稳定”（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序言），1759年版）。

　　当前，无论数据分析还是社会结构分析，确实出现了两极分化情况，经济发展成果没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据统计，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居民收入占比都在60%以上，即使是印度也达到了60%以上，2020年甚至达到了76.9%，而中国居民收入比例GDP占比，居然只有38%，处于全球最低之列（转引赵董《中国经济GDP一路狂飙，为啥老百姓攒钱却难如登天？》，赵董观点，2024年6月12日）。2023年中金公司报告：在私有财产人群中，最富裕人群共计460万人，总资产为290万亿，人口占比为0.33%，财富占比为67.4%；中产阶级共计9900万人，总资产为110万亿，人口占比为6.9%，财富占比为25.6%；其他人群13.22亿人，总资产为30万亿，人口占比92.77%，财富占比为7%（图1）。

　　【图1：中金公司财富占比与阶层人数占比数据情况】

　　如上数据：0.33%的最富人群财富占比67.4%，6.9%的中产阶级财富占比25.6%，而高达92.77%的普通人群财富占比仅为7%，贫富分化已经远超1897年帕累托提出的财富分配“二八定律”，即20%的人口掌握着80%的财富。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领先者，逐步演变成行业寡头，形成垄断壁垒，腾讯147亿收购搜狗，美团收购大众点评，58与赶集合并，携程和去哪儿被百度控股，基于市场经济所固有的“马太效应”，垄断或者类垄断企业，尤其互联网平台企业疯狂积聚市场资源，大面积冲跨实体经济、尤其个体工商经济，必然阻碍着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组成。由此，造成中产阶级阶层仅9900万人的“图钉式”（图2）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平凡人生路30，2024年6月5日），而不是“橄榄型”社会结构所拥有的8-10亿中产阶层。

　　【图2：财富聚集于极少数人的“图钉型”社会结构】

　　从私有制诞生开始，人类社会形成了牢固的“金字塔”结构，这是一种穷人占绝大多数而富人占少数，同时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结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中等收入群体占绝大多数、中间阶层构成社会成员的主体、收入极高者和低收入者都相对较少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李军鹏《共同富裕政策推动形成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6期）的“橄榄型”（见图3），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过渡性结构。改革开放40年，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突破性提升，但是“橄榄型”的过渡性结构一直未能形成。

　　【图3：“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与“橄榄型”社会机构】

　　已故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根据2000年、2010年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通过体现每个人社会地位分值的ISEI分析，得出中国社会分别呈现“倒丁字型”社会结构（见图4）与“土字型”社会结构（见图5）。

　　【图4：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倒钉字型”社会结构】

　　【图5：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土字型”社会结构】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呈现的“倒钉字型”社会结构，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例，中间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倒丁字型”结构造成了持续的“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呈现的“土字型”社会结构，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中产阶层的某些群体有所扩大，但是，整体社会结构还没有根本改观，中产阶层在全社会中仍然比例较小（李强《我国正在形成“土字型社会结构”》，《北京日报》 2015年5月25日）。经过疫情三年、股市、楼市冲击，中产阶层大幅度减少，财富聚集于极少数人手中的“图钉型”社会结构，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并根本性改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决防止两极分化”。面对2024新财富500创富榜首富4562.7亿元与6亿人口月收入不及1000元的巨大贫富差异，反思2500万未就业高校生、7000万失业者是否与互联网平台冲击相关？1985年邓小平指出的“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依然振聋发聩！是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走了邪路了”，还是必须履行“先富带动后富”的国家契约到了“正当其时”？

　　三、“先富带动后富”：需要企业家共同行动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07-21），伴随改革开放，将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履行“先富带动后富”的国家契约，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始终是社会主义优秀企业家的崇高追求。华为任正非、娃哈哈宗庆后、福耀玻璃曹德旺、胖东来于东来、京东刘强东等等，无不都是“先富带动后富”的企业家楷模。

　　无需置疑，华为是中国第一科技企业，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第三，任正非是对中国做出第一贡献的企业家，但是其资产仅为115亿元，仅为中国首富财富的2.5%，位列《2024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世界第2171名，中国551名。任正非的股份仅占华为公司总股份的0.73%，而99.27%归属于华为14.23万“员工持股者”，并且劳动要素分配占比始终三倍于资本要素分配占比。任正非通过民营经济劳动群众集体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推动着华为内部员工的“共同富裕”。同时，2023年华为总营业收入超过7000亿，纳税额为1010亿人民币，位居全国第三，占营收总额的14.42%，实现着“华为员工共同富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步推动。

　　2024年2月25日，民族企业家的楷模宗庆后先生逝世，引发社会无尽哀思。宗庆后只穿30元的布鞋，出差自己拎行李，二等座不在意，一年消费不超过5万元。但是，年终员工奖发6个亿，从1988年开始到现在，娃哈哈的员工工资增长了100多倍。宗庆后致富之后想的是：“我算是有钱人，但我认为这个钱是属于社会的，挣了钱只是体现你的价值而已”；“我不是资本家，而是企业家，越是为老百姓造福，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人家才尊重你的财富”。

　　“中国最佳企业公民”曹德旺，9岁上学、14岁被迫辍学，街头卖过烟丝、贩过水果、拉过板车、修过自行车，经年累月一日两餐食不果腹谋生。创办的福耀公司生产的汽车玻璃占中国市场份额的70%，同时成功挺进国际汽车玻璃配套市场，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厂商。曹德旺总结企业家的责任：“国家因为有你而强大，社会因为有你而进步，人民因为有你而富足，做到这三点才能无愧于企业家的称号”[《曹德旺谈企业家精神》，百橙企业家精神视频号，2022-11-04]。“人民因为有你而富足”，体现着始终将“先富带动后富”作为企业家的责任伦理、使命担当。

　　胖东来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心里装着社会主义梦想——“先富带动后富，然后实现共同富裕”，并设计出员工福利薪酬制度，极为现实地保障企业创造的利润与光荣被每一个员工共享。同时，胖东来是中国乡土朴素文化的传承者，“钱散人聚、钱聚人散”，如果只想自己赚钱，可能只是个体户，只有把赚钱的方法分享给他人，才能形成发展共同体。个体是没有力量且不可持久的，共同体才是安全而强大的。从2002年始就把每年挣的钱分掉80%，并且越分越多，当前把企业95%的净利润拿出来分配给员工，让员工的财富增长速度大大提速，而自己的财富增长速度大幅度降低。如果千千万万的企业都能够这样去做，那么“先富带动后富”就会成为现实，共同富裕的步伐便将加快。

　　2017年12月，刘强东在世界互联网第四次大会乌镇峰会上说：“30年前大家都说好，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再来帮没有富起来的人。3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中国人富裕到什么程度呢？富到了一个月赚一个亿已经只是小目标，一个月赚几十个亿会让人很痛苦，富到了中国人到全世界买买买！但在这么富有的时候，我们国家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这是我们整个中国，以及这些先富起来的富人的耻辱。呼吁全体企业家共同行动起来”（刘强东《30年前大家都说好的，要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22年10月22日）。履行“先富带动后富”的国家契约，企业家“共同行动”起来恰逢其时。如果丢掉“国家契约”、回避“共同行动”，成为“新的资产阶级”、“走了邪路了”，必将被党和国家、人民所抛弃，因为忘记并违背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四、“先富带动后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任正非、宗庆后、曹德旺、胖东来、刘强东等杰出“先富带动后富”者，之所以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分析“先富带动后富”可行性理论：一是从经济发展动力角度，先富者的成功经验和资金可以为后富者提供借鉴和支持；二是从创造就业机会角度，先富者的企业和产业发展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三是从技术知识传播角度，先富者的技术知识优势促进后富者共同进步；从激励榜样作用角度，先富者的成功故事激励后富者努力奋斗；四是从社会稳定和谐角度，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减少社会贫富差距。但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要“后富”的人口规模却庞大，单凭这几位杰出人物难以满足社会需求。要从根本上解决“富者累巨亿、百姓收入低”造成的贫穷差距突出、消费购买力不足等问题，就必须深入剖析“先富带动后富”未能很好实现的原因，并在深层制度改革上做出切实成效。

　　进一步剖析“先富带动后富”未能很好实现的原因：一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先富人群未能有效地带动后富人群；二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资源集中于先富者手中，后富者无法获得公平机会。三是经济机会有限限制：某些地区和行业经济机会有限，后富者难以突破现状；四是社会责任缺失丢失，先富者没有提供帮助，后富者难以实现致富。尤其，部分“先富者”利用自己的财富地位、特权地位，不断掠夺社会财富、国家资源，使自己及本利益群体内的人的财富不断增加、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后，不但不懂得底层人的艰辛困苦，反而去指责底层人工作不努力，甚至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操纵媒体、操纵资本。由此，社会对“先富带动后富”理论提出质疑。其中，三农专家李昌平认为：“进入新时代了，我们应该丢掉‘先富带后富'的幻想，应确立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靠勤劳致富的思想，确立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人生观、价值观及政策法规制度等，废除‘让少数人先富'的政策法规制度”（李昌平《解放思想大讨论——丢掉“先富带后富”的幻想》，昆仑策研究院，2024年2月26日）。

　　“先富带动后富”政策执行的困难之处在于根本违背私有制下的资本运动规律。固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下，能够涌现一批乐于“先富带动后富”的杰出人物，但是就一般规律而言，指望人性的美好与善良，靠先富者的良心与自觉带着穷人一起发家致富，这与资本的自私与牟利本性完全不符，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富人是不会心甘情愿让穷人分享自己的财富的。于是，伴随资本壮大、壁垒形成，个人劳动力对于社会资源分配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小，再加上致富途径的堵塞，按劳分配日渐式微，资本要素分配占比几何式增长，乃至特权阶层颐指气使，使得社会矛盾加剧、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应该是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而绝不是一批占人口极少数的亿万富翁对于最广大人民的雇佣剥削。“人们已经看到了富人们雇佣别人进行劳动的真实目的了，不是先富带后富，而是先富不让后富富起来，而且后富如果继续给资本家打工，你永远也富不起来”（《先富带后富的理论基础》，季立东 2023-07-16）。

　　由此，“先富带动后富”必然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加大倡导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内涵的同时，着力强化“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行为，中国式现代化“有为政府”全面依法治国推动。

　　（一）强化“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 牢固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共同致富的根本路径。《宪法》确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证。分配问题本质上是所有制问题，私有制是依靠私有资本获得剩余价值为导向的制度，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对个人劳动成果做必要扣除，为社会提供共同享有和需要的社会基金，实现共同富裕。公有制经济不重新占大头、不重回社会经济主体地位，共同富裕就只能是空话。

　　2. 坚定不移“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作为国家重器，是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重大战略的压舱石，天然具有服务国家战略、弥补市场失灵、争当科技创新排头兵和领头雁的性质、特点及优势，尤其通过做大做强做优事关国计民生的实体经济，贡献共同富裕实现的基础设施、社会责任、示范机制和统筹能力，成为共同富裕实现的中流砥柱。

　　3. 高度重视劳动群众集体公有制的民营经济实现形式。如华为创业者任正非的个人占股仅0.75%，而69%的员工通过“工会”劳动集体占股达99.25%，属于典型的《宪法》所确定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民营经济公有制实现形式，因“以奋斗者为本”，而非“以资本为本”，依靠全体员工勤奋努力与持续艰苦奋斗，在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中存活下去并共同富裕强大起来，应该予以大力倡导和推广。

　　（二）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行为

　　1. 清晰厘清并牢固确立数字平台国有性质，补缴国有资产归母利润。“平台经济”无论从形成过程还是从法理特征，所有权必然应属于国家和人民。投资开发的平台企业可以拥有使用权，但是在实现盈利期之时便应同步缴纳国有资产运营的“归母利润”，尤其当边际成本下降为零、规模报酬不断递增时，所产生的巨额年度“归母利润”都需要补缴国家。这是不容回避的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2. 坚决摈弃新自由主义“去劳动关系论”，补缴劳动者社会保险。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使用者之间建立的基本关系，新自由主义极力倡导“自由化”“去政府干预论”，造成2.8亿灵活用工人员，90%以上电商从业人员没有或者很少的五险一金，不仅牺牲劳动者60岁以后保命的钱是可耻的，而且造成社会保险当前支付日益艰难，必须补缴劳动者社会保险，纠正“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

　　3. 坚决清理借改革之名变相增加高管收入，退回违背公平正义收入。以联想、恒大为代表的高管薪酬所谓的“由合同规定、受法律保护”，无视企业“下位规定”必须遵循国家“上位法条”，直接性违背《宪法》第六条“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第五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坚决清理，依法退回违背公平正义的收入。

　　（三）中国式现代化“有为政府”全面依法治国推动

　　1.全面依法治国首先必须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决落实《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第六、七、八条明确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第十二、十三条等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违背“按劳动分配为主体”的基本制度，“资本要素几何式增长”严重侵占“劳动要素分配占比主体”的情况必须得到有效遏制。

　　2. 强化“全面依法治国”法治理念，真正做到“依法而治、循法而行”。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所涉经济发展、社会分配、公民权利等几乎均制定了完备法条。但是，针对“平台经济理应属于国家所有”、“八小时工作制违法冲击”及“延伸冲击基本就业”、“违法侵吞国有资产”等，“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等均有待完善，必须真正做到“依法而治、循法而行”，实现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

　　3. 征收弃籍税、资产离境税，遏制离岸信托、海外注册从而逃避税收。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资产离境税的国家，且以继承人的外籍化造成未来财富国家归属的突出隐患，美国资产离境税率高达40%，有的国家高达60%，有一些国家征收的弃藉税约为个人全部总资产的20%~30%。通过离岸信托、海外注册的合理避税，以至包括富豪榜排名2-6的11个知名互联网公司纳税额之和591.741亿元，不及富豪榜排名551的华为一家公司纳税额903亿元的65.5%（见表2）。

　　表2：2022年华为与中国知名互联网公司纳税额对比

　　必须在呼唤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的同时，通过法律制度得到有效遏制、根本改变。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理由：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