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对政治过敏者卷入历史垃圾时间后如何自处？

　　涟水中专的姜萍还没参加阿里巴巴数学决赛就已有被捧杀的危险，参见《世说新语》里的毒舌陈韪所谓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还有《伤仲永》里的神童成年后“泯然众人矣”。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认为，违背经济规律而个人又无力改变的必然虎头蛇尾的历史阶段可视为“历史垃圾时间”。就像篮球比赛，如果双方实力越悬殊，比赛的垃圾时间就会越长，但比赛基于规则还得玩到底。刘翔同理，姜萍也无权例外，“三十年走完三百年”的改开派亦然。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关系只能暂时阻碍而不能无限停滞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是第二位的。在米塞斯眼里，经济规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眼里就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引导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社会财富的创造，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时刻会有大人物出于某种原因（如无知、贪婪与权斗）而选择性地忽视或违背这样的经济规律。在阶级社会的这种“历史垃圾时间”里，社会的发展步伐越来越沉重而缓慢，资源的错配导致生产效率越来越低下，体制外的创新能力越来越被压抑，法治不公有增无减，直至整个生产体系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个体在这样的环境里往往会不知所措或无能为力，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却走偏的经济体系，单凭一己之力是很难扭转乾坤的。比如脱胎于“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的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基于分散的小农经济的个别国家试图以中央计划控制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细节，结果却导致资源的浪费与社会发展的停滞，主要原因就是政策制定者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当然，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至少在市场经济的潜能尚未释放殆尽的当今中国，发挥计划经济的长处切忌矫枉过正而过犹不及。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试想，当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少壮派”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陈独秀有否可能将共产党带偏为“杂志党”？毋庸讳言，现在的联合国上三常主导的国际社会正在走入老人政治框架内的历史垃圾时间。较之于米塞斯总结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历史垃圾时间”，这显然是历史走向某种极端政治的不祥之兆。老人政治迟早会终结，这样的拖沓能否从历史垃圾堆里提出来及时修正？不是退休的老人干预台上做事的，而是老人根本就要离开政治，这里的老人的年龄在55至95岁之间。原因主要有两个：生理偏见与时代偏见。历史一再证明，28至35岁的完全有能力掌握最高权力并在完整的体系下做出应有的杰出决定与成绩，所以年龄与经验都不是问题。问题主要出在体制，35至45岁完全是掌握最高权力的黄金时间，45至55岁是这个黄金时间的延续。老人首先是生理上的缺陷会导致次等的甚至错误的决定，掌握权力与财产而生理上衰退的老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变态的，生理上的疼痛、精力的缺乏、对权力丧失的恐惧与对安全感的变态追求都会导致其自私、无能、在重大决定中判断失误与反应迟缓而错过最佳时机。年轻人尚且在饥饿时难以集中注意力工作、困乏时不能做出敏捷的反应、性饥渴时难以学习跟性完全不搭边的理论，拖着疲惫的、衰老的身体领导复杂的、庞大的国家难道不是一件艰难的、不能胜任的事？影响老人政治的还有时代偏见，每一个人都活在他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自己的经验里，而老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活在过去50至60年的时代经验里并一口咬定这就是当下治国理政的不二法门。但我们的时代进化得太快，他们终将跟不上自己的时代，他们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本该及时“功成身退”。用过去的牢笼套在年轻人的头上，年轻的一代不觉得痛苦吗？时代不会因为他的无上的权力而被拖拽向后而失去原有的速度吗？一个政体究竟由有经验的还是精力充沛目光敏锐的来领导，取决于儒家“中庸之道”那种平衡。当今世界各国绝大多数是被60与70岁的老派政治家甚至政客领导的，这难道不是一种明显的偏离平衡的治理模式？如此偏离平衡不可能是最优解，偏离得越厉害则害处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