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何祚庥传谣、造谣“鲁迅活着会怎样”


  何祚庥先生昨天又出来传播“毛主席说鲁迅活着要坐牢”的谣言了:

  在网友对其提出质疑、批评之后,何先生直接开启了造谣模式,将毛主席对话的对象编造成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

  关于“毛罗对话”的真实性,国内史学界已经进行过扎实的考证,这里笔者只简单概括一下。

  “毛罗对话”谣言的源头已经无从考证,产生的时间是80-90年代“非毛化”高潮时期。

  2001年9月,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周海婴提到:他在1996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听一位朋友说,他作为学者罗稷南的学生曾经听罗说过,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请几位湖南老乡聊聊,罗稷南也参加了。在此会上,罗稷南向毛主席提了一个大胆的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主席回答: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周海婴从未听说过此事,非常吃惊,遂将此写进书中,以“请读者判断”。

  这大概是在公开出版物上第一次出现“毛罗对话”,但周海婴先生得到的已经是“三手消息”。且不说对话是否存在,就算真的存在,罗稷南先生记忆准确吗?一句话转述三次,恐怕离原意已经相差十万八千里。

  对此,有学者查证后发现,罗稷南并非湖南人而是云南人,没有资料证明他与毛主席有较近关系,可以私下对话。唯一的“对话”可能,是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同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的集体座谈,而这次座谈的资料,并没有相关对话内容。

  如果真有对话内容,记录者也完全没有“替尊者讳”的必要。因为1957年这一年毛主席数次谈及鲁迅先生。

  1957年3月8日,毛主席在文艺界代表座谈会上赞扬鲁迅杂文有力量,并且说道:

  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3月10日,毛主席又在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会上,谈到了类似话题: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毛主席的这些原话同所谓的“毛罗对话”看似在意思上相似,其实又相差十万八千里,所要表达的意思甚至完全相反。“毛罗对话”带着一定的“恐吓味道”。而毛主席的原话显然一方面是在赞扬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的鲁迅先生勇于斗争的精神,毛主席晚年对自己的亲属提到“五不怕”,其中一条便是“不怕坐牢”,显然这是毛主席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对别人的恐吓;另一方面,毛主席的这段话也表达了对官僚主义者压制不同意见的反对。

  毛主席上面两段原话收录在了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所以,所谓的“毛罗对话”要么是第三人据公开出版的毛主席原话篡改编造出来的,要么是被罗稷南当年听说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转述的,进而被罗稷南的学生说成是“毛罗对话”。

  针对“毛罗对话”的讹传,陈晋先生在2002年9月的《百年潮》杂志刊文,提出了有力的质证。

  针对质证,为了“坐实”所谓的“毛罗对话”,《炎黄春秋》杂志、《南方周末》在2002年12月发表了黄宗英的文章《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所提及的正是1957年7月7日毛主席与上海各界人士的集体座谈。

  对于“亲聆”一文的可信度,2018年第5期《党的文献》刊登了题为《关于一篇“亲聆”1957年“毛罗对话”回忆的追踪调查》的文章,用了一万多字的长篇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考证,指出了黄宗英在不同文章里自相矛盾的表述,以及文章本身的“孤证”性。至于“南方”、“炎黄”炮制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他们自己内心“门清”!

  相比于反毛人士炒作多年的“毛罗对话”谣言,宣传部门出身的何先生造谣水平实在堪忧,因为基本逻辑就说不通。

  鲁迅先生曾经骂章士钊是“落水狗”,两人很有些历史宿怨。

  章士钊先生反对学生运动,主张学生应该“闭门读书”,这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愤怒;章士钊先生所在的“甲寅派”主张读经尊孔,这同样引起鲁迅先生痛批。

  1925年8月,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要罢免鲁迅先生在教育部的职务,理由是“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

  要说“文人相轻”,整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章士钊先生自己都干过,他怎么可能与毛主席有那段“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对话”呢?

  而那些热衷于传播“毛罗对话”的自由派人士们,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一旦得势,毫不犹疑地便要“党同伐异”。哪怕是对于他们“借旗”的对象——鲁迅先生,他们一方面会热捧鲁迅先生批判中国人劣根性的小说、散文,一方面却对鲁迅先生晚年的杂文嗤之以鼻甚至恨之入骨,因为那时的鲁迅先生已经成长为与毛主席的心相通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

  反倒是毛主席的大度、包容,是那些反毛小人无法理解的。

  章士钊先生的女儿读了鲁迅先生批自己父亲的文章以后,一直耿耿于怀,十分痛恨父亲的“黑历史”,甚至与毛主席讨论过父亲的“黑历史”。

  毛主席对章含之的态度十分不满意,批评她说,“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

  1957年,章士钊在政协发言中有“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语,被其他人责令检讨,后来毛主席亲自干预,让他得以解脱。

  1966年,高级干部的子弟带头抄章士钊的家,砸坏了不少文物,焚烧了许多古籍。章士钊连夜写信给毛主席求救,毛主席立刻安排周总理予以保护,并且批评了参与“造自己父亲反”的章含之。

  对于那些热衷于传播“毛罗对话”谣言、把自己做的坏事安到毛主席头上的家伙们,丁玲女士早在80年代就对他们这个群体给出了精准画像:“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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