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之历史周期律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出版于2011年，是著名作家梁晓声付出十年心血的力作，堪称文学界对后毛泽东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分析。只有看透社会才能无往不胜，比如当官的看了会知道怎么当官、经商的看了会知道怎么发财。读懂四十多年来的中国、三百多年来的中国与三千多年来的中国……在中国无论做什么都不得不洞察这个社会，否则就会重蹈历史周期律之覆辙而生存更加艰难。

　　梁晓声认为，对“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使当年的广大中国城市青年与中国的农民尤其最穷苦的农民紧密地同时也是亲密地（总体上是那样）结合了十余年之久。这使他们对“中国”二字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使他们对“人民”二字有了感情化的了解。秦晓鹰曾任《中国财经报》的社长兼主编，也是干部子弟，当年是山西插队知青。他曾对梁晓声讲过这样一件真事：返城政策启动后有一名高干子弟终于能返回北京了，十余年来他一向住在一户农民家里，房东大爷与大娘送了他一程又一程，硬往他兜里塞鸡蛋，非让他带回北京一篮子大枣……夕阳西下时分，已走出了很远的他不禁地再一次回望，但见大爷与大娘的身影仍站在一处土崖边，之间隔着一道道沟堑。那一时刻，那一名高干子弟，不禁地双膝跪下，痛哭失声……那一名高干子弟，他返回北京又成为高干子弟后，会变吗？又变回高干子弟“本色”的例子是不少的。但因为有十余年“上山下乡”那一碗粗饭垫底儿，以后无论身份怎么变，地位怎么变，对“人民”那一份儿深情厚谊非但没变，反而化作人性深处的“琥珀”；这样的“知青后”也是不少的。不管他们是从政了、经商了还是成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了，都必然会是人文化了的从政者，人文化了的经商者，人文化了的知识分子。进言之，他们会使中国的政治、商业与文化变得“有良心”。倘无对人民的真感情……梁晓声对歌星们（当然也包括歌唱家们）多有不敬之词。歌星们，尤其是汉族歌星们，正是他们与她们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改变了，甚至“改造”了汉民族。古代的汉民族不是一个善舞的民族，但也确曾是一个能歌的民族。连那时的樵夫与渔父、养蚕娘与采茶女都喜欢高歌低唱，证明汉民族也曾是一个多么爱唱的民族啊！但越往近代过渡，爱唱的汉民族，分明的越不爱唱了。国难深重的近代，纵还有些歌流行着，也大抵是些悲情的歌或愤激的歌。又往往的，是由一些人唱给大家的。新中国成立后汉族所唱的歌，渐渐变得极端政治化了。抒情的歌是极难产生的。以至于，汉民族要唱一首抒情的歌，要么是1949年以前的，要么是其他兄弟民族的，要么是外国的……而今天，汉民族又变得空前能歌了！尤其在城市里，到了春暖花开后的季节，街头歌者，公园里的歌声，往往的，真叫是此起彼伏。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如果居然是一个不爱唱歌的民族，那真叫是世界性的遗憾了！汉民族的这一种本能的恢复，与20世纪80年代后一代代汉族歌手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大情怀也罢，小情调也罢，普遍情感也罢，人性私密情感也罢……总而言之，爱唱就比不唱好，唱出来就比压抑着好。举凡一切与人情有关的情怀、情愫、情感、情调、情绪，三十多年来，我们的汉族歌手们，几乎全都引领着我们汉民族唱遍了。我们太有理由感激他们了，扫描中国大文艺状况，恰恰是通俗歌曲的品质反而优上一些。通俗歌曲中几乎什么都唱到了，就是没有一首通俗歌曲是唱权术计谋的。也正因为如此，通俗歌曲反而做到了最大程度的“人性化”，而不是使人性狡猾与阴险……梁晓声以其深刻的洞察力与细腻的笔触揭示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与矛盾。我们看到了富人的现实、穷人的艰难、中产阶层的焦虑，这些现实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才能缩小阶层差距。这本书也让我们反思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与责任，无论我们处于哪个阶层都应关注他人的困境，努力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自身的利益，要以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社会的发展。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社会阶层的分化似乎越来越明显。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个阶层的存在与需求。只有各个阶层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我们才能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梁晓声看来，动上层利益如同夺他们的生命，改变底层观念如同掘他们的祖坟，底层观念正好是上层利益的来源。社会从来没有平等过，也不会平等，如果你有幸成为物质富裕者，要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做的奴隶，不愧是茅盾文学奖作家梁晓声的文笔！该书写的是二十年前中国的老黄历，但那些陈年旧事其实就是种种乱象的“老祖宗”。这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真实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九大阶层的生存状况，现在能再次出版本身也足以证明社会在进步。习近平公然重提“历史周期律”绝不是偶然的，阶级（阶层）固化的危险不可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