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新东方、京东遭抵制的性别矛盾背后的阶级矛盾
2018年11月18日俞敏洪在某论坛上指出：“中国女人挑选男人的标准是要男人会赚钱，至于良心好不好不管，所以中国女性的堕落导致了国家的堕落。”这句话遭到国内田园女权主义者的抵制，以至于新东方一度不得不面对破产的风险。时隔不到六年，老板娘被贴上“光明会”标签的京东因为请来羞辱“普信男”的杨笠营销光棍节而遭到抵制，国内性别矛盾风水轮流转了？
一、田园女何以被资本家剪羊毛割韭菜？
国内脱口秀演员也so曾在节目现场直言：”你们发现没有，现在所有的节日都好像是给女性过的节日。2.14情人节，那是三八妇女节的预告；三八妇女节是正式篇；七夕是三八妇女节的续集；520与521是三八妇女节的番外篇；万圣节、圣诞节，是三八妇女节的同人篇。全是女性过的节日，请问，有男人过的节日吗？“台下先是沉默，随后爆发出一片哄笑声，人群中有人喊道：光棍节，也有人喊道：清明节，还有人喊道劳动节。在满屋的欢声笑语中，不难听出慢慢的悲哀与无奈。改革开放后中国男性的社会地位逐年走低，现在已来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地步。美团CEO王兴公开表示，中国消费市场价值排名：少女＞儿童＞少妇＞老人＞狗＞男人。掌握了大数据信息的巨头们看的果然更清晰，在女性已有了如此之多的节日的前提下，难道我们还要继续创造节日？大家收着红包喝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时有没有想过，那个年年为你过节的身边人，他拿着微薄的工资，背负着高额的房贷车贷。却从来没有喝到过一杯你送出的春天的第一杯豆浆，或是冬天的第一杯牛奶？你们在家里为到底是买迪奥的口红还是香奈儿包包而发愁时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另一半一个月的零花钱不到一百块钱？很少有人敢站出来直白的指出这些问题。因为大家都不想得罪自己最大的粉丝群体，也担心自己的仗义执言会招来重拳出击。反倒是某咪之流，靠着讨好女性，赚的盆满钵满。共青团中央发文声讨了这种不正常现象：我们当然尊重每一位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权力。但女性也要学会脱离对丈夫与家庭的依赖，努力实现经济独立。我们反对的不该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不是一个520红包或1314转账，而是要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向男人伸出手索取时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矮化与对女权主义的扭曲。这种行为不仅不会为你们争取到真正的男女平等，长此以往，只会让更多人认为，女性不过是男性的附庸而已。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们，应像宋庆龄那样，证明女性也能参加到国家的管理与建设之中。也应是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那样，证明女性也能获得诺贝尔最高荣誉。有足够多的女性进入到社会的决策层，女性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自己弱势的地位。中国是从一个建国之初起就坚决贯彻男女平等的国家，女权本该是女性为自己争取到平等的权力，而不是女性为自己争取到凌驾于男性之上的权力。田园女们本该反对的是长成之后父母的刻板观念：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是怀孕之后，公司打着各种幌子要辞退你，或拒绝录用你；是成婚之后丈夫一言不合就家暴，把你当作私人物品；是人死之后，女性碑文上看不见全名，只有一个某氏妇人。如果底层男性的社会地位依然不断下滑，在房贷、车贷、父母看病、孩子教育、妻子开销的多重压力之下。终有一天，中国男性紧绷的神经，也有断裂的那一天。到那时等待日本女性的则是超过40%的女性不恋爱、不结婚，甚至还有一批女性为了生活，被迫去到女仆咖啡店，穿着各种制服讨好男人。我们习惯性的认为，女性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但事实的真相则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其实是底层人。矛盾的对立方在阶级，而不在性别。社会主义从提出的那一天起恰恰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抹平阶级差异。在实现这一伟大愿景的道路上，男性与女性其实本该是战友。
资本主义是怎样挑拨性别矛盾的？第一，通过强化父权制来激化男女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男性往往通过剥削工人剩余价值来积累财富，而女性则被定义为消费者，通过消费主义洗脑，让她们相信自己的价值只能通过消费实现，而不是通过生产劳动。这种消费主义也是一种精神奴役，针对女性的消费主义也是父权制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通过不公平的劳动市场与家庭分工进一步加剧了性别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女性通常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与抚育儿女，而男性则更多地参与有偿工作。这种分工不仅剥夺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性，还使她们在家庭与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第三，通过猎巫运动等手段压制女性反抗。猎巫运动通过压制女性反抗的方式，斩断她们逃离剥削模式的可能性，进一步巩固了性别等级制度。这种手段使得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承受着双重剥削，无法有效地争取自己的权益；第四，通过消费主义与文化规训进一步规训女性。消费主义与文化规训让女性相信自己的价值只能通过消费实现，这种思想让女性在自我认同与社会角色上遭到限制进一步加剧了性别矛盾而掩盖了阶级矛盾。
例如，小红书APP删除“独立女性”与“女权主义”标签的行为，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性别问题的态度与处理方式，这不仅是对女性权益的压制，也是对阶级矛盾的一种转移与掩盖。在基于私有制的父权制下，无产阶级妇女不得不面对的双重压迫。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男性与女性的联合斗争，变革生产关系，废除私有制，才能真正实现妇女的解放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最近小红书APP悄悄删除了“独立女性”与“女权主义”两个标签词，其用户不能再通过这两个标签来标记与搜阅的内容。作为资产阶级自媒体平台，小红书的多数用户是女性用户。资产阶级女性一边鄙视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男性，一边在资产阶级男性面前物化自我。在以女性为主体用户的自媒体平台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类打着女权旗号污名化女权的各类乱象。这时，一些男性说什么“版本t0”、“女性地位已高于男性了”。但受多重压迫的广大无产阶级妇女看到这些现象时又会作何感想呢？她们受的男权压迫与阶级压迫的事实能与那些精致的贵族女性共鸣吗？马列毛主义者科学地看待女性权益与妇女解放一定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为出发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公社解体，私有制与阶级社会由此产生，女性在公社期间从事的采集劳动无法积累足量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料逐渐聚集在男性手中而导致父权制；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人与人的劳动能力的差距被极大地缩小了，但生理原因导致她们被榨取的剩余价值不如男性而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也高于男性，因此父权制被长期地延续了下来。女人注定不如男人聪明？女人就该生儿育女做家务？男性与女性同样勤劳与聪慧，现如今谁也无权干涉女性生育与否的自由，谁也无权干涉女性追求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的自由，传统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家庭关系正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崩解。但当局统治者对与女性直接与间接的压迫却丝毫没有减弱，欲盖弥彰，以多数成员为男性的资产阶级一边坐享无产阶级男性与女性的剩余劳动，一边炒作性别问题转移阶级矛盾。所以当今社会所谓的“性别矛盾”其实是被掩盖了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应发展生产力的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矛盾。我们在资产阶级媒体中似乎经常看见“女性压迫男性”的新闻，但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企业家、大老板是女性？又有多少底层女性为了谋生不得不出卖肉体？所以，当局限制“独立女性”与“女权主义”这类妇女权益的话题就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延续的私有制与父权制。无产阶级妇女遭到资产阶级与男性的两种压迫，性别压迫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无产阶级妇女在遭到压迫与反抗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男性与女性联合起来废除私有制才能消灭阶级压迫，消灭性别压迫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而真正获得幸福。到那个时候，对维护私有制与父权制的统治者来说可真是“天下大乱”了。所以，现在的资产阶级当局害怕无产阶级妇女的觉醒，害怕被压迫者的反抗，对“独立女性”与“女权主义”这些原来能吸引流量的标签也有所警惕了。
中国特色田园女们指责男性控制着社会的资源，而女性在工作中往往面临性别歧视，他们的待遇太差都是男权主义者的压迫与剥夺导致的。这些观点导致有部分人有可能认同这些女权主义者的说法，比如比尔·盖茨、马斯克等全球著名富豪都是男性。这难道不正好证明了男性控制社会资源吗？但这些顶级富豪们有资本与他们的性别无关，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的身份是资本家。女权主义者声称女性在社会上遭到压迫、剥削，这一切都是男人造成的。那么难道男性资本家就不会剥削同性别的者吗？恰恰相反，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无法逃脱资本的剥削。男性因为体力优势而更容易遭到剥削，尤其是在危险岗位上。“社会资源只集中在男性手中”纯属扯淡，对大部分男性来说，他们也是被这些资本家剥削致贫的一方。男性也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资本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导致社会资源不断减少，引发了男女之间的对立。近年来，他们不断加大煽动力度，深化了性别矛盾。比如，最近有报道称，男女在观看抖音时发表的评论不同，平台上大量机器人冒充真实用户，挑动性别矛盾。大量自媒体为了获取点击量故意宣传男女对立，加剧了性别矛盾。这使得公众普遍陷入男女对立的矛盾中，无法真正看到问题的本质。真实的社会中从来不存在所谓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男性并非掌控社会资源的主宰，社会资源的掌控权取决于资本。男性与女性都是无产阶级，都是遭到剥削的对象。上个世纪女权主义者倡导的男女平等、共同参与工作的理念早已被资本抛弃，资本拼凑所谓的“新女权主义组织”宣传女性加入这些组织就能获得更好的待遇，吸引了大批女性加入，进而加强了无产阶级日趋分化。无产阶级无法团结，田园女们本该反抗的是资本家的压迫或资本的剥削。
二、性别矛盾与阶级矛盾的辩证关系
中国特色田园女们认为，男尊左翼提出的“性别矛盾实际上就是转移矛盾”的观点忽略了与阶级矛盾形式相异的其他矛盾的存在，而且是一种用于转移人们注意力的高效话术。网上关于性别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五种：第一，阶级矛盾是阶级矛盾，性别矛盾是性别矛盾，两者是完全独立的存在，也不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第二，性别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只要解决了阶级矛盾，性别矛盾自然而然就会迎刃而解；第三，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性别矛盾是次要矛盾，不能把解决次要矛盾的议题提升到与主要矛盾同等的地位上，只有在解决了主要矛盾的前提下，才能开展解决次要矛盾的工作；第四，阶级矛盾是社会中最普遍、最突出的矛盾，在全社会中主要表现为劳资矛盾，在个别领域中则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矛盾。在性别平权领域中，劳资矛盾就表现出性别矛盾的特征；第五，阶级矛盾在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对性别矛盾等其他因素的关系与形式起决定性作用。同时，相对独立的性别矛盾又会反作用于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矛盾。一般常见的男尊左翼的观点都属于第二与第三点的混合，而豆瓣的许多女权人士则持第一种观点。进而，这五种观点折射了社会大众主要认同的四种因果观。
第一，线性因果观。线状因果观最早能追溯到笛卡尔身上。这种因果观认为，如果存在着A、B，那么必然会存在一个a作为结果A的原因，必然会存在着一个b作为结果B的原因，反之亦然。同时，a与b，A与B之间是完全独立的要素，a的变化只能影响A，不能影响B。因此，一个系统的整体就等同于局部之和。一个局部的变化不受系统的整体，或系统其他局部的变化影响。第二，表现因果观。表现因果观最早由莱布尼茨提出，在黑格尔时期获得极大发展。这种因果观在考虑整体对它的各个局部的影响时，预先假定了整体能还原为一个内在的本质，而整体的各个局部则无非是它的现象的表现。以社会矛盾为例，持这种因果观者普遍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作为核心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主要矛盾，而其他形式的矛盾只不过是这种矛盾的不同反映，是臣服于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一旦主要矛盾得到解决，次要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影子就会随之而消失。如果要解决次要矛盾，就只能着手于解决主要矛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第三，辩证因果观。辩证因果观最早能追溯到马克思，在李德胜时期获得极大发展。该因果观在考虑这种因果观在考虑整体对它的各个局部的影响时，预先假定以各个局部的共性作为整体的核心，而各个局部的个性则是这个核心在不同场合下的表现。以社会矛盾为例，辩证因果观认为阶级矛盾是其他矛盾的共性，是最主要的矛盾；经济矛盾、性别矛盾，则是阶级矛盾在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但与表现因果观不同的是，辩证因果观不认同一个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主要矛盾的存在。毛泽东认为，在特殊的条件下矛盾的主次地位会发生变化：原来的主要矛盾在此时会转化为次要矛盾，原来的次要矛盾在此时会转化为主要矛盾。第四，结构因果观。结构因果观也叫一元主导的多元因果观，最早能追溯到马克思，在阿尔都塞时期获得极大发展。该因果观认为，系统的整体并不简单等同于局部之和，还要考虑到每个局部之间的互相作用及其系统中占统治地位的全面性结构对局部性结构的决定作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使用的简单社会结构模型为例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生产关系占决定性的主导地位，而被生产关系决定的其他因素，又从各自的领域中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如果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种族平等+性取向平等+性别解放+……”作为社会主义系统的定义，那么一个结构形式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种族歧视+强制异性恋+前现代性别压迫+……”的系统显然就不是社会主义系统。即使占主导地位的核心要素相同，次要因素的差别同样会改变系统整体的性质。西方哲学中线状因果观与表现因果观占据着绝对地位，长期影响着全世界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豆瓣上不少女权主义者信奉线状因果观，而男尊左翼则普遍认同表现因果观。但考虑到我国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接受过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灌输，理论上应是辩证因果观或结构因果观在年轻人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
科学社会主义从古典哲学中诞生，其理论就必然会与线状因果观与表现因果观存在一定的联系。认同辩证因果观的群体认为，社会运动的价值判断标准只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一切矛盾的处理都要根据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的匹配性来确定优先度，他们相信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会有解决性别矛盾的客观可能性。现在盲目地把性别矛盾议题的重要性提高到与阶级矛盾同一个高度，是稀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他们认为解决矛盾的方式是类似在游戏里完成主线任务：必须是从步骤一到步骤二到步骤三……一直到最终步骤，必须完成前一个小节才会解锁下一个小节，是一个递进的过程。该观点有可能导致一种误读：把革命胜利后解决性别矛盾的“客观可能性”误以为是“历史必然性”，认为用不着改变，性别矛盾就会随着革命胜利（或生产力发展）而“自行消除”。在逻辑学中，“客观可能性”对应的是“必要条件”，“历史必然性”对应的是“充分条件”，这种误读其实就是混淆了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概念。更有甚者是先认定“既然已革命了，那么性别矛盾肯定已自行消除”而矢口否认社会存在的各种性别矛盾造成的现象。这种误读最终通向了表现因果观。表现因果观存在着这种结构：只要……就能……举几个例子：只要“生产力发达了”，“资本主义”就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只要“入关了”，“我们”就能“不再是蛮夷”；只要“危机发生了”，“革命”就能“胜利”。由于决定论的自我异化导致的形式反转，“手段”会夺取“目的”的地位。最终，第二国际的生产力决定论会异化为“一切都为了发展生产力（稳定压倒一切）”，入关学的霸权决定论会异化为“一切都为了霸权”，快进主义的危机决定论会异化为“一切都为了危机爆发”。认同结构因果观的群体认为，“性别平等革命”本来就是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性别矛盾议题的重要性提高到与阶级矛盾同一个高度，是“还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含义。性别平等，就是扩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确保最终革命胜利的必要途径之一。他们认为解决矛盾的方式是完成一个收集任务：任务目标由N个部分组成，没有顺序限制，但一定要完成N个小节的目标才算任务完成。但由于无产阶级内部存在各种差异，制定过于分散化的任务目标会使人们觉得每个任务目标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一个关键的主导性任务，由此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非关键性、非主动性领域的斗争上，倡导一种碎片化、局部性反抗的解放理论，始终游离于社会矛盾的核心，从而治标不治本。在无限制的自我解构后，逐渐丧失最初的原则，偏离了最初的目的，这种误读最终倒向了线状因果观。
一元主导的多元决定论与《矛盾论》是上个世纪哲学界对科学社会主义最先进的表述，形式上有所区别，但始终围绕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轴心，即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缺失该轴心的社会主义学派则会发生偏移，一面导向碎片化、局部性反抗的解放理论与女尊群体泛滥成灾，一面导向男尊左翼的决定论。批判“性别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的还原论提法的正确理解是：性别压迫是构成阶级压迫的一个组件/帮凶（比如走资后工厂不再配托儿所/食堂，把带娃/做饭甩给个人，再借助父权制把家务推给女性，给女性低工资/不招女性，多雇佣与剥削青壮男性，资产阶级就能少承担福利支出、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只拆个别组件，不但不能拆掉阶级压迫这个总结构，而且组件还能再生；所以，要动员各压迫组件中的被压迫者，从沉默走向反抗，从反抗组件的压迫走向反抗总结构的压迫，这样才能解放各组件中的被压迫者，才能有条件彻底解决各组件的压迫而使其不可能再生。通俗比喻：阶级矛盾是社会矛盾这个“卷纸”的“准考证号”，其他种种矛盾都是考题，不写准考证号，答的再多也无异于自动交白卷。
三、资本勾结权力对女性的围攻与掩饰
无产阶级与一切被压迫的劳动者要相互协助，反抗其所遭到的种种形式的压迫，包括资本剥削、国家机器镇压、地域压迫、民族压迫、性别压迫、宗教欺骗与迫害，等等。在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些被压迫者的劳动者反抗各自遭到的压迫的过程中，要引导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是维持这种压迫的力量，要根除自己遭到的压迫，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如此，使他们增长阶级意识与社会主义思想，加入到全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公有制经济。如果不支持他们反压迫并培养社会主义意识，全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力量就不足，阶段目标就不可能完成。在直接的阶级斗争中，比如针对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具体斗争活动中，如工人运动、武装斗争中，要以阶级分敌我，而非以行业/性别/民族/宗教/国别等等分敌我，不然就会被统治阶级分化瓦解，无法完成阶段目标。如果没有阶级意识与社会主义意识，这些反抗就会陷入工联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种族身份政治等，无法完成阶段目标。如此一来，无产阶级与一切被压迫的劳动者就都要继续受苦，工人/农民/妇女/被压迫民族等等也无法解放。若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公有制经济中只是形式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但不继续消灭教育、工作、分配、家庭、医疗、文化等等形式上的性别不平等，那么性别矛盾也不会自行消亡，因而共产主义就没法实现，因为共产主义要求性别平等，比如对家务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剥削。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公有制经济中，即使在上述所有形式上消除性别上的不平等，父权制也可能残余下来，比如长幼尊卑、师道尊严、官僚制。这既是父权制残余而随时准备复辟性别不平等，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国家机器/社会文化中的残余。性别等级是一种增殖性的符号，是潜在的、随时准备复辟的资本。
最近经常看见这种说法：“如果不能把女性权利统一到劳动者权利中，最终利益受损的也还是基层男性劳工。”但再怎样用“劳工权益”去遮掩也依旧透露出了浓郁的父权思想与对统治阶级的跪伏：第一，女性的利益不能简单地视作劳动者一般利益的子集。比如，争取妇幼保健医疗的福利化、反对婴儿性别筛查、反对家庭暴力与性侵，这就不是劳动者一般利益。这些问题男性是不受害、不害怕的，首先承认现实中的男女不平等是存在的才有消灭它的可能。第二，女性会直接承担选择错误斗争道路的后果。女性在同压迫作斗争的过程中，如果选择错误的道路，认识不到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合谋，跟着资产阶级去维权，那就不但可能让整个无产阶级（不论男女）做替罪羊，而且会让妇女继续承受被压迫的命运。真正从错误道路中得利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其次是被资产阶级收买的少数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女性而牺牲多数女性，就像收买工人贵族而牺牲大多数工人。在思考妇女解放运动中选择怎样的道路，不应站在是对男性有利还是有害的角度来判断，而应站在能否实现妇女解放、消灭性别不平等的角度来思考。第三，不是老大哥去解放女性，而是女性自我解放。女性要自我解放就必须面对资产阶级、黑帮官府、资本主义这些给性别压迫做后台的家伙，必须培养自身的阶级意识与社会主义意识。因此，不是一个外在于女性的老大哥，去统一/收编抗争中的女性。女性在抗争中遭到阶级压迫与官府压迫的现实教育，接触到先进思想，女性自我教育，主动加入到革命大军中来。第四，男女劳工权益不零和博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能扩大男女劳工权益之和。它认为男女劳工权益是零和博弈，女增必然男减，即女性劳工利益+男性劳工利益=常数。这个常数是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国家设定的。这个等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秩序的跪伏，是奴性的表现。第五，不敢反抗上位者就是父权思想的一种表现。古今的父权思想正是包含了这种奴性：君臣父子夫妻纲常中人人对上唯唯诺诺而对下当大家长，人人抽刀向更弱者找回在强者面前隐忍而失去的自尊。父权主义不限于男性，比如工作失意殴打老婆孩子与媳妇熬成婆再去欺负儿媳妇。父权制是包括但不限于性别这个等级、遍及全社会的等级制，是任何平等与解放的追求途中必须推翻的。
要跳出身份政治结束男女仇视就得做深入政治经济学分析，从历史中找到逻辑链，锁定最根源的敌人：被限制在统治者接受的范围，统治身份政治←……循环……父权官方与民间媒体，继续对女权开展猎巫，父权扩大群众基础，大量讨伐女权←面对父权围剿，女权主义者中激进女权的影响力扩大；揭露父权言论，女权扩大群众基础←民间父权主义披上平权皮，开展猎巫，即收集、组装、编造女权运动中的黑料，收集男性受害案例，指责是女权主义所为，调动反女权情绪，鼓吹阳刚之气，反对一切性别议题与女性维权；获得官僚资产阶级统制派（观网/团中央）支持，网络平台封禁女权组织，旨在阻止群众自我组织，维持统治←激进女权抨击保护性别压迫的国家与经济制度；性别分离的要求与行动有增无减；高度敏感地批评文化作品与言行中对女性的歧视；盲动者叫好同态复仇，留下把柄给父权主义者←国家机器的行为击碎了改良的幻想，对女性的压迫并未消除，寻找更猛的药方，激进女权反对现行国家与经济制度保护男权，但按性别切分，造成自身力量弱，难以推翻统治←暴力执法机关包庇侵害妇女的黑恶势力，媒体平台对女权媒体与群组限流与整改，对群众的舆论讨伐虚与委蛇，以维持社会稳定和谐，保护持资产阶级与官僚的利益镇压←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女权流行于民间，唤起了群众关注，获得资产阶级在野自由派支持，但其药方不触动社会性质与统治阶级利益，只是祈求青天老爷立法保护与执法严明，难以改变女性的不利处境←用工歧视/家务分配不均/宗法思想重男轻女死灰复燃/杀女婴/上迁婚/性产业/彩礼/底层未婚男性/性侵/拐卖/性产业/意外怀孕/拐卖/不敢见义勇为/黑恶势力打不完/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不再流行←改开后贫富分化、包产到户要多生男孩、私有制下遗产分配给儿子多、公社解体、国企甩包袱、幼儿园托儿所不再免费、公社解体、农民养老无着落、阶级分化导致教育内卷、土地财政、高房价、资本用工偏好男性、女性生计与地位下滑；失业增加、资本非法经营拉拢无业者形成黑社会、政府当保护伞、社会治安变差、收缴群众武装、警察代替群众、严打数次也无用、自卫与见义勇为被判罚、消灭阶级叙事、妇联尸位素餐、镇压群众自我组织←资本主义复辟←走资派上台←1967年上海人民公社模式未能推广到全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与能力不成熟一点……
不做深入分析而只揭露直接的加害者，不抓住资产阶级与走资派这个真凶，既不可能为受害的男性、为受害的女性报仇也不可能消弭性别仇恨。只是让女权主义者更加把火力集中于你与男性而不是集中于官府与资本家，这样就陷入了统治阶级最乐见的性别政治了。只是抓表层凶手头痛医头则与普信男们反对的“极端女权”又有何区别呢？这不是自称只反“极端女权”不反女性就能洗白自己参与性别政治、当统治阶级帮凶的行为。至于把走资派蓄意制造性别矛盾，逼迫女性反抗与联合，指为“境外势力”煽动，就更是给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国社主义当走狗！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苏联不是亡于境外渗透，而是亡于赫鲁晓夫以来的修正主义、勃列日涅夫的官僚特权、戈尔巴乔夫来自上层的复辟。若不是走资派制造对女性与底层男性的压迫，激化了性别矛盾，抛弃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那么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能取得群众基础吗？你的敌人是走资派沙皇黑帮、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而不是绝大多数正在反抗压迫的女性。只骂小鱼小虾不骂大boss？不要做懦夫！要把逻辑链说完整讲清楚，保留改良主义的幻想（法治社会、强化国家机器、指望青天老爷）则不可能说服被压迫的男性与女性团结起来，更多的无产阶级会倒在阶级压迫加男女仇视的血泊中。
试看当前性别矛盾舆论结构，性别身份政治的僵局使然，田园女们面对性别压迫选择错误的斗争路线，不自觉地在与男权主义者、官方媒体与暴力机器的斗争中被限制在统治者接受的范围共同维持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统治秩序。
对待（新）自由主义女权的思潮有哪些错误做法？暂时联合新自由主义女权，跟随这个思潮去斗争；作壁上观、不加干涉；斥责女性小题大做“极端主义”、斥责群众不懂马主义、阻止女性斗争；理中客，单纯分析现实与理论，不声讨侵害女性的直接与间接凶手，与群众情绪疏远。（新）自由主义女权就像工联主义一样，我们不可能联合它，不要幻想能联合，而是要为群众送去社会主义，让群众自己抛弃它。正确的做法是加入群众的斗争，同仇敌忾对侵害者加以声讨，帮助女性组织起来，更加有效地、现实地改善权益；同时送去理论武器，指出让女性权益受损、失去平等地位的社会结构根源；揭露（新）自由主义女权的软弱与虚伪，资产阶级政府不保护妇女，资本家与黑帮侵害妇女，因此（新）自由主义女权的改良主张难以改善女性权益；给出社会主义女权的斗争纲领，展示这一纲领被历史证明的有效性吸引与团结群众。只能看见新自由主义女权在为女性发声则说明左派的工作尤其是发声还不够，我们争取到的群众还太少。要站在群众中，枪口向敌人。我们要善于分辨是群众还是敌人。群众的跟随新自由主义女权的转发与声讨的行为，不要泼群众冷水；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府、新自由主义媒体的行为，要揭露他们过去的罪证。不能等到新自由主义女权的暴露软弱性与虚伪性路人皆知了才去揭露，因为其软弱性早就已暴露出来大量证据了。要向群众揭露资产阶级的媒体与资产阶级政府，是在给妇女开空头支票，就比如，资产阶级政府虚与委蛇地对待豊縣事件，遮掩上海小葒樓事件，长期包庇搪山黑社会，新自由主义女权所谓的“保护妇女的立法”与扫黑除恶无法落实。
四、左派对田园女的矫枉过正的反向矫枉过正
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性别矛盾是可调和的，资产阶级则会为了转移阶级矛盾而炒作性别矛盾，左派相应地该干的就是把这个矛盾重新转移成阶级矛盾，认为“雌性”就代指“女性”则实际上是对女性最大的侮辱与剥削。
热衷于搞简单公式者也许会说：她就是子宫，就是卵巢，用“雌性”这个词给她下定义就足够了。“雌性”这个词出于男人之口时，有种侮辱性的含意，但他并不为自己的动物性感到羞耻，如果有人谈到他时说“他真是个雄性”则会感到自豪。男性都以教条方式套用谁的理论处理性别矛盾，忽略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与社会结构对人的影响与社会分工下家庭对女性的压迫与剥夺女性参加社会大生产的权利。为什么大部分女性不接受“左”的思想？因为“左”的思想本身不教条，“左”的思想代表马克思是非常优秀的大能，但多数“左人”看问题是教条的割裂的片面的甚至极端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社会意识有相对的独立性的问题，而这种意识的独立性根源来源于经济问题背后的父权制问题就导致了女性的被剥削，这也是最本源的问题私有制问题的极致体现。比如在很多地方女性的地位依然很低，哪怕她们是女老板。这种女性嫁人之后其之前占有的资本会归为男人，这种情况很不合理，但很多女性是认同的。由于有产者价值观蛊惑，两股势力齐头并进，在抽掉弱化阶级问题的同时仅仅从性别与分工谈性别矛盾而延伸了很多现实问题。田园女们只看到无产者内部的剥削问题而忽视跨阶级剥削与有产者内部的剥削，但父权制的压迫并不是实质性的压迫，女性作为古代的于男子之下的那种阶级的物质基础已被消灭。现代社会只有残存的父权制观念，而这一概念被资本利用了，在剥削人时扔出来陈腔滥调三纲五常，在维护自己剥削地位时又喊出“自由”压抑与蛊惑反抗者。还有父权制下对男性的标准的严苛：男人仿佛只有做到“男人的标准”才可称为“男人”，这种概念性的“男人”与男人不是一种类型，很多生理性的“男人”是不配称之为人的，更别说“男人”了。“真男人才如何”、“是男人就怎样”这些父权制下衍生出来的可笑概念束缚了生理性男人，为了获得这个父权制社会的肯定，为了获得“真正的男人”这个称呼，生理性男性的负担很重，比如认为男人不挣钱就没用的思维在作祟。这导致了男性财产本位思想，也导致了对女性的间接人格剥削与不得已或不自觉的压迫女性，比如侵吞女性财产，禁止女性外露着装，甚至禁止女性出门。这种精神枷锁是套在每一个男人身上的，这种枷锁之下的男人势必压迫女人。在这种父权的统治下有经济地位的女性实际上就不再是女性，而是在精神上越升到了“父”的地位。近年来很多男性被物化的方式越来越接近于女性并不能说明男性的物化刚开了个头，而是这种异化从未止息，男性与女性在被异化或是物化的程度上不存在什么高下之分，比如现在很多男性以购买奢侈品为由说女性更容易遭到资本的异化的实质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田园女们站在本性别角度维护男性的“名声”，殊不知他们的“名声”早已被父权制定义成可笑的陈腔滥调，但这也并不代表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异化。男性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异化：男性把父权制强加给自己的“作为男性的标准”应用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个性根本就不是人自由选择的，而是被资本异化之后各种外化的表现，每个人在这种形式下都在试图寻找自我，但他们把“自我”归类于“父权制”下的男性“标准”，仿佛他们不达到这些标准就“不像个男人”一般。私有制是属于生产关系的问题，分工与私有制与妇女地位的关系的这个问题就转化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与妇女地位的问题。二者相互作用，撇开一个即为片面。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与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是因为男女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的不平等，而造成生产关系不平等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才是妇女受压迫的最本质的原因。田园女们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因为性别分工的不平等，而不是私有制。”只看到分工上的性别不平等而看不到两性分工伴随着私有制衍生的父权制的产生，但男性对社会关键物质资料的私有导致决定两性分工的原因不同于决定妇女地位的原因。两性分工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任何社会都有社会分工，男人与男人、男人与女人、女人与女人都有社会分工，但这不是社会关系不平等的因素。不能说一个农民的地位就比一个工人的地位高，决定社会地位的是他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他们处于的阶级。各阶级内部的矛盾是不同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男女压迫的根源在于阶级的压迫，而阶级内部的男女压迫属于私有制下的分工的压迫，即女子家务劳动成了男性的附属品。在这种私有制下，被压迫者（包括男女）是不被作为人来存在的，而“财产的所有者”在私人家庭中只是被男性代表。在这种私有制下，被剥削与压迫的就不能称之为人，他们的人格会被贬低。
田园女们满怀着对所有男性的法西斯般的仇恨而蒙蔽了关于真正的阶级矛盾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看法，以至于甚至不能区分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性别而胡乱引用以此打了自己面颊的行为。如果这个世界所有的男性、尤其是男性马克思主义者全然不在意妇女权利与性别问题，新中国的建立第一部法律也不再是《婚姻法》让无数被过着奴隶般生活的妇女真正的参与到社会工作而不是依附于丈夫仆人一般的家庭劳作，红军解放上海时也不会将被旧社会奴役的失足妇女们解放并让她们重拾对革命、劳动与生活的希望。正如伟大的革命导师蔡特金同志在共产国际上的发言：“要想使妇女在权利上完全平等（事实上的平等而不只是纸面上的法律死条文），要使她们能像男人那样自由发展自己的人类个性，就必须具备两个主要条件。第一，必须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代之以公有制；第二，在没有奴隶制剥削的社会里，必须把妇女的活动纳入社会生产过程。”蔡特金同志完全的意识到，靠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是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妇女的完全解放必须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因为压迫妇女的男性也不过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代理人，如果资本主义乐意，那就完全能找寻到女性作为其现实的代理人以达到继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就像田园女们引用列宁的那个例子：“其中一个集团能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蔡特金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自由支配自己的人身与财产的权利，乃是妇女自身解放的最高程度，从而也扩大了资本家剥削妇女无产者的可能性。”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绝不是妇女解放本身，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已然失去了性别的概念，除了纯粹的利润机器外，人就已然失去了在社会中的一切属性，而资产阶级宣称的“有平等意义的女权运动”也不过是女性有产者方便挑动无产阶级中的性别矛盾。对选举权的争夺不过是亿更好的建立一个不以“人”为私有财产的社会，即不论男女都将是自由的个体在社会中为全人类生产。但田园女们忽略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女权运动是伴同着无产阶级运动一起运动的真相，而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认为整个世界的矛盾只有一个根源，即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不分性别种族的疯狂的榨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径在田园女们眼中是不存在的，即使现实世界中有如此多的女资本家，她们不论对男对女都采取着一样的剥削行为，但这样的行为却不能被田园女们承认。由此可见，田园女们从来都不会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她们既不认同真正的马克思女权主义关于消灭私有制创造一个真正的男女平等社会的论述，也不愿相信男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同女性一样是被剥削与压迫的地位。蔡特金说过：“共产主义只有通过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男女共同反对特权，反对剥削阶级与有产阶级男女的权势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如果一场女权运动它不直截了当的以推翻私有制为目的，那么这样的运动与宣言除了是为资产阶级利用矛盾挣取利润外就没有任何的可言之处。田园女们所谓的“妇女地位代表文明程度”的论述就不容置疑了，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文明程度才是最高的，她们要反对的正是一群以无产阶级专政与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男女。田园女们不止一次的反驳着共产主义社会是解放妇女的唯一方式，也不惜余力的否定着污蔑着无产阶级革命男性，也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女性。她们修正着革命导师的话，将以阶级区分的集团说成以性别区分的集团，从文字上解构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嘲笑并凌辱着正在被压迫着的广大妇女同志，阻拦她们与无产阶级男性同志们一起的革命事业。有产阶级的女性在社会上是毫无作用的，她们除了为施舍给她们财富的丈夫生育后代外就别无她用，也正是因为她们不参加社会的任何劳动，故而对革命群众的反扑与侮辱是超越她们兽性的丈夫。由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女性同无产阶级男性一样参加着各样的社会劳动，被同一剥削阶级所剥削压迫，无数的无产阶级妇女正在成为真正的社会一员，“社会主义给广大无产阶级女性带来了精神上的新生，因而无疑也使她们成为能干的资本生产者。”因此，只有剥削阶级女性，才会对无产阶级抱有超过所有男性剥削阶级的仇恨，因为她们拒绝社会生产，认为社会生产是父权对女性的天然压迫，但又恬不知耻的向社会生产的真正群体，无产阶级女性与无产阶级男性发出最恶毒的攻击，而真正的无产阶级女性绝不靠同为一样性别的资产阶级女性的正义感为其发声，而完全靠劳动群众的革命力量与为这种力量奠定基础的历史发展进程为基础，不断的以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打破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社会平等。由此，法西斯女权的崛起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统治而培养出的一帮打手，装作为女性发声但又否定着真正的妇女运动。伪左派被田园女带节奏而卖力讨好着资产阶级男性，但在二者宣称的“父权制”社会中冲锋在最前方的无产阶级男女的所有斗争都被二者消解了。无产阶级女权永远不会因为无法选择的生理性别而相互仇视，但会以解决现实性的根本矛盾（阶级矛盾）为最终目的。人类已知的社会历史中只有一种矛盾：私有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与以公有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田园女们只想跻身于剥削阶级，甚至对已然存在的剥削阶级女性大声赞美，意图证明剥削人类的只有男性。这样的宣言是对职场中被女性管理阶层与被女性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女性直接侮辱，更是完全的否定了在阶级斗争的人的普遍性。田园女们认为只有将“男性全部排出，建立全女空间”才是最紧迫的，就像纳粹宣言“将劣等种族全部排出建立全雅利安的生存空间”。
至此，田园女式法西斯主义全盘暴露，幻想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就能换取无产阶级女性的注意而无视真正的劳动女性不会在意其话术。正是因为所有的无产阶级的这种清晰的认识，妇女解放才成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关键一环。
五、田园女将女拳转向阶级斗争的正确路径
人在认知上可分为三类：一是不用多说一句也与你观念相合的，二是无论怎么说都与你观念相左的，三是通过你的语言与行为、情感与逻辑、沟通与交流能改变他自身观念的。实际上，我们通常大大高估了第三类人的数量，我们遇到的多数人属于前两种。理智不是也不必是通常状态，因为理智不经济、不高效而太消耗精力，始终保持理智的高昂成本是人类正常发展所无法承受的。尤其是对感性胜过绝大多数女性的田园女们而言，与真左派鸡同鸭讲在所难免。
关于社会形态，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提法是“男权/女权社会”这种以性别来区分的，即一种性别为统治性别，一种性别压迫与剥削另一种性别的社会。这句话中的性别如果换成阶级，那么也就成了对阶级社会即“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照抄作业真是人类的传统美德。为什么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介导的经济问题是主要问题？以经济问题为基础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而诸如性别、种族、性取向等等议题皆是附于其上的衍生品，故在此不再赘述。但现在的性别议题的关注/研究者或说男/女性主义者或说男/女权主义者（这三者并非并列关系）似乎已不满足于仅关注当代社会的性别议题，而是想纵向延伸开去，构建一套完整的性别史观，以取代阶级史观。人类史是一部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抗剥削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史，而不是一部被剥削被压迫性别反抗剥削压迫性别的性别斗争史。第一，以生理差异划分的性别与以经济差异划分的阶级的重要区别在于，性别不能作为非自然科学意义上划分人群的标尺。因为阶级是高度同质性的，而性别则是高度异质性的。即同一阶级（在当代可能得继续划分到阶层等更细致的概念上）能被看作一个整体，同一性别则不行。同一阶级往往有相同的生存状态与相同的社会地位，于是也就有一致的利益诉求。同一性别就像一锅大杂烩，其生存状态与社会地位可能大相径庭，其利益诉求不仅难以统一，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的。第二，现在男权社会的说法大行其道，简而言之就是自父系氏族公社社会以来，男人统治了世界。这个说法不能说是个彻底的伪命题，至少也是在掩盖真实的主要矛盾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男人什么时候统治了世界？如果男人是世界的统治者，那么现代社会的农民工、叫花子、流浪汉，自古以来，那些世世代代不得脱籍的军户，那些死于统治者权利游戏而发动的战争中的战士，那些高度人身依附的佃农，那些被征发去修皇陵服徭役的征夫，那些运河上拉纤的纤夫，那些被去势的太监，那些在历次屠城中永远是第一优先级的男人，他们统治了谁？如果男人是世界的统治者，那么皇后、公主、达官显贵与她们的男仆、马夫、卫士是谁在剥削压迫谁？如果男人是世界的统治者，那么吕后临朝、武则天称帝时为什么全天下所有的男人都要向一个女人俯首称臣？难道说这两位统治时期就叫做女权社会？行走的子宫与行走的牛马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吗？人类历史上从来就不是男人统治了社会，正确的表述应是统治社会的永远是统治阶级，而古代的统治阶级主要是男人。但即便换成是吕后、武则天这些女人，这样的统治架构也不会因为性别的更换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不只是男人剥削压迫女人，男人也能剥削压迫男人，女人也能剥削压迫女人，女人也能剥削压迫男人。你们都是女人，但你们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皇后不会在意农妇之死与农夫之苦。但如果你们都是无产阶级，你们的利益诉求就不得不一致，否则你们会饿死累死。性别差异永远是性别差异，经济/阶级差异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质变，甚至能理解成物种差异。正如刘慈欣的小说描写的：“于是，一件事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富人与穷人已不是同一个物种，就像人与蚂蚁不是同一个物种一样。”“对穷人的同情，关键在一个同字，双方的物种基础不存在时，同情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人类的第二次进化，第一次与猿分开，靠的是自然选择；这一次与穷人分开，靠的是另一条同样神圣的法则：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所以“第一地球”其实是由“终产者”这个“神”与二十亿人类组成的或由“终产者”这个人类与二十亿畜生组成的。“终产者”的性别是什么？二十亿穷人的性别又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人类社会是“男权社会”则狗的社会也是“公狗社会”吧？！狗社会的主宰是人类，而人类眼里的公狗与母狗有什么区别？想杀就杀，代价何来？反正狗的生命是以人类的货币来衡量的，人类如果发觉公狗与母狗之间为了争夺谁是狗社会的主宰而打的头破血流则会不会笑岔了气？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性别议题，不能放弃性别权利的正当争取。但不要用性别叙事去消解阶级叙事，这一套早就被资本家们玩得驾轻就熟了。
处在有产者一方的内部的妇女与本阶级男子一样能对无产者（不论男女）残酷地剥削与压迫，但父权制社会的女性结婚之后会把自己已有资本无偿被男性占有后就被男性奴役了。同一阶级内部的利益是相一致的，因此阶级内部的男女不平等将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私有制为祸根，即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被家庭私有化成为男性的附属。妇女被压迫是以她们在私有制下作为物而被私有为前提的，那么消灭这种压迫就必然要消灭私有制，而不是说把这种被私有变成被共有从而走向过去的文字游戏的“共产共妻”之诡辩。关键在于消灭人格被物化的前提，人们的人格实际上也在私有制下逃不过被物化的命运，所以他们依然是财产的奴隶，但这比“当作”财产的人们命运好得多。从而长久以来的性别同私有制的演进，造就了这种男性统治女性的局面。有产者的理念意在天赋人权，实现人的人间，而不是神的人间，但他们的生产方式与经济模式日益把人类社会变成一个拜物的社会，把人类社会直接变成物的社会，人格从此成为财产的附属，从而由于私有制造就的男子统治女子即体现为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的占有。他们批判了神的人间，却引导出来“人”的人间，这“人”是以对其他人的贬低作为前提的，是以多数人牺牲他们的人格作为补充的，而“天赋人权”（榨取劳动力的平等权利）正是资本的天赋人权。妇女被压迫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性别矛盾的根源实则是私有制。因此，田园女们本该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世界，我们本该将直接指向私有制的既得利益者及其豢养的文痞们。
性别平等与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让我们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与解决性别问题，为建设一个没有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共产主义新社会而携手努力奋斗。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