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民：再论“让人民回到反腐叙事中来”
近年来，反腐题材的影视剧和小说作品出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向：人民这个角色的淡化、边缘化，甚至缺席。曾经，反腐叙事是人民与腐败的较量，是正义与邪恶的对决，是光明对黑暗的驱逐。而如今，它却悄然演变成了一种内斗——权力博弈、利益角逐、相互倾轧。反腐剧变成了“黑幕剧”，反腐小说变成了“黑幕小说”，反腐文艺甚至沦为某种意义上的“黑幕文艺”。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更是一个严峻的后果。
一、人民的缺席
回顾近年来的反腐题材作品，一个共同的现象是：镜头叙事始终围绕权力核心。观众看到的，是省委书记与市委书记的博弈，是纪委书记与政法委书记的角力，是秘书帮与秘书帮的较量。而人民呢？人民成了背景板——在新闻播报中一闪而过的群众画面，在举报信中被提及的“群众反映”，在案件通报中抽象的“民愤极大”。
人民不再是反腐的主体，而是反腐的道具；不再是斗争的参与者，而是斗争的旁观者。这种叙事转向的直接后果是：人民群众对反腐没有参与感，没有获得感。他们坐在电视机前、捧着手机，看着官员们相互撕扯、相互揭短、相互倾轧，仿佛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宫斗戏”。人民被彻底地“他者化”了。于是，反腐文艺失去了最宝贵的品质：共鸣。
观众不再为反腐的胜利而欢呼，因为他们感受不到这胜利与自己有何关联；不再为腐败的揭露而愤慨，因为他们觉得这腐败只是“上面的人”的事。反腐叙事从“人民的名义”悄然滑向“官员的名义”，从“我们的事”变成了“他们的事”。
二、黑幕化倾向
比人民缺席更危险的，是黑幕化倾向。一些作品为了所谓“真实感”和“深度”，刻意渲染系统性腐败——不是某一个官员腐败，而是整个系统烂透了；不是某一级政府腐败，而是从上到下层层失守。这种渲染看似深刻，实则陷入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既然所有人都腐败，那反腐还有什么意义？既然制度本身已经溃烂，那换谁上来都一样？更有甚者，一些作品将反腐叙事变成了权力斗争的权谋剧。反腐不再是出于正义，而是出于政治算计；清官不再是为民请命，而是政治投机的工具。观众看到的，不是光明对黑暗的驱逐，而是黑暗对黑暗的吞噬——用一种腐败取代另一种腐败，用一个圈子清洗另一个圈子。
这种“黑幕文艺”的腐蚀性极强。它让观众产生政治无力感和社会绝望感：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既然反腐只是换汤不换药，那普通人还有什么希望？这种情绪一旦蔓延，将直接消解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消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
三、历史的镜鉴
人民的缺席，从来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一百多年前，鲁迅在《药》中写过一个令人痛彻骨髓的故事：革命者夏瑜为民众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却在牢中被狱卒殴打、被牢头阿义嘲笑。他最终牺牲了，而茶馆里的华老栓夫妇，正用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痨病——那馒头蘸的，正是夏瑜的鲜血。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华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华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夏瑜在狱中宣传革命，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换来的却是阿义的巴掌和茶客们的“疯了”的嘲讽。他为人民的解放而牺牲，人民却把他的血当作治病的“药”。这是怎样的悲哀？这是怎样的荒诞？鲁迅的深刻在于：他揭示的不仅是反动派的残暴，更是觉醒者与人民之间的断裂。夏瑜们脱离人民、孤军奋战，人民便只能袖手旁观、隔岸观火，甚至将革命者的牺牲异化为愚昧的“药引”。当你的解放与我无关，你的牺牲便只是他人的故事；当你的革命没有我的获得感，你的鲜血便只能沦为治病的偏方。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教训，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如果反腐只是内斗，如果正义的实现与人民的命运毫无交集，那么胜利——也不过是另一个“夏瑜的故事”：人民站在茶馆里，端着人血馒头，漠然地看着台上的悲欢离合，然后转身离去，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不能让人民觉得，那些落马的贪官、那些追缴的赃款、那些正义的审判，只是“他们”的事，只是电视里的一场戏。反腐必须让人民有获得感——获得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追回的扶贫款变成了孩子的学费，是退还的征地补偿变成了老人的药费，是清朗的政治生态变成了公平的就业机会，是打掉的保护伞变成了安心的营商环境。
四、找回人民
反腐文艺的初心是什么？是人民性。从延安时期的《白毛女》到新时代的《人民的名义》，优秀的反腐叙事始终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人民是腐败的受害者，也是反腐的主力军。黄世仁的罪恶不仅在于他欺压杨白劳，更在于他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系统性压迫；赵德汉的贪腐不仅在于他个人贪欲，更在于他对人民赋予权力的背叛。
让人民回到反腐叙事中来，不是简单的“加几个群众镜头”，而是要从叙事逻辑上重构人民的主体地位：
第一，人民才是腐败的“第一受害者”。腐败伤害的不是抽象的“国家机器”，而是具体的民生——被贪污的扶贫款是山区孩子的学费，被侵占的征地补偿是农民养老的依靠，被挥霍的公款是本该用于医院的设备。当观众看到腐败如何直接伤害普通人的命运，反腐才有了情感的根基。
第二，人民才是反腐的“第一推动力”。举报信不是从纪委自动生成的，而是来自群众的实名举报；线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基层的长期观察；证据不是官员自己交出来的，而是来自人民的监督与举证。反腐叙事要展现人民监督的力量，展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民间智慧。
第三，人民才是正义的“最终裁决者”。反腐的胜利不应只是“上级查处下级”的权力更迭，而应体现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赃款追回了，要看到它如何变成学校的操场、医院的设备、乡村的道路；贪官落马了，要听到群众的拍手称快和由衷感慨。正义的实现，最终要由人民来确认。
第四，让反腐的“药”真正治“病”。夏瑜的血没能唤醒华老栓，因为华老栓的“病”——贫困、愚昧、疾病——从未被真正触及。今天必须避免这种悲剧重演：反腐的“药”要治分配不公之病，治机会不均之病，治权力傲慢之病，治制度漏洞之病。让人民从反腐中真正获益。
五、正反两镜
值得反思的是，近年来真正引发全民热议的反腐作品，恰恰是那些让人民在场的作品。《人民的名义》之所以现象级，不仅在于它揭露了赵德汉、祁同伟等官员的腐败，更在于它塑造了陈岩石这样的老干部形象——一个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利益奔走呼号的老党员。陈岩石的存在，是整部剧的道德锚点，提醒观众：反腐不是为了权力再分配，而是为了守护人民的信任。
而另一部作品《经山历海》，则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县委书记谢某因担心出问题不提拔于海生，亲自约谈说“不是能干就提拔，不是有成绩就提拔”，指出其“不汇报、不靠拢”的问题。这里的逻辑是什么？是官场站队，是权力忠诚，是圈子政治——人民完全被排除在叙事之外。后来谢某到省里工作不久因贪腐大案落马，这种“黑吃黑”的结局，让观众感受到的不是正义的胜利，而是官场的荒诞与虚无。前者让观众热血沸腾，后者让观众心灰意冷——这就是人民在场与缺席的根本区别。
六、结语：反腐文艺的人民性，是政治性更是艺术性
让人民回到反腐叙事中来，不仅是一个政治要求，更是一个艺术规律。反腐文艺的生命力在于真实，而最大的真实是：腐败伤害人民，反腐依靠人民，正义属于人民。离开这个真实，反腐叙事就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退化为权力斗争的权谋剧、官场博弈的黑幕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反腐文艺尤其如此——它直接关涉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关涉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人民不是反腐的看客，而是反腐的主角。当反腐文艺真正让人民站在舞台中央，让人民的声音响彻叙事全程，让人民的命运牵动观众心弦——那时的反腐剧，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名义”；那时的反腐小说，才是真正的人民文学；那时的反腐败斗争，才能真正凝聚起“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磅礴力量。
七、点题：初心不忘，新大众文艺的春风
让人民回来，反腐文艺才有灵魂。我党的初心使命不能忘——执政为民，立党为公。 这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每一个反腐叙事必须锚定的价值坐标。当反腐文艺中的官员忘记了这个初心，他就走上了腐败的不归路；当反腐文艺的创作者忘记了这个初心，他的作品就沦为了无魂的黑幕剧。反腐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权力的再分配，而是守护人民赋予的权力，归还人民应得的正义。
现在，中央倡导“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春风已经吹遍了大江南北、山寨渔村。 而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就是“大众”——大众不光是旁观者、观者，更是实实在在的创作者。人民不再是文艺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书写者、评判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为人民写作”到“人民自己写作”，从“替人民发声”到“人民自己发声”。我觉得，这是反腐文艺找回大众的一个绝佳时机。当人民群众拿起笔、举起手机、打开摄像头，记录下身边的腐败现象、讲述自己的反腐故事、表达对公平正义的期盼——反腐文艺才能真正扎根于生活的沃土，才能真正拥有不竭的源头活水。新大众文艺不是降低了文艺的门槛，而是拓宽了文艺的边界；不是消解了文艺的专业性，而是激发了全民的创造力。
反腐文艺的创作者们，请记得：你们笔下的每一个贪官，背后都有无数受害者的眼泪；你们描写的每一次反腐，都应回响着人民群众的掌声；你们追求的每一份正义，都必须化作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而在新大众文艺的时代，那些受害者、那些鼓掌的人，也可以成为故事的讲述者——他们的亲身经历，就是最震撼人心的反腐叙事；他们的民间智慧，就是最深刻有力的反腐评论。人民不在场的反腐叙事，注定是一场没有观众的独角戏。人民在场的反腐叙事，必将是一出激荡时代的大合唱。让人民回来——这是反腐文艺的正途，也是新大众文艺的归途。让人民有获得感——这是反腐斗争的初心，也是执政为民的答卷。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