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谈政绩观
政绩并非是抽象的、中性的概念或数字，政绩是有阶级性，并服务于特定路线的，资产阶级的政绩和无产阶级的政绩，当然是不一样的。站在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看来，正确的政绩观，当然应该是以劳动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和长期利益，最终由社会实践、劳动人民和历史来检验。而错误的政绩观，则是以私利为中心，追求形式、泡沫与短期效应，其结果必然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
明白了上面的观点，当我们审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历史时，我们就会发现，政绩观的蜕变与路线的背叛之间，是存在着显然联系的。苏联从社会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演变，正是一部政绩观扭曲的历史。
我们首先从阶级立场这一根本的政绩观属性出发，解剖苏联蜕变的根源。
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四面围剿和国内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政绩的标准当然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彻底解放。正是在这一政绩观的驱动下，苏联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短短二三十年间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粉碎了法西斯侵略，使千百万农奴和工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剥削和压迫中站了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
然而，当历史步入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时代之后，苏共政绩观的阶级立场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此时，其政绩已不再是为劳动人民谋福祉，而是蜕变为党内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及其政治代表——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牟取私利的工具。其评判政绩的尺度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特权阶级的利益。显然，这一阶级立场的背叛，决定了此后苏联所追求的一系列所谓政绩，必然是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水火不容的。从宣称“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达社会主义”，再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些政治标语背后，实质都是以自我标榜的政绩来掩盖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剥削、对外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扩张的现实。
阶级立场既已背叛，政绩观的核心内容与方法论便必然随之蜕变，并催生出以特权阶级利益为轴心的的虚假政绩工程。
正确的政绩观追求的是潜绩与显绩的辩证统一，既解决群众眼前的迫切需求，又兼顾长远的发展。然而，苏联修正主义官僚集团的政绩观，则恰恰表现为对上述原则的倒行逆施。他们极度痴迷于显绩，醉心于制造各种虚假繁荣，却从根本上回避乃至破坏任何触动其特权地位的深层次改革，即潜绩。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推行的所谓经济改革，在方法论上，名为完善经济机制，实则是以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资产阶级法权原则，来取代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为人民需求而生产的根本目的。在理论上，这一变化突出表现为臭名昭著的“利别尔曼辩论”，即鼓吹把利润率和赢利率作为衡量企业成败的唯一指标，实质上是将资本增殖重新确立为苏联生产的根本目的——可不就是引狼入室嘛。这样的政绩观，必然是以放大资产阶级法权，培植和巩固官僚特权阶级以及依附于它的技术官僚、企业管理者集团为结果的。
于是，我们看到苏联各地涌现出大量服务于特权阶级利益而拼凑出的样板工程、献礼工程，徒有产值记录，却与改善民生南辕北辙。而，此时那些厂长、经理们，摇身一变，就如同资本家一样大权在握，为所欲为，而工人们却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被束缚在追逐利润的机器上。更甚者，如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搞的“裁员试验”，竟被作为先进经验大加推广。此项政绩的实质，是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裁减工人，将节省下来的工资基金由少数管理层瓜分，这不是赤裸裸的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又能是什么呢？
而在苏联的农村，勃列日涅夫大规模推行将集体土地无限期划归小组使用的包工试验，并鼓励私人副业和自由市场无限发展。这些被他们称之为搞活农村、提高效率的政绩，催生出了一个以农场主席、技术官僚为首的新富农阶级，使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并为农业的最终私有化铺平了道路。
进一步从经济基础深入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修正主义的政绩观，是如何系统性地瓦解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并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清洗队伍和扫清政治障碍的。
首先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不仅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更是建立起一种反动的政绩评价标准。在这种标准下，阶级斗争史被歪曲为权力斗争史，马列主义者被视为保守派和教条主义者而遭到清洗。相反，那些支持修正主义，善于制造虚假繁荣、浮夸数字和面子工程者，则被视为创造了优良政绩，从而能够飞黄腾达，进入特权核心。
接着，勃列日涅夫将这种错误的政绩观制度化和体系化。从此，干部晋升不再依据其对无产阶级的忠诚与否，而是取决于其是否效忠于上级组成的权力网，是否能为自己的小集团创造实际的物质利益。高额薪金、特殊供应、豪华别墅和特供医疗等，成为这种修正主义政绩体系的直接表现。于是乎，苏联的整个上层建筑迅速为官僚特权阶级所垄断，从而使司法、内务、克格勃等原本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质为保护特权、镇压工农群众和革命者的暴力机器。
而在文艺等意识形态领域，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经济学说，为和平演变打造舆论的文人学者们，被奉为文化精英，其作品被吹捧为伟大政绩。而那些坚持马列主义，捍卫社会主义文艺的革命呼声，则反而被批判为毫无建设性和破坏社会稳定。
这种从上层建筑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全方位政绩观错位，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达到了顶点。他以民主化为名，公开将颠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行为定义为政绩，给予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历史虚无主义者彻底攻击苏联共产党、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自由。至此，苏联的无产阶级政权在思想与政治上都被解除了武装。而数十年来，通过修正主义政绩观教育、选拔和收买而成的官僚特权阶级，在面对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夺权时，或成为帮凶，或不堪一击，如土鸡瓦狗，一触即溃。
天可怜见，无产阶级一旦丧失了政权，劳动人民就会被投入失业、贫困和社会瓦解的深渊之中。这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将政绩私有化、庸俗化、特权化，所最终导致的人间悲剧。
更进一步，当政绩观的蜕变完成其对苏联国内社会关系的改造后，在国际关系和民族问题上也展现出同样的反动，即对内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绩要求，衍生为对外推行社会帝国主义霸权扩张的政绩渴求，两者互为表里。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达到了其霸权巅峰，但这个所谓巅峰是建立在对内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对外进行殖民掠夺和霸权对抗的基础之上的。不断将国民财富投入军备竞赛、入侵阿富汗、扶植全球各地的代理人，这些都被苏修集团宣扬为标志着苏联国力鼎盛、制度优越的伟大政绩。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政绩追求，对其国内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将苏联本就不健康的国民经济结构越发推向畸形，使人民生活水平被长期压制在停滞中。当苏联国力被虚幻的霸权政绩持续透支后，整个社会所积累的不满和结构性危机，使得日后激进的休克疗法能够以最灾难性的方式快速而彻底地摧毁其社会经济基础。
同国际关系一样，苏联的民族问题也是因错误的政绩观而恶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被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所取代。对修正主义官僚来说，维持好对各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的压制与不平等经济交换，就是处理民族关系中的政绩。为了实现这一政绩，他们在各民族地区扶植当地的官僚特权集团，以帮助对各民族地区的劳动者阶级进行压制，从而形成了双层压迫的奇特体制。这种在高压下积聚巨大的民族矛盾——实则是巨大的阶级矛盾，最终被帝国主义所利用，使民族自决思潮成为瓦解苏联的突破口之一。
可见，修正主义内外一体的反动政绩观，让苏联在面对各个重大时代挑战时，无一不走向错误的方向，并最终导致一场总体性崩盘。
纵观从列宁十月革命竖起旗帜到苏修红旗落地的全部历史，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并非不可预料。正如毛主席所预测的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联的悲剧是苏联党内修正主义集团，亦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背叛无产阶级政绩观开始，一步一步系统性地摧毁社会主义政治路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必然结果。其政绩观从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大利为起始，先是沦为官僚集团为自己人输送利益，创造体面生活的工具，进而沦为以改革的名义公开进行自我剥夺，向国内外资产阶级邀功请赏，并最终彻底瓦解社会主义根基的投名状。以此可见，在阶级社会依然存在、内外资本压力及旧的观念传统的重重包围下，任何关于政绩的观念和评价体系，始终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生死搏斗在意识形态和干部路线上的反映。没有持续革命的政治思想改造，没有对资产阶级法权持之以恒的限制，没有同劳动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制度保障，正确的政绩观就根本无从树立，即使短暂建立也必将迅速被特权与私欲的潮水所冲垮与篡改。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历史是如此公正无情，苏联的悲剧，以千万无产阶级劳动者陷入失业、贫困和国家分裂的绝境为终章，为背离正确政绩观的修正主义路线树立了最沉重的墓碑。
歌未竟，东方白。
警钟长鸣！
警钟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