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真正含义
每年的“国考”,报名者与日俱增,今年更是出现七八千人争一个职位,实在是壮观。据说有位校长劝学生不要逃课:“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啊?”孩子答:“想当官。”校长耐心地说:“当官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怎么行啊!”
这可能是笑话,但实情是,单纯从数字看,中国的官委实太多了一些。据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统计:“我们的官民之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1∶67,10年前的1∶40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担忧!” 这番言论看似有理,实际上中国古代官少是有原因的,原因即在于开中法。自宋明以降,国家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和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士大夫自以为无为而治,基层治理更是完全委托胥吏,完全不能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政治上虽然说是中央集权,经济上却是自由主义。官僚集团既缺乏财富统计的手段,又缺乏将财富集中起来向未来投资的机制,这在政治组织上表现为一盘散沙,从未真正掌握基层,在经济上则表现为市场放任,放纵吏蛋豪民鱼肉百姓。从而使经济发展完全没有组织效率,也缺乏信用手段。即使是清流,也往往流于空谈。因此后人说明亡于清流。而新中国之伟大,在于它第一次形成了立足于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动员机制和社会组织结构,清流们所看不起的基层干部,才是中国复兴的支柱。
清流们喜欢说什么“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却不知这个名言的作者阿克顿勋爵所批判的绝对权力,指的不是政府,而是英格兰银行。马克思指出,作为国家的债权人,英格兰银行一面通过诱使向王室收取利息,一面又通过依托国债发行的银行券向社会放贷。马克思所揭露的这个空手套白狼的金融家阶级,不知为何被后世翻译成“流氓无产者”。
作为英格兰银行的学生,美联储把这套一鱼多吃的把戏玩得更溜。而后世往往不知道它是由私人组成的,美元是私人银行发行的。美元是以美国国债为抵押的货币的银行券。美国人民永远还不清国债,因此美元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一旦国债还清,美元也不能印出来了。
正因为银行家是美国政府的债主,因此只要政府稍有不合意,银行家就可以关它的门。而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大政府小政府是个假问题。相对于政府,银行家的权力才是绝对的权力。
所以有专家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解决之道。其实我们的政府已经够“小”的,现在还是有所进步的,前些年教育,住房,医疗,全都管不了。外交上也无所作为,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欺上门来了。话说回来,要说“大”也够“大”,大到买菜刀要实名,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事么。它就有这闲心,天天跑到大街上查暂住证,掀小贩们的摊子!有的地区警方还公然提出,要为知名企业家提供特殊保护。所以说问题不在于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而在于它是谁的政府。
一个自我组织自我监督的机构,必然会自己捞好处,也必然会不断自我膨胀。这样的政府,权力再小也不是好事!相反,如果这个政府是民众的,那么,它的权力再大,也对民众有利,其人员与机构自然会不断减少,直至消亡。传说尧让位给舜前,曾找过许由,可是许由不愿接受,连夜逃了。许由不愿意当官其实很好理解,那时候当官辛苦,大事小情都得公议,而且财物又不能私有,捞不着好处。如果像现在这样,当个县长就能配奔驰,还怕没有人来当官?
可惜我们没有消灭另一种私有──社会权力私有制,这就更糟糕了。在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社会权力再集中也不能完全限制各经济单位内部事务的自主,整个社会因此还有自动调节的补偿能力。但是,如果共产不共权,人民没有任何权利,统治者没有任何制约。公有财产等于是权力占有者的个人私产。权力因生产资料的公有侵入社会每个细胞,无所不及,无所不管,很少有分权状态予以缓冲。权力占有者的一切妄想荒谬和愚蠢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权力私有制的危害比任何时候都严重。
在国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国家不仅是上层建筑,它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及“经济家和组织者”(马克思语),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革命胜利之初,民众把政权交官僚集团托管。历史的教训表明,官僚是靠不住的,如果民众不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组织起来,不断地斗争,不断地革命,那么必将被排除出政权之外,也就意味着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也就意味着社会公有变成了官僚所有,最后变成私有制。
马克思深刻指出,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对经济各部门进行改造,如果不能支配生产资料,而是被资本和金融所支配,那么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而且资本家还会把造成危机的原因归于无产阶级的斗争所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如果普通民众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如果资本家或者官僚集团才是真正的主人翁,那么,无论民众选出何等样的总统,他也只能依靠资产阶级或者官僚集团进行统治,而不是依靠民众进行统治。法权怎么可能超越社会生产关系呢?
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定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共产党宣言》最后说:“(共产主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后世的实践者,因为对此认识不足,或者是出于本部门、本阶层的利益的考虑,而把企业家等同于金融资本家,把私有财产等同于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市场经济等于同资本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等同于买办资产阶级,从而犯了很大的错误。
同样地,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把政府关进龙子里。实质上,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政府才有力量防止生产资料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财团鼓吹限制权力,无非是为了垄断社会生产资料。
如果金融受制于少数人,则少数人必定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市场和生产就会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如果那样,不但民众受剥削,民族资产阶级受创更重,市场经济也搞不成。胡雪岩可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