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要求证监会严厉监管,不如自己组织起来设立“集体诉讼制度”
――评“投资与融资何轻何重”之辩
中国社会有许多“车轱辘”话。
人有自然禀赋之别,思维有层次高低之分,并且人还有社会身份之别,智商必然悬殊;但我今天所指那些说“车轱辘”话的人,他们无论自然禀赋抑或社会身份都要高于社会平均,并且大大的高于――比如媒体工作者。
比如有个全国记忆犹新的,持续三十多年的“车轱辘”话――关于“语文改革”的话题。
我记忆没错的话,这个话题起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也即“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开始,确切的说伴随着高考的恢复。每年高考结束就开始了新一轮“语文改革”话题,轱辘来轱辘去,争来争去就那几句话,车轱辘三十多年。
话题从议论今年高考语文的作文题开始,然后到语文考试形式本身的改革,再延伸到语文课入列篇章的选优性,又到语文课的教改,甚至蔓延到整个教学体系。议论的话题不可谓不多,我这里也没这能力归类,但大体如此,三十多年来每年车轱辘一次,当然也可能其他节点或其他事项引起一波。
事实上这个话题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我们读当时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都有大量相关论述,“文革”初期达到炙热的程度――某种意义上他还是引发“文革”的众因素之一呢。
然而到了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关于“语文改革”的争论忽然减少。嗓门陡然降低,虽然不时还有,但已基本局限于本次出题的优劣争执上。
我分析其中原因,此时此刻国人整体智力突然提升,认识到有些改革早已超出了教育领域自身,更奈何一堂语文课。特别我国高层无论决策层还是谋划层,都已认识到这一点,从而牵引到国民心理,比如明确指出有些问题出现在“文明层次”,他必须在社会改造大格局上进行才有意义――无论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持续的“阶级层次”的革命,抑或七十年代以后的就事论事的事物改革,都不能取代“文明层次”的改造。
是的,到了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华族的整体智力陡然提升,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无论怎样,关于“语文改革”之争曾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虽已成了过去式,但他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是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组成。
今天忽地想起中国社会的“车轱辘”话,关于“语文改革”之争已成过去式,但类似“车轱辘”之争仍有不少。
近期资本市场震荡走弱、波动加大,投资者纷纷表示不瞒、提出意见,意见之一是:资本市场的融资与投资哪个更重要,投资者纷纷指责证监会不作为,要其拿出诚意进行改革,证监会则表示诚恳接受,道一人则想起了“车轱辘”话。
难道不是车轱辘话?自九十年代初设立资本市场以来,“投资与融资何轻何重”之争就不绝于耳,三十多年来似乎毫无进展,都忙于打嘴仗。我本人从事这个领域专业工作,深有体会,关于资本市场的各项规则几乎年年有增订,几乎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的版本更新,去年甚至有传“间谍唱空中国经济”,“国家安全部将监管资本运作”……。
一时甚嚣尘上,严重性显然比“投资与融资何轻何重”之争上了一个档次,显然不复原来的“车轱辘”,新轱辘显然比以前的更大。我已退休在家,新的工作程式可能完全改观,专业监管机构怎么的与安全部门对接,怎么的联手“抓间谍”、“抓唱空中国经济者”?我已懵懂无知,我打电话给老同事,他们也一脸雾水,他们把现在的工作程式发来我看,除了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那付屌样,并没有我预期的“抓间谍”、“抓唱空中国经济者”那种意思。
是的,就事务层完全没有改观,仍是年年有增订,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我看:证监会为应付“投资与融资何轻何重”之争的敷衍之举而已。
事实上我今天要为“证监会”代言几句。他们能做的都在做,都已做到――正如“语文改革”一事教育部门都在做,能做的都已做到,剩下的他们是无能为力的。纵观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监管部门的唯一职责就是维护规则的运行,你要他们突出“维护投资者利益”职责,并美其名曰“中国法系”,那是无知童言。
“维护投资者利益”只能靠投资者自己,就运作层面恰好是法制部门的职责,投资者应该自己设立集体诉讼制度,律师机构应该技术帮助――而这恰恰是“证监会”无能为力,并应该竭力避免参与其中,正如裁判应该避免参与任何球队的争锋。
投资者应该自己组织起来设立“集体诉讼制度”,应该将这一建议喊响。
我今天之所以将“媒体”凸显出来?因为当下中国他们是最有话语权的,不然的话他们就是当之无愧的“车轱辘”话制造者。
【文/道一人,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