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宇：驳张光明《略论“倒过来的革命” 》

　　驳 张光明：《略论“倒过来的革命” ——关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

　　见于 红歌会网2024-05-31 来源： 保马推送的 张光明：《略论“倒过来的革命” ——关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

　　阅后决定驳斥如下。

　　我的驳文在多重括号内，敬请读者注意。

　　原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张光明老师两篇关于“列宁主义”的文章。在第一篇文章《略论“倒过来的革命”》中，作者回到列宁《论我国革命》一文，认为列宁提出“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将革命的重心由世界革命转移到国内的建设，有力地反驳了经济决定论；但也有其无奈和局限之处，革命 事业高度依赖“主观条件”和革命政权，为苏联此后的官僚主义问题埋下了隐患。而第二篇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史上的若干问题》则回应了批评者对上文的质疑，文章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可能的问题，涉及社会民主党、巴黎公社、阶级斗争学说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诸多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批评的思。

　　上文曾发表于《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下文发表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2期）。第二篇文末“阅读原文”处，附有批评者的文章，读者可以查阅。感谢张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马克思难道不是主张“先革命，后建设”？不夺取政权，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能搞什么建设？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能搞社会主义的建设？或者，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为资本家搞资本主义建设？有先建设，后革命的？奇谈怪论。

　　把列宁的《论我国革命》“略论”成“倒过来的革命”，是别有用心。

　　岂止“革命事业高度依赖‘主观条件’和革命政权”，而是人类社会，都必须“高度依赖‘主观条件’”，进入文明时代后，到看得见的将来，都必须‘高度依赖’政权。没有“主观条件”，就不可能有任何人类社会。没有政权，就没有任何国家社会。在看得见的将来，人类只可能是国家社会的人类，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也只能是国家社会。因此“革命事业高度依赖‘主观条件’和革命政权”不是什么“无奈和局限之处”，而是必然和理所当然。

　　什么是“官僚主义”？《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480页：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知发号施令而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

　　因此，说轻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比此种说法的官僚主义更严重的问题和隐患是，当权派的腐败、蜕化变质成官僚特权阶级，社会主义“和平演变”或通过“颜色革命”变成资本主义，甚至分裂解体。但这恰恰不是“革命事业高度依赖‘主观条件’和革命政权”“埋下了隐患”，而是相反，“革命事业高度依赖‘主观条件’和革命政权”不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反官僚主义、反腐败、反特权、反资本渗透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反“和平演变”的整党治党不力所必然。》》》》》

　　略论“倒过来的革命”

　　——关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

　　张光明

　　1923年1月，病重在床的列宁在翻阅了孟什维克著作家苏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的札记之后，口授了一篇反驳性的文字，这就是著名的《论我国革命》。这篇短文历来被视做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有力、最完美的论证，并作为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锐利武器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时时被人们引用。然而，在经历了八十多年的历史风雨之后，我们的认识理应更前进一步，完全有必要对这篇文章作更深入些的思考和评价。

　　《《《《《岂止是“唯生产力论”必须批判，“生产力决定论”也应当否定。》》》》》

　　一

　　在我看来，此文是对1917年十月革命所做出的事后的机智辩护，但不能说是深刻完整的理论论证。

　　其所以说它是事后的辩护，是因为经过了1917年以来五年多血与火的搏斗，局势与布尔什维克领导者 们的预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反差，先前的设想大半落空了。直到今天许多人仍不知道，1917年十月革命并不是以长期以来人们所以为的“一国社会主义胜利论”为指针，而是完全建立在布尔什维克对世界革命（其实际含义主要是指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革命）近期到来的坚定信心基础上的；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场世界革命是使资本主义发展严重不足、经济文化条件相当落后的俄国的革命成果得以保存下去的唯一客观保证。但五年过去了，不论人们如何期待和推动，这场对于他们来说等同于生命线的世界革命不但没有到来，而且看上去在最近的将来也越来越不容易到来了。痛苦的结局逼迫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全部战略作重大调整，客观现实驱使他们去考虑一件此前并未认真规划过的工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进行自己国内的建设。列宁晚年为此而绞尽脑汁，提出了包括新经济政策、合作制、工业化、“文化革命”等著名举措在内的一整套设想，与此同时，当然也就有必要为1917年革命的正当性作新的辩护了。《论我国革命》的目的正是要进行这种辩护。

　　《《《《《早在十月革命前的1915年，列宁重新考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同时在所有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取得胜利的论断，认为它不适合于帝国主义时代，认为它可以在数个国家甚至单独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原话是：“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国家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59年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1页）”。

　　只能说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们中有些人是如此。

　　张光明先生以上论述，是刻意歪曲。》》》》》

　　《论我国革命》是色彩鲜明的论战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列宁式的尖锐和猛烈。它的主要目的是驳斥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责难。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而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原理中引申出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所有批评。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对西欧革命怀有无比信心的时期，对这些批评还可以不屑一顾，但到了1923年却不能不认真对待了。正是在这样的需要下，《论我国革命》针对上述批评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生产力决定论是谬论。对此请看我发在红歌会网的《析何自力先生某文的一段论述》。

　　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招牌，来否定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已经搞成事实的社会主义是徒劳——尽管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尽管苏联已经解体。

　　什么是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统治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的剥削者当道，通过交换关系实现对人民大众社会地创造的财富，而不是用奴隶制或农奴制或租佃制的方法来实现对人民大众社会地创造的财富，社会生产也主要是通过生产资料私有者的交换关系和其它契约关系实现。

　　马克思逝世已141年，我们仍然看不到至少未来的20年内，在马克思逝世前就已经被认为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美西方国家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的明显迹像。到底要等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到哪种程度，“经济文化”不落后或发展到哪种程度，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

　　解体前的至少上个世纪60年代的苏联算不算社会主义社会？早在1925年底，国民生产总值只是接近于“一战”前最落后的欧洲资本主义大国沙皇俄国1913年的水平，就实现了国营和合作社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81%，私营工业产值只占19%，国营商品流转额占50%，合作社商品流转额占25%，私营商业商品流转额占25%。9年后，按人均产值仍落后于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城市经济基本国有和国营化，加上1934年又基本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消灭了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的苏联，算不算社会主义？

　　经济比沙皇俄国更为落后可能达百年、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算不算社会主义社会？

　　至少上个世纪60年代的苏联和改开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社会的当权者是生产资料非私有的无产者，社会基本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取而代之，除了旧社会留下的城乡和工农差别外——此时苏联城乡差别已大为缩小，不仅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而且用无产阶级专政遏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组织或机构的当权派以权牟私蜕化变质成官僚特权阶级，从而一般地消灭了剥削阶级和遏制了新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剥削阶级的形成，实现了社会分配初步的按劳分配占主要地位，从而实现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因此，用至少上个世纪60年代的苏联和改开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实可以证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在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是与事实不符的“”伪命题。

　　经济和文化是指两种不同的社会事物。没有“经济文化”。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685页，对于社会一个方面的活动的经济的定义是：经济学上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

　　没有非物质的社会生产。再生产也是生产。

　　因此经济是指社会生产活动，我在加上社会生产直接形成的交换、分配和消费。

　　什么是文化？《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1371页：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已消失和还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各个具体的统治主权独立的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抽像观念，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

　　任何存在过和还存在的某个社会，都不可能创造“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一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中已被消费和自然损耗掉了。人类没有完结，财富的创造没有停止，“总合”就不会形成。况且，物质财富不仅分散于各个主权独立的社会，各个主权独立的社会的物质财富又为该社会的各个个人和各种组织所有而分散于该社会的各个地点，任何人或国家，都不可把“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合”起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没有那个能动性能自己“总合”起来。

　　因此，在人的头脑外，不存在“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同样只是人们头脑中存在的抽像观念。

　　精神，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科学，只能属于知识的范围，知识属于思想意识即精神的范围。这里的“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除了科学外，尽管与劳动生产的产物一样，是人的精神主导其行为的产物，但与劳动生产的产物一样，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外，不属于精神的范围。

　　财富，是人能以所有权的方式拥有的稀缺的效用事物，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外。为了表达或传达自已的精神即思想意识，以他人能感知的语言、文字、公式、图形等现像在自已头脑外出现的，是人的精神主导其行为的产物，不是精神。因此没有精神财富。

　　于是文化就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了。这等于说文化与人类社会生产的产品无异。

　　所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规范的文化的定义，不能成立。

　　文化，狭义的只能是我们头脑中思想意识或精神的“外化”， 是指这一类头脑外的现象事物：表示和传达思想意识及其情感，包括表达、影响和教化人的各种主义、宗教、伦理道德、哲学等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知识，对人实施思想意识的影响和教化的语言、文字、书籍、报刊、演讲、图画、音乐、歌唱、舞蹈、戏剧、电影、电视、教育、舆论、宣传活动等。总之，人的思想意织主导其行为形成或制成的，能被他人感知、领悟和认识其思想意识和情感，从而旨在向他人表示和传达思想意识和情感，以实现影响和教化他人的现像事物。

　　广义的文化，还包括人或人的组织、人的社会活动及其形成、制造、修建的，能据此感知和认识人、人的组织、人的社会的现像事物。如人生产制造的各种器物、建筑物及其残留物等，甚至人、人的组织、人的社会行为、活动的习惯、风俗等，都被认为是文化。

　　一般所说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就是表达或传递思想意识或情感的语言、文字、书籍、报刊、演讲、图画、音乐、歌唱、舞蹈、戏剧、电影、电视、教育、舆论、宣传活动等。

　　当然，无生命更无意识的语言、文字、书籍、报刊、演讲、图画、音乐、歌唱、舞蹈、戏剧、电影、电视、教育、舆论、宣传活动等，是谈不上什么表达或传递的，而是人听了、看了，能根据感受到的语言、文字、书籍、报刊、演讲、图画、音乐、歌唱、舞蹈、戏剧、电影、电视、教育、舆论、宣传活动等现像，感觉、认识到，使用这些文化方式的人表达或传递的思想意识或情感。

　　人们所谓的那个“生产力”只不过是根据社会生产的产物得出的一个观念。人们头脑中据此得出的这个观念或人们头脑中这个观念不管怎样发展，或人们这个观念由以得出的社会生产的产物不管怎样多、怎样好、技术怎样先进，就能决定社会形态是怎样发展的难道不荒唐么！

　　由政治统治统起来的社会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直接形成的交换、分配和消费，即经济，就能决定社会形态是怎样发展的难道不荒唐么！

　　人的思想意织主导其行为形成或制成的，能被他人感知、领悟和认识其思想意识和情感，从而旨在向他人表示和传达思想意识和情感，以实现影响和教化他人的语言、文字、书籍、报刊、演讲、图画、音乐、歌唱、舞蹈、戏剧、电影、电视、教育、舆论、宣传活动等，即狭义的文化，或再加上人生产制造的各种器物、建筑物及其残留物等，甚至人、人的组织、人的社会行为、活动的习惯、风俗等，即广义的文化，就能决定社会形态是怎样发展的难道不荒唐么！》》》》》

　　文章首先诉之于辩证法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性”。列宁痛批以苏汉诺夫为代表的“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说：“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①]“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②]

　　辩证法确实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核心方法，它主张对研究对象作具体的、动态的考察，反对一切从固定 不变的抽象原则出发去评判事物。但是也正因此，辩证法要求人们在分析和判断社会状况时，必须走出包括一般谈论辩证法本身在内的哲学式议论，真正深入到对象的内部，从最详细而具体的、纯粹经验的研究中得出确凿可靠的结论。具体说到俄国革命，如果不能用当时当地的实际条件和局势说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是怎样来的，而这一特殊性又将如何引向一个新社会的建立，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列宁毕竟是一名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不能像后来的许多半瓶醋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几句简单的哲学议论拿来当做胜利的论据，而是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理由，主要可以归结为如下两条。

　　《《《《《关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是怎样来的，而这一特殊性又将如何引向一个新社会的建立”等，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写了、在各种会议上说了那么多，已成书的就有20多集，既然要发杂音，就的翻一翻嘛，空口白牙非议，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得看哪些人。搞了个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领导的工、兵、农十月革命，又通过3年的国内战争、维护、巩固和发展了工、兵、农苏维埃革命政权，不仅俄国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震动当时的全世界，而且开劈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给全世界以深远的影响，不是“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否认得了的。

　　“列宁毕竟是一名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大贬低了。

　　列宁是开劈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的创造者。

　　生产力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上是指出工人阶级造反有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和最根本的方法，列宁主义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下，列宁、斯大林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出的方向和最根本的方法，开辟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或其根本，就是人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将导致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领导工人阶级造反，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革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和其它压迫和剥削阶级，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的主义。

　　列宁主义是遵循马克思指出的方向和最根本的方法，基于人类社会首次实践基础上创立的，由斯大林继承、巩固、发展而基本成型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是：1、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必须是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2、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一党专治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苏维埃必须是这样的共产党一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的，只有这样的政治体制才可能实现政治统治的人民主权或民主，而不能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巴黎公社式的，工人农民及其它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一党专治的民主集中制的以工农为主体的苏维埃政权才可能嬴得自己的解放；3、工农联盟，农民这个同盟者只能在苏式政治模式下实现，不能在自由民主主义或竞选政治下实现，那怕是只有工人阶级和下层农民阶级拥有选举权的竞选政治；4、一国，而且是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落后、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俄国也能单独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4点是马克思主义设有的，有的甚至是与其相违背的。

　　“列宁毕竟是一名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此贬低的目的，是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抛去列宁主义，抹煞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抹煞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达到反对搞社会主义的目的。》》》》》

　　第一，世界大战使人民已经无法正常生存下去，因此必须革命。列宁反驳“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说：“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③]

　　换一种我们都熟悉的说法，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主张是合理的，从革命家的立场看甚至是十分雄辩的。的确，如果人民陷入绝境，没有理由否认他们使用革命手段奋起反抗的权利。在俄国这样的工业化落后、专制主义统治严苛的国度里，人民所受的压迫十分沉重，特别是世界大战对工农的压迫远比西欧更甚。在战争失败、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的摧残下，他们已经无法忍受下去了。各个阶层的民众在1917年二月起来推翻了沙皇政府并建立起共和国；同样的原因使下层人民在八个月之后信从热烈反战的布尔什维克，再一次起义赶走了坚持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临时政府。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参加，布尔什维克是不可能取得十月的胜利的。换句话说，这场革命既是布尔什维克大胆行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工农大众对“毫无出路的处境”的激烈反应。所以在这里应该承认他们的反抗活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除非我们拒绝对历史上的一切“弱势群体”给予同情，甘愿对他们的命运持漠然不顾的态度。[④]从这个角度看，列宁所提出的理由自有其道义上的正当性。

　　然而仅仅这些似乎还不够。因为，被压迫者反抗的正当性固然应当尊重，却还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毫无出路的处境”一向能够“十倍地增强”作为受害者的下层民众的力量，但这还只是一种作用于旧制度的破坏性力量，本身并不导向新的社会。也就是说，它的历史合理性虽然不能忽视，可对于建立一个新社会来说毕竟还是消极的。建立新的社会需要以新的思想为先导，而新的思想只能源于新的、基于自己切身利益追求之上的愿望，而产生出这样的愿望的阶级载体，又不能不以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文化水平为基础。由此可见，上述论证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曲折迂回地又把人们引回到那一老的问题，即俄国社会是否发展到了足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水平？

　　《《《《《不管张光明先生“在这里应该承认他们的反抗活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多么真诚，不管张光明先生对“拒绝对历史上的一切‘弱势群体’给予同情，甘愿对他们的命运持漠然不顾的态度”的反感有多么真切，不管“从这个角度看，列宁所提出的理由自有其道义上的正当性”令张光明先生信服得五体投地，“然而仅仅这些似乎还不够。因为，被压迫者反抗的正当性固然应当尊重，却还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一切由此都等于零。

　　“正当性固然应当尊重”，“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才是决定性的。那么要怎样才能“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呢？

　　列宁主导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民搞的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当然可以说，“但这还只是一种作用于旧制度的破坏性力量，本身并不导向新的社会。”那么用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继而在其继承者斯大林主导的苏共领导下，苏联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创立了迄今为止最新形态的人类文明——社会主义——的事实，能不能用来“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

　　经济、文化比苏联更为落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实，能不能用来“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

　　都不能！否则就不会有此先生的非议。

　　“建立新的社会需要以新的思想为先导，而新的思想只能源于新的、基于自己切身利益追求之上的愿望，而产生出这样的愿望的阶级载体，又不能不以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文化水平为基础。”

　　即那个“只能源于新的、基于自己切身利益追求之上的愿望”，在革命实践上一点都没有成就出事实来的“新的思想”，莫明奇妙地居然能“为先导”，就能“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

　　言下之意是列宁主导的、和其继承者斯大林主导的苏共，因为没有张光明先生的“以新的思想为先导”，哪怕领导俄国人民在实践上成就的无产阶级革命事实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未有的，也决不能“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反到是张光明先生的、在实践上没有成就任何无产阶级革命事实的“新的思想”，能莫明其妙地“为先导”，居然能被此先生拿来“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

　　再者，莫明其妙起“先导”作用的，“只能源于新的、基于自己切身利益追求之上的愿望”的“新的思想”，当然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到作为要改造的社会对象的必然、一定条件下的规律和形势的知识的应然的“新的思想”，以应然的“新的思想为先导”地实践，怎么可能能动地遵从、顺从要改造的社会对象的必然、一定条件下的规律，结果岂不是轻则鸡飞蛋打，重则葬送整个应然事业。

　　更为荒唐的是，“而产生出这样的愿望的阶级载体，又不能不以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文化水平为基础。”

　　“物质生产力”只能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它只能是社会的人生产活动产生和决定的结果。阶级只能由社会的人构成。社会的人生产活动产生和决定的结果的“物质生产力”，怎么反到会成为生产活动有以形成的社会的人的“载体”？

　　何况，人们所谓的那个“物质生产力”只不过是人们根据社会生产的产物得出的一个观念。对此，请看我在红歌会网的《析何自力先生某文的一段论述》，不再赘述。人们根据社会生产的产物得出的一个观念，会成为生产活动由以形成的社会的人的“载体”，更是匪夷所思。

　　什么是文化，如前所述。总之，人的思想意织主导其行为形成或制成的，能被他人感知、领悟和认识其思想意识和情感，从而旨在向他人表示和传达思想意识和情感，以实现影响和教化他人的现像事物。

　　不管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文化，都是社会的人的思想意织主导其行为形成或制成的东西。社会的人思想意织主导其行为形成或制成的东西，怎么反到会成为社会的人的“载体”？

　　真是奇谈怪论！

　　人和人的思想意识或精神就是“物质”的。对此，我在红歌会网的多篇文章已发复道明，不在赘述。岂止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一切社会的主体因素就是而且只能是由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人所构成。因此不仅“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而且一切社会的“物质”，就是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人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社会行为。作为人的社会行为的结果的东西，都不是社会，从而不是社会的构成部分，即不是社会的“物质”。不能把社会的“物质”等同于社会的人的行为或活动产生的结果的“物质”。“社会主义的物质”的主体，就是而且只能是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

　　社会主义的“文化水平”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产物。

　　因此，“社会是否发展到了足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是谬论。因为，不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决定社会主义能否实现，而是相反，实现了社会主义就必然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是实现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决定社会主义的“文化水平”。

　　这里的“俄国社会”就是沙皇君主专制的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居然以问话的方式论道沙皇君主专制的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的发展“是否发展到了足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更是荒唐透顶。

　　“由此可见，上述论证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曲折迂回地又把人们引回到那一老的问题，即俄国社会是否发展到了足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是胡言乱语。》》》》》

　　其实，列宁并非不懂得仅仅靠“毫无出路的”人民的反抗是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社会的。他的真实意思是说，这种对旧制度的反抗能够帮助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而一旦取得政权就可以为我们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创造最重要的“前提”。关于这一点，本文马上就来谈。

　　第二，提出了“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列宁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⑤]

　　可以说，这里才是真正触及到了事情的实质，而列宁此处的回答，与以前布尔什维克的解释相比有不小的区别。以前是虔信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社会主义革命的潜能会被俄国革命的“导火索”点燃起来，那时从西欧到俄国大家一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也就无所谓俄国“文化水平”落后不落后的问题了。而现在，列宁在坦然承认了俄国并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条件之后，没有重讲世界革命的老话题，而是提出了一条新的出路：我们可以先用革命把政权拿到手，“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⑥]。原来被看做历史发展的结果的，现在一改而为“前提”了。

　　如果说马克思确认社会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的“自然史过程”的结果，那么，列宁在此处提出的便是一种“倒过来的革命”模式，这一模式，套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语式可以表述为：条件是人创造出来的，没有条件不要紧，创造条件也可以上！关于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历史观命题被转变为一个可以颠倒过来的技术性问题。列宁尖锐地反诘道：“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呢？”[⑦]

　　在以后的篇幅里，本文将对上述主张进行分析和评价。让我们先从马克思的观点讲起。

　　《《《《《这里再重述一遍，马克思难道不是主张“先革命，后建设”？不夺取政权，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能搞社会主义建设？决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搞社会主义建设。更不能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压迫和剥削下为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建设。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取得成功，要生产力和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多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后一起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搞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取得成功，不能将此歪曲成马克思是“先建设、后革命”。马克思主张的是：无产阶级只能先革命，然后才能搞社会主义建设。

　　张光明先生这里引述的列宁这个论断，正好表明列宁决不信“一定的文化水平”决定论这个邪。当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政治矛盾斗争形势发展到已经为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当时叫布尔什维克——提供了领导工、兵、农为主体的人民夺取政权的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大好机会的时候，决不能受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还有什么“一定的文化水平”决定论等理论的束縛，必须解放思想，用无产阶级性质的列宁式政党领导人民革命来首先创造统治社会、改造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

　　“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就是首先用革命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统治改造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社会来发展社会生产或经济，还有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

　　发展社会生产或经济，苏联和中国的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社会能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优越性。

　　社会生产的产品，是稀缺的效用事物或财富，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文化就不同了，因为文化是用来表示和传达思想意识及其情感，影响和教化人的思想意识的，有些是有阶级性的。所以不是发展文化，而是革除剥削阶级的文化，发展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文化。

　　至少上世纪60年代，以比所有美西方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苏联的经济发展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一战前的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大大超过了马克思逝世前的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经济发展程度已经符合马克思的那个建立社会主义必须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理论了。因此，列宁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的论断无可指责。

　　张光明先生紧接着的论述是对历史事实的再度刻意歪曲。如前所述，这里再重述一遍，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重新考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同时在所有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取得胜利的论断，认为它不适合于帝国主义时代，认为它可以在数个国家甚至单独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原话是：“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国家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59年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1页）”。

　　只能说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们中有些人是如此。

　　纵使是如张光明先生所描述的，列宁主导的苏共领导的革命人民，事实上做到了“我们可以先用革命把政权拿到手，‘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用事实证明的也只能是列宁的符合实际。指责列宁不是愚蠢，就是别有用心。

　　“原来被看做历史发展的结果的”的那套理论，必须纠正为“现在一改而为‘前提’了”的列宁的主张。因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还有什么文化决定论，全都是错误的理论。列宁逝世后，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发展了100年，我们仍然看不到这些国家有“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成为社会主义的任何迹像。不管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经济、文化怎样发展，不按照列宁“提出了一条新的出路：我们可以先用革命把政权拿到手，‘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去做，就绝对不可有“历史发展的结果”的社会主义。

　　搞社会主义的前提，只能是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不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让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去等待那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反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的煞费苦心。

　　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或其根本，就是人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将导致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领导工人阶级造反，武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革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和其它压迫和剥削阶级，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的主义。这个过程，决不是什么“自然史过程”，只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人民高度发挥无产阶级首创精神的革命开拓过程。

　　加上遵循对象事物的必然性和一定条件下的规律这个前提，“条件是人创造出来的，没有条件不要紧，创造条件也可以上”，这句话没有错！

　　“关于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历史观命题被转变为一个可以颠倒过来的技术性问题”的“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历史观命题”，只不过是个命题，决不是“被转变为一个可以颠倒过来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与社会这个对象事物的本质根本不符的伪命题。因此被纠正只是时间问题，是必然的。》》》》》

　　二

　　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有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酝酿出来的物质条件、文化条件和阶级条件，缺少了这些条件，则任何强有力的革命政权都制造不出社会主义的实际关系来。正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会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反对冒险革命家沙佩尔、维利希们“马上夺取政权”的主张，甚至说出“我们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⑧]这样惊人的话来。列宁这一“倒过来的革命”主张，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颇有差别。列宁自己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例证之一，就是他在口授《论我国革命》的几乎同一时间说过“我们没有从理论（只是此处轻蔑地用括号加了一个补充：“一切书呆子的理论”——引者注）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⑨]这样的话。

　　《《《《《那个“生产方式”，是作为对象事物的社会根本就没有的东西。

　　“世间不存在任何系统由以形成的内在关系与这个系统的活动形成的力量组合成什么活动方式。何况生产关系只是社会内在关系的一种。社会的一种活动——社会生产——产生的、离开社会生产活动就不能存在的社会生产力，哪里来的能动的意织和本事，会专门与社会由以形成的社会内在关系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进行组合，构成什么生产方式。

　　任何系统的活动如果有什么活动方式，也只能由该系统的活动形成，决不可能由系统活动产生的力，来与系统由以形成的内在关系，而且还只是系统由以形成的内在关系的其中的一种关系，进行组合构成。

　　从而社会生产关系与作为社会生产的力的社会“生产力”进行组合，构成社会生产关系与作为社会生产的力的社会生产力之统一体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论断，不能成立。

　　统一体只能是政治统治规制的社会。【见我在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评360百科的生产力论》】”

　　而且，“社会生产力”或“生产力”也是作为对象事物的社会根本就没有的东西。

　　“我们对劳动者劳动生产的考查，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捡测得到，从而找得出，劳动者肢体，或其使用的牛、马，或其使用的机器，发出的力。但，人们说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是大是小，显然不是指劳动生产者的力气或其使用的牛、马或其使用的机器发出的力，或其它的什么力的大小，而是指劳动者劳动生产产品质量的好坏、数量的多少。劳动者劳动生产的所谓‘生产力’，其实是根据劳动者劳动生产的产品质量的好坏、数量的多少，认为的“生产力”，而不是劳动者劳动生产果真有能考查、捡测到的什么‘生产力’。

　　何况，这里说的是‘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生产力’，只能是‘社会生产力’，不能是劳动者劳动的‘生产力’。但，不管是‘社会生产力’，还是劳动者劳动的‘生产力’，都是指社会生产或劳动者劳动的产物。

　　‘我们对社会生产的考查，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捡测得到，从而找得出，劳动者肢体，或其使用的牛、马，或其使用的机器，发出的力。但，人们说的‘社会生产力’，是大是小，不是依劳动生产者的力气或其使用的牛、马或其使用的机器发出的力，或其它的什么力的大小来衡量，而是只能以社会生产的产物的品种、质量、数量，技术先进程度等为准。但这些东西不是社会生产产生的力，而是社会生产的产物。

　　人们说的‘社会生产力’，只能以社会生产的产物来衡量，社会生产的包括品种、质量、数量，技术先进程度等的产物更多，人们说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更大，而不是指社会生产中劳动生产者的力气或其使用的牛、马或其使用的机器，或其它的什么东西发出的力。即所谓‘社会生产力’，不是我们考查社会生产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捡测得到，从而找得出的各种力，而是根据社会生产出来的产物被人们认为的‘社会生产力’的观念。【见我在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析》】’【见我我在红歌会网的《析何自力先生某文的一段论述》】”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酝酿出来的物质条件、文化条件和阶级条件”不能成立。从而“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有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酝酿出来的物质条件、文化条件和阶级条件，缺少了这些条件，则任何强有力的革命政权都制造不出社会主义的实际关系来”的整个论断都不能成立。

　　“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是1848年革命已经被镇压下去以后，就如俄国1905年十二月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还要“马上夺取政权”，那就是脑子有毛病。因为这只能使革命力量遭到更彻底的镇压。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会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反对冒险革命家沙佩尔、维利希们‘马上夺取政权’的主张，甚至说出‘我们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这样惊人的话来”，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在1917年发动十月革命的大好形势已形成的时候，作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如果向党发出类似的指示，就是让垂死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喘过气来，无异于挽救垂死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就是让列宁主导的共产党——当时叫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人民革命可以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化为泡影。

　　拿一百几十年以前本来就是错误的“生产方式”决定论，和1848年革命已经被镇压下去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马上夺取政权”的主张所说的话，来发驳列宁1923年1月的《论我国革命》，岂止是无知妄为和牛头不对马嘴，而是力图不仅否定列宁主导的共产党领导俄国人民开创的人类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继而否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中国人命开创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如前所述，这里再重述一遍，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或其根本，就是人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将导致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领导工人阶级造反，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革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和其它压迫和剥削阶级，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的主义。列宁主义是遵循马克思指出的方向和最根本的方法，开劈出人类社会首次实践基础上创立的，由斯大林继承、巩固、发展而基本成型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等于是用马克思的错误理论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

　　当然，仅仅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已有主张不符，并不能证明就一定错了，否则我们便会成为只知固守、不求创新的最糟糕的教条主义者。所以这里评价的尺度不应该建立在违章不违章上，而应该建立在以历史实际为参照对理论主张所作的细心比较和分析上。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如此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前提的不可缺少性？

　　关键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发的社会主义，对我们今人所熟悉的“现实社会主义”来说，不折不扣是一种“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其所以“高”，是因为它是一种以工人阶级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所有制（后人常称之为公有制），但这一社会所有制是以工人阶级大众自己集体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为本质的，惟其如此它才可能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既然是这样，这种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任何条件下都产生出来，而只能是在工人阶级的数量和质量都获得充分发展的水平上产生出来，而这样的发展显然又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高度发展之上。没有这一发展所造成的经济需要及其反映在工人阶级心理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就不会有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与它所依赖的物质文化前提，亦即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不但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也决不是“谁也说不出”的。恰好相反，这个“文化水平”有着虽不能用数字指标划定、但仍然可以明确衡量的尺度，那就是只有在极高的物质生产力条件下才能造就的工人阶级大众对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和管理能力。[⑩]

　　如果从这个高度着眼，“倒过来的革命”模式便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自己的弱点和将要遇到的困难了。

　　《《《《《不管是什么社会，都必须有统治，否则就必然是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是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的铁律。还没有出现的“不折不扣是一种‘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只要它是社会，就必须有统治。

　　“因为它是一种以工人阶级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所以“不折不扣是一种‘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持这种看法和主张的人头脑中的逻缉和观念，不是事实。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社会，更不要说“不折不扣是一种‘高标准的’社会主义”了。甚至在张光明先生看来，直到今天，也不存在“‘高标准的’社会主义”。没有事实作为根据的逻缉和观念，无助于张光明的谬论成为真理。而且也与马克思认为的以无产阶级的政党为核心或为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统治的社会主义不符。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没有统治。没有统治，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的铁律就是天下大乱，四分五裂，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社会。“工人阶级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不折不扣是一种‘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张光明先生设下的势必导致社会主义走向死亡的陷井。

　　才说了“工人阶级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紧接着又来了个“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所有制（后人常称之为公有制）”。至少有两个核心了，哪里还能有社会主义的什么核心？

　　既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心目中”的“社会所有制”，就不是存在着的社会制度。纵使以后有，也只不过是社会的一种制度。不管是什么社会的什么制度，都绝对不可能成为任何社会的核心。社会制度是什么东西？依统治者制定的规矩，以暴力和暴力为威慑，并配以意识形态文化的敎化，经统治规制成人的行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规范。社会统治规制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不过是统治的产物，任何统治的产物都绝对不能成为任何社会的核心。“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所有制（后人常称之为公有制）”，荒唐！

　　根本就不可能有“社会所有制”。社会就是由许多的人所构成。一个企业，一个县、市、省和国家的每件生产资料，决不能由社会所有的人，人人都拥有所有权来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生产资料要成为社会的公有，只能是代表人民当家作主或人民主权的将社会统起来的国家来所有，决不能是离开代表人民当家作主或人民主权的国家所有的社会所有的人，人人都来拥有所有权的“社会所有制”的所有。“社会所有制”只能是幻想。

　　“工人阶级大众”包括其家属，在世界中等人口规模以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逝世又发展了近一个半世纪，也没有占这些国家社会人口的多数，相反是缓慢的愈趋地占少数。甚至中等发展成度的中等人口规模以上的国家，现实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第二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小。因此，“工人阶级大众自己集体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就更不可能是什么“社会所有制”。何况“集体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是工人的集体所有制，不是“社会所有制”，工人的集体所有制，在代表人民主权的国家社会，只能是初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决不是“不折不扣是一种‘高标准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

　　没有自由人。

　　“‘自由’这个词的本来意思是不受约束、限制。

　　而人的主导自已趋利避害的行为的思想意识，和思想意识主导的趋利避害的行为，都是不‘自由’的。

　　因为人的思想意识根本上就是用来主导自已的行为实现趋利避害，人的思想意识主导的行为只能适应、顺从，不能改变、抗拒对象具有的必然性、规律和目前还不能改变和抗拒的情势、力量等，从而主体的思想意识必须通过对对象的认识客观地反映外在对象，根据对外在对象的正确的认识作为主导自已趋利避害的行为的思想意识的根据，使主导行为的思想意识能与外在对象的必然性、规律、目前还不能改变和抗拒的情势、力量等相符合。 既然如此，人的主导其趋利避害的行为的思想意识就是不自由的。人的包括认识、知识在内的指导自已行为的思想意识是必须这样地爱到‘外在原因的决定’或规定，否则人的行为遭致的就是趋利避害的反面。‘基督教从先验预设的神出发，虽然开启了自由意志维度’的所谓‘开启了自由意志维度’只不过是宗教神说。‘不受外在因素的决定，仅凭自身的因果性而独立自足地发挥作用’的意志，则是康德的臆想。

　　人是作为普遍联系，相互作用、影响、制约、限制和规定的自然或物质世界的无数事物之一种的人，从而，人不能是不受自然或物质世界中的其它与其相关的事物和其自身内在关系的作用、影响、制约、限制和规定的自由的人。如，人的最起码的行为----爬、走、跑、跳，就受着包括地球的引力和人的生理特性及其状况在内的人的内外在关系和相关事物的作用、影响、制约、限制和规定。人出生后的幼年成长过程就得用两、三年甚至更多时间来适应这种作用、影响、制约、限制和规定，在这种作用、影响、制约、限制和规定中习得初步的爬、走、跑、跳的能力，在适应、顺从、符合和驾驭内外在关系及其的必然性、规律的情况下学会和寻找利用、改变内外在关系和对象事物的方法、力量，不断增强能动的自主力。四、五岁后，身体和大脑发育正常的人，爬、走、跑跳的能动的自主力才能达到自我感觉自如的成程。但，自如不是“自由”，因为包括地球的引力和人的生理特性及其状况在内的人内外在关系和与相关事物相互作用、影响、制约、限制和规定不以人所处的时空为转移无所不在。人的能动的自主力及其带来的自如行为的程度不管有多大，都是自身内外在关系和与相关事物的相互作用、影响、制约、限制和规定中的行为活动，不存在自由。自然或物质世界中的人必须老老实实地，不能任由自已意志和行为自由的根据对对象世界的认识而获得的符合实际的思想意识来指导自已努力地改变或改造对象世界，才能在自已力所能及的范围和程度获得不自由中的趋利避害的自主力和相对更大的行为或生活的自如度。即人只能是不能自由的必须遵循和服从对象世界的必然性、规律和目前不能改变和抗拒的情况、力量等，并只能依托于社会的条件和力量，获得不自由中的相对更大的趋利避害的自主力和自如度。不自由中的自主和自如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或生活不是不受约束、限制的自由状态，而且是无时无刻不在作用、影响、制约、限制和规定中的状态。

　　所以人的主导其行为的思想意识和思想意识主导的行为都是不自由的。

　　人还是社会的人。人在社会关系中也不是人能‘自由’的。

　　康德的‘当公民状态纯然被看作是权利状态时’的‘自由’，只能是人与人之间在权力、权利关系上的自由权利。所谓自由权利，是一种社会权力、权利关系，是政治统治在治下之民守法的前提下，确认、赋予和维护的治下之民----在近代之前只是部份治下之民----相互拥有自主权，就是确认、赋予和维护治下之民相互对自已的生命、人身和行为拥有所有权，从而相互不能对拥有这样权利的人进行权力支配，更不能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胁来使其同意和服从。有自主权的人依法拥有不受他人支配、不受他人暴力和暴力威胁的强迫、驱使、阻挠和干涉的自主行为的自由权利。即然是以服从政治统治的法的规制，由政治统治的法的规制确认、赋予和维护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自由权利，当然就不是不受政治统治约束、限制的‘自由’，从而是不自由的。

　　现代国家社会，政治统治的法律规制延伸、发展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而且越来越深入细致，覆盖几乎一切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包括言论、私密的私人家庭成员生活中的夫与妻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更不要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舆论宣传等重要的社会方面的行为或活动了。大凡涉及到他人或组织、机构的，处处都要受到法律的规制。比如言论、出版、宣传上，不能对他人造谣、诬蔑和侮辱等;行为上，不能对他人的合法行为和生活造成不良形响，更不能阻碍和损害;末经所有者的许可，不能动用、使用，更不能享用、占有和处置他人拥有所有权的财富;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集会、结社等必须合法，依法进行;等等，是如此这般的受到政治统治的法的规制。在有政治统治的有序的社会中，不存在不受政治统治约束、限制的‘自由’，只存在尊守法律的前提下的由政治统治以法律规制的方式确认、赋予和维护的在与他人和组织机构发生社会关系时的相对于他人和组织机构的自主权和由此而享有的自由权利。

　　文明社会，不管是过去、现在和一万年后的将来，没有政治统治，必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了，就更无从谈起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什么‘自由’了。人类永远不会出现‘自由’的社会。

　　只有以暴力和以其为支撑为后盾形成的政治统治的社会，才能避免无统治的社会的相互掠夺和杀戮的天下大乱的状态，才可能使人与人之间拥有自主权和享有自由的权利。但可能不是一定。国家社会的早期和中期，多数人是没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的，如奴隶、农奴。君主的隶民相对于一般的他人的自主权和自由的权利是免强有保障的，但在贵族面前自主权和自由权就难有保障了。只是在近现代以后，经过斗争、革命和变革，国家社会才开始不同程度上一般地使人与人之间相互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并通过矛盾斗争巩固和发展。但这是以服从政治统治及其法律规制为前提。自主权和自由权利，只是在服从统治和法律规制的前提下不受他人的暴力或暴力威胁的强迫、阻绕和权力支配对人的行为形成的限制、约束、干涉和支配，而不是除此之外不受包括政治统治及其法律规制在内的人的内外在的各种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对人形成的作用、影响、制约、限制和规定，因此，不是‘自由’。

　　现代社会，自主权意义上的‘自由发展’，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不受他人和任何组织、机构权力支配的发展，仅此而已。出卖自已的劳动使用权而被老板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权力支配，正是拥有自主权的人不受他人权力支配的主权行为的结果，即他用自已劳动的使用权来换取工资收入而订立契约的主权行为的结果。国家社会日常生活和经济领域中的契约关系之所以得以形成和成立，其前提就是契约各方相互之间都是拥有自主权的彼此不能拥有支配对方权力的人。这只能是政治统治的规制才可能形成的。在服从政治统治和尊守其规制的法律的前提下，人才能拥有相对于他人的自主权和自由权利，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的人的自主行为，只是不受他人权力支配而不是自由行为。不管是指导行为的思想意识还是思想意识指导的行为，都不是自由的，而是作用、影响、制约、限制和规定中的。在现代社会，在守法的前提下，只是拥有不受任何组织、机构和他人权力支配的自由权利，而不是拥有自由。所以不存‘自由发展’，‘自由发展’只是人们的幻想。【见我在红歌会网的《对“自由”的批判》】”

　　因此，“自由人的联合体”同样只能是人们的幻想。

　　“关键在于，......而这样的发展显然又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高度发展之上”

　　没有“经济关系”。这里说到的“关系”，只能是指社会关系。经济是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直接形成的交换、分配和消费。即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生产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交换活动、分配活动和消费活动。不是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生产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交换活动、分配活动和消费活动能有社会关系，即不是这些活动的社会关系，从而不是经济活动或经济关系，而是社会生产活动中和社会生产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关键在于，......而这样的发展显然又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高度发展之上”的论断，不能成立。

　　经济是指社会以上的某些活动，这些活动是社会的人的活动。只有人才能有“需要”，没有人的活动能有“需要”，从而没有“经济需要”。任何发展过程都绝对不能造成“经济需要及其反映在工人阶级心理中的社会主义意识”。

　　除了人以外，一切对象事物都没有反映自身的功能。一切对象事物，包括人在内，更没有将自身反映到它物的功能。

　　更何况，“这一发展所造成的经济需要”居然会“反映在工人阶级心理中”，成为“社会主义意识”。

　　经济有需要和“经济需要及其反映在工人阶级心理中的社会主义意识”，都是奇谈怪论。

　　因此，“没有这一发展所造成的经济需要及其反映在工人阶级心理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就不会有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论断是又一个胡编乱造。

　　没有非物质的文化，“物质文化”就是文化。不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哪种程度，如前所述，人的思想意织主导其行为形成或制成的，能被他人感知、领悟和认识其思想意识和情感，从而旨在向他人表示和传达思想意识和情感，以实现影响和教化他人的语言、文字、书籍、报刊、演讲、图画、音乐、歌唱、舞蹈、戏剧、电影、电视、教育、舆论、宣传活动等，即狭义的文化，或再加上人生产制造的各种器物、建筑物及其残留物等，甚至人、人的组织、人的社会行为、活动的习惯、风俗等，即广义的文化，就能决定社会形态是怎样发展的难道不荒唐么！何况，不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哪种成度，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只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社会主义的建立，必须进行文化革命，革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此先生却反而主张使社会主义的建立，照他的说法是从他以上所论述的那些谬论的意义上说，就居然得依赖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文化，而且还得以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为前提，真是荒谬绝伦!

　　包括社会在内，事物的运动或活动产生的力，绝对决定不了产生它的事物。何况根本就不存在人们说的那个“生产力”。所谓“生产力”，只不过是社会的生产活动生产的产物。“在极高的物质生产力条件下”，就是“在极高的”社会生产活动生产的产物的“条件下”，就是高到九天之上，也只不过是被人社会地“造就”出来的，没有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能力的，而且不经社会的人使用就统同只能是废物，社会生产的产物，竟然“才能造就的工人阶级大众对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和管理能力”，是骗瓜娃子的弥天大谎！

　　因此，此先生的“如果从这个高度着眼”，就是从此先生以上理论的荒谬绝伦的高度着眼，把列宁的《论我国革命》“略论”成“倒过来的革命”，同样是荒谬绝伦、不自量力。》》》》》

　　首先，这一模式的中心是革命者政权。因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已经由实际生活中的物质文化条件转移到了政权身上，它必须代替本来的条件来自己充当“前提”进行历史创造，所以我们必须假定这一政权能够创造出发展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但是这一假定一旦接触到实际将会遇到怎样的情况呢？回答这个问题，不由让人联想到普列汉诺夫1883年关于革命者过早地夺取政权之结局的颇为有趣的预测。他预言那结局不外两种。一种是革命政权自己出面来组织社会化的生产，但由于在实际经济关系和人民心理中都缺少足够有利的准备，于是终将采取强制命令的手段，那时它将不得不“求助于家长制和独裁制的共产主义理想，只是对这些理想作一点修改，使得国民生产不是由秘鲁的‘太阳之子’及其官吏们而是由社会主义者等级来管理”[11]；另一种是革命政权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而宽容地听任他们去作出自己的选择，那时在客观条件的作用下商品关系只会或快或慢地恢复起来，而这样一来在实际生活面前政权就变成了一个“荒谬可笑的社会主义政府”[12]。普列汉诺夫的这一预测是在与民粹派论战时提出的，但对于我们这里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不是也有启发呢？本文认为：是的，只要是在人民虽有反抗旧政权的情绪甚至行动但仍缺少建设新生活的意愿和实际能力的情况下，事情的逻辑结果就总会是这样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不是“这一模式的中心是革命者政权”，而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要领导人民搞社会主义，不是首先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对一切敢于反抗“革命者政权”的势力进行镇压，对社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效统治，而是以“实际生活中的物质文化条件”为“前提”,就绝对搞不成社会主义。

　　“物质文化”只不过是社会的人思想意织主导其行为形成或制成的，没有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能力的社会的产物，它哪里来的决定社会形态是怎样发展的那个伟力。而且——这里再重述一遍，不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哪种成度，不管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到多高的水平，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只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社会主义的建立，必须以革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化的统治的文化革命为条件。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来的“物质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只能是荒谬绝伦!而革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化的统治的文化革命，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前提。

　　不管什么社会，都必须有统治，否则决不可能有“社会化的生产”。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的生产”，必须发动、领导和组织群众，革除旧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镇压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的恶势力，通过政治统治的规制才可能形成。不管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谓的“生产力”、经济，还有什么“物质文化”，发产到怎样高的水平，靠“工人阶级自治”绝对不可能办到。这些，只有民主集中制的，还得加上行政性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共产党，领导人民，用革命的方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和掌握了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办到。

　　不管什么社会，都必须有行政体系，非常狭小的原始氏族共产主义社会，也必须有行政体系的雏型，否则决不可能有“社会化的生产”。没有统治，没有行政体系，“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只能是幻想。

　　没有成金字塔等级结构的行政体系的各级首长因工作而必须有的对下级的行政权力支配，即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强制命令的手段”，行政体系就无法运转 。车间、企业等，就无法生产，政府就无法对社会进行统治，社会就会分裂解体，天下大乱，那里来的“社会化的生产”。

　　因此任何国家社会的政府，成金字塔结构的行政体系必须有，专职的各级掌权者或“官僚”必须有。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的政治统治也必须如此。但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以权牟私的特权、腐败，否则就会演变成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特权阶级或官僚阶级的政治统治，甚至更为恶劣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人类任何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的行政体系都得有个头，不同的只是产生的方式，当权者属于什么阶级或代表什么阶级，这个头执掌权力行政的规矩及其规范它的制度机制。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和只能如此。普列汉诺夫逝世于1918年5月，没有看见过社会主义社会，他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照张光明先生描述的他预言，“一种是革命政权自己出面来组织社会化的生产，但由于在实际经济关系和人民心理中都缺少足够有利的准备，于是终将采取强制命令的手段，那时它将不得不‘求助于家长制和独裁制的共产主义理想，......’；另一种是革命政权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而宽容地听任他们去作出自己的选择......，那时在客观条件的作用下商品关系只会或快或慢地恢复起来，而这样一来在实际生活面前政权就变成了一个‘荒谬可笑的社会主义政府’。”如是这样，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无知。因为任何国家社会的“社会化的生产”都必须“政权自己出面来组织”，即都必须有政权的统治，否则就没有任何的社会生产。这里的“组织”，就是政府依自己制定的规矩，通过政治统治来规制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人的活动和人与人（包括非政府的人的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规范或制度，使“社会化的生产”必须是政权统治的“社会化的生产”，决不能是“革命政权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而宽容地听任他们去作出自己的选择”。因此，“另一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于是就只剩“革命政权自己出面来组织社会化的生产”，就是“家长制和独裁制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是普列汉诺夫根据他头脑中的“生产力”、经济，还有什么“物质文化”决定论的社会主义理论，异想天开地好心犯谬误。但张光明先生则不同，是借普列汉诺的谬误来攻击列宁主导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人民开创的人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家长制和独裁制”。 》》》》》

　　由此，这一“倒过来的革命”模式必然地赋予政权以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至高无上的、无可替代的意义，从而使得全部事业的希望由“客观条件”转移到“主观条件”上来。原因很简单，现实生活中既然缺少其他可以利用的条件，于是不论当初怀抱怎样的“让所有社会成员参加管理”的想法，新的政权命定地要让自己负起全部“主人”的责任来，它要对整个社会变革的性质、方向、范围和速度作出设计；它要对社会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实行全面的管理；进而还要对全部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及思想领域实行统一的安排和控制……要把如此广泛而复杂的社会管理好，人们就必须假设这一政权永不犯重大错误，它的政策应该永远英明正确，它的管理者们应该素质超群，具备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所憧憬、所设想过的一切智慧、经验、勇气和无私，好似柏拉图心目中的睿智的治国者。但是人们难免产生疑问：如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著名原理是正确的，那么，在一个文化水平落后的国度里，如果不是期待天外来客，这样的奇迹到哪里去找呢？而既然很难找到这样一批智者、“哲学王”，又如何达到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呢？还不止如此。这些管理者彼此间还必须意见一致、思想统一，团结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度统一、铁板一块的领导者集团，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一旦他们内部发生重大分歧，则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必将陷入危险之中。列宁晚年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的人际矛盾忧心忡忡，视之为对党和国家的极大威胁，而这样的威胁果然在列宁去世后成为事实，就是一个明证。

　　《《《《《不只是“这一‘倒过来的革命’模式必然地赋予政权以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至高无上的、无可替代的意义”，而是统治和围绕统治展开的活动和斗争的政治，从而通过政治斗争形成的统治社会的政权，对一切国家社会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无可替代的意义”。

　　不以主体的主观为转移的一切感受和认识的对象，包括人及其思想意识，都是客观的。政权被定为是“主观条件”就是谬论。

　　凭什么通过政治斗争由人构成的统治社会的政权，会被人们断定为得由他们断定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主观条件”。社会的人生产活动生产的产物而被人们认为的“生产力”，社会的人的生产活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形成的经济，还有由社会的人的行为形成或制成的，能被他人感知、领悟和认识其思想意识和情感，从而旨在向他人表示和传达思想意识和情感，以实现影响和教化他人的文化，根据什么会被人们断定为是决定他们所谓“主观条件”——政权——的“客观条件”。其中的“生产力”是社会的人生产活动生产的产物而被人们认为的“生产力”观念，经济和文化是社会的人行为或活动的结果或产物，全都是无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无能动功能的东西，离开社会的人或社会的人的行为活动或社会的人的使用就不能存在，或者只能成为废物，人们竟然会断定这些“客观条件”能决定社会的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而有创造力的人、通过政治斗争构成的统治社会的政权。社会就是由人构成的，照人们的如此逻缉，社会也是“主观条件”了。怪不得会有社会的无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无能动功能的，离开社会的人或社会的人的行为活动或社会的人的使用就不能存在，或者成为废物的产物——“生产力”、经济，还有什么“物质文化”，能决定社会。

　　把作为认识对象的社会事物分为“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具有决定“主观条件”的功能，是又一个胡言乱语。凡是不以我们的主观为转移的感受和认识的对象都是客观的，包括作为我们感受和认识对象的人及其思想意识。作为我们感受和认识的社会事物，根本就没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区别，全都是客观的。对此请看我在红歌会网的《就美是什么与<美学原理>主编蔡仪同志商榷》、《<“唯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批评》、《主体意识与社会规律》等文，不再赘述。

　　无视作为物质世界中具有特殊能动因素的社会的人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精神在包括社会在内的物质世界中的特殊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由精神的动物为主体因素构成的社会来说，主体及其精神不能不是社会本质、规律由以规定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方面，相形之下，其它任何方面都是黯然失色的，更不要说无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无能动功能的，离开社会的人或社会的人的行为活动或社会的人的使用就不能存在，或者成为废物的产物——“生产力”、经济，还有什么“物质文化”了。

　　不管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谓的“生产力”、经济，还有“物质文化”发展到哪种程度，现实生活中都决不可能有“让所有社会成员参加管理”的条件。这些无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无能动功能的，离开社会的人或社会的人的行为活动或社会的人的使用就不能存在，或者成为废物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有使社会生成“让所有社会成员参加管理”的条件的功能。

　　不管社会发展到哪种程度，至少有几十万人口以上的社会，“‘让所有社会成员参加管理’的想法”永远都只能是幻想。

　　因为，几十万人口以上的社会，不可能“让所有社会成员参加管理”来形成统治，只能用人事权力由中央统一的，中央设立至少数个以上专门的分工分权的的管理部门，纵向至少有三个层级以上的，包括暴力组织在内的，以暴力和暴力为后盾、为威慑的，主权独立的专门的行政组织体系来统治才能成为社会，即只能是国家社会。

　　有的国家社会，在这样的强制性统治社会的体系下，有依宪法成立的专门的、人事权力统一的，统治中心设立数个以上分工分权的的管理部门，纵向有三个层级以上的，包括暴力组织在内的，强制性统治其管轄范围的专门的行政组织，但只能是在这样的强制性统治社会的体系依宪法的统治之下的自治，尽管其系统的人事权力是独立的，但不是政治统治的主权独立的国家。

　　共产主义必须消灭阶级，但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消灭国家则是幻想。更不要说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了。

　　任何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的行政体系都必须是专门的。行政体系是依规矩规制，上级支配下级、下级服从上级，各级服从最高级，各级职位权、责、利明确、联系，形成金字塔结构的权力支配与服从的等级制度，使系统众多的人服从最高领导者地统一起来行动的组织。这样的专门的行政体系，不可能“让所有社会成员参加管理”来形成。

　　不是“新的政权命定地要让自己负起全部‘主人’的责任来，......。”而是任何国家社会的政权“命定地要让自己负起全部‘主人’的责任来”。

　　“人们就必须假设这一政权永不犯重大错误，......。”，不过是无聊的借此假设来进行无端攻击。就像人永不犯重大错误的可能不能排，就非得加以取缔其做人的资格一样是荒谬的，决不会因为“这一政权永不犯重大错误”的可能不能排除，就非得取缔“这一政权”的存在。

　　正是“如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著名原理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不仅没有“社会意识”，只有社会的人头脑中的意识，关键是，社会存在，就是、也只能是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人为主体要素和基本要素的存在。岂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存由以成为社会存在的人的意识的。

　　加上“文化水平”决定论的荒谬。

　　因此，作者由此的逻缉追问和论断全都是荒谬的。

　　掌握革命政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的人际矛盾”，是其与国内外的各种敌对势力的殊死斗争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方面。“列宁晚年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的人际矛盾忧心忡忡，视之为对党和国家的极大威胁，而这样的威胁果然在列宁去世后成为事实，就是一个明证”，难道要用来证明列宁主导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和掌握革命政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开劈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非正义的、或者不该搞的？莫明其妙！》》》》》

　　合乎逻辑地，政权既然在全部社会生活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那它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强政府，最终凌驾于社会之上，官僚主义不可避免。列宁晚年自己对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才会把苏维埃政权看做只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13]。而对于这一机关所产生的官僚主义，他是深恶痛绝之至的，以至说出“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14]这样的愤激之语来。列宁在晚年不遗余力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但他仍然将其原因归结为“根源于旧事物”，即出于不得已而把旧官吏引进机关以及旧文化“遗迹”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便是仅仅看到了表面现象。

　　《《《《《政权是用来统治社会的。规制社会关系及其制度，规制意识形态文化，规制和实现“社会化的生产”等，总之规制整个社会，使之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只能用政权来进行。因此，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权在全部社会生活中会居于非重要的地位。

　　美国政府就是“一个强政府”，因为美国政府是统治美国的。不仅统治美国，而且霸道世界。只不过实力不济，否则势必统治世界。以为共产党掌握的政权必须是一个弱政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只能而且必须如此。这还不够明确。必须将“无产阶级先进阶层”组织成为不仅是民主集中制的，而且是行政性的政党。必须是这样的政党一党领导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是列宁主导的苏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实践上必须搞成的政治模式。对此，请参看我在乌有之乡的《迄今为止最新形态的人类文明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岂止是官僚主义，腐败、特权趋向、资产阶级或资本的腐蚀渗透、“活平演变”，只能靠整党治党来不断地克制。

　　“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原因何在？

　　尽管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与所有其他打着马克斯旗号的社会民主党不同，在组织上是有民主集中制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非开放的，在列宁逝世前后，特别是布党是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大民主”政治革命“二月革命”中得以大发展而夺取政权的，党内和苏维埃政权内，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十分严重。中央不仅缺乏领导地方党组织的行政支配权，有时遭到地方党组织的扺制甚至反对。自由民主主义必然导致的派斗、涣散,使官僚化、特权化，腐化堕落势必快速发展，使党领导的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的斗争，革命、改革和建设，难以搞好，甚至搞不好，搞坏。列宁主导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强化行政性民主集中统一的实践，包括列宁在内，认为是战时不得已的举措。国内战争结束后，恢复和践行所谓“自由民主”争论和“自由民主”选举的要求及形成的派别斗争严重起来，由此造成的危害有可能导致党和国家分裂和动乱。

　　1921年1月12日中央全会居然决定：必须进行完全自由的争论，十大代表的选举“可以按不同纲领”进行。“大民主”的工会问题的争论由此在全党展开，出现了八大派别，出版各自的宣传品，开展各自有纲领、有组织的争取党内群众和“选票”的活动，各派在党内都有一大批追随者。尽管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布党“自由民主”的派斗使得工人、农民等群众性的反对势力兴起，使其领导的国家的政治局势急速恶化，各地出现动乱甚至暴乱。

　　1921年2月21日，严重饥荒、到处罢工、暴动的情况下，彼得格勒发生了曾经在十月革命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参与的有2.7万名苏维埃军队的士兵和1.5万名工人，波及到彼得格勒，其中不乏布党的党员，要求言论自由、“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党内“大民主”势必的大派斗，必然使事情蔓延开来，颠覆苏维埃政权。

　　列宁下令镇压水兵暴动。

　　列宁号召代表大会立即彻底根除派别活动，禁止党内组织派别和集团。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按这种和那种纲领组成的一切派别集团，并责成所有的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话动。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人，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但列宁逝世以后的的相当长的时期，苏共不仅在中央有派斗，中央下面，党委领导者之间，党委领导者与党的苏维埃的头头、党委和党组织在苏维埃的领导人或党团之间的争斗是常态。结果党的上层的相当大一部分人分为不同的派别和集团。派斗和涣散必然加速执掌国家权力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腐败、特权趋向的发展，加速资产阶级或资本的腐蚀渗透。这种趋势，只有以组织上强化党的民主集中制和行政性为前提，通过反官僚主义、腐败、特权，反资产阶级或资本的腐蚀渗透的整党治党来克制，而且也能够克制，尽管不能根本上消灭。

　　官僚主义尽管是体制性问题，但借列宁深恶痛绝，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存在官僚主义，来否定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是煞费苦心。》》》》》

　　今天我们清楚地知道，官僚主义几乎是与苏联社会的演变相始终的。在列宁时代，它已经开始萌芽并且到处蔓延，只是由于那一时距离革命岁月相去不远，理想主义的强大影响还在发挥其自律作用，才暂时没有全面泛滥起来。到了斯大林时代，随着国家战略对世界革命目标的离弃（当然，口头上仍不时提及），随着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推行，“干部决定一切”的政策的强调、反复无时的权力斗争和政治清洗……当初对革命的纯真追求愈益成为昔日的过时回忆，一批身居特殊地位的大小干部逐渐转变成特权握有者，他们越来越把自己的存在当做目的，迷恋和崇拜权力，越来越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既有利益，共同的地位和共同的意识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层级分明的集团。不论你遗憾地称它为“官僚主义现象”，温和地称它为官僚特权阶层”，还是像吉拉斯那样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新阶级”，情况都是一样；不论你把这一集团的形成确定为斯大林时期或是后移到赫鲁晓夫时期甚至更晚——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事情也没有什么两样。问题的实质只是在于，这一庞大官僚主义现实的形成，绝非某种外来的或旧有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即“社会意识”所能解释，而是只能到特定的“社会存在”中去寻找根源。遵循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人将不得不按如下途径去求得答案：其直接原因是缺乏民主所导致的国家与社会脱节和凌驾于社会之上；进一步的根源则在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政权在它所要代表的阶级还不具备管理国家能力的情况下，就独断地担承起对一切国家事务的“代管”职责来；至于为什么这一阶级没有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那就只能用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客观条件所制约的工人阶级发展不足来解释了。

　　《《《《《官僚主义是一切国家社会的政府都存在的问题。尽管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列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官僚主义的存在也不可避免，不加整治就势必发展，蜕变成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官僚特权阶级，但不是不能克制的问题。不至于因存在官僚主义，列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加以否定。而且其人根据的事实带有根本性的偏见，根据的理论都是谬论。

　　“在列宁时代，它已经开始萌芽并且到处蔓延，......”，纵使到苏联解体前的时代的苏联官僚主义最严重时期，与美国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和苏联解体后与暴发起来的资产阶级连在一起的官僚主义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大卫·科兹深刻分析道：‘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产业工人高出8倍’，‘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高层精英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50～400多倍；‘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红歌会网22-10-24 李慎明 等：《 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教训与启示（上）》】。”

　　“苏联特权阶级的真正好日子，其实是苏联解体后。苏联解体后，党内的高官们把国有资产一瓜分，一个个都成了寡头资本家，给自己发别墅，发豪车，发游艇，发矿山，发国企，发能源，发什么都可以，他们都成了窃国大盗，把公有变成私有，把国家和人民的，变成了自己的。【红歌会网2021-01-05 申鹏：《苏联解体后，人民过得更好吗？》】”

　　没有“反复无时的权力斗争和政治清洗……”，苏联早就完蛋了，对此情看我在乌有之乡的《迄今为止最新形态的人类文明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对此处此先生说到的苏联的官僚主义，还有“反复无时的权力斗争和政治清洗……”，给出的理论解释是“......而是只能到特定的‘社会存在’中去寻找根源。遵循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人将不得不按如下途径去求得答案：其直接原因是缺乏民主所导致的国家与社会脱节和凌驾于社会之上；进一步的根源则在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政权在它所要代表的阶级还不具备管理国家能力的情况下，就独断地担承起对一切国家事务的‘代管’职责来；至于为什么这一阶级没有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那就只能用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客观条件所制约的工人阶级发展不足来解释了”。

　　比之在性质上更甚的美国和苏联解体后的俄国的官僚主义，用同样的理论来解释就是理所当然的存在了！

　　对此人的“‘社会存在’中去寻找根源”论，其本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论，我在红歌会网的《<“唯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批评》等文已有驳斥；对此人的“其直接原因是缺乏民主所导致的国家与社会脱节”论，我在乌有之乡的《迄今为止最新形态的人类文明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已有驳斥；对此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不足”论，其本源：“生产力”决定论，我在红歌会网的多篇文章、特别是最近的一篇文章《析何自力先生某文的一段论述》已有驳斥，感兴趣者可参阅，为避我的批驳文字过长，不再赘述。》》》》》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文字的推理和臆断，而是20世纪历史进程展示给人们的活生生的事实，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以无私的诚实去正视它们并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总之，结论顺理成章地应该是：“倒过来的革命”模式隐含着当事人并没有想到的内在问题与困难，它们并不像所断定的那样仅仅是在“通常的历史顺序”中作了一点小小的“变化”，而是出乎预料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即使得历史演进不是指向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而是拐向了行政权力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制，在这一体制下，名义上已经解决了的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继续成为远未真正解决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可见，生产力对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并不像当代的许多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无足轻重，“通常的历史顺序”也绝不是能够随意颠倒而不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马克思的至理名言至今仍有警示作用：“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5]对于这一至关重要的“原理”，历史的经验已经无数次地做出了证明，今人切不可忘记。

　　《《《《《正是此先生的《略论“倒过来的革命”》,不仅是歪曲事实，而且是根据错误理论或谬论进行的推理和臆断。

　　什么“是20世纪历史进程展示给人们的活生生的事实”？

　　列宁主导的苏共领导俄国人民经过残酷的革命斗争创建的人类文明社会以来从未没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模式——尽管是雏型，但是根本上的；由斯大林根据马克思主义指出的方向和列宁主义在实践上创造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模式的根本性雏形，主导苏共领导苏联人民，维护、巩固和发展了这一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模式，并创建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从而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不仅开启了人类自文明社会以来消灭阶级剥削的进程，而且以事实证明了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社会相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社会的巨大优越性。斯大林逝前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的高速度发展，是包括美西方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都不否认、也否认不了的基本事实。在苏联这个国家社会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及以私有制形成的剥削阶级，建立了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本的所有制，实现了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至少是最小的先例，这些人类文明以来空前的革命性创举，也是基本事实。尽管这些都很不完善，还有官僚主义和特权趋向的存在甚至以后的严重发展，并犯过严重的错误，但必竟不是主流和本质。

　　作为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的专家，有意颠倒“是20世纪历史进程展示给人们的活生生的事实”的主流和本质与非主流和本质的东西，只能用别有用心来解释。

　　“‘倒过来的革命’模式”明明是此先生的不仅刻意歪曲、颠倒历史基本事实，而且理论根据统统都是谬论编造的模式，怎么能“隐含着当事人并没有想到的内在问题与困难，......”？这是赤裸裸的诬蔑！

　　“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是“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甚至还有什么“物质文化”决定论等伪命题的伸延版，仍然是伪命题。

　　“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如前所述，只能是幻想。

　　所有统治社会的政府都必须是“行政权力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统治社会的政府是底底地处于社会之下，是自由民主主义者粉饰资产阶级性质的竞选政治或宪政的骗述。

　　“现代国家社会都是‘集权制’，整个社会都根据一个宪法来统治实现根本上的一统。所谓自治，只能是政治统治依一个大法规制形成的根本一统下的自治，不得违反。西方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离制衡地实现政治统治根本上的一统，不是政治统治的根本上的分散或分离。现代国家社会，不存在政治统治的分散制。任何分散制如封建制一样，导制的结果都会是战乱并最终还得集权统一。只不过中国早在2000年前就形成了集权统一，西方十五世纪才开始形成集权统一。文明社会的集权统一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只是集权统一的方式不同罢了。【见我在红歌会网的《驳易中天的<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所有国家都必须是‘中央集权制、’。对社会的统治，必须、只能是一元统治，从而必须、只能是集权统治。只不过集权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的君主专治是政治统治的权力不分立法、行政和司法地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上，即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集于君主一身，由君主集权统治，而美国式的所谓三权分离制衡的政治统治则是将政治统治的权力分成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种不同的部分，由掌握这三种不同权力的人或人组成的机构或部门，依法相互制衡地实现一统的集权统治。【引自我在红歌会网的《 剥开美国“多元主义”画皮》】

　　因此，所有这些都是对列宁的无理攻击。

　　“生产力对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是谬论。包括社会在内的任何事物产生的力，都绝对不可能决定产生力的事物。“生产力”只不个是社会生产活动产生的力，它凭什么能有那个法力决定产生它的社会。更为奇怪的是“生产力”会决定社会关系。因为社会关系只能是统治者依其制定的规矩经统治规制的规范或制度的人与人的权力、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它怎么能由社会生产活动产生的力——“生产力”——来决定。何况人们说的那个“生产力”，不是社会的劳动者的体力、或使用的牛马、机器或其它的什么设备发出的力，只不过是根据社会生产活动生产的产物而认为的只能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生产力”观念。对此请看我在红歌会网的《析何自力先生某文的一段论述》。“对于这一至关重要的‘原理’，历史的经验已经无数次地做出了证明”是无中生有的臆造。》》》》》

　　三

　　有了以上的分析，现在我们可以转到如何评价的问题上来了。

　　《论我国革命》的内在精神，是强调革命政权、革命观念和革命家主体在创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与高度重视物质文化条件“前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趣颇异。其所以有这种差别，一方面源于当时政治上的需要，另方面与列宁的一贯思想有关。我们先从后者说起。

　　在这里，不能不追溯到20世纪初列宁的一整套理论和政治主张。大致从1902年到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中提出了一整套新颖独特的主张。其主要思想脉络可归纳如下：工人阶级单凭自己的经验决不能达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即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这一意识只能是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从头脑中创造出来并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舍此，工人阶级就始终只能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之下。这样一来，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成为与工人阶级成员的日常经验无涉的独立自在的东西，而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作用被提升到全部事业的原动力和核心地位。沿着这一思想，列宁强调一个以少数领导人为核心、组织纪律高度严密、步调高度一致的职业革命家的集团的意义，视之为能够“翻转”俄国的“杠杆”。有了对理论灌输和革命组织的如此高度重视和准备，一旦革命发生，列宁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他的大胆的革命转变策略，即利用理论纲领的自觉性和政党组织的严密性，把资产阶级革命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些理论政治主张，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具备了成为一个以高度张扬革命家主体意识和大胆行动为特色的半军事化政党的潜质，从而也使自己大不同于其他一切马克思学派旗帜下的社会主义派别。以这样的建党思想为垫底，当着取得政权之后一旦发现国内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前提”十分薄弱时，列宁自不会像“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那样徘徊无计，而是必然地诉之于政权这个新的“前提”，从而形成自己的“倒过来的革命”模式。这是对自己的理论、信念、纲领及其载体——组织和自觉行动——充满自信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但是仅仅这样解释还未免简单化了。列宁毕竟是一个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唯心主义观念论者，他不是不知道物质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水平匮乏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致命危害。此所以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以及几乎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反复强调必须把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命运与世界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的原因。这一思想，当时甚至是用非常极端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16]但是很不幸，如前所说，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战略的推行极不成功，[17]以致到20年代初就延续不下去了。立足于实际形势，除了把战略的重心由外向内转移，的确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与其把自己的生死存亡寄托在西欧革命身上，不如自己沿着这条虽然艰难但毕竟更实际一些的路途，摸索着独立地搞自己的国内建设。而既然历史没有预先给这一新的道路铺设客观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惟一可充替代的新“前提”也就只能落在“我们”以及我们的政权身上了，“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因此成为政治上的惟一需要。本文开头说《论我国革命》是机智的辩护，原因就在这里。

　　《《《《《在物质以外，不存在与物质不同的精神。精神只能是物质的。对此请看我在红歌会网的《就美是什么与<美学原理>主编蔡仪同志商榷》、《<“唯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批评》、《 主体意识与社会规律》等文，不再赘述。“革命政权、革命观念和革命家主体”统同都是物质的。“我们大可不必对作为物质世界中具有特殊能动因素的人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精神在包括社会在内的物质世界中的特殊的重要作用妄自菲薄，尤其是对由精神的动物为主体因素构成的社会来说，主体及其精神不能不是社会本质、规律由以规定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方面，相形之下，其它任何方面都是黯然失色的。【见我在红歌会网的《 主体意识与社会规律》】”。

　　“高度重视物质文化条件‘前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发端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

　　“其主要思想脉络可归纳如下：......。”难道在根本上不是事实？

　　“工人阶级成员的日常经验”是使其生出反对资本家压榨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决不是“工人阶级成员的日常经验”能形成的，就是真理。离开基于社会实践对社会的认识，“这一意识只能是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从头脑中创造出来”是对列宁原意的歪曲。“工人阶级成员的日常经验”是“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活基础。“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成为与工人阶级成员的日常经验无涉的独立自在的东西”也是对列宁原意的歪曲。离开发动、组织、领导和依靠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而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作用被提升到全部事业的原动力和核心地位”，更是对列宁主义的肆意诬蔑。

　　“沿着这一思想，列宁强调一个以少数领导人为核心、组织纪律高度严密、步调高度一致的职业革命家的集团的意义，视之为能够‘翻转’俄国的‘杠杆’。有了对理论灌输和革命组织的如此高度重视和准备，一旦革命发生，列宁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他的大胆的革命转变策略，即利用理论纲领的自觉性和政党组织的严密性，把资产阶级革命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列宁开劈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理论创新之一。

　　“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前提’”，与“生产力”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一样，是谬论。“诉之于政权这个新的‘前提’”，不是列宁的发明。

　　“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或其根本，就是人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将导致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领导工人阶级造反，武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革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和其它压迫和剥削阶级，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的主义。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经过1848年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摧毁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

　　总结1871年的巴黎公社经验，马克思指出：

　　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动派的反抗实行严厉的镇压，对社会实现统治；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切重大问题都在公社委员会会议上经过民主讨论，作出决议，然后由它所属的工作委员会去贯彻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才可能取得胜利。【见我在乌有之乡的《迄今为止最新形态的人类文明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不“诉之于政权这个新的‘前提’”，就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史的专家，居然无知马克思最根本的东西，真是咄咄怪事。

　　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囿于“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的敎条，在实践上抓住了时机，运用了这个马克思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得到的发明，并大大发展了这个发明。

　　“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结果“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直到10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发生，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今后20年的时间内都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迹像。结果是“生产力”、经济，还有什么“物质文化”的发展，早已超过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20年代水平的苏联，却解体灭亡了。

　　不仅“‘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惟一可充替代的新‘前提’也就只能落在‘我们’以及我们的政权身上了”，而且任何国家社会实现经济的惟一前提，都“只能落在‘我们’以及我们的政权身上了”。

　　马克思主义搞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而且只能是“先革命，后建设”，绝对不可能先建设、后革命。先建设、后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

　　然而，政治上的合理性并不等同于理论上的彻底性。当初那种把俄国革命的最终命运托付于西欧革命胜利的做法，虽然在经济学依据上和政治战略取向上都是不正确的，但在思想逻辑上却有某种彻底性：它承认经济文化落后之于社会主义的障碍并因此而求助于国际联系，它用把自己与西欧先进工业化地区的命运联接在一起的方式多少满足了关于社会主义必须依赖于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而一旦循着“倒过来的革命”模式弃绝世界革命观点并把国内的独立建设提高到首位，也就意味着切断了落后状态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本来必不可少的发达物质文化前提之间的最后联系，并使得自己的行动与客观条件脱钩而转到主观意识上来。列宁对此中艰难是有所体会的，所以即使当他在《论我国革命》中提出“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时，他也并没有完全放弃世界革命战略，而是心怀疑虑地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在他此一时期的其他文章中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犹疑的心情。例如一方面，他提出：“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等等”，就已经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18]；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因此所能做的只是“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19]。可以说，这种犹疑态度决定了列宁终其一生都没有最后放弃对世界革命的期望。只是到了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提出“一国社会主义单独胜利”论并最终压倒托洛茨基一派，取得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才把关于世界革命的记忆最终送进了被历史尘封的角落。

　　《《《《《任何专家用任何科技手段永远都不可能发现政治上有“合理性”这种东西的存在。“政治上的合理性”，胡言。

　　对人类社会系统这个对象事物的认识永远都没有完，那里来的“理论上的彻底性”，是相对于“政治上的合理性”的谬论而言紧接着的又一个胡言。

　　什么“思想逻辑上却有某种彻底性”？“它承认经济文化落后之于社会主义的障碍并因此而求助于国际联系，它用把自己与西欧先进工业化地区的命运联接在一起的方式多少满足了关于社会主义必须依赖于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的“思想逻辑”本来就是错误的。

　　先建设、后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倒过来的革命”是对列宁主义的诬蔑。

　　早在十月革命前的1915年，列宁就有俄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弃绝世界革命观点”的思想、理论准备。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国家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59年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1页）”

　　不是“切断了落后状态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本来必不可少的发达物质文化前提之间的最后联系，并使得自己的行动与客观条件脱钩而转到主观意识上来”，而是社会主义革命本来就与“发达物质文化前提”没有那种决定性的联系，更没有什么“最后联系”。“主观意识”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客观条件”，而且是一切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客观条件”。

　　“列宁终其一生都没有最后放弃对世界革命的期望”，但也早就作了在俄国这个落后国家一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对此，列宁决没有“心怀疑虑”。尽管“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没有发达资本主义多国的世界革命，列宁在俄国这个落后国家一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心决没有动摇。“列宁终其一生”都在为俄国这个落后国家一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是不争的事实，是任何人都歪曲不了的。

　　“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提出“一国社会主义单独胜利”论并最终压倒托洛茨基一派，取得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才把关于世界革命的记忆最终送进了被历史尘封的角落”，好得很！否则，中国革命不仅得破“思想逻辑上”也占不住脚的障碍，还得革 “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还有“物质文化”决定论大忌的命。》》》》》

　　可见，《论我国革命》一文是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它初步提出了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但并没有对这一设想予以最后的确认。它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试图把发展的方向由世界革命改变到“一国社会主义”上来，但并没有从理论上完全意识到这一新的方向上将来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它提出了一条新的发展社会主义之路，但这一道路在苏联自始至终的历程中都证明无法超出低水平的“现实社会主义”。它有其政治上的很大现实感和合理性，但也有其理论的和历史的重大局限性。

　　在经历了历史的曲折反复之后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停留在当年的水平上，以肤浅的自我满足心态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解释，把适应特定条件下需要的政治主张说成是对理论的巨大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这一道路的固有特点（包括弱点）并立足于现实来解决困难，以便向前发展。今天，如果社会主义者还想追求高水平的社会主义，那就不能再一味地寄望于当年所瞩望的那一主观“前提”，而是要把通过市场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人民大众的普遍民主同时放到首位，唯有二者的相互促进才可能逐渐造就独立的和具有国家治理才能的人民力量，而这，才是真正的以社会成员自我管理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前提之所在。

　　《《《《《“《论我国革命》一文是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难道重大历史人物指导政务的重要文章能不是“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废话。

　　“它初步提出了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向全党公示的。向全党公示不是确认，要怎样才是“对这一设想予以最后的确认”？

　　列宁决不可能有那么蠢，居然相信他的一篇文章就能“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试图把发展的方向由世界革命改变到‘一国社会主义’上来”。关键是， 一百多年过去了，哪里来的发展方向是这里说的那个“世界革命”。简直是肆意胡说。

　　“但并没有从理论上完全意识到这一新的方向上将来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是此专家无知妄为的对列宁的诋毁。

　　闹了一通，到头来还是得承认“低水平的‘现实社会主义’”。尽管是“低水平的”，但仍然算得上是“现实社会主义”，不是现实的非社会主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事业，没有低水平哪里来的一步蹬天的高水平。

　　闹了一通，到头来还是承认了“它有其政治上的很大现实感和合理性”，不过“但也有其理论的和历史的重大局限性”。“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还有“物质文化”决定论本来就是谬论。历史就是已经成为过去的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谅此研究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史的专家和其他任何专家用任何科技手段，都找不出已经成为过去的某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存在着“局限性”这种东西来，而且还是“重大局限性”。

　　最后一段论述，充分暴露了此专家否定列宁主义，否定列宁——斯大林为核心的苏共领导苏联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社会主义——的用心。

　　“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还有“物质文化”决定论，才真是“我们不应该再停留在当年的水平上，以肤浅的自我满足心态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解释”。

　　政治主张不适应“特定条件下需要”，未必得非适应于“特定条件下需要”？岂止是“把适应特定条件下需要的政治主张说成是对理论的巨大发展”的理论上的，还有比理论更重要得多的前述所说的实践上的：列宁主导的苏共领导俄国人民经过残酷的革命斗争创建的人类文明社会以来从未没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模式——尽管是雏型，但是根本上的；由斯大林根据马克思主义指出的方向和列宁主义在实践上创造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模式的根本雏形，主导苏共领导苏联人民，维护、巩固和发展了这一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模式，并创建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从而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不仅开启了人类自文明社会以来消灭阶级剥削的进程，而且以事实证明了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社会相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社会的巨大优越性。斯大林时期到斯大林逝前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甚至斯大林逝世后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的高速度发展，是包括美西方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都不否认、也否认不了的基本事实。在苏联这个国家社会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及以私有制形成的剥削阶级，建立了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本的所有制，实现了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至少是最小的先例，这些人类文明社会以来空前的革命性创举，是基本事实。尽管这些都很不完善，还有官僚主义和特权趋向的存在甚至以后的发展，并犯过严重的错误，但必竟不是主流和本质。

　　“20世纪这一道路的固有特点（包括弱点）并立足于现实来解决困难，以便向前发展”的“这一道路”、“固有特点（包括弱点）”、“立足于现实”都是些什没道路、固有特点（包括弱点），立足的是哪个阶级、主义搞的现实，向哪个方向发展？看来就是否定列宁主义，否定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企图在中国搞欧洲社会民主党打着民主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

　　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最重要前提就是此人说的“主观‘前提’”。因为正是“主观‘前提’”形成的社会的生产活动产生的结果，才有那个所谓的“生产力”、形成的社会生产活动及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才有那个经济，和形成和制成的能被他人感知、领悟和认识形成和制成者的思想意识和情感，从而旨在向他人表示和传达思想意识和情感，以实现影响和教化他人的现像事物，才有那个“物质文化”。这些社会“主观‘前提’”的产物或结果，都是些无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无能动能力的东西，离开了“主观‘前提’”要么就不能存在，要么只能是废物。何况，人们所谓的那个“生产力”只不过是人们根据社会生产的产物得出的一个观念。无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无能动能力的社会“主观‘前提’”的产物或结果的“生产力”、经济，还有“物质文化”，近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居然还被弄成决定社会、决定社会革命、决定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最重要前提——“主观‘前提’”，不只是愚腐，其实是别有用心，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决定性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否定这种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不是通过市场发展那个没有的“生产力”，而是通过巩固和发展社会来发展社会生产或经济。关键是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决定性的就是要保证共产党不蜕化变质，紧紧抓住反腐败、反官僚主义、反特权、反资产阶级或资本的渗透、反“和平演变”的整党治党的斗争。

　　市场就是各方有竞争的交换。通过市场或各方有竞争的交换实现的社会生产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生产的一种方式。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市场经济，就是剥削人民大众、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追求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就决不能搞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剥削人民大众、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篇决口不提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其实就是要否定这一最重要的“主观‘前提’”，不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通过市场发展生产力”，决不是研究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史的此专家的愚蠢。

　　特别要警惕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离开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不离开保证共产党不蜕化变质，离开紧紧抓住反腐败、反官僚主义、反特权、反资产阶级或资本的渗透、反“和平演变”的整党治党的斗争，高唱“通过市场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人民大众的普遍民主同时放到首位”的专家。

　　“自由、民主是具有巨大欺骗性和煸动力的两个字眼。对自由，我在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对‘自由’的批判》、《驳易中天的‘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红歌会网的《评 郝贵生：‘把资本看作‘物’是历史的倒退’》等文已有批判。对于自由民主主义的所谓民主，我在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对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化的自由民主话语体系的批判’的再批判》、《驳易中天的‘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和红歌会网的《 剥开美国‘多元主义’画皮》等文也有涉及。看来，有必要进一步弄明白，什么是民主，和自由民主主义的所谓民主的实质。

　　一些人所谓的民主，其实是现代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制度的所谓民主。现代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制度，按规矩，包括人民大众在内的所有成年国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按规矩，人民大众的任何人，都被认为能自由自在的由各自自主和自由的形成派别或政党，依照多数决定原则的游戏规则，相互竞争地争取其所属组织或政党或国家执掌权力的职位。在他们看来，组织、政党和国家，必须实行这样的普选权的竞选制度，才有民主，才是民主，否则就没有民主或不是民主，就是专制。

　　竞选制度的组织、国家，不是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新东西，在人类国家社会开始时就存在了。只不过，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又将古希腊、古罗马的竞选制度加以复活和发展，最终搞成了现代西方各国自由民主主义的普选权的竞选制度，或所谓的宪政制度。

　　古希腊和古罗马国家搞的竞选制度，是直接选举的竞选，照现代自由民主主义者看来，就是直接民主。不过，国家社会的人分成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无选举权的自由民，非自由民和不能算是人的奴隶。古希腊那些城邦国家的公民及其家属，一般不足人口的一半，古罗马共和国的公民更只是其人口的极少数。就是公民，其中绝大多数是贫苦的平民，相当数量还是无产者。更不要说非公民的自由民、连自由民都不是的非自由民和连人都不是的奴隶了。明白无误，而且众所周知，实现的是贵族奴隶主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决不是政治统治上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或民主。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种族、信仰、财产、教育、姓别等限制的普选权的竞选制度，是经过人民大众长期的斗争，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大体形成、实行。人民大众基本上人人都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后，事情怎样呢？正如我以上在红歌会网的文章所指出，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而不是政治统治上的人民当家作主或民主。包括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东欧剧变的国家、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当然还有那个北美的墨西哥，亚洲现在大多数国家，非洲现在的一些国家，都是实行人民大众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选权的竞选制度的政治。所有实行普选权竞选制度政治的国家，除了合计起来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北欧的几个小国被有些人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有待争议外，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而不是政治统治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或民主。

　　自国家社会以来，凡是竞选制度，包括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实行的人民大众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选权的竞选制度，凡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所谓宪政民主，除了现在并不具有代表世界上所有普选权竞选制度政治或宪政政治的国家基本面的那几个北欧的小国有待辩明外，都是剥削阶级性质或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都是与政治统治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或民主根本相反。

　　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已经改革发展成为实行充分开放、充分竞选，参加国家政治职权角逐的候选人都可以不是由政党的代表大会产生，而是由充分开放、可自由进出的各党群众各自自主自由的竞选决出，自诩为拥有充分自由民主的党。所有这些政党上台执政，不仅都没有能改变政治统治的资产阶级性质，而且越是开放、越是充分竞选的政党，即越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政党，越有利于资本的渗透，越是有利于通过竞选政治，维护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

　　大凡是自由民主主义竞选制度的政党和政治，在至少人口两、三千万以上的中小型国家实现的，都不是政治统治上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从而，与它们形式上的自由民主相反，都不是代表人民大众实现政治统治的民主的政党。而且，越是充分开放、充分竞选，越是形式上自由民主的政党，越是有利于竞选政治实现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因为它越是有利于资本渗透，越是有利于欺骗人民大众。所以，西方那些主张社会民主，主张人民大众人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选权的竞选政治的社会民主党，由于实现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尽管口口声声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权利，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却只能是维护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代表资产阶级，而不是代表人民大众，只能是实质上的反人民大众，反民主，维护资本主义的党，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党。其它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党，就更是其自由民主主义主张的民主的反面，是代表资产级阶级对人民大众实行政治统治的党。

　　历史和现实的基本事实表明，根据是否是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制度，那怕是人民大众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自由自在地由各自组织派别和政党进行竞选的制度实现的国家政治，来判断一个国家或其政党是否是民主，不是无知，就是骗人。因为，这种竞选制度的政治和政党，恰恰在实质上是反政治统治的人民大众的当家作主，反民主。

　　民主，在根本上，只能是政治统治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没有政治统治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其它的

　　一切所谓民主就都是骗人。

　　但人民不可能直接执政，所有文明史的事实表明，由非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而且必须是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以外的，由人民在斗争中形成的头头、集团或政党执政，只能走到反人民政治统治主权、反民主的方面去。

　　通观古今中外自有国家社会以来的历史，没有人民大众自己造反能实现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古今中外任何一次人民大众起来反压迫和剥削的造反斗争，要么被镇压、失败，要么走到邪路上去，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有幸实现政治统治的，无一例外，头头们变成新统治者后，就与旧统治者一样，仍然是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近、现代国家社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大众的造反，只能为资产阶级所利用，或者遭到资产阶级政权的镇压。

　　迄今为止，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大众，唯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实行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有铁的纪律的共产党领导下，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政治统治的人民主权或民主。那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下，由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改称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十月革命”以后开创的。自有国家社会以来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是，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不可能实现政治统治的当家作主，或民主。当然，共产党不依靠人民大众，脱离人民大众，不仅一事无成，连发展壮大起来都不可能，那是另一回事。因此，只有这样的共产党，才是政治统治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或民主的开创者。

　　共产党，必须在根本上与传统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决裂，与资产阶级或维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决裂，共产党必须在根本上与一切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彻底决裂。否则共产党不可能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为解放人民大众而奋斗，在夺取政权以后，代表人民大众进行统治，共产党就不可能为人民大众服务，必然会象中国历史上领导人民大众造反有幸夺得政权的头头们那样，脱变成为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反人民大众，反民主的阶级。

　　共产党要真正代表人民，起码，必须从根本上切断党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财产关系的联系，以防止资本或资产阶级的渗透。不能侈想，共产党允许以生产资料的私有权牟取私利的有产者，特别是让追逐利润、剥削工人的资本家，成为其党员，共主产党还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党，还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资本主义命的党，还能代表人民实施政治统治的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权或民主。

　　共产党不容许自由进出，不容许拉邦结派的进行竞选活动，有铁的组织纪律，只能以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方式形成党的领导和决议。‘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民主’，必须有集中的领导，‘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只能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集中，是在革命斗争中配以有领导的民主来形成，而不能由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来形成。人民大众进入党内成为党内群众，必须在历史斗争形成的共产党的集中领导并在铁的党纲和组织纪律的约束下进行，党员的自主性，只能是维护党章党的组织纪律，为着党的事业奋斗的自主性，党员自主性支配的行为，不能违反民主集中制形成的党的领导，不能违反党纲和党的组织纪律，不能违反民主集中制形成的党的决议，不能容许搞自由民主主义那一套。无障程和组织纪律约束的任由党员群众或党员代表自主自由的‘民主’只能把共产党搞垮。

　　只有这样，才能利于使共产党从根本上切断与私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关系，才能有利于共产党防堵由人事关系的自由进出而将有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拥有私人资本追逐利润的人带入党内，才能有利于杜绝一些人利用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制度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成分，搞得共产党派别组织丛生，才能有利于自上而下的展开反腐败、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的斗争，才能有利于反制资本的渗透、资产阶级的腐蚀、国内外资本主义对共产党的“和平演变”，才有利于消除内斗，治理涣散，才能有利于使共产党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集中统一的领导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才能有利于加强政治统治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专政，镇压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抗，粉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和遏制。【见我在乌有之乡的《 迄今为止最新形态的人类文明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集中制的行政性的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大谈“发展人民大众的普遍民主”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依的专家，就是一批力图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资产阶级，反人民大众在政治统治上当家作主的分子。

　　民主如前所述。“生产力”只能是根据社会生产的产物得出的观念。就是社会生产的产物也是无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无能动能力的东西，“通过市场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人民大众的普遍民主”，这前后二者怎么个“相互促进”法。

　　与物质世界没有“自由”的事物一样，物质世界没有“独立”的事物。必须有统治才能形成社会，社会中更不可能有“独立”的人。“人民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人民是由社会的绝大多数的人所构成。因此绝对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民、从而“独立”的人民力量。

　　如前所述，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实行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有铁的纪律的共产党的领导，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现政治统治的人民主权或民主。

　　“......唯有二者的相互促进才可能逐渐造就独立的和具有国家治理才能的人民力量”，是具有诱惑力和煽动力的，妄图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统治性质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但却披着马克思主义专家外依的骗人的鬼话。》》》》》

　　【文/张光宇，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