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夫：中产阶级的“量级”决定一个政体的“稳定度”

　　笔者最近在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其中第四卷第十一章专门谈到“中产等级”群体在政体形式中的地位和作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个政体中，所有因素（利益）越是平衡，政体就越稳定，越能维持长久。毋庸置疑，中庸政体即为最佳政体，不存在党派，就不会发生党派之争，在中产等级占多的城邦便很少发生这样的争执。而之所以大国较少纷争，其原因正在于此。

　　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团体都可以分为三个等级：极富、极贫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产。人们普遍认为，拥有一份合适的财产总为最好，处于中庸条件下的人们最能遵从理智。而那些身在任何极端情境的人，或过于美丽、过于强壮、过于高贵、过于富裕，或过于丑陋、过于柔弱、过于鄙贱、过于贫困，都是极易偏离理性轨道的。

　　在第一类（极富）人群中，极容易出现穷凶极恶的暴徒；而在第二类（极贫）人群中，极易出现流氓无赖（穷山恶水出刁民）。此两类人或惹是生非或酿成大祸，无不对军事机构或行政机构危害巨大，加之其本性凶残难以管束，很可能对社会生活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那些在势力、财富、关系等方面占有诸多先天优势的人，是不甘约束、不受控制的。这些缺点在其年幼时便已形成，由于儿童时期所享受的溺爱，他们漠视纪律，在课业学习过程中也不会听从老师的指点。这一类人漠视自我管束，一心只想统治他人（我爸是李刚）。

　　那些没有先天优势的群体，其性格卑劣，因而走向另一种极端，这种人只知道服从和接受，不晓统治为何物，仿佛是天生的奴隶。

　　这样的结果必定是，城邦不再是自由人之城邦，而成了藐视与怨恨、奴隶主与奴隶们的城邦。没有了善和友谊，整个社会充斥着怨恨和嫉妒。在这样的城邦里，人们甚至不愿意在一条路上同行。

　　城邦的构建有赖于平等，有赖于同等人之间的友善，而中产等级正具备此种特征。由此我们可以认定，以中产等级为主体的城邦，最合乎其自然属性，定能达到最佳的治理。相比于其他公民团体，中产等级的性质最为稳定，他们互相之间既不会贪图别人的财物，也不担心他人觊觎自己的所有，因而他们不用同富人和穷人一样相互算计、互相防备，因而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

　　一旦中产等级的势头强大到超过其余两个等级之总和，或者超越于其中任何一方，足以撼动整个政局之时，就将起到平衡的作用，从而防止形成一头独大之趋势。

　　因此，一个城邦的最大幸运，就在于它拥有大量的中产居民。而极穷或极富的地方，其结果若非极端的民主制，就是极端的寡头制，甚至可从此两种发展成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