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之问

　　01

　　李嘉诚在大陆赚麻了，成了身价万亿的资本大鳄。按一般人性来讲，他是怎么也不会出卖战略港口“资敌”，对把他养肥了的中国捅刀子的。而且，这些天来，香港政府、香港特首以及中国政府，都在要求李嘉诚终止这笔卖国买卖，可李嘉诚至今没有表现出响应姿态，而是表现出了一条道走到黑，与中国政府满拧的强硬态度。

　　说李嘉诚是“白眼狼”，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也因李嘉诚这种违人性与伦理的表现，都很容易引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把李嘉诚放在教员时代，将会怎样？姑且简称“李嘉诚之问”吧。

　　在我们探讨“李嘉诚之问”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探讨“李嘉诚之问”，富有可鉴的历史意义和可用的现实意义，特别是能够提供把资本送进笼子、保证资本有序、服务国家，不让资本恶性膨胀为非作歹的重要可借性方法论。

　　那好，就让我们进入这一话题的探讨吧。

　　我们认为，若将李嘉诚置于教员时代（1949-1976）的历史语境中，其命运必然与今日迥异。

　　对此，我们将从政治经济结构、社会改造实践、历史案例对比三个维度，剖析教员时代对资本权力的态度，进而探讨李嘉诚若置身其中可能面临的命运转折。

　　02

　　教员时代的中国，以“独立自主、群众路线、阶级斗争”为国之大者，对资本的定位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逻辑有很大的差异。教员时代的政治经济逻辑是资本必须为人民服务。为此，教员时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是所有制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旧中国的私有制，消灭剥削的制度根基。1953年启动的“三大改造”，将私营工商业纳入公私合营体系，农村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运动消灭地主阶级。

　　至1956年，全国私营工业产值占比从1949年的63.3%骤降至不足5%。这一过程的核心逻辑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剥削的根源，必须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将其转化为公有，以实现“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成果”之目标。

　　在此背景下，李嘉诚想通过垄断土地、能源、零售等民生领域积累财富（如其在香港控制电力、地产、超市的模式），必然与公有制原则直接冲突，李嘉诚不但不能得逞，还会碰得头破血流。

　　例如，1950年上海“米棉之战”中，政府通过国营公司抛售物资，彻底击溃投机资本对市场的操控，就生动展现了教员时代对资本无序扩张的零容忍。何况，李嘉诚进入大陆市场之时，其能量远不及“米棉之战”中的资本家。

　　二是阶级斗争与群众路线，实现了对资本的政治约束。教员时代的经济政策始终与阶级斗争紧密相连。1952年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直接针对资本家群体。仅上海一地就查处违法资本家2.4万户，追回赃款1.5万亿元旧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