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年恩格斯无神论的形成——基于恩格斯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考察

　　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收入早期恩格斯的书信来看，在不来梅1838至1841年的四年时间里，恩格斯与格雷培兄弟共进行了19次通信，其中17次通信都是恩格斯借助科学武器批判宗教。在与格雷培兄弟通信中，恩格斯实现了从宗教神秘主义到超自然主义、黑格尔的现代泛神论的根本性转变，最终走向了无神论。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自我革命，科学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中就是运用了科学这一重要武器，不断地批判宗教，最终实现了走向无神论的自我革命。因此，基于恩格斯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考察，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恩格斯如何运用科学这一武器彻底地批判宗教，最终促使他走向无神论。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和新时代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科学与宗教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

　　1820年11月28日，恩格斯出生在德国巴门市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中。恩格斯的家乡巴门市虽然是当时德国的纺织业中心，但是弥漫着宗教虔诚主义的浓厚气息。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位思想极其保守的基督教徒，严格要求子女接受正统的宗教思想。而恩格斯的母亲思想开明，不仅不反对恩格斯接触异于宗教的思想，更是引导恩格斯阅读歌德的作品。正是因为与理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初步接触，恩格斯一开始就形成异于宗教的世界观。幸运的是，恩格斯在中学接触到了科学教育。在人文素养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双重影响下，恩格斯初步意识到宗教虔诚主义与科学相对立。1838年8月，中学肄业的恩格斯来到不来梅进行商业实习。相较于伍培河谷地区，不来梅具有更加自由开放的气息。在长达四年的经商期间，恩格斯并没有对商业投入全身心的热情，而是如饥似渴地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基于对科学与现实的关注，逐步意识到科学与宗教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

　　首先，恩格斯通过理性批判发现宗教的非理性特征。1838年9月1日，恩格斯就迫不及待地给格雷培兄弟写了第一封信，并且告诉他们在不来梅能够印刷许多具有“十足的自由主义思想”[1]的书籍。正是因为接触到了许多被宗教虔诚主义视为异端邪说的理性主义书籍，恩格斯开始通过理性批判审视虔诚主义。在1839年2月19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就将矛头直指虔诚派牧师：“这些家伙还自夸掌握了真正的教义，还咒骂任何一个并不怀疑圣经……的人。”[2]显然，恩格斯用理性视角剖析虔诚派牧师的宗教狂热行为，意味着他坚持理性而反对非理性。事实上，恩格斯初来到不来梅就被青年德意志派所吸引。1830年，在法国革命的自由气息吹拂下，德国文学创作团体开始用“青年德意志”名称，借助文学作品弘扬自由精神。青年德意志派十分关注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主张反对蒙昧主义以及一切落后思想。恩格斯高度赞同青年德意志派反对宗教强制的唯理主义观念。在1839年4月8日—9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就将这种唯理主义观念称为“时代观念”[3]。在恩格斯看来，自由精神与理性原则是批判蒙昧主义的利器。“这些观念正在渗入我的诗篇，并且嘲弄那些头戴僧帽、身穿银鼬皮裘的蒙昧主义者。”[4]因此，恩格斯对蒙昧主义的批判向度是基于科学的理性。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意识到宗教所具有的非理性主义色彩与科学的理性完全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