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隐蔽战线遭遇第一次重大危机与重建

　　导语：1931年4月24日，时任中共隐蔽战线领导机构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被称作“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变行为。幸亏早已打入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周恩来临机制变，在其他同志的辅助下，迅速化解了危机，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这是我党隐藏战线工作经历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也是一次特殊的考验。随后在周恩来的统一领导下，对我党隐藏战线进行了重建，使这条战线变得更加强大而坚实，并在国共两党日后的较量中，形成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区的影响，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垮台。

　　顾顺章曾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之一，也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创建者之一，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央特科，他是主要负责人。因此，顾顺章的叛变最要命。第一，他掌控中共隐蔽战线系统，基本了解设置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地点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情况以及住址，他还掌握着由上海辐射到沿江（长江）沿海（东部海岸）有关城市的中共地下组织的有关情况；第二，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中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领导人，对中共隐蔽战线的工作方法及其路数了如指掌；第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参加革命是“家庭式”和“行帮式”的，他的家庭成员和他的徒弟及帮友有许多人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也参加革命，又成为隐蔽战线的成员。他的转向，他的家庭成员和徒弟帮友很有可能跟着他转向。

　　历史事实也是这样：当周恩来向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通报顾已叛变并了解她对顾的态度如何时，张的回答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顾的徒弟陈连生随他参加革命，顾叛变他也随之叛变。顾的手下王世德被捕，在上海拒不屈服。当国民党把他送到南京面见顾本人后，在顾的劝告下马上叛变。以上这三点足以置上海的中共中央造成最大的危害，所以周恩来称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同时，顾顺章的叛变也给中共隐蔽战线造成重大危机。

　　周恩来临机制变化解危机

　　顾顺章在武汉叛变的消息于第二天（1931年4月25日）就被中央特科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钱壮飞掌握。几经辗转，直到4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才获悉这一情报。历经风险，周恩来冷静思考，作出如下几项决定：

　　第一，中共中央机关和有关同志马上搬家转移，并改变联络方式。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上海。之后，中共中央陆续在上海设立了许多秘密机关。当时的上海中心市区由华界、英租界及法租界组成，中共秘密机关设于英租界居多。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是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处，路北属英租界，路南属法租界。中共中央一迁到上海，爱多亚路附近即安排多处中共秘密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住所。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住在路北的淡水路，往西，分别是时任中共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的住所；路南则有中共中央农委，农委机关往东是中央秘书处。中共中央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多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带。随着中共中央组织机构的日益健全，设立的机关逐步扩展到上海其他地方，如石门一路柏德里（现石门一路三三六弄九号）曾为中共中央机关接头地点；成都北路丽云坊（现成都北路七四一弄五十四号）曾为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差不多每天都来此处理组织工作；戈登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今江宁路六七三弄十号）曾为中共中央文件处；四马路（现福州路）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幢楼上曾是中共中央秘密机关，供中央常委会开会用。

　　鉴于顾顺章在中共的地位和工作性质，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以及有关同志的住所基本在顾顺章的掌握之中。顾顺章叛变，必须立即搬家转移。周恩来在陈云的协助下马上组织人员搬家，转移机关和通知有关中共领导搬家或离家避难。好在中央机关和有关中央领导住所之前已经“瘦身”，可以大大减轻搬家转移或烧毁文件的负担和缩短行动的时间。这一结果要归功于周恩来。

　　长期的革命阅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在1931年4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时，他提出，中央各部门要精简人员，要尽量减少文件，内部交通要用口头传达的方式，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不在家中办公，家中不放文件，党的领导人也要社会化、职业化。

　　周恩来的意见是针对当时中共地下工作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中央文库建立于1927年，虽有专门的保管员，但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才，对文库内的文件是随收随登记，一包一捆堆放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各级党组织间的文件往来日益频繁，积存的文件越来越多，必将影响到地下斗争的安全。周恩来交代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由被王明宗派主义排斥、正“赋闲”的瞿秋白负责起草一个文件处理办法。瞿秋白接到通知后，马上制定了《文件处置办法》，并立即实施。从此，中共的文件比以前减少了许多，保存和归档也规范和安全了许多，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迅速转移或销毁，避免泄密带来的严重后果。

　　《文件处置办法》出台之前，中共中央文件保管实行“三套制”，即共产国际、中央文库、中央特科各保管一套。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担心中央文库和中央特科保管的文件的安全问题。他立即派人通知代号为“张老太爷”的中央文库保管员张唯一，说：“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转移”。张唯一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从戈登路（英租界）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这里是张唯一的家，党内几乎没人知道。事后，恒吉里这个机关没有受到敌人搜查，中共又继续使用，后来向忠发叛变时供出这个机关，导致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夫妇在此被捕。

　　周恩来还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特科保管的文件，最后确认，特科保管的文件在搬家转移时已经被迫彻底销毁。直到这时，周恩来感觉被巨石压着的心才轻松了许多。

　　被通知搬家转移的中共有关人员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大多由中共组织安排去处，转移到顾顺章没有掌握的住所或住进宾馆旅社；有的则派人去电去函报警，由他们自行投亲靠友避难。据周恩来侄儿周尔鎏回忆：“1931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的时候，因为顾顺章叛变就直接在我四川北路的家中隐蔽居住。这个地点是周恩来的二伯父周贻康的家，具体地点是四川北路永安里四十四号，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也常住此处，为总理夫妇提供掩护和联络。”

　　瞿秋白接到的报警是邮差发过来的信，信中说：“你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来看看吧！”接信时，瞿秋白正在家中与茅盾夫妇、王一知以及他的妻子杨之华聚餐。他们随即收拾行李各奔东西。瞿秋白躲到静安寺庆余里一号茅盾的家（有的说是愚园路树德里），杨之华暂时住进她在杭州女子职业学校认识的一个朋友家中，过了一夜，怕连累朋友又马上离开去找瞿秋白。

　　搬家转移和改变工作方式在两三天里完成，据当时在特科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聂荣臻回忆说：“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

　　第二，防备顾顺章到上海和切断他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

　　顾顺章被国民党于4月27日用军舰从武汉送到南京，原拟马上随陈立夫、徐恩曾带着特务赶到上海执行破坏中共的计划。周恩来也估计顾顺章可能会有这一招，他一面指挥中共中央机关大转移，一面指示陈赓部署力量，消灭叛徒。在火车站埋伏，一旦顾顺章出现，不惜一切代价，杀他个措手不及，尽可能将顾顺章处决。不知是顾顺章心怀鬼胎，惧怕特科“红队”的威力，还是事先已得到他的家属随从送来的信息，他不敢来上海。不管他想不想来上海，或者敢来不敢来上海，有一点是肯定的：徐恩曾对故意隐瞒了许多机密的顾顺章并不放心，已把他监禁于南京白露洲大院。但顾顺章不死心，千方百计派人和他的家属、随从接头联系，探听中共中央动向，捞取中共搬家后的重要情报。当时中共中央特科派人侦查得知，顾顺章有些家属、随从明里暗里给顾顺章传送信息提供情报，报告中共中央机关迁移后的新址。有鉴于此，中共中央特委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将顾顺章这些线索全部斩断，清除内部隐患。

　　第三，将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领导及其他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顾顺章认识和熟悉在沪的许多中共领导干部和特科战友，并且还掌握中共地下工作的路数和方法，对在沪的同志造成极大的威胁，他们必须撤离上海，疏散到外地去。

　　“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一撤离上海，1931年8月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李克农行至广东大埔受阻，辗转香港，三个月后离港，成功进入闽西苏区）。特一科科长洪扬生于1931年6月转到香港，后也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特三科科员邵达夫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项与年先打入赣北德安莫雄部潜伏，后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四科科长李强转移出国到苏联。

　　与顾顺章关系密切的周恩来在上海活动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至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更为艰难，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离开上海前，周恩来有记载的活动是1931年9月中旬在上海一家不知名的小酒店与王明、卢福坦、博古一起讨论决定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总负责人人选的会议。在严酷形势下碰头开会的原因是：鉴于王明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也将前往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上，王明提出博古总负责。商议结果确定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同时规定今后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时，须将此事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1931年12月6日，周恩来为中共临时中央起草致苏区中央局电。电文指出：国民党军正计议大举进攻鄂豫皖苏区，“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红军主力似宜乘此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同日，周恩来离开上海，于8日抵达汕头，后进入江西中央苏区。

　　与顾顺章并肩战斗过、曾为其助手的陈赓在上海的步履同样非常艰难，只好转移到外地工作。1931年6月16日，陈赓身穿一件灰色丝绸长衫，脚套布鞋，扮作商人。他的副手陈养山装扮成他的账房先生，在熟悉天津情况的特科队员“张麻子”的陪同下，从上海港的太古码头上船，乘一艘开往塘沽的英国货船出发，经过四昼夜的航行，于6月20日到达塘沽，这天恰是农历端午节。他们歇脚一晚，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到天津，住进法租界的交通旅馆。陈赓此行的任务是配合中共北方情况人员胡鄂公、杨献珍工作，营救被捕同志，建立北方特科机构和清查惩罚叛徒。可是，陈赓到达天津时，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杨献珍在北平被捕，胡鄂公回上海领取营救经费。陈赓只好折回上海。时间不知不觉已是9月12日。不久，陈赓在上海天津路谦泰旅馆见到了陈云，陈云向他传达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命令：到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工作。陈赓马上动身，10月初到达皖西苏区，担任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后转任第十二师师长，接续他已阔别五年的军事生涯，在新的岗位为中共革命事业创造新的业绩。

　　与顾顺章是连襟关系，曾是其下属的谭钟玉在上海也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他娶了顾顺章的妻妹张爱宝，成为顾的连襟。难能可贵的是，顾顺章叛变后，谭钟玉坚决站在中共立场上，与顾顺章划清界限，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特科处理顾顺章叛变后的一些行动中，特科组织机构进行调整，他由特三科科长转为副科长，充当康生的助手。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与其他特科人员一起，共同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在特三科的工作中，谭钟玉与特三科队员周惠年（陈云称其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相识相知，建立了战斗的友谊和感情，经组织批准，二人结为连理。今顾顺章叛变，他的身份已暴露无遗，组织把他和周惠年一起派到鄂豫边苏区工作。

　　重构隐蔽战线

　　顾顺章叛变对中共的危害是极大的，尽管周恩来临机制变，应对有力，化解了这场危机，但是危害的后遗症仍然是严重的，并不时地发酵，对中共组织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特别是昔日的情报网络已无法继续保留，与他一起工作的特科干部也已无法或不适宜在沪继续工作，必须有新的领导人出来，领导中共隐蔽战线继续工作和战斗。

　　1931年5月，周恩来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对中央特别委员会及时进行了调整，重新组建中央特别委员会。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为委员。原有的中央特科进行了改组，将第四科交由中共中央秘书处领导。

　　陈云之前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化名李介生，党内均称“先生”，任中央特科书记（也称“新新公司”书记）兼第一科科长。康生，又名赵容，之前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1年9月增补中共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任陈云的副手，兼任第三科科长。潘汉年之前已进入特科第二科，兼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第二科科长。邝惠安，真名龚昌荣，广东新会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曾任香港特科“红队”队长，1930年10月，奉命调至上海中央特科“红队”任队长。

　　陈云等人接手后的中央特科的工作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卓有成效，仅陈云在中央特科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漂亮地完成了好几项艰巨又重要的工作。《陈云年谱》记载：从1931年5月至1932年3月陈云调离中央特科期间，“中央特科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一）处理由于向忠发被捕叛变而进行的中央机关的再次转移。（二）调整内部组织，撤销了负责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通讯联络的第四科，将电台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3个科进行了精简缩编。陈云兼任总务的第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任负责警报、情报工作的第二科科长，康生兼任打击叛徒、奸细的第三科（又称“红队”）科长。（三）安排因顾顺章叛变而暴露面目的特科人员撤离上海，如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去中央苏区，陈赓、陈养山去天津，李强去莫斯科。（四）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恢复中央特科因顾顺章叛变而停顿下来的一些工作，特别是情报工作，发展了一批新的情报关系，在法捕房、英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警备司令部等处都建立了内线联系人。如陈云派一位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打入英巡捕房政治部，派同乡沈寿亚打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派章秋阳打入金融界，派徐强打入国民党军队等。（五）继续惩处叛徒，如镇压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的上海警备司令部警察长王斌、处决了叛变的原中央特科人员王世德等。（六）解决了顾顺章叛变后的其他遗留问题。”

　　除此之外，新的中央特科围绕保卫上海核心党组织的中心任务还做了其他重要工作，如成功地在国民党严控的上海新闻媒体上为“伍豪启事”辟谣，击破国民党的反间阴谋，惩处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史济美以及其他穷凶极恶的特务和可耻的叛徒；在艰难曲折的条件下保卫着中共临时中央和以后上海中央局的安全等。

　　顾顺章叛变导致中共组织遭到致命打击的教训是惨痛和深刻的，且不说“即使是在严格保密的地下工作中，党组织也必须对每个成员尤其负责人加强领导监督，并以政治信念凝聚成员，而努力防止信仰缺失”这一重要教训，就特科若干组织设置以及工作方法也违背隐蔽战线的工作规律，因而埋下了致命的隐患。从历史经验看来，隐蔽战线的组织设置必须条块分开，根据工作性质和活动对象自成系统，不能采取条块结合，发生横向联系，即使纵向联系一般也要单线联系。特科却严重违背了这些规律。如中共隐蔽战线所有工作集中于特委，又为一个人所全权负责，高度集中。若用人不当，负责人叛变，对组织的打击是致命的。又如特科有些行动采取通力合作，这使参加行动的不同科室的特科人员有互相认识的机会，从中暴露了内部的若干机密，这也是隐蔽战线工作所忌讳的。再如亲朋好友集中在同一条隐蔽战线，这也是隐蔽战线工作所忌讳的。像顾顺章家近十人：张杏华（顾妻）、张阿桃（顾岳父）、张陆氏（顾岳母）、张爱宝（顾妻妹）、叶小妹（顾妻的表妹）、顾维桢（顾胞兄）、吴韵兰（顾胞兄妻）、吴克昌（吴韵兰弟）、吴克昌之妻等，同在特一科，一旦有人出事叛变，是会牵出一大片，产生灭顶之灾的。

　　特科的调整和改组，虽然是对之前的组织设置和工作方法的漏洞进行改进和完善，也是对中共隐蔽战线的重建，历史证明是成功的。不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担任特委委员，不把特科权力都集中于一个人手中，特四科并入中央秘书处，特科“瘦身”，行动时各科各司其职，在革命根据地将保卫和情报工作分开，等等，这些都是吸收教训的结果。特科后来又产生了武湖景、邝惠安、王世英、贺昌炽等领导人，他们无一不是中共的忠诚战士，即使邝惠安与他的战友孟华庭、赵轩、祝锦明等不幸被捕，也都坚贞不屈，英勇牺牲。至于从1934年6月至1935年2月间，中共上海组织连续三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那是中共内部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和国民党加强对中共的镇压所造成的，错不在特科。然而，特科也成了党内错误路线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不得不于1935年9月停止工作。

　　中共中央不断改进和完善隐蔽战线工作，抗战期间把工作一分为三，即中央社会部、中央调查部和中央城市工作部（也有称敌后工作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基本沿用这种办法。中共重建后的隐蔽战线工作机构及其工作方法，是中共武装斗争的另一种手段，有人称之为“第二战线”，为民族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解放战争中有力地帮助人民解放军的正面战场，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