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的推荐上大学，怎么样？

　　上世纪6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各个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越来越多的人对当时的考试制度提出了质疑。

　　毛主席也说：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焦虑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

　　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也给毛主席写信，指出当时的升学制度，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而“走白专道路”，严重影响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许多学校也片面追求升学率，专收高材生，把大批优秀的工农学生排斥在外……

　　所以，在停止了一段时间的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后，一些高校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的举措，这就是后来的工农兵大学生。

　　以下是一位当年的工农兵学员的回忆：

　　1973年底，我是国家实行社社办初中、区区办高中的首届高中毕业生。

　　实话实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办教育的方针向下、向低层延伸，如果高中只有县城才有，那我是上不到高中的，因为那至少要徒步翻越我镇巴县的名牌大山——星子山，一百二十里。

　　有一天放学后，我出去走走。

　　走啊走，不知不觉走到一里外的公社，只见靳老师正在公社墙上贴上大学的报名名单布告。

　　这山外之山想上大学的人还不少，我望着布告，心里想着。

　　“李老师，你咋不报名？”靳老师问。

　　我慢悠悠的，玩笑地说：“你那布告上名字就写满了，哪有我的位置?”

　　“添个不就得了。”靳老师说着就转身进屋，拿出毛笔，在缝隙中塞上了我的名字，原本整齐的版面顿时显得别扭，真个是“名不正”。

　　选拔结果，不料灵济公社布告名单中胜出的是仅有的所在两个高中生——我和同学，只要求上交一篇作文作为考试。

　　实话实说，要是硬考，我是考不上大学的，大学还为我们补习了半年的初等数学。当时我认为，我们这一代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所谓不幸，立于今天的高度看是微不足道的，是小见识，是浅见。因为我所指的不幸是指上初中数学课本就没有，只有老师手中有一本教材。记得那教材同类题很多，只要作会一道，其它的也照猫画虎会了。

　　我们进入大学校园，便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工农兵学员，也是时代的标签。

　　人总是最熟悉身边的事物，向外延伸着交往触角。从我最了解的我们数学班看，有一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女子，有两个同学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除此外，全班其它同学大都是来自农村的子女。

　　我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来自老百姓！

　　那种认为“工农兵上大学，哪个不是走后门上的，绝不如高考公平”的观点，是在用今天一些人的思想去衡量那个时代，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