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他们怀念他，因为他公平

2022-09-10

作者: 安生 来源: 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数量一直存在上限。

　　清代以前，战乱年代，人口大约1000多万，盛世人口大约5000多万。

　　一般达到5000万以上，就要面临动乱了。这时，中国的可耕地的产出达到极限，中国开始面临饥荒的风险。因为人多地少，剩余口粮有限，一旦出现天灾就很容易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农民用土地换口粮。失地饥民达到一定数量，就开始酝酿人祸。

　　5000万，是当时中国人口的天花板。一触碰这个天花板，中国就会进入马尔萨斯陷阱，后面就是饥荒和战乱使人口回归到一个较低的水平，开始一个新的轮回。

　　康乾盛世，人口突破1亿。

　　人口数量突破天花板的原因，是经过大航海时代，马铃薯、番薯、玉蜀黍、花生等作物传入中国。

　　道光时代，人口达到4亿左右。

　　然后，人口数量又开始长期停滞不前，总人口数在4-5亿之间。

　　这是劳动力密集型农业能支撑的人口数量天花板。

　　中国人口的第二次突破天花板是解放后。

　　从5亿达到14亿。

　　这次人口暴涨的物质基础是工业化农业取代劳动力密集型农业。

　　那些认为个人劳作热情可以替代化肥、良种、机耕、机灌、水利工程和农药的人，从未见识过工业化农业以前，农作物可怜的产量，也未认真考虑过中国历史绝大多数时期都是分产到户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个人劳动力的热情，从未让中国人口数量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天花板。

　　与明清之间的人口暴涨不同，这次暴涨不是引进高产农作物之后，而是与工业化进程同步。

　　与引进高产作物不同，工业化进程是一个需要长期大量长期不断积累才能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种荞麦改种玉米，产量增长立竿见影。大量人口脱离农业，大量物资用于采矿、炼钢、发电、修建铁路和港口、制造机械，最终化肥、农药生产形成规模、机耕、机灌普及、水利工程发挥作用，实现工业对农业反哺则是若干年之后的事情。

　　一个农业国本来粮食就不够吃，还要挤出粮食搞工业，这种情况下还实现了人口暴涨。本来就不多的农产品之中，一面要挤出大量的物资投资工业，一面要挤出大量的物资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的消费需求。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不是对外抢劫，输入金银，输出饥民，就是投靠其他发达工业国，引进对方的生产资料。前者如英法，后者如韩国。

　　人口增长，伴随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的高积累，这是第一个难题。

　　与康乾时代，中国在东亚称雄不同，这次人口暴涨的时代，是强敌环伺的时代，中国刚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不久，使用武力证明了自己存在的实力，确定了自己边界。

　　北方的苏修，要实现沙皇的野心。军费开支一度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出兵匈牙利、捷克、欧加登、阿富汗。在试图把中国整合为卫星国遭到拒绝之后，先是经济打击，外交孤立，后是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挑起边境冲突，对中国虎视眈眈。

　　大洋彼岸的美帝，要维护战后获得的巨大的势力范围。在朝鲜受挫后又发动越南战争，在越南的年军费一度超过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长期支持盘踞在台湾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

　　南方的印度，出身殖民地却有一颗殖民者的心。肢解巴基斯坦，觊觎西藏。

　　东南的越南，虽然内战，但是南北两方，对中国西沙群岛，都宣称主权。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虽然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但是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物资用于国防。这些武器和工事，是和平的必要成本。

　　一些小国，如日本，选边站队，放弃发展本国的国防，把自己的国防外包给宗主国，好处是节约大量开支，代价就是失去独立性，成为大国的附庸，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不算，自己的利益随时可能因为大国的利益被牺牲。

　　人口增长，伴随高军费支出，保持本国的独立，这是第二个难题。

　　与明清时代的人口增长发生在一两百年之间不同，这次人口暴涨发生在一代人之间。当时，大多数家庭，有三四个甚至五六个孩子。

　　人口增长的初期，大量新生人口要在至少16年后，才成为劳动者提供产品。在此之前，这些新生人口都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净消费而无产出。

　　大量的新生人口在短时间内增长，意味着生产者在全社会的比率迅速下降。那时，这些新生人口对每一个家庭都不是不可承受的负担，社会提供基本的住房、医疗和教育，甚至基本口粮和生活费，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发财的机会。有些农村家庭就是为了多分一些口粮，也要多生几个孩子。

　　这些新生人口在1970年代以后，陆续成为劳动力，1980年代以后，控制新生人口数量，消费者和生产资比率开始逆转。劳动者增加，消费者减少，后人享受所谓的“人口红利”。

　　这些劳动力与西方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为全世界生产中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若干衬衫换一架飞机。中国成为全球廉价高素质劳动力的富矿，收割这些劳动力，为少数人创造了惊人的财富。

　　人口短期内暴涨，改变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比率，这是第三个难题。

　　他的时代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工业化、高国防、人口年轻化三重过程叠加，当时的人均消费品必然极度缺乏。

　　从今天的角度看，那个时代的个人消费水平极低，服装样式有限，摄入蛋白质量偏低，住宅和家具简陋，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手表和照相机是奢侈品，收音机是主要电器，电风扇很罕见，遑论录音机、电视、冰箱、洗衣机和各种家电，对全国人民来说，那是一个贫穷的时代，不承认这一点的人，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者。

　　工业化、高国防、人口年轻化三重过程，都是为了后世积累资源的过程，实现初步工业化，独立自主，拥有大量年轻高素质劳动力的国家，必然是可以跨越式发展的国家。

　　今天的消费品充裕，与当年的积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承认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人，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者。

　　他把基础打下了，后续怎么发展，他管不了了。

　　那个时代，农民最苦。为了实现工业化，必须在分配上向工业人口倾斜，不然，在农村老家生活得比城市还好，农民中的优秀劳动者哪有转行从事工业的动力？农民羡慕工人的待遇，可是那个时代，城市之中哪有那么多生产资料，让进城农民保持生产者得身份，而不是单纯的消费者？

　　承认这一点，不是唯物主义者。

　　要改变一个农民的命运，可以使用补贴等手段让他享受天上掉馅饼的幸运。要改变一部分农民的命运，可以给他们读书翻身的机会。要改变所有农民的命运，只有实现工业化，让所有的农业劳动者从繁重劳动密集型农业中解放出来。

　　不承认这一点，也不是唯物主义者。

　　为了加速工业化，要农村提供大量的农产品，农民的待遇不如市民，农民不满意。为了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要在农村普及教育、医疗和现代生产技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不满意。

　　他作为家长想把一碗水端平，两兄弟都觉得自己吃了亏，都觉得家长偏心。

　　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命运，让所有农民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却不被农民接受，当年即有人说“工人九天之上，农民九天之下”，煽动工农对立。直到今天，仍然有砖家利用当年的工农分配差距为接口，煽动从农村出来的劳动者和农业人口，骗取他们的信任，为以乡贤合作社为幌子，复活封建制度摇旗呐喊。

　　他鼓励合作，反对单干。大家自己都打自己的小算盘，都想自己先发财，这个家就散了，就没法同舟共济，同甘共苦，齐心合力共度难关了。

　　一锅饭，大家一哄而上抢着吃，有人先吃快撑死的时候，后吃的人已经要饿死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锅粥，大家齐心合力，匀着喝，所有人都吃不饱，但是也都勉强生存，还能省出来一部分粮食，卖了换农具。

　　同样的农产量，在自由分配的之后，4-5亿人就会达到人口天花板，在均匀分配的时候，则可能养活更多的人。此外，还能有剩余产品用于工业、国防和新生人口。如果不是齐心合力，大家一锅粥匀着喝，从上到下一起艰苦朴素省吃俭用，怎么可能工业化、独立自主、人口暴涨同时实现？

　　勤劳致富致富只能存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之中。

　　劳动力必须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把生产资料零碎化，必然出现有富裕劳动力没有生产资料，有富裕生产资料没有劳动力的生产单元，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最终必然可以交易，生产资料的实际使用权必然私有化。

　　社会化大生产，每个生产单元都必然获得原料，输出制成品，获得生活消费品。大量生产资料私有化以后，大多数产品必然成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易。

　　只要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劳动产品可以自由交易，按劳分配的社会最终必然演化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社会。按要素分配的社会中，什么商品数量多，什么商品价格高，与其内含的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

　　最终，必然是劳动力便宜，因为人人都有劳动力。地头的农产品便宜，因为每个农村家庭都能生产农产品。当然，地头的农产品便宜不意味着城市的农产品便宜，因为把农产品从地头输送到城市市场的环节之中，必然有高度垄断的环节。这个环节，可以把上下游的利润都一股脑吞下去。

　　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之中，生产资料必须公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个别人或其家族通过私有化或官商勾结直接或间接垄断土地、金融、国资、能源、矿产、执法权、审批权、特许经营权、数字平台、公用事业，获得与其劳动远远不相称的收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少数人富可敌国之后，利用经济资源获得政治权力，推行对自己有利的宏观政策，用国家分配权对自己定向滴灌。这当然是个别人坚决反对的。

　　总有人宣传社会主义物资短缺，劳动者为了购买消费品排长队。这些人回避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前身往往是落后国家，要承担工业化和高国防的巨额成本，更回避了经济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的是，劳动者为了获得一份能糊口的工作排长队——劳动者不会为了购买消费品排队，因为他们要先排队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才有钱去购买消费品。

　　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吃亏，觉得他耽误自己发财。

　　中国历史讲究文治武功，文治排在武功之前。

　　承认文治的不多，承认武功的不少。

　　武功，统一大陆自不必说，最大的还是力挫美国。力挫世界头号强国，有苏联的武器援助，有朝鲜的地形特征，更重要的是全国上下同心，众志成城。

　　众志成城靠的是什么？蒋介石抗日的时候，也希望国军众志成城，为国捐躯成仁，但是每每遇到日寇就一溃千里。

　　为什么蒋介石的时代做不到，后来却能做到？

　　无他，因为当时的中国有一个无私的当家人。

　　这位当家人教给家里人，人人平等，谁骑在你们头上，剥削你们，欺压你们，你们就打倒谁，造反有理，我带头上井冈山，你们跟我来。地主、买办、军阀，骑在你们的头上，我们就打倒他们。美帝国主义是这些反动派的后代老板，直接下场，我们就直接PK它。

　　这位当家人主持公道，谁为家里的利益做出了牺牲，就想方设法高看的他一眼。家里论资排辈的时候，就让他靠前一些；分粥的时候，多分他一些；不排辈分，没有多余的粥，就别人处处向他学习。一家人，谁出力多，谁辈分高，谁可以多喝一些粥，至少更受尊敬。总之，这位当家人，办事公平，不让家里的老实人吃亏，不让出力多的人吃亏。

　　所谓公平，就是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获得同样的回报，而绝不因为血缘、亲疏，产生不同的后果。所谓公道，就是按照公平的原则处理事务。

　　所以，做这样的当家人，要宣传大公无私，更要做到自己大公无私。没有私心和私利，便不会与全家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才能处事公道，当好这个家。

　　有这样的当家人支持公道，为全家出力多的人获得更多的回报，想获得更好的回报就要为全家出力，不会出现你勤劳，他致富，你牺牲，他媾和。全家人的利益凝结为一个整体，个人利益与全家人的利益高度重合，要想改善自身的处境，就要为全家人多做贡献，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样，全家人才能凝成一个整体。

　　蒋介石的时代，显然没有这样的当家人。蒋介石自己私欲膨胀，四大家族疯狂敛财，全国上上下下其他人或是为了贪欲或是为了自保，必然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一盘散沙，个人顾个人，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大官僚、大地主、大军阀、大买办鼓励他人毁家纾国，舍生取义，不过是道德绑架，PUA他人为自己的利益做牺牲。鬼子来了，从上到下能溃败便溃败，跑不了的当伪军，毫无良心的助纣为虐当汉奸，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少数人发国难财，多数人破国难产，自然一溃千里。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绝世武功是建立内力基础上的，公平就是内力，模仿一招半式却没有内力的支持，自然打不出排山倒海的气势。

　　仁者无敌的道理，但是真正信仰，并能实践的人不多。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承认武功的人，却大多回避了内力。虽然他早把自己的功法公之于众，但是愿意学习他的功法的人却并不多，喜欢吹嘘自己学习他的功法的人，大多不肯真正修习他的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