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寨式评工计分

　　1966年7月回乡务农，正好是大寨式评功记分在经过“大四清”收官期酝酿、试点后全面铺开实施。

　　咱们农村，打互助组、合作社（小社、大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就是“各尽所能，按劳计酬”，压根儿没有什么“大锅饭”侍候“不劳而获”。只是原来的评工计分方式过杂，过繁，队里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队长与几个识字人要记，要算，要评，要议，总是忙得不亦乐乎。譬如，今天要在十几个地点完成十几件活儿，除了每件活儿得安排多少名劳动力、搭配成“大干苦干加巧干”、省时省力的最佳组合外，还得给每项任务配个“记工员”，把任务一件一件“摄像”般地全景记录下来，综合该项任务在生产链中所处的地位、作业过程中的难易程度、劳动强度和完成的数量，由队长、会记、劳动组长和记工员商议，确定它的“工分总额”；再根据劳动力等级和各个具体人员所完成的任务量，评判、认定各位参与者所应得的工分值，同岗同酬，同工同酬，对又勤又快、干得出色者有倾斜有奖励，但不允许滥竽充数或投机取巧，当天的帐当天结清。这种方式虽然不错，但因为农活繁杂，每天收工后总要忙乎一时半会的，尤其是在“三夏、三抢、三秋”期间，起早摸黑披星戴月，不分昼夜争分夺秒，“日干日清”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等一等”，“缓一缓”，又往往会“拖”出“遗漏”、“帐头对不拢”，让斤斤计较有机可乘，产生矛盾，诱发消极因素。因此，推广大寨式评工计分方式，可以说是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大寨式评工计分的基本做法是：根据体能和所掌握的技能，把劳动力分为四个等级。头等13分，是身体强壮、技能全面、能胜任田间耕耘百分之九十以上活计的壮劳力；二等11分，是有经验但年龄偏大（50岁以上）、体力下降的大爷辈；三等9分，是中年妇女组，四等7.5分，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妇女组和不足十七周岁的“学字辈”，在二等与三等之间，还有一个10分以上的“二等半”，是农忙期间的“青年组”，清一色朝气蓬勃的“铁姑娘”。划定等级，年龄、农龄是参数，但主要的还是要凭本人的劳动表现、技能水平和实际业绩。评工计分还与口粮分配相挂钩，一经确定，几年不变，“对等”、“定级”，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因此，正式实行时，生产队的队委会（由正副队长、政治指导员、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贫协主席、会计组成）和大队蹲点干部酝酿讨论，掂量、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和诉求，既积极又审慎，小会开了好几夜；征求社员意见，更是从个别谈心到分类指导，连着组织座谈，召开群众大会，反反复复斟酌修改，排除了所有误解和顾虑，得到了百分之百的认可和赞同。宣布方案那一天，已经临近“三抢”，大队党支部书记老金特地来到会场，对方案形成的做法给与了肯定，为大家伙把“早稻收好，棉花管好，晚稻种好”、赶在“立秋”之前完成“三抢”任务给力鼓劲。这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求真务实过程，是我受到的第一次“群众观念”启蒙教育，让我思索、感悟和受益了好多年。

　　从形式上看，大寨式评功记分省略了传统的许多繁杂琐碎“无用功”，使考勤、记工、评工、议值一直到年终分配的整个流程，都变得直接，透明，简练，公平，一人“自报公议”，众人互品头论足，一年也就两回。生产队长再也不必为当天部署任务、组合劳力、考量实绩、敲定工分值、张三李四谁谁谁各该得多少工分等“鸡毛蒜皮”而塞满脑子，顾此失彼，能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用来贯彻“八字宪法”的“天文地理”上。社员也不必再为一天要换好几次农具家什、要转好几处作业场所、累了一天还得等在田头“评工议分”、日落西山还不能回家做饭而累积怨气，憋出口角，原先所言的“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现象几乎绝迹。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生产队里“众手拾柴火焰高”，一派的热气腾腾和蒸蒸日上。

　　从另一个视点看，大寨式评工计分方式鼓励“英雄好汉争上游”，“争得上游莫骄傲”，体现“比学赶帮超”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在突出公平、强调互助前提下的兼顾效率。首先，是在评等定档时，看年龄更看经验，看体力更看技能，看出勤更看态度，看数量更看质量。“群众的眼睛雪亮”，众目睽睽之下，有年龄但老于世故的“乖人头”，即使“对号入座”了，也得不到13、11、9、7.5四个档次的满分。当时，有个别不服气者曾经断章取义，以“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为由扣大帽子，为干活贪量图快不求质行为辩护，生产队长当场予以回击：”捆的稻禾一上肩就散，不重捆就挑不到打谷场，捆两个散一担，捆再多也不顶用嘛”！“摘下的棉花含了那么多碎叶，得安排专人挑拣干净，多摘个三斤五斤，还不够返工工分，种田人难道连这点常识也不晓得呀”？因此，大寨式评工计分，符合“多快好省”的全能型劳动力才问心无愧，理直气壮，像“南郭先生”那样地“滥竽充数”，或者偷工减料“甩滑头”，揩不到“油水”，得不到便宜，还会丢人嫌眼遭唾弃。当然，一以贯之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之人，是不会受歧视或者被“埋汰”的。有位老杨，年轻时在外谋生，回乡务农已是中年，好多需要凭技能“巧干”的活计大多不会，但他从不挑肥拣瘦，干什么都尽心尽力，自报了第二等级，但大多数社员认为他可以进第一等级，给他评了12.5分。对于体力不及或者技能欠缺的部分男劳力，队里也都是从实际出发，先考虑劳动态度再评定等级档次，有差别但不大，很有利于焕发和保护积极因素的。

　　像我这样的小“知青”，开始时跟着四等老年组，一年后进入三等妇女组，第三年与老字辈摸爬滚打，开河挖泥挑猪榭，练就“十八般武艺”，萝卜干饭吃了整三年，第四年才成为一等工，哪里有什么“大锅饭”可蹭？

　　大寨式评工计分，伴随着集体经济，稳定了二十多年，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调节生产队成员的人际关系、最大限度地焕发农村各种各类积极因素等方面，是具有着一定优越性和生命力的，是当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成果之一。能够普及和持久，那是因为有多种力量在引导、呵护和支撑着。

　　首先，她是立党为公、公字当头的产物。当年，周总理概括和提炼的大寨精神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爱国家爱集体的风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一张白纸上写出最美最好的文章，唯有集体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大寨就是是农业战线的好榜样。学大寨，既要树立“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也要传承“而今迈步从头越”实干苦干，大寨就不是那种“等靠要”的懒汉、莽夫和襦虫。试想，如果遇到天灾要么去申领救济粮款，要么去游走四方沿路讨乞，咱们中国贫困落后的卑屈史能到什么世代终结？所以，大寨精神在当时是很激励人鼓舞人的，凡愿为“改变旧貌换新颜”而作为的有志之士，都是怀着虔诚之意，真切之情，对大寨精神是老老实实的地学，恭恭敬敬地学，期待引入大寨精神后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发展好。

　　其二，大寨式评工计分所贯彻和坚持的，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统筹兼顾的社会主义原则，通过在分配方式上的规则化、制度化，把“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落到实处。一方面，是对私有制狭隘、丑陋了数千年的旧农意识的否定和决裂，另一方面，是对走上集体化道路后引导农民树立“公字当头”新观念的肯定和培育。劳动者等级分明，档次清晰，不劳动者不得食，好逸恶劳众人谴，每个社员首先必须“各尽所能”，为集体发展尽心尽力，才能问心无愧地接受“按劳分配”，得到回报，与什么“平均主义”“大锅饭”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毫无关联。大寨式评工计分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耍滑人便宜，每一个劳动力是“硬”是“软”，是“优”是“劣”，所作所为和贡献多少大小，包括队长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一锤定音。真心实意尽所能是为老实人，拈轻怕重“混掐丝”是不老实，“公平秤”肃立在大家伙的心里口中，衡量的尺子握在群众手里。过“评工分”这一关，三六九等一视同仁，既不需搞什么疏通找门路，也没有什么关系可利用，更不会有什么人出场“打招呼”，即使长有三寸不烂之舌，也雄辩不过钉是钉、铆是铆的实例举证。社员们的眼里，容忍不了偷懒胡混的“沙子”，小聪明式的蒙混忽悠，只能“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不劳动者不得食，是公社铁定的纪律，是赓续勤俭的家风，保证了农村分配的“公开公平公正”为主导，足以抵制和避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所谓“干与不干一个样”，那是连三岁孩童也哄骗不了的天方夜谭。诬蔑那个时代什么什么“一个样”的那一伙伙，难不成是因为他们在那段时间里，去农村能不交菜金不交粮票天天厚着脸皮噌得到白食？难不成是因为他们除了骗吃骗喝、躲在螺蛳壳里逃避劳动，还能照样轻轻松松拿工资？这些作俑者，除了无知与偏见，之外所存的，我估摸着包藏着的只有是那一片祸心了。

　　第三、因为那是一个英雄辈出、人心思进的时代。广大社员“新旧社会两重天”的翻身感、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恩情特别强烈，“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是教育下一代的座右铭，“爱祖国，爱集体”，是青年人引以为豪的共同意识。《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高举革命大旗》、《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等，一首首革命歌曲的放声高歌和到处传扬，还有全党全民的学雷锋王杰欧阳海，学王进喜焦裕禄陈永贵，潜移默化地感染大家见贤思齐，意气风发，一心为公光荣，谋取私利可耻。记得大寨式评工计分实行前，有部叫《李双双》的电影，她的事迹，让许许多多女社员激动和振奋不已，女青年们行在田间或走在路上，经常会唱着“李双双，李双双，她是咱妇女的好榜样”，李双双成为了她们“能顶半边天”的敬仰和动力。在当时大寨式评工计分推进中，占生产队劳动力一半以上的妇女担重任，出大力，识大体，顾大局，李双双维护集体、公私分明、爱社如家、敢喜敢怒的气度和风格，对她们的影响是很深很大的，“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

　　第四，是那个年代“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公社这一级“怎么着”，我没进去体验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大队、生产队我天天身在其中，情况是清楚的。记忆中每次评工分，民主气氛所谓非常浓烈的，根本不需要“背靠背”、“小范围”。全队社员在一起，对某人，对某事，有话直说，心口一致，不掖不藏，不躲不闪，有意见尽管提，放心提，不必担心打击报复穿小鞋。无论评到谁，“值不值”与“值多少”，大家都毫无顾忌，畅所欲言，言者无罪。而被“品头论足”的社员，则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予以接受和包容。评工计分“自报”和“公议”中，用不着面红耳赤，“群众口碑”是最高的否决权。偶有争议时，大队跟队和生产队干部观点鲜明，有理有节，会有鼓励积极、化解消极、因势利导、润人心田的表态，但不会做“和事佬”“好好先生”，更不会“各打五十大板”压人欺人。因此，每次评议之后，对大多数社员而言，是心悦诚服，叫“三通三满意”。也正是因为有七嘴八舌的群言群音，大寨式评工计分才能不断排除干扰，去粗存精，日益完善。试想，假如当时是“一刀切”、“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那社员们还不要闹翻了天？

　　第五，是因为干部克己奉公，严以律己，深入群众作风好，尊重群众根基实在，依靠群众放得开。那时流行的百姓话叫“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干部看党员，党员看书记”。干部对自己的要求，叫“喊破嗓子，不如自己做出样子”！当年那一批党支书，都是土改骨干，是互助组、合作社、公社化的带头人和组织者，一身乡土气，一腔服务情，一片报效心，大多是《艳阳天》中的王国忠和肖长春，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响应党的号召走集体化道路坚决，见贤思齐，躬身践行，乐意做陈永贵那样的“好领班”。为了保证大寨式评工计分不悖向，不偏调，不走样，起到鼓励大多数、调动积极性的成功作用，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老金带着班子成员，每天黄昏都分头扎在生产队，参与大小会议，广泛听取意见，九点返回大队部开“碰头会”，分析汇总，集思广益，第二天照常出工下田。在生产队里，老金是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一样的见天考勤，一样的服从队长安排，一样的接受社员评议，一样的凭工分计收入。那时，公社规定大队书记大队长一年务农日不少于250天，他们则连年都在280天以上。

　　大寨式评工计分是集体化道路的产物，在公字当头的岁月里，

　　她有滋生的土壤，成长的氛围，固本的根基。从中，我获得的最大教益是：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农民能够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立党为公，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