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每一天：4月25日

　　1921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开辟的“省宪草案讨论”专栏上发表了《湖南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登载于该报开辟的“省宪草案讨论”专栏。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省宪草案“第1个最大缺点，就是人民权利规定的不够”。

　　毛泽东文章中写道：“人民不分男女，均有承受亲属遗产之权”，“有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在这3项中，以“第3项则尤其紧要，现在无职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

　　毛泽东明确主张把劳动权、生存权写入省宪法，他说：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即是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的劳动权。这是人生最起码的权利，没有劳动权也就失去生存权。

　　毛泽东指出省宪草案第两个最大缺点是：“无正当职业之人也有被选举权和关于劳动的事项全没有规定”，这样下去，“事实上仍是有钱人当选，无钱人落空”，“仍然是一种不利平民的政治”。

　　毛泽东提出对省宪草案作根本的修改，加上财产继承权、婚姻自主权，求得正当职业权和有正当职业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毛泽东在该文中着重谈了劳动立法问题。他认为省宪法草案至少要在“行政”章之“实业”一款里，明白加入下列两条：(一)无论公私营业，对于劳动之时间、工值、红利、娱乐、卫生、教育及年龄等项，以省法律定之;(二)省政府对于同刑事法典不相抵触之各种劳动组合，须保护之。只有这样，各种行业工会乃能有组织发展之余地。

　　毛泽东的《省宪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的发表，使省宪讨论进一步扩大和热烈。李六如、易礼容等相继撰文揭露省宪草案的虚伪性，要求写入保护劳工利益的条文。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教机关、体育场所及其它一切公益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乡镇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七、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956年４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是在听取了中央三十四个经济工作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4月25日晚，毛泽东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他的进一步的想法。他说，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必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事件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泽东说，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确实我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五万人，1956年撤出三万多人，只留下一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微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明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信是福建省莆田县一名知青家长李庆霖写的，反映的是孩子下乡的问题。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他当即写了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简短的复信，极大地推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解决。随后，毛主席复信与李庆霖写的信一道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国，身处困境的数以千万计知青的生活状态得以改善，李庆霖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