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冷西忆毛主席：延安十年——毛主席印象记
【1961年毛泽东主席在阅读《人民日报》】
【编者按】2022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吴冷西同志《忆毛主席》一书。作者该书始撰于1990年12月，完稿于1994年6月，于1995年2月由新华出版社首次出版。此后曾三次加印，每次作者都有修正。这次再版，将作者历次修正完整收录。现经作者家属授权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同意，由昆仑策研究院分篇转载该书有关章节，以飨读者。该书的“编后语”和第一至十部分“（一）从评价斯大林说起”、“（二）新闻的阶级性”、“（三）政治家办报”及附录“五不怕及其他”、“（四）批评‘反冒进’”、“（五）鼓足干劲与压缩空气”、“（六）武仗与文仗”、“（七）冷静的促进派”、“（八）实事求是”、“（九）又斗争又团结”、“（十）报刊宣传要转变”已发（见【相关阅读】）。本篇为最后附录“延安十年——毛主席印象记”。
忆毛主席
———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吴冷西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22年8月第1版
【1960年，在最高国务会议召开之前，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前审阅新华社消息稿。左为吴冷西。】
【作者简介】吴冷西（1919.12.14-2002.6.16），广东新会人。1937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及马列学院学习，曾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国际部主任，新华社副总编、总编辑。1952年任新华社社长。1957年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64年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直至“文革”开始。1977年后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82年任广播电视部部长。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全国人大第三、四、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二、三、四届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长。
延安十年
——毛主席印象记
（一）从陌生开始
在同辈人中，我知道毛主席比较晚。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这个名字，是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前不久。当时我在广州广雅中学读书，年方十六岁。比我高两个年级的高中同学，向我讲了“朱毛红军”长征的故事。这时我才知道有“工农红军”、“共产党”，但对“朱毛”其人则很陌生。
我是一个爱国学生，眼看东三省沦陷，日寇入侵华北，国亡无日，对共产党、工农红军主张坚决抗日，很佩服也很向往。这导致我积极响应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一周之后的广州“一二·一六”示威游行。
我从此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从《生活周刊》、《世界知识》杂志、《自修大学》杂志等左翼刊物中逐渐了解抗日救国、解放劳苦大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道理，也知道了世界上第一个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苏联。
卢沟桥事件爆发，我从《自修大学》杂志看到介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于是1937年12月初离广州去延安，要到那里学习抗日的本领。我钦慕的是共产党、红军这个整体，对领导人物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我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开始时只知道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的名字，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究竟是谁领头，不知道也不大在意。毛泽东在我心目中地位并不突出。只听说过他多次对“抗大”学生讲话，但我没有看到、听到。
我先见到的不是毛主席而是朱总司令。因为朱总司令经常到“抗大”校部球场上打篮球，我当时在校部后面的“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第十队学习，那里是延安师范旧址，就在篮球场旁边。朱总司令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平易、敦厚的长者。乍看会误为伙夫或马夫，毫无首长的架子。
我在延安整整十年，听过毛主席多次讲话，但一直没有同毛主席直接交谈。我对毛主席从完全陌生到初步了解，主要是在新闻工作中的感受。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并听他讲话，是1938年3月19日“抗大”第四期开学典礼大会上。我原来从1937年12月起在“抗大”第三期学习，1938年2月底毕业后报名再入第四期军事大队学习，准备上前线打日本鬼子。校部决定，第四期军事大队（后改称第一大队）从延安搬到瓦窑堡。行前召开开学典礼大会，毛主席给我们讲话。我记得大意是：抗日军政大学顾名思义是学习抗日，要学政治，更要学军事，要政治与军事相结合。军事大队有老红军（占三分之一），也有青年学生（占三分之二），要互相学习，新老结合。要学到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毛主席的讲话，我感到很新鲜，听似浅显，细想又含意邃远。我似懂非懂，不甚了了，但听后一心一意要学好军事，准备到敌人后方去。只是学习毕业后没有分配上前线，而被推荐入延安当时的最高学府——马列学院。这次毛主席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的高大形象，伟岸而高深莫测。
我第一次在毛主席处工作是1940年12月。那是指名把我从中央宣传部借调去毛主席处编辑《时事丛书》。当时我在中宣部的编审科当干事，参加中共中央机关刊《解放》杂志的编辑工作。我接到调令马上到毛主席住处的图书馆附近的窑洞工作，任务是编辑《抗战中的抗日根据地》，由我和武新宇（全国解放后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共同负责，毛主席图书馆的同志（柴沫同志负责）给我们提供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和其他材料，我们从中选编。
在开始工作的时候，陈伯达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毛主席要求加强对敌友我三方面的调查研究，已经成立了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并陆续编辑出版《时事丛书》，已经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还要出版关于大后方（即国民党统治区）、根据地等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的材料。毛主席要求先把材料收集起来，以便认真研究，从中引出结论。从这里我第一次知道毛主席如何重视收集材料。
在编辑过程中，陈伯达还几次传达毛主席的意见，主要是毛主席推荐敌后抗日根据地报刊发表的文章和通讯，要我们考虑编入书中。我们早出晚归，在那里工作了三个月左右，编出了初稿。由于各根据地当时出版的刊物很少，加上敌伪封锁造成的交通困难，收集的材料很不充分，到三月初即暂时停止编辑。这中间一直没有见到毛主席本人，大概是因为毛主席这时忙于处理“皖南事变”。
我不知道为何把我借调去编辑《时事丛书》，可能是因为我曾经同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同志合写的一篇题为《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发表在1940年11月《解放》杂志19期上，署名为谢觉哉、左健之（我在延安时用的笔名）。这是在谢老指导下写成的。他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长。我在《时事丛书》编辑工作暂停后，即回到中宣部继续研究国际问题，写一些时事评论。
【1940年清凉山上的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编辑部旧址】
（二）在《解放日报》的感受
我在延安了解毛主席，较多的是我从中宣部调到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工作时期。《解放日报》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解放》杂志随即停刊，我于9月间从中宣部调到《解放日报》国际版工作。
当时在延安，大家议论纷纷的有两大问题：一是苏德战争（《解放日报》创刊后一个多月即爆发）形势如何，苏军能否顶住希特勒的闪电战；二是日本同德国、意大利结成“反共同盟”（1940年9月结盟）后，究竟向北进攻苏联，还是向南进攻美英殖民地。那时我正在《解放日报》编辑国际版，特别关心延安各方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我从博古同志（他当时是《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社社长）和余光生（当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曾留学美国，常当毛主席的英文翻译）那里听到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毛主席的看法，我自己也经常同国际版的主编曹若茗同志（曾在巴黎《救国时报》工作）一起到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驻地在离《解放日报》很近的王家坪）去参加那里的战争形势座谈会。
关于日寇北进还是南进，当时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以日共主席冈野进（即野坂参三，抗日战争爆发后从苏联到延安定居很长时期）领导的日本问题研究所为代表，认为两种可能性都有，但北进可能性较大。另一种看法以总参谋部作战局同志为代表，也认为两种可能性都有，但倾向于南进的可能性较大。我听到博古同志两次传达毛主席的看法。一次是我到报社不久，9月间博古同志谈到整个国际形势时说，毛主席估计，如果苏联红军能顶住希特勒对莫斯科的闪电进攻，日军不敢北进。如果日本在同美国的谈判（当时正在华盛顿进行）达不成妥协，日本也不会北进，还是要南进。在这之后不久，大约在10月底，博古同志又传达毛主席的看法。毛主席估计：日本内阁改组，近卫下台，军部首脑东条英机上台，是发动新战争的预兆。从目前情况看，日寇南进可能性大。因为德军向莫斯科的进攻节节受阻，进展迟缓。眼看冬季在即，德军进攻困难更大。很难设想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会贸然北进。反之，美英在太平洋地区兵力单薄，易受攻击，日本很可能拣软的吃。而且太平洋地区物产丰富，正合日本胃口，而西伯利亚冰天雪地，荒无人烟，从近期说对日本没有什么好处。德、意、日三国反共同盟不一定联合进攻苏联。德国进攻西欧，也是打着“反共”旗帜。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也是打着“反共”的旗子。要在太平洋进攻英美也可以用这面旗子。因此很可能出现中苏美英联合抗击德意日的形势，这对我国抗日战争十分有利。要扫除皖南事变后的气馁和急躁的情绪。要看到中苏美英必胜的大趋向。
一个多月以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估计。
关于苏德战争，据博古同志传达，毛主席从苏德战争爆发开始，一直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而且不断提出自己的独到的看法。
我记得有两次印象甚深：第一次是毛主席对德军闪电战的看法。德军从6月22日起发动闪电战，进展迅速。希特勒企图三个月内打败苏联。当时整个西方评论一边倒，认为苏军已崩溃。约在9月间，德军一面在北方向莫斯科进军，一面又在南方向顿巴斯地区进军。毛主席当时就指出，希特勒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兵分两路不是制胜之道。到了10月间，毛主席指出苏军在莫斯科以西抵抗逐渐加强，德军进展迟缓，苏军同时也在南方罗斯托夫地区阻击德军东进，整个战场形势已逐渐转向对苏军有利。到了11月间十月革命节时，毛主席已断定希特勒企图用闪电战打败苏军的战略失败已成定局，在冬季无法再发动攻势，相反要遇到红军的反攻。事实证明，红军在冬季里连续反攻，把迫近莫斯科的德军驱逐到一百多公里以外，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见。
【1941年吴冷西进入中共中央党报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作，图为国际部主任吴冷西与国际部副主任黄操良合影】
（三）传世杰作
第二次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毛主席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看法。
1942年5月起，德军在南方大举进攻，迅速从顿河流域指向伏尔加河并向高加索地区推进。当时全世界大为震动，大都认为德军将切断伏尔加河，占领高加索油田，迂回莫斯科后方。毛主席早在7月间即指出，德军企图一举追求两个目标，分兵出击，重犯去年夏季攻势的错误。到了8月，德军渡顿河进迫斯大林格勒，红军开始了斯城保卫战，顽强地进行逐街、逐楼、逐层的空前激烈的反复争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吸引了全世界。那四十八个日日夜夜，全世界所有反法西斯人士都与斯城红军战士同呼吸、共忧乐。据博古同志说，这时毛主席天天观察和分析战局的变化。
【毛主席在延安翻阅报道苏德战争情况的消息】
到了10月12日，我们凌晨上班编报时，博古同志还没有吃早饭，就拿来了毛主席亲自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博古同志说，这是毛主席根据他近几天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的意见写的。
这篇社论，用“红色凡尔登”例比斯大林格勒破题，下笔惊人。毛主席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皇发动凡尔登战役失败，从此走下坡路。社论然后泛论：历史上敌对双方在激烈斗争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最后挣扎往往未能及时识破其外强中干的实质，这屡见不鲜。再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联军未能看出德军发动凡尔登战役是最后挣扎，现在人们也未能看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苏德战场上战略形势的转折点，而且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毛主席开篇高屋建瓴。
接着，毛主席在社论中分析斯城保卫战的四十八天变化，分析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以来的三个阶段的战局变化，指出：斯城战役将是第三阶段的结束，第四阶段的开始，即红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德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新阶段开始。并且预言：红军将在顿河南北敌军最突出的地带两翼发动反攻，钳击德军危险部位。冬季将临，德军当务之急是赶快结束进攻转入防御。
毛主席在社论中又进一步分析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与去年莫斯科保卫战之异同，指出：如果斯城战役停止了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役就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乎整个世界战争的。法西斯的生命在于进攻，一旦进攻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从此希特勒将面临苏联、英美、欧陆人民三面战线的夹击，这是斯城战役以后的伟大历史进程。
毛主席在结束这篇社论之前，又以拿破仑为历史殷鉴，指出拿破仑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在进攻莫斯科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其决定点。结束语是：“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余韵绕梁，意味无穷！
毛主席在这篇社论中的分析、论断和预见，它们的科学性和历史观、战略眼光与远见卓识，都为而后的战争进程一一证实。而且其行文之开门见山，既提笔洒脱，又思路贯通，流畅、跌宕而首尾相应。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此文堪称时事评论的传世杰作。我当时确实为之倾倒。现在重读编入《毛选》的这篇社论（题目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仍然击节三叹！
就在10月12日《解放日报》刊登毛主席这篇社论的当晚，新华社收到了德国海通社播出的柏林德军统帅部发言人于10月12日（德国时间，比中国时间晚7小时）发表的声明，宣布“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立即报告博古，博古马上打电话报告毛主席。第二天，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所在地清凉山，人们到处奔走相告：毛主席赛过诸葛亮。
毛主席在13日和15日接连写了两篇社论：《历史教训》和《评柏林声明》，前者为评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的正确战略战术和勇猛抵抗，后者评论世界战争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指出法西斯国家已完全丧失了主动地位。11月7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毛主席为纪念十月革命节写的社论，进一步论述苏联及其红军胜利的伟大意义。
在这之后，苏军于11月19日开始发动反攻，地点果然在毛主席10月12日社论中预言的斯大林格勒南北顿河两岸。在这一地区的德军陷入多重包围，至1943年2月2日被歼23万人，飞机1500架，坦克5000辆，著名的德军元帅保卢斯率领的精锐兵团全军覆没。红军从而实行全面的战略反攻。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苏军强渡顿河突破德军防线】
（四）夜以继日的关注
毛主席对国际形势的密切关注，是一贯的、经常的，有时是不分昼夜的。不但是前面所说的他从新华社很快得到德军统帅部转入守势的声明，而且，据新华社原社长向仲华同志告诉我，从红军到达陕北后，毛主席经常夜间提着马灯到新华社抄收电讯的窑洞里来询问有什么新消息。我后来又知道，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毛主席每天把《参考消息》上刊出的外国通讯社的重要国际新闻抄录下来，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1月，历时三个月不中断，实在惊人！
把最新消息报告毛主席，成了新华社的工作守则，也是传统。后来，美英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苏军占领柏林、苏军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等重大新闻，毛主席都在外国通讯社播出后半小时内即从新华社得到消息。其中关于苏军出兵东北，据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陆定一同志后来告诉我，我党中央事先毫不知情，没有从苏联方面得到任何通知，幸好在第一时间从新华社获悉，赶紧作出相应部署。
由于我开始参加工作就研究国际问题，当时又在《解放日报》国际版工作，毛主席分析国际形势的敏锐和精当，可以说把我这个青年知识分子完全征服了。从这以后，我才比较刻苦和认真地研究国际问题，比较有计划地撰写国际时事评论。我同国际版（后来改组扩大为国际评论部）的同志们合作，从1942年5月起撰写《国际述评》专栏，每月两次，至1946年8月，其后又改为每周一次的《国际一周》，每次1000字左右，直到从延安撤退。
我一生首先是这样通过国际新闻评论了解毛主席并为之倾倒的。这也是我漫长的新闻工作道路的开始。
【1941年，战士们延安整风学习中】
（五）整风、改版和思想改造
我是在毛主席第一次作整风报告（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之后不久到《解放日报》工作的。1942年初开始的《解放日报》改版，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我党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当时是一个小小的编辑，而且是搞国际新闻的编辑，没有参加党中央组织的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主要是清算内战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抗战时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那时候的延安，组织纪律非常严格，大家都认真遵守保密纪律。没有参加高级干部整风的同志几乎听不到有关高干整风的“小广播”。几年以后看到的《“六大”以来》等高干整风的主要文件，当时压根儿不知道。
我那时参加整风是学习十八个文件（后来增加到二十二个），这从1942年2月就开始了，但很快就转入《解放日报》改版。这是毛主席早在1941年9月即提出，1942年1月24日、2月11日和3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三详细讲到要改变《解放日报》的办报方针。这次整风惯称“改版”，实际上是改变原来的办报方针，要把《解放日报》从“社报”改变为“党报”，从“不完全的”办成为“完全的”党中央机关报。
原来《解放日报》是以国际问题为主，第一版的主要篇幅是国际新闻和国际评论；第二版全部为国际问题；第三版为国内问题；第四版陕甘宁边区新闻和副刊各占一半。毛主席在2月1日和2月8日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所作两个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只在第三版下方发表一条新闻。我到报社工作后，也感到这样做不太合适，因为我此前在《解放》杂志工作时，每期内容都是以国内问题为主，但我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办报方针问题。而且我还以苏德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太平洋战争刚刚开始为由，认为这样的编排也有一定道理。
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解放日报》没有充分表现应有的党性，不是“党报”而是“社报”，不代表党中央，没有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很少反映党的活动和中央的决定，不是以我为主，反而大量登载国际新闻，把大部分版面让给外国通讯社，甚至不加改动地全文转载外国通讯社的稿件，成了他们的义务宣传员。
毛主席指出，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是党的最尖锐的武器，对内对外影响很大。要达到整顿党的目的，首先要改造党报。党报要宣传党的政策，要反映群众。党性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党报要有坚强的党性，代表党的利益，无论发表什么消息和文章，都要首先考虑对党是否有利。
党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作出了改进《解放日报》工作的决定。
中央决定是2月21日作出的。报社的编委会关门讨论了好些天，我们这些小编辑一无所知。直到3月17日，报社社长博古同志才召开编辑部大会，传达毛主席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作了自我批评，并提出改进的办法，发动大家讨论。
毛主席对改版抓得很紧，他同博古商量好在4月1日改版，并在改版前夕召集了改进《解放日报》工作的座谈会。延安各方面负责人和名流几十人参加。朱总司令、徐特立、谢觉哉、柯仲平以及党外人士李鼎铭、柳湜、萧军等都发言，提出批评和希望。毛主席在会上提议中央和西北局各部门充分利用报纸宣传党的政策，利用报纸来整顿三风，改进工作，要正确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充分反映群众生活和意见。
《解放日报》在4月1日改版当天发表社论，提出了本报改版方针是增强四性，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并指出这是党报必须具备的四个品质。改版后的版面重新安排固定：一版为重要新闻和评论，内容以国内问题为主，包括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二版为陕甘宁边区版；三版为国际版；四版为副刊。这就实现了以我为主的办报方针。其中国际新闻，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批评，从过去照发或稍加删节外国通讯社稿件的错误做法，逐步改变为重新改写为综合报道。
改版后不久，毛主席又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开辟《学习》专刊，推动延安整风运动，每三日一次，调陆定一同志任主编。定一同志其后又出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协助博古同志贯彻中央关于改版的决定。据他到任后召开的编辑部会议时传达，毛主席8月间在中央会议上讲到：《解放日报》改版以来4个月中有进步，但还没有做到成为完全的中央机关报，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解放日报》无论发表新闻和评论，是代表中央向人民说话，个人署名发表文章也有很大影响，今后发表有关日常政策问题的稿件，小至消息，大至社论，都要向中央请示，要做到与中央息息相关、呼吸相通，不能闹独立性，一字一句也不能闹独立性，报社内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存在。博古同志也对自己没有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报作了检讨。
毛主席9月15日同博古同志谈话，指出报社工作有进步，有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为完全的党报”。要主动同中央各部门和西北局加强联系，吸引他们充分利用报纸推动和改进工作。为此，毛主席亲自替《解放日报》第四版（副刊）拟订征稿办法，并召集征稿座谈会，分配写稿任务。
从这时候起，我开始不仅仅把毛主席看作是最卓越的国际形势评论家，而且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件，认识到毛主席是新闻工作的行家里手。他对新闻工具的重视和运用，他关于党报的性质、任务的理论及其身体力行的、丰富多彩的实践，给我越来越深刻的感受。
《解放日报》从改版开始发表一系列的社论，从《致读者》、《党与党报》、《政治与技术》、《报纸和新的文风》、《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等，都是毛主席指导撰写和修改定稿的。这些文章使我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启蒙。
【1945年3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
在改版过程中，我同报社一些同志发生过争论，主要是对报纸的四性问题的理解。我当时觉得，四性（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缺一不可，但又不是同等重要，最重要的是党性。我认为党报是党的机关报，而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表现就是党性，党性是党报的根本特性。一些同志赞成我的看法，另一些同志不赞成。开始时我说服不了一些同志。后来我找到了当年七一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那个决定讲的增强党性，包括了要求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我以此来说明党性是根本，其他三性是从党性派生出来的。这也算我从毛主席领导的《解放日报》改版中得到的一点体会。想不到三四十年后我国新闻界对这个问题又重起争论。
与改版同时，报社开始了联系个人思想作风进行整风学习。我参加的是一般干部的整风学习，不同于党中央直接组织的高级干部学习。那种高干学习是学习《“六大”以来》为主的整风文件，是检讨王明“左”倾路线的，报社只有编委以上参加，一般干部不参加。我那时是一般编辑，参加学习中央规定的十八个整风文件，其中包括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三个讲话、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
当时报社的大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在编辑部。我们这些人学生出身，从爱国主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虽然入党时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但入党后仍然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中央机关布置一般干部整风学习时，强调在整风中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
但是，许多同志，包括我在内，开始时并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整风学习开始，结合改版给领导（编委会成员）提意见的时候，许多同志在编辑部墙报（名字叫《春风》）上发表文章，批评领导同志和报社一般工作中的缺点。其中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也有不少杂文式的冷嘲热讽。我虽然写过一篇墙报，批评报社7月8日社论有片面性（讲的是我党关于国共合作方针，当时叫“和国政策”，论述有政治错误。）引起编辑部广泛议论，但我也写了一篇内容是批评领导不民主的墙报，提出应让编辑参加编委会会议，编委会的决定应在编辑部大会上通过。我特别提到这次改版，编委会关门讨论中央指示，对一般编辑纹风不露，神秘兮兮，太不应该。行文特别挖苦，引起了一些同志响应，有不可收拾之势。后来总支书记邹肇基和副总编辑余光生先后找我谈话，批评我这样做是错误的。我虽然服从组织，答应不再写墙报议论这个问题，但并不真正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直到8月间陆定一同志来报社担任总编辑，在编辑部大会上传达毛主席的意见，批评延安不少单位的年轻人发表许多带有“极端民主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严重错误倾向的议论。他说，毛主席提出，一般干部整风着重改造思想，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组织入党但思想未入党，思想中仍然是小资产阶级占优势。小资产阶级思想表现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当前主要表现为极端民主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不能依他们的意见办，不能让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无产阶级政党。这次整风中要着重解决这个问题。定一同志要求编辑部的同志重视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正视整风中的错误表现，深刻反省，切实改正，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
这时我才开始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对照检查思想。先从个人主义检查，检查个人主义在自己身上的特点及其具体表现，由此而深入检查阶级立场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及其实质。我觉得毛主席指出的当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表现之一的绝对平均主义在我身上不那么明显（也许是知识分子的“清高”感），但极端民主思想却是很突出。我在《春风》墙报上写稿要求普通编辑参加编委会和编委会决定要在编辑部大会通过，就是证明。我在编辑部大会上作了检讨，并表示要认真清理小资产阶级思想，把立场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在这次整风学习中，我从编辑部许多同志的检讨中也得到很多教益，深刻体会到转变阶级立场的重要。如果说延安整风运动的重大意义，对我来说，最关键的收获是改变小资产阶级立场，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这是共产党员的最根本的思想改造。也可以说对所有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这样。整风运动给我一生奠定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的思想基础。我对当时（1943年7月初）少奇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先后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感到突然，反而有亲身经历的亲切感。
经过改版和整风学习，我对毛主席已不像过去那样陌生，而是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了。
在这以后，随着蒋介石调动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延安形势逐渐紧张，原先布置的整风运动转入“抢救运动”，即“抢救”失足沦为“国民党特务”的人。顿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务”如麻。康生直接指挥的这次“抢救运动”是一个严重错误，是对受“抢救”同志的严重创伤。幸亏毛主席及时察觉和纠正，指出要严禁“逼供信”，不能重犯土地革命时期抓“AB团”的错误，并提出所有机关、部队，对“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才把“抢救风”刹住。这又一次显示毛主席的英明果断。我参加这次“抢救运动”，同许多同志一起，凭着对党的忠诚，对所谓“失足者”一股热情，苦苦规劝他们“坦白”。许多同志流着泪劝说，我也同样，真心实意地“抢救”。事后证明那样做是错误的，毛主席的纠正实在太及时了。但是，那时参加“抢救”的许多同志劝说的确出于真情、同情和热情，是整风中思想改造活动中的一次纯朴的表现。
《解放日报》的改版，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为标志，1944年2月16日告一段落，历时一年零十个月。报社内的整风运动，也在这之后不久以全社选举模范工作者为结束。
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期，我有两次见到毛主席，并听了他的讲话。一次是1944年10月，毛主席接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一次是1945年1月间，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后一次在边区政府大礼堂，到会人很多，毛主席讲话主要内容是如何做好经济工作。我因被中央直属机关英模大会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工作者参加，印象不深。前一次在清凉山，印象很深。
那是深秋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印刷厂看当天报纸的校样。几位工人跑来车间招呼大家，说毛主席来参观咱们工厂了。原来是毛主席在博古同志陪同下来清凉山会见《解放日报》、新华社和印刷厂的全体人员，地点就在清凉山靠延河岸边的半山上的河神庙，这个庙已改成救亡室，亦即经常开会用的倶乐部。我赶到那里的时候，会见刚刚开始，这是我第一次在近距离内见到毛主席，过去只是在很大的会场上远远望见。我看到毛主席这时比过去（1938年春）胖了许多，同在他身旁的博古同志相比，显得格外高大魁伟，后者修长而消痩。
毛主席操着湖南腔的普通话向大家问好。他不快不慢地对大家说，《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经过整风、改版，有很大进步；工厂生产也很好，印刷了许多书，特别同整风有关的书籍；机关生产也很有成绩，基本上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整风、生产两丰收。毛主席勉励大家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更上一层楼。
毛主席说，党报和通讯社是党组织各项工作的武器，是反映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武器。党中央对全国各地工作的领导和指示，除一些日常性的指示外，许多大政方针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传达到各地和人民群众中去的。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渠道很多，但主要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了解。所以你们肩负着重大的任务。你们要努力进一步把党报和通讯社办好。新闻工作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做到全心全意。
毛主席的会见和讲话，给清凉山上的同志们很大鼓舞和激励。我当时感到，总算在近距离看清毛主席了，总算听到他亲口说的对党报和通讯社以至整个新闻工作的指示了，这些指示是如此概括又如此亲切，既是对报社整风以来工作的评价，又是对报社所有同志的嘱咐和期待。我深感真正做到毛主席要求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很不容易。
【1945年毛主席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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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举行）是我党历史上的里程碑。由于我既非七大代表，又没有参加会务工作，事后听陆定一同志的传达才知道七大的简要内容。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新的党章和少奇同志的报告，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在会后知道的，只记得大概，印象不深。但是，通过这次大会确立毛主席在我党的领袖地位，对我来说是清楚明确的，同时在我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我自己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八年中，毛主席的形象逐渐明晰，在我心目中从完全陌生到比较了解，从淡漠到折服，觉得毛主席在七大受到如此尊敬和拥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我一起到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带有清高、孤傲的习气，不大容易佩服别人，更不大容易拥戴别人为领袖。这次我同许多青年同志一起很自然地甘心情愿地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这件事情本身包含着重大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成熟，表示着我们党和它的领袖毛主席赢得了“三八式”年轻干部的心。这样，我们党不仅拥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一代的骨干，而且拥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新一代的骨干，这两代人是中国革命的精华，体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意志和信念。
【毛主席在七大讲话】
（六）从日本投降到延安撤退
在延安的最后三年，从1945到1947年，我遇到了有历史意义的两大突然：一个是日本投降太突然，来得太快，出人意料；一是国共和谈太突然，来得快，破裂得也快。我深感毛主席在这两个突然中洞察一切，胸有成竹，胜利把握住这两大转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华社在当天傍晚收到路透社的特快电讯，立即打电话告诉毛主席本人，随后又从电话中传来朱总司令签署的延安总部的第一号命令，勒令日伪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新华社马上播出。第二天一清早，延安一片欢腾，庆祝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由于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我同编辑部的许多同志一样，在欢庆的同时又不免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中国的前途怎么样？我们应当怎么办？都说不清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博古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在延安高干会议（大约是8月13日举行）上的报告，使我豁然开朗。毛主席在报告中分析了日本投降后的形势，还提出了我党的方针。毛主席指出，日本投降，标志抗日战争历史阶段告一结束。现在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几天的情况表明，蒋介石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争夺抗日胜利的果实。他过去远远躲在峨眉山上，现在要下山来夺取胜利果子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主席说，我们党一贯反对内战，现在仍然努力制止内战。但蒋介石要打内战，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会这样，内战危险严重存在着。七大就充分估计到内战的危险，并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蒋介石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毛主席强调：人民得到的权利，绝对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党有过在1927年被蒋介石打下去的血的教训，现在要有清醒头脑和正确方针，不要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作自力更生。世界各国都有我们的朋友，我们并不孤立，但我们强调自力更生，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也不怕帝国主义的恐吓。
毛主席说，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新时期，有一个过渡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我们要充分准备对付蒋介石发动内战，要准备着他明天就打全面内战，也要准备在一段时间内打局部内战，两条都准备着，局部内战现在就有。
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提出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早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朱总司令给第十八集团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全军命令中就开始实行了。延安总部下令所有部队向驻区内日军和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八路军、新四军对所有日伪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积极作战，派兵接收或进攻占领。朱总司令还在8月13日致电蒋介石，抗议蒋只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受降，反叫第十八集团军“驻防待命”，重申延安总部命令所部向日伪占领区进军受降或攻占。
毛主席在作这个形势报告的同时，还接连写了两篇新华社社论，即8月13日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8月16日的《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揭露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
【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起草的新华社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当时在延安，不仅参加七大的高级干部对发生最坏情况（即全面内战等人祸、天灾）和争取最大的胜利是有思想准备的（毛主席在七大总结中提出17种可能发生的困难），连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也认为内战难于避免。但是，对于毛主席指出的走向新时期的过渡阶段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许多人并不清楚。因此，当我们从中央社得知蒋介石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消息时，感到非常突然，更感到意外的是毛主席由美国大使陪同，离开延安飞重庆同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我想到：不过是一个月以前，毛主席亲自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性》，指出：美国新任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声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评论说，赫尔利提出的这种对华政策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它增大中国内战的危机。现在，正是这个赫尔利，居然从重庆飞到延安来，陪同毛主席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情况变化之快，真是使人晕头转向。
后来博古同志传达中央的意见，中央反复分析了国内和国际形势，认为：抗战打了八年，人心向和；美国和苏联等大国才打败德意日，也不愿因中国问题迎面相撞；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经八年消耗，也需时日休养生息。形势也利于和平谈判，至少可以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多次谈到：同蒋介石谈判，一种可能是谈成，应尽力争取，为此可以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一些妥协。另一种可能是谈不成，对我亦无损失。我们经过和谈努力，也会使人民知道我要和，蒋要打。我们也赢得时间准备对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
毛主席离延前特别强调，我们的基点放在对付蒋介石全面内战上。现在蒋介石在不少地区向我解放区进攻，我们要把入侵蒋军统统打回去，我们打得越好，歼蒋军越多，越有利于国共和谈。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赴重庆时向前来欢送的延安军民挥手告别】
从8月28日到10月10日，毛主席在重庆同蒋介石会谈。这期间延安各界几乎无人不谈国共和谈。在我们报社，每日从外国通讯社收到各种消息，有时甚至彼此完全相反的传闻，对和谈结果忧心忡忡，特别担心毛主席的安全。我当时特别注意美国的动态。有一些据说是有相当声望的美国议员，发表一些赤裸裸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到了9月底，美军竟然在塘沽和秦皇岛登陆，这是明显地介入中国内战的侵略行动。我当时同报社一些同志议论，中国正发生“斯科比事件”，面临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严重危险。所谓“斯科比事件”，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4年10月，英国将军斯科比率领一支英军在希腊登陆，以开辟东南欧对德作战战场为借口，行镇压希腊游击队之实。有些同志不以为然，认为美国介入国共谈判对我亦有可利用之处。如前此不久，我们就利用美军飞机，把太行、山东、苏北等地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主要将领送回到各根据地（即后来通称的各解放区）去了。
10月10日我党同国民党会谈纪要签字，第二天毛主席即从重庆飞返延安。当时我们站在清凉山半山腰的《解放日报》编辑部山坡上，看着毛主席乘坐的四个引擎的大型美军飞机从延安城南门外飞来，低飞得几乎与清凉山一般高，安稳地降落在东门外飞机场上。大家心头的石块终于落地了。
毛主席向中央报告了谈判经过。据博古同志传达，毛主席在重庆开始谈判时坚持原则，顶住蒋介石的压力，然后放低调，作些让步。蒋方企图得寸进尺，谈判僵持。我即向民主党派人士放风，说明蒋要打，我要和，双方僵住了。这些民主人士一心要和，要求非常强烈，这对蒋形成压力。美国人帮蒋，但又怕谈判破裂。毛主席估计，赫尔利的主意是把八路军、新四军“整编”（即大加压缩）入国民党军队，取消各解放区。他们目前主张谈判，为的是争取时间，以便运送国民党军到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使美国军火能有时间运到前线。毛主席说，就在国共会谈纪要签字的当天，美军在青岛登陆，美军飞机进驻北平、青岛。因此全面内战危险依然存在，而且美军有可能介入。我们对此要有充分准备，这是我们的立足点。但会谈纪要既然已签订，我们争得与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而且又对若干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争取协议的实现，力争和平民主建国的前途。所以周恩来同志仍留重庆继续同国民党会谈。当然也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他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进行自卫战争打败他们。我们的方针是保卫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的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可以作些让步，去换取人民迫切需要的和平与民主。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据博古同志说，毛主席提出各解放区赶快组织野战军，准备迎击国民党的进攻。其后不久，毛主席又指示新华社发表新闻，揭露蒋介石下达发动内战的七项密令和《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番号及进攻事略》。
我听了博古同志的传达，深感毛主席胆略确非常人所及，既全局在胸，敢入虎穴，又能以柔制刚，进退自如。
到了1946年1月，我党和国民党达成协议，双方同时下达“停战令”，并成立国共两党和美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停火的实施。接着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国共和谈在大约半年中先后达成两个协议，当时的和平民主建国空气比较浓。
当然大家也看到，蒋介石不会洗心革面、立地成佛。马歇尔以“美总统特使”头衔来华，来者不善，究竟前途如何，大家也心存疑虑。当时的情势表明，蒋介石军队加速海、空两路运到东北，争夺东北之战开始，我也以“东北民主联军”名义开进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城市。关内形势也逐渐恶化。我党中央派到重庆去的谈判代表王若飞、博古同刚从狱中获释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在4月8日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原来从延安派干部到北平设立的新华分社和《解放》三日刊也被国民党禁止了。内战的危险也同气候一样逐日上升。当时我军绝大部分内线作战，唯独中原部队（以河南驻马店为中心）被蒋军四面包围。据传达，中央担心蒋军很可能先把我中原解放区吃掉。
果然，1946年6月底，蒋军突然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这是全面内战的开始。
当时毛主席估计，蒋介石可能采取关外缓兵（运兵不足）、关内先打的方针，因此我应针锋相对，准备大打，但尽力推迟，争取一面早日增兵东北，占领地盘，一面调整华北部署，先在内线作战，也准备打到外线去。
七八月间，情况已明朗，蒋军除拔掉我中原钉子外，着力先向威胁南京、上海的苏中、苏北解放区进犯，同时又血腥镇压其后方的民主运动，先后杀害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全面内战势已燎原。据余光生同志传达，毛主席说，较场口的一响枪声（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使人们从和平梦中惊醒过来。
毛主席一面部署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出击陇海路，一面指示《解放日报》写社论，动员解放区军民起来粉碎蒋军进犯。社论《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在8月16日发表。
【东北书店印发的解放日报社论《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九十月间，我军初战连胜（苏中七战七捷、刘邓出击陇海等）后，蒋军集中兵力，开始实行东西两翼（山东和陕甘宁）重点进攻战略。毛主席权衡全局，决定全线略向后缩，发挥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地利、人和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
以上情况给我很大的启发，即每当时局转折的关头，当一般人对形势和决策感到迷茫的关头，首先是毛主席高瞻远瞩，把握形势，统揽全局，抓住关键，果断决策，使党和人民渡过转折，继续前进。这中间显露的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分析力、决策力，无论怎样的高度评价，也不算溢美之词。
毛主席不仅在全局上远见卓识，而且牢牢地掌握新闻工具，使之有声有色地为全局服务。
在我记忆中，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毛主席亲自写新闻、写社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驳斥它们的谬论邪说。到了抗战胜利后的过渡时期，毛主席从8月中起，为新华社写了几篇评论，揭露蒋介石和美国准备打内战的阴谋。如《蒋介石在挑动内战》（8月13日）、《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8月16日）、《新华社奉命驳斥和谣》（9月3日）等。这表示毛主席善于运用新闻工具。
特别令我赞叹的是，毛主席早在1946年4月间指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实行大改组，以适应新的形势。毛主席提出，自卫战争将全面展开，情况紧张又交通不便，党的新闻工作力量配置，应从以报纸为重点改变为以通讯社为重点，即战时主要通过新华社（包括广播电台）发布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指示和传播解放区军民作战和生产的成绩。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应从“全党办报”改变为“全党办社”。根据毛主席指示，经过认真讨论，5月间决定将《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合并，统由社长（5月间由余光生任新华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10月间即由从南京回延安的廖承志任社长）为首的社务委员会（包括艾思奇、陈克寒等）领导，主要干部集中在新华社系统，《解放日报》留下新闻编辑部（主管版面编排并编辑国际新闻）和副刊部，新华社下设解放区新闻编辑部、国民党区新闻编辑部、国际部（只管评论不管新闻）、口语广播部、英文广播部等机构，我当时主持国际部工作。同时，加强各解放区新华社地方分社建设和尽快建立野战分社，逐步形成战时新闻通讯网络。
到了10月间蒋军布置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时，毛主席这一富有远见的决策，适应了全面内战的新形势。中央决定新华总社从延安疏散，先疏散老弱妇孺到延安东北的瓦窑堡附近。1947年1月间中央决定将主要干部一分为二，半留延安，半去瓦窑堡，2月间再进一步决定在延安只留小部分（约20位编辑记者），由范长江和我带队，称“留守分队”，3月初又调范长江组织小分队随部分中央同志北撤，由我只带十多个人留延待毛主席最后撤退。那时毛主席已从枣园搬回王家坪解放军总部。
【1947年3月18日毛主席撤离延安，这是在转战陕北途中】
毛主席在3月18日（即蒋军进占延安的前一天）从王家坪撤退。新华社留守分队奉命同时撤退。我写完了最后一期《国际一周》后，17日在夜幕重重中从清凉山经延安东门外飞机场去瓦窑堡，结束跨历十个年头（实际是九年又三个月）的延安生活。
从日本投降到延安撤退这段时间，毛主席作为伟大中国革命的掌舵人的无与伦比的革命气质，给我终生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我那时因为没有接触中央领导核心，对毛主席在国共和平谈判中灵活策略了解很少，但我切身体会到，他在革命转折的关头，从抗日战争转变到解放战争的过渡时期，在国共两党对立的复杂多变中，始终站稳阶级立场，高度警惕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准备打仗上，放在从思想上、政治上、特别是军事上充分准备迎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基点上，这是我党在革命紧要关头胜利完成转变的关键所在。
（2001年6月发表于《中华魂》第8-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