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

　　“政府自抗战结束以后，即以和平建国方针力谋中共问题之和平解决。经过一年半之时间，一切协议皆为中共所破坏，故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以上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特别宣传指示》中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全部论点。

　　这个论点，不是别人的，是第一名战争罪犯蒋介石的。蒋介石在其元旦声明里说：“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在蒋介石发表这个声明的前七天，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有中共权威人士提出了四十三个战犯名单，赫然列在第一名的，就是这个蒋介石。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可是这是不调和的。共产党既然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那末，就应当惩办共产党。既然是“匪”，就应当“剿匪”。既然“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就应当“戡乱”。“剿匪”，“戡乱”，是百分之百的对，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为什么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后，一切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一律将“共匪”改成了“共党”呢?

　　孙科觉得有些不妥，他在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的同一天的晚上，发表广播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点。孙科说：“回忆三年前，当抗战胜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由于国家需要积极建设，由于各党派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曾经集合各方代表和社会贤达于一堂，举行过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谢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善意调协，我们也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如何的幸福啊!可惜当时各方既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全国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遂致战祸复发，生灵涂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