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冠逝者超100万，比数字本身更震惊的竟是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统计，当地时间5月17日17时20分，美国再一次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达1000091人，为全球最高。
逝去的100万条生命成为了“悲剧性的里程碑”。
很难想象，要把这100万人的名字逐一刻下来，需要多大的一块石碑；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冰冷数字背后有多少悲痛的故事和沉重的教训。
运用大数据对死亡病例增长的几次高峰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一些因素竟然比人的生命还重要。
01.生命 Vs 资本
美国新冠死亡人数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2020年4月——其中，有27.8%，来自纽约市，这不是偶然。
纽约是美国非常重要的航空枢纽，像纽约这样的航空枢纽城市正是美国第一轮疫情的重灾区。
要知道，在疫情蔓延初期，物理空间的阻隔是防止病毒扩散的关键措施。从2020年3月开始，各国逐渐意识到要控制人员的流动，尤其是跨境人员的往来。
然而美国却有些后知后觉，一方面，国际航线的禁飞令迟迟没有出台，另一方面，政府相关负责人却和各大航空公司的CEO频频见面勾兑。
纽约市作为美国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首当其冲，飞行员、空乘、地勤人员大面积感染。
然而，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还在后面，不少染病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稍有好转，就继续回到了岗位工作。
按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当时的规定，“只要没有症状就可以继续工作”。许多航空公司都“严格”地执行了规定，美国联邦航空局局长史蒂夫·迪克森在随后的一封解释信中写道，“我们不是公共卫生机构”，言下之意，是想浑水摸鱼。
监管的漏洞之下，航空公司还要求已经感染新冠肺炎的员工“保密”。
达美航空就曾于2020年4月9日向空乘人员发送电子邮件，告诉那些感染新冠肺炎的人“不要通知其他机组人员”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尽管各家航空公司之间的政策不尽相同，但是，航空公司的员工普遍反映，他们要么没有被告知何时接触过感染新冠肺炎的同事，要么通知来得太晚。一些航空公司还禁止空乘人员戴口罩。
当时，在纽约机场工作的一位地勤人员，在感染新冠肺炎后，意识到可能会传染给其他人，还曾去找主管说，与同事之间没有保持社交距离并且没有防护装备是不对的。
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一纸解雇书。
如果说疫情初期，航空公司不顾员工生命安全的做法，还能用美国政府迟滞的防疫政策打打掩护。
到后来，航空公司，甚至开始直接干预美国的防疫政策。
从这张数据图表中，不难看出，疫情发生以来，达美航空公司在游说上的花费较前两年有显著增长。尤其是在2021年第四季度，比往年同期都高出不少。
当时，达美航空总裁在努力推动美国疾控中心缩短新冠肺炎患者的自我隔离时间。
没过多久，美国疾控中心就宣布新冠患者的自我隔离时间从10天缩短到了5天。
然而，美国疾控中心宣布缩短隔离时间后，美国在奥密克戎的席卷下，很快出现了新一轮疫情高峰，单日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一度超过3879例。
据美国乘务员协会主席尼尔森披露的内情，达美航空在员工确诊数量猛增的同时，却通知员工，“即使家里有人检测呈阳性，他们也应该带着症状上班。”
这掀起了美国网友的愤怒，他们认为达美航空对于新冠肺炎的严重性没有任何感知，对于新冠肺炎的患者，也没有丝毫尊重。
不过，看看达美航空、美联航、泛美航空、美国航空公司等大型航空公司背后诸如洛克菲勒集团等美国华尔街财团的影子，就不难理解这种“立竿见影”的政策影响力。
在资本裹挟之下的美国疾控中心，很好地解释了美国一些决策者对待生命的态度——他们是资本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生命健康的守护者。资本逐利比普通人的生命健康还重要。
当一个科学机构的决策被资本所影响，当一项公共政策的前提是“含金量”，这暴露的也正是美国民主和自由的底色：资本的民主和逐利的自由。
02.生命 Vs 选票
美国新冠死亡人数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2021年1月，疫情的中心从纽约移到了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尤为严重。
2021年1月，得克萨斯州单月新冠死亡人数占到了全美该月新冠死亡人数的10.62%。
在得州的这一轮疫情高峰中，拉美裔人群受到的冲击更严重，拉美裔高达44.7%的死亡率在全国范围内是最高的，这和拉美裔人口在该州的占比有很大关系，数据调查显示，2021年，得州的拉美裔人口占比达到了约40%。
然而，看似符合人种分布规律的数字背后，还藏着一个出人意料的数据：
与患病老年人死亡率最高的常规认知不同，拉美裔18-49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要更高。
这个数据的异常，并非偶然，而是在9个月前就埋下伏笔。
得州，是疫情发生以来，美国第一批“重启经济”的州。
2020年4月，得克萨斯州长阿博特签署行政命令，解除“居家令”，宣布逐步重启经济。
到了11月，即使得州确诊病例达到了州内人口总数10%以上，州长阿博特却依旧坚持现有的政策。
在此期间，得州日均新增死亡病例数达到151人。是什么，让得州以牺牲普通人的生命为代价，成为疫情中“重启经济”的急先锋呢？
阿博特的坚持，是有原因的。
注意，“重新开放经济”政策出台的时间，正是美国2020年大选争夺最激烈的时段。
为了赢得大选，获取连任，时任美国总统坚定认为，恢复经济就是“制胜法宝”。
当美国日均新冠死亡人数接近3000人时，时任美国总统实际已经放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卫生战略，反而频繁地公开露面敦促各州重启经济。
得州，一个选票数仅次于加州，坐拥38张选票的“票仓”，从1976年起就是共和党的核心选票区，自然被时任美国总统视为赢得大选的“定海神针”。
2020年5月初，阿博特专门去了一趟白宫，时任美国总统对得克萨斯州“重新开放经济”的措施大加赞赏，肯定阿博特作为州长为恢复得克萨斯州经济所做出的努力，并敦促他继续这样的政策。
然而，州长与总统一唱一和的结果是少数族裔的从业者承担了最大的代价，这跟他们的生存状况有很大关系。
这是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职业分布情况：
其中一些诸如出租车司机、建筑工人、搬运工等行业，由于要在特定的工作区域内和大量人员发生接触，而成为了疫情中的“高危职业”。
在得州尤为典型，大多数拉美裔从事的正是这些低薪却高危的职业。
企业也无法为他们提供任何健康保障。正如得克萨斯州当地一位工厂负责人说：“我们无法为这些工人们提供足够多的口罩，也无法给他们空间让他们与同事间保持六英尺的距离。”
即便是在这样缺乏安全防护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复工，冒着生命危险的背后，是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对有色人种的“歧视”，由于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们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挣取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家人，而冒险的筹码甚至是几代人的幸福。
这个年龄段的拉美裔美国人正值青壮年，他们的后代很多还没有成人，在这轮高死亡率的冲击下，许多孩子都失去了父母，成为了孤儿。
新冠蔓延至今，像这样的孩子，在全美国约有25万名。
从长期来看，本来就面临因肤色问题而遭受歧视、处于弱势的孩子们，在失去父母后，将会面临更高的生存风险，比如无法接受教育、失业、没有经济保障等。
这些少数族裔的孤儿在一开始就失去了与白人孩子一同追求幸福的权利，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不公导致他们在疫情中失去父母。
美国政客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为竞选的筹码，却丝毫不顾及这样的政治筹码所付出的代价，是鲜活的生命和破碎的家庭。
就连共和党政治顾问里克·威尔逊都站出来批评：“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可怕的现实政治的全面应用，这种政治显然愿意用生命换取道琼斯指数。”
03.生命 Vs 党争
美国最新的一轮疫情高峰，从2021年底，持续到现在。元凶正是新冠病毒的新变种奥密克戎。
曾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进行医学研究的伍卫琳博士给谭主做过一个计算，奥密克戎变种的传播速度是新冠原始毒株的5000倍。
当这种传播速度，遇到美国的防疫政策，会产生什么结果？在最近这一轮疫情暴发的中心，俄亥俄州的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
2022年1月至2月，俄亥俄州共报告了7133名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这一数据创下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俄亥俄州的纪录，从全国范围来看是异常突出的。
奇怪的是，疫情高峰之下，俄亥俄州州长迈克·德温调动了国民警卫队来辅助新冠病毒检测，却没有要求全州民众佩戴口罩。
而俄亥俄州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疫情地图上，也还是一片“不建议佩戴口罩”的绿色。
疫情在美国已经蔓延了两年多，面对传播速度翻了几千倍的奥密克戎毒株，从俄亥俄州的州长到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竟然连带口罩这种最简单、基本的防护措施，都不建议民众执行。
这似乎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反应迟钝”来解释了。
州一级的公共卫生部门在疫情冲击下无所作为，让州以下各县的行政官员的防疫措施更难开展。俄亥俄州富兰克林县的卫生官员无奈地说：“我们无法制定可以保护社区的政策”。
这句话，透露了俄亥俄防疫部门的真实情况。在奥密克戎的冲击下，俄亥俄公共卫生系统从上到下的无所作为，实际上，是一种无能为力。
因为在这轮疫情高峰前，死亡病例出现了平稳的趋势，这也给想彻底改变防疫政策的政客以借口。
俄亥俄州议会迅速通过了一项地方立法，该法案规定了州议会有权取消任何持续时间超过30天的公共卫生令。
这意味着俄亥俄州的防疫执行增加了许多变数，变得更加艰难。俄亥俄当地一所私立大学的法律和生物伦理学教授解释说，立法机构有权取消行政部门颁布的公共卫生命令，这给防疫政策掺杂了政治因素，要是立法者觉得这些政策不受欢迎，他们就会将其撤销。
而这项法案的提出者，正是在俄亥俄州参众两院都占多数席位的共和党议员，尽管在州参议院和众议院投票时，民主党集体投票反对，但依然无法阻止该法案的推行。
与此同时，奥密克戎还在美国一些媒体的渲染下，戴上了一副更“温和”面具，为立法营造合理性，麻痹民众。
像俄亥俄州一样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在美国很多其他州也在上演。
当我们把美国的政治地图和目前已经对当地公共卫生部门出台限制性立法的州加以比对，就会发现，这些州与共和党占主导的州几乎吻合。
点击查看美国政治地图和目前已出台限制性立法的州
总统大选虽然已经结束，在地方，公共卫生部门却依然被裹挟在政党政治的撕扯中，举步维艰。
“戴口罩”，这个保护生命的基本措施，却被当成两党政治分野的立场。
今年，在美国国会，来自乔治亚州的两名共和党众议员泰勒·格林和安德鲁·克莱德，因一再违反众议院内要求佩戴口罩的规定，已经被处以至少14.85万美元的罚款。
然而，这笔罚款却成了格林和克莱德引以为傲的“荣誉徽章”，并表示还将继续以自己的薪水来抗议众议院“口罩令”的规定。
这也是疫情之下，美国对待生命态度的另一重写照，把科学当儿戏，把防疫变成极尽政治“表演”的机会。
当生命让位于逐利的资本，让位于政客的抱负，结果也很明显。
从数据上看，即便最新的变种毒株奥密克戎的致病性弱于德尔塔毒株，但是它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前者。
这个对比，直白，却残忍。
在2020年，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拜登还曾在时任美国总统“重启经济”后，扬言，“不要无视这种流行病的现实和美国人生命的可怕损失”。
然而，事实证明，成为总统之后，拜登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不顾德尔塔、奥密克戎所带来的疫情风险，在奥密克戎还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不断放松防疫政策。
所谓的“抗疫”，根本成了政治的秀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大致相当的时间内，拜登政府任内的死亡病例数已经超过上一届美国政府近20万。
美国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100万人，正是两届美国政府“抗疫表演”的结果。
100万的数字令美国人麻木，但每一条生命的逝去，都终将刻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