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沉冤似海的共产党人：记人民的好书记朱赞成

2015-07-05

作者: 扬东林敏捷 来源: 红歌会网

　　目睹家乡历史性的嬗变，城东人民始终无法忘却一位沉冤似海的共产党人，这个人就是当年的泉州市(原县级市)城东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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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海峡都市报》报道：36年前的一大片滩涂，现在已崛起一座新城

2011年《海峡都市报》报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开堂

　　第一章吃水不忘挖井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泉州市城东人民公社曾以“围海造田”的壮举，闻名于晋江地区和全省，而今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城东公社已消失在历史的天空。

　　时隔30年之后，流年似水的漫长时光，抹白了当年围海造田青壮年人的黑发，但无法抹掉这些人生命中最深邃的记忆。他们常会在自家小楼的阳台上，或是在厝宅的大门前，或是在大路边的浓荫下，默默无语驻足沉思着，面朝远方卧龙般的大海堤，久久凝视大海的方向，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仿佛一想起激情岁月的那些日子，心底就会翻腾起一股热血，把激情和思绪带回到当年。那可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里，为社会主义祖国，也是为子孙后代，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开天辟地，围海造田，一举改变家乡赤贫穷苦的命运，开创出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而如今的城东发生了巨变，从农村已经变成崭新漂亮的市区。

　　面对着家乡一片现代化的新姿靓影，城东老人们忆述起当年鲜活的往事，就像海风吹拂着每天潮起潮落的涛声，日复一日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没有当年南、北海堤的修建，就没有现在城东的辉煌啊!”“噢——是说昨天到今天的变化吗?那不过是时间上演变的结果而已!”城东的老人们，如同与海风涛声一起评说着城东的新面貌。

　　离开泉州市繁华的中心闹市区，往东面大道前行约5公里，便是原来城东公社的旧址，而如今已是丰泽区城东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当年围海造田之后，海堤内曾经五业兴旺的农村景象，以及集体经济欣欣向荣的大气象，眼前已经难觅踪迹，取而代之的是新城区建设中，“卖地与开发”齐头并进的恢宏景象。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矗立在各处十字街头，俯视着街道上往来的车水马龙。这些极有现代特色的建筑群，在区内星罗棋布过目难忘，还有那一条条宽阔的街区大道，平坦笔直通达顺畅，全由红绿灯自动管控着，让外出驾车和步行的人们，充分享受着城市的文明。当年海堤内围垦的万亩良田，经过时代嬗变的励精图治，已经被开发成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区。先期在此地落成的大型生活圈、商业圈，还有学校、医院和体育场馆，以及工业园区和科技园区，如今早已经是人气汇聚，处处呈现出兴旺的商机，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新落户的企事业单位，踏至纷来，争先抢驻，让这一大片充满生机的热土，不断延续飞跃发展的后劲。

　　但是，这里的一切已经与万亩良田的创业者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自从人民公社和集体经济解体之后，“发展是硬道理”的经济大潮，裹挟着分田到户的广大农村，也让此处大多数村民被迫失地进城，沦为依赖市场经济谋生的农民工，挣扎在新城区的最边缘。

　　目睹家乡历史性的嬗变，城东人民始终无法忘却一位沉冤似海的共产党人，这个人就是当年的泉州市(原县级市)城东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同志。

　　根据泉州市史料记载，真正改写城东面貌的第一代创业人，是那些人民公社时期围海造田的社员们。在当年，就是他们追随公社党委好书记朱赞成，向大海挑战，移山填海，筑堤围垦，变沧海为良田，谱写出“精卫填海”般的壮丽史诗;也是这个气吞山河的创业群体，用他们的信仰、热血、奋斗和牺牲，为集体经济创造出旷世的财富，同时也为了开启未来，留下永续不朽的创业精神。

　　庄严的实史告诉人们：没有当年围海造田的壮举，就没有城东新区今天的辉煌，如今这里城市化建设的崭新面貌，只是薪火传承中续写的新篇章。然而，在历史的记录中也留下了让城东人民难以读懂的地方：为什么这位受到世人追思和怀念的公社好书记，却在围海造田之后一场政治运动中，被一颗历史误会的子弹，夺走了他那年富力强的生命……

　　最让城东人民不能理解的是：

　　难道说，三十年前，人民公社带领全体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错了?

　　难道说，三十年前，“农业学大寨”、“自力更生”、“围海造田”，为解决广大农民的吃饭

　　问题也错了?

　　难道说，在当年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也错了?

　　或者是毛主席走了，有人开始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颠覆人民公社，把深埋在心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由来已久的积恨，也疯狂地清算到当年广大公社干部、社员和今天的城东人民头上!难道说，以这种“反攻倒算”来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是正确的?这段历史的真相倘若不弄清楚，就会让活着的人们无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的讲话精神。

　　当年的城东公社老社员们，正是今天传承城东历史的主体，也是与共和国历史同步伴行的见证人。在中国几千年民间文化的脉络中，总有一种永不泯灭的淳朴和善良，这就是俗话说的“吃水不忘挖井人”。随着日增岁月人添寿，当年围海造田的一群老人们坐不住了，他们要穿越过岁月的河流，去追寻那些岁月深处的往事钩沉，他们还要用余生的执著和疾呼，去拾遗补正那个不该误会的、不该遗忘的历史真相。

　　第二章出身贫苦人家

　　朱赞成是泉州市浮桥镇霞洲村人，1929年2月3日出生一户贫苦的农民家里。他家祖辈以务农为生，到祖父这一代，辛亥革命之后，军阀连年混战，官匪勾结掠夺，苛捐繁税沉重不堪，闽南一带农村凋蔽，民不聊生，在兵灾与荒年中，祖父沦为失地农民，从此朱家生活赤贫如洗。

　　朱赞成的父亲朱榜是个独子，迫于生计学做泥瓦匠，他为人厚道勤劳，性格木讷，没有文化，手艺学成后，每每揽活不善谈价，常遭到承包商和工头盘剥，收入微薄而不稳定，仅能勉强养家糊口。此时，儿子的突然降临，全家人亦喜亦愁，喜的是单传有后，可以延续香火，愁的是家徒四壁，难以养活。面对着家人们长愁短叹，倔强的朱榜咬牙横心，为了养活这个唯一的独子，他全然不顾身体瘦弱，起早贪黑到处揽活，拚命地做工挣钱。不幸的是，经年积劳成疾，朱父终于卧病在床，沉疴不起，顶梁柱就此倒下。

　　朱父病倒之后久治不愈，家人四处举债与求医，渐渐欠下一屁股债务，债主们经常上门逼债，此时朱家已经是一贫如洗了。就在朱家陷入天地倒悬之中，朱赞成的母亲蒋排娘，并没有被苦难的命运击垮，这位幼年就过门当童养媳、挨到22岁才成婚的女人，用她自己对朱家的忠贞不渝和贤惠，独自撑起了家里残破不堪的一片天地。在旧中国战乱不安的年代里，每当兵荒马乱或天灾人祸来临之时，闽南地区的底层妇女总是极尽自己的忠贞善良，和特别能吃苦的毅力，独自撑起各自遭遇不幸的家庭危局，也不知道挽救过多少穷人家的灭顶之灾。

　　从这个视角看，朱家是幸运的，男人倒下了，还有他的女人顶了起来。这是一位貌不惊人但在瘦小身体内蕴藏着惊人毅力的妇女，生活使她在苦难中学会了坚强，她咬着牙下决心要支撑住这个家，也要像男人一样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从此，她就开始了沿街卖菜的生涯。

　　每天天不亮，蒋排娘就要到菜园主人那里赊购，之后挑上两大筐蔬菜赶路，一口气急走十多里才能趁早进城抢占摊位，放下菜筐就大声吆喝着卖菜。进城卖菜从来就是乡下菜农的主要生路，这让城里的菜市场充满着明争暗斗，新的来人初来乍到经常被挤兑，也常遭到地痞无赖的欺侮，每当在市场内或周边无法摆摊，她就得挑起菜担沿着大街去叫卖。

　　在那段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蒋排娘不避四季寒暑，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天天进城沿街卖菜，以此养活着全家，让朱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光景。蒋排娘的聪明、勤劳、能干和贤惠，也渐渐受到村里人的认可和尊重。在经过大半个世纪之后，村里活着的高龄老人仍然对她依稀可忆，但是对当年蒋排娘卖菜生涯艰辛的往事，以及其中令人心酸的故事，已经不能穿越时空再作详细的忆述了。

　　朱赞成的童年生活是在极其贫困中度过的。他自小聪明伶利，眉清目秀，又是独生子，自然得到一家人的疼爱，可是家中的日子很艰难，经常是饱一顿饿一顿，朱赞成所能享受到最疼爱的待遇，也仅是在半饥半饱中成长着。尽管这种贫穷就像身后的影子，与他的童年形影不离，但是如此困苦也催生出了他的早熟。

　　为了支撑全家人的生活，爷爷与母亲还得租种二亩贫瘠的坡地，栽种蕃薯和花生，奶奶也得每天到山丘野地里捡柴拾薪，还要到水塘或河边打捞猪草。此时的朱赞成仅有五岁多，还是个顽童，幼小的他就懂得收敛玩性，主动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家事，日长天久后，渐渐地成为了家中的小帮手。正是因为有这种从小做起的经历，当他成长到八岁时，就可以独自去干一些杂活了。

　　在父亲病倒之后，朱赞成目睹了家庭谋生手段的转变，这让他幼小的心灵上，受到一次“穷则思变”亲历中最初始的启蒙教育。

　　就在母亲毅然挑起菜担走出家门之后，促使了爷爷的思想发生变化，他和奶奶商量着，为了让儿媳卖菜能降低本钱增加收入，决定把租种的二亩坡地改成种菜地。这对于朱家真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首先要对贫瘠的土地深翻一遍，再从远处挑来大量的熟土，对土壤进行搀和，还得依着地势做围堰，以防土壤流失，此外还要在田头挖掘深坑，贮存粪便以沤肥，面对这种耗时费工的打算，着实让劳力单薄的朱家一时之间坐拥愁城。幸亏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得知后，大伙儿纷纷出力帮忙，一个冬天就把菜园子改造了出来。对于成功改造菜园子这件事，在幼年的朱赞成眼里，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让他看到穷人帮助穷人的情义，也明白了人多力量大的道理。

　　在朱赞成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母亲。朱母蒋排娘是一个颇集闽南劳动妇女优点于一身的女人，她聪明干练，贤惠顾家，又特别能吃苦，虽然没文化却很有主见;她一生信佛认命，但又具有天生的倔强和执著，从不肯向苦难命运低头。

　　蒋排娘自从过门以后，每天鸡叫头遍就起身操持家务，她干起活来手脚麻利，总能按照婆婆的心意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由于她的孝顺、贤惠和勤快，很快就得到公婆的认可和喜欢，随着岁月的流失，公婆老将渐至，全家生活重担，也都倾压在她的双肩上。仅管生活过得很艰难，蒋排娘从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她性格开朗，聪惠干练。朱家是全村有名的穷户，克勤克俭自然是穷人当家的本色，蒋排娘总能够把穷日子安排得“细水长流”。她的这一特点很能受到公婆的待见，和邻里的称道，克己、奉孝、守妇道，是闽南乡间一贯的传统道德。平日生活上，蒋排娘宁可苦自己，也要先侍奉公婆和丈夫，可谓尽孝至贤。尤其是丈夫长期卧病在床时期，蒋排娘以其忠贞和坚毅，支撑起危困之中的朱家，这更是让她得到村民们普遍称赞。

　　在朱赞成的眼里，母亲从来就是一位治家能手，也是一个教子极严的慈母。蒋排娘同样是出生于贫苦人家的女儿，她没有文化，她的思想观念是从老辈那里传承而来，同时也受到闽南乡土旧文化的熏陶，所以她的教子观念很草根，很传统，也很现实。

　　儿子是朱家单传的独子，倍受公婆的宠爱，但蒋排娘深知溺爱害子的道理，始终坚持对唯一的独子不溺不惯。

　　朱赞成尚在贪玩的年龄，他无法像邻居小伙伴们那样玩得无忧无虑，平时父亲长期卧病在床，家中人手随时随地不够用，母亲就经常限制朱赞成的玩性，要求他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杂事。但是，孩子的玩性是很难控制的，于是母亲特地编制一个小背篓，每当朱赞成想趁爷爷奶奶外出干活也要跟随出去时，为防公婆放纵孙子溜去贪玩，她便让朱赞成背上小竹篓去捡干柴，不许他空着手回来。所以朱赞成还在儿时，和许多穷人家庭早懂事的孩子一样，自觉或不自觉就接受了穷人家庭教子的必修课，即玩耍与谋生相结合。

　　由于少年时的贫困如影随形，朱赞成在成长中童趣十分简单，对于生活不曾有过大的梦想，唯一的奢望就是能吃饱肚子。可是在家中生活最艰难的日子里，他经常是半锇着肚子，但母亲还是不许他随便接受别人馈送的食物。她总爱用“人穷志不穷”作为口头禅来教诲朱赞成，并且常常念叨：“做穷人要穷得有骨气，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每当家里粮食不够吃，母亲就到野地里去挖野菜，去时总要带上朱赞成，一边挖一边教他如何识别野菜，还不忘教诲地说：“穷人是靠土地公活下来的，只要土地里能长出东西，手脚勤劳就不会饿死”。朱母教子往往言语不多，却让朱赞成很是受教，许多十分简单的人生道理，儿时就被牢牢地记住，是母教给他打上了生命的底色。

　　肚皮常常挨锇的穷孩子最懂得珍惜粮食。那时朱家的主粮是地瓜干和地瓜渣干团，闽南地域多雨潮湿，地瓜干和地瓜渣干团不便贮存极易霉坏，朱赞成儿时就在家人的影响下，只要是天气晴好不用长辈吩咐，他会把发霉的“粮食”搬到院场上摊晒，自己守护着不许鸡鸭靠近，一点儿都舍不得遗弃。当收获的季节一过，他就提着小竹蓝跟随比他大的穷孩子，成群结队来到农田主人收拾过两遍的地里，细心地去寻找被漏收的农作物，比如残剩在地里的地瓜、芋头或者花生等等。每当这群穷孩子们有点意外收获，大家就欢呼雀跃，一起庆祝“丰收”。

　　成长到少年时，朱赞成就更加懂事了。尽管这时他的目光还非常稚嫩，但是对贫苦生活已怀有初悟，开始学会从苦难中用心去体察世事。

　　当他已经成长到读书的年龄，因为家里贫穷无法上学读书。每天看到村里其他同龄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堂，他只能用羡慕的眼光呆呆地看着，内心就会升腾出无名的失落感。

　　朱赞成清楚的懂得，这是因为家中贫穷的结果。自从父亲病倒在床，他亲眼看见母亲拚命挣扎着为生活到处奔波，母亲卖菜的收入要应付全家人的生活，还要归还拖欠已久的老账，已经是实在没有能力再送他去上学读书了，所以他就把想读书的愿望封死在心底，从来都不向家里提出。此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快快地长大，自己要用力气和劳动来养活家人，让全家人过上吃饱饭的好日子。

　　然而，儿子想读书的心愿自然瞒不过母亲。其实这也是朱母的一大心愿，她虽然没有望子成龙的宏愿，但是朱家经历过几代文盲，吃够了当睁眼瞎子的苦处，她绝不甘心让儿子再当文盲了。不久，蒋排娘就开始筹划起送儿子去读书的打算。

　　经过三年卖菜生涯的打拼，蒋排娘逐渐摸索出些门道。这一年，她不再往泉州城里的菜市场扎堆，而是把眼光放到了离家二十里外的丰州镇。这是泉州附近出名的侨乡，在南安县境内。此地殷实的侨属比比皆是，新鲜蔬菜的需求量较大，蒋排娘看准了商机，以诚信和质量赢得了一些固定的买家，从此以后，她贩菜的营生渐渐顺利了起来。每天到丰州镇去贩菜，来回要奔波四十余里，朱母起早贪黑分外辛苦，她总是风雨无阻，那一年苦干到年底，朱家总算还完了多年欠下的旧债。翌年夏季，蒋排娘就要送儿子到邻村小学校去上学。

　　送儿子上学前，母亲再三勉励要刻苦学习。朱赞成把母亲的话牢牢记住，他深知自己有书可读，完全是靠母亲艰难打拼的结果，因而很感动也很珍惜，对所学的功课十分用功。由于他天资聪明，学习勤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表扬，由此而引起发一些同学的妒嫉。

　　同班同学的家庭有贫富之分，那些富家子弟虽然在学习上有好有坏，但是在瞧不起家境贫寒的同学里，却有着不约而同的一致。他们平时就与穷同学相处的很不友好，当看到朱

　　赞成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因而也受到了其他穷同学的钦佩，这让他们觉得没有面子，心里很不服气，于是便一起合谋准备枪打出头鸟。他们就在放学后经常走的道上，找个岔儿拦下朱赞成，故意寻衅挑事。刚开始时，朱赞成总是忍让，多次之后，越是忍让越让对方气焰嚣张，终于有一次朱赞成忍无可忍，不堪受辱出手还击。富家子弟是结伙欺人，仗着人多势众，一拥而上，眼看朱赞成抵挡不住，这时被同班的穷同学们看见了，见路不平，就招呼人手相救。穷孩子帮穷孩子心齐，富家子弟见势不妙，在一片愤怒的眼光下溜走了。

　　此事风波未了，富家子弟中有个校董的儿子，他跑到校长那里告起恶状，校长不分青红皂白，让人通知朱赞成到他的办公室，狠狠训斥了一通，还强迫朱赞成向肇事的同学道歉。这件事对少年的朱赞成打击很大，平生第一次感受到被人欺凌的屈辱，满心愤懑，深刻而挥之不去，就像犁尖在心田划出一道深沟。

　　就在朱赞成即将高小毕业时，村里把坡地租给朱家的那户地主，居然又一次要调高租息，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这户地主看着朱家把二亩贫瘦的坡地，几年工夫就种成了肥沃的菜园，内心喜不自禁又十分红眼，利欲熏心的本性，让他另外打起小算盘，决定再一次提高地租。朱家舍不得放弃用汗水改造出来的菜园子，咬着牙已经接受了一次提租，可是这一次提租的条件过于苛刻，明显带有逼人退地的意图，朱家在一番抗争无效之后，不得不退还租地。退地之后，朱家的生活又艰难了起来，只能依靠蒋排娘一人贩菜维持着全家的生计。

　　祸不单行。在朱赞成小学刚毕业的几个月后，长期重病卧床不起的父亲，实在熬不过年复一年贫病交加的折磨，生命在病吟之中渐渐油尽灯灭了。朱榜终年仅42岁。

　　父亲不幸中年病故，给予爷爷奶奶和母亲的打击极大，在一场哀号悲恸的送葬归来之后，朱赞成发现爷爷奶奶明显地衰老了，母亲也渐渐被沉重的菜担压骆了脊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种情形让他无法再安心学业了，于是便暗下决心要外出自谋生计。就在领取高小毕业证后，他终于向母亲说出了不想上初中的决定，想要到镇上商店里去当个学徒。对于儿子决意中断学业，朱母自是心中凄苦不堪，出于家境的窘迫，无奈中只好应允。

　　第三章新中国获得新生

　　泉州浮桥镇是个有名的古镇，位于晋江与浯江的汇合处。此地风光秀丽，江上帆影不绝，岸上古渡头的榕树，与浮桥、双髻山倒影相融，自古有“浯江月色胜唐诗”之说。

　　北宋年间泉州郡守陆广，在此地“造舟为梁”，俗称“浮桥”。南宋绍北二十年，改建石桥，工程浩大，耗时二十年建成。从此，古镇水陆便捷，商贾簇聚，物贸昌盛。

　　朱赞成经村里人介绍，来到兴记米行当学徒，这一年他十五岁。兴记米行在镇上是个老字号大米店，座落在繁华的街道上，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在泉州米行中颇有影响。

　　米店的老板对待学徒十分苛刻，第一年要从给老板做家务干起，劈柴、挑水、打扫庭院、冲洗茅厕以及搬运或跑脚等等活儿，全是新学徒每天必须要做好的份内之事，老板只管吃住不给工钱。朱赞成几乎天天都是起三更睡半夜，拼命地干活，劳累不堪，然而他坚持着苦熬硬撑，尽心尽力去干好每一件活儿，尽管如此，仍是常受到老板家人的挑剔和训斥。为了得到今后的发展，朱赞成只有忍声吞气，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撑过了第一年。

　　第二年老板就让朱赞成搬到米店里去住了。此时，他才算正式跟着老店员学习在柜台上做生意。店中对学徒的规矩极严厉，学徒要比老店员早起床，先在柜台上操练算盘，练完了才能吃饭。老店员未来上班前，学徒要先把店里的杂事都做好了，等候着老店员进店上班，由他们喊一声开店门，学徒才可以开店迎客，一天的生意就开始了。

　　老店员可以随坐随站在柜台内差使学徒，学徒只能站在柜台外边迎接顾客，若遇到有

　　身份的顾客，眼尖的老店员一声招呼，学徒马上就要笑脸相迎，泡茶递烟，恭候差遣，随时准备为顾客送货上门。米店的生意很好，中午老店员可以轮着休息，学徒不能休息，晚上还要开夜市，九点以后才能关店门。关门后待到老店员纷纷离去，学徒还得收拾好柜台和店内。一切整理妥当之后，朱赞成就在柜台的煤油灯下，一个人噼啪噼啪地苦练算盘和心算，练累练困了才肯歇息。

　　一年到头天天如此，朱赞成始终墨守成规。他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做人老实，办事认真，逐渐地被老板看好。这一年米店生意很兴旺，老板见朱赞成聪明勤快，过年时给了他八块大洋。这可是他第一次赚到钱了，欢天喜地回家过年，把钱交给母亲。朱母十分高兴，特地到镇上为儿子做了二套新衣，她想让儿子能有模有样，做个被人瞧得起的人。

　　转眼三年很快就过去了，朱赞成出徒后当上正式店员。这时的他，已经对米店里业务十分熟练，对于店铺的生意经也颇具心得。他以敬业勤快，热情礼貌，处处体现出敬奉顾客为衣食父母的宗旨。每当顾客进门，他就笑脸相迎，百问不烦，百挑不厌，以诚待客，童叟无欺，当顾客要走，就吉言相送，买卖不成仁义在。他虽然已经成为店员，但还是保持学徒时的姿态，每天一上班就恭候在柜台前，给顾客提供周到勤快的服务，这让米店老板很满意，次年就破例给他加了工资，此时他的月薪已经相当于买两担稻谷的法币，这让从小就志向不高的朱赞成有了满足感。如果不是国内形势这时发生剧烈大动荡，也许朱赞成会在这家米店里当个终生店员，平平安安地终其一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违背民意发动内战，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结果内战一直打了二年，南京政府在财政上快要撑不住了，国内市场物价不断暴涨，流通的法币持续暴跌。这时泉州市每担稻谷由年初4.6万元法币，飞涨到12月80万元法币，这让米店的生意很快就跌入低谷。

　　起初，米店老板以为这只是时局一时困顿，就号召全体店员克服困难，同南京政府共度难关。他没料到，苦苦硬撑到次年8月，南京政府突然颁布《金圆劵发行办法》，宣布实行金融改革，废止法币，以一元金圆劵收兑300元法币。一时间，泉州市场上商品奇缺，立即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中央政府此举就象在民间公开抢钱，导致金圆劵面世不久即遭暴跌，引发了全国乃至泉州市民疯狂的抢购潮。米店老板也深受其害，叫苦不迭，他想转嫁危机，坚持用金圆劵发薪水，可是遭到了店员们的集体拒绝，大家提出要用店里的大米折算工资。老板眼珠一转，提出月初发薪月底折算领米。面对金圆劵天天贬值，店员们当然不能接受，双方就此僵持不下，于是店员们自发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几天后老板扛不住了，这才勉强接受店员们的要求。

　　这次米店里的罢工，完全是店员们为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可是老板却认为肯定是有人领头，推测此人就是朱赞成。其实，这是一种无端推测，朱赞成当时只不过是年青气盛，言行略显血气方刚，与老板抗争时比别人的声音大些而已。就此以后，老板内心里对朱赞成产生出了嫌隙。

　　1948年底，南京政府为了挽救败局，下令在南方各省强行征兵，福建省各地相继出现了抓壮丁的高潮。12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下令在泉州地区组建第121军325师，兵源就地征招。

　　泉州市当时是福建省第四行政专区，三年内战使这里的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此时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真实消息，中央日报和电台再也无法掩盖了，蒋统区残余政权实际上处于垂死挣扎之中，社会上几乎无人愿意应征去当炮灰，这让国民党专员十分头痛，仓皇之中下令在辖区各乡镇摊派名额，让当地保长带领保安团去抓壮丁。此举就等于给了保安团打劫民财的机会，他们层层摊派敲诈勒索，闹得遍地鸡犬不宁。米店老板的亲属被摊上了名额，他不得不去乞求保长和保安团长。保安团长收下金条继续刁难，要求找人来顶替，这让老板左右犯难，情急之下陡生歹意，“举荐”了店员朱赞成。幸好，乡公所有个朱氏宗亲得知此事，不禁一惊，想到朱榜家两代单传，于心不忍，赶紧通风报信。朱赞成连家都不敢回，悄悄溜出店门，只身逃往晋江县青阳镇，在一位好友家中躲藏了起来。

　　没想到国民党第325师师部就设在青阳镇，此处抓丁拉夫的声势比浮桥镇还大，朱赞成藏匿了几天以后，感觉此地不宜久留，就在好友的帮助下，隐姓埋名逃往石狮镇，进入一家米店当店员，一边打工解决生计，一边苦等时局的变化。

　　转眼功夫只过了半年，当地时局就发生翻天地覆地的大变化。泉州地区早年在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此地已经播种下了红色火种，经过二十多年血与火的考验和发展壮大，中共地下党已经拥有和掌握二万余人的武装队伍。为了配合三野十兵团解放泉州城，1949年5月至6月，中共地下党的武装团队就主动发起进攻，先后攻下了安溪县和永春县的城关，成立起人民民主的县政府，开始有效地瓦解即将崩溃的当地旧政权。

　　8月31日上午，中共地下党泉州武装团队千余人兵不血刃，一鼓作气占领了整个泉州城区。同日下午，解放军第29军的先头部队，在城内与地下党的武装团队胜利会师。从此，古老的泉州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共产党来了!朱赞成不用再东躲西藏了，他太高兴啦，归心似箭。在回家的路上，朱赞成无比兴奋，突然有了一种可以抬头做人的感觉——这可不是在梦里哦，现在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回到家里，可以昂首大步回到兴记米店，可以自由激情地奔走在大街上，汇入迎接共产党、解放军的沸腾人流之中……

　　可是在此之前，朱赞成对于共产党的认识似乎还是一张白纸。他在米店当店员时，从不关心和过问政治，甚至不知晓政治为何物?偶尔见顾客谈论着国共两党打内战争天下，他总是小心翼翼恪守着老板定下“莫谈国事”的店规，一概不闻不问。可是，自从遭遇抓壮丁狼狈出逃以后，他就本能地关心起时局起来了。从法币贬值、兑换金圆劵、发生抢购风潮这些民不聊生的大动荡中，他也像当时绝大多数普通市民一样，从内心厌恶现政权的腐败无能。

　　就在四处躲藏的日子里，朱赞成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底层大众拥护共产党和反蒋反战的沸腾民意。他开始渐渐地痛恨起国民党政权，几经寻思方才觉醒，是国民党发动内战害得天下大乱，害得自己颠沛流离有家难归，对于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坏政府，当然是越快倒台越好了!所以，当他获悉共产党已经把国民党打垮的消息，自然就替共产党感到高兴，打心眼里欢迎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好人政权。

　　1949年9月上旬，泉州地区以及各县的人民政权，在民众的一片欢腾声中陆续建立了起来。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消息，更是尤如黄钟大吕震撼了大江南北。

　　朱赞成当时年仅二十岁，闻讯后异常兴奋，在心里高兴地想：从此天下就要太平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日子总算被盼来了。然而，当时的朱赞成是绝对想不到，自己个人的命运也会跟随这一伟大的历史变迁，被新时代的巨大潮流，无声无息地彻底改变了。

　　当朱赞成重新出现在兴记米店时，发现老板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变得明显的恭谦起来，但他在心里并不诧异，知道是老板做了亏心事的结果。在遭遇抓壮丁之际，朱赞成恨透了老板出卖自己去顶替壮丁的劣迹，内心深处时不时恨恨地暗想着，日后一定要找老板讨回公道。可没想到，他回到店里与老板第一个照面，自己还没开口，老板马上就陪着笑脸迎了上来，请他立马到柜台里面上班，还让账房先生补发他出逃时的工资。朱赞成心里明白，这是老板在认错赎罪，于是便淡淡一笑，从此不再提起这码事了。

　　泉州历史上是个缺粮地区，新的人民政权为了稳定民心，采取了坚决抑制市场粮价的措施，这对习惯于操纵粮价牟取暴利的粮商们十分不利。他们表面上服从人民政府的限价政策，暗地里却让伙计在大米售出前，掺些霉变的坏米或者砂子，甚至还泼洒些水增加大米重量。对于这些奸商们的劣行，政府人员曾经多次告诫和教育过，但因缺少管理手段屡禁不止，市民们对此事多有抱怨，粮商们乘机把责任推到军管会的身上，说这都是征收公粮过多造成的，实属被逼无奈的结果。于是，地委领导决定派出工作组去摸清情况，为着手整顿粮食市场作好准备。

　　有一天上午，米店来了一位穿便装腰间佩手枪的干部，带他来的是一位乡里的干部。乡干部向米店老板介绍说：“这是市里派下来的工作组同志，姓王，你就叫他王同志吧，是专门来维护粮食市场秩序的”。他要求米店老板好好配合，说完就走了。米店老板立即殷勤接待，连忙请王同志入座上茶，还招呼伙计到酒楼定席，说是要摆接风宴，却被王同志婉言谢绝了。他向米店老板简单询问了经营情况以后，就在店里随意走走看看，来到了柜台旁边，仔细察看不同粮食的标价和质量，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随后仅向老板索要了店员的名册，便与老板告辞了。

　　米店老板看着王同志的背影远去，一头雾水不明其来意，店员们也在心里七猜八想，可是当着老板的面谁也不敢乱说。

　　几天过后，有一位店员向老板报告说，工作组王同志到他家里来走访，专门调查店里有无违法经营的情况，老板一听紧张起来，马上追问其他店员，个个支支吾吾，只有朱赞成十分坦然，承认王同志来过自己家，也找他调查店里经营的情况，他已经把店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全部都告诉了王同志。朱赞成还告诉老板，王同志让他动员老板主动向工作组坦白，争取政府的从宽处理。可是，自己弄不明白政府从宽处理是啥意思，非常担心老板去自首就会被关进大牢，米店也要关门，大家都要失业，所以一直很犹豫，不知道王同志的话该不该传?自己正在为这事犯愁呢，这不，老板您就问到头上来了。

　　米店老板也是个颇有阅历的人物，立即明白那些支支吾吾的人，肯定也是向工作组王同志道出了店里的实情，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便决定向工作组坦白交代。

　　原来米店老板在市场粮食供需紧张时，不但缺斤少两，也往新米里掺杂陈米，时不时也偷掺和点细砂，甚至还采用喷水让大米增加重量。这本是米行趁着内战、乱中取利的公开秘密，可是当共产党掌权以后，对粮价实行抑制政策，引发米行老板们不满，就想钻新政权空子，联手串通故伎重演。他们揣测共产党刚得天下，肯定管不过来，对此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可是当了解到工作组的动向后，米店的老板已经看出来了，共产党有着一群挺会认真办事的干部，不好对付呢!他不想在改朝换代的多事之秋，自己给自己惹事，所以当王同志再次来到米店送还名册时，老板就主动坦白了自己卖米掺假的行为，并且表示要痛改前非决不再犯。在王同志的教育下，米店老板也向店员们作出承诺，保证今后一定诚信经营，绝不会再做损害米店信誉的事情。

　　后来，朱赞成才知道这位王同志的姓名叫王传胪，是本地惠安县人，早年就参加地下党，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这次王传胪带着一个工作小组来到浮桥镇，是因为此地是泉州的粮食水运集散地之一。他几乎走访了全镇大小米店的老板和店员，在与众多人接触和交谈中发觉，朱赞成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店员，却很熟悉浮桥镇粮食市场的商情，尤其是对镇里几家大米店的进货渠道、进出价格、以及数量和品质了如指掌。通过此事，他对朱赞成的聪明和记忆力，留下了挺不错的印象。

　　两个月后，地委工作组综合了调查各地的情况，向地委作出汇报。工作组认为，全区各地存在着某些地主和粮商相互勾结，蓄意破坏军粮征购的严重情况。地主们不愿被多征军粮，就把收来的新粮悄悄卖给了粮商，又在征粮时假装哭穷，用少量的陈年旧谷来应付军粮征购，而粮商们乘机掺假坑民，两头发财，严重扰乱了粮食市场的秩序，因此建议地委要予以打击。同时，工作组也分析了全区产粮和存粮不足的现状，认为目前要同时兼顾军粮与市场供应相互平衡，建议地委减少本地筹粮支前的指标，请求省里从其他产粮区紧急调拨，以确保闽南前线部队的军粮供应。

　　地委迅速采纳了工作组的意见，保证了正在横扫残敌大部队的军粮供应，也稳定住全区粮食市场的供给。

　　由于兴记米行老板及时识得时务，他的坦白交代轻松过关，获得了政府只教育不处理的宽大，结果是毫发未损。可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他对共产党新政权的立场又发生了动摇。

　　泉州地区是个繁荣的侨区。在解放初期，收音机还是奢侈品，但在泉州侨属和富裕人家中，已经不少家庭拥有了收音机。此时，盘据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加强对大陆的反动宣传，大肆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响了，大陆中共政权的未日即将来临。这种宣传对于与共产党心存介蒂、时刻梦想复辟的人来说，在政治上极具煽动力。

　　米店老板常常夜晚守在收音机旁，悄悄偷听着台湾和国外电台。在白天，他交代完店务就匆匆赶去与同类相聚，不亦乐乎地在茶馆里互通消息，窃窃私语议论起天下大事。这时有关韩战时局的外电报道，几乎全是向着一边倒，喧嚣着美军统帅麦克阿瑟饮马鸭绿江已成定局，于是乎泉州有一些人蠢蠢欲动起来，仿佛大陆很快就要变天了。米店老板经不起煽动，有一天回到米店就挺直腰杆放话：“从今天起，店里有哪位做事敢不听我话的，就别怪我对不起他了，马上就把他解雇掉”。

　　与此同时，泉州地区正在掀起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给志愿军捐款捐物。米店里一些店员见老板没动静，也就不敢响应国家的号召，只有朱赞成和少数店员不顾老板的态度，他们几个人公开走上街头，踊跃给国家捐款，还动员说服其他商店的店员也参加捐款。这让米店老板聚会茶馆时，受到了同类们的奚落，感觉很没脸面，心里老大不痛快，总想找个茬报复朱赞成，可是呢，苦于没有由头下手，经过三思之后，就对一位参加捐款的店员，抓住他工作中无关紧要的差错，小题大做，杀鸡骇猴，借故把他解雇出米店。

　　类似的情况也同时出现在镇上几家商店，这种事很不正常但又不违背商道规矩。被解雇的店员等于断了生计，他们明知老板们是拿进步店员出气，在心里憋屈又无法反抗，要想去找政府反映，却又不知道应该如何诉求，真是苦闷犯难呀!

　　由于这些人都是同镇的熟人，烦恼时就坐在一起，相互诉说失业后生活的难处，聊着说着，几个人不约而同想到了要请一个人帮忙，这个人就是朱赞成。他们一致公认朱赞成在镇上众多商铺的店员中，是一位遇事很有主意，为人又急公好义，不怕出头露面的人物。于是便在约定的时间里，大家就一起上门找朱赞成，要求他出面带领自己去共产党的“衙门”，去找能够管民生的大干部反映失业的遭遇。其实朱赞成早就看穿老板的居心，在心里也为被解雇的店员打报不平，可是一时又想不出啥好办法来，就在这个时候，被解雇的那个店员，带着几个同样命运的熟人一起找上门来，这让性格豪爽的朱赞成，二话不说便答应了下来。

　　建国之初的新解放区，使刚获得翻身的南方劳苦大众，他们世代渴求不受压迫和欺侮的愿望，终于在共产党执政后被激发出来了。这不仅仅是政治上强势宣传的结果，更是当时那些接管旧政权的共产党人，以他们言行一致的良好作风，给了新解放区人民留下太多的良好印象，很快就让这些还处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自觉自愿地接受了共产党给他们普及“解放思想”的第一课——共产党是全天下劳动人民的大靠山!便是在这些现实的环境因素影响下，开始改变朱赞成的思维方向。

　　朱赞成欣然接受共产党政治宣传的启蒙，随之思维和行为与以往有了明显的不同——他首先想到是自己去动员别人为国家捐款，别人是听自己的话，才有了被开除的结果，显然事端是自己惹出来的，做人就应该挺身而出，绝不能坐视不管。另一方面他也想到了，这次老板不解雇自己只是一时隐忍，此事是由于自己想跟共产党走才引来的后果，说不定哪天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再次得罪老板呢，别人被开除的今天，也许就是自己或者其他人的明天，所以他也觉得有必要去找“大靠山”，去讨教个能够对付老板的好办法!此时的朱赞成，正是个热血青年，干练豪爽，为人正直，又有点文化和见识，所以在共产党政权大定之初，他凭着自身一介平民敢于仗义执言的特质，便在这次路见不平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第二天上午，朱赞成同几个被开除的店员一起去地委大院。这是一群从未进过“官衙

　　门”与官员打过交道的平头百姓，在他们的眼里，政府所在地就是解放前大官们办公的那个“官衙门”，一定是同国民党一样戒备森严，大门口的卫兵让不让老百姓进去见官，谁也不敢肯定。在路上，他们个个惴惴不安，朱赞成也是一个样。可是，当他们来到地委大院的门口，一切顾虑随即烟消云散。

　　守卫大门的解放军战士略加盘问，传达室里就出来一位穿便装的干部，态度热情和蔼地接待了他们，听过来意之后，就把他们带进大院里挂着工会筹备处牌子的办公室，便请出领导同志出来接访。

　　真是无巧不成书。朱赞成万万没想到，出来接待的竟是与他相识的王同志。此时，王传胪同志已经是泉州市工会筹备处负责人之一。他很认真地听完朱赞成等人的倾诉，而后耐心认真地向他们宣讲前不久地委刚召开的工会工作会议的精神。地委已经布署要把全区各行业的职工组织起来，成立各级工会组织，建立正常的劳资关系，还准备救济失业职工。听了王传胪的一番话，虽然没有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却让朱赞成等人如同沐浴春风，看到了共产党政府给弱势民众带来解决问题的希望。

　　王传胪还赞许了他们为抗美援朝积极捐款的爱党爱国的行为，同时也宣讲了一些共产党对工商业资方的政策。王传胪开导说：“共产党搞革命是有不同的对象，对拿枪的和不拿枪的不一样，对地主阶级和工商资本家不一样，一个要彻底打倒，一个要争取和改造，该打倒的已经做到了，对争取和改造的是需要时间的”。尽管这番革命大道理让这些人听了似懂非懂，但是朱赞成还是记在心头回味了很久。谈话谈到结束时，王传胪就用很明确的态度，对朱赞成等人说：“你们不需要再等多久了，浮桥镇的工会组织马上就要成立，到那时候我一定想办法为你们解决问题”。

　　在上访回来的一路上，大家很兴奋地交谈着各自的感言，心绪十分畅快。他们凭着赞叹共产党干部良好印象的天然直觉，相信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一定会说到做到。

　　果不其然，一个月以后，王传胪同志带着市工会的人来到浮桥镇，成立起浮桥镇工商业的店员工会，朱赞成被公选为职工(店员)代表，不久又当选为主席。

　　这一年朱赞成才二十岁出头，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当年店员工会主席还不是脱产干部，这种不脱产的兼职可真是有点儿沉重——为争取店员们合法权利是需要有胆有识的。

　　第四章党培养的工农干部

　　朱赞成念念不忘为被解雇的店员恢复工作，他几次以工会主席的身份，与米店老板协商此事，老板一味敷衍，根本不理睬他的意见，这让朱赞成几乎无计可施。这个时候，镇上有些工商业主不满店员工会的成立，又解雇了几个店员，似有示威的意味。此事很快引起王传胪的重视，他找来朱赞成了解情况，决定先从兴记米店老板做工作。

　　王传胪带着朱赞成找到兴记米店老板，坐定后说出来意，老板立即表示不能接受。他振振有词讲了一通自古以来经商管理的道理，坚持业主能自由雇工的观点。王传胪很耐心听着他述说完毕，又很耐心地去疏导他。

　　王传胪把新中国和旧中国、地主雇工和资本家雇工的不同之处，分析得头头是道，接着又把共产党执政就是要无条件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以及为什么要成立工会的政治道理宣讲了一遍。之后，他画龙点睛说出了明白话：新中国的工会就是要求资方，能够主动地与雇员构建和谐关系，要让自己的雇员有劳动者的尊严，只有这样的工商业主，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又批评米店老板说：店主看到店员工作有错误，是可以批评教育，可以作恰当处罚，但不能以大恶责小过，不可以随意解雇店员。这是政府对你们的要求。

　　王传胪的一席长谈，似乎对米店老板有所触动，使他内心陷入了极大矛盾，一方面他不满工商业主原有的社会地位遭受失落，一方面又觉得天下已经是共产党的，自己是鸡蛋碰不过石头。他思来想去唯有生存是硬道理，于是就满脸堆笑地答应：此事尚可考虑嘛!

　　王传胪见米店老板心思还很沉重，仅是勉强松口，知道他需要时间来转弯子，便起身告辞了。走出来以后，他对朱赞成说，对工商业主做工作要注意方法，不能跟斗地主分田地那样要求他们百分之百地听从政府的，只能够一步步去因势利导。当时，朱赞成还听不懂什么是“因势利导”，可是没过多久他也就无师自通了。

　　转眼间1951年的元旦来临。这一天，泉州市各界二万多人集会，热烈庆祝元旦和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胜利。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辉煌战绩，让西方世界的舆论目瞪口呆，让国内那些梦想变天的人开始垂头丧气了，也让立场摇摆不定的人做出了重新选择。

　　大会结束以后，集会的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城大游行。

　　米店老板站在街头观看群情激昂的游行队伍。他亲眼看到了人民支持新政权坚如磐石的力量，也看到了共产党依靠人民捍卫新政权建设新中国的雄魄伟力，不禁在内心暗暗叹息一声，终于促使他那颗不安份的心，又像钟摆一样荡悠了回来，回到安身立命的现实之中。

　　观看完游行回到店里，米店老板马上找到朱赞成，拉住他的手说：“志愿军太伟大了，能够把美国军队打败，真是了不起呀，为中国人争了大志气，这可是天大的喜事，你快去组织店里捐钱吧，我们店这次一定要带头捐款，我第一个捐”。说完之后，老板又压低嗓音，让朱赞成去通知那个被解雇的店员明天就来店里上班。

　　兴记米店的老板带头捐款很快就传遍了全镇，带动出镇里工商界为国家捐款的小高潮。那个时候地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定期要向人民群众报告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形势，王传胪就在市工会的大会上表扬了浮桥镇兴记米店老板爱国的进步表现，同时也称赞了他召回被解雇店员的开明之举。王传胪想要以此对浮桥镇工商界施以正面的影响，可惜没能够奏效。米店老板重新召回被解雇店员的这件事，并没能带动其他商店的业主改变原有态度，虽然也有个别老板经过工会做工作，口头答应了下来，但是光打雷不下雨，过后又借口合作伙伴不同意，索性推翻掉先前的承诺。

　　朱赞成就和店员工会的代表们一起分析情况。他们认为这些老板们态度如此顽固一定是有原因的，从根本上说，是这些业主们打骨子里瞧不起咱们工会，是有意蔑视工会为维护店员权利的话语权。大家都气愤地感觉到了，这也是一种在政治上看似有形却又无形的较量。对于这些在建国初期，依照共产党建政要求行事的基层积极分子来说，无论是文化程度、社会阅历、处世经验上，与资方业主的头脑显然不是同一个档次。就在陷入困境之时，工会里有人提出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学习农民斗争地主的方式，召开全镇店员职工大会，把态度顽固的业主批斗一番。这个意见一时获得了不少人的齐声赞同。

　　此时，朱赞成想起了王传胪的话——对工商业主不能像对待地主那样搞斗争会，共产党不是要打倒他们而是要改造他们。他马上表态不同意开批斗会，主张先安排思想进步的店员去摸清一个新情况，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有人反映一些业主经常悄悄聚会，私下传播台湾和国外电台的消息。

　　——就在这一年9月之初，泉州地区发生了重大的敌情事件。台湾当局派遣以陈伟彬和陈令德为首的反共救国军，编成永安纵队和泉州纵队，二股武装特务共有370人，分别从惠安东园和后龙登陆，妄图在戴云山建立起根据地。这二股匪特窜至惠安黄塘、涂岭进行骚扰破坏时，很快就被当地的部队和民兵围剿消灭了。

　　在这次会上，朱赞成把问题提到“巩固政权”的层面，一下子唤起了大家的政治敏感性，与会者一致认为打蛇要打七寸，同意由朱赞成去布置人员，先摸清眼皮底下的“敌情”。

　　很快“敌情”就被搞清楚了。一些业主们和镇上怀念旧政权的某些人，与这次台湾的反共救国军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他们长期偷听敌台，暗地里经常散布不利于新政权的消息，这种非法活动的事实很快就浮出了水面。朱赞成把这一情况，立即向市工会领导报告。

　　王传胪很快就来到了浮桥店员工会，并邀请当地派出所也一同到来，他们在一起听取了朱赞成等人的调查情况，当下，派出所的领导就答应由他们负责核实。第二天，派出所给王传胪打来电话，证实了朱赞成等人的调查情况属实。王传胪听了很高兴，也向派出所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建国初期，派出所里的公安人员威望极高，他们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被视为人民政权的化身。浮桥派出所安排了一个约定的时间，把一些有问题的工商业主请来，特地给他们上形势教育课，从抗美援朝讲到歼灭小股敌特，几十分钟的教育就是一个主题：共产党有拿枪杆子打江山的本领，也有用枪杆子保卫江山的本事，不论国内外敌人如何勾结，玩弄什么样花招，那只能是自取灭亡!接着派出所领导把话锋一转，开始一个个点名，要求每个人都说清楚近来的政治表现……

　　这些对现实心怀不满的工商业主，一迈进派出所双腿就发软，刚开始还故作镇静，一副认真受教的模样，当被点名以后，这才发觉事态的严重，很快就慑服于派出所掌握的精准事实，不得不承认自己偷听敌台和散布小道消息的错误。在公安人员严厉教育下，这些人都作了一番深刻的悔过自新。对于那些工商界少数不满现实的商人，党的统战政策还是以教育为主。此时也就是顺势而为了，派出所领导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经过一阵严肃批评之后，还顺带批评了他们随意解雇、变相报复为志愿军捐款的店员，要求恢复这些人的工作。

　　可见当年在建政初期的大环境下，公安人员处理社会大是大非的问题，总是代表政府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尽管这一群体实际上仍是社会现实中的最底层，但还是毫不含糊地为他们伸张正义。想当年，共产党把这叫做“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也正因为是拥有这种鲜明的立场和感情，共产党才能够从上到下，形成一股巨大的推翻和改造旧社会的强悍力量，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让无数获得翻身的穷人，成为了新社会事实上的主人，由此缔造出共和国之初稳固的工农联盟。

　　毋须赘述，被解雇的店员很快都恢复了工作。这件事对于浮桥镇工商界的店员们震撼太大了，从此工会让这些店员们产生了一种真正翻身之后的归属感，他们不用再担心无辜被资方解雇了，开始非常信任和更加支持工会的工作。

　　对朱赞成而言，他受到的教育也是极其深刻的。通过这件事，他看到共产党对穷人有着磁场般的吸引力，看到共产党说到做到的强大执政能力。此时，他万分钦佩和崇尚共产党的干部们，尽管他接触的还只是党的基层领导，但是同这些人的接触中受益良多，让他能够得到净化心灵和开启心智的收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由内心萌发出想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做一个能够为社会底层老百姓干实事的人。

　　最令朱赞成想不到的是，正是通过这一次件事，市工会领导发现了朱赞成政治上的潜质，开始有意识进一步培养他了。

　　这一年的年底，市工会通知朱赞成，到省总工会在晋江专区举办的培训班去报到，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脱产学习。这是一次专门为提高基层工会骨干素质举办的培训班。

　　但凡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几乎清一色的是工农成份，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听党话跟党走的觉悟，但普遍文化程度很低，尽管如此，他们学习文化的热情却是十分高涨。针对新中国建政初期的这一特殊状况，当时党提出了一个很鼓舞人心的口号：“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在这个口号的感召下，参加培训班里的每一位学员，都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然而现实是，群体性文化程度偏低毕竟会影响到培训的效果，这是个很实际的教学问题。

　　多亏了主持培训工作的那几位年轻教员，他们这些被学员们称为“老师”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些跟随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南下服务团”里的年轻人，他们是在入闽以后，被分配到省总工会下属单位工作的。

　　还在福建省即将解放之际，党中央考虑需要一批有文化的干部参加南下，就决定从上海召收一批知识青年，经过短期集训和学习之后编成“南下”服务团，跟随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进入福建，被分配到省内各级新政权里工作。在这些人中间，有的家庭出身在旧社会是挺优越的，但在大时代发生巨变的潮流中，他们毅然选择了跟随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此时，这些青年人都是临时培训班里的实际负责人，同时也是兼课的教员，无论学员的培训还是生活，全都是由他们共同分工管理的。他们虽然还是参加革命工作的新手，也是第一次挑起大梁，然而从“南下服务团”带出来的革命作风，以及干练的管理能力，很快就让他们赢得学员们的敬重。

　　早在准备培训班教案时，省总的领导就要求这些教员们，一定要针对培训对象多数是出身工农成份的特点，来做好这次培训工作。据此，这些年轻教员在未开课前，先对学员们的文化程度进行了一次摸底，结果像朱赞成这样小学毕业的，还算是稀有“生源”呢，而绝大多数学员连小学都没毕业，有的还近乎于文盲，面对这样一批文化程度极低的学员，这一次培训的难度可想而知。

　　培训班编排的课程有党史、工运史和工会工作方法等项内容，分别由这些青年教员进行讲授，课程表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学员们白天听教员讲课，课后和晚上还要参加讨论，共同交流学习体会。在培训期间还要走出课堂，组织学员到工会工作出色的单位去参观学习，听取他们对工会工作的经验介绍。

　　共产党大军在挥师南下之后，随着新解放区域迅猛扩大，各级新政权纷纷建立，急需充实大批基层骨干力量。与此同时，当地的共产党各级组织，运用党的组织原则和阶级标准，从社会底层选拔出在旧社会出生穷苦的实干型人材，把他们培养成为建国后第一批工农干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为人朴实，做事踏实，对党忠实。

　　这种用阶级观点选材用材的决择，无疑是符合建国初期的国情，后来长期的实践也证实了：随着一批又一批这样的工农干部，经过各种培训班短训之后，回到广大的工厂和农村，回到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用他们的“三实”作风，与那里的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改天换地，让解放初期一穷二白的共和国大地，犹如枯木逢春，逐渐恢复了生机和活力。

　　共产党就是依靠那个年代的广大工农干部，用愚公移山带头奋斗的榜样精神，一点一滴来感动人民这个“上帝”;同时也是仰仗着他们不辱使命，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过硬作风，把社会主义的信仰和理想，一点一滴渗透到新中国大地的血脉深处。

　　此后，这种选拔和培训工农干部的方式，在毛泽东时代一直沿用了二十七年，为社会底层工农兵队伍里的大批优秀人材通往上层领域，开辟出一条史无前例的“绿色通道”。

　　朱赞成和所有的学员一样，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是在这类的培训班里，从那些青年教员讲授的党史和工运史中，开始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这才逐渐懂得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领导下，力挽狂澜转危为安，经过浴血奋斗二十八年，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努力，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赶走帝国主义反动派，建立起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在培训班里的学员们，当然也包括朱赞成，尽管他们平生是第一次系统接受革命理论的培训，尽管他们受到了文化程度极低的制约，可是他们接受革命道理的自觉性十分高昂。这些学员都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人，对于新旧社会怀有鲜明的感性对比，加之教员简明扼要和深入浅出的授课方法，不断地开导、启迪、拓宽他们的思路，很快也很自然地，学员们在认真倾听与思考之中，自己的心声与革命道理产生了共鸣。

　　在课堂上认真学习和思考的态度，使得朱赞成明白了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要为全天下劳苦大众谋求自由和解放的大道理;也明白了无数先烈们不惧怕抛头颅洒热血，面对着死亡放声大笑，是因为他们心里有“只要主义真”的崇高信仰;尤其是在革命理论的学习中，让他认识和记住了一切革命工作有两条根本原理：一条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条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年轻的教员们还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几乎是安排了对等的学时，让学员们分组进行自由讨论，以求达到速成消化的效果。教员们知道在短期培训中，也许对党史、工运史等理论的深厚内容，让这些工农出身的学员很难都能记得住，更谈不上理解了，但是对于其中一些革命的原理和原则，只要能够组织和引导好课后的讨论，让学员们轻松自由地围绕着主题，用各自的大白话交流学习体会，就一定能够在相互启发中，共同分享大家学习的成果。

　　朱赞成很喜欢参加讨论会，看到人人争先踊跃发言，从气氛上就很能感染人。每次发言前，他都要认真准备一番。但是，有一天他猛地发觉，自己似乎受到了什么局限，虽然头脑里装进了很多刚学到的新鲜道理，却总也抓不住要领，不管他怎么准备，谈论起学习体会，总觉得不如别人认识深刻。可是过不多久，正当好学上进的朱赞成，为此事苦苦烦恼时，在一次分组讨论会上，一场率性真挚的大白话，不期而至地启发了他。

　　那一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基层工会的作用。讨论会开始后，许多学员也包括朱赞成纷纷发言，大家的发言似乎偏重于理论上的理解，逐渐地，讨论的气氛沉闷了下来，这时主持讨论的教员想要好好引导一下，结果他讲的也太过“知识化”了，讨论会还是不能够活跃起来。

　　就在此时此刻，有一位从山腰盐场来的学员，他的发言不紧不慢，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所有的人。这位学员以亲身经历讲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在解放前，山腰盐场也有工会，可是工会不给盐工们撑腰，每当粮价飞涨时，工人要求涨工资，工会不支持，还配合盐警队压制，结果连盐警队的盐警们都瞧不起这样的工会。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解放后新成立的工会，完全站在盐工的立场上说话，盐警要是敢打骂盐工，工会就挺身而出，敢说敢管，盐场个别领导想包庇不处理，工会就支持盐工们一起联名，向上级控告肇事的盐警，省里下来调查后就把肇事者除名了。这件事对盐警队的震动很大，现在他们对待盐工们的态度和蔼多了，对待工会干部也毕恭毕敬的。如今盐场的工会很有威信，盐工们都说是共产党的工会给他们带来了做人的尊严……(注：山腰盐场的盐警队在解放前夕起义，之后接受改编)

　　讲到这里，这位学员抓住主题，概括出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大白话。他很质朴地说：“说一千道一万，共产党工会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要给广大职工带来做人的尊严”。

　　“要给广大职工带来做人的尊严”——就这么一句实打实的大白话啊，胜过教科书的千言万语，

　　一下子撞开了所有在座人的心扉……

　　是啊——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政权如何更迭，没有哪一个政权会像共产党，一上台就让最底层的人民大众得到了尊严。是共产党的农协会，让广大贫下中农得到了尊严;是共产党的工会，让工人群众得到了尊严;是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让所有的劳动人民都坐拥同一个时代做人的尊严。“是啊，也是共产党给自己带来了做人的尊严”——朱赞成旋即忆起王传胪也说过类似的话，可惜那时对革命的道理懂得太少了，没能往心底去深记，而如今再次听到这样的话，心头萌发出一种由衷的大悟。

　　——从今往后，这句话让朱赞成牢记了一辈子，就是在走向刑场的最后一刻，也不曾忘记，只不过，这是二十年以后的后话。

　　在听完了这位盐场学员的发言，让所有人都获得一种茅塞顿开的启迪：原来工会工作看似有那么多理论和方法，完全可以用“一切为了让劳动者更有尊严”，这样的大白话来加以简化概括。

　　接下来的讨论很快就热烈了起来，就连主持讨论的教员，也像是从那位盐场学员的发言里，猛然间找到了胜读十年书的灵感，他也趁势有感而发，把讨论延伸到“按劳分配”的作用上，之后还特意作了一番别有新意的解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告诉人们，贯彻按劳分配制度的作用，就是要用社会主义制度来维护劳动者的尊严，让劳动者能够有尊严和体面地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也能够获得合理的个人报酬，以此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个人价值”。这种临场发挥的见解，显然比教案里的定义更富有新意，也让学员们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了。

　　就是因为采用了这种平等互学的方式，才使得教员们在课堂上用“知识化”讲授的革命道理，不经意间就产生出大道至简的效果，让学员们易学易懂易记易行;也是这种简而有法的培训成果，持之以恒地影响到这些学员的一生，让他们大多数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滋生出“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的一种行为模式——无怨无悔身处共和国的基层，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的老黄牛。

　　通过这一次讨论会，朱赞成把自己的发言，与教员、同学作了比较，很快就找到了学习上进步不快的答案：是自己受到了人生阅历和眼界的局限。人贵有自知之明。出身底层的朱赞成深知，这种短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克服的。此时，他想起了上小学时老师教过“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古训，于是便暗暗地下决心，要积累自己的“跬步”。

　　工会培训班仅是个临时教育机构，但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员而言，却是个很有感染力的崭新环境，满眼皆是新时代的新风气，这就为朱赞成开拓眼界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解放初期，那是一个需要讲政治也必须讲政治的特殊年代。刚开始，对于“同志”这个称呼，还只是在革命队伍内部使用，相互之间称为“同志”，表示有着共同理想和平等的关系。然而培训班里的青年教员们，却善解人意地把这个称呼送给了每一个来报到的学员，他们没有称呼学员为“同学”，而是十分亲热地称为“同志”。开讲的第一课，教员就把“同志”的含义解说了一遍，接着就用粉笔在黑扳上，很端正地写下“同志万岁”。这让每一位学员都很感动，陡然间添加了几分参加革命工作后的自豪感。此后，学员们之间也都以“同志”来相称了。

　　就是“同志”这个称呼，让朱赞成发现到自己和所有学员一样，虽然彼此间是报到后才相识的，可是在一片 “同志”的称呼声中，大家不光感受到了亲切与平等，更重要的是还能悟出志同道合的关系，在自然而然的接触之间，形成了一个团结友爱的整体。诚然，倘若客观地说，在这个临时的培训集体里，每一个学员都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各自长期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痕迹，比如在学习和生活中知识化的“洋”味少，工农习惯的“土”味多，尽管存在凡此种种的一切，但丝毫也不会影响他们和教员建立起相互真诚、信任的同志式关系。

　　在接受培训的全过程中，朱赞成目睹了这些青年教员，显现在教学实践中的可喜收获，是他们把培训班变成了社会主义信仰的摇篮，也是由于他们精心安排和言传身教，让这些土里土气的学员们大开眼界，幸运地成为了新时代新风尚的排头兵。

　　出于工会工作的特殊需要，培训内容被安排得宽松而丰富。为了让学员们对工会工作能够有个全面了解，教员们带领着全体学员，来到一些企业观摩工会组织的文体活动，比如蓝球比赛、拔河比赛等项活动，还来到一些学校或机关，向他们学习开展联欢活动的经验。回来以后，教员们就在培训班里也搞起拔河比赛和大合唱等项文体活动，这让每一个学员在参加之后，都能产生一种心心相印蓬勃向上的亲身体会。于是，教员们就告诉大家，工会经常组织一些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其内在的意义非同寻常，它可以增强工会组织的向心力，培养职工集体主义精神，这在心理学上叫作培养归属感。尽管很多学员还搞不懂心理学和归属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理论概念，可是教员们还是惊喜地发现，学员们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特别地钟情《团结就是力量》这支歌曲，每当大合唱练习到这支歌时，只要教员的手风琴一奏响旋律，全体学员们立即激情饱满地放声歌唱，而且歌声一遍高过一遍。在每一次的练习中，朱赞成和一些男学员们，几乎都是用最放大的嗓音，豪迈地把最后几句歌词唱完。他们给教员的解释是，这支歌让人最动心之处，就是唱响每一句歌词，都能带来增添了力量的快感，特别地带劲，尤其是最后那几句。这番话让教员们在认同之后，感觉到特别地欣慰，太有理由为自己的培训成果感觉到自豪——他们的宗旨就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将这些工农出

　　身的学员们，培训出党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和力量。

　　为期三个月的培训一晃眼就结束了。朱赞成和所有的学员们一样，带着意犹未尽和充满感激的心情，也带着被培训出来的新风貌，依依不舍地向教员们告别，又回到了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更加努力地工作。

　　第五章在工作中历练与进步

　　从培训班回来以后，朱赞成的工作能力有了明显进步，在较短的时间里，他用崭新的工作思路，把浮桥镇店员工会搞得有声有色，受到市里领导和市工会多次表扬。可是，朱赞成并不满足，他仿佛已经找到了一种能够使自己生命茁壮成长的元素，这种“元素”此时已经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这就是当年基层干部们常说的“需要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

　　大约还是在培训班期间，朱赞成便萌发了想做党所需要的那种人的愿望，在随后的时间里，这种愿望越来越加强烈。终于有一次，他到市工会汇报完工作之后，特地找到王传胪吐露出自己的心迹，他很激动地主动说出，想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想法。王传胪听后十分高兴，立即给他讲了一些入党的常识和要求。听了这些要求之后，朱赞成坦诚地谈出自己现有的差距，但是王传胪还是给予他极大的鼓励，让他先向党组织提交申请，做好接受组织考验的准备，同时还要求他趁着年青要努力提高文化水平。

　　王传胪的见地是很正确的。由于长期受到文化程度的制约和影响，这几乎成为建国前后所有工农干部在成长中难以言表的短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深入，这种历史的硬伤在日后逐步地凸显了出来。

　　所幸的是，朱赞成有着很强的上进心，他当时就被点醒了。是啊，干好革命工作不能离开文化这个本钱，他总算认识到自己干工作的“本钱”太少了。那还是在培训班摸底时，当得知自己小学毕业的学历已经不算低了，他在心里还有几分小小得意呢!就是在后来下决心要积累跬步时，也仅仅是认识到阅历和眼界不如人而已，可是现在再回到工作岗位之后，他就明显地感觉出，自己不如人的地方还真是太多了——工作报告不会写，会议记录记不全，组织店员们学习文件和报纸，自己也单挑不下来，这些日常工作中的一切，尚需比自己文化高的同事来帮助才能够完成得了。

　　朱赞成在反思之中，想起了培训班上课时一位年青教员说过的话：“个人文化程度的高低，就像一只贮水木桶的围板高度，人的知识和经验如同水，被不断地装进桶里面，不管桶内的水盛得多满，水总是高不过围板的高度。所以说，谁今天不努力提高文化，他今后的工作水平，就一定会受到‘围板高度’的限制”——在当时，他感觉这位教员说得太知识化了，让人听后不甚了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仔细一琢磨，这话说得还蛮有道理的。

　　在解放之初还流行着一个牛气冲天的新名词。那时候，天下老百姓称道共产党的天下是“新社会”，于是乎“新社会”广泛使用的程度，堪与“新中国”媲美。“新中国”大多是官媒之说，而“新社会”大多是老百姓的口语。很可惜啊，在如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社会”似乎已在历史的旋涡中沉没了。

　　“新社会”新在哪里?忆想当年，共产党人刚进京执政初期，就是用集体“赶考”的诚意，开门见山干出了三件大事：一件是全民大扫盲运动;一件是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一件是在全国禁绝毒品和改造娼妓的大行动。这三件事都是国家级的天下大好事，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朝哪一代能够做得到的，就数共产党执政后说话算数，说到做到毫不含糊，打造出了一个现实版的活脱脱的崭新社会，让全天下的老百姓眼前一亮，齐声盛赞这是中华文明千年的大翻身!千年的大跨跃!

　　而在此时，如火如荼的全民大扫盲运动，让泉州地区的识字班、文化速成班、职工夜校遍地开花。朱赞成在心里想，老百姓生活在新社会里真是幸福啊，心里盼什么共产党就兴什么!不久，他就选择了报名市里开办的职工夜校参加学习——在那时已经算是“深造”了。

　　那时候的工农干部学习文化，是不带着半点儿功利目的，纯粹是为了能够做好本职工作而努力学习。凭着朱赞成当时已经提升的认知和觉悟，对于理解毛主席所说的“要让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础上，实现在文化上的翻身”，这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

　　在浮桥镇大扫盲运动中，店员工会不是主角，但是朱赞成还是能够认识到，这一场全民运动的实质是“让人民真正的站起来”，于是他主动把这项工作当成工会责无旁贷的份内工作，积极配合乡政府开展全乡的大扫盲工作。店员工会里的店员们几乎没有文盲，每个人多少都有点文化，有些老店员文化水平还不低呢，这个优势被朱赞成好好地挖掘了一番。在他的动员和组织下，许多有文化的店员和镇上有文化的年青人挺身而出，自愿为扫盲班当老师，这让乡里有了足够的师资力量，很快就开办了多处定点的扫盲班。每当夜幕降临，全乡镇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

　　与此同时，朱赞成把坚持参加职工夜校的学习，当成自己在文化上的翻身仗来打。在大扫盲的高潮中，朱赞成除了白天忘我工作，晚上还要到夜校里学习文化。职工夜校是在泉州市区内，离浮桥镇有十多公里，为了能够保证准时上课，朱赞成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从此风雨无阻，坚持读完了二年的学业，就是中途被调动工作单位，也没有中断在职工夜校的学习。在这一个过程里，他还把夜校的学习，与平时工作结合起来，自己模索出了一套颇有成效的学习方法。

　　这个时期的朱赞成开始格外关心起政治时事，逐渐地养成了爱看报刊的习惯，经常随身带着一本四角号码的老字典，遇到生字就现查现学。他还在工作中改变了公文和报告，皆由兼职文书代写的老习惯，遇事就自己动手先写个稿，而后让文书指导着修改，最后自己再工整地抄写出来。

　　在组织店员政治学习的时候，只要是不太复杂的内容，朱赞成感觉可以扛下的，就逼着自己赶鸭子上架，捧着材料照本宣科地念，每当念出错别字，有人发出偷笑声，他也不怕见笑，而是当场请教，知错就改，并诚恳地说：“我也算是半个文盲，欢迎大家为我扫盲”。

　　新社会良好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再加上他个人勤奋自强、锲而不舍的精神，朱赞成的文化水平很快就有了长足的进步。当他二年之后从夜校学习结业，就其听说读写的水平而言，根据当年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评价，绝不会比当时的高中毕业生逊色。

　　正当朱赞成在职工夜校就读才大半年光景，突然有一天，市工会来电话通知，市委组织部来了调令，要求他三天内去市税务局报到。接完电话后，也许是这个调令来的太突然，朱赞成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一时间产生了不想“挪窝”的犹豫。他不愿意离开已经熟悉的店员工会岗位，也不想离开已经很熟悉而又有感情的同事们和领导，在这种狭隘观念的支配下，他便下定决心跑到市工会试图说服领导，极力想争取把自己留在市工会……

　　这次调动的由来是：市工会早就把朱赞成列为后备干部来培养，经过一年多的培养和考察，领导们对朱赞成的工作表现十分满意，决定上报市委组织部，提出调动其到市工会机关工作(成为脱产干部)，可是事情的结果，太出乎市工会领导的意外。经过市委组织部对朱赞成的考核，发现朱赞成不但政治素质好，而且还具备一定的商业工作基础和经验。在解放之后不久，省里就要求各地市把国税和地税两个局合并，由于税务部门旧人员留用较多，合并之后需要充实一批新人，市委决定新充实的人员应具备政治和业务双重素质，组织部门就是根据这个要求，决定选调朱赞成到新的市税务局机关工作。

　　王传胪并不了解组织部的意图，他为了惜材不想放人，组织部来征求意见时他力争改变人选，结果被组织部长猛剋了一顿。那时候党内的组织纪律是很铁的，被上级扣上本位主义的帽子很不是滋味，刚进城的年代里党风普遍纯正，每一级领导对自己的党性要求，全都是毫不含糊的。当朱赞成来找王传胪时，他不但不听朱赞成的个人理由，反而先将其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之后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你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调令，这是市工会党组对你的要求，也是对你的考验。”面对着老领导的一脸严肃，朱赞成终于明白了这份调令的份量。

　　这时朱赞成还是一名“党外人士”，还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党性锻炼。起初他懵懵懂懂地认为，反正是调到市里工作，到哪个部门不都一样吗?当然啰，能选择留在市工会，对于自己对于工作都会更为有利嘛!

　　可是当他看到一向很亲近的老领导，态度是那么铁面无私而又饱含期待，即刻醒悟到是自己的行为已经与组织的要求存在差距了。响鼓无需重锤敲。老领导的态度让朱赞成读懂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个人对组织的调动只有服从和奉献。于是一个及时的猛醒，让他很羞愧地向王传胪检讨说：“党组织在培养我，我却很无知，光强调个人的理由，有负党组织的爱护和培养。我知道是自己错了，立即改正。现在就回去办理移交，保证按照调令上的时间去报到”。

　　对于一个刚走上革命道路不久的新同志，突然遇到关乎个人前途的选择上，常常会因为头脑单纯而出现一念之差，这个时候上级领导能及时地批评纠正，显得是何等的重要啊!许多年以后，朱赞成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他对老领导，对那时共产党队伍上下级之间纯正的同志关系，充满着寸草之心的感念。就在此事过后不到二年，朱赞成便当上了某局副局长，王传胪有一次遇见他，高兴地调侃说：“如果不是组织部长批评我，我再批评你，把你硬赶出工会，你的进步，怎么会这么快呀!”

　　诚然对于朱赞成而言，这次调动确实是他工作履历中一次极其难得的机遇。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彻底废除了搜刮民脂民膏的旧税制，实行集中统一的税收管理体制。势在必行的税收新政，是从建立纳税户必须凭原始发票申报纳税开始，这项工作的起步是十分艰难的。那时全国各地尚未实行统一印制的发票，工商户主的经营活动零星复杂，纳税环节多，容易发生错漏，此外各类工商企业的财务制度普遍不健全，所以在新政初期，社会上偷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不能适应泉州市经济建设对财力的需求，这就促使市委开始重视起税务工作。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重新组建的市税务局，为了推行国家的税收新政，积极改进全市税收的征管办法，决定以城镇私营工商业户为征管重点，分别采取驻厂征收、查定征收和起运征收的办法。令人抱憾的是，虽然局长们的工作思路很清晰，可惜下面办税人员对于新政业务不熟悉，经常出现一些违纪收税的情况，导致推行新政的成效不明显。

　　朱赞成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市税务局报到，被分配到稽征股的专管小组。这个小组是负责检查指导各集镇申报站的工作。初来乍到新单位新环境，朱赞成给自己定位就是一名普通新兵。他每天自备水壶和干粮跟着一位老税务下到基层站点去检查工作。这位老税务是个留用旧人员，他的业务能力强，敬业精神好，待人真诚热心，给朱赞成留下极好的印象，就尊称他为“师傅”。

　　这位老税务也很喜欢新来的朱赞成，在相处一段时间后，他就发现朱赞成跟自己很对味，都属于在办公室里坐不住的那类性格，喜爱跑基层，哪个站点有需要就奔向哪里;他还发觉朱赞成十分好学上进，凡遇不懂的问题就逢人求教，不弄懂弄通决不肯罢休。让他更为惊讶的是，竟然发现朱赞成打算盘和查账的功夫与自己不相上下!朱赞成跟着这位亦师亦友的老税务，每天在工作中边干边学，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对于业务便逐渐地熟悉了起来。之后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朱赞成很快就有能力独立发现和查处纳税户的违章案件了。

　　税务局的领导们对朱赞成进局后的表现非常满意，仅在周年之际，就让朱赞成实现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愿望。不久，出于工作的需要，朱赞成被任命为检查股(后改名监察股)副股长。在上任前，分管副局长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这位南下来到福建的北方老同志，在工作上有着敢抓敢管的魄力，还有着很强的党性和政策水平。他对朱赞成讲到了局里税务队伍存在着许多作风不正的现象，这些来自社会上的反映已经引起了市委的重视，要求税务局党组必须整顿作风带好队伍。为此，局里要求朱赞成上任以后，在股长到省局学习期间，要担负起全局整顿作风的大检查工作，对内进行作风和纪律的检查，对外组织纳税政策执法检查，坚决查处所有违法的人和事，从而推动内部的作风建设。

　　有了局领导的工作交底和指导，朱赞成很快就找准进入角色做好工作的关键所在。他首先狠下了一番功夫，把与其工作有关的法规和制度作了全盘的了解，同时对股里也进行新的分工，重新划分各小组与定员定岗，责任落实到人。他自己负责带领检查小组，深入到各基层税务所站开展行政执法大检查。

　　大检查工作是在分管副局长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这可是极难得的学习机会，朱赞成在耳提面命之中，深切感受到这位带有鲜明北方性格的上级领导，对于税务工作有着极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而且其能力也很棒，作风公道正派，拥有群众公认的威信。

　　通过大检查，对内发现了一些违反政策和涉嫌贪污的人和事，对外也查出了十几家私营企业造假账偷漏税的问题。每当朱赞成把查处的问题向分管局长汇报时，这位领导都要亲自过目原始证据等材料，一旦发现证据不全或者定性不准，就会严厉批评朱赞成，并且毫不留情地推翻他用加班加点才完成的材料，要求补全证据重新定性。倘若他发现朱赞成对工作产生畏难情绪，便会把批评变得更加严厉，完全不考虑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孰不知，这就是他进城后走上领导岗位的工作特点——以大公无私的威严，让部下把压力转化成动力。他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经常地严厉批评和严格要求部下，毫不顾及情面，严肃多于温情，习惯于用一种深藏恨铁不成钢的大爱，忠诚地为党的税务事业打造队伍，培养作风。

　　在那个年代，但凡有所作为的领导方法，都是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从大事着眼小事入手，处处教育下级要自觉地干好本职工作，必须让他们懂得这是最起码的觉悟，凡是其中能得到上级表扬的，只能是表现突出或是特别优异者;如果发现下级做错事或者误了事，那么一定会及时给予批评指出，让下级知道错在哪里，避免今后再犯，否则便是自己的失职。这种以批评为主的领导方法，既是当领导的职责所在，也是管理干部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对在身边工作或者重用的部下，这样不讲客气的批评就更加严厉，更是家常便饭了。

　　而如今这些人已经被新一代人尊称为革命老干部，忆往昔他们刚进城“做官”时，盛行的就这种最经典的领导风范——“批评多表扬少”。正是这种严字当头的领导风范，一直鞭策着朱赞成在工作中快步地走向成熟。

　　这个时期的朱赞成，对于分管副局长的严厉批评，也是完全能够从党性出发，不但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还能把这种批评当成提高工作效率和能力的学习机会。每一次受到批评后，他都会自觉地对手头的工作做一番审视，检查与局长要求的具体差距。

　　朱赞成很佩服这位分管副局长丰富的工作经验。当时正处于“三反五反”运动的高潮，为了防止出现执行政策上的偏差，分管局长很重视接待上访群众、批阅群众来信。他还时不时地带着朱赞成对他们进行回访，认真倾听对方的看法和意见。不论查办大小案件，他都要求经办人员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办案，绝不准许违规走样。每当办案中疑云密布时，他就会出点子，教诲朱赞成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走出机关扩大查访面，自己要参与调查取证，掌握第一手材料，从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然后亲自动手解剖麻雀。当股里把办案结果呈报以后，分管局长十分清楚在集体研究时，对于各种事实需要有客观的理解和共识，这是保证党委正确定案的先决条件。此时，他为了确保材料过硬，总是要用挑剔的眼光审查材料上每个细节，但凡认为内容不过硬，就坚决地退回，这时候对朱赞成来说是压力最大，锻炼也是最大的。

　　在分管局长的传帮带之下，朱赞成学习到了许多办结案件的好经验，他很快就能够恰当地运用到工作中，逐渐把握住办案的基本原则：一是要查核可信和配套的证据，二是要掌握好政策精神对基本事实作准确定性，三是要依法处理宽严恰当。在分管副局长领导下，他与股里的同志们一起成长着进步着，他们所有查处的案件，不但都得到局里的认可，也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好评。

　　在“三反五反”中，市税务局内部查出了数名贪污蜕化分子，使全局工作人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与此同时，也查明了一批不法资本家的违法犯罪行为。他们中有的人还利用金钱女色等方式来勾引腐蚀税务干部，把他们拉下水，从而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市税务局对于这些人根据情节轻重，全部进行了公开处理，以此表明清除内部腐败的决心，受到了广大工商税收户的普遍称赞。

　　有一次，市工商联合会召开座谈会，局长指派朱赞成去参加。在会上，与会的工商界人士对市税务局近期焕然一新的执法面貌，给予了一致的肯定和好评，而且要求朱赞成介绍经验。朱赞成就趁此机会，把局里关于提高办税透明度、采取民主评税、社会参与监督、违章处理办法等新出台的规章制度，进行了一番很有条理的宣讲。

　　朱赞成的发言，引起了也来参加座谈会一位市委领导的注意，散会后他留下朱赞成与之交谈，对税务局执行制度的具体做法，饶有兴趣地作一番了解。通过这次交谈，这位市委领导发现朱赞成是一个既懂政策又懂管理的人材，而他自己分管的部门中，当下缺的正是这种干部。

　　不久，市委组织部长来找这位市领导商量干部配备工作，趁此之机，这位市委领导提出要调朱赞成到市民政局工作。这让组织部长感到有些为难。他知道，税务局党委已经把检查股拆分为监察股和税政股，拟任命两位新股长的审批报告，此时正放在他的案头上，其中有一位就是朱赞成，然而，这位市委领导提出的需要调人也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当时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虽然全市工作处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但还是暴露出城区街道内，最基层组织的建政工作，仍然是个极其薄弱的环节，那里急需得力的干部去开拓局面。最终还是党性和组织原则，让组织部长选择了支持这项人事调动的意见。

　　组织部长对朱赞成并不陌生，前年从工会调出就留下颇深的印象，但这一次为了避免调动会有阻力，他巧妙地采用了“先借后调”的办法。不久之后，朱赞成被顺利地借到市民政局帮助工作，三个月后被正式任命为市民政局副局长，分管全市城区的街道工作。

　　1949年刚进城的共产党，在建立红色政权初期，全面取消民国时期保甲制度以后，随即就面临着如何有效管理城市市民的新课题。虽然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共产党积累了改造农村旧政权的丰富经验，可是这与管理城市毕竟是两码事，所以，当时在缺乏管理城市经验和手段的情况下，共产党人走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探索之路。

　　解放前的泉州市，是一座工商业和文化较发达的东南沿海中等城市，又是专署长期所在驻地，国民党的统治根基比较深厚，对于过去旧政权的影响若不能彻底根除，城市里新的红色政权就不可能稳固。

　　朱赞成未到市民政局分管街道工作之前，泉州市街区管理的大体状况是：共产党在接管该城市政权以后，先是取消了城区的保甲制度，进而采用大民主建政的方式，把旧政权长期延用的如“治保会”、“灾民救济会”、“救火消防队”等自治组织，由新政权召集起来进行协商，推选有声望的民间人士，在城区内成立北、中、南三个镇级办事处，后来又改镇为区，下辖21个街巷委员会。由于街巷委员会人员构成复杂，不同阶层的人员观念和办事准则不易一致，结果被一些表面拥护共产党暗地利用基层自治的不纯分子钻了空子。他们利用街巷委员会议事与办事制度不健全，在发放救灾扶贫款、组织社会民间活动中，经常个人自以为是，各行其事，挥霍浪费了大量的筹集经费，还存在着贪污犯罪的行为。更让市政府不能容忍的是，街巷里一些游手好闲的、对现实不满的各式散民，十分热衷传播境外电台的小道消息，每逢朝鲜战事或台湾海峡有点动静，这些人就异常活跃，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对此，各街道办事处一推了之，说是公安都管不过来的事街道办事处也管不了，抱着放任不管的态度。

　　这些问题在三反运动中暴露了出来，促使市委下定极大决心，要对城区基层自治组织进行全面整顿。于是，在1953年5月撤销市区内区级管理建制，把21个街巷委员会改称为居民委员会，直接交由市民政局分管。市委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朱赞成，对他寄以厚望。

　　此时的朱赞成年方24岁，参加革命工作不到四年，入党刚满一年，就出人意外被市委越级擢升为民政局副局长，还让他挑起城区内四个街道党总支书记的重担。这件事在当年，也曾引起市委机关的热议，有些人并不看好这位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就连那些熟悉和了解他的老领导，在为朱赞成进步而高兴的同时，也为他捏着一把汗。

　　这些人的担心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年新中国要完成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赶巧被朱赞成撞上了，也成了他赴任的一场大考。

　　此时的新中国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摸清人口状况，了解基本国情，已成为新中国民主建政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工作。1953年4月，政务院就发布在全国进行首次人口普查的指令，并确定以1953年6月30日24时那一刻，作为标准时间。

　　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无疑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尽管省、地、市各级领导都极为重视，然而作为最末端的街区如何对接运作，显然是朱赞成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此时的朱赞成并没有被组织上的重用而冲昏头脑，此前他在不同工作岗位的历练，那些老领导们给予自己不计较名利地位、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党性教育，让他清醒地给了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他淡定地认为自己职务上的变化只是工作的需要，在革命队伍里自己仍然是一名新兵，如今来到新的岗位上，只能用新的学习姿态来应对新担负的工作重任。

　　他已经从老领导那里学会了凡遇到大事，先认真学好上级文件的习惯。通过学习，他深刻领悟到这次人口普查的意义非同寻常，是与党中央决定在同一年实行第一次全国普选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是为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开篇鼓劲。党中央的这一重大举措，是给全国人民一个积极的信号：新中国从此走上了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康庄大道——党中央要用经济建设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新的人民政权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如此的解读中，朱赞成的热血沸腾了起来。是啊，党的宏伟蓝图给了那个时代无数向往共产主义理想新一代的年青干部，注入了可以把自己理想燃烧起来的新元素。朱赞成在心里默默地重温着自己入党时的誓言，此时的他，坚信为党和人民干实事的盛世大舞台就在脚下，他决心以自己的全部热忱投入到现实之中，做一名无愧于时代的好党员好干部。

　　朱赞成的人生理想在升华。此时的他，就像一株盛夏里迎着烈日茁壮攀高的爬墙虎，只要能为美好理想里的社会主义大厦遮阳挡雨，心甘情愿地奉献出生命里的片片绿叶。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是税务局分管局长曾经用毛主席的名言来教诲过他的话，此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句话，已经成为了朱赞成的行动指南。他在借调的三个月里，就对21个居委会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发现每个街道党支部里，不但党员的数量少，而且是文化低能力差，党支部在群众中威信和号召力不够，难以面向居委会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这才导致了居委会工作乱象丛生。

　　他在调研中还发现，闲散在街巷里的青年人，不少都是有文化有志向的，很愿意用自食其力的劳动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苦于无法实现就业，只得游手好闲蹉跎年华。他还了解到许多定居城区的归侨，他们虽然生活优越但十分爱国爱党，常想着为社会公益尽些绵薄之力，但又瞧不起只会上门动员捐款却干不出实事的街道干部。

　　朱赞成还在暗访中发现了许多很严重的问题：比如一些被政府划定为反革命或坏分子的人，在得到宽大处理回到城区居住地之后，并没有真正悔过自新，而是利用他们在社会经验和文化上的优势，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少数街道干部，怂恿妇女大搞迷信活动，教唆青年人偷看黄色书藉，灌输旧文化旧思想的腐朽影响，还会经常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趁机散布对抗政府的反动言论。

　　在一番深入调研之后，形形色色的问题千头万绪，时时盘缠于朱赞成的脑际，让他不停地昼思夜想。初次独挡一面的他，面临如此陌生而复杂的局面，试图使尽浑身解数，但仍然没能够找到开展工作的切入点。

　　此时，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的时间表已经刻不容缓，地委开始全面地布署“两普”工作了，市委也组织起工作组随即开展工作，形势倒逼着市民政局连夜召开会议听取朱赞成的汇报。朱赞成在会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向局长和书记详细汇报自己调研的情况。局长和书记在认真听完汇报后，一针见血地明确指出：街道和居委会当前工作状况不理想，问题在于党建状况不理想，眼下的普查和普选工作在即，这样两项举国大事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完成，必须立即从调整基层党支部下手。他们当场就授权朱赞成负责整顿原有各街道党支部和改建统一领导四个街道的党总支，重新搭建各个居委会的班子，还可以把流于形式的自治组织撤销掉，重新分类建立起不同的民主管理小组。

　　听完局长和书记的决策意见，朱赞成由衷地佩服。他在心里想，这两位领导真是有本事，自己汇报了那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他们一下子就能理出头绪，找准切入点就果断拍板，那些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经过他们举重若轻的指点，自己的工作思路立马就被点活了。更让他感动的是，两位领导共同鼓励他放开手脚干工作，只要是“两普”需要的，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局里就是你的后盾。

　　有了局里当家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朱赞成觉得心里格外踏实，在这样有魄力的领导手下干工作，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他很快就拟好调整各个街道党政班子的方案。这是一个思路活跃而又不失周密细致的方案——

　　解放初期的市民政局，是市政府最主要的办事机构之一，人事、劳动、侨务等事务统归民政局署理。恰好逢1953年市政府机构扩编，欲将上述职能划出，另起炉灶，朱赞成就抓住这一良机，在方案中提出从局里借用一批人员，让他们先到街道和居委会指导帮助工作，直至“双普”工作结束。

　　朱赞成又考虑到“双普”工作在即，若临阵换将过多，必然影响当前的工作。为此他决定，在对班子作必要调整的前提下，对于原班子大部分成员仍然需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继续留在班子里发挥熟悉街道工作的优势。

　　根据朱赞成巧借东风的这种设想，为了解决街道干部文化低和政策观念差的矛盾，可以因地制宜向局机关巧借得力的人材，让这些机关人材以挂职或协助的方式，帮助街道完成这次政策性很强的“双普”工作。这样一来，既能锻炼机关人员基层工作的经验，也不会影响到他们个人的前途。对于这种两个优势互补、两个积极性一起调动的组织策划，无疑是一种极佳的方案，所以，很顺利地就获得局班子的通过。

　　街道和居委会的班子很快就搭建好了，少数不纯分子全都被清除掉。在实际运转之初，朱赞成非常注重抓好两个重点，这也是为了贯彻局里党政一把手的意图：1、突出党支部在居委会的核心作用;2、做好居委会工作一定要教育、组织、动员好普通居民群众。

　　至此，21个居委会的工作都是在各街道党支部的领导下展开起来的。新的党支部工作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在市委工作组的的指导下，各支部成员和机关干部编组蹲点，深入到各个居委会，全面布置和落实“普查”的宣传动员工作。

　　党做群众工作从来都是用宣传来打头阵，这也是朱赞成在工会时就学到手的好本领。他启动的第一项具体工作，就是在城区的街头巷尾建立起党的宣传阵地。于是乎，各个居委会把“双普”的意义、内容、法定步骤和程序，以及党的相关政策，很快就变成为街头巷内的宣传栏和标语的内容。当这些宣传内容展现时，着实让不少有文化的居民们吃惊不小，他们发觉这些宣传内容不但浅显明白，而且富有新社会的时代感，能够把党的号召力，成为强烈的吸引力，让人一看就明白，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朱赞成懂得街面上的宣传效果是有限的，只有深入每家每户才能把“双普”的要求落到实处。于是他又组织各街道办起了“双普”辅导员培训班，把有文化的闲散青年们组织起来，通过集体培训让他们和居委会干部一起入户进行宣传。

　　这是一个万众一心干实事的年代。那些从机关借用来的干部，工作热情无比高涨，无论是街头宣传，还是入户宣传，他们的才干都得到了充分地发挥，这让居委会里的居民群众从中学习到不少党的政策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常识，从而意识到自己忠实地履行普通公民的义务，这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也是一件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大事。

　　入户宣传、登记、核对、复查，每个环节都是一个极其深入细致的工作流程，当年全部是依靠人工现场操作来完成的。朱赞成坚持身体力行，他和普通一兵一样，每一天都要抽出时间跟随辅导员一起入户检查和指导。午饭都是自备干粮，经常早出晚归，尽管工作条件很艰苦，但他每天也都在人民群众中接受教育和收获感动。正是他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让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真心的拥护和支持。在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把第一次人口普查和普选，都当成是自己有生之年第一次成为国家主人的象征，人人都倾注出巨大的热情，积极响应和全力支持。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在国家规定的标准时刻，全市21个居委会保质保量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普查人口工作(泉州城区总人口是96577)，受到了市委工作组的好评。

　　人口普查为“普选”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但是朱赞成和他的21个居委会，丝毫没有松懈自己的工作劲头。在工作实践中，朱赞成逐步认识到讲政治，对于建设基层政权的重要性。这一次普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向人民民主专政迈出的重要一步，是要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让各级人民政权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

　　为了保证被选出的人民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与合法性，朱赞成的态度毫不含糊，坚持每一步都依法办事。他要求选民资格审查小组的同志们，必须按照毛主席颁布的《选举法》，用一丝不苟的态度，对所有登记的选民进行资格审查，若有疑问就找公安机关进行甄别，确保每一个合法选民都拥有选举权，同时对国家专政的对象一个也不能放过，由各居委会造册上报到派出所确认，不但依法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还要让居委会新建立的治保小组实行就地监督。

　　有效打击人民政权专政的对象，才能确保全民大选的顺利进行。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与三反五反运动，促进人民的政治觉悟得到提高，给予实施《选举法》创造出良好的条件，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热情。

　　这一年12月底，全国各地同时启动普选程序。全市选民踊跃参加，把选举人民代表的日子当作节日，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秩序井然的聚集到各投票点，庄严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不久，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宣告成立——根据普选记载，全国各条战线众多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战斗英雄，当选为各级的人民代表，成为第一届人代会里最亮眼的强势群体，标志着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已经迈出了历史性关键的一大步。

　　朱赞成圆满地完成了“双普”任务，同时也为城区四个街道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稳固的基础。此后他开始倾注全部精力，抓住机遇做好两件大事：第一是广开门路发展经济，为城区居民解决民生和就业问题;第二是组织成立街道基干民兵，配合公安建立起每个居委会的治安网，确保城区人民的安居乐业。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给了泉州地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这让朱赞成久困于心的难题，迎来了解决问题的大好良机。在泉州城区近10万居民里，有着许多手工业的能工巧匠，解放前夕的经济萧条，逼迫他们倒闭破产。这个时候，朱赞成就带着工商部门的人员上门动员，努力劝说这些人重新开店，为繁荣民间经济作贡献。不久，就有几家钟表和裁缝店开张了。此消息在城区传出，很快就有了跟风效应，城区街面上个体经济逐渐活跃了起来，待业青年就业难的问题也相应得到一些解决。但朱赞成并不满足，他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市居委会创办街道小企业的新闻受到了启发，于是就开始向一些侨属募捐，也向局里民政科争取到少量的扶持资金。虽然所筹集的资金有限，但他和街道里的同志们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创办起了小五金加工、服装加工、糕饼点心加工等小作坊，这是泉州市最早期街道创办

　　小企业的雏型，后来发展成为街道解决居民就业的一条重要门路。

　　新中国的缔造者伟大领袖毛主席概括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然而在朝鲜战争之后，蒋介石倚仗获得美国巨额军援的支持，不甘心其对大陆的捣乱和失败，不断加快了反攻大陆的脚步，似乎东南沿海又临战事!老蒋殊不知，毛主席人民战争“藏兵于民”的方略，此时正在福建前线的海防斗争中大显神威。据记载，从1950年到1971年，台湾派遣武装匪特窜犯泉州地区达数百次，由于沿海部队和民兵的严密防守，勇敢战斗，所有进犯之敌未能得逞，有的被全歼，有的被活捉，只有少数得以逃回。

　　1952年12月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1953年下半年，晋江地区实行普遍民兵制，全区编制内民兵总数达19万之多。就是在这种全民皆兵的大好形势中，朱赞成遵循市人武部的布署，参加组建泉州市城区民兵营，成立起四个民兵连，其中有200多人组成基干民兵连，这是民兵营的核心力量，全部配备武器。从此，这支劳武结合，亦民亦兵的队伍，成为泉州城区保境安民和抢险救灾的生力军。在此基础上，朱赞成还在各居委会成立了联防小分队，负责捕捉特务和罪犯、监视戴帽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同时还担负夜间大街小巷的巡逻任务。在朱赞成主持街道工作期间，是泉州城区街道治安状况最好时期之一。

　　朱赞成在市民政局工作近三年，出色的政绩可圈可点，让市委领导颇为满意。不久，人们就从对他一项新的任命上看出，市委对他有着多么大的信任啊!

　　第六章大干社会主义的成长和挫折

　　中国自古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经过近百年战乱和社会混乱，到1949年解放初期，广大农村赤贫化异常突出，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粮食问题成为治国安邦的第一要务。当时就有西方的政治家曾经预言：共产党政权根本无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不信这个邪，以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在农村实现“耕者有其田”，迅速摆脱封建生产关系，极大解放了生产力，让广大农民热情空前高涨，全国粮食连续两年丰收增产，然而这种传统小农生产的模式，无法解决新中国尽快走向工业化的问题。

　　从1951年到1956年，党中央开始引导农民走互助组道路，进而迈向农业初级社、高级社的合作化道路。就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泉州市决定把市郊八乡合并成东湖、笋江、南台三个乡，在这一次干部调配过程中，市委决定调朱赞成担任东湖乡党委书记。

　　这又是一次出人意外的任命，让朱赞成缺乏思想准备，有一种突然被“改行”的感觉。在任命之前，市委第一书记和组织部长一起找朱赞成长谈了一次。朱赞成坦露自己从未做过农村工作，缺少经验和水平，改行做农村工作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上的优势。可是组织部长却不这么看，他说：“你原来没有干过街道工作，去了能够把群众组织起来，干得很好，说明你的组织能力不一般，党的农村工作说到底，就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你具备有这方面的优势。”他又说，“为什么让你改行去抓农业呢?因为市里缺少能力和水平比较全面的农村基层干部。我们现在大办高级社，主要学习苏联办集体农庄的经验，可是国情不一样，不能照搬照学，要因地制宜。我们这里是闽南沿海地区，对面就是敌占岛，农村基层情况复杂，需要本地党员干部，而你是土生土长，语言相通，习俗相同，熟悉当地的民情，又有贯彻执行党的大政方针的能力，我们组织部门经过考察筛选以后，认为即使让你改行抓农业，你也是有能力很快就扎根，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变外行为内行……”

　　市委第一书记郑种植接过话头，亲切地说：“小朱啊，你还很年轻，年轻就是为党和人民干工作的优势。况且你不但年轻，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善于在工作中边干边学，

　　肯开动脑筋，能开创局面。这次市委调你到农业第一线去挑重担，让你把东湖乡的几个高级社组织好，巩固好，把那里的农业生产抓好，把收购粮食的任务搞上去，保证让农民手中有粮，保证国家粮库也有粮，这样才能体现出搞农业合作化，对国家和农民是有共同的好处。现在我们已经把仗打完了，但国家搞经济建设千头万绪，首先不能不狠抓农业，尤其是要抓好粮食，没有粮食就没法子办工业，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防，打下的人民江山就坐不牢。为什么要在土改之后，党中央又提出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就是这个大道理。”

　　市委书记还谈了他对农村现状的见解：“如何引导和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的农民善良、勤劳、朴实，愿意听从党的号召，对政府也很服从。但是也有不够好的一面，比如说受到封建陋习影响很深，小农经济思想严重，旧的生产习惯不易改变，表面上搞合作化轰轰烈烈，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少。有一部分社员入社后，觉得吃亏了，或者不习惯，又闹起退社，这种情况有被坏人挑唆的，有自己打小算盘的结果，也有干部本身工作作风的问题，总体情况比城市工作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市委书记还谈了期望和嘱托：“你不能简单地认为到农村去工作只是‘改行’，市委是让你带着党中央的大道理，去那里结合东湖乡的实际，做一篇如何走好集体化道路的大文章。希望你能在粮食生产上大有作为，让农民们看到走集体道路未来的前景。这项任务艰巨而意义深远，仅仅用‘改行’的认识，是转换不好角色的。我们是站在新中国起跑线上大干社会主义，谁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本事。因此，你要准备脱掉几层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向土改干部学习，向农民群众学习，向农技人员学习。你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话，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好群众的先生。”

　　朱赞成带着市委领导的期望和嘱托，简朴低调地来到东湖乡赴任。他一踏上这片土地，马上就被碧绿田野里人勤苗壮的景象感染了。一块块农田里正在干活的人们，手脚忙碌不停地劳动着，那种耕作方式显然是有组织的分工，不论是锄草、施肥、浇地，全是分组在一块干活，井然有序，人们的热情非常高涨。朱赞成知道这是合作化后，组织集体劳作的情景。这让他忆起小时和家人改造菜地的情形，那时候在穷乡亲们的帮衬下，让他感受到人多力量大的好处，可是那种好处的局限性太大了，只能是一时一事的，最终还是摆脱不了穷人继续受穷的命运。抚今追昔联想到党的农业政策，他从内心里不禁产生出颇多感慨：从前一家一户力薄人穷，谁帮谁都改变不了一辈子当穷人的命运，而如今党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实现了全村一家人，全社一家人，如此这般生产能力的巨大变化，这才是真正的凝心聚力啊!从今往后，翻身农民不愁没有好日子过了。他开始越来越相信这是一个理想中的好模式：只要把中国的农民组织起来，让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凝聚在走集体化的道路上，这样才是农业上最好最现实的生产力。

　　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上任第三天，乡里的某高级社发生了一起社员闹退社的风波。原来在这个高级社成立之时，许多农民私有的龙眼、荔枝等果树也被无偿入社，引起了部分群众不满，眼下龙眼挂果在望，距离收获已不远，不满情绪又弥漫开来了，部分社员吵着要收回果树，不然就要求退社。但是社里领导的态度很坚决，私产入社就是公产，谁也不能私分，谁分就是破坏合作化。朱赞成闻讯立即赶去，经过深入调查，弄清了问题症结所在。他与乡里其他领导一起商量，决定遵照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要求各社各村领导要从实际出发，按照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在巩固合作社工作果树入社的意见”的精神进行处理。

　　朱赞成亲自来到事发的高级社，努力说服了社里的领导，同意将社员入社的果树重新进行折价，分期还款。同时还决定挑选有经验的果农负责管理，实行定工、定产、定成本的三定一奖一赔(超产奖励、减产要赔)方法，以利于搞好果树生产，增加全体社员的收入。经过这样处理，部分社员的合理利益得到了照顾，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又被调动起来，风波自然就平息了。这一经验在全乡得到了推广。

　　朱赞成一心要把市领导交代的粮食任务搞上去，特意下了一番大功夫，对全乡粮食生产进行细致地调研，在广泛听取多方意见后，决定要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逐步改变“种田没功夫，只靠手脚粗”的耕作旧观念。为了筹划好此事，他让乡里农技站选用矮化良种南特号，先在数十亩水田里进行试种，采用新技术实行选种，稀播种、育壮秧，合理施肥，适当密植。到了秋收，单季亩产竟达600多斤。这比传统耕作的产量，高出了二成多。第二年开春，朱赞成就在东湖乡各社各村，安排大面积播种南特和陆财号等良种，采用间作改连作的新技术。

　　在插秧之后，田野葱绿，水稻长势喜人，一派生机盎然。朱赞成盼望着老天能够风调雨顺。为了来年进一步调动社员们的积极性，他对这个丰收年的到来，充满着无限期盼。可是，在完全靠天吃饭的时代，农业生产上的风险，实在难以预测。

　　果然叵测，天公不作美。1958年7月中旬，晋江地区因风涝受灾，海堤决口365处，全区农作物受灾达100多万亩。

　　当连日的狂风暴雨到来之际，朱赞成看见洪水所到之处，路断、坝塌、地冲，庄稼倒伏，他心急如焚，连夜召集乡社领导开会，布署完分工后，他立马召集党团员和基干民兵，迅速组织起抢险队，带头冲进雨里、水里、泥里同大洪水进行搏斗。他们不顾危险，直奔受淹的房屋和仓库，从里面抢救人，抢救牲畜，抢救集体和社员的粮食与财物……

　　经过数昼夜奋战，洪水渐渐退去。当社员们看到眼前的灾后惨状，村村都是房倒田毁，家园残破凌乱，于是人人都无比痛心，一片唉声叹气。此时的朱赞成，心情比谁都沉重。天降大灾，这让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他看到大家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首先想到要如何安抚干部群众的情绪，如何鼓舞他们救灾的勇气和信心，如何把生产自救的力量组织起来。为此，他在安顿好灾后困难社员的生活之后，马上连续召开乡党委会、乡社村干部联席会、社员大会等一系列会议，及时传达地委、市委抗灾救灾的通知，全面布置“六抢”(抢排水、抢洗苗、抢收、抢种、抢晒入库、抢种晚地瓜)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竭尽全力投入到生产自救之中。

　　恢复灾难造成的创伤，既要抢救庄稼，又要整修房屋，到底是先顾生产还是先顾生活呢?乡党委的意见没能够一致，这让朱赞成十分为难，他知道救灾有轻重缓急，抢种庄稼不能违背农时，所以坚决主张先抢救庄稼，于是他拍板集中劳力参加“六抢”，也允许安排少数劳力抢修重点危房(仓库、学校)。可是，各社各村在执行的时候，却发生了村里干部偷调劳力为自家抢修危房，从而影响到“六抢”任务的落实。这件事被市里检查组知道，被通报批评了。受到批评后，朱赞成意识到是自己布置任务时有疏忽，被某些私心重的村干部钻了空子。这让他心里很恼火，但是此时头脑必须冷静，他先主动向市里作了检讨，把责任扛了下来。事后，他还是在社员大会上严厉批评了一些村干部。

　　朱赞成认真考量全乡的生产自救计划：“六抢”的重点是保粮食，保粮的重点是保社员的口粮。目前水稻损失已成定局，只有靠种地瓜来补救。为了不误农时，他果断要求各村在生产自救的第二阶段，全力以赴抢种晚地瓜，投入全部劳力，并要求每天报告栽种面积，由乡领导分头下村检查。

　　这一年，全乡的粮食生产因为天灾遭到较大损失，可是晚地瓜还是获得了大丰收。灾后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当社员群众看到逐渐恢复的家园，在大灾之后，家家户户还能分到足够的口粮，人们开始笑逐颜开，欢欣鼓舞。他们第一次看到在合作化以后，特别是人多力量大和能够战胜大天灾的集体优势，从中也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希望。

　　1958年开始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40条纲要)，并在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催生出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从此改写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史。

　　晋江地区在惠安县也办起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其后公社化进程迅猛推进。到了10月，全地区都实现人民公社化。由于没有经验，人民公社在创办之初，在规模上颇具以大为美的形式。此时，福建省各地区的行政区域为此也发生了些许变动。晋江县有两个乡5万多人口，以及南安县丰州区的部分自然村，与泉州市郊原有的三个乡合并，在新构成的行政区域内，分别成立了北峰、东海、江南人民公社。

　　在这次公社化班子的大调整中，朱赞成被调任到一个最大的公社——东海人民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当时东海公社是泉州郊区辖区最大，人口最多，底子最薄的人民公社。市委的出发点是为了加强这个公社新班子的力量。尽管这次调动看似降低职务，但朱赞成毫不介意，认为革命工作重于官帽，心情很愉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调动。这也是那个时代良好的精神风貌陶冶“官场”的结果。那时党的基层干部，跟着共产党干社会主义，讲究的是为党干事业，而不是入党做官。朱赞成就属于这一种，他一门心事只想干好农业的多种多收。而此时，在内心深处，还有个很大的心结，那就是，他忘不了市委书记交代的那篇大文章，至今还没有做好呢!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习惯于流汗水和打赤脚这种工作方式，开始与农村、农业、农民结下不解之缘。在平常，他经常和社员们一样参加农田劳动，休息时与大家抽烟喝水坐在一起，随时都可以了解乡情民忧;有时还打破常规，把会议搬到田间地头，与干部们现场研究情况，及时解决复杂问题。这种深入实际的做法，既可以使自己做到工作从实际出发，还能学到不曾有的农业经验和知识。此时的朱赞成已经暗下决心，要把自己为党干事业的远大志向，终身定位在农业战线上，所以这次被调整工作，他不在乎职务高低，只要符合这个定位，他就认为还有莫大的机会，能够继续做好那篇大文章呢!

　　人民公社是河南省农村的基层干部，在大跃进中首创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崭新模式。在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成立后，紧接着新乡市七里营人民公社也成立了。当毛主席视察中看到“人民公社”这个响亮的名字，很高兴地就表态说：“还是人民公社好!”他认为人民公社的成立，可以在中国找到了一条以农业大发展促进工业更快发展的全新道路。很快，中央最高层的领袖们形成了共识，但是中央一线领导操之过急的意念却被人民日报和各大媒体开足马力，连续地发表社论和长篇采访报道，高调宣传为具有“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和大办集体食堂等等好处，并且大规模系列报道遂平县、徐水县等地方大放“卫星”的经验，连篇累牍，耸动天下。从此，大跃进在高潮中偏题跑调，“浮夸风”随之铺天盖地，迅猛袭遍了全国农村。

　　朱赞成来到东海人民公社上任时，各地追求高指标、高产量的浮夸风已经蔓延开来。当时，福建日报整版报道了闽候县城门乡高度密植的经验，并配上一幅题为《越密越好》的插图，还发表了社论《水稻生产的大革命》。一时间，全省各地不顾实际条件，大力推行放胆密植、高度密植。刚开头，朱赞成对高度密植经验就持怀疑态度，从内心里，他对违反科学种田的行为，向来反感，可是当地委、市委层层动员和施压，也就跟随着去执行了。但是他还是感觉拿不准，就和老农们、农技人员一起商量决定，在精选良种后，仍然按照“农业八字宪法”进行“合理密植”，只是在插秧时，对种植密度略有加大而已。这件事让他在公社党委会上挨了批评，他不为所动，也不争辩。

　　尽管那一年秋季发了一次大洪水，但他所蹲点的那个大队，水稻亩产仍达300多公斤，获得了可喜的收获。想不到的是，公社向市里上报时，却虚报成亩产400多公斤。这让他异常气愤，径直来到市里，向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反映实情。不料，那位副书记反而批评说：“朱赞成，你太保守了，现在是形势比人强，你可不能拧着来。”说话间，他拿出一份福建日报递给朱赞成，指着说：“这是最新的社论，看看吧，万斤稻之路打通了。人家南平红旗公社晚稻亩产15648斤，闽候城门公社晚稻亩产19400斤，你们社呢，才报400公斤呀，差得太远太远啦!你再不好好学习，迎头赶上，迟早要被拔白旗的”。朱赞成看完社论《万斤稻之路打通了》，欲辩无言，默默离去。

　　朱赞成已经听说了，公社有人向市里反映他是“观潮派”，市里也有人评议他是“右倾保守”，关于这些非议，让他心生郁闷。他想自已是共产党员，对党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那可真是实心实意地拥护啊。该干的工作，再苦再累，没有怨言，可是让他搞虚报浮夸，学说假话，用做不到的事来欺骗党和群众，这种事不能干，这与执行党的总路线是两码事呀!他极不愿意用说大话说假话，去博取上级领导的好感与欢心。

　　再说了，一年以来发生的有些事情，至今还让他产生太多的困惑。1957年5月，党内开展整风，随后发动党外群众帮助整风，北京部分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也热烈响应，然而少数人却乘机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甚至提出学习西方搞“政党轮流执政”。于是到了6月，党中央就组织反击。朱赞成当然认为反击右派是及时的，大快人心的。可是不久，形势的发展，让他或多或少开始有了困惑和疑虑。

　　后来人们从史料上获知，当年毛主席预测全国只有5000个右派，不知何因，主持反右斗争的中央一线领导人在反右打右中不作严格把关，允许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层层下达指标，导致在轰轰烈烈之中，扩大出五十多万个右派。这么大的打击面啊!让太多的基层干部开始想不通了——在整风运动中，事实上，真正向党进攻的右派只是极少数人，而且仅仅是集中在北京、上海的政府机关内以及部分高校，至于全国一般的党政机关、学校、工厂，许多人只是向本单位党政一把手的官僚主义，敢于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而已，哪里会冒出那么多的右派反党?然而最后的结果是，在下达指标以后，机关里被打成右派的人大多数都是平时最敢向领导提意见的性情中人，把他们打成右派，让许多有正义感的同志开始倍感寒心，认为这是领导借运动整人、搞打击报复。当年福建全省划定的右派有7000多人，自此之后，广泛性群众民主监督的氛围不复存在，各地党政机关里的“一言堂”，渐渐地滋生暗成，让某些当权派学会了抱团取暖。

　　1957年夏季，晋江地区机关和泉州、仙游、南安等县市机关的一些干部在大鸣大放中，对某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南下干部，在工作和生活问题上提出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可是却被省委、地委视为反南下干部的风潮，被定为“地方主义错误”，致使许多原中共福建地下党的负责人、在当地人民中德高望重的领导同志，遭受到了不应有的牢狱之灾。朱赞成不相信这些领导有什么错，对他们的不公正遭遇，心存愤愤不平。

　　就是在反右、反地方主义之后，朱赞成逐渐地发觉到，市委机关里也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一些领导干部好大喜功，办事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偏爱表扬和重用不顾实际可能，敢于提出高指标、说大话的人;同时也爱好上借用各种运动的到来，想方设法，压制和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当大跃进高潮来临时，这种唯意志论和霸道作风，在机关逐渐站了上风，占居了主导地位，已经不是个人力量可以改变的了。

　　朱赞成忽然觉得听党的话变得艰难起来了，然而实事求是党的一贯教导，党员的底线让他无法适应眼前的乱局。他想来想去，又觉得虽然自己的思想有些跟不上，但总不能置身在大跃进高潮之外，毕竟总路线、大跃进是党中央制定的，是不容置疑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理由相信，党中央一定会有办法纠正局部上的偏差，只是现在时候未到，再说往深处去想，自己眼下的工作，还是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特别是，他为了实现原市委书记交给他的“那篇大文章”，通过对中央有关农村政策的长期学习，以及在农村工作实践中的体会，已经对毛主席“农业八字宪法”有了准确的解读：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收无收在于水，水为八字之首。

　　在回公社的路上，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终于拿稳了在公社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主意。在一次公社党委会议中，朱赞成大胆地建议：想要改变全公社粮食产量低的现状，离不开兴修水利。公社每年的旱涝损失严重，有必要在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抽出一些强壮劳力，组织起来，兴修水利工程。公社党委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分工朱赞成负责抓好这项工作。

　　争取到这项任务，让朱赞成感到称心如意，所以积极性很高，马上就行动起来。他先到市里水利部门联系，请他们派人来到东海公社，帮助搞水利新项目的设计方案。

　　请来的水利技术人员，都是带着大跃进的热情、干劲和思路，他们一来就放开手脚地开展工作，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很快就完成全社域内的勘察和设计。当朱赞成把方案向公社党委汇报后，党委书记和社长都高兴得合不上嘴。在这个方案里，抗旱机井就有近百眼，还有塘坝四处，排灌站五座，还有配套的干、支渠道，以及河道、沟壑的拦洪坝和防洪堤。

　　他们知道这个全公社水利方案一旦实现，东海公社的农业生产肯定要上一个大台阶，所以呢，不但毫无保留地支持，还心急火燎地催促着马上动手就干。

　　朱赞成立即全身心投入到公社水利建设的高潮里，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用亲身的实践和体会，拓宽视野地看到了大跃进中的另外一面。

　　在大兴公社水利建设的过程中，广大干部社员、水利技术人员，连同党政机关干部、国企工人们都闻讯赶来参加，他们以昂扬的斗志和前所未有的干劲，投身到支援农业建设的洪流中，从而脚踏实地取得了辛勤劳动的可喜成果。而且这些劳动成果在以后许多年里，肯定能持续发挥着长久的经济效益。

　　朱赞成在大跃进的高潮中，能看到负面的也能看到正面的，他以比较清醒的思路，迎着正面而上并且冲在前面，像一团火焰燃烧着自己。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这时正是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最火红的年代，历史也是这样见证的：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中国人民冲上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高地，这是新中国依靠自力更生初创大业的第一号高地，插在这个高地上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就算留下一些受人诟病的弹洞和残缺，但对于尚处于青春萌动期的年轻的共和国而言，它在自力更生中壮怀激烈的风采至今仍然是光彩夺目的——50年后全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旱，当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江西樟树市农村时，当地抗旱农民还十分动情地回忆说：“如今还是喝大跃进的水，种学大寨的田”。

　　到了1959年上半年，朱赞成负责的公社水利工程基本完成，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当年就发挥出效益，受到社员群众的高度赞扬。可是，公社领导层也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朱赞成搞水利抽调的劳动力太多，影响市里给公社下达的炼钢铁任务，差点被拔掉了红旗。此时，还有个别人不干实际工作，专爱搬弄是非、走上层路线，向市里个别领导反映说，朱赞成经常在背后发牢骚，为被打成地方主义错误的某些领导大鸣不平。这让在市里搞“一言堂”的领导很是恼火，暗示东海公社班子的人搜集材料，想要伺机整治朱赞成一下。对于这些背后的小动作，朱赞成不知晓也无暇关注。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福建省委内部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把矛头指向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等人，因为他们在大跃进早期就觉察到了某些弊端，提出过大炼钢铁是劳命伤财、农业高指标超过实际可能等等正确的意见。在报经中央一线领导批准后，省委给予他们撤销领导职务和其他处分。紧接着，从省到地、市、县、社也开展一层层的“反右倾”斗争，还进行了“反地方主义的补课”。

　　在这场突然到来的政治风暴中，朱赞成遭受到了批判和斗争。由于是市里直接点名的对象，公社党委不得不召开党内扩大会议，对朱赞成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批判和帮助。会上只有少数人猛烈地批判，还有一部分人跟随着附和，结果所批判的问题毫无说服力，反而还能够证明在大跃进中，朱赞成是公社少数头脑清醒、受到社员群众欢迎的好干部之一。公社书记和社长虽然与朱赞成在工作中，时常有意见相左，但他俩还是钦佩朱赞成为人正直以及工作能力，无奈在市委的政治任务强压下，让他俩左右为难无可奈何。可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判和斗争之后，他俩并没有发现朱赞成有实质性的问题，于是就选择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拖了二个月之后，公社党委在给市委的报告里，认为朱赞成够不上划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条件。

　　显然，市委对东海公社的报告很不满意，于是便派出一位某部委的副部长，带着二个人来到东海公社。他向公社书记和社长说明来意，市委可以同意不定朱赞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还是认为其犯有“严重右倾”的错误。公社书记和社长一齐推委说：我们上报的材料已经很详细了，市里可以进行核查，如果确能证实朱赞成有现行“右倾”言行，我们党委马上就开会重新研究。这位副部长看到党政一把手的态度不冷不热，就决定自己搞实地调查，其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们实在是太朴实了，他们并不关心运动中的政治问题，只看公社干部们谁跟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多，谁对社员群众的困难关心多，谁为公社集体经济干的实事多，谁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党的好干部，显然朱赞成就是大多数社员眼里的好干部。当听说上面来人要整他时，社员群众自然争先恐后为朱赞成说公道话。经过这番调查，也让这位副部长多少改变了一些听来的对朱赞成不好的印象。他在临走时，主动找朱赞成谈了一次话。

　　这次谈话极有可能给朱赞成带来转机，但是由于他性格太倔犟，反而成为招致厄运的软肋。这位副部长在谈话中，先是肯定了朱赞成在大跃进中实干苦干的精神，同时也严厉批评他对反地方主义的不满，没有站在上级的立场上，爱在群众中发牢骚。他想要说服朱赞成，写个犯有自由主义错误的检查，由他交给市里去作解释，不料，却被朱赞成拒绝了。

　　朱赞成心有不服地辩解说：“为什么被打成地方主义的，全都是本地有声望的老革命?解放前他们在当地为革命出生入死，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解放后他们长期担任领导，下基层蹲点抓工作，不辞劳苦，千方百计关心人民疾苦，为基层办实事解难事，下边的干部群众太熟悉了解他们了，对他们有很深厚的感情，突然之间把他们打倒，有的还开除党藉关进大牢，多么残酷呀，这让当地有太多的群众想不通，看见我们干部一来就追问，是不是现在天下打下来了，共产党在内部也分山头搞派系，也开始学会对自己人打黑枪?这种事连我都想不通，怎样回答才好?我向市里反映了，市里也不解释。群众见不到市领导，只能见到象我这样小小干部，见到就问，问多了，三次五次要不要回答一次?我与地下党老接头户一起交心谈心，是自己的同志嘛，当然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算犯了自由主义错误?”

　　朱赞成还尖锐地反问道：“我们基层干部在大跃进中，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水里泡泥里滚，整个人快成了泥猴子，心里只有任务和指标，没有老婆和孩子，到头来反被指责犯右倾错误，没完没了挨批挨斗，而你们市委机关里就有个别领导，白拿工资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了，养得白白胖胖，市里连个批评都没有，到底是干工作的人右倾，还是在家带孩子的右倾?市里领导不就是因为她是南下来的，不敢管嘛!”

　　朱赞成在公社召开批判会时，还算能够冷静对待，毕竟是来自同级、下级和群众的声音，就算有失偏颇，还是可以理解和忍受的。但是到这个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现在是来自“上级”的声音，这个声音曾经教导过他要疾恶如仇，而如今却是如此不讲道理!

　　……看着朱赞成似乎要把一肚子的委屈倾诉出来，这位副部长就耐心冷静地听着，听着，坐在旁边的另一位同志不停地记录着，记录着。好一阵子，当朱赞成把话说完之后，副部长立即神情严肃地追问道：“你说的在家里白拿工资带孩子的那个人是谁?”朱赞成从容地脱口回答：“XX局某副局长”。副部长沉默不语了。他知道，朱赞成讲的问题是实话——这位副局长南下之前，在老家只是个村妇女主任，跟随丈夫南下到福建后，丈夫当上了地委组织部部长，她也当上市里某局的副局长，生下第三个孩子就不再上班，拿着工资在家带孩子已经有两年多了。这件事在市委机关影响极坏，可是没有人敢提意见。现在被朱赞成端了出来，他知道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这位副部长回到市里，心情复杂地向市委汇报了对朱赞成调查的情况。汇报中，他还是很客观地谈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要认定朱赞成有右倾错误，事实材料还是不够充分。可是，市里负责搞运动的副书记，在翻阅调查材料时已看到了谈话纪录，他听汇报时不动声色，不作表态，事后却把材料报到了地委。不久，地委主管运动的副书记就表态说：朱赞成是个漏划的地方主义分子，这次得让他补上这一课。

　　1959年底，朱赞成被市里划定犯有地方主义错误，当作为党内的“不纯”分子，被撤销职务，保留党藉，下放农场劳动。然而，他能够保留党藉，还是公社党委书记和那位副部

　　长为其争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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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仗义执言与微言大义

　　面对无妄之灾不期而至，朱赞成虽然心理上有一定准备，但此时内心还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他怎么也想不通，只是因为同情和打抱不平，也会被打成地方主义坏分子?自己哪里够格呀!他早就听说了，凡是在省里被戴上这顶“帽子”的人，几乎都是当年福建革命老区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铁杆共产党人——陈贵芳、黄国璋、林汝南、许集美、王一平等人，虽然自己不认得这些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可是当年逃避抓壮丁时，这些人的名字已经是如雷贯耳，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悬赏告示上，老百姓经常能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列于榜上，然而在老区人民的心目中，他们全都是一群响当当的铁血好汉!而如今革命成功了，国民党反动派被赶走了，这些铁杆的共产党人，怎么就变成了“不纯”分子呢?太让人想不通啦!

　　其实那时候的朱赞成，似乎对于“组织”的看法，也产生出了难以扫除的迷茫——1952年高岗就是针对刘少奇的干部路线，提出党内有“红区党”和“白区党”的问题，结果触犯了高层的众怒，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联系到当下福建的反“地方主义”，似乎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朱赞成闹不明白，不论红区还是白区的党组织，不都是共产党的党组织吗?为什么在福建就不能一个样呢?北方南下干部和本地老区干部都是解放福建的功臣，为什么福建省委就要像打高岗一样，非要把地下党的老同志打成反党集团?在党内光明正大提出些不顺耳的意见，就一定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人死地而后快?看来“组织”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纯洁，高岗提出白区红区的问题，也许是他个人察觉到党内不但有山头问题，还存在着严重的宗派问题——不可否认，毕竟朱赞成是置身最基层工作，当时他仰视这些高层问题，难免产生雾里看花的迷茫。

　　朱赞成永远忘不了历史的那一幕：1949年8月31日那天上午，他挤在人群中围观中共泉州地下党千余人的队伍开进城区，为首的就是许集美、朱以斌、郑种植、朱汉膺，全城人民亲眼目睹了他们兵不血刃先期占领了泉州城，而后在下午，又组织全城老百姓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自己也是从那一天获得了新生。

　　孰能料到，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震惊福建政坛的一桩特大冤案，突然之间就在晋江地区发生了。当时，除了地专机关、泉州市委机关和各县错打了数百名右派以外，地委还向省委上报《关于晋江地区在大鸣大放中发生反南下干部风潮的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把许多基层和机关干部在大鸣大放中，对极少数南下领导干部进城以后养尊处优、高高在上、工作作风霸道和生活上腐化，以及在婚姻问题上“弃旧迎新”等问题，在党内提出善意而又尖锐的批评意见，全都被歪曲夸大为“掀起反南下干部的风潮”，闹得整个地区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颇有小匈牙利的味道。省委不经认真核实就接受了这个报告并上报中央，要求为“反地方主义”定调。

　　10月以后，晋江地委公开打出“反地方主义”的旗号，揭发批判地委常委、专员许集美、委员郑种植、朱义斌、林汝楠、饶云山等人，而后上挂下靠，把反地方主义的范围扩大化，又把从专署到县区的一批原地下党的领导干部都包括进去，在批判揭发之中不断发酵，上了纲再上线，于是斗争就从批判“地方主义”风潮，改变为揪“地方主义”的反党分子。如此不寻常的棋局中，许集美、郑种植、朱义斌等人被打成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同时还把饶云山、林汝南、朱汉膺、康金树、辜仲钊等人，以及地专机关局一级部分科局长也打成了“地方主义反党分子”。这些人都被开除党藉，有的投入监狱，有的开除公职，或者下放劳动。几乎是同时同步，晋江地区反“地方主义”的滚滚浊浪，也迅猛异常地袭向闽北福安地

　　区、闽西龙岩等地区，全省因此遭受到批判处理的党员干部达一万多人，远远超出全省各地打右派的数量。这桩福建省的特大冤假错案，跌宕起伏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项南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才在形式上获得公正解决。

　　由于反“地方主义”的矛头，是指向原老区地下党的老同志，而这些老同志当年在白色恐怖的斗争中，与当地人民浴血奋战骨肉相连，在革命老区享有崇高的声望，那里的人民对他们信得过，打死都不相信这些人会反党呀!老区人民憎恶反“地方主义”的倒行逆施，认为把这些久经考验的铁血共产党人，在反右斗争中同“右派”捆绑起来一起狠打，就是想要砍倒革命老区这杆红旗。好在老区人民心中都有杆称，知否知否?这应是一面被鲜血浸透的红旗啊，它是老区人民用无数牺牲坚持到底，才得以彪炳共和国的史册啊!在如此一方印记鲜红的土地上，那些在反“地方主义”中被打倒的老同志，自然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同情，他们虽然人被打倒了，依然民望不减，拥趸无数，朱赞成便是其中之一。

　　尽管朱赞成只是个同情者，也遭受到不公正的株连，但他自知与那些老资格的地下党老同志相比，组织上对他的处理还算是从“轻”发落了，所以，当接到市委组织部的通知后，朱赞成二话没说，带着满腹的憋屈和困惑，独身来到泉州市第二畜牧场报到。

　　泉州市第二畜牧场座落在市郊东部，是个以养猪为主的农场，还经营小规模的果园和农田，才创建一年多，生产和生活条件十分简陋。朱赞成下放农场仍然是“干部”身份，可是农场按照市里的指示，把他安排到养猪队的班组参加劳动。从此，朱赞成在这里开始了三年劳动改造的生活。

　　说句大实话，朱赞成并没有把下放到农场改造当成一件人生失败的事情。他从参加革命工作之初，就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入党提干，当年只是想学着共产党人的好模样，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实事，自己入党提干后仍然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事到如今，他心中充满委屈和困惑，但在思想上并没有为自己的直言犯上而后悔，曾经有过的是，他不知扪心自问过多少回，每一回总是对照着党的一贯教导，念兹思兹，无愧于党。既然如此，为了坚持真理而惹祸上身，惹出了自己就得扛下来。在大是大非面前，朱赞成从来都是一条硬汉，不吝急公好义，敢于仗义执言，这是他一生不变的刚烈性格。想当初，为了给被开除的店员讨回公道，他不犹豫不动摇，挺身而出，不讨回公道绝不罢休。正因为有了这种纯粹闽南人硬汉子的性格，也让朱赞成在其一生际遇中，每次吃过眼前亏后，总是能够豁达释怀，凡事提得起放得下。在经过一段不长时间的沉默、苦恼、憋屈之后，他很快就摆脱了一切苦闷和委屈，开始回到了现实之中，用心地规划起“新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朱赞成此次丢官之后，能够平静地接受削职为民的命运，这也是受到历史背景的支配：那个时期是共产党执政的初期，但凡工农出身的基层干部，对于官场失意的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究其原因，是固有的平民本色尚未褪色，退出官本位制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太难做到的大事，更不是什么难堪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从文革以后一大批从中央高位，回归原点的工农干部身上，人们也可以看到，那一代真正共产党人能上能下的时代风采。

　　朱赞成被安置在靠近猪舍旁不远的一排小平屋里居住，每天都和养猪班组的职工们一起准备猪饲料，挑食喂猪，清扫猪舍，还要把猪的粪便挑到一百米外，积存在几个很大的蓄粪池里。那时农业上极少有化肥可以使用，主要是依赖农家肥当家，这就使得大蓄粪池既是个“聚宝盆”，也是个“大污染源”。每逢刮起东南风，从池中发酵出臭哄哄的气味，随风飘进职工居住的小平屋里，甚是令人难闻难忍。更为糟糕的是，已经接近炎炎夏日的来临，天天蚊蝇成群，让人无法驱赶，人们白天不得不尽量关闭门窗，忍受着闷热的煎熬。尽管如此，职工们对于蓄粪池还是爱恨相交，难舍难离。个中缘由是，几乎人人都需要利用周边的空地，开垦出属于自己的一小块自留地种蔬菜，而施用过发酵后的猪肥，种出的蔬菜长得好极了，职工们岂有不爱之理呢!再说，畜牧场的领导也甚是开明，畜粪池虽说用途是为果园和农田积蓄肥料，但是为了弥补养猪队员生活环境上的亏欠，场部领导表现的很大气，权当作一种“福利”，准许职工们自觉地限量使用。

　　朱赞成下放到畜牧场不久，国家农业形势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59年、1960年连续遭受严酷的自然灾害，全国粮食生产不断减产，城乡人民的生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时，党中央除了采取措施纠正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以外，还号召全体人民用“瓜菜代”，以应对出现的严重粮荒。

　　这个时候，安心于农场改造的朱赞成，也在小平房不远处开垦出一块不大不小的荒地，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去种蔬菜，而是全部种上了地瓜。旁人不理解地询问他，朱赞成便作自我调侃，戏说自己是个懒人，只能干些省工省力的懒事。转眼工夫，收获时节到来，使用猪粪生长出的地瓜硕壮无比，一块不算大的土地里竟然收获了好几百斤。这让朱赞成喜出望外，从家乡叫来爱人帮助一块收获，其后两个人用板车拉回老家。在那个闹粮荒的年代里，一个家庭能有如此收获，自然引来许多人的羡慕，消息传到了市委机关，有人说朱赞成这是因祸得福。此时机关里是如何评说，对于朱赞成已经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够收获地瓜，好让全家人度过勒紧裤带的艰难日子。

　　平时人们很少看见朱赞成在自留地下工夫，此时瞧见他的收获真是不小，这才理解他说的懒人爱干懒事是啥个意思了——种植地瓜就是比种蔬菜省工省力，又特别能够充饥顶饿，这正是荒年里最实惠的口粮。不久之后，就有不少人也跟着学他，改种地瓜了。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畜牧场的职工们真是得天独厚，因为他们有开明的领导，又有专业技术人员，还有良种、良田、农家肥和自留地，这些公有制的初始条件，都能让只要能够吃饱肚子就有着使不完干劲的职工们，更加无比地热爱自己的农场。因此，农场里各项工作都表现得十分突出，经常受到市里的表扬。

　　这种现象引起了朱赞认真地观察和思考。他从中发现第二畜牧场在管理上很有特色：一方面是在职工层面上的管理教育，领导绝不滥唱高调，只要求职工做到“先公后私”就好了，标准就是他们要努力完成农场分配的劳动定额，在此前题下，适当地照顾他们合理的私心也无妨。这样的标准很容易让每个职工们都产生认同感——效果是很明显的，农场的定额总是会被职工超额完成。另一方面是对干部层面的管理，关键就抓住一条：是干部，就得大公无私和廉洁奉公，否则，领导先有一分私心，群众就会多冒出十二分的私心。朱赞成突然感悟到了人民公社党政班子整体素质的重要性，此时此地，在他的眼里，第二畜牧场就是一个人民公社被缩小的理想模式。

　　根据朱赞成下放以后长期观察的结果，第二畜牧场的领导真是好样的，他们工作作风朴实无华，没有任何赶时髦的高调和浮夸，因而只需用自己默默的实际行动，处处以身作则，领导、影响、教育着职工，带动着全农场人人都必须干好本职工作。他们在工作上敢抓敢管，铁面无私，但对职工的生活十分关心，知道他们仅靠国家定量无法吃饱肚子，所以允许职工开垦有限的自留地，而自己却不去种一块自留地。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职工的议论，因为他们个个大权在握，掌管着当下社会上最紧俏的物资，管不好自己就无法教育别人。到了60年代初，共产党执掌政权也有些年头了，渐渐地从干部队伍中滋生出一些特权思想，让人民群众有些看不惯了，甚至到达反感的程度，以致一些干部在群众中间丧失掉威信，从而党在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有所下降。然而，朱赞成在这里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畜牧场的领导和朱赞成一样，也是解放后党培养的第一批工农干部，可是朱赞成却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许多超过自己的优点。

　　朱赞成发觉，畜牧场的领导按章办事的能力特别强。他们为了办好农场，四处取经，然后按党政分工和业务分工，结合实际制定出完整的规章制度，尽管内容不多，但有一条是一条，任何人不能违反。这一套制度看似计划经济的产物，但也很符合商品经济的规律，还带有现实的政治标准，被畜牧场的领导当成经营管理上的法宝。他们就是靠着运作这种规章制度，管理出一个井井有条的生产经营模式。

　　畜牧场的经营，划分为农、果、畜的生产和出售，重点是饲养生猪，保障市区商业网点能够按计划向市民供应猪肉。除生猪的生产计划是市里下达，农、果的生产计划则是农场自定，产品统一由市里调拨，一律按国家收购价进行结算。所以，只要畜牧场各项生产任务完成得好，自收自支总能够很好地平衡，因此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它成为泉州城区最主要的副食品供应基地之一。

　　由于场领导都能够自觉地按章办事，且廉洁奉公，率先垂范，这里没有走后门的情况发生。所有的生猪出栏，水果收获，花生和大豆出库，全是按照市里商业局的计划，如数调拨给国营的供应点，局里每年都下来对帐核查，从未发现隐瞒和错报。

　　朱赞成认为畜牧场的领导，在保持本色方面做得很好。场部有规定：每一位场领导除公出外，每天都要参加生产劳动，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结果是，每一位场领导都能自觉地跟职工一样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发现问题就可以及时解决，并且养成传统，雷打不动。关于这一点，朱赞成就有过亲身感受。有一次，场长来到养猪队一起清扫猪舍，他向场长提建议，为了人畜共同健康，畜牧场要去请市里防疫站经常来，给猪舍和蓄粪池实施消毒。场长马上就接受。果真打那以后，市防疫站每半个月就来消毒一次，夏季是每周一次，让养猪队的环境卫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当1960—1961年的灾情不断扩大时，畜牧场的生产和生活均受到严峻考验，由于场领导的威望在职工中已经有深厚的基础，两年间数次大台风、大洪水来袭，全场干群团结得跟一个人似的，职工们舍命忘家地守护住仓库，守护住猪舍，守护住果树……为了保卫这些畜牧场的财产，没人去顾及私家的那点小菜地和小平房……遇到在救灾的关键时刻，场部总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及时组织起几支还饿着肚皮的职工队伍，行动果敢地进行抢险救灾，战胜了一次又一次大天灾，使得这个全市十分重要的副食品基地，安然地度过了难关。在如此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之后，朱赞成越来越钦佩该农场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

　　还要多说一句大实话，在下放第二畜牧场的三年里，朱赞成并未受到多少歧视。这是因为场里领导对这些出于政治原因的下放人员，无论是右派还是地方主义不纯分子，只要求他们能够遵守党纪国法，以政治上不逾矩为准则，同时还必须遵从场部的规章制度，在此限制之内，对于他们的管理还是相当宽松的，几乎就是让他们和普通职工一样参加干活，天天按时从事有定额的劳动。这些人原本不是机关干部，就是学校里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干重活或脏活并不习惯，场部就交代队里根据个人身体情况，予以适当照顾，然而当事人似乎也挺有“觉悟”的，都明白要过好思想改造这一关，必须干活不怕苦和累，为此他们也挺乐意与职工们打成一片。

　　在职工的层面上，这些农场职工原本就是些普通农民，他们天性淳朴厚道，对于政治内容不明就里，也没有多少趣兴，所以在心理上对于落难官员或者右派分子，并没有天生的敌意。现在又见这些曾经是“人上人”的人，能够与自己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主动地要与自己交朋友，自然是平等相待，敬尺还丈，处久了也就是感情第一政治第二了。在劳动中，农场职工主动帮助身体不好的改造人员完成劳动定额，这种“好人好事”的情况是经常性的事儿。在平日休息时间，大家也是在一起不分彼此，聚集起来打牌下棋、聊天闲谈、抽烟喝茶、钓鱼捞虾。就是在这种农耕式的生存环境下，使得那些原本心事沉重的不幸之人，来到畜牧场以后，多少也能寻找到一些超脱政治桎梏的生存乐趣。难怪在后来的平反大潮之后，一些尚存道德良心的右派大人物，在撰写个人回忆的文章里，也坦承是这些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用他们天性的淳朴和善良，让自己在逆境中找到生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

　　殊不知，前苏联改造不同政见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是采用“劳改营”的方式，集中起来进行封闭式改造，那些地方阴森恐怖，尸骨累累。然而，新中国对于这类人员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将他们“下放”到广阔天地最平民化的生存地带里，让他们在底层劳动人民中间接受“改造”。而且还有不少人在改造期间，仍带着工资或生活费——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他们的经济来源依然归属于国家体制内供给(尽管有一些高薪者被降低原工资)，使得他们的基本生活仍是有保障的，而且还远高于底层的一般劳动者。这就充分显示出，当年共产党在讲究专政的条件下，“给出路”的政策绝对不是一句空话，仍然坚守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和光芒。

　　朱赞成就是在这段“给出路”的逆境中，充分利用“无官一身轻”的大好时机，把逆境当成自我学习的大课堂，他一边劳动改造思想，一边自我燃烧思想。回顾初到畜牧场时，朱赞成为什么在自留地里只种地瓜不种蔬菜?其实他心里早有个小算盘，那就是他已经谋划好如何抓紧时间，要安排好个人的自学计划，他太渴望通过有计划地自学和思考，去弄懂弄通太多困惑已久的思想问题。

　　于是，朱赞成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来到队部、场部收集旧报纸或旧杂志，带回宿舍有空就认真阅读。他把大跃进中有关的重要报道，以及发表的中央各领导的讲话，用剪贴的办法做分类整理，进行不断反复地学习、对照、分析、比较，渐渐地对于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人民公社等新事物的出现，在认识上逐步有了一个清晰的背景轮廓。

　　有一次朱赞成在无意之间的翻阅中，看到了《党内通讯》上发表的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给全国六级干部的公开信，这让他十分惊喜。对于这封信以前只是听说过，当时他已没资格听党内传达，并不知道其中内容。此时此刻，信里的内容就像磁场，牢牢吸引他的双眼，逐字逐句，连续阅读了好多遍。

　　这封信专门提出在大跃进高潮中，各级干部要注意六个方面的问题。(1)包产问题。毛主席强调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朱赞成认为，这不正是在支持基层干部不要唯上，要实事求是反对胡吹吗?(2)密植问题。毛主席主张应同农民“商量决定”，反对“死硬的命令”。朱赞成想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现在从毛主席这里找到了支持自己的根据。(3)节约粮食问题。毛主席反对“一切大话、高调”，强调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朱赞成认为，毛主席抓住了民生，就是抓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4)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毛主席不赞成盲目决策，主张“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同时实行”。朱赞成不得不钦佩毛主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领导艺术，是实干家的见地，实干家的高手。(5)机械化问题。毛主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真是具有领导农业大国最高领袖的气魄和眼光——先搞土地改革，再搞农业合作化，用集体经济把小生产的农民组织起来，以人民公社集体化的优越性，逐步让机械化不断取代现有农业的人力劳动，促使农业生产走向新的技术、新的分工。(6)讲真话问题。毛主席一针见血指出：“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不可讲。”朱赞成据此认为，大跃进中，毛主席是党中央反对说假话的第一人，也是反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冒进的第一人。

　　朱赞成一连好几天，收了工就学就想，睡觉前再学再想，爱不释手。他越学越想越了然于胸。毛主席在信中用鲜明的观点要求六级干部们，在大跃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只唯实，反对说假话说大话;主张讲真话、坚持民主精神，要在严谨的科学试验中进行探索，反对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读完这封公开信之后，他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这封公开信里讲的六件大事，当时全党马上就层层组织学习、讨论、总结、提高，那么，多快好省的大跃进哪能发生后来偏题跑调的乱象呢?何至于后来又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呢?毛主席在信里讲的六件大事，件件关系到广大农民吃饭的大问题，关系到搞好中国农业的大构想，可谓是眼光独到，殚精竭虑。此类的国家大事，唯有他老人家想得深，想得远，想得细，令人万分钦佩。

　　朱赞成以前也曾读过毛主席的若干文章，只因为自己长期在基层工作，总认为治国论道是党和国家领袖层面上的事情，而基层干部只要听从党中央的、干好自己的基层工作就行了，所以学习毛主席的文章通常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现学现用，够用就行。此时他身处逆境，为了在困惑中能够寻找到思想答案，这才让他有机会沉下心来认真地学习，也让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领略到毛主席文章的领袖水平和人格魅力。未了，朱赞成只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学习这封短信的读后感——毛主席已经察觉到了，并且正在纠正全国大跃进和中央某些领导的偏差。

　　比如公开信里说：“应该说，有许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这段话让朱赞成看到了大跃进中的毛主席，自己一旦发现问题所在，就带头针砭党内时弊，带头揭露讲假话的源头，表现出不遮丑不护短的公允态度，公开给不唯上只唯实的基层干部撑腰。又比如，当看到毛主席在信尾“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这一段话时，让他感受到坚持民主和科学精神、多听下面的意见、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这些正是毛主席在大跃进中，希望能畅通无阻地走群众路线的一贯主张。特别是，毛主席在信里坦白地承认“自己在这里唱低调”，不怕事后被称作“保守主义者”，这让朱赞成看到了毛主席在大跃进的大棋局中，既有号召“鼓足干劲，多快好省”的大智大勇，又有在过热之后率先“唱低调”，不怕当“保守主义者”的冷静态度。

　　朱赞成是个能够勇敢独立思考、不爱给自己思想设限的人。他发觉手头上拥有的学习材料太有限了，难以打开自己的思路，于是就悄悄通过好朋友、老领导的关系，又收集到了一些只能在小范围内获知的有关资料。他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头绪，把报刊上公开的和内部学习的材料中，有关两大领袖在大跃进中的报道和言论，挑选出重点排列出主要内容，而后努力地领悟和解读——

　　1958年1—3月，毛主席批评1957年的“反冒进”，提出要搞总路线、大跃进。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提出河南今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要过关了。毛主席不信，给他浇凉水。毛主席对人民日报总编兼社长吴冷西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和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也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争先，搞得天下大乱……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1958年5月中央八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主席明确总路线大跃进的政策方向，提出15年超过英国。

　　1958年5月下旬，中央通过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生产纲要，即400斤(秦岭以北)、500斤(黄河以北)、800斤亩产纲要(长江以南)。

　　1958年6月14日，在全国妇联党组会上，刘少奇主席提出办大食堂的设想，认为会吃得饱吃得好些，还节约粮食。预言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主席要搞共产主义基层组织试验，提出四十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视察，提出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而是二、三年。赶过美国也就是七、八年。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病老生死都在这，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7月中旬，刘少奇到各地视察，寿张县公社干部汇报：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籽棉亩产1.5万斤。刘听后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当常熟县某个乡的党委书记汇报实现稻谷亩产1万斤。刘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那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此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把原来上报的产量几千斤，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的报道，也跟着改变成了几万斤)

　　1958年8月，毛主席视察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称赞“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构成社会基层单位，确定它是集体经济。

　　1958年8—9月，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徐水县委书记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人民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计划一亩的山药产量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麦子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9月1日登人民日报)。9月13日李先念视察时，徐水县已经是政社合一，一县一社，统收统支，全部供给制。

　　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天津视察，有人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主席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这位领导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然后对着《人民日报》五位小女孩站在稻谷堆上的照片说道：“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又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1958年8月30日，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农林口上报各地汇总的粮食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主席表态：“搞不了这么多”。

　　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主席在河南提出过渡到共产主义5个条件。基本人人参加劳动，劳动分工更细;搞好技术革命和教育，实行全民所有制;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消灭三大差别;内部阶级矛盾消失。推广革命家庭，分设青壮年男班、女班;老年男班、女班;少年男班、女班。分设营房住宿，每周团聚一次。

　　1958年10月，毛主席派田家英、吴冷西到河南新乡市调查。下去前说：“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

　　1958年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2—10日，毛主席指出：今年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是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毛主席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

　　1958年，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主席说：“我不信”。还一位外国朋友问毛主席，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毛主席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在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急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毛主席还说：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们不要说他没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我的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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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有过多少个挑灯夜读，朱赞成全身心地沉浸在勤于思考之中，然而他的心情也曾经一度产生过挥之不去的纠结。比如，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同样受到人民爱戴的领袖人物，同是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问题上，一位是有热有冷，一位是热情高涨;一位是摸索前进，一位是跑步前进;一位是亲历亲为且种过地熟悉和懂得农业，一位是看似从未种过地而且不懂得农业。他们俩人一位是全国大跃进的主帅，一位是全国大跃进的副帅，肩并肩站在同一时代的大舞台上，一起指挥着万马奔腾的全国大跃进运动，然而却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领袖气质、水平，以及风格。这让朱赞成一时无法用常识去作解读，思来想去，党的领袖就是党的旗帜，绝不容许怀疑，于是他决定用党性的大原则，从宏观上识其大体，从微观中辩认虚实。

　　朱赞成认为这俩位领袖人物在大跃进中，都是当代马列主义信仰和革命理想的最忠诚的实践者，都是立志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创大业的人民领袖，都是具备与西方列强抢时间争速度的宏伟气魄。

　　而此时，朱赞成仅经受过党的教育不到十年，尚且人还在落难之中，他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深知在当时世界格局的条件下，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必然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眼中钉，他们决不甘心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积极扶持台湾政权反攻大陆，还企图孤立和封锁新中国，建立起半月形战略包围圈，妄想让新中国所有的经济建设，都受制于他们的战略包围圈。朱赞成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属于做梦都想让伟大祖国早日强大的那种热血年轻人，所以他坚决拥护党中央，大胆采用大跃进这种特殊模式，抢时间大干快上，超常规地发展国家重点经济建设。

　　经过一次又一次认真学习和思考之后，朱赞成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在他看来，党中央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决策行为，就是为了实施提升国家实力的一种赶超大战略。正是在这种大战略号角的鼓舞下，让当时的中国人真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一种国家优势，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人人争先恐后为国家出一把力，都会拥有一种由衷的自豪，并且从中真切地体会到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拥有一种举世无双的创造力。

　　这是一个让敌人望而生畏的年代，也是让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年代。为了让粮食产量早日跨跃纲要，为了让钢铁产量早日超赶英美，为了让工农业基础可以超常规地起跑，为了让国防工业可以超常规地发展，上至党和国家的领袖们，夙夜为公，宵衣旰食，忘我工作，下至全国亿万工农商学兵，夜以继日，齐心协力，无私奉献。就是在这样一盘爱拼才会赢的大棋局中，不少地方粮食生产实现了亩产历史的最高水平，全国的钢铁产量也实现了接近千万吨的全新记录。国家新建起新安江、刘家峡水电站等一大批大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新建成贵昆、兰青、兰新等重要的铁路交通大干线。在首都北京也是快马加鞭，建设竣工了人民大会堂等十大蜚声海内外的宏伟建筑群。在大跃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我国还培养起一支宏大的能够吸收消化苏联援建项目的技术工人队伍，吸收了3000万农村男女劳动力(注：1959、1960年因大灾下放回乡约2000万人，1964、1965又陆续召回1000多万人)进城参加工业建设，把他们培养成了新一代的工人阶级。这一代人成为我国后来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技术人材的基础。国家为了抢占国防和能源的战略先机，还在那个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起研制“两弹一星”的尖端人材队伍，并且建立起核试验基地;还在大跃进的后期，找到闻名于世的大庆油田……在与大时代争锋的大棋局中，我国不断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足以恩泽国人及后代至少百年以上。尤其令那一代人可以骄傲和自豪的是，在这些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成就中，经过后五十年的验证，绝无一项豆腐渣工程。

　　当然，在大棋局中也有败笔，甚至是较大的败笔。比如在工业上，大炼钢铁就有所败笔，采用广泛性群众运动来大炼钢铁，从成本核算的经济角度上算账，很容易被人诟病，被“蔑称”为劳民伤财的行为。再比如农业上一县一社，以大为美的形式主义;办大食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高密植问题、高产量问题、说假话搞浮夸、说大话放卫星、出现饿死人等严重问题，更是授人以柄，成为被敌对势力恶毒诋毁的致痛伤痕。

　　朱赞成经过独立思考，认为农业上的败笔必须正视和承认，然而对于工业大炼钢铁的败笔，他却自有一番与旁人不同的见解。解放初全国钢铁年产量仅有15万吨，人均只够打一把菜刀。虽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战胜了美帝国主义，但还是被人家瞧不起，时不时地进行军事挑衅;1958年的“8.23”大炮战，人民解放军炮打金门岛，一天倾泻炮弹几百吨，一连打了两周，蒋军招架不住了，要求美国派军舰保护军需运输，美舰惧怕大陆猛烈炮火，一见炮击就远远逃离，不敢靠近金门岛。

　　这件事就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中，无言地教育了福建军民认识到，打仗就是打钢铁，钢铁是当年国防的第一需求。全国军民也是通过大跃进大炼钢铁，强烈地感受到国家的钢铁产量，对于工业和国防而言，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从此，钢铁是另一种重要的“粮食”，随即潜移默化为全国人民的爱国情结，打那以后吸取教训总结提高，从全民大办钢铁逐步走上专业化、正规化的快车道，钢铁产量年年攀升，迅猛地发展，从此再也不曾落后于世界了。

　　对于大炼钢铁中的失误，朱赞成自己也曾经有过抵制。那时他宁愿去兴修水利不肯参与大炼钢铁，原因就是他已经意识到这种事情不是农业的本份，况且炼钢铁不是打铁，光有力气是不行的，没有专业知识，想有心干好也未必能够干好。还有呢，他认为从农业抽调大批劳力去炼钢铁，这也是与农田基本建设争夺劳力，势必影响农业生产任务的完成，以致于他落到被下放改造的地步后，仍然还认为这种抵制是正确的。只不过，在对大跃进基本情况掌握了解更多之后，让他对于大炼钢铁的利与弊两方面的认识，通过努力自学和反复思考以后，又学出更深一层的心得体会。

　　朱赞成认为，大跃进既然是国家的一种赶超大战略，除了狠抓粮食和钢铁之外，当然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也得抓住，那就是全国人民齐心干大事业的豪情壮志(即精气神)。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万众一心大炼钢铁，在炼出国家急需的钢和铁之时，也炼就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钢”和“铁”，这就像当年学唱《团结就是力量》歌词里那样——“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朱赞成想到了共产党在执政以后，一以贯之地教育人民要反对崇洋媚外、洋奴哲学，要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史最为宝贵和稀缺的精神元素啊!历史留下的足迹可以证明，这种教育的成果终于在实施赶超大战略之时，被热血沸腾地熔炼到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人和农民之中，也熔炼到与工农相结合的优秀知识分子之中。这种在民族精神层面上的大改观，已经成为了国家前途不可限量的巨大潜力。他认为党中央抓住了这一条，就是抓住了党魂、国魂、民族之魂，纵然在大跃进中有所败笔，只要全国人民的精气神不散，还是可以再次大显身手的。

　　关于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的功过得失问题，朱赞成自己就是局中之人，他始终有着最直观的感受，以及根基笃定的个人见解。

　　朱赞成在担任公社书记时，市委第一书记与他的一席谈话，至今尚记忆犹新。那次谈话讲了三个要点：1、国家工业化需要农业粮食的全力支持;2、中国的农民都是小生产者，自身没有走集体化道路的天然愿望，需要引导和组织起来;3、共产党只有让农民看到集体化后的好处和希望，才能够调动他们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朱赞成凭借着在公社工作的经历和实践，特别能体会到，市委书记的这一席话是极其符合农村实际的。所以，他对于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正确性从不持有怀疑，对于人民公社的成立，也是坚定地拥护和支持。

　　朱赞成对于泉州农村的基本状况，也曾经有过一个很直观的分析。他盘算过泉州土改以后的情况：由于泉州农村人多地少，个别地方人均还分不到一亩地。那时农业全是靠天吃饭，水利条件落后，水田少，坡地多，土壤贫瘠，水稻、地瓜等主粮综合产量极低;泉州地区自然灾害又偏多，台风年年有，有时一年多达3—4次，时常出现旱涝交替，导致农业年收成没有定数。因此土改之后，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因为分到土地就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如遇灾年必须依靠国家救济，如遇家庭贫病交困，或者飞来横祸，只得为了生存出卖土地，这种情况不断发生，禁而不止。大量事实表明，在人多地少的区域，土改之后，光靠一家一户单干，一定会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再度沦为赤贫。

　　就是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已经觉察到土改后的新情况，及时提出引导全国农民走互助组、合作社的道路。这一路上风雨兼程，在探索中前进，但是始终没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看到走集体化道路之后，最长久的好处和希望所在。直至大跃进出现第一个人民公社以后，才让党中央找到了这个可以解决根本问题的好办法。以朱赞成的个人经验认为，人民公社这种形式至少能够解决当下农村中的三大难题：

　　1、有利于解决中国农村残留的旧势力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族和迷信文化势力，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着冥顽不化的消极影响力，对于这种“愚民”和阻碍农村进步的反向作用力决不可小觑。在政社合一以后，人民公社成为权力的基层结构，亦农亦工亦商，还可以藏兵于民，藏智于民，藏富于民，必将催生出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新观念、新风尚，有希望培育出新一代有文化有觉悟的新农民。

　　2、有利于解决农村土地和劳力资源利用率落后的问题。朱赞成在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就听专家议论过，中国的农业在土改以后，已经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和平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会蚕食土改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因此人民公社的成立，可以解决随时间推移土地人均占有率出现的新问题，能够让集体经济成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基石。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和管理，毫无疑问，也可以不断降低农业耕作的生产成本，还能够在农闲时组织富余劳动力，从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从长远展望，人民公社以土地集中、劳动力细化分工的生产方式，一定能为日后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创造出良好条件。

　　3、有利于解决农民自身利益最根本最长远的需求。朱赞成十分欣赏党中央在大跃进期间，有关对人民公社“内涵”的那一段精彩解读：“ 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病老生死都在这，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尽管在时间的跨度上，大庆油田和原子弹等惊人成就，是朱赞成当时不可能预见到的后来之事，但是有谁能够知晓当时的他，在思想深处为大跃进极力“护短”之时，所用的却是一套中国草根阶层独有的红色逻辑。当然，这门逻辑的基本常识，还是他从工会培训班里学来的——此时他的思想素养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正是这种逻辑，让他的见解特别独到，也是这种常识，让他的解读与众人有所不同。

　　仅就文化程度而言，朱赞成充其量只是个中级夜校毕业生，他不可能具有大知识分子成熟的理论水平，也不可能有什么政治的预见能力，但是此时的他，已经初步具备了一种中国草根阶层独有的高素质，至于这种高素质是如何炼成的，不妨从煌煌党史中去寻觅踪影——

　　想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麾下就有一大批没文化的赤脚农民，这些人自从闹革命当上红军战士以后，仅凭着闯荡枪林弹雨十几年征战的历练，当他们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时，竟然毫不含糊的一拨连一拨地将国民党的黄埔系，或者留学归来的军中精英们，统统横扫成为自己的手下败将。仅以此类典范作为引导，若放眼大中华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真正读懂中国农民的第一人，也是读懂中国5000年历史的第一人，只有他才能够把这些献身革命大洪流的赤脚农民，打造成为改变大时代、跨越大时代、引领大时代的红色铁流。在为劳动人民打下江山之后，毛主席又极尽全力在建国初期第一代工农干部的队伍中，接着打造这种红色铁流的高素质。朱赞成就是在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经历过各式各样有起有落的政治运动，并且在人生沉浮中自觉自愿地接受了这种打造——给自己的党性淬火。

　　晋江地区地处海防最前线，对面盘踞着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在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对于污蔑大陆大跃进的广播宣传，一刻也没有放松过，还通过各式各样的空飘海漂，把反动传单和宣传品不断地散发到大陆来。这种长期坚持不变的大量的反动宣传，早已成为生活在最前线的老百姓一种视听来源，大陆的共产党对此也是防不胜防。特别是在普遍吃不饱肚皮的非常时期，这种反动的宣传更容易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在大陆少数人群中发酵，自然也会影响到一些被改造的人员，但是绝对影响不到朱赞成。因为此时的朱赞成，经过自己的学习、思考和关注，对于大跃进的问题已经有了不一般的定见。就他个人的党性而言，凡事有了定见就有了定力。

　　畜牧场职工在野外劳动时，偶尔也会捡到若干反动传单，朱赞成看见了总是规劝其立即上交场部。有些职工虽然上交了传单，但是会把看到的内容传出来，由此引发一些周围人群的热议，朱赞成绝对不参与这种议论。当有人把传单内容主动告诉他时，他平静地听过就劝说不要信也不要传，别给对岸的敌人当义务宣传员。为此，有些人对朱赞成产生了误会，认为他是想争取摘掉帽子，伪装积极和进步。可是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每当农场组织改造人员政治学习时，轮到朱赞成发言，他总是高调力挺总路线大跃进的突出成就，同时又客观地分析大跃进的过失。听了朱赞成的发言，刚刚开始，有些人还在心里嘲笑着他——本身就是个大跃进的受害者，被贬到农场来改造，还装孙子为大跃进说好话，不是个伪君子，就是头脑有病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听过他一次又一次的发言之后，渐渐地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因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蓦地发觉，朱赞成对于大跃进认识和理解真的是不一般哟，尤其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与众不同，总是那么有新意，有逻辑，有独到的地方，让人听后总有一种闻所未闻的新鲜感。

　　在开会学习时，朱赞成公开为公社大办食堂辩解。他认为党中央号召办大食堂的方向没有错，只是政策不合时宜和方法出了问题。朱赞成认为办大食堂，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就其大方向而言，不能说是错误的。他从办大食堂的出发点作分析，这种形式是把中华民族“有福同享”、“人人平等”的草根文化，与共产党人价值观相结合的一种实际运用，所以党中央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初衷，是显而易见和无可厚非的。办大食堂不分干群，省时省力，有地同种，有饭同吃，一起参加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人人平等，天下无贪，天下无贼，这是多么美好的设想啊，何尝不可一试?可惜的是，集体经济没有足够积累，农业生产难保年年丰收，又没有一套好的管理制度，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失败了。但是失败了也要一分为二看问题，谁也不能否认的是，这段时期是农村基层干群关系和治安状况最好的时期。

　　那么问题出在那里呢?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来自上级个别领导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命令主义，好像是从天而降的东西，来得太快了。这种情况就好比，从来都是靠走路进城赶集的一群山里人，在回家的路上，又饿又累，突然遇到一位司机开来一辆大汽车，好心好意招呼大家都上车。山区道路七弯八拐，让车上的人摇摇晃晃坐不稳，路面不平坑坑洼洼，又让人们一路上颠簸得厉害，当司机把人们送到家时，所有车上的人都在犯晕，有人还呕吐呢，人人都感觉初次坐车不如走路舒服。可是想必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说司机的坏话吧!毕竟是这位司机让从来没有坐过汽车的人坐了一趟汽车，让大家都体验到一回坐汽车比走路又快又省力的新生活，而且还是免费的。所以说，既便办大食堂有什么过错，这毕竟还是体现出共产党人在关心农民吃饭的大问题上，最有诚意地推广便民、惠民、有平等爱心这样一种新式生活的首次尝试，只是不合时宜遇到了大灾荒，成为社员们昙花一现的记忆。

　　再比如说到有关饿死人的问题，朱赞成是与那个时代同步的见证人。泉州城区在三年困难时期，凭借着靠近海边以及还有侨区等资源条件，并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惨剧，谁也没有亲眼见到饿死过人，既便有所听说，也是来自外地的传闻。当然，人们听到了也会相信，毕竟饿肚皮的人太多了，荒年出现一些饿死人的消息不算是奇闻，自古就有。可是当传出了河南、安微等地饿死人的情况后，泉州的普通市民这个时候才知道，全国灾情还有如此严重的地方。

　　在政治学习中，当人们议论到全国饿死人的数量时，经过一番各抒己见之后，轮到朱赞成发言，他自然是无所顾及直话直说，敢于亮透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且还能够娓娓道来分析和判断。

　　朱赞成说，自己相信全国的灾情非常严重，饿死人是有的，但是到底全国有多少人被饿死?传来传去都是小道消息，有说几万的，有说十几万的，可是被说到的这些地方，全都是我们泉州老百姓看不见的地方。至于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信与不信全在于个人了，就看你听了以后是怎么想怎么分析的。大家可以想一想，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况。比如在大跃进的过程中，就有一些干部爱说假话爱搞浮夸，是否这些人又故技重演了，现在又刮起新一轮的浮夸风?过去在粮食统计上搞浮夸风，多报数字是为了讨好上级领导，但是没想到闹出饿死人的大问题，眼下就又搞起多报饿死人数字的大攀比，好让上级相信自己的灾情才是最严重的，他们相信会哭的孩子总是奶多，这样才能争取比别人更多的救济粮，只不过现在的动机不同了，是想要讨好本地本村的灾民们。因为这些干部心里有亏欠啊，担心救济粮太少不够分，如果不拚老命去争取多拿，害怕群众们会用扁担打他们呀!

　　当然啰，还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这需要引起警惕。社会上本来就隐藏着这样一种人，他们是仇视共产党和破坏大跃进的，现在出现了饿死人，于是他们开始幸灾乐祸了。为了证明自己仇视共产党是有根据的，就不断地夸大饿死人的数字，一百万二百万三百万还嫌不够多，唯恐数字不吓人煽动不了人心，唯恐共产党的天下乱不起来。我认为这些人聪明过头了，他们制造出吓唬人的数字，也许可以欺骗其他地方的人，但无论如何是欺骗不了我们泉州这里的人!

　　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谁是最仇恨新中国，同时又有条件最嚣张的人?毫无疑问，就是效忠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人。大家再想想，我们泉州是海防最前线，距离国民党反动派仅一水之隔，十多年来听他们天天老一套骂我们，骂大陆共产党是暴政，人民吃不饱饭快要饿死啦，号召大陆人民反抗暴政投奔自由。可是自从大跃进以来，我们泉州老百姓有谁听到敌台，或者看到散发的传单上，有过宣传大陆饿死成千上万人的内容吗?根据我长时间作了解，周围是没人听过或者看过。难道台湾的敌人是傻子瞎子聋子?绝对不是的。他们不断派遣特务潜伏到大陆各地，这些人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如果大陆真的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这可是绝好的反共内容啊。这些特务潜伏到重灾区，随手拍几张绝户灭村的照片，这就是价值千金的大情报哟，送回台湾去就能立大功，马上会成为全球反华反共的特大新闻，那么我们生活在最前线的老百姓，也一定能够听到见到这方面内容的宣传，可是一直到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啊!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一方面能说明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的小道消息是个谣言，这个谣言来自居住在我们大陆某些地方隐藏着的敌人，但绝不会是来自台湾的特务。另一方面也能说明，连台湾特务都不愿意为大陆的反共谣言做义务宣传，可见这种谣言缺少象样的根据，就连国民党这样的反共老手都觉得拿不出手呢。通过这样的分析比较，就可以看出隐藏在大陆的这些敌人，他们制造谣言的手法太低级了，比起台湾的特务还要下三滥……

　　——殊不知在朱赞成被枪杀之后，国家经历四十多年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有人策划了一场又一场针对大跃进饿死人这个问题，不间断地兴师问罪。一个又一个冠以专家学者头衔的精英们，为了与人民争夺“五百年来谁著史”的话语权，搞起了比大跃进大浮夸更有过之的大攀比。他们把饿死人的数字从一千万、二千万、三千万，一直推演到四千万、五千万……七千万，广泛旁引博证，纷纷著书立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是呢，这些号称治学严谨的专家学者们，为何在若大的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经过四十多年竭尽全力“掘地三尺”之后，竟然连一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灾情照片都拿不出来?

　　此事至2011年7月23日，有一位称作胡苓丹的女士，她为了给精英们的忽悠之说圆谎，就在新浪网上发表了一帧照片，并在空白处写道：“这不是坟场，也不是电影特技，更不是纳粹集中营，这是困难时期的农村。请勿忘那个悲催的年代……”。可是照片上网才一天，马上被人戳穿是造假，是从法国人1925年拍摄四川綦江县饥民惨状的旧照片翻拍而来的。

　　由此可以推知，“历史”这位小姑娘在任人打扮时，总算有个“明白人”大梦初醒，当她看出自己同类人的破绽，试图想用假照片“补妆”，不料反而落下大笑柄!知否知否?朱赞成当年的眼力，早已胜出他们五十年，饶有趣味的是，双方立场截然不同!

　　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反证，也许更像是个黑色幽默。曾经有人在台湾当局的档案解禁之后，查寻过国民党当年的历史存档，的确未能发现有攻击大陆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的史料。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人查寻过被解禁的前苏联档案，也未发现前苏联有过攻击中国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的史料。世人都知道，当年攻击过中共大办人民公社的反派人物中，就能抖落出蒋介石和赫鲁晓夫的大名。

　　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1962年的开春。这一年刚过了正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共历史上最具规模的一次党内民主的大盛会。与会者响应毛主席“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号召，在大会上充分肯定了党在总路线大跃进以来的正确路线和成果，同时也把大办食堂、人民公社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等严重失误说深说透了，引以为诫，形成全党纠正错误的集体共识。

　　在会议中，作为全党最高领袖的毛主席，在1月30日的讲话时，出乎意料地以宽广无比的胸怀做了自我检讨，把三年以来党中央一线领导忽左忽右所犯的错误一个人主动当担了下来。毛主席的高风亮节，深深感动了所有的与会者，让那些赞成大跃进与批评大跃进的人，让那些在大跃进中做错事与坚持原则的人，让那些在大跃进中受表扬与受委屈的人，总而言之，让所有的与会者都感觉到眼前一亮，人人心情舒畅，愿意竭诚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努力纠正大跃进以来的种种失误。正是由于这次民主盛会的结果，也让全国人民充满信心地看到了，当年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党中央，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失误与损失，有着出手不凡的纠错能力——人世间无人可以比拟。

　　历史是可以反证的。如果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精英派结论，并以他们笔下惨绝的描写作为负面参照，再与灾后三年恢复的事实作个比较，进行冷静地解析和思辩，相信其中的新启迪，能够让不少后来人会从反方向中大梦觉醒，不得不佩服毛主席在当年超一流的纠错能力。

　　根据杨继绳的考证和计算，在全国三年困难期间，被饿死的总人口是3600万人(全国平均17人死一个)。他的结论——堪与一场世界大战的大劫难相比，很显然，这是无法得到当年绝大多数国人实际感知的认同。

　　历史的记载告诉人们，1962年初毛主席召开七千人大会，14天后刘少奇又召开了西楼会议，就是在这个会议之后，毛主席坚决否定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分田单干”的错误主张，以及他们提出全面恢复经济至少需要10至15年(陈云同志提出5至8年)的悲观判断。毛主席还决定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的农业政策不能改变。这让全国的灾情一年就得到初步恢复，到1963年又得到更进一步的恢复，1964年全国许多经济指标就恢复或超过灾前1957年的水准，即三年时间就恢复了全国经济。历史的记载还告诉人们，当年没有发生过大瘟疫、大逃荒，没有出现过社会暴乱和动荡，也没有出现过当今社会每年必需花费8000亿的“维稳开支”。

　　但凡对中国发生过的大饥荒史料有所了解的人，用常识也能够得出自己的基本判断：(1)中国当年不曾有过饿死3600万人的实际灾情。因为受到国力、财力、物力的限制，毛主席和共产党人哪来的这么大能耐，把一场可与世界大战相比的大劫难，仅用三年时间就共克时艰走出困局?如果做到了，不等于真的创造出一个地球大奇迹了!?(2)当年的国内新闻界、民间爱好摄影人士、以及学术界众多学者(包括学有所长下放农村各地的右派)广泛存在着，而且这是一群人数众多的社会群体，以他们亲身感受和关注时事的优胜才智和能力，绝不至于在后来的50年内，经过大量专家学者不间断的勘查和搜集，竟然连反映当年大规模饿死人的一帧照片，一处集中掩埋的墓地或者尸坑，一册绝户灭村的户籍资料，皆不能如愿以偿采集到手，并且公布于世，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当年中国并没有发生超大规模饿死人的灾情。(3)亲历过当年大灾荒的，还有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和社会学家费孝通(被国际同行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这些顶尖级的权威专家尚健在，为什么他们没有为历史留下“人口大浩劫”的记载?(4)确有史料证实，当年全国遭受到连续三年的大灾荒，人口也蒙受到一定损失(毕竟是饿死了不少人)，但是毛主席和共产党人，并没有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作遮丑护短，而是放下身段，有错必纠，很快就取得了救灾成效，尤其是在三年大灾之后，转眼之间就赢回更多更高的威望与民意。这些难道不是当年举世公认的事实吗?

　　根据史料所记，毛主席当年只出手了两招。一招是自己带头，政治局带头，全党高级干部带头，减定量、不吃肉、降工资，面对大灾大难，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他把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永不脱离劳动人民的本色，此时无论在何时何地，全都浑然一体地注入到党魂、国魂、民魂之中，形成了“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抗灾精神。另一招是，毛主席、周总理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及时而有效地，对国民经济实行有放有收有保有弃的大调整。

　　无需讳言，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民政部与统计局合编的《中国灾情报告》(第276页)，记载有关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是103.9753万人。也许，这是一个较为客观的历史结论，因为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字中，包括饿死的，也包括不是饿死的，而且是在毛主席去世以后，首次由国家两个权威部门针对大跃进灾情，联合调查作出的专业性结论。(注：特别值得提示，该报告是在1981年官方四千人非毛化大讨论和通过《关于建国以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才向全社会公布的)

　　据悉最新消息，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492期，刊登我国著名非线性应用数学教授孙经先(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研究成果——《“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孙教授用了三年时间，对于国内外广泛流传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说法，进行人口统计学的系统研究，得出了四个基本结论：(1)在1959年底以前，全国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到市镇，产生出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2)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我国(主要是农村)存在着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椐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时期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口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和注销户籍。(3)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人口第二次普查，上述虚假户藉人口1912万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4)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1年到1963年间开展大规模精减市镇人口，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减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注销户籍以后，没有在农村及时办理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然而到1965年—1979年间又重新登记。依据上述结论，孙教授又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营养性死亡”的人数，推算为250万人以下，其中“完全性饥饿死亡”的只是一小部分。在研究中，孙教授还专门查证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以上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国内外一些人把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大量异常减少解释为是三千万以上非正常死亡造成的，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孙经先教授严谨的研究成果，也与《中国灾情报告》的结论基本接近，但更具有学术上的说服力，一经发表，就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

　　无论如何，历史还是能够充分地证明，当年是毛主席第一个，也是在第一时间就开始纠正全党在大跃进中“冒进”的错误。他有着旁人想学也学不来的纠错绝活。更为难能可贵和伟大之处的是，老人家直到生命终结时，他再也没有容许自己和共产党人重犯大跃进中的错误，反而将共产党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取得的公认成就，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让其成果大放光芒——其中之一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我国农业一口气连续七年获得了大丰收。

　　有众多的后来人曾经评论说，三年自然灾害若发生在发动文革之后，中国绝不会发生严重[饿死人的事情。还有人指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为了推脱个人责任，而这个“七分人祸”，确是指向党内的“共产风”、“浮夸风”。究竟是谁刮起的“共产风”、“浮夸风”呢?历史和人民已经有了结论——在大跃进中，煽起“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最先鼓动者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刚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急于出政绩，想下一盘经济快棋。于是乎刘邓急于求成的心态，被下面的官僚体制充分利用了，搞出大量虚假政绩，一级骗一级，把一盘快棋下成了一盘“臭棋”。

　　北京七千人大会之后，由于党中央采取的各项有力措施，被迅速地贯彻而又及时到位，让三年大灾之后全国农村广袤的田野开始了全面复苏，很快就呈现出人民公社人勤春早的沸腾景象。尽管局部区域还是出现了春旱，但此时大跃进的水利工程开始发挥着效用，集体抗旱的优势也在发挥着作用。当夏季到来之时，农村大地绿色的田野上到处郁郁葱葱，茁壮成长的庄稼长势格外喜人。

　　此时的朱赞成，也带着兴奋不已的好心情，密切关注着政治上的动向。天随人愿，党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开始对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错误进行纠正。

　　在此之前，由于朱赞成在下放改造期间，始终不渝地积极评价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就，而且客观有据又与众不同，他的表现引起了畜牧场领导的重视，为此，领导也经常抽时间参加养猪队的讨论，在聆听朱赞成的发言以后，还同他有过多次探讨和交流。

　　其后，在畜牧场党支部开会讨论时，多数人认为朱赞成对于大跃进的认识和观点是正确的、积极的，尤其是在受到组织上处理后，不放松个人思想上的改造和提高，仍然在政治立场上与党保持一致，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党性。于是乎，他们不断地向市委组织部和农村工作部，反映朱赞成在改造中的良好表现，市里也曾派人来了解真实状况。在此情形下，市委里有一些领导，渐渐扭转了看法，开始为朱赞成说公道话了。

　　那年的11月份，省里开始为反地方主义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泉州市委闻风行动，马上就把朱赞成定为首批名单之列。市委组织部长代表市委，抱有歉意地向朱赞成坦承组织上的处理是错误的，现根据省委文件的精神给以彻底平反，还告诉了市委想调朱赞成回市委机关工作的考虑。在征求个人意见时，出乎组织部长的意外，却被朱赞成婉言回绝了。

　　朱赞成也很诚恳地向组织部长表白自己的心迹。他说：“我自参加工作以后，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个人进步一帆风顺，进步得很快，结果冷不丁在反地方主义的问题上摔了一跤。虽然这一跤摔得我很痛，可是一想到组织上对自己多年的培养，把我从一个啥都不懂的农村年轻人，培养成党的干部，有机会为党和人民做一点事情，所以内心里一直充满对党的感激。尽管组织上错误处理了我，但是跟党的培养教育之恩相比，这只是一桩不值一提的小事。市委现在给我平反了，说明组织上是公道的，从今往后，这件事情就和一阵风一样，吹过去就没事了，我也不会有任何思想包袱。可是呢，我还有一桩心事很沉重，惦记着放不下来，这就是在当年，您和市委郑种植书记调我到东湖乡说的那一番话，至今还在我心里拧成心结，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开……”

　　组织部长问是什么样的“心结”?朱赞成答道：“那时您让我改行以后，要扎根，要从外行变成内行，还有郑书记布置的那一篇大文章，他让我一定要做好，可是至今还是一张白卷啊……”

　　谈话至此，组织部长已经听明白了。他有些感动，但想了想，还是劝说道：“这些年你在下面毕竟受了不少苦啊!”朱赞成淡定一笑，说：“不苦!真的不苦!”接着又幽默地说道，“我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子，天生喜欢农村，喜欢同土地打交道，就好像蚯蚓一样，离开了土壤就无用武之地。我要象蚯蚓一样能够实打实的干，不怕被人用锄头误伤成两段，只要一钻进土里，伤口就能自愈，一条蚯蚓就能活成两条蚯蚓，更好地为党在农村工作。在旁人看来，蚯蚓又苦又累，是自找苦吃，可是在蚯蚓看来，只要能和泥巴打交道，它干工作和玩游戏一样，有一种天生的快乐”。

　　组织部长被彻底打动了。他知道，不是农民的儿子说不出这样的话，不是对人民公社充满真情的人也是说不出这样的话，如果此时他是市委书记，也许马上就答应对方的要求，可

　　是组织部长的工作原则制约住他的情感，此时此刻的他，只能镇定住情绪，说了一些赞赏和加勉的话，便让朱赞成等候组织上的通知。

　　第八章有勇有谋，站在人民利益一边

　　其实，对于朱赞成工作的安排并不顺利，一拖再拖，挨到1963年的春节仍无消息。朱赞成在家里等候得心中发急，老领导和好朋友也为他着急，所有打听到的消息表明，关键的问题不在市委，而在于地委。

　　原来，晋江地委是全省反地方主义的始作俑者，现在中央和省委要求给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这让地委的主要领导思想不通。这个时期正处于共产党内部官僚作风成型的初期，已经出现了一些党内的当权者，公开使用政客手段来对付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地委有些领导明里一套，暗里又一套，一面在大会上公开检讨自己在反地方主义中的错误，一面又在落实政策上、安排工作和职务上，拖拖拉拉，横竖刁难。这些不正常的做法，为晋江地区后来干部队伍的不团结埋下了祸根。

　　先前市里经过研究，同意恢复朱赞成东海公社副书记的职务，可是上报到地委被压了下来。当初老婆被朱赞成提意见的地委组织部长，此时正是分管干部的地委副书记。不用猜想，长时间压下不批，市委当然明白上级的意图，于是使用问题被久拖不决。这一年晋江地区遭遇到历史以来的大旱，从上年十一月到这一年四月，已有近半年未下过一场透雨，干土盈尺，田地龟裂，夏粮危在旦夕。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旱情还将持续下去。为了抗旱保粮，市委决定抽调一批干部下乡指导抗旱工作，组织部长抓住了这个机会，让朱赞成进入市委抗旱工作组。

　　等到4月底，朱赞成被安排到城东公社庄任大队(从东海公社划分出来)蹲点，没有职务，只是以工作组的名义驻村指导抗旱工作。由于朱赞成是原来公社的老领导，与大队里干部群众彼此熟悉，对于他的到来，受到了上下一致的热情欢迎，尤其是大队领导班子，对于朱赞成早就敬重已久，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大跃进时期朱赞成曾经带着人来，给任庄大队打了两口机井，眼下正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庄任大队地处泉州湾临海地带，农业条件极差，此地缺淡水，以旱地为主，水稻田很少。为了保住二百多亩的水稻，抗旱时，大队把现有两口机井的水，全部用来浇灌水田。可是，全大队主要的口粮是地瓜，如此严重的旱情，已经威胁到地瓜生长。大队领导心急如焚，组织了几个月的抗旱，近处水源渐渐干涸，取水也越来越困难，眼看五百多亩地瓜秧苗开始出现枯黄，他们心中正缺少良策。这时候朱赞成的到来，似乎让他们盼到了“及时雨”。

　　朱赞成熟悉了解庄任大队的基本状况。这是一个没有家底的贫穷大队，逢灾必靠国家救济，然而这也是一个人穷志不穷有骨气的大队，社员们多年来一直在用“穷则思变”的志气，努力改变着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他们想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吃粮不再依靠国家。可没想到，今年天有不测，遇到跨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大旱，眼看全年奋斗的目标就要落空，这着实使朱赞成和大队领导们一样地焦虑不安。朱赞成在了解全部灾情以后，认为根据大队现有的条件，只有用“人定胜天”的精神，对地瓜田实行全力以赴的抢救。

　　什么是“人定胜天”?这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为了抗旱保苗保丰收，唯有不向自然灾害低头，组织起来搞好人海战术。在朱赞成的提议下，大队党支部决定把全大队的劳动力编成三支抗旱队伍。一支由强壮劳力组成，负责到远处挑水抗旱;一支由一般劳力组成，负责在近处挑水抗旱;还有一支是由弱劳力组成，负责在田边地头接水点浇。

　　党支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朱赞成把市委工作组“抗旱保苗保丰收”的精神传达之后，

　　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又宣布了新的抗旱计划。会场上群情高涨，根本用不着怎样动员，“抗旱保苗保丰收”的号召与全体社员心里想的是一致的。当大队长公布三支队伍组成名单后，各队负责人立即领衔而去，当天就全部行动了起来。

　　在接下来抗旱的日子里，庄任大队的田埂小道上，田间地头里，天天从早到晚都是担水的男人女人来来往往，还有老老少少用小桶或瓦罐，忙忙碌碌地接水浇灌，完全是一幅天大旱人大干男女老少齐上阵的情景。朱赞成那时也参加了强劳力队，大队里的干部无一例外，全部加入到担水的行列中。这些人全是吃苦在前的硬汉子。在农活中就数担水最累，别说远途，就是从地头往田间担水，干个把小时尚可，以后就渐感劳累袭来，开始了腰腿酸疼。朱赞成此时正值盛年，看似不高的身材很是精壮，他在年少时就参加菜地里的劳动，改行到公社工作又从未脱离过大田的劳作，何况在改造期间挑猪粪又练出一副好肩膀，这个时候让他在参加抗旱中派上了用场。

　　取水处距离地头有三、四里路程，担水的人们中途略有停歇，一个上午两趟下来，劳动效率逐渐下降，到了下午，歇息次数多了，劳动效率又有下降。这个时候，只有体力好肩头功夫也好的人，才可以在人群中崭露头角。朱赞成光着脚板，穿着背心短裤，挑着两大桶水，刚开始在强劳力的队伍里并不起眼。可是到了下午，在途中歇息的社员们惊诧地发现，朱赞成居然在与队里几个棒小伙子，前后脚追逐着在较着劲，小伙子们想与朱赞成拉开距离，才拉开了一小段，不一会儿朱赞成又赶了上来了。社员们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工作组”的形象很快就成为群众的榜样，在有形无形之中，带动着社员们抗旱的积极性。

　　朱赞成在担水抗旱的过程中，边干活边观察边思考。他对担水抗旱的疲劳规律，有着深刻的体验，连续五、六天下来，再棒的体力也要透支，劳动效率自然明显下降，他想是人都一样的，如果大旱再持续一二个月该怎么办?于是，他想到了要长久保护社员们抗旱的积极性，就得再想点子去寻找另一种提高工效的好方法。

　　有了这种心事，朱赞成便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有一天他在马路上，看见解放军的一辆运汽油的槽罐车从身边开过，突然之间受到启发，拔腿就奔向大队部，把用汽油桶改装板车成为运水车的想法告诉了大队领导，大家都很赞成。可是这个办法也曾有人提过，难点在于上哪儿去找那么多的汽油桶呢?朱赞成在沉思之后认真地说：“还是要向解放军去求援!”随即他胸有成竹，就把事情给包了下来。

　　第二天，朱赞成拿着市委工作组的介绍信，风尘仆仆来到驻扎惠安县某炮兵部队。当部队首长听到是农业抗旱的紧急需求，当场很爽快地表示一定支持，只是现在数量不多了。首长解释说，营区周边公社抗旱任务也很艰巨的，我们派出战士去帮助抗旱，把运油车装满水也派去了，可是乡间的道路太窄，大汽车开不进去，后来我们就用废油桶改装成小水车，送给他们支援抗旱。县里其他公社知道了，纷纷来向我们要废油桶，几百个已经剩下最后一点了，你们再来晚点就没有啦!朱赞成跟着首长来到操场上，角落处还剩下二三十个废油桶，全是被人挑拣后丢弃的，桶体凹瘪变形，还存在破损。然而，这些破玩艺还是让朱赞成满心欢喜，部队让他挑出近二十个废油桶，还派出一部汽车帮助运了回来。这是朱赞成有生以来第一次同人民解放军打交道，却让他对子弟兵支农的真挚情意，久久不能忘怀。(注：这也是朱赞成为什么文革中，拒不参加任何组织，但还是选择支持“拥军派”观点的由来)

　　朱赞成又从城区街道的五金小作坊请来几名师傅帮忙。这个五金小作坊还是朱赞成在街道工作时成立的，从业主到师傅与朱赞成都是老熟人，泉州人帮助朋友很豪爽，只要用一百斤地瓜折抵人工费就行了。不消三天工夫，敲敲打打，补补焊焊，近二十辆小运水车很快就改装出来了，旋即投入使用。其后，这些小运水车发挥的抗旱作用，使得全大队抗旱保苗的工效明显提高，从而增添了社员们抗旱保苗的旺盛斗志。

　　“人定胜天”是个过程，会不断遭遇到令人头痛的问题。持久的干旱不雨，让各处河流、渠道、水塘、水井的水源和水量越来越少，于是大队与大队、公社与公社之间，开始发生一些抢水事件。这类群体事件一出现，立即引起市委和工作组的高度重视。

　　恰逢此时，福建省发生了一件在人民公社史册上，乃至全国农业战线上都具有深刻影响力的感人事迹。1963年6月2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当代大诗人、大作家郭小川写的长篇通讯《天旱地不旱》，热情歌颂闽南龙溪抗旱的胜利，盛赞“榜山风格”的伟大精神。人民日报也配发评论《榜山风格的光辉》。龙溪地区人民在抗旱斗争中的“榜山风格”，从此誉满全国，并在当时和文革中，被编为《碧水赞》、《龙江颂》等剧目搬上舞台和银幕。

　　——龙溪地区从1962年10月到1963年5月，总共有7个多月，老天没有下过一场透雨。旱情为近百年来所罕见。为了引水抗旱，中共龙海县委，作出统盘考虑之后，决定筹划拦堵九龙江西溪，引水灌田，但是榜山公社地处低洼，近2000亩农田将要受淹。当县委征求榜山公社意见时，从公社到有关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一致表示支持县委的计划，还抽出1000多个劳力参加拦堵西溪工程，让相邻的莲花等公社45000亩受旱的水田灌上水，插上秧。故事搬上银幕之后，榜山公社“丢卒保车”的精神，也被世人称颂为“龙江风格”。

　　这种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典型实例，很快就成为泉州市委工作组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现实教材。朱赞成认为“榜山风格”，就是共产党用人民公社改变乡村小农经济旧面貌的成功壮举。在解放后，共产党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不断摸索前进，终于在大跃进中摸索到了人民公社这个最理想的集体化道路，但是人民公社仍然是在好事多磨中艰难地成长着。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思想和眼光，是最讲究眼前的现实利益，只有让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看到小农经济做不到的事情让人民公社做到了，这样才能让社员们更加信赖和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

　　从“榜山风格”的事迹中，朱赞成解读出需要从二个层面上对社员和干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道理。一个道理是在社员的层面上，人民公社只有不断地做出小农经济做不到的事情，以这样的眼前实例强化教育和激励广大社员，才能有可能让他们持久地跟着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共同坚持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第二个道理是在农村基层干部的层面上，朱赞成认为“榜山风格”还蕴含着另一种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决不可以愧负民心!自从党号召走集体化道路以后，已经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尤其是占农村比例85%以上的广大贫下中农，他们凭着对共产党的天然好感和立场，忠实善良地听从和服从党的号召，把土改分到手的土地交给了集体，就是因为相信共产党能够办好人民公社，能够让他们的生活一步步好起来。如此质朴无华的初始信念，已经被共产党良好的干群关系深植于大多数人民公社社员心中，既便是走过像三年自然灾害那么大的弯弯路，他们仍然是无怨无悔不离不弃，与共产党人一条心大干社会主义，硬是为小荷尖尖才露角的人民公社，撑起了一片碧绿的新天地。

　　“决不可以愧负民心”——这是朱赞成学习“榜山风格”之后，对自己工作增添的一种新鞭策。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去传播这种榜样的精神，去动员和教育广大社员时，却不得不去面对着一种两难的局面。

　　市委在广泛宣传龙溪地区抗旱经验以后，就决定全市抗旱保苗的重点是水稻，以保证全市农村上交公粮任务的完成。于是，市里就对郊区天然水资源，按照公社地域重新划定分界，要求各公社按照市委保障重点的要求，掌控好水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这让庄任大队向周边取水的范围受到了限制，导致有些干部和群众思想不通，暗中继续越界取水，由此产生的矛盾争纷，屡屡发生，有时还很激烈。

　　对于这种矛盾的处理非常难办，大队和工作组对当事人多次批评，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原因很简单，当事人也是为生产队的抗旱保苗而作为，生产队长明里批评暗中支持。朱赞成心里深知，对于社员如何正确处理大公与小公的关系，需要有一个教育的过程，眼下是急不得的，所以他又开始寻思用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

　　朱赞成想起了距离庄任大队不太远的华侨大学，那里有几千名教师员工，每天的生活用水量一定不少，能否让他们节约用水来支援农业抗旱呢?他带着这个想法与大队的领导一起商议。大家议了老半天，多数人觉得不现实，理由是学校的生活用水是自来水，是需要支付水费的，这不是等于让人家倒贴水费帮助我们抗旱吗?还有呢，华侨大学是直属国家侨委的，其行政与地方没有关系，而且行政级别挺高的，校内知识分子又成堆，难以打交道。这让朱赞成感到惊讶，农村的基层干部怎么会用这种眼光，如此看待高等学府里的干部和识知分子呢?现在可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呀!后来在他的坚持下，大队书记还是同意与朱赞成先去走一遭，看看再说。于是当天下午，两人来到了华侨大学。

　　华侨大学行政处长接待了朱赞成和大队支书，听了来意把他们径直带进党委书记办公室。校党委书记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老干部，年近花甲，着装朴素，态度和蔼，给人一种很有文化素养的好印象。当他听完朱赞成不太好意思说出求援意图之后，就爽朗而又诙谐地说道：“老话常说民以食为天嘛!我们全校师生吃的都是农民种出来的粮食，才能够安心地教学、读书，我们从来都是把农民兄弟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何况你们还是我们的一个邻居，有了这么大难处我们居然都不知道，还让你们跑来求援，这说明了我们办校思想存在着问题呀。现在毛主席党中央提倡大学教育要走开门办学的道路，要让教师员工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到社会的大课堂里向工农兵学习。今天既然你们主动找上门了，我们干脆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与你们结个对子，以后你们庄任大队就是我们开门办学的一个点。你们赞成不赞成啊?”

　　这是一番很感人也很给力的真心实意的热心话，语意简明扼要又很直白，让朱赞成和大队书记听后大感意外，同时又被感动得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溢于言表才好。校党委书记见状后十分干练，出于尊重又想让对方避免“尴尬”，他立刻起身，从身后书橱内取出校园平面图纸，摊开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招呼朱赞成和大队书记靠拢过来，亲自为他们介绍校园内水源的情况。原来华侨大学在建校初期，校园内一共打有五口机井，后来与市里自来水接通以后，就停用了三口水井。现在为了农业抗旱的需要，校党委书记决定，要敞开这五口水井，全力支援庄任大队抗旱保苗的需要。他还交代行政处长，马上带着客人去现场察看水井，还要求把停用水井的机房连夜检修好。在送朱赞成和大队书记出门时，校党委书记又吩咐行政处长转告团委书记到他这儿来。

　　后来朱赞成才知道，在他们离开之后，校党委书记专门给团委书记布置任务，让他和学生处一起负责组织支援庄任大队抗旱的事宜。

　　第二天，朱赞成和大队书记带着社员们来到华侨大学取水，远远就看到行政处长、团委书记和一群大学生们迎候在大门口，随即簇拥着社员们，一起来到水井边取水。更让朱赞成想不到的是，在取完水以后，这一群大学生还坚持要求参加运水到大田里。当每一辆小运水车灌满水后，大学生们就主动争抢着拉车，不等社员答应，他们一拥而上，三四个人包一辆，前拉后推就走人。还有一些大学生，试着用水桶挑水，社员怕他们闪了腰，执意不肯，最后妥协的结果是，社员和大学生轮着挑，走一段就换人。

　　校团委书记告诉朱赞成说，这些学生都是学校各个团支部里的骨干，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从东南亚回国读书的，有富人子女也有穷人子女，但是都十分热爱祖国，入校后追求进步，非常愿意服从党委和团委的号召。我们把你们抗旱的情况向他们一介绍，很多学生自愿报名要求参加，但是考虑到马上就要到期末考了，我们只能从各系里选出学习好的同学作代表，先来帮助你们一起抗旱，等到期考完，我们还会组织更多的同学来帮助你们。

　　大队书记在旁听了很有感慨，他对团委书记说：“想不到华侨大学从上到下，对我们农民抗旱种地的事也能够这么重视!过去听人家说，穿皮鞋的和打赤脚的走不到一起，看看现在，你们也主动要和我们一样干起农活了，这让我们当农民的很有光荣感啊!”

　　团委书记说：“当社会主义的农民本来就是很光荣的，昨天我们书记不是说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嘛!如今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三大实践的主力军，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方面，你们是我们的老师，昨天党委书记说了，我们还要与你们结对子呢!”(注：“三大实践”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大队书记这时想起，昨天还没有完全听懂这话的意思，于是就问朱赞成什么叫作“结对子”?朱赞成半开玩笑地说：“就是拜你为师啦!”大队书记吃了一惊，慌忙说：“这事可不能干!大学的老师、学生都是喝墨水有学问的人，他们是老师才对，这种颠倒的事情千万不能干。”朱赞成看他还听不明白，就改口解释说：“‘结对子’也可以理解成是结拜兄弟，通俗地讲就是交朋友，增进感情，互相学习……”团委书记接过去说：“马上全国就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我们学校的干部、教师、毕业学生都要下到农村去，要和你们一起‘三共同’啦!”当听到“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这位参加过土改的大队书记一听就明白了，立即表示热烈欢迎。闲谈之间，他们三人也跟着众人的队伍，共同拉起一部运水车，一路拉车一路交谈。

　　华侨大学师生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无私支援农业抗旱的事迹，对于庄任大队的社员们产生了极大的思想教育。他们把师生们的精神，称赞为“华大风格”和“及时雨”，认为这就是“榜山风格”在泉州农村活生生的再现，对此，大队用标语和广播充分地加以宣传。在抗旱的田间地头，社员们一看见到华大师生运水到来，就象是迎接自己家人一样，马上就有人群围上去，接下手上的活计之后，有人就送上茶水，还有递毛巾、送草帽的，甚至还有老年人与他们闲聊上几句，存心想让他们多休息一下，生怕累坏了他们……从此以后，大队里再也没有发生越界争水的事情了。

　　到了六月中下旬，华大期末考已经结束，有更多的师生都主动加入到支援抗旱的行列。每天除了帮助运水外，还有不少师生深入到田地里浇水、除草，他们还跟着社员学会了浇水后搅匀干土和湿土，以增加墒情……此时在庄任大队的田野上，呈现出了一幅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与人民公社社员共同抗旱、亲密无间的美好画卷。在骄阳似火之下，大学生和社员们一起挥汗大干，有打赤脚的，有穿鞋子的，有裸露脊背的，有穿背心或短衫的，人们穿着短裤或长裤，但穿长裤的都挽上裤脚;这些汇聚在一起的人群约有一二千人，其中有师有生还有农，有老有青还有少，连村里放暑假的小学生也来了，人人抱定以“人大干战胜天大旱”的信念，不怨天忧人，不靠天等雨，全都遵照大队里的统一安排作分组行动。于是乎，这些人群时而聚拢在华侨大学或庄任大队之中，又时而又分流在城乡大道、田间小路、山坡小道之间，随处都能看见运水小车和担水的人们往来匆匆。然而那些守望在田间地头的人们，早就把大大小小的空桶排在路边等候，当看见运水车或担水的人到来，就好象接力比赛一样，拎过装满水的桶，径直往田里奔跑;小学生和老人抬不动整桶水，就用脸盆、小桶装满水，端着提着到地里浇灌。就是依靠这样携手齐心大干的感人场面，一切为了抗旱，一切为了虎口夺粮，这些华大的师生与公社社员苦干了半个多月，硬是在早地瓜即将成熟的关键期，把庄任大队800多亩地瓜田种得蔓粗叶碧，若站在高处放眼望去，坡坡垅垅碧绿如茵。

　　也许是上苍也受到了感动，“华大风格”果然带来一场及时雨。七月刚露头，台风季节来临，终于让泉州迎来久违八个月的第一场大透雨。双方抗旱的联合行动结束了，但是庄任大队与华大师生们从此结下无比深厚的情谊，一直保持到文革中1970年华侨大学被停办。

　　庄任大队经历了这一次“人定胜天”的抗旱大战，让许多社员都经受到一次最现实最难忘的社会主义教育，不用干部多做宣传教育工作，村民们自己在茶余饭后，就会列举出新旧社会的对比，列举出人民公社成立前后的比较，几乎人人都在谈论着依靠集体力量，发展农业的好处和信心。

　　一滴水能照射出太阳的光芒。他们从解放军和华侨大学给予的大力支援，由近及远，又谈论到了龙溪的榜山风格，再谈论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好处太多了，太了不起了——能够运用人民公社产生一种唤醒小农个体联合起来的力量，让一盘散沙有效地组织起来，一旦形成集体经济运转的良性机制，就能让社员们不再害怕天旱地涝会绝收了。那个时候尽管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且农民耕田种地仍然异常辛苦，但是共产党还是让他们看到了，全国上下形成支援农业建设的那股催人奋进的社会力量，“一方有难各方支援”，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处处存在一种心与心的互尊互信和互动。

　　这一年庄任大队的早地瓜获得大丰收，弥补了其它农作物的欠收，作为贫穷大队的主粮，基本上能够满足社员们半年的口粮，所以社员们怀着喜悦之情完成了收获。在分配口粮之际，大队部的广播喇叭里飘出了最新的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这首歌曲真实反映了大跃进之后，广大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全新认识，其歌词通俗清新，一往情深，曲调更是悦耳优美，一面世就被全国人民喜爱，真是好听，真是难忘啊!朱赞成看到社员们在排队领口粮时，被广播里的这首新歌曲吸引住了，好些中年、轻年人还跟着学唱，人人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他从内心为他们感到高兴。但令他更为高兴的是，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些社员们已经完全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给人民公社带来的阴影。

　　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的农村，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防止党的领导体系变修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所谓的“四清”运动，即是“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后来被中央一线领导引入了学习“桃园经验”，大搞扎根串联等许多激烈的方式，把斗争的重点错误地对准农村最基层的广大干部和群众。8月，福建省委和晋江地委抽调出一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在石狮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同时，也在全地区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于是市委原有的工作组服从大局，把工作组改为工作队，在泉州郊区各公社，开展起一轮“五反”运动。

　　此时的朱赞成，已经是有过多次参加政治运动的经历，这一次，他与以往不同，处于工作队的有利位置，是当革命动力而不是革命对象，这让他感到责任重大。为了把握方向和工作的主动权，他开始认真地学习有关运动的文件，还多次到地委和市委党校听大领导作报告。通过学文件和聆听报告之后，让他逐渐了解到当前国内的形势，又到了一个必须抓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国家经济形势步步好转，一些领导干部似乎忘记了共产党姓公不姓私，开始迷恋“包产到户”，忘记了抓阶级斗争。这可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啊，不牢牢抓住这个根本，中国共产党就有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危险。毛主席最早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四清”前说道：“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他指向的不但是“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了”、“把女儿嫁给干部，要什么有什么”，这类敌对势力常用来腐蚀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糖衣炮弹，已经十分精准地，瞄准我们共产党人执政后创建起的官僚体系。

　　共产党进城以后，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官员管理体系，随着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又在全体干部中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度，并且在军队官兵中实行军衔制度。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共产党政治基因里的天然元素，然而为了建立和稳固人民的新政权，共产党人还是接受和实行了这一套“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旧东西。所幸的是从执行的开始，毛主席就下决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加以限制”。他首先拒绝被评定为一级工资，拒绝被授予大元帅军衔，为自己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在党内军内树立起了绝对的威望。无怪乎知名人士雷洁琼，在毛主席去世多年以后来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时怀着最崇敬的心情，写下了惊世骇俗的留言：“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全国“四清”就是在这样的国内背景下，同时在全国城乡平稳有序地开展起来。刘少奇是领导全国“四清”运动的主帅。重点是农村，是人民公社，主要内容是清理账目、清理财务、清理仓库、清理工分，与1957年整风整社的内容相差无几，这次有所不同的是，突出了“千万不要忘阶级斗争”和“防修拒变”这条硬性要求，并且在党内高层形成共识。为了防止走过场，中央决定先行开展“五反”运动，为“四清”先搞个热身运动。

　　“五反”的内容，有利于改善人民公社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有利于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水平的提高，运动一开展，立即受到广大干部和社员的响应和投入。

　　此时，朱赞成已归编城东公社工作队，上级让他负责带领一组人马，还是回到庄任大队去蹲点。在运动的动员阶段，朱赞成选择了刘介梅忘本这个典型事例，对庄任大队干部和社员进行了一场生动的阶级教育。

　　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土巴河乡人。他出身于极端赤贫一无所有的农民家庭。解放前，刘家三代要饭，三代当长工。他本人从小就讨饭十二年，又当过十年长工。其祖父、祖母皆在讨饭中饿死，叔父给地主扛长工劳累成疾，惨死外乡。两个妹妹不到十岁，被送人当童养媳。后来，他家的房子被地主霸占后，全家只好靠在旁人的屋檐下，垒起半截矮墙栖身。

　　1949年夏天，黄冈得到解放，在党的教育下，刘介梅积极参加土改，还在清匪反霸斗争中表现突出，受到乡和县里表扬。1950年4月，由于工作成绩先进，被提拔为乡里的工作组长。当年11月入党，12月结婚。他家在土改后分得了四间瓦房，六亩三分上等田，一头耕牛，全套农具，还有家具、衣物等。翻身过上了好日子，他工作更加积极，三次被评上县里工作模范，后来担任马曹乡农业科技指导站站长。

　　但是，就在生活开始富裕以后，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一门心思想走发家的道路，工作也逐渐消极起来。1953年国家实行统销统购时，他指使家人隐瞒应该上报的余粮，并且支持妻子对外放高利贷。1954年，他公开表示自己家不想加入合作社。他认为，家里有劳动力，一年收入二十五石谷子，除去各种开销，还剩余五、六石谷子，这就是发家的本钱，入了社就没有这些收入。此外，入了社，请人帮工、对外放债，囤积粮食的事就搞不成了。1957年8月，在黄冈三级干部会议上，刘介梅公开否定党的合作化和统销统购政策，认为“共产党在土改的时候是为农民，现在是害农民，还不如过去讨饭被狗咬死。”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同志们的不满，大家与他展开大辩论。由此，刘介梅很快就成为全县的知名人物。

　　于是，黄冈县委为了帮助刘介梅回忆对比，重新引导他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在取得他和他家人的同意后，举办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这个展览会每天都吸引上千的参观者。刘介梅自己也通过回忆对比，逐步醒悟了过来，痛哭流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要痛改前非，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刘介梅迷路忘本的沉痛教训，对于广大农村干部和党员积极分子，都是一次发人深醒的教育，特别是对那些快要忘本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党员来说，更是有针对性的教育意义。一个曾经饱受旧社会压迫剥削的贫雇农，居然在翻身之后会喜欢上资本主义;一个曾经是党多年培养的干部，居然也会反对社会主义。这绝不是虚构出来的故事，而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生活，这种现象在当时中国农村每天都在发生着。

　　虽然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957年，福建省也做过简单的宣传，但是广大农村知道者并不多。这次“五反”教育中，朱赞成从旧材料里找出来，作为自己动员群众第一课的内容，让庄任大队的干部和党员积极分子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经过一段时间动员启发和教育，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开始对照“五反”的标准，自觉寻找有关作风简单粗暴、管理存在浪费、经济存在漏洞等方面的问题，自我查找有无迷路忘本，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错误，而后主动在社员大会上认真地作自我检讨，接受社员群众的批判和帮助。朱赞成认为要搞好此次运动，首先看大队领导班子有没有问题，如果有大问题，就要先从班子下手查清楚;如果是小问题，交代清楚了，群众能够满意就算过关了。工作队指导运动，说到底，还是要依靠基层的班子啊，否则，一开局就会乱。有幸的是，庄任大队的班子确实是个廉洁干事业的班子，所存在的问题都属于水平、能力、团结、工作作风的问题。

　　朱赞成长期在庄任大队蹲点，与这里的干部、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彼此都非常熟悉了解。他亲眼看到这些干部，平时与社员一同参加农田劳动，家里的生活也同社员一样贫苦，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地瓜渣做出的地瓜渣粥，只有在农忙的时候，家里才做干蒸的地瓜团吃，逢年过节偶尔才能吃到放进点大米的地瓜渣粥。这样的生活水平在泉州地区，属于清贫。然而，就是在如此穷苦的状况下，这里的干部和社员们，还是异口同声说共产党好，他们发自真心地无比热爱如今的新社会。因为在解放前，这里十年九灾，穷得连地瓜渣都吃不上，每当受灾，田地经常绝收，饿死人也无人管，他们只有靠外出打工或者去乞讨求生，还是共产党来后穷人分得了田地，至少地瓜渣糊口没有问题了，既使逢到灾年田地绝收，政府也会拨粮进行救济，就连欠收时缺粮，照样有救济，从而保证了这里所有的贫穷人家，再也不会出现逃荒和饿死人了。与新旧社会对比，他们心向共产党，与刘介梅作对比，他们从未忘恩，更未忘本。通过前不久的抗旱斗争，朱赞成就认为，他们是集体通过了一场政治考核。只不过，这次开展“五反”和“四清”运动，党中央再三强调要抓阶级斗争，通过学习和理解，朱赞成也认为党中央抓阶级斗争的方向是正确的，必要的，既使是出身好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也要通过打预防针增强免疫力;对那些可能翻身忘本的人，可能对社会主义不满和向往资本主义的人，只有在这些人还是很少数时，就要进行及时地教育和挽救，及时地吐故纳新，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干部和党员队伍在肌体上的健康。

　　朱赞成反复学习毛主席“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等等反修防变的论述，坚定地认为要抓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变，必需依靠基层党支部发挥核心作用。所以，自开展运动以来，工作队与大队党支部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大队书记和大队长、生产队长都很快接受了群众对他们在生产管理上的批评和帮助，也对其余涉及群众有意见的问题作出了个人检查，并且相继获得了社员大会和工作队的集体通过。同时朱赞成也深知，大队的生产重任全承担在支部和大队干部的肩膀上，所以他一边指导“四清”运动，一边放手让大队干部不误农时地抓好生产任务。

　　没过几个月，党中央有关开展“四清”运动的文件(即前十条)就下来了，地委、市委组织大张旗鼓地学习贯彻，“四清”运动的声势日益高涨。此时的朱赞成，似乎也在运动中逐渐摸索到了，得以求真务实的一套工作方法。自从大跃进之后，他对上面搞得轰轰烈烈的东西，总是有一种不踏实的个人感觉。大凡运动一来，各地随即冒出无数“先进经验”，于是上级就不厌其烦大肆宣讲，召开大会介绍来介绍去，还组织一拨拨地去参观学习，搞得基层干部头晕脑胀，无所适从。所以，朱赞成并不重视去听大领导作的报告，去了也只是听听而已，有时连笔记也不做。他认为，此类大会上有许多永远正确的官话，听多了会误导人的。但是在回来以后，他总是抓紧时间从报纸刊物上查找到相关的学习材料，尤其是有关党中央领导针对“四清”运动的言论，见缝插针，以自学为主，进行独立思考。在这个方面，下放改造时就让他已经是自学成材了。

　　基于勤于思考，他在行动上就显得比旁人有主见。他只紧跟上级抓运动的大步骤，明白地说，跟的是大方向，而不是一步一趋。他很信奉毛主席说的做群众工作，要“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只是蹲点参加一个现实情况很贫穷的农村生产大队搞运动，这样的穷大队生产自然条件和干部、社员的文化程度都很有限，队情民情不一样，所以一定都要从实际出发，要懂得如何把中央大的精神，融进到本地的“山歌”里，这样才能让更多的本地社员群众，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四清”教育。现在的问题是，自己首先要把党中央大的精神学好，把握好，入脑入戏。

　　朱赞成花费了很大的功夫，认真学习和思考了毛主席对“四清”运动的要求，“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通过潜心地自学自悟，朱赞成笃信，党中央发动“四清”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农村的干部和社员，进行一次深刻地巩固人民公社体制的教育。朱赞成开始按照阶级斗争的逻辑，去思考开展运动的工作思路。领导核心是：工作队、党支部、贫协会;依靠对象是：贫下中农、普通党团员、退伍军人、回乡知青、进步群众;运动对象是：地主富农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坏分子，还有不能漏掉的是，包括那些一心想要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落后分子。之后，他把工作队与党支部、贫协会中间民主作风好的，办事廉洁奉公的，群众威信高的干部和党员积极分子，在经过群众酝酿之后，上报公社工作队批准，组成全大队的运动领导小组，同时又组织一个由书记和大队长为主的生产领导小组，两个轮子同时运转。朱赞成按照毛主席说的搞运动要“农忙时松些，农闲时紧些”，于是从1964年初到1965年底，约两年的时间里，他有条不紊地在庄任大队开展“四清”运动。在全面贯彻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的过程中，与全市其他公社、大队的“四清”运动相比，庄任大队这个社教点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并没有引起市领导的关切和注意。

　　曾在1964年底，省、地委派出社教工作队2万人进驻南安县，学习《桃园经验》，搞大兵团作战。南安县的社教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阶级斗争被扩大化，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此事，对于泉州市搞社教的干部，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但对朱赞成而言，他认为这是个沉痛教训，应该提醒自己牢牢记取。

　　时过一年，当省里在泉州市召开全省社教工作总结大会时，朱赞成与市里社教工作队队长相遇，在短暂的交谈中间，他谈出自己的一个观点：搞政治运动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一样，是药三分毒，有疗效也有副作用，所以呢，下级不能呆板地照上级开出的药方用药，还要针对基层的实际情况，再开个防止副作用的小药方。

　　市里工作队队长，他也很反感南安县“四清”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对于《桃园经验》开的大药方并不认同，但是对朱赞成提出的“小药方”究竟是什么，似乎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在总结大会之后，他独自一人来到庄任大队，想对这里“四清”情况作一番实地考察。

　　他一进村，被两名持枪的民兵拦住。这让市工作队队长皱紧了眉头。当民兵听说是市里的工作队队长，其中一人马上带他来到大队部。大队部里面只有一个人在工作，把算盘打得噼叭作响，一问才知是大队会计，正在统计上报的工分。会计见是市里工作队队长到来，停下手中的活，立即起身接待，并让民兵到田间唤回朱赞成。会计告诉工作队长，朱赞成去地头田间检查农田民主管理包干制度的落实情况。这让市里工作队长眼睛一亮，追问这是个什么样的新制度?会计说，为了批判包产到户的思潮，朱队长提出用民主管理包干制度针锋相对。这个制度就是把生产队的田地划分成五六片，每片田由一个生产小组的成员自己负责田间生产管理，什么时候下种、上肥、除草、灭虫、浇灌，还包括评议工分，这些本来是生产队长的事，现在都由小组里的社员来决定……市里工作队长打断话问道：“那生产队长干什么呢?”会计回答：“农闲时当后勤搞服务啊，比如管种子、管化肥、管农药的分配，农忙和抗灾时才当指挥官”。市里工作队长问：“社员们对这种民主管理接受不接受?”会计回答：“很欢迎啦，工分可以由小组民主评议，奖勤罚懒权力归小组，他们可有积极性呢!”

　　市工作队长像似听出兴趣来了，就势与会计谈起工分的问题。会计也顺着话题，先把清经济、清仓库、清物资、清工分的情况介绍了一番。他告诉说，朱队长在查账的时候，组织人员清查了两遍，一丝不苟斤斤计较，认真严肃着呢!当到了处理的时候，他只抓大放小，让退赔和被处理的人心服口服。工作队组织社员也开过批判会进行斗争，可是斗争的目的是教育和改变这些人，过后大家都还是支持工作队从宽处理的意见。

　　当谈起工分时，会计伸出大拇指夸奖说：“工作队朱队长真是讲民主。群众提出把一种工分值改成两种工分值，农忙时提高工分值，农闲时降低工分值，这个意见提出了好几年，大队怕麻烦不愿采纳。这次社教群众又提出来，朱队长让贫协会搞民意调查，结果是大多数人都同意实行两用种工分值。朱队长又让贫协会派代表来，同大队党政班子协商解决，后来双方都妥协让步，同意先试一年，搞得好就坚持下去，不好就再改过来。现在一到农忙，社员的积极性可高呢，干农活都不用生产队长派工，社员自己见活就抢着干。”

　　说话之间，朱赞成来了。市工作队长让他带自己到田间地头看一看。俩人先在村里转了一圈。正在谈笑之间，市工作队长突然皱起眉头，用稍有生气的口吻，指着村头两个民兵问道：“你们那是干什么?”朱赞成认真地回答：“抓阶级斗争啊!”市工作队长不解地责问道：“这话怎么说?”朱赞成赶紧作解释：“搞阶级斗争就得抓好民兵建设，管制坏分子时他们是治安队，抢险救灾时是他们突击队，台湾小股敌特来时是战斗队，平时搞生产也是一支生力军……”市工作队长听了后，舒展眉头，频频点头表示赞同。而后，他也向朱赞成解释说：“刚才进村被民兵拦下来盘问，问我是不是来搞串联的?这让我挺生气的，还以为你也学南安的那一套，神神秘秘，草木皆兵，人人自危，连我也自危了啊!”说完，他就大笑。朱赞成说：“我看他们(指南安县社教)有点理解反了，社教运动就是要让更多的干部群众，相信和拥护社会主义，而不是专整那些四不清的人，毛主席说过哪个社会没有四不清的人?我们只要把真心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团结好，组织起来，搞强大了，让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自然就走不成，让想翻共产党天的人，一露头，不等专政机关动手，下面的群众也不会放过他们。”

　　他俩走出村庄不远，就看见了一群武装民兵在练兵。俩人走近，站在一旁观看。场上的气势如同解放军在练兵。朱赞成告诉说，大队里这些年回来的复退军人，现在百分百都是民兵，大队组建起新的民兵连，全是他们当骨干带领着这一百多号人，其中有许多是回乡知识青年。在这次“四清”社教中，庄任大队算是真正地做到民兵工作“三落实”(组织、军事、思想)，我们蹲点工作队，也是把抓民兵建设当成“四清”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朱赞成又说道：“我们给民兵连三大任务。第一搞好生产，第二搞好军事训练，第三坚持政治学习。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年青人身上，所以农村搞社教抓反修防变的教育，就是要从他们身上抓起。我们要求大队支部，加大培养年青人的力度。大队支部为他们每人买了一本毛泽东选集，还订了大量刊物，每周两个晚上组织集体学习。大队支部还把团支部工作，结合到民兵连里一起做，文艺宣传也交给他们，现在已经会自编自演小节目了，可活跃呢!我们还挑选有文化、表现好的年青人，安排到大队管理岗位上工作，待到运动后期，改选新的大队党政班子时，我们还考虑安排年轻的退伍军人参加进来。”

　　之后，他俩又来到一处水利工地，这里的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朱赞成又介绍起大队在农闲时安排水利建设的情况。他说，庄任大队限制农业生产的最大制约就是缺水，干旱一来，火烧埔(意思是像被大火烧过的地块)。“四清”运动快二年了，大队每年都坚持农闲时打两口井，修建一处小塘坝，积少成多，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

　　已经中午时分，朱赞成请市工作队长一起回去吃饭，吃完饭再听他和班子作汇报。朱赞成蹲点是住在一户社员家里，已经被通知多做了一份饭。朱赞成他们一到，饭就端上桌来。市工作队长低头一看，心头不由地发酸，自己面前的饭钵里，黑呼呼的全是地瓜渣糊，热气腾腾散发着些许地瓜香气，也夹带着淡淡霉味。他再看看旁边的桌上，围着房东的一大家人，老老少少，光是小孩就五六个，他们饭钵里的东西和自己是一样的，只是要稀溜得多，能够照出人影。两张饭桌的中间都有一碗咸菜。小孩们开始吃渣糊时，几乎都是用吸代喝，响起一片吸溜声，像是比赛谁吃得快，不时地还相互调皮着，逗得老辈人笑逐颜开，使整个小屋里充满着亲情和欢快。

　　市工作队长看见朱赞成，那完全是一副回到自己家的神态，洗完手，坐下来埋头吃饭，边夹咸菜边就着渣糊吃，吃完又到锅里盛上再吃，还走到小孩旁边逗一逗，又跟老人说说话，丝毫没有是外来人的感觉。这时市工作队长自己也端起了饭钵，他像要完成任务一样，很快就吃完了钵里的地瓜渣稠糊，而后放下筷子，抹抹嘴，表示吃好了。他看到房东已经吃完饭了，就主动凑上前去，两人很随和地聊了开来。

　　他俩聊的是村里社员家庭生活的状况。通过聊天，市工作队长才知道全村人每年把两次分配到手的鲜地瓜，舍不得吃，家家户户都制作成地瓜粉，卖给供销社，支援国家搞建设，同时也能换些钱对付生活。而后，全村人把制作地瓜粉剩下的渣料，捏成团团晒干后保存起来当主粮，每天清晨煮一大锅地瓜渣糊，一天三顿就这么吃着，连家里的牲畜也同吃这一锅食料。市工作队长问道：这样的生活苦不苦?房东很淡定地说：比城里人是苦呀，但比起解放前好多了，一天三顿有地瓜渣糊当饭，稀的不顶饿，家里谁饿了到大锅里再勺着吃，随时放开肚皮吃，总是有吃的，比起共产党来之前饿了想吃没得吃好多了，不用再去逃荒要饭了。再说地瓜渣也挺养人的，我们这里人世世代代都吃地瓜渣，身体都很壮实……正聊着，朱赞成催促时间到了。

　　在路上，市工作队长问起朱赞成对吃地瓜渣的看法。朱赞成说，我从小就是吃地瓜渣长大的，每次吃起地瓜渣总有一种和穷哥们是一条根的感情。市工作队长也很坦然地说，难怪你眉头不皱就吃下了两大碗，可我吃一碗还可以，第二碗就吃不进去了。朱赞成告诉说，房东还是把沉淀在锅底淀粉最多渣子最少的部分盛在我们的碗里呢。市工作队长很感动，一到大队部就找会计交饭钱，他拿出一块钱，会计说太多了二毛钱就足够了。两人相持不下，还是大队长拍板说收五毛，会计就照办了。按照大队的规定，吃包饭收的钱到结算工分时一起返还房东。

　　整个下午，市工作队队长一直在听取汇报。先后有大队的四清领导小组和党政班子作了工作汇报，内容有贯彻落实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的过程和总结，有清理阶级队伍整顿党组织的过程和做法，有抓运动促生产以及开展民主管理的做法和总结，有学习解放军抓好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做法和总结，还有贫协会对四清运动民主评议的总结，还有党支部对大队党建工作和农业生产发展的长远规划。在汇报过程中，市工作队长不时地插问或提问，不相同的汇报人随问随答，所有结果都让他深感满意。

　　这一次对庄任大队四清运动的考察，让市工作队长总算搞清楚，朱赞成针对“是药三分毒”的“小药方”究竟是什么了。他在内心大加赞赏，但也很明白，朱赞成的一些做法与当时的主流有所不同，甚至有些不相容，难怪朱赞成不显山不露水偷偷摸摸地搞“小药方”呢，否则在运动之初就要被拔“白旗”了。回来之后，他在向市委农村工作部长汇报情况时，只是侧重地汇报庄任大队的社教工作，进行得十分稳妥扎实，群众发动和组织的很好，党政班子团结而有朝气，同时还两不误，以抓好运动来带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末了，他极力建议市委农工部再派人去仔细考察一下。

　　不久，市委农工部也派人去庄任大队进行考察。回来以后，这次的考察结论远胜过市工作队长的个人考察。考察小组认为：庄任大队的社教工作队，在四清社教运动中，依靠贫协会发动和团结广大群众，通过严格清查经济和组织等项问题，揭露出少数落后干部、党员和坏分子，又通过了具体事实和程序给予批判和处理，并且挽救帮助了其中可以教育好的人，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革命队伍里。这种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工作方法，不但教育干部也教育了广大群众，让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了。该大队在抓好阶级斗争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调动干部和社员搞好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切实做到了抓好运动和搞好生产两头都不误。

　　考察小组还认为：从1963年到1965年初，两年多来，庄任大队在工作队的指导下，战胜了一场持续八个月的特大干旱，使500多亩旱地栽种的地瓜获得大丰收，还对400多亩盐碱地进行改造，也获得了成功，连续两年粮食生产取得丰收，社员的口粮基本做到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国家救济。他们还积极探索和推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民主管理，下大功夫落实大队党支部和民兵连的各项工作，让社会主义思想和新风尚逐步深入人心，在庄任大队普遍形成大气候，并能通过以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事实来教育广大社员，让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认识到此路不通，让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实现政通人和。

　　然而，当年晋江地区搞社教试点的领导人，在南安县推广“桃园经验”，强调和突出了过于激烈的阶级斗争方法，极大挫伤了南安县几乎所有公社、大队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给当地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干部队伍带来了很大混乱和后患。对于全国而言，这种矛头始终向下的“四清”后患，一直延伸到文革之中，最终酿成各地农村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形成对立分派的另一个主因。

　　就泉州市而言，南安是隔壁县，同在一个地委领导之下，影响力自然不小。好在泉州市社教工作的全面铺开，时间上比南安迟了半年多，全国贯彻“后十条”不久，毛主席就发现问题的所在，又下发了“二十三条”，明确指出四清运动中，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点是向上，而不是向下，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若从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路线分歧上看问题，此时已经初露端倪，方向和终极目标都是不相同的。一个是要把“四清”的矛头向上，重点是发动群众揪出党内中、上层的坏领导，即走资派;一个是一贯采用居高临下，搞“四清”就是矛头向下，专门揪斗一些基层的坏领导和坏人充当靶子(又是重复反右斗争的那一套，所谓基层的“坏领导”和“坏人”中，绝大多数是些敢于向上级提不同意见的人)，最终让他们成为了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在“四清”运动的初期、中期，刘的主导占据上风，然而到了后期，毛的主导逐步被干部和群众接受，风向才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所以在“二十三条”传达之后，泉州市就采取紧急刹车，很快扭转了扎根串联的做法，这让地委多少有点不满意。也就是说，在“四清”运动的后期，市委和地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开始出现了分歧意见。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朱赞成在“四清”运动中稳重有效的工作方法，开始得到了市委多数领导的肯定。

　　1965年初，市委正式任命朱赞成为城东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自从平反之后，朱赞成就把自己当作一条受过伤的蚯蚓，以不断磨砥练就出的坚强党性，用自找苦吃的忘我精神，无怨无悔地钻进人民公社的土壤之中，成天与农民和泥巴打交道，浑然不觉之间就疗伤自愈了。而如今，他重新赢回组织上的信任，又有了实现心中莫大愿望的新机遇。

　　当上级宣读任命的那个时刻，他就意识到城东人民公社这块土地，是与庄任大队同样的贫瘠，所不同的是责任范围更加重大了，这可是一份天大的职责啊!自己决不能愧负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他不由地联想起毛主席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说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他在心里默默地想，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太有深意了。

　　他告诫自己，以后不能只当一条喜欢与农民和泥巴打交道的楞头蚯蚓，还要懂得蚯蚓之所以努力不懈地松土、保墒、护根、壮苗，是因为共产党人播下了人民公社这颗无比金贵的“种子”，一切都是为了让它能够更好更茁壮地成长起来。从那一刻起，朱赞成心发宏愿，一定要让人民公社在城东的土地上，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第九章文革初挨批斗无惧抓生产

　　原城东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林国连是这样回忆的：

　　“城东公社是人穷地瘠，那时候的城东辖区内，有7公里的国道线通过，共有7个上坡，8个下坡，人称‘七上八下’。全公社有10.2公里的海岸线，不少土地是盐碱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是赤土地、粗砂地，很难种庄稼。全公社有19个大队、40个自然村、178个生产队，总人口3万多人，总耕地14000亩，其中水田5000亩，农地(主要种地瓜)9000亩，山地20000亩，海水面积50000亩。务农的收成都不好，只能靠天吃饭。因为周围是三面海水，淡水也缺，十里九旱，群众生活很痛苦，只能吃地瓜粥和地瓜渣糊。

　　朱赞成上任后，经常深入田间，和群众打交道，他很有信心要改变当初城东公社贫困落后的面貌。他经常穿拖鞋去下乡，即便是脚上生着鸡眼，他也一样一大早去参加劳动。就是遇上暴风雨天气，他还是穿着拖鞋去检查农事，被当地群众称作‘拖鞋书记’，成为后来人的榜样”。

　　在当地《何氏族谱》中，有一位被尊为活贤人的万寿鹏老人还回忆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朱赞成)一贯穿着一双人字拖鞋，就是这双人字拖鞋伴他走遍城东公社的每一

　　座山，每一片田地，每一个村庄。每逢爬山涉水时，他习惯把那双拖鞋，扎在腰间或者插在臀部，一年四季任凭风吹雨打日晒，浑身上下都是黝黑黝黑的”。

　　就是这位“拖鞋书记”上任不久，很快走遍了19个大队的山山水水，走访了40个村庄和178个生产队的民生和生产，渐渐地，他脑海中形成了一幅城东公社社情民生的全景图。每天从夜晚到清晨，他常常辗转反侧，一睁开眼睛，脑海就浮现一片穷山恶水——背山临海，地处丘陵，山多地少，地脊缺水;一闭上眼睛，心潮就涌动无数艰难民生——人均耕地仅半亩，产量低下，全社农民人均口粮少，主粮是吃“番薯渣汤”，经济收入极低，医疗和教育条件也很落后，用水用电十分困难，群众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

　　此时的朱赞成，心里装着执政为民的重任，天天殚精竭虑，苦思冥想地为城东公社寻找治穷的方略。他为此召集过一次又一次班子会议，放手让大家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结果是，除了老套路还是老套路，这让人很无奈，而自己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于是只好先制定出一个全面改造低产田的方案，要求各大队学习庄任大队的经验，每年都要改造三分之一的低产田，用三年时间全社改造完成。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大目标了，完全是依靠大量的人力投入，极其费工费时，朱赞成小时改造菜地就是这么干的，时代前进了20年，还得这么修理地球吗?所不同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现在人民公社真可谓人多力量大啊，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这些公社的社员们虽然生活还很贫苦，还需要勒紧裤带去干繁重的农活，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给他们带来了普通劳动者应有的社会尊严。

　　想当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核心价值观，让全社会到处都流露出对人民公社的敬意和友爱，这也让人民公社的广大社员群众，对于愿为国家多打粮食多做贡献的冲天干劲，拥有了一种奋发向上的时代自豪感。

　　1964年5月，远在山西省偏远的太行山深处，有一处在地图上难以查找的小山庄——昔阳县的大寨大队，引起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大寨是一个自然条件极差的土石山区，在严重缺水的干旱山坡上，树雄心，立大志，战天斗地，使粮食亩产量在1963年就接近了400公斤。当年，毛主席主持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长江以南到1967年才实现的亩产指标，此时，却让一个不起眼的黄河以北的小山庄率先实现了。这说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只要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全国农村都像大寨人这样干，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这可是共和国第一代领袖们苦苦追求的一个梦想呵!要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尽快实现工业化，必须先解决吃饭这个大问题。大寨大队的突出成就，无疑让他们看到了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新曙光。尤其是在毛主席看来，大寨增产的成就和战胜困难的能力，非常符合自己心目中人民公社的理想境界，似乎为他亲自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样榜，从而证明人民公社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经济实体，绝不是共产党人搞出来的乌托邦。

　　难道不是吗，资本主义的以色列还在沙漠地里搞“基布兹”(即农业合作社)呢!他们有的是钱，可以有国家大量贷款支持，而我国呢?“像我们这一个土地辽阔，经济落后的大国，发展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依靠国家投资么?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出路只能像大寨人那样，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花》时，在编者按中如是说，“我国发展农业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拥有雄厚的劳力，只要加上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能够充分发挥五亿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改天换地”。

　　《人民日报》指出了学习大寨的方向——改天换地。然而，毛主席还有一个概括，他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这就让全国农业学大寨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灵魂。

　　农业学大寨从1965年开始走向全国，朱赞成很快就从学习大寨的经验介绍中，寻找到与自己工作思路契合之处，只有彻底改变本地的穷山恶水，才能让落后的生产力解放出来。这可是了不起的雄心壮志啊!一群大寨人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不仅为了自己吃饱肚子，也是为了给国家多贡献粮食，居然使用近乎原始的工具和劳作方式，就敢于向千年不变的穷山恶水开战，他们真正做到了改天换地，也真正做到了解放生产力，这样超乎常人的大气魄来自何处?寻找答案并不困难，首先是班子的带头人要有大气魄，毫无疑问，大寨人的带头人陈永贵就是自己的学习榜样。

　　朱赞成想起自己被下放改造以后，曾把第二畜牧场的班子当成人民公社的好样榜，现在看来，认识太肤浅了。党报在宣传农业学大寨的同时，对陈永贵本人是个生产能手，还会做人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严格，公私分明，领导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生产条件年年有改变，农田产量年年有提高，上交国家的粮食年年有增加，又能够善于正确处理集体和国家关系，这些有关陈永贵个人的领导才干，也都作了突出的报道。在拜读之后，陈永贵在朱赞成的眼里，肃然成为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传奇人物。

　　当朱赞成把大寨的先进经验和陈永贵的个人魅力，向公社班子成员大力宣传和介绍之后，整个公社班子里的成员也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大家就像被阳光照进了心里，开始对照大寨的标准重新审视原来制定的工作方案。

　　城东公社原先规划改造低产旱田的要求不够好，也不科学。于是公社班子重新制定出新的规划要求，决心以更高的标准来改造低产旱田。他们要求各大队改造边角小地块，要裁弯取直，填平坑坑洼洼，平整扩大到可以全部机耕的标准;对改造现有的大地块，要求地面平整，5亩到10亩地连成一大片，其间大田埂可过平板车，所有的旱地改造，活土层至少要厚一尺，以提高土壤蓄水能力;丘陵田地垒堰坝，要高而坚实，地要平、土要厚，以提高抗洪能力，防止水土流失。

　　他们还对盐碱地、粘土地、粗砂地也作出具体的改造方案。对于盐碱地要分割成块，周边深挖排盐沟，采用石块和水泥砌好，形成沟沟相通，灌溉后流水环绕。对于粘土地，要用细砂土和草木灰掺和改造;对于粗砂地，采用深耕移土，再用细土回填。

　　重新改造低产田的规划方案，大约覆盖了全公社百分七十五的耕地面积。完成后，旱地能改成水田的则种水稻，杂地能改成蕃薯地的则种蕃薯，全面提高了全公社主粮的产量。规划中还包括制定建造三级电灌站的方案，要把全公社的旱地都变成水浇地。为此，在低产田改造时，对每块地都要求同步建设灌溉渠道，今后可以与主干渠道相配套。

　　朱赞成还在集体研究新规划时，提出了两项新的内容。他提出要重视学习大寨搞绿化的好经验，结合城东公社的实际，要沿着海岸线种植木麻黄，建造宽阔的防风林，还要在本社的荒山上建设果树园。紧接着，他提出了另一条建议，让所有的人都很吃惊，同时也令人激动和佩服。

　　朱赞成说：“大寨人最让人佩服的就是志气大，决心大，改变穷山恶水有好办法。他们见山穷就治山，见水缺就治水，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天天挖山不止，努力增加耕地面积，艰苦创业，持之以恒，终于达到了创业目的。”

　　“大寨人是人少地多，立足山区，想为国家多作贡献，还嫌地不够用，开门见山，就向荒山要耕地，而我们是人多地少，地处沿海，开门见海，怎么就不懂得向大海要耕地呢?如果我们脚踏实地学习大寨人，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移海，大家可以想想看，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如果能够把海岸向外移出一百米，那就是几百亩田地呀!如果还能够向外移出一千米，那就是几千亩田地呀!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城东公社才算是达到艰苦创业的目的。”

　　“不过，现在这只是一个梦想，或者说还是一个不成熟的设想。敢于向海龙王进行挑战，不比在陆地向山山水水挑战，而且我们现有的实力太有限了，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技术，盲目去大干风险极大，但是我们有人民公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向大寨人学习的志气和决心，还有向工人阶级大庆铁人学习‘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硬骨头精神，完全可以先找大海的某一个小角落作个挑战，不妨拿出胆量来先试一试嘛!怎么试?我想了很久，就在庄任大队先搞个小型的围海造田，为公社摸索出一套经验，若是成功了，我们再下更大的决心，好好大干一场，来个改天换地”。朱赞成的一席话，很有见地，极大鼓舞起全体班子成员改天换地的信心，大家一致同意先搞个小围海试验的意见，也期待着他能够拿出更加详尽的方案。

　　“朱赞成要跟海龙王斗法啦!”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全公社，立即引起社员们的一片热议。泉州地域是全省最盛行迷信的地区之一，城东公社也是个越穷越迷信的地方，尤其是居住在乌屿岛上的居民，十几代人都是出海捕鱼为生，当他们耳闻消息之后，一些中老年妇女们认为这是破坏风水的行为，早晚在向菩萨祈祷时，免不了诅咒上朱赞成几句。当然，公社里还有不少中老年人，因为存在小农思维，因循守旧，不相信人定胜天的社会主义宣传，难免说上几句“人不跟水斗，狗不同鸭斗”的落后话，但是听说只是先在浅滩上搞个小围海造田，其中也有人不禁佩服起朱赞成的老成持重，知道此事成败还两难说呢，反对的态度也变得模糊了起来。

　　诚然，还是有一大群城东公社的贫下中农和年青人，特别是回乡知青与退伍军人，他们都是积极拥护和支持围海造田这个好主意的。自己家乡千年不变的穷山恶水，让新一代年青人感觉压抑太久了，穷则思变，改变家乡旧面貌，早已是他们多年的夙愿和志向。他们庆幸自己成长在新中国的红旗下，亲眼目睹只有十几年的光阴，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从一穷二白中走过来的一串串脚印，就是这些充满自豪感的脚印，让他们读懂了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道理。尤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看到了祖国制造出来的国产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小汽车、拖拉机、飞机、大轮船、原子弹等等，这些工业战线和国防建设上的辉煌成就，处处显示出了国家进步和劳动人民的豪迈;以及还看到了全国人民学习雷锋和解放军，同时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形成的全社会良好风气，让他们总能感受到整个社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进步力量，每一天都能推动着有志向的年青人，不甘落后，跃跃欲试，为实现心中的夙愿和理想，争当新时代的好男儿而自强不息!

　　而此时的朱赞成显得格外沉静，他并没有大张旗鼓去宣传要搞小围海造田的方案，因为他深知如此举足轻重的大方案，从设想到问世，得有一个复杂的孕育期，一定要按照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去务实，操之过急难免出错。而眼下要宣传的重点是，必须坚持公社党委已经确定的方针，利用冬闲抓紧改造低产田。于是就在一番农业学大寨的强势宣传下，全公社17个大队(除乌屿岛两个大队外)厉兵秣马，摩拳擦掌，不久就掀起新一轮改造低产田的生产热潮。

　　正当城东公社如火如荼学习大寨改造低产田之际，中国高层的政治风云，此时也在悄然发生着底层老百姓深不可知的一场大激变。转瞬之间，风云博斗，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风起于青萍之末。朱赞成在大跃进中一直认为，党中央的毛主席和刘少奇是一对“铁哥们”，其实不然。共产党人在进城执政之后，用了十七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起从党中央一线、二线、书记处、国务院，到中央局，中央政府部、办、委，和省、市、地、县，公社，乃至院校、省厅、局、处、科、股，还有隶属的一大批企事业单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臃肿的，人事重叠、盘根错节的国家官僚体系。

　　出于种种原因，共产党内没能够建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于是在这种党内官僚体系中，任何单位的党政一、二把手，只要滥用党内和行政的手段，都可以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反对他就等于反党。他们恃权大搞一言堂，压制不同的意见，打击报复敢提于意见的人，搞独断专行，强迫命令，无视人民群众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和痛恨，为此，中共最高决策层发动了1951年“三反”运动，枪毙掉建国后第一批的腐败高官刘青山、张子善等人。此举虽然有效震慑住党内官僚们的贪邪之念，但还是管不住他们脱离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霸道作风。建国十七年以来，官僚主义者与人民群众监督之间，因为长期积累的官民重重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为了继续整治党内的官僚主义，1956年底至1957年5月，毛主席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原先希望要广开言路，借重党外知识分子的监督力量，参与党内开门整风，渴求党内党外一致对准党内的官僚主义开火。这可是一次伟大的民主尝试啊，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民主制度建功立业的大好良机!料想不到的是，有一些画眉性格的上层知识分子，不识时务，胡乱搅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那些党内上层的当权派，抓实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及反对中苏友好的大把柄(此时正处于中共支持苏共处理匈牙利事件之际)，迫使毛主席不得不改变初衷，以致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但让党外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在人民需要他们参与对执政党监督的时候，失掉了为中国民主政治出力的机遇，反而还遭遇到毛主席预计全国只有5000个右派，党内高层却有人层层加码下达指标，硬是扩大出50多万个右派的悲催结局。

　　当年党内的当权派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段，一口气打倒50多万个右派，从此让全国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让毛主席失去用最小代价制约党内官僚主义的极佳途径，也让党内的官僚体制产生出一种抵御政治运动的官本位“抗体”：但凡大规模政治运动来临，必将抱团取暖，矛头向下——结局总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只有保护好最听话的“一小撮”，才能用打下去这“一大片”的下场，来教育“更大一片”不听话的人，这就是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另搞一套的基本对策。

　　1958年，全国兴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建设高潮，这场声势浩大运动的初衷十分纯正，真可谓是一场全党全国一心一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民大生产运动。然而，就在爱党爱国的亿万人民群众满怀豪情投入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号召之中，党内的官僚体系却挟持着反右派、反右倾、反地方主义的余威，竭力压制党内纠错的不同声音，以极左的面目操控各种媒体荒腔走板，大刮浮夸风，用说假话、放卫星，耸动天下，一哄而上，大搞假政绩假产量，谎造一片大好形势，酿就了中央对形势的轻信误判。尔后，又在遭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之际，在全国储粮缺口并不严重的情况下，各地隐瞒因多购多征而扩大的实际灾情，层层谎报各地存粮的实际数量(最典型的是四川省)，再一次招致党中央、国务院决策上的失误，造成了全国若干地区发生了大粮荒、个别地区出现饿死人的严重后果。中共党内的官僚体系在大跃进中，把自己擅长说大话、假话的成功范例，不经意间被演绎成最为经典的政治故事，让世人阅史之后大跌眼镜。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其中“人祸”的精确注释，应不是毛祸，也不是党祸，实乃体制上的资产阶级官僚体系之祸也。史料上明确记载，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巡视，曾经被寿张县、常熟县等地官员，用胡编的超高产鬼话蒙骗了，不止一次、二次，而且听了就信，就上当。

　　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共同联手，想要对体制内官僚系统进行一次有限度的清算。但是在清算的方向上，两位领袖发生了严重分歧。此时体制内的官僚系统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支似有权力已被异化的影子部队，他们有山头，有地盘，搞独立王国，若隐于高层，若现于中层，或见于基层，来无影，去无踪，神龙见尾不见首，渐渐形成了大气候。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是主张不查首只抓尾，即矛头向下，有什么清什么，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而毛主席不同意，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语中的，矛头向上，至于基层干部群众犯的错误，应以批评教育和团结为主。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最终以毛刘意见不合，黯淡收场。此时的毛刘，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并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了两位领袖各不相让的僵局。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毅然决然，为了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他决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先，还是想在体制内解决与刘少奇在路线上的分歧。当大幕正式拉开后，领导体制内的两套人马，旋即产生出激烈地冲撞。毛主席凭借自己在党内外崇高威望，用发社论、发号召、发文件，很快就在全国掀起了“文革”的狂飚。而此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掌握着开展运动的实际领导权，他们通过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工作组火速出击，牢牢控制着运动的方向，试图把这场刚兴起的群众运动，反转成一场新的“反右运动”。

　　据统计，1966年仅北京就有53所大专院校，在校师生30万人，竟然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平均每23.4个人中就抓出1个“反革命”，打击面高达23.4%。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至少有上百万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这批人后来大多数成了铁杆“造反派”。

　　面对双方殊死博斗且力量悬殊的大态势，在这个节骨眼上，毛主席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人与他“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官僚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布署。此时此刻，无人能知晓当他下定决心时，内心经历了一个怎样痛苦复杂的过程。在这个体制里，满眼都是曾经与他共同人间伏虎的战友和功臣，但是其中有不少人在革命胜利以后，忘记了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的初衷，忘记了为革命胜利推小车的那些人，才是胜利后国家真正的主人，而自己只是个公仆;忘记了中国历史上“勃兴忽亡”周期律的教训，而如今这些人已经站到了“反修防变”的对立面，成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用人民给他们的权力来镇压人民，让这场群众运动重新陷入反右斗争的困局。毛主席开始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又一次被那些曾经的战友逼至墙角，这让他不得不动心起念，出狠招力挽狂澜于即倒。

　　毛主席从来就是一拳打得开免得百拳来的高手。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公开挑明了与刘少奇的矛盾，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猛烈批判一线中央，“在50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2日，全会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林彪任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保留常委，被排名第八位。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很快就掀起批判、揭发刘少奇的运动。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他还说，“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出现，让毛主席众里寻他千百回，蓦然回首，却在独具“一.二九”学生运动传统的北京城里，终于找到了共产党时代崭新版本的一支革命新军，“狮猛醒，向中国，一声吼”，这可是与五四运动同等量级的革命新动力呵，不可小觑。毛主席不辞劳累，大气磅礴，一连八次接见了全国各地进京的一千一百万红卫兵小将，让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以“四大”为武器，急剧兴起破四旧和大串联的学生运动，向全国广泛幅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首先被突破的各地中共旧官僚体制中的顽固堡垒，并且让它层层“中间开花”，靠得就是这些浑然天成的红色革命小闯将。

　　这时候文化革命才刚开始不久，党中央尚未将全国的厂矿企业和农村划入开展运动的范围。在全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公社党委书记只能算个兵头将尾的末端。此时的朱赞成，他和泉州市所有的农村基层干部一样，对于党中央上层毛刘斗争的内情，事前毫不知晓，突然之间，党中央用文件、报刊、社论广播，一轮又一轮铺天盖地的宣传，告诉全党全国人民，刘少奇是个一贯反对毛主席的坏头头，当听到这样的事实，个个如同惊雷炸顶，完全可以用震惊、不理解、难以置信，来描述他们当年被震撼的感受。说来可笑，朱赞成这次也许是被震懵了，他还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似乎得出这样一个判断，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是冲着上层建筑领域而来，不会波及“经济基础”领域。据此他不为“乱世”所动，还是坚持一心一意学习大寨的创业精神，仍然像一条不会停歇的蚯蚓，风雨之中“钻进”盐碱田，烈日之下又“钻入”沙土地，每天每日与社员们挥汗如雨，共同奋战在改造低产田的前列。

　　然而，“经济基础”并没有成为文革风暴中的世外桃源。有一天，红卫兵的到来，送给了他一顶保皇派的“帽子”。

　　8月下旬，厦门八中的革命师生冲破工作组的阻力，派出三百多人的代表，沿途搞串联，要到福州上访，准备揪王于耕(省教育厅厅长、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爱人)回到八中，清算她在社教时的罪行。他们一行队伍离开泉州时，路过城东公社紧邻国道线路边的田野，看见公社社员们正在地里忙着农活，就用话筒作“造反有理”的宣传，许多社员放下手中活计，纷纷围上前聆听他们慷慨激昂的演说。那个场景，就像抗战时学生们在搞街头宣传。正当革命师生控诉王于耕的罪行时，朱赞成从人群中走出来，他一本正经地对革命师生们说：“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要到省城造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搞农业学大寨，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但是呢，我们和你们的革命任务不一样，你们是搞上层建筑的，是专门造当权派的反，而我们是搞经济基础的，专门造地球的反，社员们现在正忙着在地里造反呢，要吃饭要赚工分，没有时间听你们的高谈阔论”。说完，他一挥手，喊了一声“干活喽!”社员们都散开了。厦八中的师生们受到一顿抢白，有几个学生不服气，突然用愤怒的嗓音一齐喊出“保——皇——派!”朱赞成一听，楞了楞，觉得这个名词很新鲜，不太懂，但他还是回过头来，朝着师生们挥挥手，表示了礼送“出境”的友好。

　　其实这个时候，朱赞成对红卫兵并不反感，甚至还有几分羡慕或妒嫉呢。这些还是那么稚嫩的学生们，真是火红时代的幸运儿，参加大串联，走到哪里都是毛主席的客人，吃住行都不要钱，出门只要带十几斤粮票和学生证，北京、上海、井冈山、延安、省城，爱上哪上哪，享受着无上荣耀的政治待遇，哪朝哪代能有这样的好事呢?比方说，有多少老干部打江山出生入死，解放后想到北京看看毛主席，连看上一眼的机会都没有，而这样的好事，却让这些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学生娃娃们摊上了，能不让人羡慕和妒嫉吗?可是没过多久，朱赞成对红卫兵的看法就改变了。

　　1966年8月26日，福建省委决定召开“炮轰宣传教育界万人大会”。万人大会的召开，实际上是对厦八中师生上访行动的抵制，是害怕王于耕被厦八中师生抓走。8月29日，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林学院、同安一中等校的师生，为了声援厦八中师生的上访行动，也来到省委要求叶飞接见，被拒绝，引起了师生们的愤慨。一直到下午六时叶飞才被迫出来接见。这个时候，福州市委第一书记郑重，把福州东海前线红卫兵(以福一中、福三中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叫来保护叶飞，与“八.二九”派的学生作对。当时就发生打人抓人的情况，叶飞不但没有出来制止，退回到办公室楼上，坐山观虎斗。随后，省委把学生上访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暴乱”。8月30日晚上，省委召开常委会，通宵达旦之后决定，要向群众说明“八.二九”是革命行动，不是“反革命暴乱”。随后，叶飞出尔反尔，推翻了常委会的决定，提出不要在大会上讲话，可以搞街头中、小型辩论，结果造成了对革命师生的围攻。

　　1966年8月至9月，叶飞提出要炮打“分司令部”，目的在于转移学生的斗争大方向。他讲“教育厅是宣传部领导下的”，还说“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系统要搞文化大革命，要首先从宣传部开刀，先要打分司令部”。闽中、闽南红卫兵来到省城要求斗叶飞，叶飞与郑重搞了个“工人赤卫队”，是保叶飞的。赤卫队把学生包围起来，围攻学生。红卫兵要到北京告状，叶飞不让坐火车去，红卫兵就步行至白沙站(闽候县内)坐火车，结果被扣下送了回来。

　　叶飞在提出炮打“分司令部”前后，推出了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卢叨、省文化局局长陈虹作群众斗争的活靶子，任由群众戴高帽、挂牌批斗，之后又提出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运动，千方百计想把运动纳入省委规范的轨道。这种“弃卒保帅”的昏招，使这位福建籍革命老前辈，运动初期的个人声望陡然下降。

　　1966年9月1日，福建日报社职工造反队，贴出支持学生的大字报，石破天惊，有人惊呼省委后院起火了。9月17日，叶飞在会见南下红卫兵时，公开表态支持揭露福建日报社参加造反职工的个人老底(即个人历史、出身、成分等问题)，挑动群众斗群众，要把福建日报社的造反群众在社会上搞臭。

　　此时，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大批南下福建，与福建的红卫兵及造反组织结合起来，四处串联，煽风点火，各地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也由于观点、立场不同而冲突，发生分化和改组，继而大字报和大辩论走向街头，许多所谓的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挂牌、批斗、游街，乱象纷纷出现街头，围观的市民如潮涌动。福建省委和各地市党政机关渐渐失去对运动的控制，叶飞的个人处境也越来越尴尬了。

　　覆巢之下无完卵。在人们的忆记里，1935年12月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学生们在街头演讲的一句话镌刻于世人心间——“若大的北平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此时的晋江地委、泉州市委，也是若大的机关摆不下一张安静的办公桌。文革开张不久，就出现红卫兵串联和冲击，各级党政领导对这种造反行动抱有怀疑，主要领导还产生过抵触情绪，也曾经幻想用拉一派压一派来控制局面，现在省委都快撑不住了，地、市委也相继陷入半瘫痪。

　　这一段时间里，地、市委的大院比菜市场还热闹，臂膀上佩带红袖章的红卫兵和其他造反组织，可以随意出入机关大院，院内墙上到处张贴着“打倒”、“勒令”、“最后通谍”等醒目标语，以及特别吸引人气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异端麻辣，皆能让官办媒体顿失颜色无人问津，比如有大量的北京、福州等地的造反快讯，某事件的内幕消息，某走资派的老底，政坛大人物的表态，炮轰某某领导的誓死战书……令人眼花缭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简直能与当今网上博客世界相比。每天从早到晚，一拨一拨人群川流不息地前来观看，天黑了还有人兴致勃勃，打着手电筒，继续抄写着大字报上的内容。

　　朱赞成听说地、市委机关已经乱成一锅粥时，出于好奇之心，抽空也来两个大院里看大字报。看完之后，他终于在大字报里找到了对“保皇派”的解释，不禁在心里嘲笑起“厦八中”的学生们——自己怎么会去保走资派呢，除非自己也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可能吗?

　　朱赞成从地、市委大院回来，对局势的发展就深感忧虑，除了中央点名要打倒的刘、邓等人之外，下面的走资派上哪儿去找、去识别呢?中央、省委不点名，谁会在脸上贴标签呀!难道就让红卫兵这么一路见佛杀佛、见官必反吗?党中央这不是在搞乱自己吗?

　　正当朱赞成对红卫兵心生反感时，有一批红卫兵主动找到他的头上。这批红卫兵是属于“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泉州联合战斗总部”(简称“泉联战总”)的，他们是来说服朱赞成入伙，希望他能加入打倒地、市委走资派的造反行例。朱赞成反应冷淡，以中央文件有规定，红卫兵不能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为理由，拒绝了红卫兵的要求。多次说服无效，这些红卫兵一怒之下，翻脸无情，用大字报和大标语炮轰朱赞成，逼迫他转变立场。

　　这一次的炮轰，让朱赞成由“保皇派”荣升成为“走资派”，好几条“打倒城东公社走资派朱赞成”的大标语，醒目地张贴在公社办公驻地。第二天便被搞卫生的人清理掉了。这时候的红卫兵小闯将们，已经修炼成街头宣传的小行家，他们对于这种对抗付之一笑，又唤来了一批人，带着油漆和毛刷，挽起袖子使用毛刷，蘸着油漆书写大字。他们写得很认真，字也写得漂亮，让驻足观看的朱赞成和其他人，一齐暗夸他们的书法，真是不赖!不一会功夫，几条不同内容打倒朱赞成的标语，赫然出现在粉墙上。红卫兵走后，有人要拿不同颜色的油漆盖住，被朱赞成拦下，他淡定地说：“涂了人家还会再写，好好的墙壁，会糟踏成什么样子?不如留下当书法欣赏吧!”这几条标语便原样保留了下来，一直到许多年后，日晒

　　雨淋之下，才逐渐地消失掉了。

　　朱赞成忠实地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不曾越过雷池一步。每天每日没白没黑地与社员群众在一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红卫兵因朱赞成在城东公社群众威信很高，想要让他站出来与他们一齐造市委的反，不料被拒绝了，就把他也当成“造反”的对象，打成市委走资派的马前卒。一时间，在造反有理的冲击下，使公社正常的生产秩序，遭受到了一定破坏。

　　那个年代的红卫兵，对于冥顽不化的走资派，最爱用“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表达他们的愤怒。终于有一天，“泉联战总”红卫兵们孰不可忍的愤怒爆发了。他们精心策划好要在城东公社，召开一场对走资派的批斗大会，勒令朱赞成第二天上午九时准时到会。第二天，红卫兵却无处寻找朱赞成的行踪，打探了半晌，才知道他在田里和社员们一起搞烂泥田改造。一批红卫兵来到了现场，想要把朱赞成押回去开批斗会，但他们看到的是，朱赞成赤脚站在烂泥里，浑身上下都是泥浆，像是个种田汉的老把式，正起劲地深挖着烂泥巴。红卫兵全都傻眼了，楞在田埂上说不出话来。朱赞成见状笑盈盈地说：“你们要批斗我，我不反对，但是批斗会要开在田间地头啊，这里才是同走资派斗争真正的火线呢，我正恭候着你们!”周围的社员们一起哄笑了起来。经过这一次的较量，“泉联战总”的红卫兵才算认识到，朱赞成是个不惧怕被人造反的“老油条”，至此，他们也知难而退，来干扰的次数逐步变少了。

　　其实变少的主要缘故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正在急剧升级，为了争夺唯我独革的话语权，光靠笔杆子已经不行了，还需要用枪杆子呢。于是泉州市的“文革”，由党内走资派抗拒阶段进入到挑动两大派群众组织(保皇派与造反派)，相互用生命和鲜血捍卫话语权的武斗时期。

　　1966年的夏季到秋季，泉州又是一个大旱之时，朱赞成已经无暇关心天下大事，他利用红卫兵因两派内斗而无力顾及之际，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领导抗旱的斗争之中。

　　城东公社当年水利技术管理人员魏文海老人，对于那一年的情景有过一段深情地回忆：

　　“我是水利管理人员，在1966年参加水利抗旱会议，因当时城东片区东星、下尾、前头、埭头、浔美等大队受旱非常严重，城东公社机关已处于半停顿状态，公社生产无人管，灾情又如此严重，如果不采取措施，粮食必定大减产。坚持上班工作的老朱在东星村召开有关大队及水利人员会议，提出抽水抗旱的计划，要在仕公岭架三层抽水机临时使用。灾情就是任务。会议后隔天就开始测量施工，但当时文革武斗严重，为防止仕公岭路段出现人员伤亡，保护测量施工人员，老朱及时向上级反映得到支持，即派解放军来巡查保护，让测量与施工顺利进行。施工要从东海圣墓村为起点，分三层抽水机把水抽过仕公岭山顶;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困难(资金、材料)，老朱及时向上级汇报得到了帮助。经过20多天的奋战后，水源流过仕公岭解决了旱情，取得当年好的收成。群众欢呼说今年好收成，要归功于抗旱的领头人朱赞成，从此我对老朱就非常尊重和爱戴。紧接着，老朱又领导在仕公岭建起二层固定电灌站，发挥抗旱的作用一直到北渠引水上岭。”

　　从这一段回忆中，人们可以看到十年文革长河里的一朵小浪花——在文革红卫兵武斗期间，朱赞成这个受到冲击的公社级走资派，在自己政治处境十分艰难的非常时期，仍然一心扑在工农业生产上。他当年爱党敬业的精神，至今仍然得到人民群众口碑相传的缅怀。

　　第十章围海造田，用党性战胜派性

　　转眼之间到了1966年底，此时的文化大革命犹如一条逆流而上的大航船，在总舵手毛主席的领航下，已经驶进了一段狭长、幽深、险峻的航道，步步惊心，处处险阻，命悬一线。

　　想当初，文革刚起步时，运动的主导权被党内官僚体系牢牢掌握，是毛主席用“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东风吹战鼓擂，造反派与走资派，谁怕谁的问题立马就解决，致使中央文革派在气势上占了上风。但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毕竟是群众组织，他们的自身弱点与不成熟，也很容易被混入其中的坏人利用，竟然让走资派们的插手屡屡得逞。此时此刻，这些组织的头头们，都沉陷到“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内斗之中，各方斗得不可开交。由于红卫兵小将们忘记了这场运动的宗旨，需要团结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只能是打倒一小撮走资派，然而在“怀疑一切”的蛊惑下，凡官皆是走资派，洪洞县里无好人，这种无知无畏的斗争方式，促成了走资派内部力量的团结，形势又开始对红卫兵不利了。

　　全国武斗的形势一步步扩大，这让毛主席很是郁闷。当武斗刚出现时，毛主席就三令五申：“要文斗，不要武斗”，就连林彪也说：“现在什么都好，就差不打人这一条”。毛主席还分析走资派说，“他们就是怕(怕学生)，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是他们调不动的，他们就调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然而连毛主席都没有料想到，正当他为红卫兵运动的命运担忧之时，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意外地发生一件大事件震撼全国，很快就改变了全国的斗争局势。

　　这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安亭事件”，是上海市国棉十七厂为首的多家企业二千余名工人成立起自己的造反组织(简称：上海工总司)，要同市委的走资派作斗争，而上海市委以中央文件规定不允许工矿企业开展运动为由，坚决不予承认，并在安亭车站阻拦工人进京请愿，从而引发二千余名工人卧轨三十一个小时。这一突发事件，让毛主席作出了新的选择和布署，他要让全国的工人和农民一起参加这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要让文化大革命成为全体人民，尝试政治大民主的汪洋大海，把可以覆舟也可以载舟的权力交给了人民。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随即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政坛旋风，即史学上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行动。早在1963年全国社教时，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一部电影，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故事片《夺印》。那个故事是在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社员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终于从变质忘本的大队长手中夺回了印把子。没有人会想到，仅仅三年过后，“夺印”竟然走出影幕，走向全国，演绎成一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人民群众夺权运动。

　　1月中旬，福建日报、福建人民广播电台被造反组织强行接管，并由此引发对立各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各地造反组织也都带着派性介入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此时，走资派的内部也在分化、倒戈，划清界线，纷纷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随后，省委、福州市委一些主要领导人叶飞、郑重等人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而受到造反派的批斗。13天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让福建省的文革能够不受像叶飞这样的走资派再次干扰，也为了保护这些战争年代曾作过贡献的领导干部，对于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即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错误思想采取单独地思想学习，检查自己的错误，以利日后“解放”再用。而后在文革十年里，叶飞再也没有回过福建。各省、市、自治区绝大多数的头号走资派，在文革初级也都执行了刘邓与“文革”分庭抗礼、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同样地被毛主席抢救性地接到北京学习和检查。原本是让他们在灵魂深处好好地反思，人民群众拥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伟大力量，这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啊!然而这些人，在反思后都认错了，并写下检讨书，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文革后期也获得了解放，重新返回领导岗位工作，可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以后，他们又反悔了，在1981年中央高层四千人大讨论中，集体起哄闹翻案，言之凿凿地控诉说：“文革中遭受到老毛最残酷地迫害”。于是，一份反毛反文革的《决议》产生了，影响深远。打那以后，官员们就集体解脱了“紧箍咒”，不用再看“群众的脸色”办事了。

　　各派造反组织并没有因为叶飞已经被打倒，就停止自己的造反行动，1月26日，以福建日报社造反派为主体的“革造会”(简称)，组织群众冲击了福州军区领导机关。说来令人奇怪，当时的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是省委领导中最早表态，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表示不会镇压群众组织的，还多次接待过“革造会”头头的上访，关系正常且友好。然而，就在“一.二六”前几天，“革造会”的头头们却突然发生变化，公开把矛头对准了韩先楚。有关“革造会”突然变化的原因，至今仍让研究福建文革史的学者们困惑不解。其实只要从路线上去分析也不难识别是叶飞虽然离开福建，但他的走资派的路线还在，特别是各地、市的走资派为了保自己更利用民兵中的保守势力，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至此，福建省的文革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凡事以“1.26”事件为分水岭，分化改组成不同观点、势不两立的两个最大的造反流派。一大流派是以“革造会”为核心的反军倒韩派，另一大流派是支持“8.29”观点的学生和机关干部为核心的拥军保韩派，然而这两大派在打倒叶飞的问题上，始终是立场观点一致，如出一辙。原有的保皇组织如工人赤卫队、东海前线红卫兵，不久就自行解体，之后便无人问津，其中工人赤卫队绝大部分成员，也都倒戈融入各派造反组织里面了。从此，全省各地无论有多少不同观点的造反组织，皆以认同这两大派别的立场为楚河汉界。就此，福建省十年文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韩先楚旋即被时代大潮流推上福建省政坛的中心。

　　把“武斗”从拳脚棍棒升级成为荷枪实弹，是造反派们送给韩先楚的第一份见面礼。在此前后，福州地区不少造反派狂喊着“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不断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同部队发生正面冲突，继而7、8月间发生“火烧省委交际处”和华侨大厦武斗事件。这两起使用武器的流血事件，在各地造成了极坏影响，使全省局势几乎失去控制。

　　面对全国陷于全面夺权的风暴，与日益显现的严峻局面，毛主席发表了一系列指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也发布一系列指示通知，要求各地驻军代表、老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还要求停止大串联、学生回校复课参加军训，干部、工人、农民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1967年1月下旬，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任务。解放军的“支左”，对于稳定当时的全国局势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是拥护党中央决定的文革参与者中，突兀之间，出现一种“天然左派”的心态，让“反韩倒军派”与“保韩拥军派”又相互水火不容，谁也不愿意与对立观点的人一道参加“三结合”的新政权。于是双方不断展示出“武斗”的肌肉，把全武行上演到大马路上。4月20日，泉州市群众组织发生武斗， 8.29派被打死了一人。此后，武斗频繁，不断升级，直至抢夺驻军和民兵的武器，泉州市中山路也分为南北区，双方对峙着。但是有史可考，泉州城区文革武斗中，只死亡一人。

　　5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对福建省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以韩先楚为主任的军管会。军管会下设文化革命小组和生产指挥部，各地也陆续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在一段时间内，社会和经济秩序逐步好转，并在一定程度上工农业生产还获得了发展。从1967年冬至1968年春，全省武斗趋于缓和，截止1968年2月底，全省共收缴各种枪枝15.24万支，以及10余万发子弹、数万枚手榴弹，基本遏制住省内各地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在46年之后，即2013年5月14日，全国人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韩先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出席座谈会，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也出席座谈会，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房峰辉主持了座谈会。李建国副委员长在座谈会上讲话并高度评价说：“韩先楚同志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刚直无私，敢于坚持真理，正气凛然。1967年2月，在全国各地刮起夺权之风的形势下，他在福州军区领导岗位上主持发布《福建前线部队公告》。这一公告当即由中央军委批转全国，在当时保持部队稳定、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好的作用。他还在自身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保护了一批老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主持福建省工作，对一些曾喊过打倒韩先楚口号并因此受到审查的群众，他明确批示‘喊打倒韩先楚的不能算错误’，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

　　为了解决福建的问题，中央于1967年12月开始，在北京举办学习班，全省共有军、干、群代表1354人参加，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先后接见了部分学员，并且多次对福建问题发表讲话，明确支持韩先楚同志主持福建前线党政军工作。1968年7月27日，福建各派群众组织在北京签订大联合的协议，省内各地的武斗也随之平息。8月19日，经中央批准，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在福州成立。韩先楚任革委会主任，皮定均等11人任副主任。在此前后，随着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和稳定，各地的群众组织也相继自行撤销。

　　至此，毛主席的“收拳”战略，运用在福建省的这三招棋(军管会、大联合、三结合)，就此奠定了乾坤。革命委员会是一种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中独创的政权机构，也是当年红色中央苏维埃政权、陕甘宁边区抗日政权，以及49年成立新中国政权之后，在中共建设红色政权的历史性探索中，第三次“精兵简政”模式的升级版。毛主席从文革的实践中，从大乱到大治的摸索中，从黑龙江革委会“三结合”的启发中，后来又提出“老中青”作为补充，最终选定了这种“官民结合”大联合政府的创新模式，在全国范围从省级开始，破旧立新，向下延伸至每级政权层面取而代之。

　　省革委会的模式，破解了旧官僚体制的庞大和臃肿，机关部门采用“组”的形式，比如工交组、农业组、保卫组等等，一个“组”的业务内容涵盖旧机构中几个，乃至十几个厅局。机关瘦身之后短小精干，即编制少人员精。这种“精兵减官”的组织形式，消灭掉文山会海，用文革前的官僚主义那一套是无法运转起来的，只能够依靠走群众路线才能产生出政务效率。那时的官员不叫官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叫干部。于是乎“干部干部，先干一步”的口头禅，迅速流传至大江南北、白山黑水之间，成为人民群众监督和评判干部好与差的民间标准。还有呢，革委会的年代是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声音最快、最及时、最守纪律的年代，于是乎“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这句大众化的口头禅，家喻户晓，人尽皆知，成为人民群众发扬民主和当家作主，最有自信心也是最常使用的草根阶层的名言，即人民大众自创的红色文化。

　　在那个年代里，革委会的“官吏”是抖不起威风来的。中上层官员的特权被毛主席压缩到最低的程度，每次工资调级十七级以上没份，名额得让给下级;机关干部下放劳动，领导还得先给下级作好榜样，而唯一的“特权”就是按级别看文件、听传达。官场的潜规则几乎没有滋生的温床，因为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任何腐败和违反政策的事情干部们不能做，也不敢做，否则一张大字报或一封举报信(俗称“八分钱邮票”)，组织上的调查或者审查，如影相随，内查外调，至少半年以上，甚至几年，抑或终身都不能解脱，尤其是“老中青”里青字头的干部，一旦发现搞腐败或者特权就一撸到底。文革期间，革委会成立的早期、中期，给全国老百姓的直觉，大致就是这么一个常态。

　　从1969年到1972年，是福建省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的黄金时期，但也是个形势比人强的时期。朱赞成作为军、干、群中的“干”，很快就被结合到城东公社革命委员会里，担任党的核心组组长和革委会主任。朱赞成是在大联合的形势下，在毛和周对福建问题表态之后，出于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敬爱，也出于对人民解放军的崇敬，他选择了支持省革命委会的立场，选择了拥军保韩的政治态度，成为当时站队正确的革命干部。

　　殊不知，既便如此，对立的反军倒韩的那一派，特别是刚被解放就结合进地、市革委会的某些领导，仍然纠缠于个人的派性就是不肯放过朱赞成，尽管朱赞成在参与文革的全过程中，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派别的群众组织。他被当成公社“走资派”挨批挨斗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抓生产不离岗，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让他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保持每一级党组织的先进性，确实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在当时，农村中走集体化道路与个人发家致富倾向性的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特别是反映在各级革委会的工作中，仍旧有人利用派性破坏干群团结，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农业学大寨，乃至文革后期，公然对抗毛主席、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宏伟目标。这些反映两条路线斗争的现象，在被结合进入革委会之时和后来，就让政治上已经逐步成熟起来的朱赞成时不时地警觉起来，以致他能够自觉地理解“抓革命”的重要性，只有坚持方向和路线正确，才能抓好全公社的工作，真正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正因为朱赞成是一个有鲜明阶级立场和突出领导才能的好领导，尽管他在文革初期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在城东人民公社仍然被广大社员当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来拥戴，所以“三支两军”期间，自然而然地被结合进了人民公社革委会。

　　城东公社革委会成立以后，全体社员的人心很快就聚拢在“抓革命，捉生产”上。其实，在文革初期的头两年里，全公社在朱赞成的领导下，社员们对“农业学大寨”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文革运动的关心。根据城东公社革委会原副书记林敏捷回忆：

　　“1967年，公社建设仕公岭高架渠，必须横穿324国道，当时正是武斗成风，工程因资金缺乏、雷管缺少进度比较慢，时有影响公路交通的情况发生。恰遇原水电厅厅长曹玉昆(此时在省军管会是负责农林水口的领导之一)到泉州检查工作，看到沿途一路上都没人搞建设，唯独城东公社搞得轰轰烈烈，他下车调查情况后，深深地被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的行为所感动，当听到社员们向他反映缺少资金和雷管，他当场就批准拨给伍千元补贴、500粒雷管。以后便修建成一条电灌站专用的高架渠，由仕公岭至塘西东宅全长8.2公里，大小渡槽17个，最高最长的后路文革渡槽高达13.9米，长700米，成为324国道一处人文景观。高架渠建成之后，使全公社80%农地得到灌溉。”

　　革委会成立后，为进一步推进“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朱赞成还决定采用树立先进榜样的方法，推动全公社对围海造田的共识和信心，就把启动小围海造田的任务，交给了庄任大队党支部。

　　据原庄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林祖运的回忆：“对于农改田取得的成绩，朱赞成并不满足，他还想让当地村民们的生活更好点。他提出没有土地，就向大海要土地。而村民肚子吃饱了，也就更加信服朱赞成了。于是，村民们都自动自发地响应朱赞成的号召，服从他的领导，在只有工分没有补贴的情况下，通过肩挑、手提，一步一个脚印，硬是成功地围海造田。经过8个月的奋战，庄任大队围垦了473亩土地。经过平整后，共有346亩土地可作种植。这些围海而成的田地，因为地底下面深埋着不少小鱼小虾，都成了农田的有机肥，产出的大米成了当地最好的品种。”

　　“土地多了，要想有更好的收成，农田的基础建设也要跟上。因此，朱赞成就利用庄任建筑队、渔业队上交给大队部的那70%的利润，建了五座电灌站、购置了五辆拖拉机。建设最高的那座电灌站时，在朱赞成的领导下，村民们只花了1个多月。可见，当时庄任大队的村民都非常信服朱赞成，愿意让他领着大家为改善生活而奋斗。”

　　“由于庄任大队取得成绩是有目共睹，在1967年，当时的地委还奖给庄任大队10万元与10立方米松木。这些奖励朱赞成没有拿一分钱到自己口袋，而是把它们当作建设基金，全部投入到庄任大队的建设中。那些10立方米松木也变成了田间的电线杆，是为了点灯引虫，诱除害虫，这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另外，为了解决缺水问题，朱赞成还领着村民在田间建造了两个大蓄水池，可以蓄水10万立方米。在雨季时，就关池蓄水;在旱季时，就放水灌田。让村民们不再受没水灌溉之苦。他还把当时地区农机局拨给的1000米水底电缆全部埋设在田间，又请当时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把手动打谷机改造成电动打谷机。就这样，大大提高了收割粮食的效率。当时的这一切，引来了晋江、惠安、永春等地的农民参观学习。”

　　“朱赞成在庄任大队6年时间(包括社教蹲点)，为庄任的村民干了那么多实事，大家都非常敬佩、爱戴他。过年过节，不免想送他点农产品，或海产品表表心意。而当时朱赞成家里也不富裕，靠着他一人的工资，却要养一大家子。可是，即使这样，朱赞成从来没有接受过村民们的一虾一米。而在工作上，他也是身先士卒。每次他到大队，不是先去办公室，而是到田间，与村民嘘寒问暖，了解收成。在春夏时候，他最爱穿的是‘人字拖’，这不是他散漫，而是为了方便脱鞋下田干活。在围海造田时，他也一样与村民挑沙填海，参与劳动。”

　　林敏捷老人还有一段珍藏心底难以忘却的回忆——

　　老朱见庄任大队小围海造田取得成功，心里十分高兴，他随即下定决心要先解决庄任大队拔穷根的问题。他想到这个穷根就在于地少产量低和缺少淡水灌溉。如今小围海已经开垦出新的近400亩海埭田，连同全大队祖辈留下的近400百亩老海埭田，这些老水田同样是在海边，解放前，全村都是一家一户从事单干耕种，地块有大有小，高低不平，坑坑洼洼，整体土地状况分散而零碎，耕地面积利用率极低。现在能否新老统一规划，来个一次性彻底改造呢?老朱把这个想法与庄任大队干部交流后，大队就拟出个方案，交由全村的社员大会、小会进行讨论，集思广议，让全体干群统一思想认识——决定在当年的冬闲季节，对新老海埭田进行大规模盐碱地块的改造。然而想要改变这种生产落后条件，一是要引来淡水灌溉，二是要改造成新水田必须全部深耕平整，三是要解决灌排盐碱的问题。这么大的改造工程量，务必在一个冬闲季节之内完成，还不能影响随后到来的春耕，这其中隐藏的农业风险显然不容忽视。出于慎重考虑，老朱还是在开工之前，主动向泉州市委汇报工作，想要得到上级的支持和指导。可是万万没想到，市委某领导同志却板下脸孔教训起朱赞成：“你的想法太多了，这么大的工程量，要是不能如期完成，明春插不上秧，我将杀你的头!”听罢这一副仍是文革前的老官腔，老朱气得拧着衣服掉头就走。

　　回来以后，老朱就深入发动社员群众，与社员们一起学习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他自己学在前走在前，带着大队党支部书记林祖运同志一道行动在前，由此带动了所有的党团干部和党团员都紧紧跟随其后，于是全村社员群众都被发动起来了，一起苦战在引水、挖山、填沟、挖渠等改造海埭田的现场上，日以继夜，整整奋战了一个冬闲季节，在原有近400百亩老海埭田的地面上，裁弯取直又新增近百亩的新水稻田，与平整后近400亩新的海埭田连成一整片，从中间挖出一条既可以排洪也可以排盐碱的大排渠(按积水面积规划)，然后以每块1.5亩分割为整齐划一的块块水稻田，再筑成自流灌溉的渠道和铺设出可供机耕的道路，并且安排好防风林带的预留用地。如此精心筹划的实施方案，赢得了全村干群一片叫好声，并且全力以赴的拥护和支持，使险遭上级扼杀的改造工程终于按期完成。这让老朱从心里面发出了满意的笑声。他认真总结出三条经验，一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化体制的优越性;二是发挥共产党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优势;三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显示出威力。

　　第二年春耕生产来临时，改造海埭田已如期完成，由于盐碱地的改造得法，上灌淡水下排盐碱，这一年的夏季，全村海埭田亩产原来只有400多斤产量，一下子就提高至500—600斤，全村群众在大丰收的面前，深深地体会到人民公社集体化的优越性，也从心底深深地拥戴着这位人民公社的好书记。老朱本人也是感触良多，更加坚定了自己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实事求是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信念，对于来自上级的错误指挥也更加敢于刚正不阿了。

　　盐碱地治理了，生产也上去了，但整片农田的配套还得跟上。淡水来源不能只靠临时抽水，还要有固定的电灌站，实现电灌就得有电灌设备;修建灌溉渠道也需要石头和水泥，砌成渠道才能实现自动流灌;此外，还得要有道路和防风林带的全方位配套。这就需要有大量的资金。钱从哪里来，还得自己想办法，只有依靠自力更生啊!庄任大队因为人多地少，多出来的劳动力因为没地可种就选择往外跑，有许多人经常去讨小杂海，更多的是到外地山区去帮工，开山劈路，修路建桥。这种现象在当时也是发展集体经济，与个人自主谋生的一对经常性的矛盾;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文革之中，也是各地农村一个较为突出的普遍问题。这对于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而言，客观上造成了离心力，使得守土务农的社员在感受到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时也会在收入的比较中，感觉到自己吃亏了。另外一方面，“打飞鸟”(比喻私自外出打工)的社员虽然袋子里有了点钱，因为是私人外出“跑单帮”，常常遭受到社会上普遍看不起而抬不起头。

　　朱赞成和庄任大队党支部的干部们，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客观地分析这种矛盾的起因是“人多地少”造成的，怨不得个人，必须寻找到一种既能收拢人心，也能解决出路的好办法。经过充分酝酿，朱赞成决心把创办经济实体的做法向外扩张，要创造条件让这些“打飞鸟”的社员能更好地在外地发挥专长，让他们为个人也为集体一起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于是一种大胆超前发展集体经济的全新模式，开始在城东公社破茧而出。为此，庄任大队把所有外出三明、邵武地区的社员全部组织起来，并委派原支部书记林金福、党员干部林安居、林振泰为领导，并派去会计、出纳和技术人员，组成庄任大队建筑专业队，带着办理好的集体企业的工商执照，来到三明、邵武地区参加山区建设。凡是承包公路、桥梁等建筑工程，建筑队的干部社员其分配比例为：70℅上交大队记工分，30℅发放个人作为外出津贴。这样一来，外出的社员是为集体而打工赚钱也就能感觉到光荣，在家务农的社员也因为工分值的提高而高兴，更为重要的是，大队集体因为有了70℅的外来收入，可以调拨其中大部分款项，用于建设配套的电灌站、灌溉的水渠网、排洪闸和规划道路以及防风林带。这种一举三得的局面，进一步巩固了城东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

　　——但是在1975年的右倾翻案风和1977年的清查运动中，这种大胆超前的全新模式，都被上级当成“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无情打击，无辜加罪于朱赞成同志。

　　又根据原城东公社干部梁汉卿的回忆：“1968年初秋，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泉州不少机关领导班子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可是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还是坚持着上班，所以城东公社没有瘫痪。他说：搞好生产就是革命，就是对得起党中央，对得起毛主席，生产搞得好，城东人民就有饭吃。但是城东最主要的弱点就是要解决水的问题。在一次会上，朱赞成书记坦诚地要求东星大队、下美大队、埭头大队、前头大队联合开挖水渠建起抽水机站，水的来源是从东海公社的鹿园东塘头引上，这就可以解决半个公社的水源问题。我本人就是响应朱书记的号召，带领几十个人参加这个工程建设，接受的任务是仕公岭最高峰地段。有一天，解放军一队军车向泉州方向行驶，由于公路被占去一部分，军车遭受阻塞，有一位解放军军官下车，问这里在做什么事?我们说这是我们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号召我们搞水利建设，从低处搞几个抽水机，一站一站地抽上来，保证前面这一大片农田有水灌溉。那个军官说：这个时候还有干部带头搞水利工程建设，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以上这些回忆不仅是群众的口碑，也是朱赞成在文革初期，交给党和人民一份充满党性的答卷。在文革1967、1968大乱的两年里，城东公社几乎完成了原有低产田的改造任务，尽管粮食的收成每年都有所提高，但是社员们的生活还是十分清苦。这个时候，刚当上革委会主任的朱赞成，并没有多少喜悦的心情，每当想到城东人民吃地瓜渣(外界叽为争吃猪食)的情形，他就感觉阵阵心痛，每当想起原有的围海造田规划，已经失去了两年的光阴，他便倍感惋惜，而现在文革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这又让他重新振作起施展抱负的宏愿。

　　他主持召开公社的三级干部会。在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各级革委会的成立来之不易，是党中央领导下各派大联合的结果，这也就形成了不同观点的同志必须学会在一起工作的局面。所以各级领导都反复强调说，要用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条标准来要求班子成员，一定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起工作。这一条很重要，如果我们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领导做不到，下面的群众就会不服我们，做事情就会有顾虑，公社人心会散掉。我今天很诚恳地跟大家交心，在我的眼里，革委会的工作里就没有这个派那个派，同志们能坐在一道工作就是一个派了，那就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革命派，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促进派。今天，我首先对大家表个态，如果同志们在工作中，有发现我不按党性办事，有派性的表现，就发动群众贴我的大字报，把我轰下台去”。朱赞成的表态，让不同观点的同志打消了顾虑，也让受派性影响的同志得到教育，从而增进公社三级班子的团结。

　　有了一个团结奋斗的班子，便有齐心干事业的充分条件。朱赞成趁热打铁，他把全公社划成六大片区，要求核心组成员分担片区，公社干部分住大队，所有公社干部都有责任片区，急难险重的工作必须到位，并建立起严格的考核标准，其中一条就是要坚持党性，克服派性，办事公道，作风正派。还有每年春节过后朱赞成即召开公社干部各大队五大头(即书记、大队长、妇女主任、民兵队长、贫协主任)会议，深入到各个大队的山山水水和海边地头，所来到的大队，其大队领导和驻队公社干部都要实地现场汇报一年来做了哪些事，今年计划做什么，所有列出的农田水利工程都由公社办公室主任庄清源同志记录在案，以备明春的扩干大会检查验收。因此谁也不敢也不能敷衍朱赞成，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家的榜样，而且历来说到做到，对于犯有失职错误干部的批评和处理毫不手软，公社干部背地里称他是“斧头朱”——这是一个足以让人敬畏党性的绰号。

　　正因为建立起了干部的责任制度，公社和大队干部的积极性被很好地调动起来，“干部干部，先干一步”渐成风气。公社干部参加一线劳动，能深刻体会到社员的疾苦，更容易倾听到群众的呼声，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并且身处第一线，随时了解生产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对于泉州农村而言，正处在“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的非常时期，由于朱赞成领导得法，使城东公社干部在参加生产劳动中受益匪浅，他们白天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这让社员们很受感动，许多社员都愿意把开会时难以说出的情况和意见，在与干部一起劳动时自然而然地说了出来，这种深入实际，减少了生产上瞎指挥现象，让干部们体会到群众智慧是无穷的道理，也让他们能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做一切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就是在这种历练中，渐渐地，城东公社的干部们，在社员群众中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无处不在。看到公社、大队干部的思想素养一步步地提高，朱赞成对于推动干部责任制更加信心满满，所以当庄任大队上马小围海造田试点项目时，他就完全放手让公社包片的革委会年轻的第一副主任林敏捷，和庄任大队的干部们一起放胆去干，把小围垦造田当成是沙场练兵。而这个时候，朱赞成一边抽空参加围垦劳动，一边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围垦的筹谋之中。

　　朱赞成深知要搞大围垦所需要的财力巨大，此时国家和市里财政也很困难，唯有依靠自力更生去寻找财路。朱赞成无愧是当店员打算盘出身的，很有经济头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具备超前的眼光。他很快就作出决断，采用“以农养工”和“以工补农”的办法。

　　根据其后接任的公社革委会主任陈昌密回忆：“城东公社当时的模式可以说是‘以工促农’，生产经营的项目丰富。农械厂、螺丝厂、配件厂、综合食品厂等都办得不错，还有酿酒厂、养猪场，利用酒糟来喂猪，产业链合理，此外各大队还有不少企业。大厂都是社直办的，全部企业都是集体出资办的，属于集体经济。靠公社里办的企业创收，当时所有的利润都上缴到公社，再由公社分配使用到农业上”。

　　在生财有道方面，朱赞成不愧为是自力更生年代的高手。据考证，如今号称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他们赖以发家致富的社办企业，这个时候还没有起步呢!

　　由于庄任大队先期小围海造田的试点成功，极大激励和鼓舞起全公社社员自力更生创业的精神，那些原先不赞成的、或者不太赞成的人们也改变了态度，破除“人不跟水斗，狗不跟鸭斗”的陈旧观念，成为“人定胜天”新思想的积极支持者。转瞬之间到了1970年，公社的集体经济已经有一定的积累，社员群众对更大规模围垦的呼声不断高涨，此时，朱赞成和班子全体成员也都认为主要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是到拚博的时候了，于是城东公社给市革委会打个报告，请求批准城东公社实施围海造田的计划。不料，此报告却被市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压下不批。

　　市革会主任是一位支左部队的领导干部，也可能是想把军队突出政治的一套工作方法运用到地方支左上，他总认为城东公社的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革命上，不应该整天地搞生产。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老是批评朱赞成，还派出副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等部队干部，以支农名义到城东公社，在公社、大队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向朱赞成施压。这让公社干部和社员群众思想不通，他们认为朱赞成抓好低产田改造和围海造田，就是在落实毛主席以粮为纲的教导，就是在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这与突出政治并不矛盾啊!社员们想要同支左官兵辩论，打口水仗，被朱赞成制止了。这次，他只身来到市革委会，向这位军代表的市革委会主任，陈述了整个大围海造田的详细计划，并且还陪同他来到海边现场，又作了更加完整的汇报，结果还是白费口舌，没能改变这位老军人的态度。

　　也许只是一种猜测，是否因为1949年他所在部队攻打金门岛时，由于遭遇全军覆没的哀痛，至今还让他未能走出内心的阴影，以致于一见到大海与海滩，就惧畏起大海的风险?这已经是无法考证的了。但愿历史真正的原因是，身经百战的军事经验告诉他，大海的确风险太大，绝不能打无把握之仗。总之，他就是反对朱赞成搞围海造田的计划，任你朱赞成说破嘴皮也不成。之后，城东公社搞围海造田的报告，在市革委会办公桌里睡起了大觉。

　　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一种巧合。这时，原渔业公社的乌屿岛被划归给城东公社。该岛面积有半平方公里之大，居住着王、董两大姓的后人，世代以渔业和海上运输为生。岛屿上有凤屿村和金屿村，总人口5000多人。700多年前(元朝)，先人们倾全岛之力，耗费几代人的艰辛，终于用石板筑成一座有82个礅洞近千米的长桥，取名“盘功桥”(后叫盘光桥)，是岛屿与陆地唯一的步行通道。但是，此桥200多年前就倒塌，人们要出岛通行，只有在退潮以后，从露出海滩的一段古桥遗落下不足2尺宽的石板上往返。若遇上涨潮，就得靠船只过渡，突然遇上暴风雨，常有人溺水而亡。这给岛上居民的生活、生产造成极大的困难。

　　1970年农历七月的一天，金屿村村民董矮然用船运砺壳到外村出售，回来时顺带9人返岛，因天气突变，风急浪高，船舱进水导致沉没，有6人遇难。这起重大的海难事故，引起了泉州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当地人民群众纷纷向政府请求修复盘光桥。

　　作为父母官的公社党委书记，此时朱赞成心急如焚，面对遇难村民亲属撕心裂肺的哭泣，面对全岛上千村民目光灼热的请愿，他和公社的一班人马，再也等不及坐不住了，一面及时向市革委会汇报，一面立即召开公社党的核心组会议。会上研究决定：立即启动城东乌屿岛北堤的建设方案，先解决岛陆自由交通的问题，今后择机再续建南堤围海工程，分两期完成大面积围海造田的最终目标。会上还布署了建设北堤的实施方案。朱赞成果断地指派公社党的核心组成员、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担任乌屿北堤建设的总指挥，并派革委会成员杨福林协助其工作。

　　怀揣着为城东人民办大好事大实事的决心，年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林敏捷，他果敢地肩负起重任且丝毫不敢怠慢，迅速召集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董伦木，和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等人，会同魏成章、郭景港、郭石玉等技术人员，奋战数十天赶制北堤设计以及施工方案。尔后在朱赞成的牵头撮合下，建堤设计和施工方案，又经过市革委会农业组水利工程师的审定，不久之后，轰轰烈烈的北堤工程就正式上马了。

　　城东公社北堤建设工程，在未获市革委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强行上马，这件事让市革委会主任很是尴尬，此时若予以阻拦或不阻拦都不合适，于是就采取了人事调整来挽回面子。随后，市委组织组一纸调令，把朱赞成调到市建设局任局长，并准备对城东班子进行整顿。

　　违令抗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朱赞成早有思想准备，官场的沉浮也让他逐渐成熟了起来。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是符合党性、顺乎民意的，然而他更愿意相信的是，要团结人民群众做大事，依靠的是党的正确路线，而不是哪个领导人的个人力量。临走时，朱赞成担心自己的突然调动，会影响到公社干部群众的思想情绪，所以在完成交接之后，他很低调很平静地离开了城东公社，奔赴到新的工作岗位上。

　　也许这一次还是天意，但决不是巧合。市委给城东公社派来了一位新的党的核心组组长兼革委会主任，而此人也是一位在文革初期乱局中，与朱赞成一样是个极有党性的基层领导，曾挨过群众批斗，仍然是坚守工作岗位，他虽然拥护文革，但没有参加过任何群众组织。他也是带着纯洁的党性来上任的。上任之前，市委领导谈话要求他到城东工作，主要是整顿好公社班子，用意是针对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同志。

　　陈昌密，泉州人，解放初参加工作，土改时入党，文革初曾担任过泉州渔业公社党的核心组组长，不久调回市革委会工作，这次市委选派他来接替朱赞成的职务。于1971年初赴任伊始，他就深入调查城东公社的基本情况，还亲临已经开工的北堤工地参加劳动，边劳动边调研，一个月后，他就向市革委会打报告，汇报说朱赞成在城东公社的工作思路与政策是好的，正确的，群众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生产搞得也很好，干群抓革命促生产的干劲都很足。报告中还说，修建北堤，是符合群众利益，也是顺应民心的。但市委领导没有听取陈昌密的如实汇报，而是主观地在扩干会(千人以上)上点名批评说：“城东岛屿海堤的建设是瞎折腾是劳民伤财。”

　　县官不如现管。公社党的核心组组长、革委会主任陈昌密，他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正如朱赞成离任时的心中所愿“团结人民群众做大事，依靠的是党的正确路线，而不是哪个领导人的个人力量”的那个样子，陈昌密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坚持党性，不搞派性，就像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教导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从此，城东人民的心中，也刻下好公仆陈昌密的名字。对于市委主要领导的偏执态度，城东公社的干部们也是很无奈的，但是他们在困境中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信“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就一定会得道多助!此时“坏事”却在顺从民意变成了好事，从而激荡起社员们贲张的血脉，更加团结，众志成城，决心为建设大海堤博命一拼。

　　根据《泉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记述：乌屿海堤(后来俗称“北堤”)的修建，每天分成两班，每班投入劳动力达800多人次。金屿大队修堤人员从东朝西修建，凤屿大队修堤人员由西向东修建，两边各用80多辆板车运土筑堤。当时为了从金屿大队挖土，必须拆掉几户人家的房子，其中就有董伦木(大队支部书记、工程副总指挥)丈母娘一家的房子。在他的动员下，其丈母娘的房子被拆掉了，其他人见大队干部如此大义，也都同意拆迁。王、董两姓历史上有过封建矛盾，文革中也有派性矛盾，但在建设北堤过程中，双方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

　　在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领导下，在北堤建设指挥部的带领下，金屿和凤屿两个大队的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排除各种困难，基本上用自己的力量，齐心协力地修建乌屿北堤。当时，泉州(县级市)的个别领导，对乌屿海堤的建设持有不同意见，因而调陈昌密同志来城东替代朱赞成。陈昌密“下车伊始”，了解到兴建乌屿海堤是“为民众办实事”的正确行动时，不但没有指令下马，反而积极参与修筑乌屿海堤的建设。在修建期间，虽然有不少堤段经常下沉，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拼搏，乌屿北堤于1971年11月胜利合拢了。合拢后的第二天早上退潮时，合拢口出现30多米的沉陷缺口，如不及时在涨潮前加以抢修合拢，沉陷的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一时间，整个乌屿岛的干部和群众，全体自觉出动，在城东公社的主要领导以及两个大队全体干部的带领下，会同外援人员一起，拼命抓紧抢修。当时不能直接参加抢修劳动的老年妇女，也纷纷跑出门外，举香下跪，祈求上天保佑北堤再次安全合拢。全岛干部群众齐心合力，感天动地，北堤的沉陷缺口，终于被及时地抢修成功了，此后乌屿北堤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安然屹立着，像一条苍茫雄起的乌龙。乌屿全岛的民众，也终于实现了200多年来梦寐难求的“岛陆自由通行”的愿望。

　　人民利益是第一位的，这是共产党的宗旨。城东公社革委会坚持筑堤围垦，而市委领导不予支持反而点名批评，并采用组织措施阻止城东围垦，其中的是非曲直，公道自在民间。所以，当岛屿海堤胜利合拢的消息一传开，泉州市从钟楼起到南门兜，整条南大街的商店门口都挂出祝贺的锦旗，盛赞城东人民围垦的愚公精神，并且批评了市委领导某某同志是“智叟不智”，此事也传到省委主要领导的耳朵里。

　　1972年春，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中共福建省委表扬了城东公社围海的大寨精神。之后被市委卡住的文革后期的城东党委会才被批复成立，朱赞成同志又在城东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调回城东公社，被任命为新恢复的中共城东公社党委书记。同时泉州市委的领导班子也被改组。正因为城东公社围海造田的成绩被当时的省委书记(注：韩先楚)充分肯定，由此也引起了一些热衷于派性人物的不满。

　　根据《丰泽文史资料》(第二辑)记述：在北堤的筑建中，每天投入劳动力八百多人，每天分为两班，涨潮时近百艘船只运送沙石填基，退潮时八十多辆板车运土筑堤。支援建堤的有本公社范围内十九个大队、企事业单位的农民和职工。经过一年的拼搏，1971年11月完工，解决了乌屿岛的交通问题。又根据《泉州文史资料》(二十六辑)记述：乌屿北堤，起于金屿村前的古桥塔边，止于古桥之西的桥头亭之外，全长1.1公里(后还不断地加宽加高)，共投入57万个工日。其成果得到当时省、地委(革委会)主要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同时也促进和带动新生、后埭、前头等大队在各自的海边兴建小围垦。乌屿北堤的成功建设，既解决了乌屿的交通问题，又为后来修建南堤围海造田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时乌屿北堤的成功建设，进一步促使城东公社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1972年8月，朱赞成又被调回城东，并当选为新的一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他及时带领公社党委以及各大队的党支部，总结近几年来“兴修水利、引水上山、把旱地变成水田”的建设经验和教训，还表彰和推广了建设乌屿北堤的成功经验。又在当年年底，召开党委扩大会。出席会议的除正、副书记外，还有林华太、魏文海、魏祥姑、杨福林、杨传宗、林祖运等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庄清源、团委书记蔡双梓、保卫组长王元复、企业办主任何气成、供销社主任林荣福等人，以及各大队党支部书记。大会一致通过：“筹建南堤围垦工程建设，解决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决定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林国连和委员魏文海等人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等项决议。当时的市水利局也派出魏章成、李德续、陈振端等一批技术人员协助施工设计，省、地、市水利部门的有关领导也经常亲临现场加以指导。

　　林国连、魏文海和魏章成等人，先对南堤围海工程进行多次勘察调查，并参照莆田等地围海筑堤的经验教训，对拟围垦地段的水文(台风、潮夕、洪水流量、排涝调洪等)以及海堤的基础、堤体、堤桥、内外坡、排涝抗潮闸等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和计算，终于形成科学的“城东围垦方案”。南堤的堤址从凤屿村的祠堂前起，经浔美村无尾桥至龙头山边。该方案经公社党委确定之后，便逐级报送省委、省革委会批准。新垦区内可耕地面积为467万平方米(即0.7万亩)，保护面积达800多万平方米(即1.2万亩);新建的南堤长达2.25公里(海堤的最高点达8米)。

　　1973年7月成立“城东围垦工程指挥部”，林敏捷担任总指挥，魏文海任常务副总指挥，庄任的林祖运、金屿的董伦木、凤屿的王德玉、桥南的刘守志、浔美的万加煌、西福的魏文德、新前的魏祈泽、城东的魏朝阳等8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为副总指挥(8个大队按各自计划分得的围垦田亩数，安排每天应出工的劳动力)。当年8月15日开工围堰建闸(次年5月进入全面建设主堤)。

　　那个时候，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建筑设备落后，城东公社的海堤建设，主要是依靠铁铲、铁镐(双尖头)，锄头、粪箕、木船、板车等作主要工具。海堤建设者们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积极参与建设泉州市(县级市)这一建国以来最为浩大的工程。然而，当年的围海建堤中也存在着诸多极其困难的因素：一是当年正处于“文革”的特殊阶段，人们的思想还比较敏感，一有问题马上就有可能受到苛刻的责难;二是建堤的资金非常短缺，物质供应也十分紧张(上级政府在财力上的支持十分有限);三是土、沙、石料等供应地点运输距离较远(有三分之一的土方，取自北堤外的庄任见边旧村，大部分石块是采自桃花山等地，海沙也是从秀涂等处装运);四是围海堤的工程难度很大(海堤基础差，海泥的层深达15米，浔美浦、前浦、后浦、色仔沟等4处深港道正处其间，台风在围垦区吹程大，海浪高达16米以上);五是排涝抗潮的设计要求高(集雨面积达33.5平方公里，排洪流量大，每天还须抵挡两次海水的涨落潮)。

　　那一年，城东公社党委响应党中央毛主席“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用兴建海堤是“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团结社员、统一人们的思想;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挖掘各大队以及所属企业的人力和财力，求得缓解资金的不足;以“依靠群众”、“依靠科学”、“群策群力”等举措，有效地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全公社各大队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主席的“老三篇”深入人心，不少人还能熟背。社员们都热情洋溢地参加围海造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人民服务而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在困难面前，社员们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政治宣传导向确实是重要，只要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在整条南堤的建设中，难度最大的是建设南堤两端的排涝挡潮闸，最为艰巨的任务是堵港合拢的施工。南闸建在浔美一侧。此闸分成5孔，每孔4米，正面净宽20米;闸后建有一座“石砌双曲拱桥”，净跨度为25米，属当时全省首创的石桥建筑之一。北闸建在凤屿村的祠堂前，除挡潮排涝外，还兼调节堤内养殖基地的水位。南、北闸最大的排洪流量是20年一遇的335立方米/秒。城东南堤的四大深港，全部抛入海沙和石块作基础;土堤由沙基、红土、海泥等构成;外坡石砌，内坡植草种树。

　　在南堤的建设中，堤身多段经常反复沉陷。初期参加筑堤的建设者，每天每班都超出2000多人次，板车600多辆，机帆船六、七十艘。城东公社的其他大队，也经常派人派车协助建设。参加义务劳动的有城东公社的中、小学教师、卫生院、供销社、信用社、邮电局、粮站及建筑社、农械厂、塑料厂、食品厂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职工;市区的一部分工厂的工人、机关干部，也经常赶来支援;莆田、晋江等地的兄弟单位，也派来数十艘木机帆船帮助运沙石填基。在突击阶段，参加筑堤的人数，一班最多达5000多人、板车1000多辆。公社的机关干部，每天清晨都要先参加海堤一段时间的劳动，再到机关去上班。

　　据城东大队的下乡知青回忆，1974年7月中旬，他们下乡一个星期后，就投身南堤的建设。他们同其他社员一样，每天3班轮着干，每一班次几个人合用一辆车，挖土、装车、运土的定额为10立方米，一趟来回需要跑1.2公里多，一班一车要跑30多公里。下班时，全身骨头都快散了架，其艰苦状况难以言喻。干到城东海堤合拢时，这些知青大都瘦掉了10斤肉，但体能和意志却得到最大的锻炼和提高。

　　经过1年又4个月的苦战，南堤终于在1974年11月26日实施堵港合拢。初始时段潮速缓慢，水位较低;合拢的龙口宽度为40米，但因海潮的落差大，潮水的流速快，当时先采用“平堵法”，待龙口抬高后，再改用“立堵法”进行施工。合拢堵港的当天，新任不久的泉州市委书记林平凡，亲临现场作指导;福建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荣彩，也亲自带领3个医疗小分队，来到现场作医疗援助。堵港前，在港口两边备好数千袋沙包，上百艘帆船全部装满沙石在港前待命，堵港时先把虎网船装满沙石，沉入合拢处，空隙用沙包堵塞。在堵港中，合拢口突然塌方，出现一个很大的漏洞，如不及时把它堵住，将严重地影响到南堤的截流封闭。在紧要关头，党委书记朱赞成跳入洞口，并呼喊在场的党员和干部，一起跳下水，数百人齐心协力，终于把大漏洞堵住了。由于及时抢险，使第二天的截流合拢一次成功。城东围海南堤的堵港合拢，成为全省罕见的一次就获取成功的施工范例，受到当时省里水利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整条南堤共投入近270万个工日，完成540万立方米土石方。凤屿村年仅19岁的女青年王桂英和埭头村共产党员蔡永来两个人，在南、北堤建设中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一心为公的光辉形象，有力地鼓舞了当时所有的建设者，也为后来人树立起一个为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而勇于献身的好榜样。

　　堵港之后，海堤还多次加固加高，堤外也加砌0.5米厚的石块作护坡，并在6.5米的高处，建2米宽的迎水台，缓解潮水的冲击。时至今日，整个城东南北海堤经受住30多年来，多次大海潮大山洪的考验，用事实验证了当年设计的科学和建造的质量。

　　以上是官方的《文史资料》，它采用很平实的文字，客观公正地记载下上世纪70年代初，城东人民围海造田壮举的全过程。然而还是受到反文革等政治因素的限制，这些记载对于城东人民万众一心改天换地、智勇无畏战胜贫穷的“硬骨头精神”，对于城东公社党委在文革年代，用党性战胜派性所产生的巨大凝聚力等等方面，尚且缺少当年现场建设者的开阔视野，故而采撷民间亲历者的追忆，作为民间“稗史”补充如下：

　　浔美村村民、当年的建设者万忠平老人，以耄耋之龄，写下《围海合拢，激荡民心》和《永远的丰碑》两篇追忆文章，把城东人民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岁月如歌的激情，倾注其心潮澎湃的笔端——

　　1973年秋收以后，在城东公社一次三级干部党员会议上，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同志在会议上铿锵有力地说：“一九七四年，我们一定要把城东的南堤建好，让取笑我们城东人到洛阳(注：毗邻的惠安县洛阳镇)与猪抢吃地瓜渣的故事成为历史。只要我们牢记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唯一的宗旨，像大寨人那样‘以粮为纲’，艰苦奋斗，努力拼搏，克服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让七千亩海滩变成良田，到那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一个崭新的城东必将出现。”

　　不甘心贫穷的城东人民，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高度集中劳动力，每天保证有两千人上南堤参加围垦建设。没有现代化的施工设备，社员们用双尖头挖土，洋锹装土，板车载土，从南堤的南北两端，同时筑堤推进，迎风斗浪，轮班作战，如同蚂蚁搬家运土填海……

　　与此同时，要围垦，先建闸。因为在海堤合拢时，七千亩海滩面积的汇水，必须从涵洞及时泄洪，否则即使海堤已建成，依然随时会溃堤。计划中两个闸址之一，就是浔美的龙头山尾部。龙头山，是一座石头为主体、沙土包岩石的小山头。历经千年风雨与海潮的侵蚀，山形层层叠叠，岩石奇形怪状，僵卧在海浪之中，时隐时现。地质资料表明，它是一处理想的桥闸地基。

　　动工先要削平几十米的山头，炸掉并搬走近万立方米的沙土石，从海底建筑起双曲拱桥及闸房。没有机械设备施工，唯有依靠人力，用的是扁担、竹杠、铁锤等落后的工具，进行挑土、抬石以及炸石。但是受海潮涨落影响，正常施工时间短、工程量大，任务紧迫，若不能按期完成任务，必将影响南堤工程的进度，也会加重围垦作业的难度。所以抢先建好桥闸，是南堤工程的重中之重。

　　然而，承担此项重任的浔美大队干部群众，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当时尚处文革期间，群众派性对立，令难行，禁不止，人心涣散;而且山美水库北渠横穿浔美地界，近万立方米的弃土，在几百亩的水田里堆积如山，若不及时转移处理、平整复耕，势必影响冬种春耕，季节一旦耽误，社员的口粮就成问题;而此时，浔美大队大部分精壮劳力，为支援市里的战备工程，几乎都被派到大坪山隧道挖洞，不能调回。

　　如何消除派性，最大限度地调动现有劳力的积极性，争取干群同心同德，做到移土平整和围垦建闸两不误，公社党委、大队二级班子都面临着党性和智慧的考验。这个关键的时候，在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大队干部深入家家户户发动群众，用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的精神，用扩大耕地面积多收粮食的道理，深入浅出晓以大义，让广大群众明白眼前的困难，以及奋斗的目标和美好的明天，迅速组织起以浔美民兵为主体的青年社员，打响了南堤建设的第一炮。

　　这群年纪只有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社员，女社员占绝大多数，都是刚参加农业生产不久或才走出校门的知青，肩嫩手白。然而他(她)们忍受咸涩海水的浸泡，迎着海风裹挟沙土的劲吹，奋不顾身地炸炮抬石;抡大锤，扶钢钎，抬乱石，挑烂泥，他(她)们出门一身干衣，归来一身烂泥，肩肿、手烂、脚流血，为了建设南堤，一声不吭，不下火线;在恶劣的施工环境里，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这些年轻人个个都坚持磨炼自己的坚强意志，并且总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一不怕苦，二不叫累，团结奋斗”的精神，和海潮抢时间，和时间争速度，无论此前他们参加“造反”还是“保守”组织，此时此地，全都集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奋战在城东围海造堤的工地上，拧成一股绳，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成为工地上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那时候的炸石建造桥闸，劳动场面轰轰烈烈，令人至今难以忘怀。由于闸址是山与海的结合部，要打开施工场面，说多难有多难。一边是高高的山，一边是深深的海。清理桥闸基础，要抬走一块石头，挑出一担泥沙，都是何等的艰难!一脚踩在乱石上，石头周边长满海蛎，蛎壳坚硬如刀;另一脚陷入深深的烂泥，脚板踩不到底;一双赤脚只能在长苔的乱石头与烂泥滩之间夺路，又陷又陡又滑。担子两头，一筐碎沙石，一筐烂海泥，比重失衡，在肩上摇摇摆摆，前晃后荡，脚下坑坑洼洼，忽高忽低，如同与身体的极限作博斗。尽管如此，他(她)们连跌带爬，狼狈不堪，但还是咬着牙齿坚持挑到百米外的终点。

　　炸石的女社员们，手中紧握一柄沉重的十四磅大锤，或者一支冰冷的长钢钎，打的是大小不一形状怪异的岩石，真不是女人干的活儿，但是她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刚抡大锤时，经常打不着钢钎头，反而砸在自己腿上，痛得倒吸凉气;扶钢钎的人不懂要领，被震得虎口鲜血直流，手背红肿。她们往往没抡几下，气喘呼呼，上气不接下气，于是你不行，我来替，轮流干。人人都像新战士上战场一样，从战斗中学习战斗，逐渐地悟出窍门，渐进地运用自如。悟道入门后，她们就三、四柄大锤一个组，稳、准、狠地砸向一支钢钎，火花四溅，石粉飞扬，打炮眼的进度不亚于专业队伍。来自浙江平阳炸石队的老师傅，看到浔美女社员抡锤打炮眼的飒爽英姿，竖起大拇指夸奖道：“浔美女人不简单，不爱红装爱武装，挥锤砸烂石头山，不输男人半边天”。

　　排炮炸石，是个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儿，没有一定水平和施工经验，是不行的。浔美大队就大胆起用出身不好、成份复杂的一位打石师傅。用待人的真诚，一视同仁，打消他的顾虑，和他共同摸索，一起钻研。根据岩石结构，计算炮眼深浅，炸药份量，设计高效安全的施工方案。一阵阵震耳的炮声，让千年的顽石开花。在海堤合拢时，工程需要数千立方的土方，于是决定就地取材，就是这位打石师傅，用炸药扩炮炸石的原理，运用于炸山，一个工日，就预备出足够的土方，让海堤合拢，十分顺利地进行。

　　那时非常艰苦，围堰建造桥闸，由于海潮涨落，出工经常是起早摸黑，不能按时就餐。社员们带来的饭钵里，全是照得出人影的地瓜渣汤，吃完劳动一会儿，出汗拉尿，肚子就空了。但是社员们忍受饥饿，勒紧裤带，照样抡锤、抬石、挑土。冬天海风呼号，寒冷刺骨。夏天烈日当头，四周高筑围堰，海风吹不到，闷热如同蒸笼，实乃高温作业之地。如此恶劣的施工条件，超强度的劳动量，超透支的体力消耗，是什么精神让他(她)们坚持了下来?“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在大堤上飞奔的劳动大军里，有朱赞成、林敏捷、林国连等公社党委一班人的身影，他们也跟其他建设者一样，赤膊上阵，肩头勒住一条绳，双手紧握车把，弓着腰，拉着装满沙土的大板车，喘着粗气，大汗淋漓，遍身尘土，只露出布满血丝的双眼和白白的牙齿。干部们的好榜样，是无穷的力量，鼓舞着广大社员艰苦创业的劳动热情。此时海堤已是初露雏形，如同巨龙昂然抬头显身，镇伏在波涛汹涌之中。而我们浔美修建的桥闸，就是依靠原始的劳动工具，肩挑、手抬、炸石、清基、砌体，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争分夺秒，每天挖山不止，终于让一座宏伟壮观的双曲拱桥，渐渐地显露出它的英姿。

　　时间定格在1974年11月26日。城东南堤两端的堤头上，施工是同时从南北推进的，此时相距只有四十多米了。没有彩旗飘飘，也没有标语口号，工地上只有堆满的沙土和沙包、乱石，满载沙土的板车排列成长龙，建设者和公社企事业单位人员，全都集中在两端堤头，还有数百只渔船，载满大石块在堤外整装待命。此时此刻，人们无比激动却又屏气静息，都在等待上级下令打响大堤合拢的最后决战。

　　太阳初露圆脸，天已破晓，堤内堤外，海水连成一片。轻轻的细浪，拍打着海堤，哗哗的拍打声，象征大海母亲对孩儿诞生的祝福。她在祈盼南堤的两条蛟龙拥抱合拢，就此让城东南北两条大堤连贯成一体，形成一条横卧海面的庞大巨龙，锁定海疆，造福人类。

　　“堵港开始”，一声令下，两边堤头几千人欢呼，一片沸腾。堤外的数百只船，一起靠向合拢口。大海中，浪花四溅，船上大小石块，不停地抛入海里，堤上源源不断的沙土和沙包，在长长的人流队伍的接传下，就像输送带一样高效，倾泻而入大海。转眼之间，蓝蓝的海水，染成一片黄泥色，随波逐流，搅混了半边海面。四十多米的合拢口，一米一米地缩小距离……

　　海水开始退潮，堤内堤外，水位形成落差，随着合拢口越来越小，加速海水的流量，浊浪翻滚，一个旋涡接着一个旋涡，仿佛是脱缰的野马，奔腾着咆哮着。此时不要说沙土沙包，就是数百斤重的大石块，投入合拢口，眨眼功夫被冲得无影无踪。剩下不长的合拢口，竟如同拉锯似的，一会儿小，一会儿大，决战胜负，在此一举。

　　“装石沉船，人墙挡土，沙包塞流”。朱赞成、林敏捷、林国连等公社党委正副书记，简单碰头，决断即成，分头行动。两条长十几米的大船，装满角石，抛锚在合拢口处，破船沉水，让它准确沉入到合拢的位置。随后，一大群企事业单位的青年职工，在公社书记朱赞成的带领下，纵身跳入合拢口，臂挽臂，肩靠肩，构成一道钢铁意志的人墙，昂首屹立在冰冷的激流中。他们的脚下，乱石松动，如滚动的利刃。头顶上，沙包落水，似飞锤般砸下，他们仍然毫无畏惧，用身体挡住沉重的沙包。海潮的浪花，不断地拍打着他们脸孔，睁不开眼睛，一呼吸，又苦又涩的海水，灌得喉鼻难以透气。就是他们用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筑就了堤下堤上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让冲击合拢口的激流狂浪，终于低头认输了。

　　南堤堵港合拢一次就获得成功，实属不易。海水又涨潮了，合拢口出现沉陷，可怕的险情再次发生。刚要松一口气的建设者们，迅速行动起来，用沙包垒墙，沙土填平缺口。运土车，南来北往，紧张有序，川流不息。堤岸不断地被加高加固，海堤也越发显出英姿，南北两条蛟龙终于浑然一体了。至此，南北两堤天造地设，像一条乖乖的大巨龙，从今往后，它为城东人民，锁住了堤外万顷海波。

　　最后离开合拢口的勇士们，尽管衣裤破损，浑身是伤，鲜血直流，可是当他们抬眼展望堤外已是碧海连天，而堤内曾经浪花喧闹的海滩，眼下却变成一片平展开阔，处女地模样般的沉静。这让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灿烂的笑容，“我们胜利了”的欣慰，也融进了他们的笑意。

　　此时，堤上的高音喇叭，播放出豪迈雄壮的歌声，“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披荆斩棘奔向远方……”泉州市委书记林平凡同志，拉住朱赞成的手动情地说：“城东人民真不简单，真得好好地向你们庆贺和学习。”朱赞成却说：“我们海堤合拢成功，连鞭炮都不放，只有海滩上稻花飘香，鱼虾丰产，那时才值得庆贺”。

　　以上是围海造田亲历者，满怀激情对当年现场实景的追忆，有幸能够留存至今，显得多么弥足珍贵啊!倘若与专家们写的文史资料对接在一起，在人们脑海里也来个“拥抱合拢”，也许能让历史的天空上，如诗如画地织绣出一幅史诗般的群英长卷。从这幅波澜壮阔的长长画卷上，人们可以鉴赏到中华远古文化的价值观：“精卫填海”的衔石投海、“哪咤闹海”的与龙搏斗、“愚公移山”的劈山开路……这些神话传说中人类亘古及今的绿野仙踪。也可以鉴赏到毛泽东年代的核心价值观：人人愿作贡献不图回报、干部愿做公仆吃苦在前、党员愿当先锋冲向艰险……在他们身后留下了无数脚踏实地、层层叠叠的拓荒牛般的泥脚印。

　　城东公社这段充满艰辛和汗水的创业之路，是上一辈城东人民不用扬鞭自奋蹄，人人争当拓荒牛用无数的泥脚印铺就出来的，他们才是对那个时代最拥有发言权的人。尽管党中

　　央在1981年的“决议”中，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就算以一叶障目来否定“文革”中有个红太阳，但也不总是黑夜沉沉的，十亿人民头顶之上仍有浩瀚的星空，还有月亮和星星可以仰望呢，总不能否定一切吧?古人云：“一样明月百样诗”。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围海造田，就是那时城东人民的彩云追月，能够把如此豪情壮志的诗情画意，挥洒在那幅史诗般的画卷里，也足以让历史铭记住他们这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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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鱼米之乡初显，杀身之祸降临

　　从1969年初至1974年11月，城东公社小规模围海共5次，垦荒造田2000余亩，大规模围海共2次(分南北段两次兴建海堤)，垦荒造田7000余亩，合计围海造田面积近万亩(未计保护面积1.2万亩)。这就是城东人民在农业学大寨中，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势，依靠自力更生、穷则思变、敢为人先的勇气，为家乡创造出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在公社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排除万难，赴滩蹈海，向大海挑战，向大海索取，向着大海爱拼才会赢，用万众一心凝聚而成的，深深融入泉南文化血脉的巨大精神财富。正是由于仰仗英雄们“毕其功于一役”，才得以让家乡彻底改变了贫穷面貌，从此也翻开了改写城东人民命运的崭新一页。

　　毛主席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就教育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朱赞成也同样认为，围海造田的胜利，也只是城东人民“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此时，他经常对党委班子里的同志们说“业不成，心不死”。这句话，可以用他在南堤合拢成功时，与市委书记的对答中去理解，同志们也都能够听得出在当时，朱赞成已经对城东公社的工作，又有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思路和要求——他要向农、林、牧、副、渔(也包括工、商、学)全面发展的方向，去努力做好一切工作，只有到了那时，才算他认可的城东大业告成了。

　　所以，城东公社的领导干部们，并没有在围海造田成功之后，在面对省、地、市给予的各种荣誉和赞扬时，滋生出骄傲自满的情绪，而是在围垦工程基本完成后，公社党委就对垦区内的土地进行了整体规划和平整。根据规划安排平整农田5500亩，道路、绿化带用地685亩，还设想预留用于建设淡水养殖基地2000亩。不久，公社就组织起两支队伍，一支人马投入大规模的平地造田，一支人马投入引进北渠水至新垦区。

　　根据当年参加南堤建设的城东公社知青们回忆，那时这些刚下乡不久的知青同其他社员一样，在老知青王泽淮、廖群生、谢焕枢等人的带领下，围海建堤成功之后，又开始了平整土地、开畦造田的艰巨历程。由于海泥深而烂，无法使用畜力或机械作业，只好以人充当耕牛使用，四、五个人拉开一犋犁，一边犁一边耙，一遍又一遍，硬是把坑洼不平的烂泥滩，修整成平平展展的标准水稻田。面对几千亩大面积的处女地，如此艰巨的任务可想而知，是何等的旷日持久且费力费工啊!他们一干就是三年，任劳任怨，就像拓荒牛一样，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日复一日，早出晚归，暑去寒来……

　　另一路人马在朱赞成的带领下，公社干部和群众一起，修建了一条8.2公里的环山水渠，使北渠的引水能够顺利地灌溉到新垦区。与此同时，公社还组织了一支专业的“咸埭田”种植实验队伍，由谢焕枢等人具体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的模索，他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按气温高低，控制田中的进出水量”的科学方法，打破了海田需要“洗咸三年”才能耕种的常规，取得了当年造田、当年种植、当年收获的科技硕果——夏季水稻亩产收获300斤，秋季收获500斤，次年的夏季亩产收获就高达800斤。

　　就在前一年，全国发生了一个传奇而又美丽的故事。福建省莆田县有一位小学教师，他

　　的儿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在现实环境中产生了一些难以排解的问题，无奈之下，他想要给毛主席倾诉心中的苦衷，就写了一封信寄到北京中南海。毛主席读罢这封普通人民教师的上访来信，思绪翻滚，感慨万端，亲笔写了回信，并寄上三百元，以“聊补无米之炊”。这两封书信的一来一往，意味深长。一头是代表普天下千百万知青父母的怨声，另一头是愁锁领袖心中的民生与忧思，此情彼意充分印证出，文革期间人民领袖与普通人民，是血脉相通的阶级真情。这种真情实感，感动了当年无数的中国人民，朱赞成就是其中一个。

　　朱赞成在感动之余，立即反省自己在知青工作中的不足。他过去对知青在政治上的关心爱护，往往偏重于让他们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而在李庆霖给毛主席写的信被传达之后，他就开始从民生上重视对知青们的关爱。他专门从社办企业的收入中，调剂出资金，让每个大队都建起知青楼，改善知青的住宿条件;又划拨出菜地让他们种菜，帮助搞好知青自办伙食;还下通知规定，无论公社还是大队养猪场杀猪，都要多分肉给知青点。此外，每逢市里拨名额送知青去上学、当兵、招工，朱赞成总是尽全力向上级争取，多争取一个是一个。

　　公社党委对知青所做的一切关爱和努力，都被公社插队知青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与此同时，公社干部和农民社员改天换地的冲天干劲，在围海造田中顽强拼博的创业精神，也无时无刻地感染和教育着他们，激励着他们努力地用优异的表现，来体现出自己的时代价值。所以城东公社的知青点，是市里的一面先进红旗，尤其在围海造田中表现十分突出，受到全公社贫下中农的交口称赞。在努力做好公社知青工作方面，公社团委书记蔡双梓，一直是朱赞成的好助手，他还是全公社青年生产突击队的队长。

　　平整海滩、开畦造田是一项马拉松式的开荒任务，显然仅靠一群知青天天开垦，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海改田的进度仍然是缓慢的。待到冬闲时节，朱赞成和蔡双梓，就组织起公社干部、大队社员们、各知青点的知青们，一齐来到垦区的烂泥滩，以人力充当耕牛进行作业。严寒季节来临以后，每天晨曦中雾霭茫茫，各处的先行人马，顶着凛冽的海风，早早来到划归各个大队几百亩的区域内，一声吆喝大伙就开工干活。堤内到处是荒野茫茫的处女地，全部笼罩在一片浓浓的雾气里，几十米开外听得见远处有一片喧闹声，可是互相之间看不见人影。活儿干到八、九点钟时分，金色的太阳光逐渐驱散雾气，村里老人们三三俩俩站在海堤上，观看着一片已经沸腾起来的劳动场面。

　　堤内的垦区就像一副若大无比的棋盘，四、五个人一组，有着不计其数的组合，全都游走在棋盘内的方格上。每一个组合都有三、四个人在前头，弯弓着身体，竭尽全力，好似纤夫拚着体力在拉纤绳，奋力拖着后面的犁具，双脚在烂泥滩里一步步前行。

　　在阳光的照耀下，站在堤上的老人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近处的拓荒者不断地用手擦汗的动作，他们个个脸上大汗淋淋，被金色阳光折出反光，他们背上汗水浸透了衣裳，嘴巴里喘息出雾样的白气。看到此情此景，让老人们不由地联想到，自己的先人们初来此地开荒落脚的情景……而如今，时代不一样了，这是一群为了开创集体经济大业、干起活来不怕苦和累的人们，其中有公社书记和班子成员，有各大队的干部和社员，有插队的知青和社办企业的支援人员，就是他们这样一大群城东人抱团苦干，秉承着先人拓荒牛的精神，一遍又一遍地犁呀耙呀，不知流下了多少汗水，也不知有多少人磨破肩头和手掌，每一天都在成就着城东人民公社，让沧海变成桑田的千秋功业。这里每一块方格的形成，都是他们深耕细作的“杰作”，每一块方格又被周边的方格连成一大片方格，这就是天道酬勤的奋斗成就。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大片方格遂演变成越来越大的一整片沃野;季复一季，年复一年，水田、田埂、道路变得分野清晰了。垦区内耕地的面积仍然在不断扩大着……他们甘当拓荒牛的功业，终于被越做越大，而这个“聚宝盆”的高效益，也在一年年地被凸显出来。

　　据1978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垦区中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3500亩，平均年亩产850斤，全年粮食总产量近300万斤。其后，随着耕地面积继续扩大，和粮食单产逐年提高，垦区的粮食总产量超出700万斤以上，初步解决了城东公社吃粮难的问题。同时，海堤内的五大养殖基地(对虾、红蟳等)也扩大为2100亩，年产值逐年攀高，从几百万元猛增到数千万元。

　　1975年初，北京召开四届“人大”，周总理重新提出实现中国现代化分“两步”走，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于是，全国农村又兴起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朱赞成决定组织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分批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去学习和取经。

　　这一年春季农忙过后，朱赞成就和另两名大队干部一起踏上旅途，一路上汽车、火车轮换乘坐，长途跋涉，风尘仆仆。进入太行山区时，他们满眼的黄土高坡尘土飞扬，一幅高山厚土的浑雄景色被映入眼帘。在进入到昔阳县地界，眼前尽是光秃秃的山脉连绵起伏，山脚下沙石层的土地，被山脊梁里大大小小沟壑，分割成不规则的山坡地，庄稼就是种植在被垒坝的坡地上。沿途看到的河道流水量很小，好似小沟渠里淌出的细细流水，乱石遍布在两边宽阔的河滩地里，一丛丛芦苇从乱石缝中稀稀拉拉地生长着就像癞痢头的模样。瞧着这般模样的穷山恶水，这让朱赞成一行人还未到达大寨，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农业条件之差，那才叫真正的穷山恶水啊!跟这里相比，城东公社的起点要好过大寨人呢。这时他们不禁在心里面，更加钦佩起大寨人的精神和成就。

　　他们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大寨村，一种别开生面的新鲜感觉也迎面而来，眼前的虎头山上树木葱郁，山脚下用石头垒成的梯田，一层一层，层层叠叠，蔚然壮观。地里一株株玉米苗茁壮生长着，此时快有人的膝头一般高了，除了田埂、道路能看见黄土，昂首放眼望去，随处都是一片绿意盎然。此时，整洁的小村庄里热闹无比，各地涌来参观学习的人群络绎不绝。大寨人非常热情好客，有专门的人员做接待工作，十分有秩序地安排好一批批客人来到狼掌窝、来到虎头山顶上参观。大寨人一边热心地作向导，一边用心地做解说。朱赞成和众多参观学习的人群一起，站在高高的虎头山顶，眺望着远处大大小小的山峦，仰慕之间，一种“百鸟朝凤”的情怀油然而生。可不是吗，众望所归的大寨精神，就是从如此这般穷山恶水之中，飞出来的一只金凤凰啊!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的伟大号召为主题。他介绍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高速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四千七百多块土地连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一九五二年为二百三十七斤，一九六二年增加到七百七十四斤，一九六三年虽然遭到了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七百斤以上”。周总理还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他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报告的最后，周总理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了号召：“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向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大寨精神这只金色凤凰飞出了太行山，飞向全国农村的广阔天地，为全国人民公社的巩固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模式。从1965年以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大寨人改造大自然的顽强精神，激励着亿万农民以愚公移山的意志和气概，投入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之中。“兴修水利”和“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口号，如同金色凤凰的鸣春之声，重新唤回了1958年大跃进后，人们对人民公社向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一回再也没有人搞浮夸风、大放卫星的干扰和破坏了，而是干群同心、荣辱同担、休戚与共，一齐用苦干加巧干，来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据大寨人介绍，自陈永贵主政县革委会以后，他领导全县人民拦河垒坝，填滩造地，新增耕地面积30000多亩，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另据史料记载：解放后30年全国共修建水利工程大小8万余处，有近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年代修建起来的;全国农村走集体化道路以后，耕地比建国初期将近翻了一番;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全国各地粮仓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应全国吃三年的。

　　“农业学习大寨”，是毛泽东时代发展农业的一个光辉典范，它的时代精神价值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能够在国家有困难的时候，组织起社员群众为建设国家而努力，舍家忘身不图回报，一心一意为集体的热情和干劲空前高涨。史料充分证明，“农业学大寨”彰显人民公社的巨大优势，为国家自主发展大工业和人民安居乐业，奠定下“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牢靠基础。那可是一个热火朝天、激情澎湃，让人缅怀也值得历史永远传承的伟大时代。

　　三天的参观学习让朱赞成收获颇丰，他们满载着取经的成果和心得，一行人踏上了归途。一路上三人不断交换着各自的看法和想法。休息的时候，朱赞成无法成眠，头脑中不停地旋转出大寨人和陈永贵的先进之处，同时，内心里也不断地在敲打着自己：“找出差距，迎头赶紧上”。他在学习别人的先进管理经验上，从来都有着一种不甘落后的饥渴感。

　　此次参观学习中，给朱赞成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大寨人“爱地如命，视土如金”，所以他们才能在这个多石少土的地方，创造出人间奇迹来。大寨人介绍说，老书记陈永贵常说“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多，不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少。”这就说明了大寨人种田具有一种讲究科学的态度。大寨人根据不同的土质，搞地块试验，试种子、试化肥、试挖地深浅、试浇灌多少、试种植密度，通过多年的试验，从而总结出一整套可以适合本地不同土质和地块的种地绝招。大寨人就是依靠科学种田，在没有任何土壤和气候优势的条件下，在太行山区贫瘠的土地上，当时就创造出了可以与长江以南产粮区叫板的亩产记录(平均亩产800斤以上)。

　　还有呢，大寨人在保护农业生态、防止水土流失方面也是很有远见的。陈永贵带领大寨人，大干四年，搬山填沟造平原，共削掉33座山头，填平15条大沟，挪移近70万方土和石头，把2900幅小地块改造成1500幅大地块，把全部坡地建成水平梯田，其中有1/2的土地可以用拖拉机耕作。到1975年，由小地块变成大地块的耕地110亩，重修梯田130亩，改造沟谷地150亩，建成小平原210亩，开创出大寨田的标准：地平、堰高、土厚。接着，陈永贵又把搬山填沟造平原的计划推向全县，大规模地向着大自然开战。他在大抓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不忘大抓水利建设，提出了“沟里建库，河里打坝，蓄水保土，水土并重”的综合治理方针。在陈永贵的领导下，硬是将号称无水可取的昔阳县，建设出195座小型水库，把全县64000亩的旱地变成了水浇地。与此同时，陈永贵还提出：“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让大寨人不断找出差距，鼓足干劲，搞了个建设森林公园的大计划，发动社员群众坚持植树造林，大面积绿化荒山，保护好农田和生态环境，让虎头山成为花果山，进而也促使全县绿化覆盖率不断提高。当年的这些绿化目标，在后来都得到了实现。

　　陈永贵太不平凡了!确实是全国5亿农民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不但是个精通传统农业的种田能手、管理高手，也是个有发展大农业眼光的行家里手，同时还是一个极其善于运用人民公社集体优势，创建出新农村大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此前不久，陈永贵作为5亿农民中的佼佼者、国家级的农业顶尖人材，被毛主席和周总理大胆选用，在全国四届人大上，提议陈永贵当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很快就获得通过和任命。这件事虽然让朱赞成失去了与心中偶像相见的机会，成为他此次参观学习的一大遗憾，但是朱赞成还是为陈永贵能够当上国家级的领导人，为全国的农民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他认为：让一位普通农民超出旧体制的常规成为国家领导人，被委以重任，独挡一面，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罕见之事。由此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于工农干部队伍的信任与倚重——这也是毛主席在文革期间，对于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最精彩的大手笔之一。

　　党的九大、十大和四届人大人事的安排，让中国政坛高层发生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变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单中，出现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基层干部，以及工、农、商、学、兵中劳模人物的新名字，陈永贵就是这些新面孔中的一员。这批作为新鲜血液的中共“高干”，并没有因为自己地位的显著变化，就改变原来淳朴的工农本色。他们进京工作后，不迁户口、不定级别、不升工资，尤其是陈永贵，一直保持着干部和社员的双重身份。这批人一直是按照毛主席“干部能上能下”的革命要求，身居高位仍保持着平民作风，丝毫不示张扬，不羡慕奢华，不脱离劳动人民，始终遵循一种大公无私、严以律己的美德，忠实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使在后来发生了政治风暴，让他们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表现还是那样的淡定和平静，回到了人民中间以后，默默无闻地工作和生活，成为了共和国政坛史上，第一批真正做到“能官能民”的楷模。陈永贵便是其中的一员。

　　通过这次到大寨参观学习，对于大寨精神和陈永贵个人的感性认识，让朱赞成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于是在归途的一路上，与随行人员的交流中，对于大寨人依靠双手改天换地、摸索农业生产规律年年都有新套套、无比热爱集体经济等感人事迹，以及对于陈永贵在成绩面前找差距、在荣誉面前夸不倒、在农业生产上足智多谋、在公社化精细管理上狠下功夫、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等各个方面，这些开阔的思路和先进的经验，每天都在他脑海里，无休无止地倒腾着，让他长久陷入沉思，而头脑中的目标和定位，又在慢慢沉淀消化的过程中，一点一点不断地变得清晰起来了。

　　朱赞成把城东公社和大寨大队作了一个比较。他认为，大寨地多人少，经过不间断奋斗，现在人均土地已有4亩多，他们又善于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年年提高。可我们城东呢，绝对的人多地少，就是围海造田后，人均种粮用地也才仅近1亩多，全公社富余劳力也多，若“以粮为纲”显然潜力远不如大寨。再说了，大寨人搞集体经济觉悟高，自力更生起步早，粮食自给自足早就过关了，1962年全国闹饥荒，他们就没人饿过肚子。由于大寨有陈永贵这样好的带头人，把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发挥到极致，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深入人心，爱国家爱集体独树一帜。

　　可是呢，就城东而言，1962年全公社社员群众都在挨饿，围海造田时还半饿着肚子，直到现在才算初步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城东是在通过“农业学大寨”以后，在围海造田成功以后，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实力，才有了壮大的希望，凝聚力向心力才得到增强，“全面发展”的潜力才有条件得以提升。朱赞成通过比较对照，找出了城东公社在学习大寨中，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客观差距，同时也找到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和突破口，只有继续扬长避短，才能奋起追赶上去!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在图谋“全面发展”上，再继续深下功夫，于是想到了城东的社办企业，如果在加速开发垦区的同时，也能够在社办企业上做大文章，也许围海造田之后，还能再打造出一个新的“聚宝盆”，到了那个时候，城东公社学习大寨就可以上一个更大的台阶。就是如此这般，开开心心地憧憬着，朱赞成怀揣打造“两个聚宝盆”的蓝图设想，一身尘土、满怀信心回到了城东公社。

　　在回来之后的报销中，人们才从随行人员的口中得知，去的时候买的是火车硬坐票，三个人坐得两条腿都肿了;回来的时候，随行人员去买了三张卧铺票，被朱赞成看到，非让改换成硬坐票。他对随行的人说，公家的钱该省就省，那是村民们的血汗钱，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朱赞成为人正直、公私分明，严以律己，对周围的人很有感染力。

　　回来之后，朱赞成无暇办报销，而是交代随行人员去办理，自己却急不可待地召集班子成员，畅谈参观学习大寨的心得体会和取经成果。大家一听，心里就猜到这位“班长”又有一套新思路了。果然大家猜得不错。第二天，朱赞成就把植树造林的任务，下达给各责任片区。他对绿化工作进行了详细地分工布置，要求全公社向庄任大队学习绿化，对田间道路两边要栽植成行，对海堤两侧全部栽植成防风林带，对荒山要全部栽种成林，还要求一年一年坚持下去，重点是海堤和垦区，所有苗木由公社“企业办”提供。随后，他和林敏捷、林国连两位副书记，一齐下到各社办企业搞起调查研究工作。

　　这些年来，朱赞成在城东公社大搞“以企促农”，兴办起了10余家企业：农械厂、建筑社、食品厂、饲料加工厂、木器厂、塑料厂、砖瓦厂、小纸厂、小酒厂、农械分厂等等，这些社办厂都已经颇具规模，能够容纳富余劳力1000余人，职工从厂里领取工资，一般临时工每月工资20多元，师傅能有30多元，这在当年农村里，已是令人羡慕的收入。这些社办企业既解决公社多余劳力的出路，还为农业基本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比如建仕公岭电灌站，各个大队龙眼树果园、引水渠工程、围海造田等项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都有社办企业上交利润的莫大功劳。眼下这10余家企业的年产值已经达到500多万元，能够奋斗到这个水平，在当时泉州市各公社中也算是很先进的了，但是仅凭着这样水平，与朱赞成“聚宝盆”的设想，还是相距甚远。

　　经过一番调研以后，这才发觉所面临的难题确实太大了，诸如资金、人材、原材料、市场销路等等，实际问题一大堆。尤其当时是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办企业的经营环境不顺畅，在其经营中经常遭到不公正的待遇。

　　因时赶巧，这时市里来通知要朱赞成到省里出席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经验交流大会。

　　城东公社在“农业学大寨”中，多年来成果丰硕，让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公社，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连续三年被评为省地市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朱赞成因此随同晋江地区代表团赴榕参加大会，他还是代表团的副团长。

　　这一次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背景，与两年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的省委书记韩先楚同志，已于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离开了福建省，中央调来一位四川省原省委书记廖志高同志前来接替。随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把“批林批孔”与批韩挂钩，把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野蛮地从江西“抓捕”回来，连续进行批斗，硬打成林彪的死党，还搞诛连在大院里批斗他的老婆，逼得她跳水塘差点儿闹出人命来。他们拿远在兰州军区的韩先楚没辙，于是就拿韩先楚曾是林彪的大红人说事，批判韩犯了十次路线斗争的错误，试图彻底否定韩在福建的一切工作。在这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中，表面上轰轰烈烈，背地里暗流涌动。与当时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步调一致。

　　主持大会的是省委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他原是叶飞手下得力的干将，三结合前“反戈一击”明确表态与叶飞划清界线，成为省革委会中最早一批被解放的老干部。然而他在此时显得异常活跃，会上会下四处散布今不如昔，把韩先楚主政时期，全省“农业学大寨”的成绩全部否定掉，试图在福建省内掀起新一轮以派性反韩的新高潮。有一次，当他来到晋江地区代表团参与讨论，朱赞成在发言中，用了城东公社三年来，坚持扎扎实实学大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耕地增加30%，粮食翻了一番，从吃国家返销粮的穷公社，变成销售余粮给国家的先进单位等大量事实，以及还列举了这些年来全省大兴水利，和各地大办化肥厂等具体事例，以此来肯定近几年福建省“农业学大寨”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朱赞成还说，如果说福建省的学大寨还存在问题，责任不能往下推，领导要负责任，首先是分管农业的主要领导，理由是文革以来一直是他(朱直呼其名)负责抓全省的农业工作。朱赞成记忆力好，口才也不错，他的发言有观点有论据，可谓言之有物，颇有说服力，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共鸣。让这位分管省里农业的主要领导很是下不了台，满脸不悦，十分恼怒，也许是道不同不足为谋，个人观点和自尊同时受到损伤，使他当即拂袖而去，从此牢牢记住了朱赞成。这就是朱赞成后来遭受杀身之祸的主因，也是一九八四年平反冤假错案时，只能纠错不能彻底平反的成因所在。

　　其实，朱赞成只是凭着党性，实话实说，他不愿去做人走茶凉的事，不论谁来掌权当大领导，都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前任领导的工作，如同自己离任时，不也是渴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后来者客观公正的评价吗?这不正是党组织一贯对自己的教育吗?凡是有党性的人，就不应该在官场权变中当个投机分子，所以，朱赞成在发言中，并没有虑及这次发言，有可能带来日后的政治后果和后来的杀身之祸。这正是底层工农干部的本色，也是闽南人仗义执言的特质。以致在开完大会之后，他仍然是心情轻松高兴，特地上街为公社所有的干部，每人买了一条上好的竹扁担(四十多根)，随车带回来发给他们，要让每个公社干部在“农业学大寨”中，坚持参加劳动，永远也不能脱离群众。

　　然而，善良人的愿望是无法阻挡严峻现实的来临。1975年下半年，省里决定向晋江地区派遣省委工作组，其任务是开展加强党性、清理派性的整顿工作。按当时的形势，仅从该任务的提法去作理解，太符合文革后期民众的殷切期盼，因为各地参加“三结合”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无论是那一派里，都有好人，也有坏人，好人讲党性，坏人搞派性，这是文革中“三结合”权力结构的普遍规律，也是普遍现象。被结合的时候，坏人往往伪装得很好，不易觉察，一旦有了政治气候条件，他们就像潜水艇一样，从水下冒了出来，大搞资产阶级派性，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因此，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能够把搞派性的人清除出干部队伍，以此来纯洁党的干部队伍，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搞好民生。所以省委工作组到来之初，受到了机关干部和社会各界的欢迎，并且寄托厚望。

　　省委工作组到来之后，在地区党校，在地委礼堂，在市影剧院，举办了一场又一场报告大会，忽而宣讲全国、全省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忽而宣讲晋江地区派性的突出表现和危害性，渐渐地，人们发觉到，工作组所讲的派性，都是有所指的，是专门指向两派中“拥军保韩”这一派的，这让在台下听报告的曾经对立的两派之中，干部与干部、群众与群众的相互关系，陡然之间变得异常紧张了起来。

　　省委工作组的权力真是大，大得超越过地委，似乎可以向社会昭示，省委已经不信任地委了。这种情形让人们仿佛又回到了文革之初，工作组又回来了。此时有人高兴，有人害怕，然而人们更多的是担心，他们担心动乱又重新回来了，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呀!

　　省委工作组在舆论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们响亮地提出反派性斗争的口号：“用对付日本鬼子的手段对付派性!”、“用对付黄世仁的手段对付派性!”、“用张文(张春桥文章)、姚文(姚文元文章)为锐利武器对付派性!”、“派性严重的地方，资本主义泛滥!”、“要刮十二级台风，摧毁派性!”——这就是省委工作组独创的以派性反派性的“阶级斗争”新理论。他们的行动策略是，在造反派中借力打力，用一派反对另一派，把矛头指向参加各级“三结合”政权中的另一派，并且还有所指地扩大化，即肃清“拥军保韩”这一派中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

　　省委工作组先是肯定福建全省的文化大革命，但主要是突出肯定“批林批孔”中福建批判韩先楚是正确的;他们看似高举反对派性清理派性的大旗，可是手上挥舞的大棒却是“张文姚文”。经过一段紧锣密鼓的大宣传大动员，随之就推出了举办学习班、成立专案组、重点审查等组织措施。一批批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参加文革保韩派的干部和群众，或者进入学班，或者接受重点审查。先是从地、县、区的机关开始清理派性，接着就扩展到企事业单位，之后又延伸到基层农村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在此形势下，晋江地区很快就被笼罩于谈“派”色变之中，在省委工作组强力主导之下，干部队伍势必再来一次新的站队和排队了。

　　这个时候的朱赞成，并不知道省委工作组是衔命而来，自己早就成为肃清名单上的重点人物。此时的他一如既往，仍是整天忙碌着，亲力亲为着，尽全力安排好城东垦区冬季新一轮开荒造田的任务。然而，这时公社里有的社员，人心已经开始涣散，社会上已经有人暗中插手城东，蓄意挑起沉寂已久的派性。朱赞成对此也有所耳闻，于是他召开公社党委会研究形势。党委成员们一致认为，城东公社党委这些年来，始终坚持党性，遵照毛主席要“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的教导，竭尽全力地团结全公社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以及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一心一意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力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这些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干部搞报复、群众打派仗，或者宗族搞械斗的事件，而是凝心聚力，上下同心，围海造田，让集体经济壮大，让社员们生活水平提高，让城东向国家多交粮食。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城东党委是立党为公的，内部不存在着派性问题。党委成员们坚定地认为：我们城东党委是“心中没有鬼，不怕鬼敲门”，如果上级认为我们有派性，就让他们派人来调查吧!朱赞成一声不响地听完大家的意见，表示了赞同，同时也表示自己做好了站最后一班岗的思想准备，但是呢，现在大家仍然要按照党性该干啥干啥，各负其责，什么时候上级不让干了再说!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但是天寒心热，朱赞成和全体班子成员团结一致，共同和社员群众一起，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虽然此时的外界，对清理派性的整顿，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可是城东公社域内，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还是一片热火朝天。“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这在当时是地方主政者的常识，大凡有大局意识的主政者，都不会因为“运动”的原因，忘记掉自已肩负的职责。城东公社党委在人心开始涣散的形势下，仍然坚持团结群众奋战在生产第一线，当时还是得到了一些地、市委主要领导的赞许和支持。这让携带“钦点”旨意的省委工作组大为光火，于是就让市里负责搞整顿派性的领导去了解情况。

　　名为“了解情况”，实为责难施压。朱赞成被召到市里，负责搞整顿的领导要他汇报城东公社清理派性的情况。朱赞成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说：“我每一次听完报告，或者参加市里开会，回去就马上把内容和精神向党委传达，原原本本百分之百。党委也有开会研究贯彻，先是让党委成员面对面交心通气，自查自纠，可是呢，大家一致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城东党委班子没有人搞过派性，对早先两派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从来都是一碗水端平，手心手背都是阶级兄弟，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想的是立党为公，斗私批修，更好地干社会主义。如果上级认为我们有搞派性，可以来作调查，拿出证据来!”

　　这位搞整顿的领导，似乎认为从谈话中抓到了破绽，马上反唇相稽：“你们为什么只向党委传达，不向群众传达?”朱赞成回答道：“城东的社员群众，这些年来关心的是‘农业学大寨’，围海造田，一心一意搞好集体经济，根本不关心谁参加过这派那派的，社员群众都把派性给忘掉了，不正好证明了，我们城东公社党委没有人在搞派性嘛……”

　　这位领导又紧逼一步，问道：“那你们没有搞派性，都搞了些什么?”

　　朱赞成有点愤怒，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全市人民都知道城东这几年学大寨搞了些什么，这位领导也是本地领导，这样的问话就是居心叵测。于是乎，朱赞成不紧不慢地答道：“抓革命!促生产!”

　　这位领导冷笑了一声，说：“现在是什么形势?你要认清形势。中央要求以三项指示为纲，要整顿所有的秩序，你们想拿‘抓革命促生产’来对抗?”朱赞成也冷冷地回答：“邓小平副总理提出的三项指示，与‘抓革命促生产’并不矛盾呀，我们一直都在贯彻落实，所以城东公社才能没有派性生存的条件，凡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都是一个派，是革命派呀!”听到这话，让这位领导脸红了，沉默许久，两人不欢而散。

　　城东公社党委在朱赞成的领导下，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充分地调动起城东公社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与压力，那一年全公社的农林牧副渔，以及社办企业的总产值，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有力地证明了在“农业学大寨”中，城东公社正在变成一个鱼米之乡。然而省委工作组也自有一套搞整顿的逻辑，在他们的眼里，哪个领导班子能够在文革中长期保持团结稳定，那么肯定就是一个派性的“老窝”，或曰“据点”!

　　面对城东公社总是成绩突出的局面，奉行省领导旨意的省委工作组视而不见;他们面对客观事实，不承认，不认账，也不敢否认，但是只要大权在握，在真理方面，他们总能做到永远有理。他们已经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彻底清除掉城东公社的“派性”。于是省委工作组开始重拳出击，从全区各地抽调300多人组成整顿城东公社的工作组(含专案组)，有机关干部、有公安干警、有学校毕业生。省委工作组组长亲自带队，浩浩荡荡开进城东公社，立马扎根19个大队和各家社办企业。公社机关则是重点，全社机关只有27个干部，而进驻的工作组多达92人。

　　经过一轮秘密布置张网以待，“斩首行动”悄然地进行着。就在1976年来临之际，省委工作组和市公安局同时收到了控告信和举报信，状告城东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朱赞成是一个恶霸式的派性人物，他在城东公社大搞顺者昌、逆者亡;在社办企业拉帮结派，重用坏分子和阶级异已分子，是个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农业学大寨”中，搞浮夸，搞假成绩，到处吹牛皮，为自己沽名钓誉等等，不一而足。类似这些内容的举报材料，过了一段时间又来几封，就是那几个人联名写的。省委工作组把群众来信批复到市委、市公安局。市委不敢怠慢，马上成立了专案组，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省委工作组的批示就是王法。他们下令立即关押朱赞成，实行专案审查。顷刻之间，朱赞成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这让城东公社顿时陷入炸锅般的乱局之中。

　　无妄之灾从天而降，让朱赞成措手不及，他尚未弄清楚头绪，就被专案人员从隔离中提审。当他从审查人员的讯问之中，慢慢理出头绪之后，这才搞个明白，自己是被人诬告了。这可让他本能地怒不可遏，极力想要澄清事实，为自己辩白诬告。但此时一切努力都没用，没人会听他的。专案人员都是精选细筛的，政治可靠是第一位，业务水平并不重要，每个人都是完成政治任务的高手。这哪是在办案呢?就算对方浑身是嘴，那也只能换来趾高气昂的白眼或训斥。所谓审查，其实就是个幌子，为的是让城东公社群龙无首，让城东公社能大乱起来，这才是对朱赞成使用专政手段的真实目的。

　　关押在黑牢里的朱赞成，渐渐地冷静了下来，他已经洞穿对方的阴谋诡计。此时他虽然身陷高墙铁窗，与城东公社近在咫尺，但如同关山隔阻，禁不住地让他心事浩茫，且忧思无限——城东的生产还正常吗?城东的同志们还好吗?那里的一切都要仰仗你们了，那里的一切只能依靠坚强的党性才能顶得住啊，只要毛主席、周总理在，谁搞“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就是在反对文革反对党中央呀!此时此刻，朱赞成啊朱赞成，他的思维还是旋转在“文革”的轨道上，已经是一头撞到工作组的南墙上，头被碰破了，不气馁，黑夜里，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

　　在高墙内，朱赞成铆足心劲，与工作组、专案组较真，针锋相对，寸步不退，摆事实讲道理。在高墙外，城东公社党委一班人，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面对突发事件，始终保持着克制和冷静。上级的决定一定要执行，对公安部门的执法也要尊重，既然地、市委组成工作组、专案组，需要配合就得配合，但是城东公社的生产、生活与安定，无疑仍是公社党委的守土职责，在副书记林国连的主持下，党委一班人按部就班，仍然有条不紊地运转着工作和生产秩序，并且通过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总算把炸锅般的惊险局面稳定了下来。

　　然而，此时一连串的大麻烦接踵而至，比如乌屿岛上董、王两姓开始发生冲突，两个大队的班子也产生了矛盾，在同一个大队干群之间，磨擦也不断发生，开始有人把矛头指向朱赞成或者党委其他人，绝迹多年的各种大字报、大标语也公开出现了。这些情况显然与专案组进驻城东公社有关联，也同社会上一些热衷于搞派性的人插手有关联。就是在形势变得异常复杂之下，城东公社党委的一班人仍然镇静自若，泰然处之。他们还是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思路，集中大家智慧共同运作全公社的大局。只不过，现在“抓革命”已由不得他们了，只好将工作的重点，放在狠抓生产上。这一届公社党委的班子，几年来在农业学大寨、围海造田、壮大集体经济方面，火车头的作用非常突出，在城东人民心目中声望极高;他们平常与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深入实际作风扎实，能够关心群众疾苦，使得党委整体的群众基础广泛而深厚，既便有少数人跳出来捣乱，也无碍大局。

　　就在朱赞成被拘留审查的几个月里，城东党委一班人不负众望，从春耕生产到夏季双抢，他们还和朱赞成在的时候一个样，风里来雨里去，不误农时，始终奋战在生产第一线，并且人人分工明确，干部继续按片负责，把全公社农林牧副渔，以及社办企业等各项生产工作，全部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这让那些以为“斩首行动”会奏效的人，深深地感到失望和沮丧，他们原先想对城东公社班子大换血的企图，此时也因为在地委和市委，都遭受到正义声音的反对，眼下已经无法实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省委工作组、专案组，以派性反对派性的做法，口头上拥护文革，实际上反对文革清算文革，疯狂地报复拥护毛主席、周总理而参加文革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此时已经暴露无遗了，也逐渐遭到地、市委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广大职工的质疑与反对，在城区的中山街闹市地段，以及地、市委门口和大院内，开始出现了针对省委工作组的大字报。有些原来属于反韩派观点的一些干部群众，出于正义感，也改变了对省委工作组的态度。大多数人对于省委工作组，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是非对错，对于曾经是“拥军保韩”派的干部，不是送进学习班，就是关进专案组，被认为打击面太大了，明显有一种权力报复的政治倾向，不利于省委工作组中才恢复工作不久的老干部形象，也不利于维护毛主席提出“要团结，不要分裂”的政治局面。

　　更为重要的是，不符合当时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求，不符合文革时期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在文革中，新型的“三结合”政治权力结构，本身就是党性与派性熔于一炉的创新体制。不论是军队、地方的干部，还是群众组织中造反派和保皇派，自从“三结合”以后，进入到权力结构中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共同执掌权力，若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并不奇怪呀，因为文革的结果就是需要这种“大联合政府”的大民主特征。正如毛主席1968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正是毛主席十分独特而又非常重要的党建观点，在文革中才得到了全面实施。可惜的是，党内能够读懂毛主席过人之处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文革中太少，至今仍是太少。

　　对于这种见解，只能概而言之。如果从党史的角度来解读，中共的武装力量从无到有，全都是在极端困难的历史处境中发展的。最早建立起的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以及南方各省的游击队，在随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不断经受改编和扩编，直至解放以后才形成了统一建制。在建制统一以后，军内大小“山头”依然客观存在，这就是中国革命历史沿革的法统产物(地方干部队伍也是一样)。在政权初建的顶层设计中，无论谁来当家都要懂得“一碗水端平”，这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所说的“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被人称为党内“不倒翁”的李先念，曾经也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能在文革中不被打倒，他说，“毛主席是把我当成四方面军的代表”。由此可证，山头就是“派”，党内是可以容派(比方说党内可以同时存在左派与右派人物，甚至还应保留执不同政见的反对派人物如王明等人)，但是党内不能容许搞“宗派”，搞宗派必然要拉帮结派，就会发展成封建朋党。文革中“朋党现象”改名换姓，被称为资产阶级派性，一旦派性脱离了党性，恶性膨胀就会成为朋党。共产党内是绝不允许“党内有党”的，搞朋党就会分裂共产党，故而要“消灭山头”，即消灭朋党。跟随革命进程的良性循环，大小山头必然消亡，逐渐成为历史的符号。文革中的“大联合”、“三结合”，就是源于此理。毛主席还有一句话很经典：“老中青三结合”。

　　如果从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来解读，社会主义就是初级公有制社会，在这个社会阶段中，存在三大差别，存在家庭制度，存在私有制文化观念，使“公”与“私”这一对矛盾体，必须共同生长在同一片初级阶段的土壤上。所以毛主席说“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于是又提出了“要斗私批修”。有人攻击毛主席这是搞“极左”。什么是极左?对于“私”字，只提出要斗要批，没有提出要灭要绝，这怎么会是极左呢?在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中间，私心多一点，公心必然就会少一点，只有教育人民公心多起来，私心少一些，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才能发展和巩固，才能具备全社会反修防变的能力。这就是毛主席“斗私批修”的本意。当年提出“大公无私”的要求，只是一个理想境界，并不是一个普遍标准。从这一点出发去理解，就能明白，为什么毛主席要求中央高级干部要带头“斗私批修”，而且要求很高很严，这其中良苦用心意味深长。历史处于文革“斗、批、改”的关键时点上，受到限制的那点私心，并不会影响老干部们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因为这时才是一场大革命新起点的位置，不可能要求一切都做的尽善尽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只有在深入进行中才能不断完善自身。这是一种创世纪的社会进步，总得给美好理想一点时间吧!

　　如果从把老干部打倒又重新恢复工作的角度来解读，文革后期，现存的“三结合”权力结构形式中，“老、中、青”里的老，又新增加了一种人，文革初被打倒的走资派。这种人打江山时，出生入死为革命立过功，进城后获得了权力和地位，不知不觉滋长出特权思想，逐渐脱离人民当官做起了老爷，但是这种人中间的绝大多数，在毛周朱“三人组合”的强势领导下，绝大多数人都受到严厉的约束，以及各次政治运动的反复教育与制约，得以使他们的政治本质尚未蜕化。毛主席认为，让他们经受文化大革命被人民群众打倒的教育，亲身感受到人民“造反有理”的震撼力，触及到灵魂，接受人民的教育，这是很有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后来，当他们表示真心检查认错并写下悔过书，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被解放出来，又回到了人民群众中间一道反修防修，为党和人民继续干好革命工作。曾经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们，这种变化正是毛主席所期待的，是文革中广大人民非常欢迎的，也是文化大革命中一项标志性的伟大成果。

　　比如说福州市委原第一书记郑重，就是在被打倒以后，深刻地认识到以前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和抵触，是错误的。他在1972—1973年间参观了福建省许多重点经济建设项目之后，又在省内考察了一大圈，过后非常感慨全省工农业的巨大变化，十分赞叹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取得经济建设的累累硕果。自从被解放出来重新工作以后，他就更加忘我地为党和人民干工作。即使后来在清查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没能动摇他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信念。像郑重这样能够正确对待文革中的冲击，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老干部，在全国有，在福建有，在晋江地区有。文革中，这些人自然被当成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宝贵财富，毛主席就是要让他们被解放出来之后，继续当各级革委会中的主要领导，让他们用战争年代锤炼出来的党性，带好“三结合”新政权中，需要进一步锻炼党性的中青年干部。

　　通过简单地解读，不难看出，文革中“三结合”的权力结构，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局性的创举。这种“官民一体化”的崭新模式，让中共文革前庞大的官僚体制，速效般地瘦身做到了“精兵简政”，它完全打破了建国初期，那种靠革命功劳和资格安排职务的用人规则，创造出一种在三大革命实践中，不拘一格选用人材的全新机制，同时也创造出一种能上能下的全新机制。这两种全新机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大民主，以及反修防修是至关重要的，能让许多生产和斗争第一线的基层优秀人材通往上层建筑领域成为常态。有级别与无级别、拿工资与不拿工资、有资历与无资历、大人物与小人物、长者与中青年人，同观点与不同观点，只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都可以平等的坐在一起，共同从政、议政、执政，为人民大众掌好权用好权。这种共同执政的模式，也为人民群众广泛而公开地监督官员创造了无限的条件和可能。这种大民主精兵简政的模式，只要遐以时日，不断完善，任何强悍的人来当中央、地方、单位的一把手，皆无法一手遮天。

　　有关其中与生俱来的的“派性”问题，那只是党内同志“入场时”身份的符号而已，至于在组织内部如何克服和防止派性膨胀，毛主席除了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之外，还向全党提出了“立党为公”的要求。什么是党性，立党为公就是党性，是最可靠的党性。为了防止全党变质，毛主席还规定，中国共产党不置党产。这是向全体人民宣告，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人民的利益至上，是最大的，是最高的，共产党没有任何自身的利益，它的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勤务员。有了这些限制条件，党内的各派就有了“共同纲领”，派性服从党性，派性服从党内民主集中制，这就在实际运作中成为了可能。文革中，各省各地的“三结合”革委会，绝大多数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领导着各省各地人民“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尽管有曲折、有艰难，有反复，也有不足，但是毛主席的反修防变的革命路线，始终深得党心、军心、民心。历史的事实基本如此，被扭曲的必须匡正，历史就是历史!

　　然而在现实之中，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某些老干部，当他们再次手握大权时，便极不愿意纡尊降贵于“官民一体化”的现实，又想回到“一言九鼎”的时代。其实，毛主席当年就知道，有些老干部的检讨和悔过，根本靠不住，但还是要执意让他们重新恢复工作，想要让人民看看，到底是谁对不起人民。当然，各省各地的表现也不尽然。就福建省晋江地区而言，省委工作组大搞“一言九鼎”，给“清除派性”下的定义是：要清除的就是“拥军保韩”派，拥护文革派，即凡是拥护毛主席的那一派。在公开“支一派压一派”的过程中，他们按照“入场符号”实行对号清场，假手清理派性，以派性反派性，见佛杀佛，洪洞县里无好人。

　　1976年是中国政坛剧烈动荡的一年，更是一个波谲云诡的年头。这一年元旦过后的北京城，突然刮起刺骨凛冽的寒风，空气里弥漫着灰蒙蒙的烟雾，像阴霾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心头。1月8日的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阵阵哀乐，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病逝的噩耗，让整座北京城陷入无限的哀思之中，巨大的悲伤也让全国人民哀恸大地。

　　周总理的一生传奇、光辉、伟大，他是共和国的旷世元勋，是毛主席久经考验的终身战友，也是第一代领导人“毛周朱”绝配之一。从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是他第一个觉醒到毛主席的雄才伟略，是中共党内唯一可以与蒋介石棋逢对手的强手;是他主动让贤并说服党内高层，让毛主席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是他协助毛主席运筹帷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是他陪同毛主席深入虎穴，参加重庆国共谈判，让中共在朝野大得民心;是他不计安危，随同毛主席转战陕北，以一万对十万，把胡宗南肥牛拖成瘦牛。

　　建国以后，是他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农业要走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道路;是他坚决支持毛主席优先发展核武器的战略方针;是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路线，团结亚非拉兄弟国家，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是他坚决拥护和支持毛主席，反对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亲率中共代表团与苏修进行斗争;是他第一个拥护毛主席提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大兴水利，大面积改造低产田，使1965年以后全国粮食年年丰产丰收;还是他拥护毛主席“工业学大庆”，号召用王铁人的精神，建设起新中国完整自主的工业体系。

　　在文革期间，是他运用娴熟无比的外交智慧，协助毛主席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接待尼克松访华，又促使日本首相紧跟其后，中日建交，震撼全世界，亚非拉朋友们齐声欢呼，让中国成功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在文革十年之中，就有30多个国家与我国建交，彻底击败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创造出国际外交史上的奇迹;是他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用无比庄严的声音，在四届人大上宣布，我国要分“两步”走，建设一个“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还是他，病危卧床时，仍然用自己一生的赤胆忠心和光明磊落，维护和支持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巨大权威。周总理不幸撒手人寰，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1月8日下午，毛主席身边护士孟锦云，为老人家读周总理去世的讣告，毛主席听着听着，不由地泪如泉涌，失声痛哭……

　　毛主席高度评价：“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全国人民高度评价：“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山岳肃穆，江河呜咽，诗人柯岩那首《周总理，你在哪里》的缕缕哀思，在那段日子里，让全国人民浸泡在泪水里，每个国人心里充满悲怆。但愿伟人走了，伟业永恒!

　　“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发生，让中国的政坛，突然间翻了个“烧饼”。谁也没想到，病卧不起的毛主席，竟然在病床上还有那么大的力量，又一次把还在走的“走资派”邓小平打倒在地，撤销其党政军一切职务，这倒成就了频频高升的华国锋，让这位表面忠厚老实而私心极重的人一举成名，被晋升为国务院总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是他和“四人帮”一起，按照毛主席指示把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了高潮，迅速横扫全国各地。

　　福建省再次兴起波澜，省委和福州军区与全国其他省份相同，争先恐后地向党中央表态，与其一年前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组织大规模的群众上街游行，扛着巨大的标语牌，狂热地呼喊“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决定!坚决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等一系列口号。有人还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谱写成为“群众运动”的歌曲，当时的福州军区主要领导人，还上台指挥着指战员们进行大合唱。还有不少拥护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才一年多的人，此时也认为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到此终结，他们很识时务，纷纷划清界线，又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派驻晋江地区的省委工作组，面对满街满墙的大字报，已经无法直面机关干部和群众，以及大字报中的种种责问。此时也自动同邓小平搞翻案搞整顿划清界线，积极争取主动，自觉自愿地召开大会公开认错，郑重其事地向反派性整顿中的全体受害者，宣布全部予以平反并且赔礼道歉。在如此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之后，他们已经无事可做，只能自我“下岗”，选择了离开泉州市。没有省委下令撤离，也没有人去欢送。此时已经不是文革初期，人们已厌倦了暴力，对他们不满的人们，也没有人采取揪斗或驱赶等不文明的做法，而是用“来去自由”的冰冷目光，任其离去。有几位省委工作组的老干部，此时无愧于历练深厚和精明过人，他们深谙能伸能屈的保身之道，知道就是退缩回省城日子也不会好过，于是选择了退缩到天湖山煤矿去，那里有一座高级招待所，如同世外桃源，是个静养栖身的好居所，也是个静观时局的好去处。但是，那位省委工作组的组长，这时已经被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暴风骤雨吓破了胆，独自与造反派媾和，一口气用书面交代出省委工作组“十大问题”，即认罪书，厚厚的一沓纸哟!

　　省委工作组挂帅人物“反水”了，顿时群龙无首，二百多人的城东公社工作组、专案组也作鸟兽散，白拿工资不用上班。朱赞成被关押审查了半年多，专案组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没有收获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光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显然毫无说服力，于是在地、市委领导的过问下，公安局不得不放人。市委马上就恢复朱赞成的职务，他又回到了城东公社党委主持工作。

　　刚回来的朱赞成，恍若产生隔世之感，似乎又回到文革的初期，满墙都是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和标语。这是两派群众张贴的，一方攻击公社党委，一方反击专案组，字迹东歪西扭，语言粗俗污秽，让他很不愉快地感觉到，这种互斗连红卫兵小将的水平都不如。他的心情异样地沉重，可以看出自己不在的日子里，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在工作上，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啊!一大群社员群众都聚满在公社的院落里，他们是专门来迎候朱赞成的，这又让他感动得挨个儿与大家握手致谢。没有太多的寒喧问语，朱赞成马上就把话题转到工作上。当他得知农业生产还搞得不错，社办企业还在运转，社员们上半年收入也还行，眼下只是人心涣散，派性卷土重来，已经蔓延至生产队、大队领导的层面，就连公社也有了迹象……副书记林国连等人一起诉苦说道：工作组和专案组的进驻，哪里只是搞你个人的专案，实际上就是要搞整个公社党委的专案，想要整垮党委，搞垮生产，然后再倒打一耙。他们死命地追查在围海造田时，省里给予支持下拨的96万元资金，这笔钱到底是谁批准的?为什么这笔钱韩先楚会批给你们而不是别人，你们城东公社的天线为什么有这么粗啊?他们还追查，北堤合拢成功的当天，为什么泉州市中山路大街上会有那么多的锦旗庆祝?海堤一合拢，就点名批评当时市委支左的军代表?工作组说这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派性活动，一定要追查策划这次行动的派头头是谁……

　　朱赞成心里很清楚，自己关在黑牢里，在提审中也被反复追问过这些事，他都据实回答。96万资金是地区水利局向省局报批项目时，省局曹玉昆局长为了表示支持泉州市这项建国以来最大的工程，报请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韩先楚，按照水利专用资金的手续审批下来的，城东公社没人认识韩先楚，不存在工作关系，更不存在天线的问题。关于中山街用彩旗标语庆祝城东海堤成功合拢之事，自己事先不知道，事后才听说。据说是泉州市民自发的，他们高兴啊，为全市建国后最大的工程祝贺啊，这难道有错?在整个审查中，这两件事一直是重点，即便朱赞成不厌其烦，回答了一百遍，专案组就是不听不信，最后弄得朱赞成也烦透了，索性不再搭理了。关于这两件事，专案组还面向城东公社扩大范围去追查，并且使用恫吓威胁的手段，冤枉伤害了不少群众，他们是存心在群众中间制造出对立情绪。不仅如此，还有在其他的问题上，如投机倒把、清查帐目、男女关系等问题，专案组均使用很不恰当的做法，无中生有、无原则地向外界扩散未经核实的材料，进一步加深城东两派群众的猜忌与对立。

　　省委工作组用“派性整顿派性”的做法，在城东公社造成了严重后果，横竖弄成一副烂摊子，现在全都一甩手留了给朱赞成，而工作组和专案组，在没有上级指令的情况下，却拍拍屁股自己走人，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真正是一场政治上的瞎折腾!

　　这个时刻朱赞成想到了，如今回来重新主持工作，如果无休无止地怨天忧人，只能让城东的工作再度蒙受损失，只能让城东群众的生产、生活继续遭受困顿。于是，他看着周围一双双渴望自己拿主意的眼光，坚定地对他们说：“我们城东人，身正不怕影歪，心里无鬼不怕半夜里鬼来敲门。这些年来我们抓好“农业学大寨”，发展生产，五业兴旺，提高全体社员们的收入水平，这恰恰说明了我们没有搞派性，而是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集体经济的共同富裕道路。事实证明，工作组、专案组他们才是搞派性，把城东搞得乌烟瘴气。他们的问题，只能由上级来解决，我们没有权力，但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权力，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我们要一边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要求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边努力搞好全公社的工作和生产，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城东没有搞派性，而是坚持不懈地‘抓革命促生产’。”朱赞成凭着党性，用毫不做作的直率语言，说出了那个时候必须说的政治语境，以此来说服和动员周围的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先搞好生产，再来反击右倾翻案风。然而此时，他心里的“反击”，也只是想找工作组、专案组讨个说法而已。

　　由于朱赞成长期以来的威望，他出面登高一呼，城东公社干群激愤的情绪，很快就被平息了下来，努力搞好生产也很快成为大家的共识。此时“双抢”刚刚结束，面临着久旱不雨，抗旱保苗已是刻不容缓。公社党委、大队支部都迅速恢复了元气，又重新发挥出火车头的作用，“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的感人情景又回来了，再加上多年来的努力，全公社水利基础已经配套，这一场干旱的到来，也就较为轻松地被对付了过去。

　　接着就进入夏季的田间管理，朱赞成整天同社员们一起，戴着草帽，脱下拖鞋，往腰背上一插，卷起裤管，下到水田里拔草、施肥、喷药……每每在这个时间里，他的心情就会自然地放松，不经意间就回想到在审查期间，那时他多么渴望能看见广阔的田野，渴望能回到城东去当一条小蚯蚓，自由自在与泥巴打交道。他喜欢泥土芬芳的气息，从小就喜欢，有一种金不换的感觉。记得小时候，跟着母亲和村里父老乡亲一起改造菜地，从那以后，每当菜地里蔬菜长得茁壮碧绿，他就会对土地产生一种特有的迷恋情结，太神奇了!难怪母亲说过“穷人是靠土地公活下来的，只要地里能长出东西来，手脚勤劳就不会饿死”。那时穷人没有自己的土地，共产党来了，穷人分到了土地，现在的人民公社让穷人的土地连成了莫大一片，任你耕，任你种，任你栽，长出的好东西人人有份，蔬菜不稀罕了，地瓜不稀罕了，我们城东的社员们，总有一天连大米也不会稀罕的，这样的日子快点到来吧……

　　此时，渐渐地，人们发觉朱赞成变了，他虽然每天同社员们一起下田干活，但不再象过去那样，一边干活一边爱与人交谈，而是一个人闷头干活，话不多了，专心干手上的活儿，干得很快，像似怕别人跟他抢着干。无人能理解他此时的心绪。7月6日那一天，当他心中无比敬重的朱德委员长去世的消息传来，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万分沉痛，周总理走了，朱老总也走了，下一个会是谁呢?他不敢想下去了。这些人都是人民的大救星，共和国的擎天柱，劳动人民的大靠山，共产党的天下不能没有他们啊!人民也不敢想象没有他们的日子啊!

　　自打那一天起，朱赞成总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就像有块大石头压在心上，闹得他经常心神不定，思绪忍不住老爱在“解放初”与“专案组”，这两个时空的记忆点上来回打转转。刚进城的共产党是怎样的?现在的共产党又是怎样的?他开始饱受茫然之感的折磨，有太多党教育给他的东西，怎么会让人越走路越窄呢?

　　此时的泉州市，已经进入“可以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的特殊时期。就在朱赞成重新工作的这段不太长的时间里，城东公社发生了后来被人刻意放大，并且被大做文章的两起事件。

　　第一件事是，3月21日上午，朱赞成与公社保卫组长王元复、公社建筑队的施工员林欠木在市内东街偶然相遇，被王元复邀请到附近其内弟家里吃中午饭。酒间闲聊，王元复聊到了几天前，参加省委工作组进驻城东的专案人员之一洪吾炳，也来此处煮酒畅饮，几杯下肚之后，酒中乾坤大，无所不谈。洪吾炳竟然还以省委工作组要员自居，大谈朱赞成是政治问题，说什么朱赞成这次必倒无疑，翻不了身，你们不要死保他了，他现在只是稻草，不是金条……洪吾炳甚至还放出谣言，说朱在牢中早就出卖了你们，你们还傻里傻气死保他等等恶毒之语。朱赞成一听，气愤极了，就同王元复、林欠木一起来到城区洪吾炳的家中，想要找他当面讨个说法。

　　朱赞成与洪吾炳早先在过去的工作中相识，虽然不曾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平时偶然间见面，也会出于礼节打个招呼，然而，现在双方已经是“礼崩乐坏”了。自从省委工作组到来后，泉州市的干部就被人为划分成楚界汉河，在省委工作组的大旗下，一批人马被聚集起来。这些人中间有原来文革中的保皇派，其中铁杆到底的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早先在“三结合”中就反戈一击了，其后又因在安排工作或职务上多有不如意者，现在韩先楚被调往外省，省里换了新人主政，即在全省开始大反韩先楚了，这些人试图与“派”俱进，想投机又一次反戈一击，其曰：重新归队。这些人的政治行为准则，与党内上层斗争的性质毫无实际联系。对于这样的人，泉州人民送给他们一个雅号叫“风派”。

　　岂不论这位专案组成员是否风派，这时他对朱赞成找上门来的责问，一口否定，拒不认账。两个人就在客厅里争吵起来，洪吾炳激动地拍桌子骂粗话，朱赞成也一时激动，下意识拿起桌面上的热水瓶，朝桌面蹾了一下，做了个表示气愤的动作，松手时热水瓶未放稳，从桌子上滚到地下，嘭的一声爆炸。这时，洪的家人借题发挥，围成团嚷嚷造势，惹得王元复、林欠木一时性起，双方准备干架。朱赞成见状不好，也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失礼，就劝说王元复、林欠木和自己一起离去。又因酒意未消，也就回家睡觉去了。

　　不料，林欠木回去后将此事告诉同事们，因为前一阶段专案组也整了他们，说他们中有人在建筑队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心向钱看，还有贪污的嫌疑。在当时，专案组批了派性再批新生资产阶级，把“四人帮”提出的最新理论学用结合，全都用到了城东公社，这就让几乎人人都成为批判挨整的对象，大家伙早就窝着一肚子气。这一次林欠木本人又受到刺激，离开之后，便自作主张，找来城东与自己一样被专案组整过的同事们，一齐去出气。就像要学习专案组整人的那个样，也想来个恫吓威胁，所不同的一个是用权力，一个是民间意气。一顿对骂动粗，只是摔坏了几张椅子，也殃及到桌子上摆放的锅碗瓢盆等厨物，但是在现场绝对未有伤害到当事人。

　　平心而论，这件事有必然也有偶然。在“翻烧饼”的非常时期，双方产生的行为都有中央文件作依据，讨个说法权当是“反击”，十足的草根味。专案组在占上风时，专横跋扈，积民怨甚深;形势一旦变化，受压的一方，有所反弹并不奇怪，但是方法并不好，显然有过错。在毛泽东年代，一方是强势(有权)，一方是弱势(无权)，弱势方有错，也只是批评教育而已。可是，有谁能想到，就这么件不大不小偶发的意气之事，在半年之后，竟然会演变成为朱赞成被判处死刑的首罪。

　　判决书上的定罪是，“明目张胆的进行阶级报复，进行打、砸、毁，造成严重损失(纯属虚妄之言，未对任何损失作出评估清单)。更恶劣的是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塑像砸碎”。判决书上，不但夸大了事实，还别出心裁地编造出“砸碎毛主席像”的假情节。去的人只是想找专案组讨个说法(就算是反击吧)，就这么个单纯的动机，会拿砸碎毛主席像向毛主席出气吗?而这些公社的社员们天天都盼望着，毛主席会给他们撑腰呢?在那个年代，仅凭这个罪行垫底，再加上认罪态度恶劣，被判处死刑也太够顺理成章了!由此可证，在清查运动扩大化之中，泉州市人民群众把专案组之恶，比作“蛇咬一口，入骨三分”，此言不虚啊!。

　　第二件事是，6月30日城东公社办事人员蔡秋平，开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到市物资局购买一批抗旱物资。因为该车三证不全，他随身带着公社开具有关车辆三证不全的原因，以及希望交管部门给予放行的情况说明，俗称单位介绍信。也许在现代人看来，一部机动车三证不全就上路，或许会不可理解，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此类事既是无奈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个年代泉州城区的交通状况是，在大马路上奔跑的机动车辆十分稀少，远远比不上人们骑着自行车来往的滚滚车轮。所以有必要，先交代一下与此事有关的两个小背景：

　　其一，晋江地委为了表彰城东公社“农业学大寨”的突出成绩，特地安排了一部北京吉普车和一部天津牌三轮摩托车的指标，让城东公社前来购买。但城东公社为了围海造田，已经囊中羞涩，一时间财务窘迫，买不起那部吉普车，只能买回三轮摩托车。这辆摩托车买回后，公社即派人员去办理上路行驶的相关手续，多次到交警支队无果而回。当年时任晋江地区交警支队分管办证的负责人林道坤是这样说的：“因为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暂时办不了证照，但在我们晋江地区范围内行驶，我包你们没事，出了晋江地区区域，我就无能为力了”。由于是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特定时期，无法及时办来三证，那一部摩托车就混在自行车的滚滚车轮之中上路行驶了，是它为全公社夏季抗旱保粮，经常发挥着机动、快速、高效的作用。

　　其二，在此之前，省里表彰城东公社是省级“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奖励给城东公社一部“福建牌”大卡车，公社划拨给城东建筑社使用，司机是退伍军人吕信铁。该司机工作表现不错，得到普遍好评，然而在75年右倾翻案整顿派性期间，省工作组进驻城东公社，对全公社社办企业人员大换班，司机吕信铁也受到诛连，无故被解职回家，又新招来了苏某某顶替。76年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省委工作组闻风而散，城东原来的班子恢复工作，吕信铁原有工作也得到恢复，而苏某某却因此而离职，反目为仇，为日后交警扣车埋下了人为的伏笔。

　　苏某某有个肝胆朋友在涂山街岗亭当执勤民兵(如同当今的交通协管员)，他早就十分留意城东车辆报牌上的漏洞，曾多次想刁难这辆三轮摩托车，苦于值班时间与城东出车时间老对不上，总是不能得逞。但是长期的守株待兔，终于在6月30日上午，让他逮到了机会。

　　这次城东的摩托车正好撞在他的枪口下，介绍信已经不能起作用，简单的事情就变得复杂化了。车辆被扣下，驾驶员蔡秋平作检讨、道歉、赔礼、递香烟都没有用，对方就是斩钉截铁一句话：“车扣下，等候处理通知”。天哪!全公社抗旱任务正等着它运回物资呢!无奈之下，驾驶员只好向公社求援。正好公社是团委书记蔡双梓值班，他马上调动一辆大拖拉机，带上几个人就急奔现场，当拖拉机开到涂山街岗亭时，摩托车已经被运到“东观西台”交警扣车的地点。蔡双梓将扣车的两名民兵拉上拖拉机，一起来到“东观西台”，看到了被扣下的摩托车，他找到当班的民警赖某某，恳求放行，遭到拒绝。于是双方开始由争执发展到冲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是本地熟人，有帮交警的，也有帮城东的，一场群体事件在发酵。电话反映到市局，领导不愿出面，撒手不管。最后在许多围观群众的帮助下，强行把摩托车开回到城东公社。整个过程不足30分钟。对于这种偶发的群体事件，从实质上看，由头是时局处于“翻烧饼”期间，造成了泉州市党政机关皆处于半瘫痪的状态所致。市局主要领导躲猫猫，完全不考虑急农业旱情所急，任凭下级警员有意拖延处置，极不妥当，应该负主要责任。

　　就是这么一件偶发事件，在半年之后也成为朱赞成被判死刑的第二条罪状，以及团委书记蔡双梓被处死刑的主要依据。判决书上定罪是，将两名交通民警绑架到城东公社，公然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进攻。罪名大得吓人!

　　7月28 日，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解放军一马当先，开进震区抢险救灾，全国人民闻讯，从四面八方支援灾区人民……

　　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去世，噩耗像天崩地裂一般，举国震撼，十亿人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回过神来这是真的时候，人们哭泣了，悲痛欲绝。全国每一座城市，每一座工厂，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单位，每一所学校，每一处乡镇，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大队，每一座军营，每一处军港……泪雨无时不流，哀乐无处不有，五岳同悲，四海齐奠。

　　朱赞成与城东公社的干部和社员，人人都怀着沉痛心情，纷纷在公社驻地、各大队、各自然村布置起毛主席的灵堂，供全公社男女老少们进行吊唁。

　　毛主席的去世，使全国文革派的势力，陷入巨大的认同性危机，政治环境变得异常诡谲惊险，表面上国家运转有条不紊，但对于怎样继承毛主席的政治遗产，很快就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产权”纠纷。因为这份遗产实在太诱人了，列宁曾经说过：“利益触动每个人的神经”。一些蛰伏在文革派中逐渐坐大的实权人物，终于在10月6日发动爆发力极强的政变，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大获全胜，一位“英明领袖”应运而生。

　　晋江地区的“时局烧饼”又一次被翻了过来。退缩在天湖山的省委工作组又要回来了!此消息如同旱地雷声滚过泉州的上空，有人盼下雨，有人盼天晴，人们的心情异样地复杂起来。“英明领袖”到底有着怎么样的英明?泉州人民和全国一样，人们都在翘首以盼!

　　此前不久，正处在为毛主席吊唁的日子里，9月中旬，根据上级的通知，要加强重要地点和处所的防范，严防台湾敌特和阶级敌人的破坏。朱赞成为尽守土之责，奉命行事，安排公社党委成员组织基干民兵，加强守护公社粮库和公社驻地。

　　岂能料到就在这时，乌屿岛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群体事件，此事与工作组、专案组去年进驻城东公社有直接关系。乌屿岛上聚居着董、王两姓居民，总人口5000人。董姓聚居金屿村，王姓聚居凤屿村，行政上分为两个大队、两套班子。董、王两姓有着几百年的宗族矛盾，历代矛盾冲突时，总会有械斗发生。解放后，泉州市成立渔业公社，两个大队隶属该公社管辖，此类械斗事件时有发生。文革后期渔业公社撤消，乌屿岛两个大队划归到城东公社。为了解决岛上居民交通的困局，同时也为了方便管理，城东公社党委决定先修建北堤。此项决定就像巨大的粘合剂，一下子把董、王两姓凝聚了起来。在围海造田的过程中，他们胼手胝足，共同战斗，为建设南北堤立下汗马功劳，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团结奋斗的景象。海堤建设成功后，金屿、凤屿各分到800亩地，从无田可耕的岛屿生活，变成家家都有田地耕种，也解决了通路、通水、通电等大难题，全岛居民的生活有了质的大飞越跃，公社党委也得到岛民们的充分信任和尊重。

　　在工作组进驻之前，岛内两姓相安无事，可是进驻之后，尤其是对朱赞成的“斩首行动”失败后，工作组、专案组就在寻找城东最薄弱的地方下手，于是他们不动声色地瞄上了董、王两姓存在的宿怨。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挑拨两个大队班子不团结的始作俑者。凡是存在封建愚昧的地方，阴谋是最容易得逞的。岛上久违的械斗复萌了，小小的个人矛盾，也会引发群起而攻之的情景。从此，小岛上不再太平了。在省工作组“自行”撤出城东公社之前，就发生过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家房屋三次被人砸坏。朱赞成恢复工作后，想通过做双方工作平息事态，但是鉴于社会上的派性势力，已经深度影响到岛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均告无效。

　　9月18日，又有一部分岛民暗地聚集议事。正处于国丧吊唁这一敏感时期，公社党委唯恐乌屿岛再度爆发意外事件，就在保卫工作中布置防范突发事件的措拖。果不其然，9月23日一部分岛民挑起事端，先找支部书记王德玉之妻寻衅，殴打其妻。因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参加市委召开的河市会议不在，值班党委闻报，赶忙派人员去制止，半路上突然遭受伏击，这时王德玉的家也被另一部分岛民破门而入，砸瓦毁屋。此时全岛大乱，董、王两姓的岛民、公社派来制止的人员，都陷入一场事先被人预谋好的大混战，当人们在混乱中清醒时，为时已晚，十多间民房遭到毁坏。这一次，群众在斗殴时，不但又一次砸毁了凤屿大队书记王德玉同志家的房子，大混战中，还殃及双方其他无辜岛民的房屋。

　　就在9月23日事件发生的当天，有“线人”飞马传报到市里、报社，让轰动一时的乌屿岛群众斗群众的血案，迅速成为泉州城区街头巷尾的谈资，各种各样对朱赞成不利的谣言被广泛传播。其实在事件发生的当天，就立即引起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视，马上指示公安部门介入，事态很快就得到了平息。双方虽有房屋被砸，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发生。虽也不能料到半年后都成为风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同志被杀害的主罪。

　　不久，即半年之后，省委工作组回来了，专案组也回来了。这一次回来，犹如“还乡团”回来了，显然是踌躇满志，革命的形势和条件变了，中国已经没有“毛周朱”组合的存在，搞革命不需要“紧箍咒”了，可以在“英明领袖”的领导下，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他们马上下令，通缉逮捕城东公社朱赞成等各级主要领导人(俗称“一锅端”)。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发动了“清查”运动。然而在擒贼先擒王之后，继续追查和清除“四人帮”的余党。可是“英明领袖”为了彰显个人的英明，决定两手抓两手硬，首先把“四人帮”定性为“反革命极右分子”，然后一方面清除“四人帮”的余党，另一方面继续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之后又拔高调门，还要清除“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什么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呢?就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文革的老红军、老八路、地下党和机关的新老干部，工矿企事业的干部和工人群众，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社员等等。总之是最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忠诚的革命同志和积极分子都是被清查的对象。

　　清查运动扩大化的错误非同小可，让许多喊着拥护“英明领袖”的风派人物，因此有了浑水作恶的历史条件。就以福建省实际情况来审视，信手拈来且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比如说当年省内被批斗的走资派第二号人物郑重，这位早年经过地下工作和革命战争生死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一生忠贞不二。仅仅因为1958年他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当党委书记时，张春桥认识了他，张曾提议让他参加福建省委常委工作，于是乎在清查运动之中，省委主要领导就拿他出气，把他打成“四人帮”在福建的余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省各地游斗。逮捕他时，为了表明自己党性的清白，他在逮捕证上，写下了“服从党的需要”。犯扩大化错误的大领导们，倒洗澡水把党的孩子也倒掉了，能心无愧怍吗?直到项南同志任省委书记时，才为郑重作彻底平反。项南同志对福建省的清查运动，曾经有过一个中肯的评价：“突出了一年，掩盖了九年”。

　　且看晋江地区是怎样“突出了一年”。1976年底，省委工作组向省委谎报“敌情”，为了掩饰他们1975年整顿期间以“派性整顿派性”，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群众反弹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为了掩盖他们主动认错之后躲进山区，没有去参加1976年省委扩大会议，与挨批的省委主要领导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丢人事实，于是就无限夸大了晋江地委、泉州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的问题，把泉州人民群众对于省委工作组“真理多走半步是谬误”的反弹，描绘成漆黑一团，并且还主观臆造出，从中央的“四人帮”到福建省委、晋江地委、泉州市委，直至社会深处，存在一条暗藏极深的地下黑线。得出的结论是，晋江地区是全省的重灾区，是重中之重、灾中之灾。

　　省委重新主持工作的领导，支持了他们的意见。其实在那段时间里，省委工作组远在“避风港”里避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也不掌握第一手材料，仅凭手下各色人物收集汇总，材料内存有大量投其所好的不实之词，水份极大。待四年后“清查运动”尘埃落定时，全省重灾区的晋江地区，全区竟然查不出一官一卒是“四人帮”在本地区的亲信，也找不出一人是与“四人帮”有过坚决斗争的英雄人物。中国近代史的最可笑之处是：某些革命在成功以后，满街人都称自己是拥护革命的，所以才出来为革命的成功而欢呼。然而后来书写历史的人，似乎忘却了一条祖训：“君子未必成功，成功未必君子”。

　　1976年12月17日，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派出741名干部，连同13个连队计1890余人，支持和加强晋江地区工作。1977年的全年，是晋江地区掀起声势浩大“揭、批、查运动”的高潮。省委工作组提出了让全体市民们闻之变色的专政口号：“要用当年打鬼子、打老蒋、斗地主的仇恨，深挖、狠批、严查‘四人帮’在晋江地区的亲信和爪牙”，“斩草除根，除恶务尽，绝不心慈手软，不留后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血账要用血来还”等等。这些极端的口号，哪有一点儿共产党人政治素养的含量呢?与蒋介石“4.12”喊出的口号“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有得一比。

　　在“枪杆子”的全力支持下，一场按照预定名单大规模抓捕的行动开始了。一个月内，晋江地区所辖的市、县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监所不够用了，临时扩大;扩大了还是不够用，所有用来关押人的地方，已经不能用“爆满”来简单表述了。

　　在当时，有一位军队某负责人在泉州影剧院作形势报告，使用见猎心喜的神色描述自己巡视各市、县牢房里的情形。他说自己到几个监狱里去检查情况，监房门上的探视洞一打开，里面黑压压的都是人，一股难闻的气味冲鼻而来，里面的人一见亮光，就好像被人闷在大竹篓里成堆的老蛇，一个个伸长着脖子，争着从篓子口探出头来，都想要吸一口新鲜空气。那个脑袋多的呀，和密密麻麻的豆芽菜一样!

　　当时，在晋江地、市、县、镇、公社，大规模举办“学习班”，俨然成为清查运动一项蔚为壮观的举措，远远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运动规模，一群一群的人连抓带逼，人数之多，多如牛毛，至今未敢公开准确数字，民间估计，至少几万人。进去了便是隔离审查，立即失去自由，“逼供信”马上到位。在三年时间内，自杀像瘟疫一样扩散。究竟自杀了多少人，至今也未公开。民间估计，至少百余起。

　　晋江地区第一个自杀的是地委书记。1977年1月19日，地委书记刘捷生在迫害中含冤自杀。新地委对刘作出不正确的政治结论，并开除党籍，到项南任省委书记之后才给予平反。刘被无辜地迫害致死，向社会揭示出隐匿于福建省清查运动中一个惊天的大秘密——中共福建原地下党，即是这场清查运动必须肃清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省里有人趁着这次清查运动搭上便车，让历史又绕回到1957年反右时反地方主义，以及1959年反地方主义补课时的原点。他们捏造说“四人帮”支持福建省地下党搞帮派活动，并且发誓，在这次揭批查运动中，一定要从组织上把它们彻底砸烂。

　　刘捷生曾是福建省地下党闽中游击队司令员，文武兼备。文革中自任晋江地委书记以来，堪当大任，工作勤奋，深入基层，平易近人。他十分重视“农业学大寨”，为晋江地区农业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还冒着小雨巡视。在傍晚时分来到城东，向公社了解春耕工作准备情况，不巧朱赞成到大队检查工作，没能碰上，是公社一位副书记向他汇报工作。他临走时还嘱托向朱赞成同志问好，让朱赞成同志谨慎小心。

　　刘捷生在劫难逃，其他地下党的同志呢?有记载证实：当时晋江地区县级(含18级)以上原地下党干部共365人，受审查处理的268人，其中被整死、拘捕入狱和判处徒刑的有48人，开除的下放监督劳动的有107人。在刘捷生之后还有地区副专员朱以斌，这位原游击队的副政委被判十五年徒刑;原惠安县县长朱汉鹰，这位原县大队大队长被判五年徒刑;泉州市副市长傅孙望在学习班里被迫害自杀身亡;泉州市市长王今生、副市长陈金源也被押赴体育场进行万人批斗……此时泉州城处处凄风惨雨，几多风雨几多愁，秋风秋雨愁煞人!

　　被通缉的朱赞成也在劫难逃，城东公社同时被拘捕的共有11人。他们被关在一所临时用来增设的处所里。该处所据说解放前是旧政权关押犯人(共产党人)之处，解放后改建为公安的办公用所，目前现有监所到处都是爆棚，又让此处用途回到解放前的原点。

　　被关押的所有犯人，对于自己的命运一片迷茫和悲愤，他们个个饱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耻辱感的折磨。自由没有了，话语权没有了，做人的尊严没有了……朱赞成想起了26年前，在工会干训班里，大家在讨论工会作用时同志们的发言——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劳动人民尊严、自由、话语权。那时的公安人员是劳动人民的强大靠山，资本家想要剥夺劳动人民的工作、尊严、话语权，连门都没有，而如今呢……毛主席不在了，周总理不在了，朱委员长不在了，知否知否，一切应该颠倒过来去想啊!想着想着，他禁不住蹲下，将头深埋进双肩里，用手抱住，暗自地伤心落泪。

　　此时的资产阶级专政是不相信眼泪的。一切法律程序皆有名无实且暗箱操作，审讯只是为了在事先杜撰的内容上，让犯人摁上个手印而已，一份份判决书如法炮制。缺了一条腿的司法机关，此时也只好将就着让鸠占雀巢，由公安机关顶替着检察机关，充当起公诉人的角色。执法者就是公诉人，公诉人就是执法者，专案组成为了刀笔吏，一切都是统包统揽，老账新账统一结算。刚被恢复的人民法院，也乐得坐享其成，自然而然地照单全收了。在新鲜出炉的判决书里，全文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与罪状。

　　那一批被判决的共有二十多人，判处死刑的有十几人，其中有四人是共产党人，真可谓是一场匠心独到的杀人游戏。为了判处这四名共产党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特地选择把他们与刑事罪犯“捆绑”在一起，进行集体公判。被判处死刑的四名共产党人是：

　　刘竹，晋江县塔头村人。解放前，年仅14岁就参加闽中游击队。他经受长期地下斗争环境的考验和锻炼，机智勇敢，是个有名的神枪手。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他自愿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心灵手巧，是个学手艺的高手，车、铆、焊样样精通，能够承接高低压容器的制造。他一直靠双手劳动养家糊口，文革中没有参加“派性”活动。可是清查运动中，就因为他是地下党闽中城工部主要领导黄国璋的警卫员而在劫难逃。开始以“打砸抢”定罪，因查无实据，就抓住他做工赚了几千块钱，给他戴上“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最后以反革命定罪，把他杀害了。

　　其余三人就是城东公社的三个书记，朱赞成，泉州市浮桥镇霞洲村人。1977年4月16日逮捕，时任中共城东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罪名是，因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在反革命打砸抢案中，公然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粉碎“四人帮”后，恶毒攻击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畏罪潜逃，逮捕归案后，认罪态度极坏，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逮捕到执行死刑，只有22天(下同)。

　　——就在朱遭枪毙后不久，还发生了一件抓狂抹黑的故事。福建省为了向中央展示其揭批查运动的突出成果，组织大批人马到泉州、晋江、石狮、莆田、仙游、福清等地，把清查运动中揪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罪证，拍摄成一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铁证如山》，副标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片中把朱赞成抹黑成一名可恶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可是拍摄人员到了朱家一看，一贫如洗，怎么办呢?一招专业化的“蒙太奇”导演技巧，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难题。拍摄组不知在何处找到一座乡村里的三层小洋楼(据说是莆田某处)，权当作朱赞成的家来拍摄，而朱家只是蜗居在破旧的小平屋里;同时小洋楼前面出现一位穿裙子撑阳伞的时髦女人，权当作朱的太太(没有解说词，却大有深意，诱导着观众发挥联想)，而朱赞成的爱人却是个干农活养家、持家的地道村妇。该纪录片曾在全省和全国部分地区广泛巡演。

　　蔡双梓，泉州市城东公社东星村人。1977年4月16日逮捕，时任城东公社团委书记。罪名是，多次偷听敌台广播，破坏理论学习(注：指张春桥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被公安机关传讯教育多次，怀恨在心。1976年，报复殴打工作队员(即专案组)一人。为首纠集打手冲击市交通民警中队部和岗亭，强行抢走因违章被扣留的车辆，还将两位民警绑架到城东公社。归案后，认罪态度极坏。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位优秀的退伍军人(曾评为五好战士)，全公社青年生产突击队队长，在如此精心罗织的罪状下，死时，年仅28岁，就“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了?

　　王德玉，泉州市城东公社乌屿岛凤屿村人。1977年4月16日逮捕，时任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罪名是，1975年曾受过审查(专案组)，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带队指挥打人抓人和砸房屋，造成严重恶果。归案后，抗拒认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然而事实是，他家的房屋，被对方连续砸毁四次，举家逃亡，居然无人受到追究!

　　从宣判、上诉到执行，只有六天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在押犯依法呈递上诉书，而上级的审判机关，连合议庭都难以成立。但是一切服从于“除恶务尽”，从简从快从严从重，法律文书变成八百里加急公文。一出“英明领袖”治国的经典穿越剧，由专案人员一骑绝尘，马作的卢飞快，疾驰于省、地、市(县)之间，去也匆匆，回也匆匆，匆匆忙忙挟裹着了了草草，便完成了草菅人命的全部“法律”手续。

　　5月2日，在宣判死刑之后，王德玉犹如五雷轰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自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下场!他万万没有想到，董、王两姓几百年来明争暗斗，历代皆无官府介入，事后双方自能摆平，而这一次官府的介入，竟然荒谬到一边倒的地步!自己的房屋被砸了四次，爱人被打伤，举家逃离，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时，才还手了一次，这就要以命相抵!这是什么王法啊?自己身陷囹圄，全家人仍在外逃难，到哪里去找地方说理啊?天哪!他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边哭边嚎：“共产党啊，你没有王法呀!”“专案组啊，你丧尽天良!”整个牢房里牢友们都跟着唉叹了起来，许多人也陪着落泪。王德玉白天哭嚎叫骂，晚上还是哭着嚎着，到了夜里哭累了，迷糊一阵，醒了再哭，不吃不喝，干哭干嚎。狱警命令牢犯，强行灌稀饭，灌下后又劲嚎了起来。连续五天五夜，嗓子全哑了，泪水也哭干了。被公审的那一天，两名公安人员把他架出去，五花大绑起来，竟然用布条塞进他的嘴里，又用擦枪的钢质通条，使劲地往他咽喉深处捅，一直捅到他不会发声为止。

　　5月8日，地委在泉州市体育场举行万人宣判大会。在这前一夜，无人知晓朱赞成是如何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夜，通宵无眠是毫无疑问的，况且无眠的不止他一人。可是当跨出牢门的那一刻，直到宣判大会上，乃至在最后的刑场上，陪斩的牢友们看见他都是挺着胸膛的。面对围上来给他五花大绑的干警，他毫无惧色，任凭他们把自己身躯捆成棕子，可那颗头颅仍是昂着的。此时，朱赞成的大脑也许是逆反地思维着，自己做人的尊严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你们这帮烂人算什么?连国民党都不如，国民党杀共产党，上刑场还给几口酒喝，你们呢?送我去见毛主席前想让我尿裤档?痴心妄想吧!一个坚强的念头在头脑中旋转起来，那可是做人的底色啊!从小母亲就教诲自己做人要有骨气，人穷志不穷呀，如今共产党不认我了，咱做了党的阶下囚，但咱还是咱娘生的，一条闽南人的男子汉，生死从容，堂堂正正的，哼!立着是根柱，倒下是横梁!

　　被押上司令台时，所有囚犯胸前均挂上一块示牌，死囚背上还插上生死签。每个人身后都站着两位公安战士，用手摁下囚犯的头。二十多个囚犯的头都被摁下，只有刘竹和朱赞成的头，被摁下又昂起，再摁再昂，多次以后，也许是摁累了，也许是摁烦了，终于迁就了。高音大喇叭一会播放着《祝酒歌》，一会带领台下的人呼喊起口号，其间那些大领导还发表一通高论。此时此刻，朱赞成的大脑开始极度亢奋起来，完全是逆时针高速度运转，他把大会的实景实况全都颠倒了过来——当高音喇叭播送《祝酒歌》时，他就仿佛听到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高昂歌声;当大领导讲话时，他就仿佛在出席全省“农业学大寨”表彰先进大会听着报告呢;当台下人群跟着喇叭喊口号时，他就仿佛又看到了围海造田成功后大堤上满满的人群在雀跃欢呼……不对呀!自己那时已经没有了，不是被从头顶上抛下的石块和沙包，深深地埋进决口里面了?不对不对，自己明明是被专案组从大堤上扔进大海潮里，还被捆上一块大石头呢，不是已经被淹死了，不是已经变成了一块僵硬的大礁石?不是正矗在那里守望着城东的南堤北堤吗?你们大家快看吧，前方不就是那个南堤北堤啊，多么气派坚固哪，一万年也不会倒呀——他把前方能容纳上千人的那座大型灯光球场，用大石块彻成的长长的高大围墙，幻觉中被看成城东的大海堤了!

　　正在幻觉中神游的朱赞成，猛然间，身体被人狠推了一下，差点儿摔倒，肩膀又被背后的人拽住了，他回过神来，知道宣判已经结束。他们一干囚犯挨个儿被押下台去。在准备押上刑车时，他无意间瞥见王德玉脸色苍白，垂耷着脑袋，由两位公安架住他的胳膊，脚跟离开了地面，只有两只脚尖着地，被拖着前行。奇丫怪了!种田人、打鱼人也会跳芭蕾舞?不对呀，他已经死了吗?不对不对呀，他是睡着了，一定是假装睡着了。他在心里偷笑他，想把他喊醒。刚一张嘴，脖上套绳的活扣被勒紧了，狠狠勒了约半分钟，憋得朱赞成满脸胀红。松开后，他喘息好一会粗气，才缓过劲来，知道这是公安误会了，同时也感觉自己太荒唐，这都什么时辰了?死亡与睡觉有什么两样呢?挨颗子弹不就是个程序嘛!在此时刻，已经不容他多看一眼再也睡不醒的王德玉了，旋即之间便被公安战士强行拽上了刑车。

　　朱赞成的大脑又亢奋了起来，站在刑车上好不威风啊!一路沿途中，两旁的人群不知道有多少，那一年自己从省里领回城东“农业学大寨”先进奖状时，回到了泉州城，路上没有那么多的人欢迎我啊，今天算是“共产党”给我补课了。他自个在心里打小鼓戏独白：谢谢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共产党”发给我的奖状就挂在胸前，你们都看到了吧，多看看，不看就看不到了!这是带引号的“共产党”发给我的，不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发给我的!呆会儿，他们还要奖赏我一颗“花生米”呢!好让我用坐飞船的速度去见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呀——泉州的乡亲们!你们放心吧!到时候……不对，该用“届时”，我一定会向毛主席他们三位老人家汇报说，景阳岗上被武松打死的老虎又活过来了，西门庆流窜到泉州又欺侮起武大郎来了，周扒皮的半夜鸡叫又叫起了，从此你们打的江山不再是铁的了，人民的江山啊，兴也共产党!败也共产党!这也是一条铁打的历史规律啊——人民如是说!

　　刑场就设在离金鸡水闸不远的河滩边。大跃进时期，泉州市兴建金鸡水闸时，朱赞成作为公社机关干部，多次参加过这里的义务劳动。而今天这座远近闻名的排灌大工程，见证了当年参加建设中一位共产党员的最后下场。

　　在戒备森严的刑场上，四周布满荷枪实弹的部队，把围观的人群驱赶得远远的。经过验明正身之后，十余名死囚排成一行，被拔掉了背后的生死签，命令跪下。有几个不肯跪的，被公安上前飞腿狠踹膝后部。朱赞成压根儿就没听见什么命令，他还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神游着，得道成仙似的，立得像根冰棍，僵硬且笔直。突然感觉腿部后面被人猛踢一下，双膝立马硬着陆，一阵钻心疼痛，让他想站也起不来了。他这才知道，最后时刻来临了，于是下意识地端正一下身体，便闭上双眼，脑海里浮现出三尊大圣人，于是念念有词轻声细语道：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三位人民的大菩萨，我来拜见您们了……

　　行刑长官一声令下，一阵排枪骤响，尖啸刺耳，划破长空……其中有四颗子弹，是共产党人冤杀共产党人的子弹。河滩上空回荡起枪声，并排夺命的子弹飞啊飞啊——

　　枪声响起，灵魂出窍，吉鸿昌烈士就义诗被改写——“恨不填海死，留作今日羞;革命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鲤城天空密云无语，子弹在飞，在飞，在飞，南堤北堤相拥而泣，堤外涛声阵阵嗚咽，堤内鱼米之乡百哀齐至。

　　枪声响起，血案沉冤，爱国宰相李纲《病牛》诗被改写——“沧海造田鱼米乡，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饮弹卧残阳”。天有病，人知否?子弹在飞，非子弹之错，乃专案之恶，鲤城六月飘大雪，草菅人命如儿戏，鞭挞黎民令人悲!知民者谓民心忧，不知民者谓民何求?悠悠苍天，此冤何哉!

　　枪声响起，子弹在飞，人头落地，碧血丹心。弘一法师那首《满江红》被改写——“公社墓，康庄道，书记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沧海桑田一声吼：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三十余年光阴过隙，南北长堤内民生巨变。每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歌舞升平，城东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业已成为泉州城区一颗璀灿的明珠。然而海堤之外，古桥墩遗址处，每天潮夕的涛声如期而至，滔滔海浪轻轻地拍打堤岸，仿佛是向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重复着一句亘古不变的真理——“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难道不是吗?坚如磐石的宏伟长堤，以及城东人民的口碑，不正是当年被错杀的拓荒者最好的墓志铭!

　　于2013年9月1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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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1、陈昌密同志的口述

　　七一年初，泉州市领导反对城东公社建造“岛屿海堤”而整城东公社革委会领导班子的“调朱整林”事件，接替朱赞成任城东公社革委会主任陈昌密同志的口述整理：

　　我是1971年4月调到城东公社接任朱赞成任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组组长，朱调任市城建局局长。即任前由市委领导第二把手刘宪文同志代表市委对我作指示谈话，内容大概是“城东班子有问题，他们不搞批林批孔，专搞生产，围海堤造田，你去后要整顿好那个班子。”言下之意是朱赞成已调离，要整的对象就是时任城东第二把手的林敏捷同志了。市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于城东当时在建的城东岛屿海堤工程(城东公社万亩围垦的北堤)，市委认为工程太大(泉州市解放后最大的工程)，风险也大，故市委领导不同意兴建。但当时岛屿岛因出现渡船死人事件(一天6人死亡)，岛上百姓因历史上受数百年过路之苦而民情激昂，要求上级解决这一民疾民苦。朱赞成同志领导的城东革委会和党的核心组的领导站在岛上人民利益的立场上，通过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愚公移山”的精神，焕发出来“农业学大寨”的冲天干劲，认为用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可以战胜海洋的;也就忽视了市领导的反对，坚持围海造田的工程建设，因此得罪了泉州市委。市领导一方面调朱整林部署，另一方面市委书记并在千人扩干会上，点名批评城东不服从领导搞独立对抗(也就是后来所谓“城东国”的罪名)作舆论发动，再就是对城东派军宣队进驻公社和各大队，三方面强势进攻城东。我这个时候到城东，在上级领导和基层干部群众民意相当对立的情况下，我真是为难，压力也太大了。我选择了一个人天天跑基层，到群众中去学习去劳动，了解他们所思所想和所需。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谓调朱整林的城东问题。原来，文革进入三结合后领导班子是团结的，在朱赞成同志的领导下，城东人民大干平整土地，农田水利建设，治理盐碱和排涝，造林种果和引水上山，改农地为水田，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还在庄任、桥南、后埭、新生、前头等五个大队搞小围垦试验，增加近2000亩田地，解决了这些大队因缺地而缺粮的问题。还有是大办社有集体企业，以农养工，以工促农相当出色，包括岛屿海堤这样解放后泉州市最大的工程，也没有向上级伸手，只靠本社企业的收入来支撑。其中的酒厂和养猪场的产业链更为成熟合理，先用养猪的粮食造酒，再用酒糟来养猪。还有是各大队有小学、有医疗所，公社有保健院、有中学，也都是靠社有企业来支撑。

　　岛屿海堤的建造不仅是岛上5000多百姓数百年的梦，也是朱赞成同志计划中再围南堤解决城东全体人民吃饭问题的大梦。城东并不是不批林批孔，而是把批林批孔落实到解决城东百姓数百年的缺粮问题中，也正是按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办事。因此，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好，成绩有目共睹。领导班子也很团结，所到之处群众对朱赞成同志的反映都很好，评价也很高，说是解放后历任领导为群众办事最多解决根本问题最好的领导。我也是共产党员，实事求是是党员的本份，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不唯上，只求是。因此就和朱赞成原先建立的城东班子的同志们团结一起，得到了林敏捷、林国连等所有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基本按照朱的规划进行工作。经过大家共同地努力和岛上百姓艰苦奋斗，他们每天两班轮换着挖山拉车地辛勤劳动，全是大队记工分，没有一分钱一粒米的补贴，干得是非常有劲。这王董两姓在一个岛上居住，历史上有过不少的封建矛盾，文革中不同派的派性都被这大家一致的“围海造田”而团结了，气氛非常感人。经过一年多的日夜苦战，岛屿海堤(北堤)终告胜利合拢。消息一传开，不仅城东公社的社员欢呼庆胜，没想到连同整个泉州市的市民也翻腾了起来。泉州市从东街口到南门兜的商店门口都挂出了锦旗，祝贺城东海堤胜利合拢。锦旗上显明写着“愚公移山，智叟不智”，一是表扬城东公社干部群众的愚公移山的精神，二是批评当时市委书记梁秉智的不智。如此强烈反差的民意一下子就反映到省里，当时福建省委书记韩先楚同志在召开的省“农业学大寨”的扩干会上就城东围海造田一事说了三句话：“围海造田是对的，反对围海造田是错的，用锦旗骂人也是错的”。不久省地组织部门调走了梁秉智，刘宪文，在城东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朱赞成同志再回城东。省农业部还拨款96万支持城东公社的围垦南堤，实现了朱赞成同志解决城东人民吃饭问题的梦想。我在朱返回城东时调往市人行，大家在喜庆欢乐中完满交接。城东二年让我终身难忘，也是我一生中最有人生价值的二年。

　　1971年4月——1973年6月，城东公社革委会主任兼核心组组长陈昌密口述

　　2、陈春生同志的口述

　　七七年清查“四人帮”在各地的代理人运动，福建省清到了农村的生产队。城东公社除枪杀了三人，关死一人，抓判七人外，还把学习班子搞到了生产队，全面清查文革中拥军支韩派的群众，支一派打一派，把一个经过“大联合”和“三结合”已经团结起来的公社再次分裂，当时城东公社连续派去二任党委书记都未能安定下来。1983年5月，市委领导执行中央9号文件，派陈春生同志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对77年的清查运动进行纠偏，由于陈春生同志比较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城东事件，连任12年之久。下面是陈春生同志的口述整理：

　　我叫陈春生，1983年5月从东海公社调任城东镇(原城东人民公社)任党委书记。城东公社原为福建省省级、地市级“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朱赞成带领城东人民围海造田，平整土地及农田水利建设，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改变了历史上与猪争食(吃猪粮)的贫穷局面。从吃国家的统销粮转变为交公粮给国家的统购社。还因地制宜地创办了十多个社办企业，以农养工，以工促农。还有造林种果和畜牧业养殖等也相当出色，是当时泉州市集体经济比较巩固和发展的公社，在办学办医等民生方面也相当好。总之，我是农村中解放牌的干部，实事求是是当干部的本质，我经过十年城东的调研和工作，认为朱赞成他那一届党委会是解放后为城东人民做实事最多、实效最好、贡献最大的干部。所以，得到广大干部群众对他的好评是吃水不忘开井人的原因。

　　我本人是朱赞成的邻居，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是由母亲辛苦带大的，因为家庭贫穷，生活艰难也造就了他工作很拼的性格。1977年福建电台的《铁证如山》把朱赞成变成了有楼有钱之家，农家种婆也变成穿裙子的阔太太，这种歪曲事实的造谣，真叫人气愤。朱赞成只是为人耿直，且性格直爽，难免会在不经意间得罪某些大人物，并由此引来杀身之祸。1975年的整顿和1977年的清查运动是省委工作队进入城东搞的，朱赞成等11人被查处后引起了城东公社干部群众的严重对立和分裂。把经过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团结起来大搞“农业学大寨”的团结局面又打回到文革中的派性分裂，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市委连续派去三任书记也未能安定下来。时任泉州市委书记郑书记要我去城东，当时我很为难，但还是服从上级的调派。上任后压力很大，一是群众严重分裂;二是为城东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留下了一大笔荫及子孙后代的财富，因这些有恩于民的好干部被杀被整引起了相当多的干部心中不满，怀念他们心中的好人。

　　1984年，贯彻中央9号文件，平反冤假错案就成镇党委的重点政治工作。我深入地复查城东“反革命打砸抢”一案，发现的疑点太多，罪名空洞无实，朱赞成的三条主罪根本就不能成立。当时我主持的镇党委也正式向上级市委市政府报告，也得到市委郑书记的支持，由他再向上级晋江地委报告，要求全面平反城东案件。另一方面我再深入与当时城东所谓反朱一派的干部和群众摊心实议，大多表示朱案与城东干部群众无关。为了尽快使群众团结起来，继续发展城东，当时平整海埭和种植龙眼树等季节性的生产不能耽误。进一步，为了打开改革开放的局面，我把设想汇报市委，得到了郑书记的支持，开始接触去港经商的原城东党委副书记林敏捷，争取他协助做好在清查运动中被杀、被整、被伤害这一方干部群众的工作。经过艰辛的周折，林敏捷同志还是站在党性的立场，同意回乡，并在深圳接待了我带去的城东五套班子和各大队书记、队长四、五十人。因为大家同乡，热爱家乡的情感一下子感动了所有的人。在他们中间，虽然文革中有对立，加上清楚运动的分裂加深，但他们又都是经过革委会成立后，同在朱赞成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艰苦战斗中的战友。那种为共同富裕事业奋斗的阶级感情一激即发，加上与林敏捷久别重逢情景非常地欢欣。林敏捷同志当即又表达了他对城东公社1977年清查运动的不满，但在他以前的对立面的刘以妙与其拥抱，表白了朱赞成等人的案子与城东不同观点的同志无关，再有是新前大队书记萧南满同志也紧握着林敏捷的手，表白了朱赞成在城东大种龙眼树的益民大举，当地老百姓现在受益时热泪盈眶。当即林敏捷同志即表示一定会为家乡的团结安定出力，也一定会在有生之年为朱赞成等同志喊冤申冤。

　　林敏捷同志说到做到，不久就回乡积极促进城东安定团结的工作，因我是主人都和他在一起，所到之处都表白有冤要申，但必须坚决支持镇党委的一切工作，振作起来向前看。他的表现还得到了市领导的肯定。在城东案件的申诉中，他首先动员了朱赞成的家属，把朱的骨灰下土安葬，让家属子女放下包袱而重振投入工作。这事时至今日已二十多年了，我目睹林敏捷为朱赞成等城东冤案不怕困难，不辞劳苦，不怕艰险，越老越带劲，也深受感动。我也是共产党员，应当保持实事求是和公平正义的作风，对朱赞成和城东的事也深有了解，所以我也曾向林敏捷提出，他到哪儿向领导反映此事我都愿与其一起同往。

　　原城东公社(1983—1993年)镇、办事处党委书记陈春生

　　3、原城东公社党委七委员(尚生存者)呈中共城东办事处工委要求平反“朱案”的报告及朱赞成同志在城东公社期间主要政绩概略。

　　中共城东办事处工委：您们好!

　　我们是文革期间原城东公社党委建在的7名副书记和委员，均已年逾古稀之人，最近学习的党的十七大四中全会公报的有关文件领会其精神后，感到原城东公社从开放改革以来，经过几届党委、党工委的领导和努力，与其他乡镇一样，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人民是满意的。参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常怀忧党之心，恪守兴党之责”等精神，我们认为有必要回顾一段历史，联系我原公社主要的遗留问题，切实解决对我原公社基层干部、民众影响较大的朱赞成同志冤案，虽然“朱案”一九八四年已予纠错，定位错杀，赔偿家属800元，但不彻底，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应重新澄清，彻底平反;因为这一案，涉及人众多，影响一大片的民众，如能彻底、依法、公正地得以解决，将是顺民心、解民忧的实际举措，也是推进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最实际的课题。

　　朱赞成同志，1965年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一九七七年逝世，前后经过12年时间(其中有二年离开)，初上任时，经过接触干部、社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目睹百姓如此辛勤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竟然还得吃地瓜渣糊充饥，日子过得如此艰辛，心情十分沉重。他想，既然党派我来此工作，还是一社之长，我就应该竭尽全力。所以，朱多次在公社干部会上发出誓言——“一定要解决城东人民吃饭问题”、“为官一任，一定要造福一方”。但是，如何切实解决这一难题呢，这绝不是口号，他胸有成竹，这必须长期又艰巨地为之奋斗。因为，吃饭必须要有粮食，粮食必须从土地上种出来，依照城东公社的地理位置，依山临海，人多地少;依次，解决粮食的出路只有扩大耕地面积，改造低产田，提高粮食单产产量，除此别无其他办法。他的思维非常清晰，非常集中，也非常突出，但这非一朝一夕可以凑效的，必须要数年的、不间断的投入和奋斗，方能建树。因此，他的有的放矢，脚踏实际，有步骤、有计划，开拓有为，超前指挥，带领城东公社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围海造田、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兴修水利，开展多种经营等多方面努力，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变化，功夫不负人愿，终成正果，城东公社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粮食自给自足，老百姓几百年吃地瓜糊渣的历史宣告结束，农、工业、副、牧业全面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经济总量提高，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由于各方面发展喜人，成绩显著，因此，被评为“福建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奖励汽车，奖励农资，鼓励城东人民更上一层楼。

　　朱赞成同志的工作作风就是说到做到，有说就又得做，从不说空话，身体力行，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事事走在前头，对公社的干部也这样要求。由于他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不为私利，所以大家也无怨言，自觉围绕在他周围，服从他的领导。就是在文革这一非常时期，也没有人离开他或夺他的权。因此，在那特殊的年代，仍能领导全公社的干部、群众围海造田七千亩的壮举，并且以铁的纪律规定公社干部，除星期日放假外，全体人员必须集中公社睡觉，早晨6时起床，参加围海造田义务劳动，有的挑土，有的拉板车运土，无一例外，朱本人也自始至终参与，无任何特殊。他脚生鸡眼，穿着塑料拖鞋，有时候碰到碎石或硬土块时，不言而喻的那是穿心的痛，有时候痛得大汗淋漓，眼冒金刚，他也硬着头皮，忍者疼痛，跟大家一起上，其意志是何等的坚强啊。在围南堤将合拢时，老天不作美，突如其来的一阵风浪，冲垮了即将合拢的几十米的一块缺口，在那千钧一发的成功与失败的关头，他毫不犹豫地舍生忘死，不顾自身的安慰，第一个跳入海中，高喊：“是共产党员的跟我来”，岸上的党员、干部、群众被这种奋勇无前的精神所感染，有几百人跟他跳下海，抢救冲垮的缺口。上下一条心，众志成城，将缺口堵住，漂亮的做到围海堵港一次成功的先例。《福建日报》社还真们报道城东公社围海造田的先进事迹，指出围海合拢一次成功，是全省的首创。

　　朱赞成同志在任十余年基本是文革的特殊年代，他还能完成6处围海造田近万亩;平整耕地、改造低产田，新增耕地面积一千余亩;兴修水利，造环山引水高架桥8.2公里;办社办工厂、企业十余家，增加集体财政收入，支援农业建设，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一千余人;发展多种经济，引种龙眼树10余株;突破框框，超前发展，提倡种植中草药材和稀有蔬菜;兴办8所小学和一所中学，达到队队有学校等。在那文革动乱的年代，好多地方都瘫痪了，他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图什么?捞什么利呢?没有!答案只有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兑现他初任的承诺——“解决城东人民吃饭问题，造福一方百姓”，显尽共产党员本色。而我们这些尚在人间已逾古稀之人，是同一时期建设城东公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今天，我们不说等待何时呀，我们在世能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疾呼，我们应该还历史真实的面貌，给“朱案”全案彻底平反、昭雪，创造城东域内一个和谐的新局面。

　　以上看法，请工委研究，呈报上级党委决断，如有不妥，请指示。

　　此致

　　敬礼!

　　上书上：

　　时间：二OO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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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朱赞成同志在任期间)林国连口述“我认识的朱赞成”。

　　朱赞成同志是浮桥霞洲人，出身老贫农，工作经历：1948-1949，工人;1950，任工会主席;1951年，市税务局干部;1952年，泉州市民政局副局长;1958年任东湖党委书记，三乡合并后他任城东公社副书记;1962年平反，在市委工作队工作;1963年在庄任蹲点;1965年城东公社党委书记;1968年调走;1972年回城东任党委书记;1977年被枪毙。

　　1958年，朱赞成担任东湖乡书记，后来东兴、东湖、临海合并成一个公社，他任公社副书记。当时我是东兴大队书记，后来他担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我任城东公社副书记，在一起工作多年。我亲眼看到城东公社在他带领下，蓬勃发展起来。

　　城东是人穷地瘠，那时候的城东辖区内，有7公里的国道324线通过，共有7个上坡，8个下坡，人称“七上八下”，全公社有10.2公里海岸线，不少土地是盐碱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是赤土地、粗砂地，很难种庄稼，全公社有19个大队、40个自然村、178个生产队，总耕地14000亩，其中水田5000亩，农地(主要种地瓜)9000亩，山地2万亩，海滩地14000亩。务农的收成都不好，只能靠天吃饭。因为周围是海水，淡水也缺，十里九旱，群众生活很痛苦，只能吃地瓜粥和地瓜渣粥。

　　朱赞成上任后，经常深入田间，和群众打交道，他很有信心要改变当初城东贫困落后的面貌。因为他脚底长鸡眼，经常穿拖鞋去下乡，即使是脚上生着鸡眼，他也一样一大早去参加劳动。有一次遇上暴风雨天气，他还是穿着拖鞋去检查农事，被当地群众称作“拖鞋书记”，成为后来人的榜样。

　　朱赞成当初主要是抓城东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得轰轰烈烈。在他的领导下，城东公社在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工业企业等方面的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当地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主要做了几件事：

　　1、建水电站

　　城东公社长期缺水，朱赞成就提出从金鸡水库引水，并培训出7个水利干部，这些人都会测量、设计、建设水利工程，并对全公社的水利设施进行了合理安排。

　　1967年，仕公岭建设二级电濯站，当初时这个站有25米的落差，一级是10米，还有5米从324国道过，当初时那里都是石头，要用炸药炸掉才能建设，朱赞成不畏艰难，坚持抓这件事情。当时在建设时，一位路经城东的省水利厅领导看到了，对城东发展水利建设提出了表扬，并当场批了500根雷管，5000元经费。

　　当时一个电灌站的用电量就300千瓦，后来又建了500千瓦的。朱赞成还组织了50个人的专业队，解决农田灌溉问题。

　　后来为了解决全公社的用水问题，又再建一级12米的电灌站，这在当时的城东公社是比较大的工程。全公社建了37个电灌站，同时起用须耗电3000千瓦。

　　2、开渠引水

　　除了水电站，朱赞成还组织群众开渠引水。全公社从仕公岭开渠8.2公里，都是石头渠，大大小小的石水渠有400多个，最高的达14米，还建环山渠12000米，解决了城东百姓的用水问题。.还从北渠引水，建了5000米的引水渠。

　　此外，朱赞成还组织群众搞了17条弯弯曲曲的排泄管，不仅防止水土流失，还增加了500亩土地。

　　3、平整土地

　　朱赞成组织群众平整土地，共整出农田5000亩，2000亩梯田，都是土地标准化的平地。田地上一律都是排水、灌溉两套系统分开，为农业机械化作准备。山坡地、坡耕地，能够灌水的有5500亩。农耕田，有5500亩。此外，围海造田也直接增加可种田的面积。一年种两季稻、一季杂粮，收成好多了。

　　1965年至1966年年底，城东公社的水稻(春秋两季)种植面积达8000亩，亩产500斤，总产400万斤;地瓜全年种植8000亩，亩产320斤，总产256万斤;此外还有杂粮包括大麦、小麦、大豆等其他粮食作物共1300亩，亩产120斤，总产18万斤，所有的农作物加起来有674万斤。在扣除了征赋150万斤和留种子24万斤后，乘余500万斤，以当时农业人口2万人计，每人一年有 250斤粮食。

　　到了1972年，城东公社的水稻种植已达9500亩，年总产618万斤：种地瓜9200亩，年产368万斤;杂粮1500亩，总产27万斤，扣“三留”后，按2万人计，每人每年有420斤粮食，基本上解决了城东百姓的温饱问题。

　　4、“以企促农”

　　朱赞成搞了那么多农田和水利的基本建设，建设者是依靠民工，资金则是依靠社办队办企业收入。在城东公社，朱赞成搞“以企促农”，在公社兴办了10个企业。农械厂、建筑社、食品厂、饲料加工厂、木器厂、塑料厂、砖瓦厂、纸厂、酒厂、(埭头)农械分厂等都颇具规模，这些工厂能容纳400=500人，工人的工资从厂里领，一般工人每月工资10多元，师傅能有30多元。办工厂既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问题，也为工程建设提供了需要的资金。当时建电灌站，总共花了13万多，都是靠企业盈利上缴来的利润，这些企业的年产值达225万。

　　5、发展果林业

　　朱赞成号召群众改造荒山筑水坝，开山种龙眼，19个大队有14个生产队，种15万株，每株1.4平方米，每株公社补贴5毛钱的苗钱。除了龙眼树，还种了15万株桃树等其他果树。

　　1965年至1966年年底，城东公社包括农业总产值、果林业、渔业、副业等等产业的总收入643万元，扣除公积金、成本支出等225万元后还余418万元，按3万人计算，每人一年139元，如果按1万个劳动力计，每人年均有418元。

　　到了1972年后，所有产业收入达986万元，净利润671万元，人均一年有223元，劳动力人均则达671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朱赞成在城东公社任职时，公社每一年都有一个大工程，1967年从仕公岭引水，北渠引水，1968年建设北堤、南堤，最终合成城东海堤，其他大队还有5个小海堤，小围垦。庄任围垦出500亩地，杏宅有320亩。他慢慢来，一年作一项，最后发展到城东人民有地了，也有水了，生活变好了。

　　城东公社经济发展能够取得这么好的发展，和朱赞成对干部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朱赞成为人很正直，事业心和责任心都比较强，他任城东书记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语是“业不成，心不死”，还经常告诫领导干部“办事胆要大、心要细”，朱赞成典型的政策有这么几条：

　　1、干部承包制

　　当时城东公社19个大队分为6个片区，朱赞成要求公社的党委包片区，公社干部包大队，所有人都有责任片区，工作都要做到位。城东经济在文革期间发展这么快，与这个制度密切相关。

　　即使文革期间，很多领导班子都瘫痪了，城东的班子没有瘫痪，在朱赞成的领导下一直在抓农建，促生产，解决基本建设的问题。

　　朱赞成要求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他常说：“如果不下去基层，怎么知道事情进展如何。”公社里组织开大会，他要求每个干部要交米、交2毛钱作为开会费用，绝不用公款。除了春节前总结，春节后还组织干部到每个大队检查工作。

　　2、处罚分明

　　有一个平时很守纪律服从指挥的民兵队长和一个支部书记工作时间打牌，立即受到朱赞成严厉处分。他说“用干部不是看他听不听领导的话，要看会不会干事，看办事的能力。”

　　朱赞成处理事情比较决断，被人称“斧头朱”。当时庄任有24个小贩采蛏，成本0. 16元一斤的蛏被卖到0.24元，看到有利可图，很多人都想偷偷去采蛏，朱赞成果断决定，除了以前的小贩，不能再增加新的小贩了，解决了百姓纷争的问题。

　　3、要求干部以身作则

　　朱赞成一直要求凡事干部要带头。1967年城东实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夫妻有850对，超生率从32‰降到9.2‰，被评为市先进单位。在计划剩余政策上，他就先从干部抓起，要求40岁以下的已婚己育干部都要结扎，但他也体恤干部，规定男的结扎可以休息3天，女的结扎可以休息7天，还每天给一副猪肝。这体现了他的人性化管理。

　　他要求干部以身作则，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南堤合拢时发生坍塌事件，他带头跳到海里去，所有的党员干部也跟着跳下去拿沙袋。

　　1967年遇上文革，那年春节红卫兵带他去公社党委接受批判，批判时他还在关心农业建设，说春耕快到了，大家要做好水利渠道建设。

　　原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口述人：林国连

　　7、城东公社庄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林祖运口述“回忆朱赞成”

　　朱赞成是泉州浮桥人。他在1964年来我们城东公社任党委书记一职。刚来时，就在我们庄任大队蹲点。可以说，他在职期间，为我们庄任大队做了三件大好事。

　　一、把庄任大队外出打零工与摆摊的社员们组织起来，创立了城东建筑队，到省内其他城市承包工程，然后将建筑队赚来的钱，作为建设庄任大队农业基础的基金，大搞农业现代化，使庄任大队一跃成为当时的农业先进大队。

　　在上世纪60年代，城东的庄任大队是个“地少人多”的地方，地少，粮食就不够，人多，劳动力就富余。于是，在农余时间，许多村民就自发地，或利用自学的手艺走街窜巷打零工，如做水泥工、木匠;或利用靠海的便利，捞点小鱼小虾，到市区或别的村里摆个小摊赚点小钱。这也使得当时的庄任大队的村民各顾各的，人心涣散，没有集体感。

　　当朱赞成一到庄任大队后，看到大队村民贫困又落后的样子，就下决心要帮大家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首先，他让当时的工商部门，不再为庄任大队的小摊小贩年检，并放出话说，如果再有人私自上集市卖东西，见一次就抓一次。一开始这让庄任大队的村民很不理解，也很有怨言，认为朱赞成要断了他们的活路。不过，朱赞成马上告诉村民，这不是要断了他们的活路，而是要将他们组织起来，找更好的活路。

　　就这样，在朱赞成的组织下，庄任大队成立了“城东建筑队”，共有160多个大队村民成了建筑队的队员。建筑队又分成三个支队，分别到邵武、三明、永安承包工程。由于建筑队招收的都是有一定手艺的村民，因此很受市场的欢迎，活儿不断，收入也不错。而每个建筑支队的收入都被分成两块，70%归庄任大队所有;30%以多劳多得的原则，分给队员贴补家用。另外，队员在外工作的日子，也可以计工分，换口粮。

　　这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年代，是很关键的。如果没有口粮，建筑支队的那些收入光去黑市买粮食就差不多了，根本不能有什么节余。这样，建筑队一方面为大队创造了财富，为以后庄任大队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财力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出外打工村民的收入，改善了他们家庭的生活，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在建筑队出外承包工程的第一年，建筑队就上缴给大队部1万多元。

　　另外，朱赞成还把那些善于捕鱼捉虾、种蛏、开海蛎的村民108人集中起来，成立了“城东渔业队”。在农闲时，组织捉鱼、开滩地、种蛏、开海蛎。收入也是按三七开，30%归个人，70%归大队。

　　二、对农田进行建设改造，使农田从一年只能种一季，变成种三季;让庄任大队从一个缺粮大队变成了每年可为国家上缴万余斤粮食的农业先进大队。

　　1964年以前，庄任大队只有385亩耕地，却有2000多个村民，人均耕地不足三分;且地瘠水缺，产量低下。每年的粮食都不够村民糊口，有近70%的村民都是缺粮户，每年都要到惠安去买地瓜渣来当口粮，“番薯渣汤”成了他们的主粮。

　　朱赞成一来庄任大队，就提出要对农田进行改造，提高低产田的产量。首先，他让村民挖排盐沟，在田间砌石灌渠，所有的田地实现自流灌溉。还改变当地的耕种习惯，变一季为三季。

　　在1964-1968年，四年间，庄任大队在朱赞成的领导下，粮食产量翻了几番。到1968年，粮食更是取得大丰收，全大队除了能自给自足外，还有余粮上缴国家。而村民的口粮，青壮年一个月有45斤，老人与小孩每月每人也有28斤，这在当时已高过许多地方，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自1968年后，庄任大队每年都可以上缴国家10000多斤的大米，另外还可平价出售10000多斤大米给城东公社内的工厂员工。

　　三、带领村民围海造田，使庄任大队多了400多亩土地;并建设了大量的农业基础设施，实现了农业标准化、电器化等“四化”。对于农改田取得的成绩，朱赞成并不满足，他还想让当地的村民们生活得更好点。他提出没有土地，就向大海要土地。而村民肚子吃饱了，也就更信服朱赞成了。于是，村民们都自动自发地响应朱赞成的提议，服从他的领导，在没有工分与补贴的情况下，通过肩挑、手提，一步一个脚印，硬是成功地“围海造田”。经过8个多月的奋战，庄任大队多了473亩土地。经过平整后，共有346亩土地可用。这些围海而成的田地，里面埋着许多小鱼小虾，都成了农田的有机肥，产出的大米成了当地最好的品种。

　　土地多了，要想有更好的收成，农田的基础建设也要跟得上。因此，朱赞成就利用“城东建筑队”、“城东渔业队”上缴给大队的那70%的利润，建了五座电灌厂、购置了五辆拖拉机。建最高的那座电灌厂时，在朱赞成的领导下，村民们只花了1个多月。可见，当时庄任大队的村民都非常信服朱赞成，愿意让他领着大家为改善生活而奋斗。

　　由于庄任大队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在1967年，当时的地委还奖给庄任大队10万元与10米松木。这些朱赞成没有分一分钱到自己的口袋.而是把它们当作建设基金投入到庄任大队的建设中。那些10米松木也变成了田间的电杆，在田间树电杆，是为了“点灯引虫”，除害虫。这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

　　另外，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朱赞成还领着村民在田间建了两个蓄水池，可蓄水10万立方米。在雨季时，就关池蓄水;在旱季时，就放水灌田。让村民不再受旱季没水灌溉之苦。

　　他还把当时地区农机局拨放的1000米水底电线全部埋在田间，又请当时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把手动打谷机改造成电动打谷机。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收割粮食的效率。这一切都引得当时晋江、惠安、永春等地的农民来参观、学习。

　　四、朱赞成在庄任大队8年间，为当地的村民干了这么多实事，大家都非常敬佩、爱戴他。过年过节，不免想送他点农产品或海产品表表心意。而当时朱赞成家里也不富裕，靠着他一个人的工资，却要养一大家子。可是，即使是这样，朱赞成从来没有接受过村民们的一虾一米。

　　而在工作上，他也是身先士卒。每次他到大队，不是先去大队办公室，而是到田间，与村民嘘寒问暖，了解收成。在春夏时候，他最爱穿的鞋子，是“人字拖”，不是他散漫，而是为了方便脱鞋下田干活。在围海造田时，他也一样与村民挑沙填海，参与劳作。

　　另外，他还很节俭，尤其是不乱花公家一分钱，有一次，他和大队的另外两名干部去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学大寨”，去的时候买的是硬坐的火车票，坐得两脚都肿了。回来的时候，随行人员就去买了三张卧铺票，朱赞成看了，却又让换成硬坐票。他说，公家的钱该省就得省，那都是村民们的血汗钱，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口述人：林祖运(泉州市城东公社庄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8、城东公社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董伦木口述“城东北堤建设始末”。

　　城东北堤，起于金屿村前的古桥塔边，止于古桥之西的桥头亭外，全长1.1公里。北堤的建设成功，为后来南堤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与南堤一起合成了城东海堤，给城东人民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将城东人民带上了致富的道路。

　　建前：用水、用电难

　　当年的乌屿只是一个面积才0.5平方公里的小岛，岛上的居民是董、王两个大姓，大部分的居民都靠讨海为生，董姓住在金屿村，王姓住在风屿村。当时岛上的居民生活很困难。因为乌屿是小岛，土地贫瘠，而且缺乏淡水浇田，居民都靠出海捕鱼为生，很少种植粮食，而国家每月配给的粮食定量也只够糊口，居民常常要靠在口粮里加入其他粗粮来充饥。当时，家里如果有一人外出讨海，按规定一个月有45斤粮食，而普通居民，一个月只有20斤的口粮，因为人口多，每月的口粮往往不能填饱全家人的肚子。讨海的人，为了省自己的口粮给家里人吃，常常趁出海在外途经外地时，买便宜的动物内脏吃，尽量少吃粮食。

　　在堤还未建成之前，岛上的居民要到陆地上，只能靠一座盘功桥(盘光桥)。据传，盘功桥建于元朝，是一座84洞桥，但当时桥早已倒塌，剩下一点点桥基，桥上的石板被人拾起，在桥旁另搭了一条石板路，退潮后才能走这条石板路，涨潮时就只能靠渡船了。因为桥在海上，桥石上经常有贝类寄生，如果有人在过桥时滑倒，常常被这些贝类所伤。另外，晚上并没有渡船，一些外出晚归的人，只能在岸边等着天亮，或者等潮水退了再摸着石桥过海。据说当时有村里人娶了岛外的女子，有时遇上涨潮，送亲队伍就过不来，耽误了良辰吉时，甚至有的女子因为无法摆渡，只好坐在对岸一边哭一边等着退潮。

　　当时，因为乌屿远离大陆，用水、用电都很困难。当时乌屿流传一名老话：“过乌屿生活不错，踩水踩到天暗暗。”意思就是在乌屿生活还是不错的，就是缺少淡水，要靠踩水车来把水引来。此外，当时的条件设备都不能使岛内通上电，岛上的居民只能靠点煤油灯、点蜡烛来照明。因为生活贫苦，岛上的面积也有限，而住户又多，每户的家庭人口都有不少，人均居住的面积就很小，经常是几代人挤在一幢旧屋子里。

　　建设：靠板车、簸箕，建起千米大堤

　　没有北堤的日子，一遇上恶劣的天气，乌屿岛和外部的交通就会被迫中断，靠渡船摆渡的话，常常发生危险，因此发生的溺水事件时有发生。也正是为了一件这样的交通事故，最终才有了北堤的建设和成功。那是1970年的时候，一次台风中，有一艘载了9个人的渡船在过海时，因为浪大风急造成沉船，除了3人生还，有6人死于此次海难。这起重大的海上交通事故，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群众纷纷要求造堤，这也立即得到了当时城东公社领导的支持。很快，城东公社革命会主任朱赞成就召开大会讨论并决定修建乌屿北堤，并立刻成立了乌屿海堤建设指挥部，指派城东公社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担任总指挥，由时任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我和风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分别任副总指挥。

　　金屿大队从东往西修建，凤屿大队则负责由西往东修建。当时的金屿，住户有4000多人，但男的大多出海了，留在家里的大部分是妇女和老幼。金屿大队开了支委会进行了分工，由大队长负责抓生产，书记来抓海堤建设工作。建设海堤的时候，金屿大队每天都组织200多名妇女出工，没有先进的工具，大家靠的就是耕田的农具掘土，用簸箕担，用板车运，所有的工作都不记工分，也没有报酬，但大家仍然干得热火朝天。

　　1971年的春节被喻为是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那时男人出海归来过节，但那3天全部都用来建设海堤了，所有的男人都用船去载海沙来为海堤奠基，纯粹的义务，没有任何的工分，但因为这涉及全村的利益，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当时还有一句劳动口号是：“下定决心，不怕水深;排除万难，不怕水彦。”喊出了大家建堤的决心，当时大家的目标就是能够把堤建起来就好。尽管大家紧赶慢赶，但因为建堤用的是海土，只要水一退，建起的堤坝就垮塌了。

　　一次次地建，又一次次地被水冲垮，建设速度非常缓慢。有一次，建设中的堤坝发生了滑坡，一下子滑下了6、7米高，而给大家抢救的时间就只有一个潮汐的时间，但在两个大队村民的联合抢修下，最终还是抢险成功。垮塌现象发生了多次，指挥部成员一商量，觉得这样不行，如果这个堤没有建起来，之前所做的全部都是劳民伤财，于是决定想办法解决。

　　金屿大队里有一座小山，山上住了10几户人家，指挥部的决定是挖山，用山土、山石来造堤，这样比较牢固。但这样一来，势必要拆掉山上居民的房子，指挥部专门成立了拆迁小组，给每户山上的居民丈量其土地面积和房屋面积，并约定造堤成功后，按照同样的面积建新房子给他们。其中就有董伦木丈母娘一家的房子。在他的动员下，丈母娘一家同意了拆迁，其他人一看，也都同意拆房。拿山石造堤的办法才得以实现了。

　　建后：口粮有保障，人人过好日子

　　北堤建成后，乌屿的居民实现了岛陆相通，如今是家家都有小楼房，汽车也可以开到每家每户的门口。北堤建成后，水、电也都通到了乌屿，村民再也不用为了用水、用电发愁了。北堤的成功建成，也为建造南堤打下了基础，北堤的受益者是乌屿董、王两姓社员群众，但成功的经验无形中大大鼓舞了城东广大社员群众，为南堤的建响了响亮进军号，为围海造田，向大海要土地打响了第一炮，没有北堤的建成就没有南堤围海造田的壮举，北堤的成功建成，加快了南堤围海造田的步伐，乌屿南北堤围垦面积达到了7000亩左右，乌屿的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80%的土地都被用来建房子了，其他也被分成耕地。在北堤建成后，金屿大队分到了800亩地，其中300亩作为耕地，家家都有田地耕作，一个劳动力平均分到了一分地，而且因为土地肥沃，水稻的亩产量能够达到七八百斤，甚至超过了高产的状元田，靠着这一分地每年产出的140斤左右的粮食，每个人一月能增加10多斤的口粮，家庭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董伦木口述

　　9、浔美大队万忠平“永远的丰碑”

　　一一建桥闸情怀

　　一条长堤，数代人的渴望;

　　一条长堤，一代人战天斗地的壮丽史诗;

　　一条长堤，改变了一方百姓的贫穷历史;

　　一条长堤，又是改革开放腾飞的雄基!

　　这条长堤就是一九七四年竣工的城东海堤。我领队参与城东海堤浔美排洪桥闸的建设，是成功建设城东海堤的见证人之一。

　　(一)

　　一九七三年秋收以后的城东公社一次三级干部党员会议上，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同志在会议上铿锵有力地说：“……一九七四年，我们一定要把城东海堤南堤建好，让取笑我们城东人到洛阳与猪抢吃地瓜渣成为历史。只要我们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以粮为纲’，像大寨人那样，艰苦奋斗，努力拼搏，克服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让七千亩海滩改造成良田，到那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一个新的城东，必将出现。……”

　　(二)

　　要围垦，先建闸。因为海堤合拢时，七千亩面积的汇水，必须从涵洞及时顺利泄洪，否则即使海堤已建成，依然随时会溃堤。计划中两个闸址之一，就是浔美的龙头山尾。龙头山，是一座石头为主，沙土包岩的小山头。历经千年的风吹雨淋，海潮侵蚀，层层叠叠，奇形怪状，僵卧海中，时隐时现。地质资料表明，它是一个理想的桥闸地基。

　　要削平几十米的山头，炸掉并搬走数千立方的沙、土、石，从海底建起双曲拱桥及闸房，没有机械设备施工，靠的是人工，用的是扁担、竹杠和铁锤的落后工具挑土、抬石和炸石。而且受海潮涨落影响，正常施工时间短、工程量大，任务重。若不能按期完成任务，必将影响南堤工程进度，势必加重围垦工程工作难度。尽管省、地、市都表示支持，但要完成南堤长达2.1公里，土方128万立方，石方10万立方，投工需250万工日以上的重担，即需城东人民挑大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建好桥闸，是重中之重的先行工程。

　　承担此重任的浔美大队干部群众，面临着是严重的考验。当时尚处“文革”未期，群众派性对立，令难行，禁不止，人心涣散;而且山美水库北渠横穿浔美的“五舍埭”，数万立方的弃土，堆放在数百亩的水田，若不及时平整，冬种春耕无法展开，季节一旦错过，浔美社员连口粮都成问题;而且，浔美的青、壮男社员，几乎都到大坪山隧道挖洞，不能抽调。

　　如何消除派性，高度集中劳力，同心同德，做到平整土地与围垦工程两不误。在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大队干部深入家家户户发动群众，用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的精神，扩大耕地面积多收粮食的道理，深入浅出晓以大义，让广大群众明白目前的困难，奋斗的目标和美好的明天。以浔美民兵为主体的青年社员，打响了南堤建设的第一炮。

　　这群年纪只有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社员、女社员占绝大多数，都是刚参加农业生产不久或走出校门的知青，肩嫩手白。面对着是无情的风沙吹残，苦涩的海水浸泡，危险的炸抬石。抡大锤、扶钢钎、抬乱石、挑烂泥，出门一身衣，入厝一身泥，肩肿、手烂、脚流血。恶劣的施工场所，繁重的体力消耗，磨炼他们的战斗意志。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表扬“一不怕苦，二不叫累，团结奋斗”的精神，和潮水抢时间，和时间争速度，此时，“造反”的和“保守”的，都为了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拧成一股绳，打拼向前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克服种种困难和技术难关，苦干巧干近三百天的日日夜夜，拼命工作，终于在南堤合拢之前，按时建成桥闸，为南堤泄洪和挡潮提供支持，有力地保证海堤加固建设。

　　(三)

　　那时的炸石建桥闸，轰轰烈烈的劳动场面，令人难以忘怀。由于闸址是山与海的结合部，要打开施工场面，说多难就多难。一边是高高的山，一边是深深的海。清理桥闸基础，要抬走一块石头，挑出一担泥沙，一脚踩在乱石，表面长着锋利的海蛎，一脚是深深的烂泥，脚跟不着底。比较好走的石皮路，又长满海苔，又陡又滑。担子的两筐，一头是碎沙石，一头是烂海土，重量不成正比，摇摇摆摆，前晃后撞，坑坑洼洼，高高低低，如同走钢丝。但他(她)们连滚带爬，力使不让重担停下来。

　　炸石的女社员，手中握的沉重的十四磅大锤，冰冷的钢钎，打的是大小不一，形状奇异岩石，真不是女人干的活，但她们坚持下来。刚抢大锤时，经常是打不着钢钎，砸在自己的脚腿，扶钢钎的不懂要领而被震得虎口鲜血直流，手背红肿。挥没几下，气喘呼呼，上气接不着下气。你不行，我顶替，轮流干。从“战斗中学习战斗”，渐渐地悟道入门，运用自如。三、四支大锤，稳、准、狠打着一支钢钎，火花四溅，石粉飞扬，速度进展快。浙江省平阳专业炸石队伍看到浔美女社员抡锤打石的飒爽英姿，由衷树起大拇指夸道：“浔美女人不简单，不爱红装爱武装，挥锤砸烂石头山，不亚男人半边天!”

　　排炮炸石，是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没一定技术水平和施工经验，是不行的。浔美大队大胆起用“出身不好，成份复杂”的打石师傅，用为人的真诚，一视同仁，打开他们封闭的心灵，和他们共同摸索，刻苦钻研，根据石质结构，计算石洞深浅，炸药份量，设计施工方案提高工效。轰轰的炮声，让千年的顽石开了花。当当的锤子声，抬不动的毛石改一下也搬了家。在海堤合拢时，需要数千方的土方，就是浔美打石师傅，用炸药扩炮炸石的原理，运用于炸山，一个工日，就预备充足的土方，让合拢工程，顺利进行。

　　那时，围堰建桥闸，由于海潮涨落，上工时经常是起早摸黑，不能按时就餐。社员带的餐饭，是照得人影的地瓜渣汤，劳动一会儿，拉尿出汗，肚子就空了。但社员学需忍着饥饿，照样打锤、抬石、挑土。冬天冷风刮骨，寒气入肉。夏天，赤日如火，施工场所，四周是高高堰堤，风吹不到，如同蒸茏，煎烤人体。恶劣的气候，繁重的劳动，难以承受的体力消耗，是什么精神让他们坚持下来?“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是堤上飞奔的劳动大军，朱赞成、林敏捷、林国连等公社党委一班人，也跟其他民工一样，赤膊上阵，肩膀挂一条绳子，手握车把，弓着腰，拉着满满的一大板车土，气喘呼呼，浑身汗水，沾满尘土，只露出红红的双眼和白白牙齿。榜样，是无穷的力量，引导着广大社员艰苦创业。海堤，象巨龙一样，镇伏于波涛汹涌的海疆。而我们修建桥闸，就是用原始的劳动工具，肩挑、手抬，争分夺秒，炸石、清基、砌体。一座宏伟壮观的双曲桥闸，渐渐显露出它的英姿。

　　这桥闸施工面积达六百多平方米，双曲桥长30多米，宽5米，涵闸高12米，宽2.5米，长近30米，分成五孔。闸底出口建一个面积一百多平方米的消洪池。两边用精打的石头砌护墙与护栏。它历经35年的漫漫岁月，默默履行泄洪挡潮重要使命，至今屹然不动。

　　城东围垦，历经“沧海、良田、新城”的变迁，是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征服大自然，为人类造福，不屈不挠，战天斗地的壮丽史诗。

　　(四)

　　引进北渠水，平整海滩地。公社党委，及时因势导利，率领广大干部社员，苦干、巧干，经七四年冬，七五年春的大干快上，真是人心齐泰山移，沧海成良田。当年平整，夏季就获得亩产近800斤的好收成。宜养殖的水域也传出鱼虾丰产的喜讯。农渔丰盈，乐透人心。受益的广大社员，看在眼里，喜在心窝。城东围垦的成功，使城东人民脱了贫。事实教育了群众，只有象朱赞成同志这样的共产党人，牢记“为人民服务”唯一宗旨，不辱历史使命，定能春华而秋硕。既使在逆境中，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上，不畏艰难，排除干挠，为了人民福祉建功立业。

　　然而，当年参与修建海堤的建设者，相当一部份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不会死的是人的精神，不会灭的是人的灵魂。一瞬间，三十五年过去了，我曾经痛苦着又享受的幸福。因为有了这条海堤，才有今天城东地盘的：“旧貌换新颜，恰似人间天堂”的变化。因为城东公社的继任者，要使城东继续发展，只能沿着前辈人开创的局面，继续走下去，别无选择。

　　而我们当年洒下的血汗，滋润着城东沃土，她正淋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日新月异，怒放光彩!我可以替已经辞世和活下来的那代人自豪地说：在那个年代，我们努力奋斗，血没白流，我们的牺牲与奉献，问心无愧!

　　浔美村万忠平

　　二OO八年六月十八日定稿

　　10、钱头大队梁汉卿“狂风挡不住朱书记的脚步”

　　记得是一九七四年的(七～八月)的一个星期六。时已深夜，城东公社机关只有党委书记朱赞成和我在值班，市委来电，今夜有强台风到来。朱书记接到通知后马上把我叫醒，要我同他一起巡海堤，我们俩人立即披着短雨衣，拿着手电筒沿着前林宫仔边走去，天上一片漆黑，根本看不到路，只好一脚高一脚低地慢进。在狂风雨交集之际，到了前林海堤边更是寸步难行了，我们俩个人只好一手拿手电筒、一手抱鞋，更不能直胸而进，只有按四脚狗式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这时内衣己湿透，裤子更不要说，朱赞成书记关心地说：要走慢点，要注意安全，慢慢走到庄任去。从前林宫仔边海堤岸到庄任海堤路虽然不算远，但在走这条堤时间不知走多少时辰。好不容易到庄任就马上通知庄任书记组织干部民兵巡逻。朱书记亲自把防抗台风的任务当面安排好后，我们俩人才到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家中清洗。朱书记感慨地说：这种雨衣根本挡不住风雨，明天叫人去买一批长雨衣，每人配一条，碰到大风雨才能挡得住，才能及时使用、及时行动。从那以后公社每个干部开始配套一条长雨衣。长雨衣就从那时配办而来的。

　　一九六八秋，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那时整个城东公社党委及干部大部分都没有上班，机关领导班子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可是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还是坚持着上班，他说：搞好生产就是革命，就是对得起党中央，对得起毛主席，生产搞好了，城东人民就有饭吃。但是城东的最主要弱点就是要解决水的问题。在一次会上，朱赞成书记坦诚地要求东星大队、下美大队、埭头大队、前头大队联合开挖水渠及建抽水机站，水的来源从东海的鹿园东塘头引上，这就可以解决半个公社的水源问题。我本人就是受朱书记的号召，带几十个人参加这个工程建设又是接受仕公岭最高峰地段，有一天，一群解放军的军车向泉州方向通过，由于公路占去一部份，军车受到阻塞，难以通行有一名解放军军官下车，问这是做什么事，我们说这是我们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号召我们搞水利建设，从低处搞几个抽水机，一站一站地抽上来，保证前面一大片农田的水利灌溉。那个军官说：这个时候还有干部带头搞水利工程建设，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梁汉卿

　　11、林华泰“城东往事追忆”

　　城东党政重视教育工作

　　1、1970年间成立城东公社教革组，办公地点设在十分拥挤的公社机关大院，是泉州地区少有的。充分显见城东党政对教育工作的重视。

　　2、筹办城东中学时，朱赞成在筹备组会议上说过“教育是立国之本”因此，在筹建城东中学时，老朱亲自踏勘选址，决定将原有近海边的城东保健院整体搬出另建，把其房屋建筑及四周空旷的地块全部分配给中学，把镇中心最好的地块留给中学，在筹备时间短，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倾全社之财力，并发动群众献工献料。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建成两座崭新的教学楼，城东三万多人民群众，欣喜地看到属于城东自己的一所中学无不拍手称快，心情无比激动。几十年来城东中学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成为几千人的规模学校，去年(2007)经省教育厅及有关专家评估顺利地进入一级达标完全中学行列，是古城地面五所达标中等学校之一。

　　3、重用教师出身的林华太，何汽成，高文明，到公社党委，教革组和企事业办任职，这是泉州地区当时没有过的人事安排，体现城东镇党政重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这在当时轻视知识分子弥漫读书无用论调的年代特别是难能可贵。

　　4、重视知识分子的教育与改造，经常让教师深入到基层去锻炼。同群众同甘共苦.同群众打成一片。学校教师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情况下，都能利用空闲的时间，参加当地的平整土地，农改田，夏收夏种等活动，尤其在围海造田的大工程中，广大教师都自觉到海堤参加义务劳动。通过劳动的实践，即锻炼了身体又接受了思想的改造。经过几年的考察，提拔了一批知识分子到公社、企业、中学的领导岗位上来。

　　5、当时被外界认为是“城东国”的城东公社，确实处于“强势政权的统治”，而在教育这块领域却能“招贤纳士”起用不同的观点派别，有一定的才干的同志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如中学的黄修植，小学的魏绣竹、刘成风、曾伙泉等，当时中学开展布点下伸，有一部分人对此有情绪，但尚能正确对待，事实证明这种包容的用人的办法，既化解了矛盾又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也为稳定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发挥了作用。

　　6、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中学布点下伸贫下中农管理的学校，在公社党委重视和支持下，各大队都派出最优秀的大队骨干参加管理学校的工作如：庄任大队，下美大队，他们为办好学校，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发动群众献工献料，施工员自己派，开山取石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个大队各盖起了两栋教学楼，为了让农村青壮年早日脱盲，各大队学校的教师白天上课晚上轮流去夜校扫盲，他们都不拿一分的报酬，从夜校开办的之日起，每个村落灯光明亮，书声朗朗，青壮年通过夜校的学习、培训，很快就有一批人脱掉文盲的帽子，当上了大队干部、生产队长、会计、出纳、记工员等职务，他们的知识，技能来自公社党委的重视和支持。

　　7、发挥教育界宣传舆论作用：

　　教革组兼宣传组配合中心组开展活动，，抄贴大字报，出版宣传栏，组织知青文艺宣传队，经常到海堤建设工地慰问演出，激励民工士气，宣传好人好事，1974年组织有教师、学生、社员组成的文艺宣传队到各大队巡回演出，宣传“农业学大寨”“围海造田”的重要意义，教师魏秀竹创作：“海堤赞歌”歌舞剧宣扬城东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对围海造田工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剧参加市级文艺汇演获得二等奖。

　　1974年在海堤围垦工程的关键时刻，宣传组魏秀竹为宣传围海造田重大意义，鼓舞人民群众一股作气夺取围海造田的最后胜利，撰写洋洋万言的《围海造田战斗檄文》，批判当时所谓的“右倾”思想，鼓舞广大社员群众的战斗意志，表达在党委的坚强的领导下排除万难，勇往直前夺取围海造田的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此文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极大地鼓舞社员群众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和战斗意志。

　　8、增加对学校教育的人、财、物投入：

　　城东是泉州地区最早实行向学校派队聘教师的，队聘教师记取中等劳动力工分，教育部门每月仅发给5元的补贴，这些队聘教师经过磨炼，后来转为民办教师，一部分民办教师再转为公办教师。

　　实行中学布点下伸，小学附设初中班后，校舍不足，所在大队负起教室基建修缮责任，当时集体经济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投入基建资金和财物无从估算。

　　9、对当时不同观点的中小学教师，公社党委和教革组均能正确对待，有能力有才干的均得到起用，作为中小学领导班子成员，如原五中政教主任黄修植分配到乌屿学校，不久即调城东中学负责人，后来调到市委组织部当副部长。又如东星小学的郑景章调到泉一中任副校长。王永清在泉二中任副校长，苏秀珠(孟常异爱人)调到源和堂任厂领导，中学教师王炳坤后来是城东中学校长，再调鲤城区教育局副局长。

　　七十年代初国家刚提倡实行计划生育，党委书记朱赞成认识到这是党的基本国策，应该坚决拥护认真执行，率先第一个走进手术室，在党委书记的带动下，其他委员全部实施绝育，就连只生女孩的党委委员林华太，来不及向爱人打招呼，跟着进入手术室做了绝育，受到当时泉州市(县级市)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和表扬。

　　12、何汽成“狠抓多种经营，发展农村经济”

　　朱赞成同志，熟谙发展农村经济，除紧抓农业外，十分重视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路子。那么，首先要“经营”什么，“发展”什么呢?经过再三权衡，他认为，首先抓好社办工业更为重要，因为当时农业上大搞围海造田、平整土地、抓农改田和水电建设等农田基本建设活动，都必须有经济作支持，否则都将是“望农兴叹”，寸步维艰。因此，为了将经济搞活，确定首选社办工业。于是，他首先在组织上成立机构，抽调专门人员，组建“社队企业办公室”，落实各项具体工作。企业办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首先考虑要办什么厂?有什么条件?他要求一切从社情民意出发，有的放矢，不尚空谈，不搞花架子，做到办一个，成功一个，求质量不求数量。于是企业办切实的排查本公社的家底，对本社

　　所有资源，传统作业优势，人员技术优势，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等，作了详尽的研究。第二件事，就是要克服谈而不决，议而不定的通病，要拿出魄力，拿出效率，能定即定。经研究后，确定办公社建筑队，原因是本社历来人多地少，不少人外出做建筑工，包土方工程的习惯，如果将他们组织起来，加强管理，走集体发展的道路，于公于私都有利，也适合当时的政策要求。另外本公社有个村，解放前以打铁、搞机械为生，解放后这类行业萧条了，这些技术人员散落在社会上。于是企业办将他们集中起来，开座谈会，征求他们的看法，结果一拍即合，个个都乐于重操旧业，发挥个人才干，最后决定办公社农械厂。还有公社每年都要完成国家交售生猪任务，要完成这些任务，必须投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饲料。假如将这些粮食作原料，办一家小酒厂，然后用酿过酒的酒糟作饲料，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况且这种酒糟还含有15%左右的蛋白质，又有芬芳的气味，能刺激猪的食欲，长膘很快，这样使资源得到循环、利用，再好不过，因此决定办酒厂。就这样经过认真细致地分析各方面的条件后，采取择优确定办厂的原则，先后办了木器厂、砖瓦厂、塑料厂、食品厂、造纸厂、汽车配件厂等十余家工厂。

　　由于办厂方向对头，能做到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所以办了十余个工厂个个都成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有的还发展很快，如农械厂，由于技术力量雄厚，管理超前，生产得到突飞猛进，不仅为农业生产农具，修理农机、农具，还为农机具的改进作出贡献。如打谷，原来是手动的，体力消耗大，第一步就改造成脚动打谷机，这样就大大减少体力消耗，再经过努力，又从脚动改进为电动，减少体力消耗80%以上。为配合水利建设需要，农械厂还生产抽水机、水管(无压力)，以及各种需要的工具，真正做到工业为农业服务。不仅如此，整个工厂很快就上规模，一年后工厂就创设颇具规模的翻砂铸造车间、金工车间、总装车间、电器车间等。金工车间配备有车床、刨床、铣床、磨床、滚齿机，还自己组装了10米龙门刨床等。由于设备基本完善，因此生产也很快的上去，当时，不但能生产出900牛头刨床、C620机床和平面磨床等整机产品，而且外观、精度等质量都很不错，可以与当时的省内三大机械厂之一的熔新厂同类产品比美。所以销售就很好，不仅在本省内销售，还销往国内十余个省份。在当时一个公社的工厂产品能销往省外的，也是凤毛麟角的，所以当时的城东公社农械厂在泉州的郊区公社中，其效益和发展都是较快的一个单位。

　　城东公社农械厂之所以能取得这样成绩，主要是立足点正确，择优发展，充分发挥散失在社会上技术人员的作用，形成技术优势。再就是改革管理体制，不唯上，不守旧，实行有限度的改革，主要有三原则：即坚持经济集体的原则;坚持利益分配集体得大头，个人得小头的原则;坚持调动生产人员，管理人员积极性原则;推行“节约奖”、“超产奖”“质量奖”的管理制度，调动了全厂人员的积极性，效果极为明显。但当时能实行这样的做法，不是很容易的，是需要气魄和胆量的，朱赞成同志对厂里的管理人员说：“只要是对集体有利的，就坚决执行，坚决改革，不要怕压力，有责任我承担。”所以厂里就放心的做下去。如节约一斤钢材，减少损坏一件工具，超额完成一件产品，次品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的，按一定比例计算，实行奖惩。以减少损坏一元钱或多增产值一元钱为例，工人得四角钱，集体得六角钱，互为得利，皆大欢喜，工人增加收入，集体增强财富，这样上下均得益。大家都想到一块了，步调也整齐了，自然生产就上去了。

　　从1969年至1975年办了十多家社办厂，农械厂办得好，其他厂也不错，都有发展，都有盈利，没有亏损的。产值从几万元、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直到1975年己达到500余万元，累计为公社的围海造田，平整耕地，水利电力建设等提供300余万元。同时还为农村富余劳动力1000余人安排就业，真正做到工业反哺农业，为农业服务。

　　除了抓工业，创财富支援农业外，同时不忘抓副业，抓经济作业，抓特色产业，抓新兴产业。如抓养殖场，不仅抓生猪生产，还注意抓发展、抓效益、抓潜力。例如，特别抓良种猪种的育苗这一非常重要的环节，猪场的苗种不断优化，效益效率就大不一样。而且大力向广大社员推广，社员也看到了前景，大大地提高自觉养猪的积极性。原城东公社交售国家生猪任务是年5000头，结果完成交售8000头，超额完成任务60%，国家有物资稳定市场，社员又增加经济收入，皆大欢喜。又如抓种植中药材：龙舌兰等经济作物，大力推广种植新特色蔬菜——芦笋。还因地制宜利用山坡地种植龙眼树，计划15万株，已种植IO多万株了，如此等等。假如按朱书记的思路一直发展下去，城东公社是可以富裕起来的。

　　13、万美本“城东人民忘不了您”

　　(一)

　　记得1970年四至五月，青黄不接期间，有一天上午，我和四五个邻居背着“加积”(用咸草编织的草袋)要去买芋头渣(地瓜碾磨后，洗去淀粉的渣，然后晒干了)来充饥。当时大家都很穷，每人身上所带的钱只不过两三元，顶多能买到十多斤。

　　从福厦公路向北走，路经原城东公社所在地的大门口，我们看见两个中年人蹲在路边。其中一个人感叹地说：“城东人民要到什么时候才免到惠安洛阳蕃薯埔买芋头渣啊!”我一听，感到有点惊异，心想：今天竟有人关心着我们，烦恼我们连芋头渣糊汤都喝不起哩!于是，我转头问后而的一个同伴：“刚才那个说话的人是谁?”，“他就是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呀!”我“嗯”了一声，顿时陷入沉思，脑子中突然闪现一个念头：城东来了一个这样关心人民疾苦的干部，说不定几年以后，我们会丰衣足食的。

　　目睹耳闻的这个镜头，虽然事隔近四十年了，但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浔美社区居民万善世82岁)

　　(二)

　　1967年，朱赞成调任城东公社革委会主任后，一上任就就深入到各个大队、各个村落，仔细调查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他亲眼看见城东绝大多数的农民一日三餐都是喝芋头渣糊仔汤(只是稍微宽裕的个别农户有渗点大米)，心里+分难受。

　　有一天，朱赞成来到浔美大队，向革委会主任万志民询问农业生产情况：一年收成多少粮食，口粮分多少，缺粮户多少，全大队多少户吃芋头渣糊……这些数字，万志民都口答如流。突然，他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你知道全村有多少石对臼?(用来捣碎磨细芋头渣的石器)”这一问，万志民一下子难住了，哑口无言可答。这时，朱赞成笑着说：“还是我比你清楚，你花点时间去查一查，看跟我知道的有没有差错。”接着说，“后山宅4个，赤仔尾6个，厝仔地4个，后巷街5个，古楼3个……总共22个，还有两个撞破被半埋在土里。”听朱赞成这么一说。在场的万志民和我都呆住了。我想：朱赞成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呢，他的心里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后来，我听过原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说过：每每在晚上，老朱总是睁大眼睛，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他反复琢磨着，殚精竭虑，要如何首先解决城东人民的粮食问题。老朱在城东任职期间，先后带领城东人民在后埭、桥南、庄任、前头等大队在江边、海边浅滩地围垦土地两千多亩，又带领城东公社(8个大队)移山填海，建筑连接乌屿岛的南北两条海堤，围垦七千亩，平整全社坡耕地一万多亩。就这样，根本地解决了城东人民三餐大问题，从缺粮到年年有余粮的大变化，结束了城东人民千百年来吃芋头渣糊仔汤的历史。

　　党和人民的好干部朱赞成同志的功不可没，城东人民是历史的见证人。

　　(原浔美大队民兵队长万忠平60岁)

　　(三)

　　我的大儿子万××六岁那年春季的一天晚上，突然发了高烧，我喂他面线糊、鸡蛋汤都呕吐掉了(当时孩子他爸在外教书不在家)，整个晚上我忐忑不安、提心吊胆。我用浸冷水的毛巾放在他的额头上，熬姜汤让他喝都无济于事，整夜高烧不退，昏昏沉沉地睡着。到了天亮时，我惊恐万分，急忙找来我爱人的同事，让他帮忙抱着我的孩子往华侨大学车站跑去……

　　我看到自己的孩子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更是心急如焚，想跑步紧跟着，但总是迈不开脚步，感到浑身都在发抖。

　　盼着南来北往的汽车，等了片刻都未见公共汽车的踪影。正巧，从路边走来两个人;一个是林敏捷，一个是朱赞成。林敏捷一眼看见我们，关切地问道：“孩子病了吗?”我们说：“病得厉害呀!”这时，，朱赞成听后，连声说：“快，快，快叫服务部的张××用三轮摩托车赶紧载去泉州第一医院。”

　　到了第一医院，经医生诊断，我的孩子是得了急性肝炎，由于拖迟了治疗时间，孩子已经昏迷不醒了。医生还说，如果再来迟一步，孩子就非常危险了。

　　我的孩子在医院里，经过医生及时打针、输液抢救，住院第三天早上终于苏醒过来，一周后就病愈出院了。

　　也许是一个连声“快快”的召唤，赢得了抢救生命的时间吧。我的孩子今年已经四十二岁了，而且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当年他尚年幼无知，根本记不起自己有这样一个危险的经历。然而，这个当母亲的我，却始终不忘经常向他提起这件事，教导他不忘自己的救命恩人。

　　(浔美社区居民蔡淑合66岁)

　　(四)

　　我，不曾婚娶，在城东卫生院从事医务工作四十多年;我走遍城东地区千家万户。在城东片区一提到朱赞成的名字，老百姓无不赞叹不已，而且一致公认，他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我几十年如一日，以卫生院为家，一日三餐都在公社机关食堂吃饭，因此，同朱赞成碰面、接触的机会非常多，尤其是冬季，他和我常常延迟三四点钟吃晚饭，不是他就是我，虽然饭菜都冷了，但是早已形成习惯了。

　　朱赞成在城东期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一贯穿着一双“人”字拖鞋，就是这双“人”字拖鞋伴他走遍城东公社的每一座山、每一片地，每一个村庄。每逢爬山涉水时，他习惯把那双拖鞋，扎在腰间或者插在臀部，一年四季任凭风吹雨打日晒，浑身上下都是黑呦黑呦的。

　　1974年11月26日，南堤堵港合拢的这一天，我被派到现场，为可能发生的伤病员治疗。我亲眼看见那一个最惊险最感动人的场面;当几只装载满沙石的虎网船，缓缓地被推到最小的合拢口时，刹那间，堤内的潮水像山洪爆发似的把这几只船冲垮了，同时缺口越来越大。说时迟，那时快，在这十分危急关头，身为党委书记的朱赞成一声呼唤：“跳进水里，筑起人墙!”他带头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的水中，也就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在场数百名干部群众也跟着跳下去，大家手拉手，肩并肩，众躯成墙，让一只只载满沙石沙包的木船顺利地推进合拢口死死地把合拢口堵住了。

　　南堤的合拢，就可以说围海造田成功了。但是加高加固堤岸的任务还十分繁重而艰巨，更不能高枕无忧、掉以轻心。记得南堤合拢半年后的一天中午，朱赞成同志因感冒而发高烧到39.5℃，来到卫生院让我打针输液的时候，突然一个通讯员跑来向他报告，接到市委紧急通知：“今年九号台风可能在两三天内在我省东南沿海登陆，最大风力在十二级以上，希望快速防范。”朱赞成一听，立即拔掉输液针，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披上外衣，说道：“海堤是城东人民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呀。”说着，照样穿上“人”字拖鞋，就一个劲儿跑出门去……共产党多好的农村干部啊，他的心紧紧地同城东人民的心贴在一起。

　　我无比崇敬他，把他当作自己一生崇拜的偶像，时时刻刻怀念他。如今城东人民的好干部朱赞成已经与世长辞30多年了，但是他给城东人民留下不可磨灭的光辉形象。

　　近代载入浔美《何氏族谱》三贤中的唯一活贤人万寿鹏78岁万本美采访整理

　　14、魏文海“抗灾前面的带头人——朱赞成”

　　我是水库的管理人员，在1966年参加东星的抗旱会议，因当时下区东星、下尾、前头埭、浔美等大队受旱非常严重，其时城东公社机关已处于半停顿状态，公社生产无人管，灾情又如此严重，如不采取措施，粮食必定大减产。老朱得知后，立即从家中来到公社，在东星村召开有关大队及水利人员会议，提出抽水抗旱计划，要在仕公岭架三层抽水机临时使用，灾情就是任务，会议隔天就开始测量施工，但当时文革武斗严重，为防止仕公岭路段出现人事伤亡，保护测量施工人员，老朱及时向上级反映得到支持，即派解放军来巡查保护，让测量施工顺利进行，由东海圣墓村起点，分三层抽水机把水抽过仕公岭顶，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困难(资金、材料)老朱及时向上级汇报得到帮助，拔款5000元、雷管500粒、炸药300斤。经过20多天的奋战后，水源流过了仕公岭解决旱情，取得当年的好收成，群众欢呼说今年好收成，要归功于抗旱的领头人朱赞成，从此我对老朱就非常尊重和爱戴。紧接着，老朱又领导在仕公岭建二层固定的电灌站，发挥起抗旱作用直至北渠引水才停止使用。

　　魏文海

　　15、庄任林德林《自发报恩》

　　1973年，城东公社人民的地瓜渣汤，早已随着“农业学大”“工业学大庆”的热潮淘汰，全社围海造田一万多亩农田的基本建设已经自由灌溉，农田机械化和电气化，在各村已经基本普及，也可以说：“人民的生活已开始迈向小康”。

　　一个星期天，我村里贫下中农和小队长，静静地组织七八人到朱赞成家，但朱书记在公社值班。他们一进家，就触目惊心，大家差点喊出“老朱还住在这种地方?”原来他家是一座不到40平方米的两间房，外加一条廊的破旧房子，跟我在庄任65年前情况一样。一下雨就要排列缸桶盆接滴水，两张破旧床，一张已不成样子。用绳子捆着的破餐桌，一座用土坯造成的无烟囱，大灶放在走廊里，屋顶墙壁被烟灰熏得浓黑，这就是他唯一的财产。他老婆参加队里劳动后，都要利用早晚到山上拾草或割草，每天早出晚归，解决家里的燃料。老朱上有父母，还有三位聪明活泼的乖孩子，一家六七口人，靠他那点基本工资生活。加上老朱经常支持贫困农户，日子同样也很艰难。

　　回家后，一传十，十传百，众人都很想不通。朱书记从65年蹲点我大队，为改变我们贫穷的村庄，特别是吃饭的问题，在那五个春夏秋冬，他风里来，雨里去，埋头苦干，竭尽心思，付出了无尽的血和汗。他的无私奉献，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好日子，而他自己家里，过着那样清贫的艰难生活。大家到公社找到朱书记，强烈要求他买些条石，说我们可以出工出力帮他维修一下房屋。就这样，村里自发组成20多位水泥工和小工，帮朱书记翻建了那座不到40平方米的旧房屋。后来，朱书记一分不少地把工资清算，大家说：“我们是报答你的恩情才这样做的”;可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帮助解决你们吃饭问题是我应尽的职责，我是不能侵占你们的汗水的”。

　　77年泉州市那部所谓的“铁证如山”——朱赞成的高级大楼，不知是往哪里钻出，是天上掉下，还是地理冒出?“铁证如山”，把一座40平方米的平房，造谣诽谤成高级大厦，真是无中生有。同时，一位刚直不阿、一心为民、为党忠心耿耿、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忠诚干部，又是一棵冬雪压不弯腰的劲松，却含冤屈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枪膛之下，我们要为他喊冤哭泣。今天，我们大声呐喊：“朱赞成是城东人民的好书记!”是非自古有人评。我相信，我们的党的政策历来是有错必改和冤案必纠的。

　　朱赞成功绩千垂，流芳千古!

　　城东庄任：林德林

　　16、中共丰泽区委城东街道工作委员会文件(泉丰城工委【2010】61号)(复印件)(略)

　　17、泉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7)泉法刑字第005号(复印件)。(略)

　　18、福建省晋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3)晋中法刑监字第73号(复印件)(略)

　　19、关于1976年6月30日冲击公安机会的真相及关于1976年3月21日所谓打砸洪吾炳家的真相(访谈录庄清源)

　　一、关于6月30日冲击公安机关的真相

　　日历应翻到75年“右倾翻案风”时，城东公社是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省委奖励城东公社一部“福建牌”汽车，车为城东建筑社使用，司机为复退军人吕信铁。该司机表现尚可，得到建筑社干群的普遍好评。然而75年“右倾翻案风”，省工作队进驻城东公社后，城东公社党委机会一班人进学习班的进学习班，靠边站的靠边站，公社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同样株连，人员大换班，汽车司机吕信铁也平白无故地被解雇回家，取代吕信铁的是当时水蔡的苏和平。76年还击“右倾翻案风”，省委工作组闻风撤离后，城东公社原来的领导班子重新恢复工作，吕信铁的司机职位也顺理成章地得到恢复，而苏和平的离职为日后交警扣留城东的三轮摩托车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为表彰城东公社的成绩，晋江地委另眼照顾，安排了一部“北京212吉普车”，一部“天津牌”前三轮摩托车的指标让城东公社购买，但由于城东倾尽全力围海造田，买不起那部“吉普车”，只买回那辆“天津牌”的三轮摩托车。摩托车买回后，分管“企事办”的蔡双梓即组织有关人员办理车辆上路行驶的相关手续，多次到晋江地区交警大队办理相关手续无果而回。花了钱买了车却办不了相关手续，这车就不能上路，这钱不是白花钱了吗?冤不冤!时任晋江地区交警支队分管办证的负责人林道坤是这样说的：“因为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暂时办不了证照，但在我们晋江地区范围内行使，我包你们没事，出了晋江地区地域，我就无能为力了。”就这样，那部三轮摩托车在三证不全的情况的下，在那特殊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糊里糊涂地就在车轮滚滚中上路行驶了。为城东当时的围海造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挥其机动、快速、灵活、高效的作用。在现代人看来，一部机动车三证不全就上路，或许会感到不可理解和可笑，但在那特定的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事是再正常不过的，是历史的产物，是时代的无奈。

　　6月30日，当天公社广播站的蔡秋平开着那辆摩托车到市物质局购买一批抗旱物质，因为三证不全，他特地带了公社办公室开具的有关车辆三证不全的原因以及恳求有关方面在通行上给予方便的证明，也称介绍信。几个月来，这部车就是这样忙忙碌碌地来来往往，穿行于市区办事、购物的。那个时候，泉州市区不像今天这样车水马龙，而是人少车稀，有摩托车的单位屈指可数。因为车不是随便可买的，是安排分配才能买到的，除了泉州电厂、邮电局等几个单位外，市区及郊区8个公社，也只有城东公社有一部摩托车，“天津牌”更是唯一的。当时在路上行驶，实际上是城东的识别码，城东的代号，一看就知道城东的人进城了。苏和平有个朋友在涂山街岗亭当执勤民兵(跟现有的协警一样)，他对城东的车知根知底，多次想拦城东这部摩托车，均因他值班时间跟城东这部摩托车行驶时间对不上而不能得逞。但守株待兔的他终于于6月30日上午在涂山街岗亭上拦下了蔡秋平开着的那部摩托车，任凭蔡秋平苦口婆心恳求。那执勤民兵就是不肯放行，强行将那辆摩托车扣留于“东观西台”。当蔡双梓得知摩托车被扣后，即调用公社建筑社的一部大型拖拉机，到公社农械厂叫了几个民兵一齐到市区准备要放行那部摩托车。当拖拉机到涂山街岗亭时，蔡秋平指认那扣留摩托车的民兵时，蔡双梓即将那民兵拖上拖拉机，一起到“东观西台”后，看到那被扣的三轮摩托车，就找当时的民警赖坝水，恳求放行那车辆，均遭拒绝。双方开始由争执到冲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是本地人，有帮交警的，有帮城东的，一场群体事件在发酵，难免动手动脚、拉拉扯扯，强行将摩托车放行回城东，整个过程不到30分钟。这就是“6.30”事件的全过程。所谓的冲击公安机关，造成泉州交通瘫痪数小时，公然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进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二、关于3月21日所谓打砸洪吾炳家的真相

　　洪吾炳原是晋江地区公安处的一名普通干警，碌碌无为，正为得不到重用而唠叨满腹时，省委工作组进驻城东时，自告奋勇地成了省委工作组“朱赞成专案”人员之一。然而泉州地盘确实太小，一抬头见面，都是熟人，十分错综复杂，真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城东公社保卫组组长王元复，其妻弟吴家华，住市东街半东巷内。一个偶然的日子，王元复往其妻弟吴家华家，洪吾炳正与吴家华煮酒畅饮，盛情难却，王元复找位坐下。几杯下肚后，酒中乾坤大，几个人无所不谈。洪吾炳以省委工作组要员自居，大谈朱赞成的个人问题，什么朱赞成必倒无疑，翻不了身，你们(指城东)不要死保他，他只是一根稻草，不是金条，不要死抱他的大腿不放……闲话少说，几天后，时间定格在3月21日上午，朱赞成与王元复，林欠木于市东街邂逅，王元复即约请朱赞成，林欠木往半东巷其妻弟家小聚，并设薄酌共饮，酒足饭饱后，王元复讲起那天洪吾炳的话语，朱赞成听完后，气愤极了，就同王元复、林欠木一起来到市区洪吾炳的家中，想找洪吾炳当面讨个说法。

　　到洪吾炳家后，洪闻风逃避于房中床巷内，朱赞成看到床巷内露出一双脚，即大声呼叫，“出来吧，我已看到你的脚，不必避了。”洪吾炳即猛然拉开床巷帘冲了出来，并风驰电掣地往外跑，准备溜走，说时迟，那也快，朱赞成伸手去拉洪吾炳的手，朱赞成的手有点小儿麻痹症，没有力气，而洪吾炳却身强力壮，朱赞成哪里是对手，一下子就让洪吾炳逃脱，就在那挣扎瞬间，他们两个人的手就把桌子上的一个热水瓶带倒在地下面摔得粉碎。洪吾炳逃脱后，其家人借题发挥，围成团嚷嚷造势，惹急王元复、林欠木一时兴起，准备干架。朱赞成见状不好，也道及自己多少有点失礼，就劝说王元复、林欠木和自己一起离开了。

　　不料，林欠木回去后，酒兴尚未退尽，到城东建筑社要了一部拖拉机，要了几个工人一齐又到了洪吾炳家，实际上也只是壮大声势，挽回上午灰溜溜的一点面子。其过程，难免一顿对骂动粗，摔坏了几张椅子，也殃及桌子上的锅碗瓢盆等物，未有伤及当事人。

　　附录二

　　1、泉州“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今日开堂

　　台海网2011年5月29日(海峡都市报记者李秋云、谢明飞)

　　当你坐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看刘德华演唱会，当你开车行驶在开阔的安吉路上，当你望着大路两旁一天天崛起的高楼，你可曾想过，这片土地，曾经是一片沧海?

　　是的，若不是偶尔听老人提起，没多少年轻人会知道，雏形已现的泉州城东新城，36年前曾是大片大片荒芜的滩涂，这里的人们因为耕地稀少，连“地瓜渣饼”也不够吃，直到围海造田，新增加了近9000亩田地，饭碗里才多了香喷喷的白米饭……

　　36年前的一大片滩涂，现在崛起一座新城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将开堂，为了铭记围海造田的那段岁月，也为了不忘那艰苦奋斗的精气神。

　　望洋兴叹：地瓜渣饼都不够分

　　纪念堂位于庄任社区，占地300平方米左右，是林敏捷老人自家的宅基地。纪念堂内，墙壁上挂着一些珍贵的老照片，正厅右侧的房间，陈列着锄头、镐头、簸箕等老旧农具，还有一辆笨重的板车。

　　纪念堂内陈列着当时围海的工具

　　陈列品中，一个小袋子里装着一块块鹅卵石状的硬物，闻起来有一股霉酸味，用手一摸，还会掉渣。“这是地瓜渣饼，1975年以前，这里的人就吃这个。”在座的六位老人，个个对此印象深刻，都抢着说。

　　“前一个晚上要用水泡，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起来用手把渣饼推碎，才能下水煮。一捧下去煮一大锅，猪、狗、人都吃这一锅。”一位老人不由地比划起来，他说，煮出来的东西稀得很，都能照见人影。旁边另一位老人补了一句，“就连这个，口粮也都不够啊，要到惠安去买回来分”。

　　当时的城东公社，下辖l9个生产大队、41个自然村，从地理上说，包括今天的城东街道、华大街道和洛江万安街道。全社有三万两千余人，耕地面积却只有17000亩，每人平均不到5分地，贫瘠的山地丘陵又占去一部分，剩下能生产粮食的，少之又少。除此之外，就是5万多亩的滩涂海地，大家只能饿着肚子，望洋兴叹。“当时的党委书记朱赞成，看着这里的人吃渣饼，心酸得满眼含泪。”72岁的林敏捷和长他4岁的林国连，当时一起任公社党委副书记。为解决吃饭问题，朱赞成提出了“围海造田”，不惜一切劳苦， “向海要地”。

　　围海造田：改变城东的两道堤

　　从1970年秋北堤开工，到1974年底南堤合拢，改变城东历史的两道堤岸，耗时4年多。几乎整个公社的人都投入了这项工程，也都成了这段岁月的见证者。

　　1974年11月26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南堤在这一天堵港合拢。当天，港口两边准备好了数千袋沙包，上百艘帆船全部装满沙石随时待命，一声令下，人们将装满沙石的帆船沉入合拢口，再用沙包堵住空隙，成功越来越近了……然而，这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堵港前，合拢口突然下陷，情势十分危急!“朱书记跳进合拢口，随之，数百人也跟着跳了进去，手拉着手堵住了缺口!年轻力壮的都跟着跳了下去，而一些无法劳动的老人都纷纷点香在屋前叩拜祈求庇佑。”30多年后，回忆起那一刻，林敏捷的语气一下子变得很激动。

　　为建造北堤和南堤，城东人共计填入沙石土方120万立方米。依靠的，就是纪念堂里的土板车和锄头，一锄头一锄头从两边的山上挖下来，再用板车拉到海边。“每天三班倒，不停地挖，不停地填。”今年71岁的林章西，当年每天6点左右就开始拉土，一天要拉100车左右。“手起泡了，肩破皮了，当然苦啊，可是这是对我们好的大好事，大家都干得很起劲。”

　　北堤1100米，南堤2250米长，两道堤坝一起，为城东围出了7000多亩田地。再加上周围的5个小围垦，城东一共多了近9000亩地。而原本孤零零的乌屿岛，也从此与外界自由连通。“1975年以后，我们这里就能吃上白米饭了。”林章西说，不饿肚子了，农闲时期大家也开始搞些副业，比如运输等。

　　日新月异：城东新城初具雏形

　　高速公路、324国道、安吉路以及新规划的市政道路，在城东片区交织成一张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网;海峡体育中心、泉州第一医院、泉州五中……一个个大型项目陆续纳入城东片区规划中。站在26层高楼的天台上，俯瞰城东，这个新城的轮廓正在逐渐形成，并日益清晰。

　　“你看，上面有摩托车走的那条，就是南堤，堤坝以内都是填海填出来的。”26楼天台上，头发花白的林敏捷和林国连，迎风而立，言语中饱含自豪，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975年以后，林敏捷去了香港定居，近几年经常回来走走看看。越来越宽的道路和四处林立的高楼，让老人感慨“变化太快”，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想起围海造田的日子，“没有当初的围海造田，就不会有今天城东的发展!那段历史，不该被忘记”。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老人把这句话写到陈列室的墙上，希望每个人铭记那段艰苦的岁月，吸取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

　　2、城东海堤纪念馆赞

　　【2011-05-28 曲辰诗词在线】

　　满江红

　　敬德思贤

　　波澜起

　　华年历历

　　宏图壮

　　激情豪迈

　　战旗辉熠

　　镇海降龙凌远志

　　忠肝义胆回天力

　　看依然日月照丹心

　　铮铮碧

　　山河改

　　神鬼泣

　　人事已

　　恩难毕

　　便灯红酒绿

　　不淹功绩

　　浩气永存长景望

　　世风不再时追忆

　　喜青山有幸证丰碑

　　千秋屹

　　由原公社党委副书记、海堤建设总指挥、港商林敏捷先生出资兴建的《城东海堤纪念馆》明天将举行落成典礼。感慨万千，斯词以纪。

　　编者注：这是一位海外商界、社团知名的爱国爱乡友好人士的佳作。在此致以万分感谢。

　　3、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图)(略)

　　4、城东海堤碑记(图)(图略)

　　海堤纪念碑记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朱赞成同志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期间，为实现“一定要解决城东人民的吃饭问题”的誓言，倡导建造城东北、南两堤。

　　北堤始建于一九七O年秋，历时一年多。堤长1.1千米，投入60万工日，沙石土方40万立方。南堤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动工，其工程之大，难度之高，是当时泉州小市建国以来之最。朱赞成同志敢顶压力，敢冒风险，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举全社之力，率全社民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胜利合拢，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堤长2. 25千米，高9米，宽32米，投入120万工日，沙石土方80万立方，围垦海埭7000多亩，创造百亿土地价值。至一九七五年，城东人民告别了喝“地瓜渣糊”的苦日子。

　　海堤建造期间，困难重重。在物力维艰，设备落后的年代，用的是锄头簸箕、板车木船等工具;靠的是党委的坚强领导和城东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英雄气慨。特别是南堤建造期间险象环生，风屿大队王桂英、埭头大队蔡永来同志，为建造南堤献出宝贵生命。合拢当日，狂风大作，惊涛拍岸，堤基下沉。在危急关头，朱赞成同志率先跳入合拢口，几百名党员、干部和社员群众紧随其后，用躯体挡住急流，确保合拢顺利完成。

　　昔日荒洲野渚，如今沧桑巨变，灿烂辉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城东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

　　朱赞成同志的业绩，利在当代，功垂千秋!

　　爰勒石志之。

　　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立

　　二O一一年五月

　　5、致敬碑记

　　致敬碑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东人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高举“农业学大寨”的旗帜，喝着“地瓜渣糊”参加围海造田劳动，以大队记工分为报酬，发挥集体经济的无比威力，硬是靠肩挑手推，围海造田近万亩，改写了城东的贫穷历史。城东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山河共存，为纪念和表彰城东父老乡亲的伟大功绩，以及所有支持和参加海堤建设义务劳动的人们，特立此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革命敬意!

　　向王德玉同志及凤屿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董伦木、董臭篇同志及金屿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刘守志同志及桥南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林祖运同志及庄任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魏文德同志及西福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魏朝阳同志及城东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魏沂泽同志及新前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万清辉，万加煌同志及浔美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蔡东碧同志及前头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蔡昭同同志及埭头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蔡祥柏，蔡呈祥同志及东星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蔡神来同志及霞美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魏元义同志及法花美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郑天乞同志及新铺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郭福彬同志及馆头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郭福棋同志及新生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杨成德同志及后埭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庄春敏同志及塘西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谢连法同志及院前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蔡双梓同志(公社团委书记、青年突击队长)及全体青年突击队员致敬!

　　向社直企业全体干部职工致敬向中小学全体师生员工致敬!

　　向保健院全体医务员工及各医疗站赤脚医生致敬!

　　向公社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致敬!

　　向参加围海造田义务劳动的泉州各界同志们致敬!

　　爰勒石志之

　　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立

　　公元二0一一年五月

　　6、回首前尘追旧梦，伤心何处觅英魂——悼朱公赞成

　　值此“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开堂之际，应原城东公社党委成员及大部分干部群众要求，并以我个人名誉，对朱公赞成的蒙冤罹难表示沉痛的哀悼!

　　朱赞成同志1928年12月24日出生于泉州浮桥镇霞洲村一个贫苦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小学未毕业就到浮桥、石狮等地米店当学徒。社会的黑暗，家境的贫寒，以及学徒生活的艰辛，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对旧社会刻骨仇恨，对劳苦大众深切同情的种子。

　　解放后，朱赞成同志满怀对党的无限热爱，以及对新生活的无比向往，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1950年，年仅22岁的朱赞成同志被选为泉州市浮桥镇店员工会主席。由于工作热情肯干，又有一定工作能力，表现突出，1951年被提拔为脱产干部，分配到泉州市税务局工作，从此步入政坛，195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党的神圣事业、为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而奋斗的光辉道路。先后曾当过民政局长、城建局长。1967年任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组长兼革委会主任，后为公社党委书记直至1977年蒙冤罹难，整整十年。

　　十年，在时光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有谁知道，就是这坎坷而艰辛的十年，竟是您与城东人民风雨同舟，浴血奋战的最后十年，然而也是您与城东人民最为辉煌灿烂的十年。十年啊，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骄傲和无尽的哀思!

　　想当年，您走马上任时，恰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一些地方的领导班子瘫痪了，而您仍坚持上班，因而城东公社领导班子没有瘫痪。甚至在接受“红卫兵”的例行批判后，您仍冒着“以生产压革命”的罪名，理直气壮地站在台上布置生产任务，要求大家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不误农时，抓紧完成农业生产任务。您的胆识和魄力，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使在场的干部群众深为佩服和感动。

　　由此，您一路风雨兼程，走上了充满坎坷和荆棘的十年创业之路;从此，天赐良机，让我有幸伴随您鞍前马后，一路披荆斩棘，浴血奋战，风雨同舟，甘苦与共。虽然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但我无怨无悔，甚至珍惜有加。因为，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耳濡目染，我从您身上读懂了什么叫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什么叫无私无畏，坚忍不拔;什么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事业心;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这，为我日后的创业提供了思想养份和精神支撑。

　　在和您相处的日子里，无论什么时候，您都很重视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关注民生，体察民情。记得您在庄任村蹲点的时候，我们几个人一同到一户贫下中农家访问，当您揭开他家中的锅盖，看到一锅黑乎乎的，稀得能照见人影的地瓜渣糊时，您摇着头含着泪水激动地说：“不解决农民兄弟的吃饭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怎能对得起这里的老百姓!”这朴素无华的话语，饱含着您对城东人民无比深厚的阶级情谊。一个外乡人、一个尚不知能在这里干多久的干部，竟有如此胸怀和情意，着实让在座的人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记得那时，庄任大队的那片后埭田，高低不平杂乱无章，由于盐碱风沙，产量很低，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是当时城东有名的穷村。为了让农民兄弟不再过着吃“地瓜渣糊”的苦日子，您带领农民兄弟平整土地，改良士壤，是您指导农民兄弟先把表面土壤抠在一边，再把高处的红土填到低处，然后再把表土铺在上面，修成每丘1.5亩左右的园地，最后筑机耕路，挖排咸沟，砌石灌灌水排碱。仅一年，粮食产量竞神奇般地翻了一番，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无不夸您是人民的好干部、农业生产的好把式、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更令人感动的是，您不是指手划脚，而是全身心投入，不顾自身因小儿麻痹症留下的轻度残疾，在脚长“鸡眼”的情况下，仍然穿着“人字拖鞋”坚持参加劳动，同农民兄弟一样摸爬滚打。有时石头、土块碰到“鸡眼”，痛得您蹲在地上，大汗淋漓。时至今日，想到您当时那痛苦的神情，都难免让我肝肠寸断，心如刀割。我还记得南堤合龙的当天，狂风大作，激流奔涌，堤基下沉，在关键时刻，是您率先跳下合龙口，带动干部群众一道，用躯体挡住急流，确保合龙一次成功。您那奋不顾身，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忘我拼搏的英雄气慨，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在与您相随相伴的日子里，我深知您脾气倔犟，索性而耿直。您心直口快，说话见心，整个心胸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府，从不耍弄权术，做您的下属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

　　对于上级的错误决策，您总是坚决抵制，据理力争，甚至敢于犯颜直谏。记得还是平整庄任村后埭田的那个冬天，当时泉州市委某领导不同意您的做法，曾经当面警告过您：“朱赞成，你给我听着，假如耽误明年的春耕;百姓吃不上饭，我杀你的头!”而您，转身就走，义无反顾，为了百姓的利益，您一条路走到底，事实证明您对了，好险啊!1970年7月，乌屿民众因乘船通往陆地，不幸发生沉溺事故，造成6人死亡。为解决乌屿民众交通难问题，也为以后建造南堤的大围垦做好准备，您坚决主张立即建造北堤。那时市委某领导与您意见相左，为了人民的利益，您又选择了坚持，以致被调离岗位，并派来了新领导对此进行阻止和整顿。新领导到任后，通过调查研究，认为您的做法是顺乎民意的，是完全正确的，不但没有反对，还和干部群众热火朝天地干起来，直至工程完竣，事实再次证明您是对的。1975年，城东被评为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您以晋江地区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参加省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您面对面批评省委某领导转移“农业学大寨”存在问题的责任，得到与会同志的支持，使省委此领导十分尴尬，以至恼羞成怒。因此惹来了您日后的杀身之祸，可是您仍浑然不知，回来时还特地带来四十多支扁担发给公社干部，以此表明您义无反顾，坚决高举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一干到底的坚强决心。老朱啊!我的好兄长，您听兄弟一句话，您蒙冤罹难，决不是城东的“派性”，也不是城东某些人，而是省委那个领导的意旨，是赤裸裸的报复。一句话，是当时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牺牲品。兄弟我会为您大声呐喊，鸣冤叫屈!

　　而对于下属的错误，您必定会给予严格批评，但过后您会和风细雨，说理疏导，直到让人心服口服，.因此您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表面看来，您似乎十分威严，然而内心深处却有着一副菩萨心肠，对人民群众关怀备至，千方百计改善民生。大从带领人民群众围海造田，平整土地，增加耕种面积，改良土壤，提高产量，解决人民群众吃饭问题;扩大小学办学布点，倡导创办城东中学，解决人民群众子女的读书难问题;率先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问题;小至个别民众的困难，您都热情地关心帮助。记得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我俩一同路过华大门口，看到一位农妇抱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站在马路边瑟瑟发抖，心急如焚。当您知道是因为孩子病重急着乘车往泉州市区看病时，立即要我叫服务部用三轮摩托车送往泉州第一医院抢救。医生说，如果迟来一步孩子就没救了。您知道吗?至今那位农妇还在感激您。

　　我还记得，在和您相处的日子里，您常说的一句话是“业不成，心不死”。您告诫大家的一句话是“办事胆要大，心要细”。您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记得在您任职的头二三年内，带领民众围垦庄任、新生等5个小海埭，增加农田1600多亩，开展平整土地，增加耕地1000多亩，可以说这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绩了，但您仍不肯罢休，因为这还不足以解决城东人民的吃饭问题，于是紧接着您便展开北、南两堤的大围垦，真可谓“业不成，心不死”。特别是南堤围垦，.工程浩火，困难重重，您居然敢下如此之大的决心，真叫人为您捏了一把冷汗。当时，我作为您的一名副手，与您同睡一个宿舍，夜间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经常三更半夜还被您叫起来研究施工问题，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十分细致，一丝不苟，真可谓胆大如天，心细如丝。在那段时间里，您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甚至经常彻夜无眠，那种事业心，责任感，真叫人叹服。

　　您的拼搏精神也曾经感动“上帝”。1967年，建仕公岭三级电灌站时，恰逢武斗成风，为保证施工人员安全，是您联系有关部门，派部队“保驾护航”。是时，一位省水电厅领导路过，那火热的劳动场面，令他感动不己，于是停车驻足，视察询问。他说：“我一路过来静悄悄的，唯独你们这里干得热火朝天。”激动之余，当场批拨500粒雷管和5000元资助，以示褒奖。

　　您高超的组织能力，具体深入的工作作风，超前的经营管理意识也令人叫绝。您经常强调干部的一句话是：“一定要深入实际，不深入实际就不能做到上情下达，就不知道下面工作进展情况。”于是您把全社划分成几个片区，实行党委包片，干部包队的管理办法，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每逢春节过后一上班，您就组织党委、大队干部分片逐个大队现场观摩，听取汇报，指导制定大队年度工作计划。此办法既具体又深入，谁也不敢怠慢，谁也无法掩饰，而且可以互相推动，互相学习。在抓多种经营方面，也充分显露了您精于计算、善于经营管理的才干。是您制定了“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求质量不求数量，重视资源循环利用，确保持续发展”的办厂方针。利用埭头大队闲散在社会上的技术人员创办农械厂;组织本社个体建筑工创办建筑社：利用养猪的粮食创办酒厂，又利用酒厂生产后的酒糟养猪，创办良种猪场等，先后办了10余个社办厂，收到以工促农，立杆见影的效果，为农业工程建设，为改善民生作出重大贡献。是您打破“单打一”的经营方式，充分利用城东丘陵农地优势，在山顶种果树，山腰种经济作物，山下种粮食，使土地利用率达到最大化，使城东农副业生产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回想在与您并肩战斗的日子里，我虽有干劲，也能吃苦，但由于年纪轻，资历浅，涉世不广，难免做些傻事、错事。特别是年轻气盛，易于冲动，但每每在我即将“脱轨”之前，您都会及时地给我投来严厉的眼神，或拽住我的农角，为我“刹车制动”，让我少犯许多错误，少走许多弯路。事后还给我耐心教育和开导，让我尽快成熟起来，真是用心良苦。您的培养教育，为我曰后在异地他乡的创业发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柱。您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六十年前，二十二岁的您投身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事业中来，为之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二十七年，其间饱经风霜，历尽磨难，但始终矢志不渝，痴心不改，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顽强的拼搏精神，有目共睹的斐然业绩，使您平凡的人生注入伟大的内涵，提升您生命的质量和高度，使您的人生变得厚重而博大。您的人格操守，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天，您全部的拼搏和奋斗、追求和坚守，激荡着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情怀，这是人生最为核心的东西，最为闪亮的道德精神。也正是这种道德精神，才锻造您坦荡的胸怀和磊落的性格。您一生光明磊落，对同志、对朋友、对上下级，从来开诚布公，坦诚相见，以致工作二十多年，一点也不势利，一点也不圆滑，您几乎不知阴谋诡计、阿谀奉迎为何物。以致被人算计了还浑然不知，不改一颗赤子之心。正是这种坦荡的胸怀、无私的品质和耿直的性格，才能使您在邪恶面前选择正义，在逆流面前选择拼博，在风浪面前选择坚定，在高压面前选择抗争，才使您一生在心灵上受到侵害，肉体上遭到杀戳。然而，世上公道自在人心，金奖银奖不如人民群众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后人铭记即不朽，活在人心变永生。

　　回首前尘追旧梦，伤心何处觅英魂。老朱啊!我的好书记，好领导，好兄长，您在哪里?我俩阔别已有三十四个年头了，三十四年，三十四个春秋，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您，经常情不自禁地谈起您;三十四年，三十四个花开花落，我仍清晰地感到，您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您依然鲜活地生活在我们中间，时刻和我们在一起，共忧患，同荣辱：三十四年，一万多个日日夜夜，您可知道，在异地他乡的我如何地思念着您?闲暇时想到您，您的音容笑貌，您的谆谆教诲，都会令我心酸喉塞.以至泪水涟涟;挫折时想到您，您那“业不成，心不死”的格言，就会立即萦绕在我的耳际，使我干劲倍增，勇往直前。您那百折不挠的品格，顿时给我增添无穷的力量，帮我克服一个个困难，闯过一道道难关。

　　思念最是夜晚时，特别是每逢您的忌日，都会让我彻夜不眠，泪洒枕边。老朱啊!我的好兄长我愿追随您的脚步，牢记您的教诲，以您的人生为榜样，以您的人格作典范，直到走完我人生的最后旅程。

　　老朱啊!我的好书记，好领导，好兄长，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您。而我，也会在有生之年，尽我力所能及为您鸣不平，讨公道，用各种方式来表达我对您的敬重和哀思。

　　情长纸短，干言万语说不完我对您的万般思念，万语千言道不尽我对您无限敬仰，老朱啊!我的好兄长，您在哪里?我真心地盼望着将来的那一天，能在阴曹地府相会。那时，我俩将会尽情地诉说这多年来的相思之苦和离情别意，再续我俩的手足之情;那时，我俩将携手并肩，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时，我俩将会同心同德，竭尽所能，保佑城东人民无灾无难，幸福安康，在党的领导下，顺利奔向我们所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们永远向前，奋斗到底。

　　安息吧，城东人民的好书记，我们的好战友，我的好兄长朱赞成同志!

　　林敏捷叩拜

　　二O一一年五月

　　7、祭文

　　源山巍峨洛水澄滢物宝天华人杰地灵

　　伟哉壮也朱公赞成出身庄稼家境寒清

　　廿二出仕头角峥蝾茹苦含辛敏锐聪颖

　　廿四入党马列规行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索性耿介襟怀坦诚无私无畏爱憎分明

　　疾恶如仇铁骨铮铮坚持真理敢于抗争

　　远见卓识干练精明志存高远达济寰瀛

　　公私泾渭名淡利轻一身正气两袖风清

　　方寸海纳助人赤诚褒贬有度是非准绳

　　围海造田斩棘披荆战天斗地浪骇涛惊

　　平整土地备后机耕农改水田稻谷丰盈

　　农林牧副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益济民生

　　教育为本培育精英广建黉学文教振兴

　　银针草药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率先推行

　　特殊年代路线纷争蒙冤罹难死于非命

　　政民褒奖殁哀生荣树碑礼赞德望双馨

　　清风劲节仕林精英八闽俊杰光照汗青

　　河清海晏春和景明抚今追昔伤心涕零

　　鸣乎哀哉朱公赞成魂兮归来保佑苍生

　　公元二O一年五月

　　8、对联集锦

　　十年艰辛人犹在回首前尘追旧梦

　　数度风雨业未竟伤心何处觅英魂

　　源山巍巍悼朱公战天斗地满腔热血化春雨

　　洛水淼淼哀先辈踏火赴汤一片豪情泣鬼神

　　赞美名忆当年夕剔朝乾期温饱

　　成宏业看今朝春华秋实庆有余

　　赞美名应树碑歌功勉后辈

　　成宏业须立传颂德慰英魂

　　惊回首歌伟业正气留万古

　　抬望眼颂高风丹心照千秋

　　生当人杰一身无愧色

　　死为鬼雄万众共悲怆

　　泣血披肝政绩今犹在

　　身先士卒英名终古存

　　生当人杰战天斗地替桑梓脱贫

　　死为鬼雄翻山复水成民众新英

　　削高填洼裁弯取直平整山坡地

　　配电引水架设高渠实施农改田

　　战天斗地树一身之正气

　　围海造田解万众于倒悬

　　削高填洼向山坡要耕地

　　造堤围海变滩涂为良田

　　平整山坡地增加耕种面积

　　实施农改田贯彻以粮为纲

　　战天斗地树一身浩气

　　围海造田为千村丰盈

　　青山无奈埋忠骨

　　阎王长叹惜冤魂

　　浩气铮骨与青山长存

　　赤胆忠心受万民敬仰

　　围海丰功绶万世

　　高风亮节垂千秋

　　为民谋福含冤笑九泉

　　一代英灵虽死却如生

　　吾为朱公泣长歌

　　音容让人久瞻仰

　　赞英豪围海造田

　　成伟业功垂千秋

　　半世作一生为民舍己

　　丹心导赤子沥血济公

　　造田围海以民生为念

　　引水上山领社队脱贫

　　一生化雨露为民舍己

　　半世作春风沥血济公

　　素性耿介不畏风险不信邪正气留万古

　　侠骨柔肠能担责任能爱民丹心照千秋

　　素性耿介不畏风险满腔热血化春雨

　　侠骨柔肠能担责任一片丹心泣鬼神

　　为民众谋福祉一腔热血肥沃土

　　替百姓解倒悬万世英魂庇苍生

　　是七尺男儿生为人杰能舍己

　　作千秋鬼雄死有遗憾当还家

　　长堤横卧默无话

　　一任路人话短长

　　劳苦功高如巍巍清源山

　　恩惠永泽似滔滔洛江水

　　真理坚持鞠躬尽瘁难能

　　宁愿玉碎不为瓦全可贵

　　横眉冷对千夫指可敬可畏

　　府首甘为孺子牛可歌可泣

　　沧桑长堤无语镇南北

　　风雨路人有感话短长

　　禾稼千顷曾赖长堤呵护

　　广厦万间应念昔年艰辛

　　人民公仆胸怀大志伟业千秋

　　朱公赞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围海民众赞

　　奋斗事业成

　　赞围垦万民致富

　　成新城千秋感恩

　　赞移山填海气壮河山

　　成丰功伟业造福黎民

　　赞城东围垦史无前例

　　成丰功伟业福荫后人

　　赞长堤横卧听潮起落默无语

　　成新城宏姿历经沧桑叹冷暖

　　赞城东特殊年代围海造田乃真伟业

　　成市区高楼大厦气势雄伟令人感恩

　　城东新姿万民赞

　　沦海巨变伟业成

　　顶风劈浪围海造田民众称赞

　　披荆斩棘改天换地社稷业成

　　围海造田万众称赞

　　粮丰鱼跃富民业成

　　不为名利筑海堤

　　无私惠民谋福祉

　　堤卧碧海听稻浪笑语

　　埭成新城看民众欢歌

　　唯大英雄能围海创业

　　是真俊杰当利国益民

　　城东围垦与山河同在

　　为民造福和记忆共存

　　城东围垦开千秋伟业

　　滨海新区绘一代宏图

　　城东蓬勃生机得益围垦工程

　　新区日新月异应记先人功勋

　　赞围海造田功绩万代

　　成造福子孙伟业千秋

　　以上对联，系庄清源、高文明、万忠平、林华太、魏寿竹、魏朝阳、魏少民先生供稿，在此致谢。

　　附录三

　　1、中央电视台国际华人频道城东公社南北堤实地录制“沧海桑田的变换”

　　一条长堤，数代人的渴望!

　　一条长堤，一代人战天斗地的壮丽史诗!

　　一条长堤，改变了一方老百姓的贫穷历史!

　　一条长堤，又是泉州改革开放腾飞的雄基!

　　前排左起，城东大队书支魏朝阳，曾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陈春生，庄任大队支部书记林祖运，金屿支部书记董伦木

　　后排左起，曾任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万国兴、林敏捷、林国连

　　2、围海造田发展城东

　　福建《海峡都市报》 2008年1月14日叶碧玉(图)

　　在泉州湾洛阳江南畔的丰泽区城东镇，有南北两条海堤，建于上世纪70年代。正因为有了这两条海堤，城东片区乌屿岛才实现了“岛陆交通自由”，才有了今天大面积的民宅和新居住区，也才有了“一场一馆一院”，以及大批的大型企事业单位在这里设点……

　　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为了建设这两条海堤，为了围海造田，许多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们依然认为，只要是为群众办实事，得到群众的支持，他们就是对的，他们的心血不会白费。原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南北堤工程负责人之一的林敏捷就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他参与并负责了南北堤建设，说起当年的筑堤围海，林敏捷感慨万千：“没有南北堤就没有现在城东的辉煌，也不可能有城东如此巨大的发展和变化!”

　　据林敏捷介绍，当年城东乌屿岛的面积有半平方公里之大，住着王、董两姓居民。大部分的王姓渔民居于凤屿村、董姓船民住于金屿村，那时全岛的总人口有5000多人。700多年来，乌屿岛与陆地的交通全靠一条叫做“盘光”的桥，但盘光桥早已倒塌200多年，人们要通行，只有在退潮后走海滩上露出的一段宽不足2尺的古桥石板;而涨潮时就得靠船只过渡，遇到暴风雨，经常有人因此溺水而亡，这给岛上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的困难和不便。

　　1970年农历七月的一天，金屿村村民董矮然用船运蚵壳到外村出售，船上载有9人，因风大浪急、船舱进水不幸沉船，6人遇难。这起重大海上交通事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群众纷纷向当地政府要求修复盘光桥。因此“筹建乌屿海堤、解决道路问题”之事，立即被提到当时城东公社和金屿、凤屿两个大队的议事日程上来。

　　原城东公社的核心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朱赞成一方面及时向上级汇报，一方面立即召开公社党的核心组会议，并研究决定：立即兴建乌屿北堤，解决岛上民众过路问题;今后再修建南堤，解决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同时部署了修建该堤的方案，指派原公社党的核心组成员、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担任乌屿海堤建设的总指挥，派革委会成员杨福林协助其工作。

　　带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年最少为老百姓办一件实事”的决心，林敏捷与原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董伦木和风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等人，会同魏章成、郭景港、郭石玉等技术人员制定了建堤设计和施工措施，轰轰烈烈的北堤工程就此开始了。

　　北堤圆了岛陆通行梦

　　据董伦木回忆，当时为了从金屿大队挖土，必须拆掉几户人家的房子，其中就有他丈母娘一家，在他的动员下，丈母娘的房子被拆了，其他人见其如此大义，也都同意拆迁。就这样，金屿大队从东朝西，凤屿大队从西向东，两边用80多辆板车运土筑堤。那时两个大队每天分成两班，每班投入800多人次，家家户户都为北堤建设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拼搏，乌屿北堤于1971年1 1月胜利合拢。但在合拢的第二天早上退潮时，人们发现北堤中段出现了30多米的沉陷缺口，如不及时在涨潮前加以抢修合拢，北堤沉陷的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一时间，整个乌屿岛的干部和群众全都自觉出动，会同外援人员一起拼命抓紧抢修，那些无法参加劳动的老年妇女，也纷纷跑出门外，举香下跪，祈求上天保佑北堤再次安全合拢。全岛一致的民心，感天动地，北堤新岸的沉陷缺口，终于被如期抢修成功。乌屿北堤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安然屹立，乌屿全岛民众也终于实现了200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岛陆自由通行”愿望。

　　“王、董两姓原来是有历史矛盾的，但在建设北堤过程中，人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林敏捷说，北堤的建设不仅解决了乌屿岛的交通问题，而且也是群众和睦相处的开始，更为后来修建南堤围海造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苦心奋战为围海造田

　　乌屿北堤的成功建设，，促使当时城东全社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1972.-8月，朱赞成调回城东并当选为新一任的城东公社党委书记。他及时带领公社党委’各大队的党支部，总结近几年来兴修水利、引水上山、把旱地变成水田的建设经验教训，推广建设乌屿北堤的成功经验。

　　林敏捷告诉记者，当时城东处于背山临海的丘陵地带，山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多，而且产量低下，“番薯渣汤”成了当地农民的主粮，贫穷伴随着他们。为改变这种状况，当年年底，城东公社又召开党委扩大会，公社主要领导人及党委委员林华太、共青团书记蔡双梓、办公室主任庄清源、保卫组长王元复等一致通过，“筹备南堤围垦工程建设，解决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决定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林国连和委员魏文海等人，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当时的市水利局派出魏章成、李德续、陈振端等一批优秀技术人员协助施工设计，省地市水利部门的有关领导，也经常亲临现场加以指导。林国连、魏文海和魏章成等人，先对南堤围海工程进行多次勘察，并参照莆田等地围海筑堤的经验教训，对本围垦的水文以及海堤的基础、堤体、堤桥、内外坡、排涝抗潮闸等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和计算，终于形成科学的“城东围垦方案”。

　　1973年7月成立城东围垦工程指挥部，由林敏捷担任总指挥，魏文海任常务副总指挥，八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庄任的林祖运、金屿的董伦木、凤屿的王德玉、桥南的刘守志、浔美的万加煌、西福的魏文德、新前的魏祁泽、城东的魏朝阳为工程副总指挥。8月，南堤开始动工，尽管有政府部门的98万元拨款，但对于全长2. 25公里的南堤工程来说可谓杯水车薪，人们依然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苦心奋战。

　　迎难而上建旷世工程

　　据林敏捷介绍，由于当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财力物力都很有限，而且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再加上特殊时期的人为因素，以一个公社为单位进行的围海造田7000亩的工程近乎是“不自量力的”，但那时候，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顶住了重重困难和压力，创造了建国以来泉州市(县级市)最为浩大的工程。

　　当时，铁铲铁镐(双头尖)、锄头簸箕、木船板车等成为筑堤的主要工具。初期参加筑堤的民工，每天每班都超出2000多人次，板车600多辆，机帆船六七十艘，本公社的其他大队也经常派人派车协助建设，还有许多单位和企业的员工来参加义务劳动，不少机关干部每天清晨都要先参加海堤建设一段时间的劳动再上班。而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更是不顾自己脚上患有鸡眼，带头赤脚下地劳作，“领导都这么拼命，我们更没有理由偷懒。”林敏捷说。

　　经过一年又四个月的苦战，南堤终于在1974年11月26日实施堵港合拢，堵港前，港口两边备好了数千袋沙包，上百艘帆船全部装满沙石随时待命。随着领导一声令下，人们把装满沙石的帆船沉入合拢口，再用沙包堵住空隙，声势浩大的堵港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突然，合拢口出现一个漏洞，如不及时把它堵住，将严重影响南堤的截流封闭。在紧要关头，原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带头跳入洞口，并呼喊在场的党员和干部，一起跳下水，数百人齐心合力，终于把洞口堵住了。由于及时抢险，使得截流合拢一次成功，成为当时全省少见的堵港合拢一次成功的范例。

　　之后，南堤还多次加固加高，堤外也加砌50厘米厚的石块做护坡，并在6.5米的高处，建2米宽的迎水石台，缓冲潮水的冲击，整个城东海堤经受了30多年来的多次大海潮和大山洪的考验，事实也证明了当年设计的科学和建造的质量。

　　引水灌溉实现“海改田”

　　城东围垦工程基本完成后，由于有北渠渠水从上部经过，能马上投入造田平整。据当时投身南堤建设的城东大队知青回忆，在王择淮、廖群生、谢焕枢等人的带领下，这些下乡知青同其他社员一样，又开始造田平整;由于海泥深而烂，只好以人当牛，六七人拉一部犁、耙来平整海田。为引水上山，朱赞成又领导干部群众修建了一条8.2公里的环山水渠，使80%以上的农田得以顺利灌溉。

　　另外，城东大队还在海堤内实行“咸埭田”的种植实验，由谢焕枢等人具体负责，大队提供全部费用。一段时间后，他们从实验中总结出了一套“按气温高低，控制田中的进、出水水量”的科学方法，打破了海田需“洗咸三年”再耕种的常规，当年水稻亩产夏季收获近300斤，秋季收获500多斤，次年夏季收获就高达800斤。其科学方法，给当时垦区的海堤田带来非常高的效益。

　　后来，全部海堤田每年粮食都在不断增收，据1978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垦区中的耕地面积已达3500亩，平均年亩产850斤，全年粮食总产近300万斤。随着耕地面积和粮食单产的逐年增加，后来城东海堤全垦区的粮食年总产量超出700万斤以上，初步解决了城东公社吃粮难的问题并全面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后来海堤内的红蟳养殖面积达600多亩，产值达2000多万元;五大淡水养殖面积也近两千来亩，产值也达1500多万元;而城东海堤内的各方面效益，一年更比一年高。

　　利在当代功垂千秋

　　南北堤的成功建设，围海造田的顺利完成，使城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农民不再每天吃“番薯渣汤”，也不再为交通不便而烦恼。他们开始进行淡水养殖，并投入各方面的建设。

　　如今，城东海堤内的建设，已成为泉州市城东片区的主要建设，各式交通道路迅速分布其间，多个高层的新居住区已开始逐步取代堤内后来建筑的大批民宅;泉州五中、泉州第一医院、泉州海峡体育中心以及福建炼油厂总部、泉州海峡箱包物流城、泉州五金商业城、全业态购物中心、创先科技园、虎都服装工业园等为代表的大批大型企事业，纷纷抢驻此处宝地;现在城东海堤内的土地价值已过百亿元，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大变化。

　　古老的城东乌屿海堤见证了这一切，许多参与其中的老同志也有着深刻的体会，原城东大队党支部书记魏朝阳为城东海堤题了一首旧诗：“堤中人马喧，堤外百帆悬;车伴堤齐进，船依港速填;土坡万石护，岛陆二堤连;赤胆将堤立，同心海变田。”

　　作为该项工程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敏捷对城东片区几十年来的发展感到无比的欣慰。他说，尽管特殊年代给了他们特殊的待遇，但他始终认为：只要是人民的利益，只要是能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事，他们就会坚定不移地和广大群众一起共同奋斗。在今天看来，正是因为当年筑南北堤、围海造田、引水上山，才有了城东现在的发展和改变，可以说是“利在当代，功垂千秋”。

　　3、城东往事围海造田四十年实现新城梦

　　泉州《东南早报》2009年5月14日姚炳辉汪静文

　　从泉州市区过大坪山隧道，安吉路两侧绿意盎然。随着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泉州五中、泉州市第一医院、福建炼化总部等企事业机构纷纷抢滩，一大批安置房、经济适用房、商品房等居住区的开发建设以及各式交通道路等配套设施分布其间，城东片区正在进行一次华丽的转身，从农村一跃而为泉州新城区。

　　站在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大门口，这里曾是洛阳江出海口的江海交汇处，上世纪70年代，原城东公社带领群众修建了城东南、北两条海堤，才使得城东片区乌屿岛与陆地连接，岛上居民实现自由通行：也因为两条海堤的修建，围海造田使城东新增7000亩土地，群众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在新增的土地上兴建家园。

　　沧海桑田，三十几年弹指一挥间。没有南、北海堤的修建，就没有现在城东的辉煌。走在安吉路上，我们看到城东片区日新月异的姿态，却很少人知道，在那特殊年代里修筑城东南、北海堤的艰辛与曲折。而在林敏捷心里，这些鲜活的记忆随着岁月的变迁逐渐沉淀，静默如海堤，在潮涌潮退的拍浪声中，见证一座新城的崛起。

　　一天三餐薯渣糊

　　69岁的林敏捷先生，是原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南、北海堤工程负责人之一。他介绍说，上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城东处于背山临海的丘陵地带，海岸线长，山多地少，地瘠水缺，产量低下，全公社的水田更少，口粮严重欠缺，尤以生活在乌屿岛的居民为甚。因为乌屿是小岛，土地贫瘠，而且缺乏淡水浇地，居民都靠海捕鱼为生，很少种植粮食。讨海的人，为了省下自己的口粮给家里人吃，常常趁出海在外时，买便宜的动物内脏吃，尽量少吃粮食。

　　“一天三餐薯渣糊”，就是城东公社群众生活的生动写照。“很苦很苦。”林敏捷叹道，薯渣就是番薯磨粉过滤后剩下的糟粕，当地群众将其捏成一小块一小块，做成渣饼晒干。由于经常会遇到“雨淋天”，使得渣饼不能充分晒干而长霉，收藏时都要先把渣饼上面的霉毛拍掉。

　　等到拿出来煮时，要先用脚槌捣烂了，用水泡开放在钵里，再用石臼磨成粉，最后倒进直径24寸的大锅里。这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大锅，一煮就是一大锅，这也基本上是‘家人整天的口粮了。经济好些的家庭，会在渣糊里放点米、番薯干之类的。

　　“当时全公社19个大队，就是这样吃的，但还是有家庭不够吃，要到洛阳去买番薯渣。”林敏捷回忆说，当时城东公社领导班子下定决心，要帮城东的老百姓改变生活，解决吃饭问题。

　　三天无雨火烧埔

　　城东公社背山、面海，山海之间有点小盆地用于耕作，却是坑坑洼洼，灌溉极为不便，都要靠人力，而且因为是盐碱地，靠天吃饭，几天不下雨，禾苗随时可能会枯死，所以又有句俗语形容为“三天无雨火烧埔”。

　　说干就干，城东公社领导班子组织公社群众把原来的坑坑洼洼平整成“机耕田”，1.5亩为一丘，在田的两头，一头修排咸渠，一头修灌水渠，改良土质，粮食产量也提了上来，由原来的每亩年产量二三百斤提高到六七百斤。

　　解决粮食问题，当时城东公社领导班子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农改田”。从仕公岭到洛阳桥一带，遇山挖洞，遇水搭桥，环山修了长达8.2公里的环山渠，引金鸡水灌溉，把农地改成水田，这件事共花了三年时间，使得城东公社85%的农地约1.4万亩可以引水灌溉。

　　即使这样，口粮的问题仍远远不能得到解决。当时公社领导班子就有人提出，单靠高灌渠供水，想让农业出高效益还不行，要想解决城东的粮食问题，得走围海造田这条路。于是，由林敏捷负责，到庄任大队搞试点。不到8个月的时间，400多亩新的庄任海埭围垦就拿了下来;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洛阳桥边的桥南大队搞试点，围了200多亩，开始种植，并获得了成功。有了庄任和桥南的围海造田经验，大大鼓舞了城东公社领导班子的信心，说明向海要地可实施，只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没有办不了的难事。

　　随后，一个更大的围海造田规划又在酝酿之中。

　　退潮走海滩，涨潮靠渡船

　　乌屿北堤(城东北堤)，起于金屿村前的古桥塔边，止于古桥之西的桥头亭外，全长1.1公里。如今的北堤，在建成后不断加高加宽，海堤外坡加砌了护坡，连接陆地的内坡，茂密的防护林守护着一方水土。堤内，民居高低错落、挨挨挤挤，原先生活在乌屿岛一拨的居民搬到围垦区，繁衍生息。

　　当年，乌屿还只是一个面积才0.5 平方公里的小岛，岛上的居民有董、王两个大姓，大部分董姓住在金屿村，王姓住在凤屿村。全岛人口5000多人，由于缺乏淡水浇田，土地贫瘠，很少种植粮食，大部分的居民都靠讨海为生。当时岛上居民生活很贫苦。人均居住的面积很小，经常是几代人挤在旧屋子里。因为乌屿远离陆地，用水、用电也都很困难。缺少淡水，要靠踩水车把水引来。此外，当时的条件设备都不能使岛内通上电，岛上的居民只能靠点煤油灯、点蜡烛来照明。

　　700多年来，岛上和陆地的交通全靠一座盘光桥，但这座古桥已倒塌200多年。岛上居民要通行，只有等退潮时走海滩上露出的不足两尺宽的古桥石板路，涨潮时就只能靠渡船了。因为石板路在海上比较光滑，而且石上经常有蚵、贝类寄生，过桥时不小心滑倒，常常会被这些贝类所伤，头破血流。另外，由于晚上没有渡船，一些外出晚归的人，只能在岸边等着天亮，或者等潮水退了再摸着石板过海。

　　原城东公社围海之南堤的堤上路(二)

　　当时村里有人娶了岛外的女子，有时遇上涨潮，送亲队伍过的老年妇女，也纷纷跑出门外，举香下跪，祈求上天保佑北堤安全合拢。

　　很快，北堤新岸的缺口终于如期抢修成功。乌屿北堤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安然屹立，乌屿全岛民众也终于实现了200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岛陆自由通行”愿望。

　　林敏捷说，北堤的建设不仅解决了乌屿岛的交通问题，而且也是群众和睦相处的开始，更为后来修建南堤围海造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修建南堤囤海造田

　　乌屿北堤的成功建设，促使当时城东公社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当年年底，城东公社召开党委扩大会，一致通过筹备南堤围垦工程建设，解决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决定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林国连和委员魏文海等人，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林国连、魏文海等人，先对南堤围海工程进行多次勘察，并参照莆田等地围海筑堤的经验教训，对本围垦的水文以及海堤的基础、堤体、堤桥、内外坡：排涝抗潮闸等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和计算，终于形成科学的“城东围垦方案”。从凤屿村的祠堂起，经浔美村无尾桥至龙头山边，这是一个全长2. 25公里、面积7000亩的南堤工程。

　　1973年8月，南堤开始动工围堰建闸。尽管有政府部门的98万元拨款，但对围海造田来说可谓杯水车薪，人们依然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苦心奋战。

　　当时，铁铲、铁镐(双头尖)、锄头、簸箕、木船、板车等成为筑堤的主要工具。初期参加筑堤的民工，每天每班都超出2000人次，板车600多辆，机帆船六七十艘。城东公社的其他大队也经常派人派车协助建设，还有许多单位和企业的员工来参加义务劳动，不少机关干部每天清晨都要先参加海堤建设一段时间的劳动再上班。据城东大队的下乡知青回忆，1974年7月中旬，他们下乡一星期后，就投身南堤的建设。同其他民工一起，他们每天3班轮着干，每一班次几人合用1辆车，挖土、装车、运土的定额为10立方米，7趟来回跑1.2公里多，一班一车要跑30多公里，其艰苦状况难以想象。

　　整条海堤建设中，难度最大的是建设南堤两端的排涝挡潮闸。南闸设在浔美一侧，闸后为一座“石砌双曲拱桥”，属当时省里首创的石桥建筑之一。北闸设在凤屿村的祠堂前，除挡潮排涝外，还兼具调节堤内养殖基地的水位。城东南堤的四大深港，全部抛入海砂和石块作为基础，土堤由沙基、红土、海泥等构成，外坡砌石，内坡植草种树。

　　经过一年又四个月的苦战，南堤终于在1974年11月26日实施堵港合拢。之后，南堤还多次加固加高，堤外也加砌50厘米厚的石块做护坡，并在6.5米的高处，建2米宽的迎水石台，缓冲潮水的冲击，整个城东海堤经受了30多年来的多次大海潮和大山洪的考验，事实也证明了当年设计的科学和建造的质量。

　　告别吃“番薯渣糊”

　　城东围垦工程基本结束后，由于有北渠渠水从上部经过，能马上投入造田平整。但是海泥深而且烂，只好以人当牛，六七个人拉一部犁、耙来平整海田。在城东大队海堤内，还实施“咸埭困”的种植实验，打破了海埭田需“洗咸三年”再耕种的常规，当年水稻亩产夏季收获近300斤，秋季收获500斤，次年夏季收获高达800斤。

　　其后，全部海堤田每年的粮食都在不断地增收。据1978年不完全统计，垦区中的耕地面积已达3500亩，平均年亩产850多斤，全年粮食总产近300万斤。随着耕地面积和粮食单产的逐年增加，后来城东海堤全垦区的粮食年总产量超出700万斤以上，初步解决了城东公社吃粮难的问题，并全面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林敏捷说，从那时开始，农民不再每天吃“番薯渣糊”，甚至还有余粮可以出售，也不再为交通不便而烦恼。

　　后来，海堤内的红膏蟳养殖面积达600多亩，产值达2000多万元;五大淡水养殖面积也近2000来亩，产值达1500多万元;而城东海堤内的各方面效益，一年更比一年高。

　　后记

　　城东海堤建成后，乌屿的螃蟹、内山的龙眼和芳香的稻米，让不少人对城东这田园渔乡产生了美好的向往。但城东的发展，却并未就此踏上坦途，甚至一度“失声”——这是一个让人既感熟悉又觉陌生的地方。

　　在人们朦胧的记忆中，这里曾是个贫穷落后的小乡镇。途经狭窄的324柏油老国道放眼望去，泥泞的村路，低矮的民房，脏乱的环境，破旧的村庄，夹杂着浓厚的禽畜味道和从家庭作坊里传出的老式机台生产时发出的尖锐声响，委实难以让人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直到近十年来，城东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悄然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巨变。在人们不经意间.围海造田的城东人踏上了欢快的城市化节拍，“洗脚上田”。

　　如今，城东片区开发建设工地上到处彻夜灯火、机器轰鸣;高速公路、324国道、安吉路交织着新规划的市政道路组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城市交通网;以福建炼油厂总部、全业态购物中心、泉州海峡箱包物流城、泉州五中、泉州第一医院为代表的一大批大型发展项目纷纷抢驻。舍弃了农具的大叔大婶们，一个个当上了新兴服务业的小老板，越来越多的私人轿车开进了寻常百姓家，新一代城东人成为城东事业建设的开拓者。

　　面对历史前进的巨轮，城东总是给人带来太多的惊喜和感慨。如卧龙一般的城东海堤，默默地见证了这场从沧海、桑田，到一幢幢现代化高楼拔地而起的巨变。当有一天人们还在感慨城东的先辈们围海造田创下了千秋功业的时候，在回首与展望之间，有谁相信：这，就是那个地方——城东!

　　4、追忆城东海堤围垦建设

　　泉州市政协《文史资料》新二十六辑

　　2008年5月魏朝阳

　　2007年9月13日，《泉州晚报》刊登了泉州市丰泽区城东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撰写的《十年城东，风雨情怀》。我看后感慨良多。特别是读到“当有一天人们还在感慨城东的先辈们开天辟地、围海造田创下的千秋功业的时候……”一段话时，我内心无比激动。当年城东的围海造田，以它不朽的功业，正感动和激励着众多的后来人。我这个早已进入“花甲”之年的老共产党员，也因当年亲历那场“围海造田”的拼搏，感慨特别深沉，忆绪也不断涌现：

　　城东海堤和围垦区，位于泉州湾洛阳江南畔，当时属于泉州市城东公社的管理范围。城东处于背山临海的丘陵地带，山多地少，海岸线长，地瘠水缺，产量低下，人均耕地仅300多平方米(即半亩多)，全社的水田更少。口粮严重欠缺，“番薯渣糊”成了当地农民的主粮;而且其它经济收入也非常有限，贫穷经常伴随着他们。

　　1969年，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与革委会副主任林敏捷、分管农业的负责人林国连一起，到城东大队后路村看高灌渠“文革渡槽”一带的通水情况。我作为城东大队负责人向他们汇报说：“农改田的地块耗水量大，扣除付出的费用后，收益不大，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朱赞成说：“看来单靠高灌渠供水，想取得农业出高效益还不行，要想解决城东的粮食问题，要想对国家多作贡献，得走围海造田这条路。”林敏捷、林国连都说有道理。朱赞成等建议由林敏捷负责，到庄任大队搞试点。说干就干，不到8个月的时间，27万平方米(即400多亩)新的庄任海埭围垦就拿下来;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桥南大队搞试点，也获得成功。有了庄任和桥南的围海造田经验，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决心更大了，认为只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有一个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领导班子，就没有什么办不了的难事。因此更大的“围海造田”规划又在酝酿之中。围海造田，可让城东人民得到比原来更多的田地和收入，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非常拥护。

　　王、董齐心，自力更生，堤成大道梦成真

　　当年，乌屿岛的面积只有0.5平方公里，大部分的王姓渔民居住于凤屿村、董姓船民居住于金屿村;全岛的总人口有5000多人。700多年来，当地渔民从乌屿岛来往于陆地，全靠古盘光桥作交通要道。由于盘光桥早已倒塌200多年，岛上居民只有等退潮后才能走海滩上散落的古桥石板(桥板宽不足0.7米)到陆地;涨潮时就得靠船只过渡。这给岛上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困难和不便。遇到暴风雨时，岛、陆的交通就被迫中断，由此溺水而死者时有发生。1970年农历十月十五，一艘载有9人的过渡船只，因风大浪急、船仓进水而造成沉船，6人死于此难。

　　这起重大的海上交通事故，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群众纷纷向当地政府要求修复乌屿桥。因此，“筹建乌屿海堤、解决道路问题”之事，立即被提到当时城东公社和金屿、凤屿两大队领导的议事日程上来。其时，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朱赞成，一方面及时向上级汇报，一方面立即召开公社党的核心组扩大会，并研究决定：立即兴建乌屿北堤，解决岛上民众过往问题：今后再修建南堤，解决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他还部署修建乌屿海堤的方案，指派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成员、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担任乌屿海堤建设的总指挥，派革委会成员杨福林协助其工作。

　　原城东海堤南堤之水闸一角

　　林敏捷带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年最少为老百姓办一件实事”的信念，与时任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董伦木和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等人(此两人担任乌屿海堤建设的副总指挥)，会同魏章成、郭景港、郭石玉等技术人员，制定建堤设计和施工措施，董伦木、王德玉等两位书记负责现场指挥。

　　乌屿海堤(后来俗称为“北堤”)的修建，每天分成两班，每班投入的劳动力达800多人次。金屿大队修堤人员从东朝西修建，凤屿大队修堤人员由西向东修建，两边各用80多辆板车运土筑堤。当时为了从金屿大队挖土，必须拆掉几户人家的房子，其中就有董伦木丈母娘一家的房子。在他的动员下，丈母娘的房子拆了，其他人见大队干部如此大义，也都同意拆迁。王、董两姓历史上有过矛盾，但在建设北堤过程中，双方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在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的领导下、在北堤建设指挥部的带领下，金屿和凤屿两大队的群众基本上用自己的力量，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排除各种困难，齐心协力地修建乌屿北堤。当时，泉州(县级市)的个别领导对乌屿海堤的建设持有不同意见，调陈昌密同志来城东公社替代朱赞成。陈昌密“下车伊始”，了解到兴建乌屿海堤是“为民众办实事”的正确行动时，不但没指令下马，反而积极参与修筑乌屿海堤的建设。在修建期间，虽然有不少堤段经常下沉，但经过1年多的努力和拼搏，乌屿北堤于1971年1 1月胜利合拢。合拢的第二天早上退潮时，北堤中段出现30多米的沉陷缺口，如不及时在涨潮前加以抢修合拢，沉陷的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一时间，整个乌屿岛的干部和群众，全体自觉出动，在城东公社的主要领导以及两个大队全体干部的带领下，会同外援人员一起，拼命抓紧抢修;当时不能直接参加抢修劳动的老年妇女，也纷纷跑出门外，举香下跪，祈求上天保佑北堤再次安全合拢。全岛干部群众齐心合力，感天动地，北堤新岸的沉陷缺口，终于被如期抢修成功。乌屿海堤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安然屹立。乌屿全岛民众，也终于实现了200多年来梦寐难求的“岛陆自由通行”的愿望。

　　乌屿北堤，起于金屿村前的古桥塔边，止于古桥之西的桥头亭外，全长1.1公里(后来还不断地加宽加高)，共投入近57万工曰，完成40多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其成果得到当时省、地委主要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同时也促进和带动新生、后埭、前头等大队在各自的海边兴建小围垦。乌屿北堤的成功建设，既解决了乌屿岛的交通问题，又为后来修建南堤围海造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原城东公社海堤之南堤水闸

　　上下协力，艰苦奋斗，人变观念海变田

　　乌屿北堤的成功建设，促使当时城东全社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1972年8月，朱赞成被调回城东，并当选为新的一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他及时带领公社党委以及各大队的党支部，总结近几年来“兴修水利、引水上山、把旱地变成水田”的建设经验和教训，推广建设乌屿北堤的成功经验。当年年底，又召开党委扩大会。出席会议的除正、副书记外，还有林华太、魏文海、魏祥姑、杨福林、杨传宗、林祖运等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庄清源、团委书记蔡双梓、保卫组长王元复、企业办主任何汽成、供销社主任林荣福等人，以及各大队党支部书记。大会一致通过：“筹备南堤围垦工程建设，解决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决定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林国连和委员魏文海等人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当时的市水利局，也派出魏章成、李德续、陈振端等一批技术人员协助施工设计;省、地、市水利部门的有关领导，也经常亲临现场加以指导。

　　林国连、魏文海和魏章成等人，先对南堤围海工程进行多次勘察调查，并参照莆田等地围海筑堤的经验教训，对拟围垦地段的水文(台风、潮汐、洪水流量、排涝调洪等)以及海堤的基础、堤体、堤桥、内外坡、排涝抗潮闸等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和计算，终于形成科学的“城东围垦方案”。南堤的堤址从凤屿村的祠堂前起，经浔美村无尾桥至龙头山边。该方案经公社党委确定之后，便逐级报送省委、省政府批准。该垦区内可耕地面积为467万平方米(即0.7万亩)，保护面积达800多万平方米(即1.2万亩);需新建的南堤长达2. 25公里(海堤的最高点达8米)。

　　1973年7月成立“城东围垦工程指挥部”，林敏捷担任总指挥，魏文海任常务副总指挥，庄任的林祖运、金屿的董伦木、风屿的王德玉、桥南的刘守志、浔美的万加煌、西福的魏文德、新前的魏祈泽、城东的魏朝阳等8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为副总指挥(8个大队按各自计划分得的海堤田亩数，安排每天应出勤的劳动力)。当年8月15日开工围堰建闸(次年5月进入全面建设土堤)。

　　那时生产力水平较低，建筑设备落后，城东公社的海堤建设，主要靠铁铲、铁镐(双头尖)，锄头、簸箕，木船、板车等作为主要工具。海堤建设者们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积极参与建设本地这一建国以来最为浩大的工程。当年的围海建堤，还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因素：一是其时正处于“文革”的特殊阶段，思想还较为混乱，凝聚力还较为欠缺;二是建堤的资金非常短缺，物资的供应也十分紧张(上级政府在财力上的支持还很有限);三是土、沙、石料等的运输距离较远(有近三分一的土方，取自北堤外的桥南见边旧村，大部分石块采自桃花山等地，海沙从秀涂等处装运);四是围海建堤的工程难度很大(海堤基础差，海泥的层深有的深达15米，浔美浦、前浦、后浦、色仔沟等4条深港道正处在其间，台风在堤内的吹程大，海浪高达1.6米以上);五是排涝抗潮的设计要求高(集雨面积达33.5平方公里，排洪流量大，每天还须抵挡两次海水的涨落潮)。

　　当时，城东公社党委响应党中央“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等号召，用兴建海堤是“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团结民众、统一人们的思想;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挖掘各大队及所属企业的人力和财力，缓解资金的不足;以“依靠群众”、“依靠科学”、“群策群力”等举措来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

　　在整条海堤的建设中，难度最大的是建设南堤两端的排涝挡潮闸，最艰巨的是堵港合拢。南闸设在浔美一侧。此闸分成5孔，每孔4米，净宽20米;闸后为一座“石砌双曲拱桥”，净跨度为25米，属当时省内首创的石桥建筑之一。北闸设在凤屿村的祠堂前，除挡潮排涝外，还兼调节堤内养殖基地的水位。南、北两闸最大的排洪流量为21年一遇的335立方米/秒。城东南堤的四大深港，全部抛入海沙和石块作为基础;土堤由沙基、红土、海泥等构成;外坡砌石，内坡植草种树。

　　在南堤的建设中，堤身多段经常反复沉陷。初期参加筑堤的民工，每天每班都超出2000多人次，板车600多辆，机帆船六、七十艘。城东公社的其他大队，也经常派人派车协助建设，参加义务劳动的有城东公社的中、小学教师、卫生院、供销社、信用社、邮电所、粮站及建筑社、农械厂、塑料厂、食品厂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职工;市区的一部分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也经常赶来支援;莆田、晋江等地的兄弟单位也派来数十艘木帆船帮助运沙石填基。在突出阶段，参加筑堤的人数，一班最多达5000多人、板车1000多辆。公社的机关干部，每天清晨都要先参加海堤一段时间的劳动再到机关上班。

　　据城东大队的下乡知青回忆，1974年7月中旬，他们下乡一星期后，就投身南堤的建设。他们同其他民工一样，每天3班轮着干，每一班次几人合用l辆车，挖土、装车、运土的定额为10立方米，一趟来回需跑1.2公里多，。4班一车要跑30多公里。下班时，全身骨头都快散了架，其艰苦状况难以想象。至城东海堤合拢时，这些知青的身上都儿乎掉了1 0几斤肉，但体能和意志却得到最大的煅炼和提高。

　　经1年又4个月的苦战，南堤终于在1974年1 1月26日实施堵港合拢。其时潮速缓慢，水位较低;合拢的拢口宽度为120米，但因海潮的落差较大，潮水的流速快，当时先采用“平堵法”，待拢口抬高后，再改用“立堵法”进行施工。合拢堵港的当天，泉州市委书记林平凡还亲临现场指导;福建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荣彩，也亲自带领3个医疗小分队，到现场作医疗援助。堵港前，在港口两边备好数千袋沙包，上百艘帆船全部装满沙石在港口前待命，堵港时先把虎网船装满沙石，沉入合拢口，空隙用沙包堵塞。在堵港中，合拢口出现一个较大的漏洞，如不及时地把它堵住，将严重地影响南堤的械流封闭。在紧要关头，党委书记朱赞成带头跳入洞口，并呼喊在场的党员和干部，一起跳下水，数百人齐心合力，终于把洞口给堵住了，由于及时抢险，使第二天的截流合拢一次成功。南堤堵港合拢成为当时全省少见的堵港合拢一次成功的范例。

　　整条南堤共投入近120万工日，完成80多万立方米土石方。凤屿村年仅19岁的女青年王桂英及埭头村共产党员蔡永来等人为南堤的建设而献出宝贵生命。他们一心为公的光辉形象，有力地鼓舞当时所有民工，也为后来人树立一个为社会而勇于献身的榜样。

　　堵港之后，该海堤还多次加固加高，堤外也加砌0.5米厚的石块作护坡，并在6.5米的高处，建2米宽的迎水石台，缓冲潮水的冲击。整个城东海堤经受住30多年来的多次大海潮和大山洪的考验，事实证明了当年设计的科学和建造的质量。

　　利在当代，功垂千秋，吃水不忘挖井人

　　城东围垦工程基本完成后，由于有北渠渠水从上部经过，能马上投入造田平整。据当时投身南堤建设的城东大队知青回忆，在王泽淮、廖群生、谢焕枢等人的带领下，这些下乡知青同其他社员一样，又开始造田平整。由于海泥深而烂，只好以人当牛，六、七人拉一部犁、耙来平整海田。并从事城东大队海堤内的“咸埭田”种植实验;由谢焕枢等人具体负责，大队提供全部费用。他们从实验中总结出一套“按气温高低，控制田中的进、出水水量”等科学方法，打破海埭田需“洗咸三年”再耕种的常规，当年水稻亩产夏季收获近150公斤，秋季收获250多公斤，次年夏季收获就高达400公斤。其科学方法，给当时垦区的海堤田带来非常高的效益。其后，全部海堤田每年的粮食都在不断地增收，据1978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垦区中的耕地面积已达23万多平方米(即3500亩)，平均年亩产425多公斤，全年粮食总产近150万公斤。随着耕地面积和粮食单产的逐年增加，后来城东海堤全垦区的粮食年总产量超出350万公斤以上，初步解决了城东公社吃粮难的问题并全面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后来海堤内的红蟳养殖面积，达40多平方米(即600多亩)，产值达2000多万元;五大淡水养殖的面积也近133万平方米(即2000亩)，产值也达1500多万元;而城东海堤内的各方面效益，一年更比一年高。当年，本人曾以_“城东海堤”为题写了一首诗：“堤中人马喧，堤外百帆悬;车伴堤齐进，船依港速填：土坡万石护，岛陆二堤连;赤胆将堤立、同心海变田。”

　　城东海堤的建设之所以在当时能够获得如此成功，这是省委的支持，地、市委的重视，公社党委的直接领导，各大队党、团员、干部及群众的齐心合力，艰苦奋斗的结晶;也是基层干部依靠党、依靠群众、依靠科学、造福一方的光辉典范。其光辉业绩，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干部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计私利，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当年的城东海堤是强力的粘合剂，它把上下左右的干部和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城东海堤又是革命的大熔炉，它造就出一大批能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党员和干部;城东海堤也是人才的培育基地，它培育出一大批敢于拼搏、勇于奋进的青年;城东海堤还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它谱写着众多参与建设的干部、群众的英雄、史诗!它将激励着后人，为国家、为社会、为一方群众的利益、努力地尽自己的一份奉献!由于城东海堤围垦区能在不同的年代、不同时期的党政干部的领导下，与人民群众一起不断地开辟新局面，创出高效益，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领导，在深刻感受并分享到了城东数十年来发展成就所带来的喜悦后，都没有忘记“城东的先辈们开天辟地、围海造田创下的千秋功业”。这是对当年为城东海堤建设付出了生命和心血的人们的一种敬重和怀念，也是中国优良的民族传统的一种再现;它将化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人们不断地继续努力奋进，再创造更大的辉煌!

　　如今，城东海堤内的建设，已成为泉州市城东片区的主要建设。在中共泉州市委、丰泽区委及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各式交通道路迅速分布其间，多个高层的新居住区，已开始逐步取代堤内后来建筑的大批民宅;泉州五中、泉州第一医院、泉州海峡体育中心以及福建炼油厂总部、泉州海峡箱包物流域、泉州五金商业城、全业态购物中心、创先科技园、虎都服装工业园等为代表的大批大型企事业，纷纷抢驻此处宝地。今日城东海堤内的土地价值已过百亿元，并出现日新月异的大变化。

　　(注：本文有些内容引自1979年2月“城东公社海堤平整指挥部”(《城东海堤垦区小结》等多本原始资料及1999年11月《丰泽文史资料》第二辑((城东海堤建设始末》一文。)

　　(魏朝阳整理)

　　5、城东海堤建设始末

　　泉州市丰泽区政协《文史资料》第二辑

　　1999年I1月万国兴

　　城东海堤位于泉州湾洛阳江南畔的丰泽区城东镇，它是由南、北二堤组成的。北堤是从金屿村的塔脚至桥头亭，全长一点一公里;南堤是从凤屿村的祠堂口至浔美村的龙头山，全长二点二五公里。城东海堤的建设是泉州市(县级)70年代的一件大事，对泉州市和城东镇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将海堤建设的前前后后回忆记录，以备后人参考。

　　北堤

　　乌屿岛面积0. 45平方公里，居住着王、董二姓居民，姓王属于凤屿村，姓董属于金屿村，总人口五千人。有史以来，乌屿岛与陆地隔开，退潮走平板桥，涨湖靠船过渡，村民往来和物资购售全部靠渡船接送，给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旦遇到台风暴雨交通便中断了，溺水而死者经常发生。一九七O年农历十月十五日，金屿村村民董矮然运蚵壳往琯头村出售，船上又载村民九人，因风大浪急船仓漏水造成沉船，溺死六人。这起重大的海上交通事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公社、大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在群众强烈的要求下，于一九七O年筹建海堤的事情提到了公社、大队的议事日程。

　　北堤的筹建是由公社牵头，成立了北堤筹建指挥部，人力、财力由金、凤屿二村共同负担。原公社分管农业的领导杨福林任指挥，协调处理二个村的关系及组织社会力量给予支援：原金屿村党支部书记董伦木和凤屿村党支部书记王德玉任副指挥，具体负责现场施工、劳力安排采购材料。在北堤的筑建中，每天投入劳力八百多人，每天分为二班，涨潮时近百艘船运沙石填基，退湖时八十多辆板车运土筑堤。支援建堤的有本公社范围内十九个大队、企事业单位的农民和职工。经过近一年的拼搏，同年十月完工，解决了乌屿岛的交通问题。北堤共填砂石土方40万立方，耗资一十九点四四万元。一九九一年在市、区水电局的支持下，再投入七点九二万元，对北堤再进行维修加固，主要是筑一道一千三百二十立方的防浪墙。

　　南堤

　　筑建南堤是在全社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在“以粮为纲”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原公社党委为了解决群众以地瓜渣为主食的缺粮状况，大力贯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精神。一九七三年七月成立建堤指挥部，八月动工。

　　海堤指挥部人员组成是：原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任总指挥，原公社党委委员魏文海任常务副指挥，十九个大队革委会主任作为指挥部的成员，部址选在浔美村万马来宅内。指挥部下设四个组：一是材料组，林安居、林清辉负责采购和保管材料。二是施工组，原泉州市水电局魏章成、李德绩、陈振瑞负责其勘察、设计、施工，原公社水利技术员刘德汉、郭景港、郭石玉也先后到海堤协助施工。三是财务组，林章时任会计，魏献群任出纳，谢瑞旭任食堂总务。四是宣传组，何振汉、刘金固负责编写宣传材料、简报和广播。

　　在生产力水平不高，建筑技术设备落后情况下，城东公社要筑建这个建国后最浩大的工程，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从工程难度看：一是基础差，海泥层最深达到一十四米，还有浔美浦、庄任浦、乌屿浦、色仔沟四条港道。二是挖土和开采石沙路途较远，土要从浔美龙头山、桥南见边旧村挖取;石头、要从桃花山、白坠岛开采;沙要从秀土、白沙装运。三是围垦面积七千亩.周围保护面积三十三点五平方公里，山美水库北渠还从垦区经过，使垦区最大流量达到每秒钟三百二十立方，排洪时海潮每天有二次顶托。从社会现状看：一是建堤时已处在文革期间，派性斗争十分严重，人心不齐，出现了人与人斗的普遍现象，故而产生了，“城东人民围海堤，特权阶级吃鱼虾”的种种舆论，加剧了全社的动荡不安。二是国民经济在文革期间处于崩溃的边缘，资金短缺，物质紧张，上级政府在财力上的支持也是十分有限的。

　　经过一年又四个月的苦战，南堤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堵港成功，南北二段的土堤合拢了。土堤构成是：底层全部用沙填基，中层用海泥回填，上层用红土加高，外坡彻石，内坡植树。参加筑堤的民工每天有二千多人，板车六百多部，机帆船五十多艘。在突击阶段，参加义务劳动有本社的中小教师和卫生院、银行、供销社、粮站、邮电、农械厂、塑料厂、食品厂、建筑社等单位的干部、职工，市区一部分工厂的工人和机关干部也来支援，晋江仙石、莆田等地也派来三十多艘木帆船帮助运沙石填基。其时，参加人数最多时达到五千多人，板车二千五百辆。

　　在整条堤的建设中，最艰巨的事是在南堤两端修建二个挡潮排涝闸和堵港。南闸是开始筑土堤时动工，主要是承担整个垦区的排洪。闸址选择在浔美村无尾桥的桥头，闸基建在一块二百多平方米的花岗岩上，确保在潮水和排洪的冲击下不会沉陷。这个闸净宽二十米，五个孔，每孔宽一点五米，投资一十四万元。北闸是建在凤屿村祠堂口，主要是调节堤内海水养殖基地的水位，净宽一十二米，五个孔，每孔宽二米，投资八万元。堵港是选择在十一月下旬潮水最低时进行的，这时水位低，潮速缓慢，易于截流。堵港前，先在两边的港口备用沙包三千多袋，一百多艘帆船全部装满沙石在港口待命;堵港时，先把五艘虎网船装满沙石排成一字形沉人合拢口，基本上把堤内外的潮水隔开，空隙采用沙包堵塞，当天堵港成功。堵港后又出现一次沉陷和滑坡。由于及时抢救，大堤依然无恙。土堤建成后，用石头在堤外砌五十公分厚的护坡，并在六点五米处建筑一个二米宽的平台，缓冲潮水的袭击。南北堤合拢后，紧接着，对垦区内的土地进行规划的平整。安排平整农田五千五百亩，道路、绿化带六百八十五亩，剩下水田面积八百一十五亩。整条南堤投入沙土一百二十八点六七万立方，石头九点七二万立方;投入劳力二千五百万工曰;资金二百七十一点五六万元(其中：省市区拨款一百八十九万元)。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二年再投入一百三十二万元进行全线加固，现己成为省达标工程。

　　在南堤筑建中，伤亡了凤屿村王桂英、埭头村蔡永来二人。蔡永来家中有老幼，生活较困难;从一九八八年开始，原鲤城区民政局每月拨给抚恤金一百元。

　　海堤竣工后，立即成立城东海堤管理站，人事几经变动，目前有管理人员五人，主要职责是堤防管理和综合经营，堤防费年收入四点七一万元，做到管理费用自给有余。

　　效益

　　城东海提保护了城东镇、华大和万安街道办事处八个村，保护了华侨大学、城东中学、泉州十中和聋哑学校，保护了福厦公路、福泉厦高速公路、漳泉铁路及山美水库北渠畅通无阻，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垦区内目前已办裕盛、永太、恒盛、三盛等企业一十六家，年产值五千万元：红蟳养殖专业户一十九家，面积五百九十五亩，产值二千万元;五大淡水养殖户，面积一千四百亩，产值一一千万元;种植水稻二千五百亩，粮食年总产三十七点五万斤，经济效益日趋显著。

　　城东海堤诞生在特殊的年代，造就了特殊的人物，产生了特殊的误会。但它经过二十五年风雨的洗礼，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澄清了是非，评论了功过，已成为历史的见证。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历经劫难胞波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已有了共同的理解。

　　城东海堤——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6、围海造田利在当代发展城东功垂千秋

　　福建《闽南儿女》第十四辑 2010年12庄永章

　　朱赞成、林敏捷先生

　　2010年初夏，笔者偶然发现一本由香港出版的《杰出人物》杂志中文版，2010年第6期，其中一篇题为《建浩大大工程谱奉献赞歌》的林敏捷先生专访文章引起笔者的极大兴趣。

　　对林敏捷先生的专访，将上世纪70年代泉州市城东公社在党委书记朱赞成的领导下，建造南北堤，围海造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引水上山，农改田等工作，改变了城东，为今天城东的辉煌打下良好的基础，可谓是“利在当代功垂千秋”的伟大业绩。

　　日前，笔者专程前往香港拜访林敏捷先生。这位20世纪后期赴香港定居的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副书记，在香港几十年的岁月里，依靠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当上了香港尚峰有限公司董事长。事业有成的林敏捷时刻关心家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捐资兴建城东中学、庄任小学，老家庄任社区老年会等公益事业，受到了家乡人民的一致称赞。

　　永远的丰碑，城东人民怀念朱赞成

　　林敏捷先生讲述了他与朱赞成一起努力奋斗的那些难于忘怀的峥嵘岁月…..

　　朱赞成1928年12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浮桥镇霞州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小学未毕业就到浮桥、石狮等地米店当学徒、店员。解放初期，朱赞成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各项运动，l 950年，年仅22岁的朱赞成被选为泉州浮桥店员工会主席，由于表现突出，1951年调入福建省泉州市税务局工作，195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任泉州市民政局副局长而后兼泉州市区四个街道办事处党总支书记，1956年任泉州市东湖乡党委书记，因撤乡，扩大公社行政区域，1958年任泉州市东海公社党委副书记，1959年被错定为地方主义分子，下放到位于城东公社的新铺村的泉州市第二畜牧场劳动，1962年甄别后调泉州市委机关分配到农村工作组，下城东公社庄任大队蹲点。1965年任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书记，1967年任泉州市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组长、革委会主任，1968年调任泉州市建设局局长，1972年回调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书记。

　　林敏捷先生十分感慨告诉笔者，作为当时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书记的朱赞成将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工作之中，而首当其冲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要解决东城公社十九个大队、三万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朱赞成，他眼里含着泪水、心淌着热血，激动地说：“不解决农民兄弟的吃饭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对得起这里的老百姓”。

　　朱赞成是这样说，而且是这样做的。于是他经过调查研究，庄任大队人多地少，田地大部份是盐碱地，产量低，全大队缺粮非常严重，经党支部和贫下中农代表研究，决定平整大队的一片土地——后埭田。先从改造近千亩的盐碱地及池塘填平，从而增加200亩耕地。每丘分为一亩半，为以后机耕化打下基础。为解决盐碱地排灌问题，在中间开一条较深的排成沟排咸，每一片建

　　一条石渠的灌水渠。庄任靠海，海风大，就在300米长的滨海种一片木麻黄防风林带保护耕地，使亩产量大大提高，但还远远不够，要解决粮食不足必须围海造田，所以又经研究决定围垦一片海地，仅8个月时间就围海造田420亩，资金不足，就把分散个体户、手工业组织起来，米粉厂、木刻厂、壳灰厂等都积极参加，因庄任当时劳动力外流非常严重，到三明、邵武等地做个体工，就地把这200-300人组织起来，建立一支庄任建筑工程队，派出领导和财务人员到现场管理，收入30%现金归个人所得、70%现金归集体收入按金额记工分，来解决资金不足。庄任还有300多亩的农地高低不平，水土流失严重就发动群众把表面土堆在一边，然后把高低不平的红土挖平，挖平后又把表面土填在上面，这样既防水土流失，又为以后农改田打下墓础。

　　朱赞成任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书记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他接受群众组织批判，社会上武斗严重，虽然在这种特殊的年代下他都坚持工作岗位，深入工地、大队、生产队和干部群众一起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求干部要坚守岗位带头参加劳动。1975年，他参加福建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从福州带回40支扁担发给泉州市城东公社机关干部参加挑土使用。1967年，建城东公社仕公岭高干渠天桥时必须横穿国道324线，正是武斗成风，因资金缺乏、雷管缺少(炸石需要)进度比较慢，有影响公路交通，恰逢福建省水电厅厅长曹玉焜路过泉州，看到沿路都没有搞建设，唯独城东搞得这样轰轰烈烈，曹厅长下车调查情况后，深深被朱赞成的行为所感动，社员都向曹厅长反应缺乏资金和雷管，他当场批拨5000元补贴和500粒雷管帮助解决当时的困难。

　　朱赞成在任泉州市城东党委书记期间，工作认真负责，事事带头严格要求自己，工作积极肯干、敢干、为人正直，对上级有看法敢于直言提意见，对基层干部既爱护又严格要求，当时有的干部就说当老朱干部“真硬水”(闽南语，意为非常吃力。笔者注)，农忙都大忙、农闲年年搞农田基本建设，围海造田。

　　泉州市城东公社是一个背山临海的丘陵地带，山多地少、水田少、农地少。公社人口3万多人，水田面积5千亩，农地12000多亩，山地面积6万左右亩，海滩地面积5万余亩。

　　朱赞成在庄任蹲点期间，基本了解全大队的基本情况，在他任职期间，充分发动干部群众，在城东公社范围内推广庄任的实际经验，要求各大队制定建设规划，并且每年春节过后就带领各大队主要领导对全社各大队逐个检查，全年完成的项目不仅仅造表汇报，还亲自到现场察看，及时准确制定新的一年工作计划。

　　朱赞成首先在全社比较高标准平整水田近5千亩，水田小平原填平坑坑洼洼和池塘，建设好排灌渠道，平整到能适应机耕的标准，是丘陵就裁弯取直，通过平整，增加近千亩田地。治理近8千亩山坡地。农地灌溉必须有水必须有电，引水上山。全社由原先30千瓦的电，增加到2干7百千瓦，大大增加农田的灌溉用电，并且给饲料加工作业和群众生活照明带来很大的方便。有了电就可引水上山，先在仕公岭建一、二级的电灌站，从仕公岭挖5米深4百多米长的低灌渠，使8个大队的水田得到灌溉，为了旱涝保收再从仕公岭架三级电灌站的高干渠由仕公岭至塘西东宅全长8.2公里，大小渡槽17个，最高最长的后路文革渡槽高13.9米，长420米从而使全社80%农地能得到灌溉。发展多种经营，因城东山坡地多，又适合种龙眼，全社19个大队组织耕山队，每种一棵龙眼，挖一米见方，全社种近十万左右株，苗款由公社补贴，同时还种药材、芦笋等蔬菜及其他经济农作物。

　　为了解决资金来源，大办社办企业有农械厂、塑料厂、食品厂、木器厂、纸厂、饲料厂、砖瓦厂、建筑社、养猪场、酒厂等十多余企业，年产值5百余万元。

　　围海造田，城东围垦7千亩、庄任420亩，桥南320亩，新生340亩，后埭420亩，前头1百亩。重视教育领域工作，十九个大队都建校舍办小学并亲自挂帅筹建城东中学。抓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每个人队部建有知青楼。年年完成征购任务，每年完成粮食征购I百5十多万斤、花生20多万斤、生猪派购任务l万头。改造东星、新前、城东、法下美、西福、新生、塘西等大队8条排灌沟5千多米，改造为四条增加耕地1000多亩，原排洪沟弯弯曲曲、高低不平，坑岸双边低浅，遇到洪水来满坑倒岸，没雨就没有水，经过改造加固双边岸砌石，在一定距离筑小坝。

　　林敏捷先生接着指出，朱赞成在任职的几年内工作踏实，认真负责，为城东人民做了许许多多利在当代、功垂千秋的实事、好事，成为城东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因此，城东人民永远怀念朱赞成。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论在哪个历史年代，哪些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共产党人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历史总不会忘记，人民总不会忘记。尽管时间已经推进了近半个世纪，但当年朱赞成为人民大众所做的一切都犹如昨天发生的那样清晰展现在人民的眼前。“没有先辈们的血汗和艰辛，那有今天的繁华似锦。城东的沧桑巨变，灿烂辉煌，作为当年泉州市城东党委书记的朱赞成功不可没。”林敏捷先生无比感慨地告诉笔者。

　　南北海堤的建设改变城东落后面貌

　　林敏捷先生着重指出：在泉州湾洛阳江南畔的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城东镇，有南北两条海堤，建于20世纪70年代。正因为有了这两条海堤，城东片区乌屿岛才实现了“岛陆交通自由”，才有了今天大面积的民宅和新居住区，也才有了“一场一馆一院”，以及大批的大型企事业单位在这里设点……

　　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为了建设这两条海堤，为了围海造田，许多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们依然认为，只要是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就是对的，他们的心血不会白费。没有南北堤就没有现在城东的辉煌，也不可能有城东如此巨大的发展和变化!

　　据林敏捷介绍，当年的泉州市城东乌屿岛的面积有0.5平方公里，住着王、董两姓居民。大部分的王姓渔民居于凤屿村、董姓船民住于金屿村，那时全岛的总人口有5千多人。7百多年来，乌屿岛与陆地的交通全靠一条叫做“盘光”的桥，但盘光桥在2百多年前倒塌，当时人们要通行，只有在退潮后走海滩上露出的一段宽不足2尺的古桥石板;而涨潮时就得靠船只过渡，遇到暴风雨，经常有人因此溺水面亡，这给岛上人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的困难和不便，更谈不上什么建设发展了。

　　1970年农历七月的一天，金屿村村民董矮然用船运蚵壳到外村出售，船上载有9人，因风大浪急、船舱进水不幸沉没，6人遇难。这起重大海上交通事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群众纷纷向当地政府要求修复盘光桥。因此“筹建乌屿海堤、解决道路问题”之事，立即被提到当时泉州市城东公社和金屿、凤屿两个大队的议事日程上来。

　　时任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核心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朱赞成一方面及时向上级汇报，一方面立即召开城东公社党委核心组会议，并研究决定：立即兴建乌屿北堤，解决岛上民众交通问题;往后再修建南堤，围海造田，解决泉州市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同时部署了修建北堤的方案，指派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核心组成员、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担任乌屿海堤建设的总指挥，派革委会成员杨福林协助其工作。

　　带着为老百姓办一件实事的决心，在朱赞成的领导下，林敏捷与原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董伦木和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等人，会同魏章成、郭景港、郭石玉等技术人员制定了建堤设计和施工措施，轰轰烈烈的北堤工程就此开始了。这也就是泉州市城东公社在朱赞成同志精心组织实施下建设城东南北海堤的历史背景，城东南北海堤的建设彻底改变了泉州市城东落后的面貌，为城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朱赞成的高瞻远瞩和劳苦功高，将永远铭刻在城东发展的里程碑中。

　　朱赞成业绩利在当代，功垂千秋

　　林敏捷指出，朱赞成在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党书记任上的业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他所做的一切，都为广人的人民大众的利益着想，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一句话，朱赞成业绩利在当代：功垂千秋。历史将永远铭记朱赞成为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城东是人穷地瘠，那时候的城东辖区内，有7公里的国道324线通过，共有7个上坡，8个下坡，人称“七上八下”，全公社有10.2公里海岸线，不少土地是盐碱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是赤土地、粗砂地，很难种植庄稼，全公社有19个大队、41个自然村、178个生产队，总耕地1.7万亩，其中水田5千亩，农地(主要种地瓜)1.2万亩，山地6万亩，海滩地5万亩。农民的收成都不好，只能靠天吃饭。因为周围是海水，淡水也缺，十年九旱，群众生活很痛苦，只能吃地瓜渣糊充饥。

　　朱赞成上任后，经常深入田间，和群众打交道，他很有信心要改变当初城东贫困落后的面貌。因为他脚底长鸡眼，经常穿拖鞋去下乡，即使脚上生着鸡眼，他也一样～大早去参加劳动。有一次遇上暴风雨天气，他还是穿者拖鞋去检查农事，被当地群众称作“拖鞋书记”，成为后来人的榜样。

　　朱赞成当初主要是抓城东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得轰轰烈烈。在他的领导下，城东公社在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工业企业等方面的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当地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

　　城东公社长期缺水，朱赞成就提出从金鸡水闸引水，并培训出7个水利干部，这些人都会测量、设计、建设水利工程，并对全公社的水利设施进行了合理安排。

　　1967年，仕公岭建设二级电灌站，当初时这个站有25米的落差，一级是10米，还有5米从324国道通过，当初那里都是石头，要用炸药炸掉才能建设，朱赞成不畏艰难，坚持抓这件事情。

　　当时一个电灌站的用电量就300千瓦，后来又建了500千瓦的。朱赞成还组织了50个人的专业队，解决农田灌溉问题。

　　后来为了解决全公社的用水问题，再建了37个电灌站，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作用。除了水电站，朱赞成还组织群众开渠引水，建了5千米的北渠引水渠，还发动群众建了8.2千余米的环山灌溉渠解决了生产、生活的用水难题。

　　朱赞成搞了那么多农田和水利的基本建设，建设者是依靠社员，资金则是依靠社办队办企业收入。在城东公社，朱赞成搞“以企促农”，“以农养企”在公社兴办了10个企业。农械厂、建筑社、食品厂、饲料加工厂、木器厂、塑料厂、砖瓦厂、纸厂、酒厂、(埭头)农械分厂等都颇具规模，这些工厂能容纳近千人，工人的工资从厂里领，一般工人每月工资20多元，师傅能有30多元。办工厂既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问题，也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需要的资金。当时建电灌站，总共化了13万多，都是靠企业盈利上缴来的利润。

　　城东人均产值大约120元，如果按1万个劳动力计，每人年均有418元。

　　到了1972年后，所有产业收入达986万元，净利润671万元，人均一年有223元，劳动力人均则达671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朱赞成在城东公社任职时，公社每一年都有一个大工程，1967年从仕公岭引水，北渠引水，1970-1974年建设北堤、南堤，最终合成城东海堤，其他大队还有5个小海堤，小围垦。最后发展到城东人民有地了，也有水了，生活变好了。

　　城东公社经济发展能够取得这么好的发展，和朱赞成对干部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朱赞成为人很正直，事业心和责任心都比较强，他任城东书记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业不成，心不死”，还经常告诫干部“办事胆要大、心要细”，他的任人唯贤，在干部及群众中影响都较好。

　　当时城东公社19个大队分为6个片区，朱赞成要求公社的党委委员包片区，公社干部包大队，所有人都有责任片区，工作都要做到位。城东经济在文革期间发展这么快，与这个制度密切相关。

　　即使文革期间，很多领导班子都瘫痪了，城东的班子没有瘫痪，在朱赞成的领导下一直在抓农建，促生产，解决基本建设的问题。

　　朱赞成要求干部要深入实际，他常说：“如果不下去基层，怎么知道事情进展如何。”公社里组织开大会，他要求每个公社干部要交半斤粮票、交2毛钱作为伙食费用，公私分清。每年春节前总结，春节后还组织干部到每个大队检查工作。

　　朱赞成处理事情比较决断，被人称“斧头朱”。当时庄任有24个小贩采蛏，成本0.16元一斤的蛏被卖到0. 24元，看到有利可图，很多人都想偷偷去采蛏，朱赞成果断决定，除了以前的小贩，不能再增加新的小贩了，解决了百姓纷争的问题。

　　朱赞成一直要求凡事干部要带头。1967年城东实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夫妻有850对，超生率从320/oo降到9.2%，被评为市先进单位。在计生政策上，他就先从干部抓起，要求40岁以下的已婚己育干部都要结扎，但他也体恤干部，规定男的结扎可以休息3天，女的结扎可以休息7天，还每天给一餐猪肝，这体现了他的人性化管理。

　　他要求干部以身作则，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南堤合拢时发生坍塌事件，他带头跳到海里去，所有的党员干部也跟着跳下去奋力挡住坍塌。

　　1967年遇上文革，那年春节红卫兵带他去公社党委接受批判，批判时他还在关心农业建设，说春耕快到了，大家要做好水利渠道建设。

　　福建泉州城东，那是一个依山面海的丘陵地带，水田面积少，且大部分为盐碱地，还有的就是“三天无雨火烧埔”的旱地，土地地质贫乏，水稻产量极低。“这里人们的口粮就是地瓜渣糊。地瓜渣就是用地瓜在被钉子钉得密密麻麻的铁板上磨成浆，经过层纱布的过滤，把粉状的东西沉淀，剩渣做成地瓜渣饼晾干吃，用大缸储藏起来。”林敏捷先生回忆说，“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口直径24寸的大锅，每次煮上一锅地瓜渣糊，吃上两餐，人和猪狗、鸡鸭等家禽家畜吃的都是同一锅里的地瓜渣糊，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口粮，还不够吃，这里的百姓还要到邻近的洛阳镇去买人家用来喂猪的地瓜渣来当口粮，生活已经极其贫困。”

　　“朱赞成同志经常穿着人字拖，骑着脚踏车，穿梭在19个大队之间，通过深入调查全社的自然环境，找出了源头。”林敏捷先生回忆说。之后，他们在朱赞成同志的带领下，用事实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走集体化道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和科学种田的觉悟。实践中也见证了朱赞成同志独有的领导才干和他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林敏捷先生进一步介绍说：“在靠海大队改造盐碱地的同时，朱赞成同志又把靠山的大队的注意力集中到‘三天无雨火烧埔’完全靠天吃饭的12000亩的旱地上。解决旱地的根本就是引水和平整土地。1967年初，刚开始从公社的南端的瑞峰岭下建越三级大电灌站，再建起了直达公社西北边的塘西大队的全长8.2公里的高架引水渠。水渠环山而建，全程几十个大小天桥中，在长达100多米，高13. 9m的后路天桥的建设中，更加体现了城东人民创造历史的动力，当年的《泉州晚报》曾有‘一桥飞架南北’的赞誉。水的问题解决了，更大的工程是对地的平整。每块地要把供种植的好土壤先移到一边，把地底下的红泥挖平和围埂，再把好泥铺上，然后灌水耙平。经过几个冬闲季节的奋战，全社80%(近万亩)的旱地都改成了水田。不仅产量提高了，经济效益也跟了上来，人们想在这些地上种啥就种啥，靠天吃饭的历史局面被彻底地改变了”。

　　在朱赞成的带领下，城东公社不仅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改变了几百年以来吃地瓜渣糊的习惯，还将部分统销队变成了统购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北堤圆了岛陆通行梦，南堤实现了围海造田志，城东公社19个大队的生产和群众生活上遇到的通水、通电、通路问题全部解决，更为今天辉煌的城东创造了条件，铺好了路。

　　而谁又能忘记这些工程全部都是在那动荡的文革中完成的?还要排除走资派的干扰。回忆过往，林敏捷先生满怀感慨：“当时，虽然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但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在那艰难的环境下，朱书记凡事吃苦在前，劳动在前，危险开头在前，艰苦清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大多数干部群众，为了人民的利益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以达到解决城东百姓吃饭问题的夙愿。他不贪图个人生活的安逸与稳定，不顾少数人的冷嘲热讽，始终以人民大众利益为重，冒风险，顶压力。当时，如果用一个冬季的时间还平整不了400亩盐碱地的话，就极有可能赶不上春季插秧的危险，上面有人说：‘朱赞成，如果耽误了时间，春季插不了秧，就割你的头。’又如在坚持北堤的围垦时不仅受点名批评，还要受在火线上调离城东的处罚。即便是面对这些质疑与压力，他都顶住了，并用满腔的热情与坚强的毅力去完成了在很多人眼里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样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真是我们党的财富。”

　　今日的城东海堤内建设，已成为了泉州市新城区城东片区的主要建设，土地价值已过数百亿元，各式交通道路迅速分布其间，福建省农民运动体育馆、泉州第一医院、泉州第五中学以及国内外大型工厂、企事业、大型居住新区都在其中，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辉煌的背后，是先辈们的血汗和艰辛。林敏捷先生感慨：“作为城东党委书记的朱赞成，功不可没。”

　　林敏捷先生说：“是朱赞成带领城东的干部和劳苦群众，造就了城东的辉煌，朱赞成的名字应刻在城东发展的军功章里，因为他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城东民众的心里了。”

　　林敏捷先生和朱赞成先生，他们从共和国发展的初期共同走来，他们见证了城东发展史上的点点滴滴，更是领导和参与了城东的建设过程。古老的城东，也见证了他们的付出，一首旧诗将城东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一切重新放映了一遍：“堤中人马喧，堤外百帆悬;车伴堤齐进，船依港速填;土坡万石护，岛陆二堤连，赤胆将堤立，同心海变田。”在勾起前辈们回忆的同时，也让年轻的一代，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林敏捷先生最后告诉笔者：

　　当年朱赞成书记为泉州市城东公社百姓所做的一切，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虚怀若谷的胸怀，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朱赞成成了不公正对待的牺牲品，但广大的人民群众永远记住了他。泉州市城东公社在南北堤建造、围海造田时老百姓受益，就在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其意义还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从林敏捷对朱赞成一席内容真实丰富，充满情感的回忆交谈中笔者发现，林敏捷对朱赞成几十年前战友般的深情厚谊是何等真诚深厚和难能可贵啊!林敏捷想尽一切可能在他有生之年为老上级朱赞成的所不公正对待呐喊，为这位并肩作战的老书记，好领导，更是好伙伴说句心里话、良心话、公道话。

　　林敏捷对朱赞成战友情谊的执着和坚持，着实让笔者感动不己!

　　7、建浩大工程谱奉献赞歌

　　香港《杰出人物》中文版第六期

　　撰文：文依、程书香2010年6月

　　【人物简介】

　　原城东公社围海之北堤一角

　　林敏捷先生，原香港尚峰有限公司董事长，原福建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建设中，在朱赞成先生的领导下，他参与了建造南北堤，围海造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引水上山，农改田等工程，改变了城东，为今日城东的辉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谓“利在当代，功垂千秋”。当林敏捷先生告诉笔者他已经七十一岁的时候，笔者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时间似乎特别照顾这位曾在福建泉州城东参与过建造南北堤、围海造田、引水上山的人，舍不得在他的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

　　在与林敏捷先生的交谈中，他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名字——原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林敏捷先生说：“是朱赞成带领城东的干部和劳动群众，造就了城东的辉煌，朱赞成的名字应刻在城东发展的军功章里，因为他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城东民众的心里了。”

　　赤胆将堤立同心海变田

　　林敏捷先生祖籍福建泉州城东，那是一个依山面海的丘陵地带，水田面积只有5000亩，且大部分为盐碱地，12000亩“三天无雨火烧埔”的旱地，山地60000亩，海水面积50000亩，地质贫乏，水稻产量极低。“这里人们的口粮就是地瓜渣糊。地瓜渣就是用地瓜在被钉子钉得密密麻麻的铁板上磨成浆，经过一层纱布的过滤，把粉状的东西沉淀，剩渣做成地瓜渣饼，晾干后，用大缸储藏起来。”林敏捷先生回忆说，“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口直径24寸的大锅，每次煮上一_锅地瓜渣糊，吃上两餐，人和猪狗、鸡鸭等家禽家畜吃的都是同一锅里的地瓜渣糊，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口粮，还不够吃，这里的百姓还要到邻近的洛阳镇去买人家用来喂猪的地瓜渣来当口粮，生活已经极其贫困。1965年调任城东的党委书记朱赞成同志看到这情形，眼里含着泪水，心淌着血，激动地说：“不解决农民兄弟的吃饭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怎麽能对得起这里的老百姓?”

　　解决城东公社十九个大队、三万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的困难甚至超乎了大家的想象，摆在大家眼前的问题，一是如何改善地质酸碱度，二是如何引水蓄水，三是如何扩大耕种面积。每一个“如何”都像一座大山一样，横亘在大家面前，挡住了他们的出路，让他们寸步难行。

　　“朱赞成作为书记，真正地带头做了很多很多实事。“林敏捷先生感慨地说。此时的林敏捷先生任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他是真正见证并且还参与了朱赞成先生如何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人。

　　“朱赞成同志每天穿着人字拖，骑着脚踏车，穿梭在19个大队之间。”通过深入调查全社的自然环境，找出了源头。”林敏捷先生回忆说。之后，他们在朱赞成同志的带领下，开始有计划地按规划对全公社耕地进行了全面改造，靠海边的大队，在较能成片的地段，利用冬闲季节，把原来高低不平和坑坑洼洼全填平。通过裁弯取直，规划成1.5亩一块的机耕田。整片地中间开排盐排洪渠，再均匀地排上了石砌的灌水渠，田间道路和防风林带，建起了电灌站。实现了田间道路化、绿林化、电气化和灌溉自流化，使全社近5000亩的盐碱地由3-400斤单产一下予增加到7-800斤。事实教育和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走集体化道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和科学种田的觉悟。实践中也见证了朱赞成同志独有的领导才干和他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革命精神。”

　　林敏捷先生进一步介绍说“在靠海大队改造盐碱地的同时，朱赞成同志又把靠山的大队的注意力集中到。‘三天无雨火烧埔，完全靠天吃饭的12000亩的旱地上。解决旱地的根本就是引水和平整土地。1967年初，开始从公社的南端的瑞峰领下建起三级大电灌站，再建起了直达公社西北边的塘西大队的全长8.2公里的高架引水渠。水渠环山而建，全程几十个大小天桥中，在长达100多米，高14米的后路天桥的建设中，更加体现了城东人民创造历史的动力。当年的泉州晚报曾有•一桥飞架南北’的赞誉。水的问题解决了，更大的工程是对地的平整。每块地要把可供种植的好土壤先移到一边，把地底下的红泥挖平和围埂，再把好泥铺上，然后灌水耙平。经过几个冬闲季节的奋战，全社800%(近万亩)的旱地都改成了水田。不仅产量提高了，经济效益也跟了上来，人们想在这些地上种啥就种啥，靠天吃饭的历史局面被彻底地改变了”。

　　然而，以上的努力并没有完全解决所有农民的吃饭问题。与朱书记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愿望与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他们决定苦心奋战，围海造田。经过五处小围垦，获得了近1600多亩的实验田，一场浩大的工程在朱赞成、林敏捷、林国连、杨传宗、林华泰、魏文海、魏松菇、林祖运等全体党委委员及各大队党支部书记等的带领下，并委任林敏捷先生为南北堤围垦总指挥，工程于1973年8月浩浩荡荡地开始了。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财力、物力、科技上的缺乏以及一些人为因素，增加了这个工程的难度。而且只是一个公社的人力和财力。7000多亩的面积，长达3. 35公里的海堤岸，加上还有海水涨潮退潮的冲击以及海底不断沉陷的各种外在环境制约，但这样浩大的工程却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靠着农民喝着地瓜渣糊，大队记给工分，用锄头、板车等工具，一点一点地被建造出来了。这更加体现了集体经济中农民兄弟战天斗地，创造历史的无比动力。“每天早上，朱赞成书记几乎都是最先起来参加劳动的一个，虽然脚上患有疾，但是每一次劳动从不落下。在南堤合拢的紧要关头，朱书记第一个带头跳进合拢口，与百多名党团员筑起人墙，创造了全省合拢一次成功的事迹。”林敏捷先生说。“领导如此，大家自然也是如此。”正是在书记的领导和榜样下，大家齐心协力，才创造了奇迹。这个围海造田工程是泉州市建国以来最浩大的工程，历经30多年的海潮的冲击和大山洪的考验，而依旧不动声色。

　　以上三大工程的建设和全社19个大队通水、通电、通路，还有队队都建电灌站和全社近30公里的分灌渠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在那个年代里，全靠艰苦奋斗的自力更生。“我们再看看朱赞成同志是怎么样因地制宜，超前、开拓地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方面是城东公社人口多，土地少，劳动力剩余，因此出现了到处飞的‘老鼠工’，直接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如何解决这难题?朱书记眼光独到，把这些剩余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发放建筑队的执照，派党员做队长，派会计管理财务，建筑队员劳动所得的70%归集体所有，记给工分，30%发给工资，农民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工挣钱，生产队有现钱支持水利工程建设，在家务农的农民的工分值也因此提高了，真可谓一举两得”。林敏捷先生回忆道：“朱赞成同志一心想改变百姓的生活现实，所以大胆地实施他的超前的改革举措和创新的思想，不怕有悖于现行规则，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风采。”

　　“另一方面，他又在公社里办起了农机厂、塑料厂、造纸厂等十来个企业，近千人来自各大队的技术工和知青，年产值近500万元，并实施了改革策略，他将工人的工资与产量联系到一起，超产部分的30%作为奖励，节约的原材料按购入价的40%折价分给工人既巩固了集体经济，也符合老百姓的意愿。还有公社成立企业办公室，各大队按出工人数供应口粮，企业办按企业盈利部分以及各大队的水利工程量和出工人数等比例提交公社党委批准，划款资助各生产大队农田水利建设。”林敏捷先生说。

　　这一条多元化的发展道路，给城东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发展。以上三大工程不仅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改变了几百年以来吃地瓜渣糊的习惯，还将大部分统销队变成了统购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北堤圆了岛陆通行梦，南堤实现了围海造田志，城东公社19个大队的生产和群众生活上遇到的通水、通

　　电、通路问题全部解决，更为今天辉煌的城东创造了条件，铺好了路。

　　而谁又能忘记这些工程全部都是在那动荡的文革中完成的?还要排除走资派的干扰。回忆过往，林敏捷先生满怀感慨：“当时，虽然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但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在那艰难的环境下，朱书记凡事吃苦在前，劳动在前，危险关头在前，艰苦清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大多数干部群众，为了人民的利益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以达到解决城东百姓吃饭问题的夙愿。他不贪图个人生活的安逸与稳定，不顾少数人的冷嘲热讽，始终以人民大众利益为重，冒风险，顶压力。当时，如果用一个冬闲的时间还平整不了420亩盐碱地的话，就极有可能赶不上春季插秧的危险，上面有人说：“朱赞成如果耽误了时间，春季插不了秧，就割你的头。”又如在坚持北堤的围垦时不仅受点名批评，还要受在火线上调离城东的处罚。即便是面对这些质疑与压力，他都顶住了，并用满腔毅力与魄力去完成了在很多人眼里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样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真是我们党的财富。北堤的胜利合拢，还得到泉州市民由东街口至南门兜，用锦旗海庆赞愚公移山，和点名批评当时的泉州市领导‘智叟不智’，这也说明了只要是为人民做事，是非自有公论。”

　　今日的城东海堤内建设，已成为了泉州市新城区城东片区的主要建设，土地价值已过数百亿元。各式交通道路迅速分布其间，泉州海峡体育中心、泉州第一医院、泉州第五中学以及国内外大型工厂、企事业、大型居住新区都在其中，出现了曰新月异的变化。辉煌的背后，是先辈们的血汗和艰辛。林敏捷先生感慨：“作为城东党委书记的朱赞成，功不可没。”

　　“有生之年，一定要为这个被错杀的领导喊冤!”

　　无奈，天意弄人，在那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中，做了十年党委书记的朱赞成先生未能幸免于难，含冤被杀。每每回忆起来，林敏捷先生心中满是愤慨，满是心痛，满是遗憾。

　　林敏捷先生说：“1984年8月，福建省晋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为城东案中大部分在文革中获罪的人平反了，但是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好党委书记朱赞成同志只改为错杀。判决书上写：‘鉴于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不予定罪’，‘原审以反革命打砸抢罪处刑不当’。这应完全适应于对城东，反革命打砸抢’全案的平反，朱赞成同志也应在此改判中予以平反，恢复原来的政治面貌。但是，那杀人的官员为了推卸自己公报私仇的责任，说什么‘案是错了，但运动是正确的’就把这人命关天的事用一个‘错’字加上800元的人头值就了事，不给朱赞成等被杀的三人平反，这难道是共产党领导干部的作风吗?这种草菅人命的作风不应当被纠正吗?有生之年，我一定要为这个被错杀的领导喊冤!”

　　此事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而林敏捷先生已经七十一岁了，但是为了给这位曾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老书记。不仅是他的好领导，更是他的伙伴、挚友喊冤，几十年来，他都未曾有过放弃的念头，时至今日，他仍在努力着，他说：“寄希望福建省泉州市的各级领导能实事求是站出来为被冤杀的朱赞成同志说句良心话、公道话，为他平反。林敏捷先生愿当众下跪作谢!”从林敏捷先生身上，笔者看到了他对正义的坚持，看到了他对战友情谊的执着，他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

　　让林敏捷先生欣慰的是：朱赞成书记为城东百姓所做的一切，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他。当年南北堤建造、围海造田、引水上山和农改田等工程，被誉为“利在当代，功垂千秋”之作。

　　当笔者听着那过去的故事的时候，心中总是会涌动出一阵阵的感动，这份感动源自于我们对先辈们付出的崇高敬意。笔者相信正义永存于民心。历史应该记住这些为祖国作出贡献的先辈们。

　　认真将业立，做人诚为先

　　林敏捷先生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战争给了他太多的艰难和挑战，让他过早地承担起了生离死别的痛苦，他的父母在两场战争中双亡，少年时的林敏捷，在没有父爱母爱的呵护下独自成长着，六岁的他甚至曾沦为乞丐，之后，又被卖给别人做儿子。艰苦的环境下，让林敏捷学会了坚强，学会了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后来。林敏捷先生加入了共产党，并靠着勤劳、肯干、踏实的工作作风与个性品质成为了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

　　1975年年近三十的林敏捷先生来到香港。初到香港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林敏捷先生说：“然而，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凡事没有‘认真’，解决不了的，我们国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数据就是用算盘计算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认真，激励着他不断成长：就是这样的认真，让他在零的基础上在第二年就办起了工厂。林敏捷先生吃在工厂。睡在工厂，从接单到搬运，再到车间管理，流水线生产，全是他一个人在操作，林敏捷先生打趣地说：“这就是一脚踢。”从“一脚踢”开始，林敏捷先生一步步将工厂扩展为近二千人的规模，加工知名品牌CK内裤，从采棉织造漂染和成衣加工，每一个步骤，都要求非常严格。他的勇敢，他的诚实，他的勤奋，为他赢来了合作伙伴的信任，与友人合作开办工厂多年，一直处在非常和谐、非常愉快的氛围中。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加之人民币升值这个对专营外销的工厂来说，打击几乎是空前的，那段时间，几乎接不到订单，没有收入。即使如此，林敏捷先生却…直坚持“不裁员的原则，当工厂从东莞转迁至南京的时候，工人工资和遣散费，他分文不少地送到了工人手中。

　　到如今，林敏捷先生已经将公司交给年轻的一代打理，他将主要精力用在了公益教育上，他曾先后将两笔50万的资金，分别捐给了其所在村子的庄任小学以及城东中学。只要是能力所及，林敏捷先生从来不遗余力。

　　从林敏捷先生身上，笔者看到了先辈们的坚强，在和林敏捷先生的交谈中，笔者也一直被感动着，感动于包括他在内的先辈们在条件越是艰苦的环境下。意志越是坚定，越是能创造奇迹，感动于他和朱赞成先生几十年战友般的情谊;感动于他那种不怕苦，不怕累，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执着与毅力。

　　8、《中国雷锋报》

　　《中国雷锋报》总编何朝海同志于2012年初亲自到福建泉州城东参观《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和南北堤工程，并亲历朱赞成墓地拜祭。《雷锋报》于2012年1月30日第二期(总494期)刊文“围海造田造福百姓发展城东服务人民”。总编何朝海副总编徐廷翼江海。

　　9、泉州晚报

　　《泉州晚报》2007年9月13日就泉州丰泽区建区10周年报道的城东街道篇，《十年城东风雨情怀》也离不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先辈们开天辟地，围海造田创下的千秋功业”。

　　10、泉州《东南早报》

　　2013年3月1日报道

　　《东南早报》2013年3月1日发表了“消失的盘光桥长过洛阳桥•追踪：盘光桥是洛阳桥1.6倍长”的报道，结束语是：“上世纪70年代初，在南宋乌屿“盘光桥”的遗址上，由乌屿岛上的金屿和凤屿等人民，在原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及海堤建设总指挥林敏捷等人的带领下，以一年多的时间，用人工建成一座乌屿海堤。上世纪70年代的城东人民，创下了轰动泉州的伟大的“万亩海域围垦”业绩，不让僧道询专美于前。”

　　此报道的记者们只是实事实说，这个报道对城东公社七十年代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长期含冤未申，是多么的感慨和欢欣。在香港的林敏捷先生专程回泉，与城东的老人们欢聚，并派出代表到报社上门道谢。林敏捷先生还在《红歌会网》上发表“这，是在发出拨乱反正的明确信号?”为泉州东南早报和记者赵伟、许钹钹、王柏峰、通讯员张国琳等同志鼓与呼!

　　全文如下：

　　《东南早报》2013年3月1日发表了“消失的盘光桥长过洛阳桥追踪：盘光桥是洛阳桥1.6倍长”的报道，在介绍宋代建造的洛阳桥和盘光桥一文的结束语时说：“上世纪70年代初，在南宋乌屿‘盘光桥’的遗址上，由乌屿岛上的金屿和凤屿等人民，在原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等人的带领下，以一年多的时间，用人工建成一座乌屿海堤。上世纪70年代的城东人民，创下了轰动泉州的伟大的‘万亩海域围垦’业绩，不让僧道询专美于前。”(见附文)

　　本人是城东人，也是前30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对《东南早报》的如实报道，发自内心万分感慨和对此深表敬意!《东南早报》在贯彻十八大精神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的精神，很有收获。敢于说真话实话，能够把前三十年泉州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史实回归于泉州人民，能够把被抹杀的城东人民的好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典范朱赞成同志回归于城东人民，能够把朱赞成同志带领城东人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和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回归于城东人民，能够把朱赞成同志带领城东人民为解决历代以“地瓜渣糊”充饥的吃饭问题而围海造田近万亩这一利在当代、功垂千秋的辉煌历史回归于城东人民，这将让城东人民看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执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希望和未来，也更将让城东人民看到了建设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奋斗的美好愿望!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不能用后三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是毛泽东时代这个前三十年的继承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党章》赋予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奠定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党合法执政的政治基础。那么，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只能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特色，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特色。所以，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密切联系的，是继往开来的，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的精神实质。《东南早报》能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话的精神，在《人民日报》发出《文章大家毛泽东》之后，能发表出这个实事求是的报道，可以说，这是一次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是积极响应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就职宣誓中的宏伟号召即“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的重大举措。为此，对于一个当年参与了“创下了轰动泉州的伟大的‘万亩海域围垦’业绩”的见证人来说，对于一个见证了朱赞成“伟大的‘万亩海域围垦’业绩”被抹杀的活证人来说，心情何等不是激动，老泪何等不是满面?

　　历史是客观的，盘光桥和洛阳桥均建造于宋代，但仍然造福于现代，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性。“万亩海域围垦”发生在毛泽东时代，但仍然造福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性。所以，历史的贡献和功勋都不能一概而论，都不能一概抹杀，这就是唯物辩证法。所不同的是，封建帝王建桥筑路，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统治阶级;而中国共产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万亩海域围垦”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和“共同富裕”。这就是两种不同政治性质的历史贡献和功勋，这就是两种不同服务内容的历史贡献和功勋。所以，在今天，在还是以习近平为党中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应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来看到前后三十年。而只有用这样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来看待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才能真正地还原历史，还原真相，还原“是谁在创造历史”的一个清白。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来源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论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三十七年过去了，城东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的名字，又通过《东南早报》的报道出现在泉州市人民的热议中，所不同的是，历史的沉淀让朱赞成与“伟大的‘万亩海域围垦’业绩”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热议就成为了一个正面的热议;那么，这个热议就成了一个让人肩负千斤到扬眉吐气的热议。无数铭记了他名字的城东人民或许会尊重他，无数想学习他的城东人民或许会崇拜他，但是在我的心里，他还是他自己，他只是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他只是一位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产党人!

　　《东南早报》的及时性让我看到了希望，而这个及时性是对《人民日报》这个党报的一个及时的辉映。我相信，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在黎明。而等待有一天明媚春天的阳光把朱赞成彻底照亮的时候，也应该是朱赞成可以含笑九泉的时候。这既是我对以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期待，也是我以《东南早报》报道为感慨发自内心的对老战友的一个永久的怀念!

　　【相关报道】

　　“双虹夹镜”之消失的盘光桥追踪是洛阳桥1.6倍长

　　发表时间：2013年03月01日来源：东南早报

　　早报记者赵伟许钹钹王柏峰通讯员张国琳文/图

　　双虹夹镜　　【盘光桥比洛阳桥晚200年相距四五公里】

　　据称，盘光桥与洛阳桥规制相仿，均为古代跨海梁桥，又同建于宋代，故曾齐名，合称“双虹夹镜”。双虹指的就是洛阳桥、盘光桥，镜则指海面平静开阔，波澜不惊，俨然一面镜子。

　　据史料记载，泉州洛阳桥在泉州东北洛阳江上，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兴建，嘉祐四年(1059年)建成，历时六年。盘光桥，俗称乌屿桥，是由僧道询在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年)主持修建，历时五年。

　　双虹夹镜很美，那双虹，即两座桥相距多远呢?据长期关注盘光桥的惠安县政协文史委张国琳主任介绍，查阅史料并无准确的测量，通过陆上距离并结合现场目测，两座桥的直线距离当在四五公里。

　　长宽比较　　【盘光桥是洛阳桥1.6倍长 1.07倍宽】

　　盘光桥比洛阳桥还长还宽，长多少?宽多少?

　　有一句谚语说的是“七十三、八十四”，来赞颂僧人道询所建的盘光桥比洛阳桥更长、更壮大。“七十三、八十四”说的是洛阳桥有七十三坎，盘光桥则有八十四坎。

　　清初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舆纪要》及《泉州府志》对盘光桥均有记载，僧道询“建石桥百六十墩，长四百余丈，宽一丈六尺”，比洛阳桥还长四百余尺，多宽一尺。

　　据泉州文物保护管理所主任黄真真介绍，宋朝时期，一丈约为现代的2.8米，一丈十尺，一尺约为现代的0.28米，盘光桥“长四百余丈”换算为现代的计量单位当在1200米左右，“多宽一尺”约为现代的0.28米。

　　黄真真介绍，洛阳桥现在长731米，虽经历代维修，宋代的长度应与此数据出入不太大，船形桥墩宽约7米，桥面“宽一丈五尺”约4.2米，有桥墩46座，全部用巨大石块砌成。

　　那对比后，长度方面，盘光桥约是洛阳桥1.6倍长，长出500米左右;宽度方面，盘光桥“宽一丈六尺”比洛阳桥“多宽一尺”，换算下来盘光桥桥面约4.5米宽，是洛阳桥桥面的约1.07倍宽。　　为何连建两座?

　　【多一处水深流缓的停泊码头】

　　相隔200年，相距四五公里，为何紧邻着建了两座跨海大桥呢?　　据介绍，建盘光桥的僧道询是惠安县洛阳白沙村人，当年是白沙寺的住持。在建设乌屿盘光桥前，为了缓解后渚港码头当年的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道询募捐并主持在浔尾美仙山的入海处，修造了一座“普济桥渡”(即俗称的“无尾桥”)渡头。

　　据张国琳分析，洛阳桥更靠近内陆，水较浅，作为一个快速通道很好，但作为码头并不合适，由于当时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世界的“贸易中心”，急需大吞吐量的港口，所以道询才连修了“普济桥渡”和“盘光桥”，既作为陆地往来，又作为深水码头。

　　据相关史料记载，由于泉州后渚港的发展，装卸货物的码头成了当时海上贸易的瓶颈，急需加以扩大。“普济桥渡”建成27年后，道询便在南宋宝祐初，又计划修造一座乌屿跨海石桥，既解决乌屿岛、陆往来的困难，又使海外各地前来泉州通商的番船，多一处水深流缓的停泊码头，遂主持修建了盘光桥。

　　名字由来

　　【道询念及义波入梦把建桥之心“盘光”给自己】

　　据传有一天晚上，僧道询正在为设计中的乌屿桥所存在的一个难题所困时，一阵疲劳袭来，在似睡非睡间，道询见一位同道和尚来找他，说是当年参与修建洛阳桥的义波。

　　义波对道询说：“你几年来建了不少桥，但欠缺能与洛阳桥比肩的石桥;今特来把我腹中尚未用完的建桥之心，盘光给你，助你在洛阳桥外的乌屿，再建一座岛陆相连的大桥，使洛阳江边，好事成双，也让你在青史上留个好名声。”

　　话刚说罢，义波就从胸中掏出一颗还在跳动的红心，往道询的胸里塞了进去，道询猛然从梦中惊醒。思路忽然开朗，还真的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经过六年多的努力，比洛阳桥还壮大的乌屿跨海石桥就这样成功地建了起来。

　　僧道询因念及义波和尚入梦来把他未用完的建桥之心“盘光”给自己，就叫此桥为“盘光桥”，并在桥头(盘光桥石塔下海边)的巨岩上，凿刻“盘光桥”三大字，字体古朴雄劲，没有落款，不知何人所题;除此三字外，再没有任何碑刻记载。可惜因巨岩被炸，此三字今已不存。

　　地位何差

　　【洛阳桥是南北官道且为蔡襄所建】

　　“洛阳桥，因为有蔡襄的‘三绝’碑记而闻名海内外，蔡襄也因洛阳桥名满天下，两者相得益彰。”泉州文物保护管理所主任黄真真说，相比之下，盘光桥因后来失修塌圮，知道的人便不多了。

　　据介绍，盘光桥的地理位置没有洛阳桥重要。洛阳桥是当时连接南北官道的桥梁，盘光桥起初虽兼作后渚港的备用码头，但进入明朝后，泉州的海上对外贸易就衰败了，不再作为码头用，其桥又因年久失修，再次塌圮，在清乾隆间，虽再重修，但后来又坍塌了。

　　僧道询在世时，若不是曾建桥200多座，则将默默无闻，他因地位低下，不如蔡襄名声响亮，故盘光桥也没有洛阳桥知名。

　　虽然蔡襄所造的洛阳桥，因其有 “三绝”碑记而名闻天下，但泉州民众也以“七十三、八十四”等谚语来赞颂僧道询所建造的“盘光桥”比“洛阳桥”更长，更壮大。此也应属民间对僧道询建盘光桥的不朽“口碑”。

　　上世纪70年代初，在南宋乌屿“盘光桥”的遗址上，由乌屿岛上的金屿和凤屿等人民，在原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及海堤建设总指挥林敏捷等人的带领下，以一年多的时间，用人工建成一座乌屿海堤。上世纪70年代的城东人民，创下了轰动泉州的伟大的“万亩海域围垦”业绩，不让僧道询专美于前。

　　补充

　　1、泉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7)泉法刑第005号

　　公安关：泉州市公安局

　　被告人：朱赞成，男，四十八岁，家住本市满堂红公社霞洲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月依法逮捕。原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

　　被告人：蔡双梓，男，二十八岁，家住本市城东公社东星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七日依法逮捕。原系城东公社团委书记。

　　被告人：王德玉，男，四十二岁，家往本市城东公社凤屿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日依法逮捕。原系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

　　被告人：林国连，男,四十岁，家住本市城东公社东星大队。一尢七七年四月十六日依法逮捕。原系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

　　被告人：林华泰，男，三十九岁，家住本市鲤中公社东门街。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日依法逮捕。原系城东公社党委委员，教革组长。

　　被告入：庄清源，男，二十九岁，家住本市城东城东公社琯头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七日依法逮捕，原系城东公社办事组负责人。

　　被告人：王元复，男，四十二岁，家住本市城东公社凤屿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日依法逮捕。原系城东公社入保组长。

　　被告人，何汽成，男，三十八岁，家住本市城东公社浔美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日依法逮捕。原当过城东公社企事业办公室负竟人。

　　被告人：林章平(林平)，男，二十五岁，家住本市城东公社庄任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日依法逮捕。原在城东公社械厂做工。

　　被告入：林欠木，男，三十九岁，家住本市城东公社庄任大队。一先七七年四月十六依法逮捕。原系城东公社建筑社工员。

　　被告人：李清环，女，三十四岁，家住晋江县石狮公社大崙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七日依法逮捕。曾在城东公社社办企业做工。

　　上列被告人，因反革命打砸抢案，经审理查明：

　　朱犯赞成，因攻击伟大领袖主席、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奸淫妇女等严重问题，一九七五年十月被拘留审查，在“四人帮”大刮“放人风”中，于一九七六年二月被强制释放后，对审查和揭发批判过他们的干部群众刻骨仇恨，与其同伙疯狂进行阶级包袱，干下了一系列反革命打砸抢罪行。

　　一无七六年三月九日，朱犯等人在市区林华泰家聚会时，得悉曾经揭发批判过他的共产党员魏少杰和一批群众，在公社张贴“打倒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朱赞成”等革命标语，并于王犯德玉发生冲突，立即下令“马上组织人反击”。蔡双梓、庄清源等犯纠集的部分打手，后由王犯德玉带领，至南埔村，将魏少杰等两家的家具砸坏，并打了一人。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朱犯带林犯欠木到当过城东公社工作队员并承办过朱犯案件的公安干部洪吾炳家，明目张胆进行阶级报复，打了洪及其家属，公开威胁要将洪家屋盖拆掉。在朱犯煽动下，王犯复从该公社调集四十多名打手，指派蔡犯双梓负责、林犯欠木带路，将洪家的眠床四张、收音机一台、缝纫机一架、自行车二辆以及橱桌等大量家具砸毁、砸坏，屋顶瓦片也砸破，造成严重损失。更恶劣的是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塑像砸碎。当晚，王犯元复向朱犯赞成汇报了打砸的结果。事后，朱犯指使林犯华华泰等颠倒是非，编写大字报来污蔑洪吾炳同志。

　　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城东公社卡车、摩托车因违章被市交通民警扣留。蔡犯双梓同庄犯清源两次纠集打手，冲击交通中队停车场、交通警察岗亭和交通民警中队部，强行夺回车辆，行凶打伤交通民警和执勤民兵四人，枪走手表二只，甚至将二位交通民警绑架到城东公社，公然向无产阶毅专政进攻。事后，朱犯赞成极力包庇，唆使蔡犯逃避，抗拒公安机关对蔡犯执行拘留。

　　一九七六年九月间，朱犯赞成等以“民兵”名义组织武斗队，大量购置锄头柄和私制“民兵执勤”袖章等。同月十八日，城东公社凤屿大队七十多各遭受朱犯赞成、王犯德玉打击报复被迫离乡的干部和群众，回村举行追悼毛主席逝世的活动。朱犯得悉后，立即指使王犯德玉“注意观察动态”并安排车辆一边调用“民兵”;庄犯清源等再添置锄头柄一百多支，以便随时发给“民兵”使用。二十一日，林犯国连、林犯华泰、玉犯德玉、蔡犯双梓等，针对凤屿大队部分群众，提出合理要求的大字报，策划调动一百多名“民兵”，集中在庄任大队，以民兵训练为名，监视凤屿行动。

　　林犯华泰于二十二日将策划情况向朱犯赞成作了汇报，朱犯同意“做好准备”。朱犯还同林犯国连、林犯华泰策划前头大队二十人以修海堤为名进驻海堤管理站，由王犯德玉布置

　　准备肉应力量。经朱赞成、王德玉、林国连等犯策划，以及庄清源等犯作了物质准备后。二十三日上午，以王德玉的妻子被打为借口，调动下尾大队“民兵”，同集中在庄任的“民兵”等充当打手。手持锄头柄、火药枪等凶具，由蔡双梓、王德玉等犯指挥从南、北堤两路攻打凤屿大队。进村后王犯德玉带领本大队几十人分路夹攻。大搞打砸抢，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曾经揭发批判过朱赞成、王德玉等犯的十四干部和群众的房屋及家具被砸破、砸毁;六十多家的瓦片被踩坏或被石块击破;六十多名群众被打(其中十一人较重，程度不同地丧失劳动力)，二百多人被迫离乡，后果极其严重。当天下午，朱犯赞成赶到公社，赞扬“打得有水平”，“是对青年人一次锻炼”。接着，指使王德玉、林华泰等犯大造反革命舆论，嫁罪于人。

　　以上反革命打砸抢案，证据确凿，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现根据各犯的罪行和认罪态度，遵照党的政策，依法判决如下：

　　首犯朱赞成，园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严重右倾和捆绑干部群众等问题，于一九五八年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嗣后，又非法将出差来泉州的三明市人保组、“打击办”干部二人，分别扣押达二个月和七个月之久。奸污妇女二人。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间多次偷收敌台电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为此，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受拘留审查。一九七六年二月。四人帮”大刮“放人风”中，朱犯被强制释放后，为首策划“三。九”、“三。二一”、“九。二三”反革命打砸抢事件，对革命干部和群众疯狂地进行报复。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朱犯得悉魏少杰同志等人贴“打倒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朱赞成”等革命标语时，立即下令“马上回去组织人反击”。蔡犯双梓、庄犯清源等在朱犯指使下所纠集的部分打手，由王犯德玉率领到南埔村、砸了魏少杰等两家的家具，并殴打一人。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明目张胆地对洪吾炳同志进行阶级报复，亲自动手打了洪，用热水瓶砸洪的家属。随后又再三公开扬言要拆掉屋盖等，在朱犯煽动下，王犯元复调集了打手四十多人，再次砸洪的家，造成严重后果。事后，又指使林犯华tai等写大字报，颠倒是非，污蔑洪吾炳同志。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后，朱犯与林国连、林华tai等犯策划抽调“民兵”三十多名进驻公社和粮站作为武斗队。同时指使庄清源等犯增做“民兵执勤”袖章，购买锄头柄等武斗工具，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朱犯为了镇压曾经揭发、批判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与主犯王德玉、林国连、林华tai等密谋策划，利用窃取权力，纠集武斗人员，非法调动民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九。二三”打砸抢凤屿大队，造成极其严重恶果。

　　朱犯与当天下午赶回公社，赞扬“大的有水平”，“是对青年人一次锻炼”。事后，大遭反革命舆论，嫁罪与人。此外，朱犯对绑架、殴打交通民警的首犯蔡双梓极力包庇，唆使蔡犯双梓逃避，抗拒公安机关对蔡犯双梓执行拘留。粉碎“四人帮”后，朱犯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畏罪潜逃，追捕归案后，认罪态度极坏。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朱犯赞成死刑，立即执行。

　　首犯蔡双梓，曾殴打群众二人，多次偷听敌台广播，破坏理论学习运动，被我公安机关传讯教育过，怀恨在心。一九七六年，报复殴打工作队员一人。三月九日，蔡犯在朱犯赞成指使下，与庄犯清源等纠集的部分打手，由王犯德玉带领，砸了魏少杰等两家的家具，殴打一人。三月二十日，主动参与并接受王犯元复指派，带领打手打砸曾经审查过蔡犯问题的工作队员洪吾炳的家，进行阶级报复，造成严重损失。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为首纠集打手两次冲击市交通民警中队部和岗亭、停车场，强行抢走因违章被扣留的车辆，行凶打伤交通民警、民兵赖坝水、蔡连当、魏荣展、罗亚阳等四人，抢走手表二只，还将两位民警绑架到城东公社。我公安机关决定依法拘留，但在朱犯赞成庇护下，畏罪潜逃。九月二十二日晚，蔡犯调集一批打手攻打桥南大。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蔡犯积极参与策划抽调“民兵”充当打手。二十三日，亲自调动并指挥三十多名打手从北堤进攻凤屿，手持火枪在前指挥和攻打凤屿大队，造成及其严重恶果。粉碎“四人帮”后，畏罪潜逃，追捕归案后，多次串，认罪态度极坏。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蔡犯双梓死刑，立即执行。

　　主犯王德玉，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滥用职权，将国家拨给该大队渔业木材指标六十多立方米批给林犯华泰等人私用，以及经济等问题.一九七五年曾受迁审查，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带领打手砸了魏少杰等两家的家具，并殴打一人。七月二日，蔡犯双梓等殴打、绑架交通民警后，王犯极力为蔡犯开脱罪责，非法取出公款，替蔡犯赔偿受害者的损失。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接受朱犯赞成指使，监视返乡干部群众活动。伙同林国连、林华泰等犯策划抽调一百多名“民兵”集中在庄任大队，监视凤屿大队。召集该大队部份支委，布置准备内应力量，决定廿三日下午召开“民兵”大会，会后全部出动贴标语，准备挑起事端。二十三日，王犯德玉以其妻被打为借口，调动武斗人员，亲自率领打手从北堤攻打凤屿大队。攻进村后，指使本大队几十名打手分路夹攻，带队并指挥打人抓人和砸房屋家具，造成及其严重恶果。事后又伙同朱犯赞成等去造反革命舆论，嫁罪于人。粉碎“四人帮”后，王犯向大队索取公款五百元畏罪潜逃。追捕归案后，抗拒交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王犯德玉死刑，立即执行。

　　主犯林国连，于一九七四年问，先后多次参加偷收敌台电视，奸淫妇女一人等问题。一九七五年受审查，怀恨在心。一九七六年七月间，.极力为殴打、绑架交通民警的首犯蔡双梓开脱罪责。九月甘一日，至二十二日，同林犯华泰主持会议策划抽调一百多名“民兵”集中在庄任大队，监视凤屿大队。积极向朱犯赞成提议调前头大队二十人进驻海堤管理站，控制凤屿要道。亲自到琯头大队布置抽调三十个“民兵”，协同公社XX厂，以备拦击桥南大队来人支援凤屿。支持庄犯清源等筹备打砸凶具，二十三日，林犯亲自往前头大队催调武斗人员进驻南堤管理站。造成打砸抡风屿大队的极其产重恶果。案发后，伙同主犯赞成等大造反革命舆论，嫁罪于人。粉碎“四人帮”后,林犯为潜逃中的朱犯赞成通风报信，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判处林犯国连无期徒刑。

　　主犯林华泰，因偷收敌台电视等问题，于一九七五华受过审查。—九七六年七月间伙同朱犯赞成为殴打、绑架交通民警的首犯蔡双梓开脱罪贵。九月廿一日至甘二日，同林犯国连主持会议策划抽调一百多名“民兵”集中在庄任大队，监视凤屿大队。负责将策划的情况向朱犯赞成作了汇报。积极主张调前头大队二十人进驻海堤管理站，控制凤屿要道。二十二日晚，支持蔡犯双梓等人调“民兵”攻打桥南大队。二十三日，林犯守在公社掌握情况，并派出打手支援南路攻打风屿大队，造成严重恶果。案发后，伙同朱犯赞成等大造反革命舆论;嫁罪于人。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归案后，尚能坦白交代，揭发检举同案人罪行。从轻处理，判处林犯华泰有期徒刑五年。

　　同案犯庄清源，曾偷收敌台电视，奸污妇女一入，偷盖公社公章的空白条一百多张，一九七五年受过审查。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同蔡犯双梓纠集的部份打手，后由王犯德玉带领砸魏少杰等二家的家具，殴打了一人。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同蔡犯双梓带队冲击市交通民警中队部和岗亭、停车场，强行抢走因违章被扣留的车辆，参与殴打、绑架交通民警和民兵。九月间，积极购置锄头柄，亲自准备火药等爆炸品。九月二十二日，同蔡犯双梓调“民兵”攻打桥南大队。二十三日又随蔡犯双梓带领打手打砸风屿大队。事后参与大造反革命舆论..又到晋江县通过李犯清环借取武器弹药，准备继续打砸抢活动。粉碎“四人帮”后，畏罪潜逃，被追捕归案。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判处庄犯清源有期徒刑十五年。

　　同案犯王元复，曾偷收敌台电视，滥用职权，寻找借口，亲自打过四人，并指使对二十多人进行抓、打、关、罚等。有的被打致残。占用国家术材指标十六点五立方米，雇人加工成家具出售，从中得利五百多元。将渔业用材杉木指标三十多立方米批给私人，向企业单位购买物资不付或少付款达五百多元。为此，一九七五年受审查，怀恨在心。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当朱犯赞成带林犯欠木砸了洪吾炳同志的家后，还一再扬言要继续报复时，王犯就召集打手布置打砸任务，指派负责和带路的人，自己在车辆厂作联络。造成再次打砸洪吾炳同志家的严重恶果。后又伙同朱犯赞成大造反革命舆论。同年五月间，对革命学生万象新进行政治迫害。情节恶劣，罪行严重，民愤很大，投案后认罪态度不好。判处王犯元复有期徒刑十年。同案犯何汽成，于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五年，贪污公款一千八百七十三元一角四分、粮票一千另六十斤。还利用职权长期拖欠公款不还以及买东西少付或不付款等达二千二百多元。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多次为主偷收敌台电视，偷听敌台广播。一九七五年受过审查，坦白交代上述罪行，并退出部份赃款。严重的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晚，积极参与攻打桥南大队。二十三日，主动参与攻打风屿大队，用石块掷砸群众和打砸房屋。积极为蔡犯双梓装火药。粉碎“四人帮”后，畏罪潜逃，追捕中继续逃跑，恃节恶劣，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判处何犯汽成有期徒刑十年.

　　同案犯林章平，曾参与打砸惠安洛阳车站等处。一九七六年间，参与围攻、抓打城东公社和工作队干部二人.纠集打手殴打揭发过他们罪行的庄××-二人。同年三月九日、二十一日，林犯积极参与打砸魏少杰、魏少民、洪吾炳同志的家，造成严重恶果。七月二日，参与纠集打手冲击公安机关，殴打、绑架交通民警.九月二十二日晚，参与攻打桥南大队。九月二十三日，充当“敢死队”攻打风屿大队，打人砸房，手段残暴。当某渔民被迫跳海逃脱时，林犯竟将其抓上海滩，同打手殴打致重伤。罪恶严妻，归案后，拒不交代主要罪行，态度恶劣。判处林犯章平有期徒刑十年。

　　同案犯林欠木，曾贪污八百八十四元一角六分，巳退赃。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林犯同朱犯赞成到洪吾炳同志家，拿了洪家的二把菜刀追赶洪的儿子，并用扫把摔洪的家属。接着又受王犯元复指派带引打手再次到洪家打砸，造成严重损失。判处林犯欠木有期徒刑三年。

　　包庇犯李清环，曾与林臭贼通奸。一九七五年六月间，我公安机关在通林臭贼、林安居后，李犯知情不报，并为其通风报信。七月间，蔡犯双梓冲击公安机关，殴打、绑架交通民警后，通过李犯的关系，在晋江住了一个多月。九月下旬，积极介绍蔡犯双梓、庄犯清源向人借取火药枪二支、土枪一支、子弹五发。李犯又向其外甥拿十发子弹送给庄犯清源。粉碎“四人帮”后，我公安机关通辑在逃罪犯朱赞成等人，李犯却为其通风报信，接济钱粮和日用品。判处李犯清环有期徒刑二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按到判决书的第二元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拆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晋江地区中毅人民法院。

　　2、福建省晋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晋中法刑监字第7 3号

　　被告人：朱赞成，男，现年四十八岁，汉族，泉州市满堂红公社霞洲大队人。原城东公社党委书记。

　　被告人。蔡双梓，男，时年二十八岁，汉族•泉州市城东公社东星大队人。原城东公社团委书记。

　　被告人：王德玉，男，时年四十二岁，汉族•原泉州市城东公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

　　被告人，林国连•男，现每四十七岁，汉族，泉州市城东公社东星大堆人。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付书记.

　　被告人，林华泰•男，现年四十六岁，汉族，泉州市鲤中公社专门街人。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委员，教革组组长.

　　被告人：庄清源，男，现年三十六岁，汉族，泉州市城东公社官头大队人，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办事组负责人.

　　被告人：王元复，男，处刑时四十二岁，汉族，泉州市城东公社凤屿大队人.原泉州市城东公社人保组长.在服刑中病亡.

　　被告入，何汽成，男，现年四十五岁，汉族，泉州市城东公社浔美大队人。原泉州市城东公社企业办公室负责人.

　　被告人：林章平，男，现每三十二岁，汉族，泉州市城东公社庄任大队入。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农械厂工人。

　　被告人，林欠木，男，现年四十六岁，汉族，泉州市城东公社庄任大队人.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建筑社施工员。

　　被告人：李清环，女，现年四十一岁，汉族，晋江县石狮公社大崙大队人。原泉州市城东公社社办企业临时工。

　　上列被告人因反革命打砸抢一案，经泉州市人民法院以(7 7)泉法刑字第0 0 5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朱赞成、王德玉.蔡双梓死刑，立即执行;林国连无期徒刑;林华泰有期徒刑五年，庄清源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元复、何汽成、林章平各有期徒刑十年;林欠木有期徒刑三年;李清环有期徒刑二年。宣判后，被告人朱赞成等七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7 7)晋中法刑上字第0 2 9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经本院复查查明：

　　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魏少杰等人带人到城东公社张贴打倒朱赞成等标语。王德玉路过公社，被魏少杰等人围住责问，自行车被扣.朱赞成等人在林华泰家，得悉上述情况后，决定组织人员反击，后由蔡双粹，庄清源等召集了一百多人当天中午赶到公社.因魏少杰等人已回家，双方未发生冲突。王德玉上午被魏少杰带领的人员责问，自行车被扣而不满，即带领聚集在公社的部份人员到南埔对魏少杰进行报复，砸了魏少杰兄弟二人的家，并打伤一人。

　　一九七六年三月廿一日，朱赞成为报复原专案人员洪吾炳，亲自带领林欠术到洪家挑衅，砸坏热水瓶，打了洪本人及其家属后又指使王元复再次到洪家进行打砸，造成洪家大量财物被砸，损失达数千元。

　　一九七六年六月卅日、七月二日，城东公社汽车、摩托车违章被泉州交通民警扣留，以蔡双梓为首纠集庄清源等人，冲击交通岗亭和交警中队•强行夺回被扣车辆，行凶打伤和绑架交通民警、民兵四人，抢走手表二只。在公安机关决定拘留蔡时，朱利用职权，包庇，指使蔡逃跑。王德玉为蔡开脱罪责，非法向公社及社办企业取出款七百二十五元，，替蔡赔偿受害者损失，后又与林图连等人策划叫蔡秋平等人替蔡坐牢(末得逞)。

　　一九七六年九月间，朱赞成、林国连.林华泰.王德玉等人，出于派性，利用职权，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调用了部份民兵驻守公社、粮站等地.九月二十一日王德玉向林国连，林华、林短扎等人汇报群众贴出对他的“勒令”后共同策划当晚召开各企业负责人和部份大队干部会议，决定调集企业民兵一百多人在庄任大队集训，以控制风屿对方。次日向朱赞成汇报，朱表示同意。九月廿三日早晨凤屿大队双方发生冲突.王德玉得悉后当即用电话向庄清源告急，后又亲自到庄任大队求援，由当时主持民兵集训的林短扎集合人员开赴风屿，分别由王德玉、庄清源，蔡双梓、林短扎带队，分南北堤内应外合进攻风屿-大搞打砸，造成十四户干部群众的房屋及家具被砸，六十多家的瓦片被踩坏或用石头击破，六十多名干部群众被打(其中十一人伤较重)，二百多人被迫离乡等的严重后果。

　　被告人朱赞成，亿九七五年因腐化，非法扣押干部等问题被拘留审查，一九七六年二月释放.朱恢复工作后，利用职权，挟嫌报复。一九七六年三月廿一日，听了王元复向他转.告洪吾炳对他所犯错误的议论之后不满，亲自带领林欠木到洪家中挑衅，推打洪本人及其家属，砸了洪的热水瓶等东西。.，后又指使王元复再次到洪家进行打砸，造成洪家大量财物被砸毁的后果.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蔡双梓为首纠集人员两次冲击交通岗亭和交警中队，殴打绑架交通民警。公安机关决定拘留蔡，朱利用职权，包庇纵容，指使逃跑。

　　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朱得悉魏少杰带领人到公社张贴标语，决定会议不开，布署到会人员回去组织还击。因魏少杰带领的人已回，双方没有发生冲突-，后由王德玉带领部份人员去砸魏少杰兄弟二人的家，朱没有布置。其行为是错误的，不予定罪。

　　一九七六年九月间，朱赞成出于派性，利用职权，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调用了部份民兵进驻公社.粮站，海提，同意林国连.林华泰.林短扎等人提出在庄任集训民兵，是有控制和压制对方的意图.但是，朱对“九•二三”事件没有布置'和参与策划指挥，仅属于派性活动，不予定罪。

　　被告人蔡双梓，予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为首纠集人员冲击交通岗亭。交警中队，强行开走违章被扣留的汽车和三轮摩托车，动手打交通民警和执勤民兵四人，绑架交通民警一人，案发后畏罪潜逃。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风屿双方发生冲突时，蔡从公社挂电话调集霞美大队民兵，后又与庄清源、林短扎等人调用了在庄任大队集训的民兵一百余人参加攻打凤屿大队，同时亲自与庄清源带领三十余人从北堤进攻凤屿，造成群众被打伤等的严重后果。

　　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蔡在朱赞成的指使下，与庄清源等纠集人员到公社，因魏少杰带领的人员已回家，双方没有发生冲突.后由王德玉带领部份人员去砸魏兄弟二人的家，蔡没有参与打砸。其行为不予定罪。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蔡被王元复叫去参与打砸洪吾炳的家事前没有参与策划，在现场也没有指挥、动手打砸，仅属一般参与者，其行为是错误的不予定罪。

　　被告人王德玉，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上午因在公社被魏少杰带领的人员围攻责问，自行车被扣而不满。当天下午带领蔡双梓，庄清源纠集人员到南埔对魏少杰进行报复，砸了魏兄弟二人的家，并打伤一人。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早凤屿双方发生冲突，王以其妻被打为借口，向公社告急，要求派人支援•亲自到庄任大队，要求调集在该大队集训的民兵，后又亲自带领部份民兵从北堤攻打，进村后，指挥抓人、打人、砸房，扩大事态，造成严重后果，在该事件中王是主要指挥者之一。

　　一九七六年七月间，王为替蔡双梓开脱罪责，非法向公社及社办企业取出现金七百二十五元，替蔡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及与林国连等人策划叫蔡秋平等人替蔡双梓坐牢(未得逞》.系出于朱赞成的指使，其行为不予定罪。

　　被告人林国连，予一九七六年在担任城东公社党委付书记期间，在蔡双梓殴打。绑架交通民警事件发生后，参与朱赞成策划为蔡开脱罪责;同年九月间，林在朱赞成召开的公社党委会上赞同和支持朱调用民兵进驻公社.粮站，控制凤屿;九月廿一日听取王德玉汇报该大队贴出‘勒令-的情况后，亲自决定当晚召开公社企业负责人和部份大队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并决定抽调企业民兵一百多人到庄任大队集训，其用意是为了控制对方，来策划进攻凤屿。九月二十三日风屿双方发生冲突，蔡双梓等人调动集训的民兵攻打凤屿，林不知道，其行为属参与朱赞成派性活动，不予定罪。

　　被告人林华泰，于一九七六年七月间，参与朱赞成策划包庇蔡双梓殴打、绑架交通民警。同年九月在公社党委会上赞同和支持朱赞成调用民兵进驻公社和粮站等处的主张，亲自挂电话催调前头大队民兵进驻海堤管理站;廿一日与林国连共同召开公社各企业负责人和部份大队干部会议，共同决定抽调各企业民兵一百余人在庄任大队集训，以控制对方;廿三日风屿双方发生冲突，在公社掌握情况，派人增援南堤，归案后尚能坦白交代.林华泰上述行为属参与朱赞成妁派性活动，不予定罪。

　　被告人庄清源，一九七六年六月卅日、七月二日，积极参与蔡双梓冲击交通岗亭和交警中队，绑架交通民警二人。一九七六年九月廿三日，伙同蔡双梓、林短扎调用正在庄任大队集训的民兵攻打风屿，亲自与蔡双梓带领三十余人从北堤进攻凤屿，避村后参与抓入、砸房，在该事件中庄负有参与调用民兵，指挥打砸的罪责。

　　一九七六年三月九，庄在朱赞成的指使下，与蔡双梓纠集人到公社，因魏少杰带领的人员已回家，双方没有发生冲突，后由王德玉带领部份人员去砸魏兄弟二人的家，庄没有参加打砸。其行为不予定罪。

　　被告人王元复，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廿一日，遇到原审查朱赞成问题的专案人员洪吾炳时，交谈中洪告诉王，朱的案件不能翻-王将洪的话传给朱，引起朱对洪不满。当朱带人砸了洪家，扬言要继续报复洪时，王接受了朱的指使，挂电话到城东农械厂叫蔡妈思纠集了四十余人到泉州，王亲自布置任务，叫林欠木带路-自己留在车轮厂当联络，造成再次打砸洪家的严重后果。王上述的行为已构成犯罪。

　　王元复在任公社人保组长期间，利用职权占用圉家木材指标十六点五立方米，雇工加工成家具出售，得利五百九十九元四角;向公社企业单位购物不付款，少付款。王上述行为是错误的，不予定罪。一九七六年五月，对学生万象新进行政治迫害。属于派性活动不予定罪。

　　被告人何汽成，一九七O年至一九七五年间，采用伪造单据等手段，先后贪污一千七百八十九元、粮票一千斤;长期拖欠公款，及买东西少付款、不付款达二千二百元。在一九七五年审查中，坦白交代上述罪行。

　　一九七六年九月廿二日参与攻打桥南，未造成后果。一九七六年.九月廿三日参与攻打凤屿，系为一般参与者。其行为属于派性活动，一不予定罪。

　　被告人林章平，一九七六年闻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围攻揪斗工作队和公社干部及群众，有行凶打人，抓人行为，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在同年三月廿一日、七月二日、九月三日、九月廿二日。九月廿三日等事件中，有行凶打入等属一般参与者。鉴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予定罪。

　　被告人林欠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担任施工员期间，利用职便,以替华侨建房，代购高价材料为名，多收材料款八百八十四元一角六分，款已退清，可给从宽，不予定罪。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随同朱赞成到洪吾炳家，朱事前未予其未与其策划要去砸洪的家，在朱打砸洪家时，林没有动手。、接着又受王元复指派带路再次到洪家打砸，到现场没有指挥.动手打砸，不予定罪。至于原认定拿洪家二把菜刀追赶洪的儿子，并用扫把摔洪的家属问题。事实有出入，应予否定。

　　被告入李清环，在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公安机关通缉林臭贼、林安居后，李知情不报，并为其通风报信。一九七六年七月在公安机关追究蔡双梓。庄清源冲击交警中队，绑架交通民警罪责时，又为蔡、庄提供隐藏住处。一九七六年在公安机关通缉朱赞成等人时，又为他们通风报信，接济钱粮等日用品。李上述的行为已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入朱赞成，因严重违法乱纪受拘留审查释放后，利用职权，挟嫌报复，打砸毁坏他人财物，并包庇纵容罪犯，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包庇罪;被告人蔡双梓，为首聚众殴打、绑架交通民警、执勤民兵，和指挥打砸，造成人员被打伤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和伤害罪;被告入王德玉，聚众打砸私人财物，报复伤害他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和伤害罪;被告人庄清源，参与绑架交通民警、妨害公务，和打砸他人财物，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系属从犯，可予从宽;被告人王元复，违法乱纪，受审查后又接受朱赞成指使，聚众打砸，毁坏他人财物，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系属从犯，并在追捕中投案，可予从宽;被告人何汽成，伪造单据，贪污公款，粮票，已构成贪污罪，但归案后尚能坦白、退脏，可予从宽;被告人李清环，包庇窝藏罪犯，已构成窝藏罪，但归案后尚能坦白认罪，可予从宽;被告人林国连、栋华泰、林章平、林欠木四人，由于派性而参与了朱赞成的一些违法犯罪活动。鉴于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不予定罪。原审对上列被告人以反革命打砸抢罪处刑不当，据此，改判如下：

　　撤销泉州市人民法院(7 7)泉法刑字第0 0 5号和本院(77晋中)刑上字第029号。

　　二、被告人朱赞成、蔡双梓.王德玉论罪该处有期徒刑，原判死刑属于错杀。

　　三、改判庄清源、王元复、何汽成.李清环免予刑事处分。

　　四，改判林圆连，林华泰，林章平，林欠木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为一切“老黄牛”平反

　　韩德强 2012-11-27 原载：韩德强正道网

　　福建泉州最独特的景点是什么?我看，是“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

　　纪念堂其貌不扬，两层建筑，红砖平顶，像是一户殷实之家。门前树着一块大石碑，上题“为人民服务”。碑后刻着“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纪念堂两旁分别树着“城东海堤碑记”和“致敬碑”，纪念着当年战天斗地、围海造田的有名和无名英雄。纪念堂门前有对联：“赞美名应树碑歌功勉后辈，成宏业须立传颂德慰英魂。”横批：“浩气长存”。正厅供着主持围海造田的英雄朱赞成铜像，两旁对联令人潸然泪下：“是七尺男儿生为人杰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有遗憾当还家”。

　　这座纪念堂本当由政府出面修建。当年围海所造的近万亩农田上，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成为泉州繁华的新区，每亩地价可高达600万。泉州市委、市政府若有丝毫感恩之情，对这600亿巨额财富的创造者，当年城东公社书记朱赞成和三万农民，能不树碑立堂以纪念吗?

　　然而，朱赞成至今沉冤不白，当地政府对此事三缄其口。2011年5月底，就在纪念堂开放前夜，市里派人将二吨重的朱赞成铜像搬走，将两侧的对联取走，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的竖匾铲掉，并强令取消第二天的开放仪式。

　　朱赞成出生于1928年，家境贫寒，小学未毕业即到米店当学徒，饱尝生活艰辛，对黑暗的旧社会埋下刻骨仇恨。解放后，心情舒畅，工作积极，受到党组织的信任和重用，曾任泉州市民政局长、城建局长。1965年，朱赞成任泉州市城东公社书记。当时的城东公社人多地少，且属盐碱地，人均产量很低，家家户户靠吃“地瓜渣糊”度日。朱赞成暗下决心：“不解决农民兄弟的吃饭问题，我们共产党怎能对得起这里的老百姓!”

　　他完全不计较仕途的得失，决心埋头苦干，造福一方。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寻找改良土壤、平整土地、围垦海埭、增产增收的办法，卓有成效，深得民心，且带出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基层干部队伍。1970年7月，乌屿农民乘船前往陆地，不幸发生沉船事故，6人死亡。此事成为修建北堤、连接乌屿、围海造田的契机。打开泉州市的地图可知，当年城东公社围海造田地区域，相当于再造一个城东公社。这样的事，一般需要动员全市力量才能干成。但是，朱赞成已经任职5年，经验丰富，干部队伍成熟可靠，和大家一商量，决心顶住各种冷嘲热讽，顶住市里的压力，自己干!先修较浅、较短的北堤，用成功鼓舞大家的信心，再修水深浪急的南堤。真个是人定胜天!就在那个没有吊车、挖掘机、推土机、铲车、卡车、挖泥船、装载机的年代，硬是靠锄头畚箕、板车木船，肩挑手推，仅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南堤的修建。南堤合龙之时，正值狂风大作，激流奔涌，堤基下沉。在这个关键时刻，朱赞成带头跳下合龙口，数百名青壮年纷纷跟着跳进急流，确保了合龙一次成功。

　　朱赞成不但是治理土地、围海造田的好手，还是多种经营、创办企业的能手。城东公社有部分丘陵农地，朱赞成倡导“山顶种果树、山腰种经济作物、山下种粮食”。他组织有技术的农民办农业机械厂，用建筑工创办建筑社。还创办酒厂，用酒糟养猪，创办良种猪场。如此，办了10余个社队企业，为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朱赞成以身作则，带出了一支不怕劳苦、敢拼敢打、胆大心细的干部队伍。用今天的眼光看，朱赞成办了一个黄埔军校，一个超级MBA班，出来的都是真人才。他的副手林敏捷，当年修建南堤、北堤的总指挥，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林敏捷后来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迫出走香港，从打工起步，用15年时间做出了一个3000人的服装企业，香港尚峰公司。林敏捷回顾一生，觉得最值得回顾、最值得珍惜的，不是他香港创业的15年，而是跟着朱赞成战天斗地的10年。林敏捷提到朱赞成，每每泪流满面。在《回首前尘追旧梦，伤心何处觅英魂——悼朱公赞成》一文中，林敏捷写道：

　　在和您相处的日子里，您常说的一句话是“业不成，心不死”。您告诫大家的一句话是“办事胆要大，心要细”。……当时，我作为您的一名副手，与您同睡一个宿舍，夜间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经常三更半夜还被您叫起来研究施工问题，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十分细致，一丝不苟，真可谓胆大如天，心细如丝。……您心直口快，说话见心，整个心胸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府，从不耍弄权术，做您的下属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您不知阴谋诡计、阿谀奉迎为何物。以致被人算计了还浑然不知，不改一颗赤子之心。

　　老朱啊!我的好书记，好领导，好兄长，您在哪里?我俩阔别已有34个年头了。34年，34个春秋，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您，经常情不自禁地谈起您;34年，34个花开花落，我仍清晰地感到，您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您依然鲜活地生活在我们中间，时刻和我们在一起，共忧患，同荣辱;34年，一万多个日日夜夜，您可知道，在异地他乡的我如何地思念着您?闲暇时想到您，您的音容笑貌，您的谆谆教诲，都会令我心酸喉塞，以至泪水涟涟;挫折时想到您，您那“业不成，心不死”的格言，就会立即萦绕在我的耳际，使我干劲培增，勇往直前。……老朱啊!我的好兄长，我愿追随您的脚步，牢记您的教诲，以您的人生为榜样，以您的人格作典范，直到走完我人生的最后旅程。

　　林敏捷现在已经关掉香港的企业，回到家乡，只做一件事：“尽我力所能及为您鸣不平，讨公道，用各种方式表达我对您的敬重和哀思”。他出资修建了这座纪念堂，铸塑了朱赞成铜像，精心撰写祭文、对联、致敬碑文，宣传朱赞成的事迹。

　　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疑惑，朱赞成后来出了什么事?1977年，他被当作“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杀害了。1984年，错杀朱赞成的省委领导承认：“运动是对的，人错杀了”。林敏捷认为，在1975年福建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朱赞成当众指出这位领导的错误，得到与会者的共鸣。这位领导心胸狭隘，借随后的政治运动排除异己，才有朱赞成的冤案。可叹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朱赞成亦遭到群众的错误批判。但朱赞成心胸开阔，每逢批判会结束，他就抬起头来，要求干部留下，“抓革命、促生产”，不误农时，布置生产。

　　朱赞成真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老黄牛”。这样的“老黄牛”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鲁迅先生当年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但是，这些老黄牛没有“理论”，只知道埋头苦干，总是被各种各样有“理论”的人拉来试刀。例如，自由民主论者认为，老黄牛是专制制度下的忠实奴才，不知道争取权利，只知道尽义务，累死活该。例如，个性解放论者认为，老黄牛不懂享受，压抑人性，没有个性，不知道欲望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阻碍历史进步。例如，反驯服工具论者认为，老黄牛是驯服工具，不会当家作主，走错路了怎么办?例如，阶级斗争论者认为，统治阶级最需要的是老黄牛，提倡老黄牛精神不利于反剥削反压迫。例如，造反有理论者认为，老黄牛只知道当劳模、当英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帮凶，是保守派的群众基础。例如，鲁迅先生也曾经暗示，在风雨如晦、亟待变革的时代，老黄牛式的人物很容易成为革命的看客，对社会运动麻木不仁，容易显得愚昧。例如，反清官论者认为，清官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有利于巩固阶级统治的秩序，老黄牛亦如此。

　　呜呼!中国的脊梁被左左右右的西方理论一刀刀砍断，中国的老黄牛被各种各样受过西式教育的人讥笑、蔑视。结果，中国社会就被严重西化了。从政治投机到经济投机，不就是“抬头看路”吗?贪官污吏越来越多，不是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到来吗?道德沦丧，五毒俱全，不就是个性解放吗?政治主张派系林立，各自以为是，一地鸡毛，不就是人人当家作主吗?

　　日常生活中，谁都喜欢老黄牛型的人，无论这样的人是领导、同事还是下级，无论做朋友还是做夫妻。但在“理论”上，似乎谁都可以瞧不起老黄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流行“理论”都是西方的“理论”，而为老黄牛论证的东方理论已经被当作“封建思想”扔进了历史垃圾堆。这“封建思想”提倡，为人要谦虚、低调、踏脚实地，要“敏于行、讷于言”，要具备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事父母要孝顺，事上级要忠诚，对朋友要讲信义。虽然朱赞成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但其优秀的品质恐怕不是靠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得来，而很可能来自其学徒生涯，来自其青年时期所形成的“封建道德”。这“封建道德”与“为人民服务”天然一致，都是要与人为善，要考虑他人第一。而“资本主义道德”，即平等地竞争，自由地弱肉强食，民主地不负责任，以争人权为名争权夺利、自私自利，却与“为人民服务”格格不入。从“五四”起，“资本主义道德”以“德先生”的形象进入中国，“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夺取了话语权，老黄牛就不吃香了，为人民服务就被当作专制思想抛弃了。

　　怎么办?要真正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能再听任西方理念横行无阻，而必须逆流而上，让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精神回归一党执政的体制。

　　为此，新一届党中央应该直面历史伤痕，为一切“老黄牛”平反!为朱赞成平反!为张钦礼平反!为杨贵平反!为薄熙来平反!为全国各地各历史时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一切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焦裕禄式的干部平反!

　　4、怀念人民好书记的沉重愿望——纪念焦裕禄式的好书记朱赞成同志

　　2014-03-24 来源：红歌会网作者：何承高

　　为人民服务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张钦礼书记是，被枪杀的朱赞成书记也是。

　　只是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和人生结局的“死法”不一样：张书记是县委书记，是刑满释放后病死的;朱书记是公社党委书记，是直接拉到刑场“就地正法”的。

　　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本土书记。张书记是河南省兰考县人，朱书记是福建省泉州市人。虽然他们的领导职务、工作性质和工作能力有所级别大小、责任大小和成绩大小之分，但是，他们真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精神却是一致的，他们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却是一致的。

　　他们都表现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园的困难面前，不畏艰险，不畏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客观影响，战天斗地，不惜呕心沥血;他们都表现在为响应毛主席党中央 “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号召面前，不畏权贵，不畏修正主义当权派的反攻倒算，矢志不渝，不惜粉身碎骨。

　　他们的“罪名”都差不多，都是属于被清查的三种人。哪三种人呢?众所周知，一个是“造反起家的人”，一个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一个是“打砸抢分子”。幸运的是，张书记因为曾经先后受到过周总理的一次接见和平反，一次解救和反正，才不敢被立即处死;而不幸的是，朱书记只是一介公社党委书记，只是因为跟所谓清查人员据理力争而不小心碰倒开水瓶摔在地上，就被定为“反革命打砸抢”罪，就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奇怪的是，过去，曾经有那么多人敬佩着他们，追随着他们，爱戴着他们，怀念着他们;直到今天，时光的流逝并没有使这样的热度消退，相反，他们的革命事迹作为历史事件的光辉典范，被热烈地传颂，是因为他们的时代价值，在今天看来，显得是更加弥足珍贵。

　　如果不是张书记的骨灰魂归故里，在时隔27年后还被十几万人兰考人民夹道祭拜，以视频为证，你很难相信这是真的;如果不是2011年亲自随团去到张书记的墓地去祭拜，你很难相信那一片林立的百几十墓碑，像陵园一样大小，但祭奠的却是同一个人，而且全部都是来自兰考人民自发自愿的行为。

　　如果不是朱书记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原城东人民公社的副党委书记林敏捷老师死里逃生十年后归来，恐怕朱书记的骨灰将永远不会入土为安;因为才48岁被枪毙的他，在他爱人和儿子们的心目中，这样的好丈夫和好父亲，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如此草菅人命，在他们看来，好丈夫和好父亲，不到平反昭雪，肯定会死不瞑目。

　　如果不是耳闻目睹林敏捷老师长达28年来，以革命战友、同志和兄弟之情，为朱书记树碑立传，为朱书记鸣冤叫屈，为朱书记每年进行祭拜，你很难相信这是真的。如果不是朱书记之后的连续三任书记，因为群情对立而知难而退;如果不是38年来被边缘化的对立面的老同志，也觉醒后站在朱书记这边来，你很难相信，这个当年全福建省“农业学大寨”的标兵——原城东人民公社的带头人——朱赞成书记，是在“用当年打鬼子、打老蒋、斗地主的仇恨”以及“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决不心慈手软、不留后患”等极端敌视的口号下被枪杀的。

　　之所以当时原城东人民公社广大人民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因为那次清查运动就如同一次日本鬼子大扫荡。一个公社就枪毙了党委书记一名，支部书记二名，判无期、有期徒刑和其他受牵连的普通干部群众成百上千，这在全国来说，举国无双。而时至今日，之所以一大批普通的干部群众还始终忘不了他，这是因为，38年来，泉州市的所谓经济发展，如果不是靠朱书记当年顶着压力，带领原城东人民公社全体干部群众围海造田近万亩，留下今天市级政府部门为创办开发区而卖田卖地，而攫取近百亿元财政收入的机会和条件;你很难相信，泉州市的官方报道，除此之外，离开了当年围海造田造福子孙后代的壮举，而无一其他亮点。

　　我们知道，焦裕禄书记是累死在工地上的。而像张钦礼书记也好，朱赞成书记也好，也都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当中，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都是“跟我来”，而不是“给我上”。这就违背了当官做老爷的世俗，也就违背了修正主义的意志，也最终是违背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基础。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当官做老爷，不愿意腐化变修，始终是站在集体和国家的全局利益上，谋取的是人民的长远利益，殚精竭力，造福一方;所以他们才能够像张书记一样赤膊上阵，冲到最前面;所以他们才能够像朱书记一样，不顾常年脚都长了鸡眼，总是一双人字拖鞋，甚至不顾生命危险第一个跳入南堤合拢缺口的涡流之中。

　　而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身先士卒的革命干劲，他们才能带动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干大事，建奇迹，创壮举。张书记是顶着压力引黄河之水来清洗盐碱地，让寸草不生的茫茫荒野变成了40多万亩良田，可这却成为了他的主要“罪证”之一，被污蔑成企图“决开黄河堤放水淹死兰考人”。朱书记是顶着压力围海造田近万亩，让城东人民公社历史上被人称作与猪争食、吃“地瓜渣”为主的统销社，变成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统购社，可这却成为了他的主要杀身之祸之一;因为他被评为全福建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标兵，在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工作总结会议上，顶撞了对前福建省委书记韩先楚同志进行污蔑和攻击的某位走资派领导。

　　他们为什么要顶住这些来自上峰的压力呢，他们为什么不按部就班地完成上峰交代的份内工作就可以了呢，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而这恰恰反映出来他们才真正是人民的好书记。如果他们不思进取，原地踏步，混天度日，得过且过，他们完全可以做好上传下达，只要不是损公肥私，不是多吃多占，他们完全可以随波逐流，完全可以官运亨通，甚至可以光宗耀祖。但是，这是人民群众的好书记、好干部和好带头人吗?像张书记，他能看着几十万亩原野荒芜在那里，能看着百万人民群众在挨饿，能不想方设法引黄河之水来清洗盐碱地，使之改造为造福子孙后代的几十万亩良田吗?像朱书记，他能看着原城东人民群众缺田少粮，与猪争食，能不想方设法围海造田，使之改造为造福子孙后代的近万亩良田吗?

　　像他们这样的焦裕禄式的好书记，他们是绝对做不到不能、不做、不干的;而只要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就要坚决地去能动，去做，去干。哪怕最后的结果像张书记一样，还被走资派打上了一个反革命的煽动罪，还被打上了一个如同杀人放火之类的罪大恶极的企图决堤放水淹死兰考人的滔天罪名;哪怕最后的结果也像朱书记一样，上峰不但不支持他围海造田的请示，相反还说出了“耽误了春耕生产，我要你的脑袋”之类的混账话;结果是的确因此引起，而让走资派们认为他太嚣张跋扈，太狂妄自大，而使他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是不思进取吗?是原地踏步吗?是混天度日和得过且过吗?是损公肥私和多吃多占吗?习近平总书记3月17日说过，“要像焦裕禄一样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其实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还真的不少;至于现在能否会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另外一句话的美好愿景——“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我们认为，如果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这个美好的愿景将始终成为一个美好的梦想。

　　为人民服务是有前提性的，是谁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有阶级性的，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前者是指“好党员、好干部”的政治本色，后者是指“好党员、好干部”的政治内容。一句话，为人民服务是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列毛主义的政党，她才会为人民服务;而如果服务的对象范围发生了变化，是为少数人服务而不是为多数人服务，那这个政党的性质和光谱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变修变色，就会沦为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

　　我们必须得承认，张书记和朱书记的人生厄运和政治悲剧，客观上讲，是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水平太低，相对性地体现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彻底和不成功;应该来说，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人生厄运和政治悲剧。人类的封建思想，人类的资产阶级思想，人类的自私自利，都还必须要通过不断的革命运动来进行涤荡、限制和禁锢，要进行不断地斗私批修;就如同革命导师列宁所说过的，无产阶级必须要在不断的革命运动中进行锻炼;而只有不断地进行锻炼，无产阶级才能够真正地成熟起来，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参与到国家机器的管理之中。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看，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现在竟然变成了任人宰割的殖民地。虽然曾经有一批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好书记，像张钦礼书记一样，像朱赞成书记一样;但是在修正主义的淫威下，他们也只能成为刀俎鱼肉。历史的深刻教训总是沉痛和惨烈的，曾经的工人阶级由于城乡差别，惯性堕落成了农民阶级仰望的工人贵族，把前赴后继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抛在了脑后，使整个党、整个阶级和整个民族一起沉沦到万劫不复之地。如果说我们今天来怀念这些焦裕禄式的好书记是为了什么，那就是：整个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必须要整体觉醒，必须要重新站起来。在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上，必须首先要消灭转基因生物战争，必须要进行抗转救国，救亡图存;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必然归宿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上，阶级斗争必须要贯穿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始终，必须要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进行到底。

　　这就是怀念像张钦礼和朱赞成这样焦裕禄式的好书记，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重愿望;这也是当今中国在奔向地狱之门的末日之路上，在亡国灭种和绝地重生的悲惨抉择中所换来的沉重愿望!

一位沉冤似海的共产党人：记人民的好书记朱赞成

目录

第一章吃水不忘挖井人

第二章出身贫苦人家

第三章新中国获得新生

第四章党培养的工农干部

第五章在工作中历练与进步

第六章大干社会主义的成长和挫折

要阅读更多精彩内容请翻至下一页

第七章仗义执言与微言大义

第八章有勇有谋，站在人民利益一边

第九章文革初挨批斗无惧抓生产

第十章围海造田，用党性战胜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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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鱼米之乡初显，杀身之祸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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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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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吃水不忘挖井人

第二章 出身贫苦人家

第三章 新中国获得新生

第四章 党培养的工农干部

第五章 在工作中历练与进步

第六章 大干社会主义的成长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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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仗义执言与微言大义

第八章 有勇有谋，站在人民利益一边

第九章 文革初挨批斗无惧抓生产

第十章 围海造田，用党性战胜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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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第一章吃水不忘挖井人

　　第二章出身贫苦人家

　　第三章新中国获得新生

　　第四章党培养的工农干部

　　第五章在工作中历练与进步

　　第六章大干社会主义的成长和挫折

　　要阅读更多精彩内容请翻至下一页

　　第七章仗义执言与微言大义

　　第八章有勇有谋，站在人民利益一边

　　第九章文革初挨批斗无惧抓生产

　　第十章围海造田，用党性战胜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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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鱼米之乡初显，杀身之祸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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