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陈士榘为子女划定的五条做人做事的底线
说到做人做事的底线，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方面为现代人做了很好的榜样。在共和国57名开国上将中，陈士榘是其中颇具传奇色彩与个性的一位。他早年的经历，是他那个时代高级将领的一个缩影。
近日，记者来到了陈士榘四子陈人康位于海淀区太平路的家里，听他讲述父亲一生的传奇经历和父子间的温情记忆。
底线一：该保密的严格保密
1909年4月14日，陈士榘出生在武汉黄土陂的新军工程营里。辛亥革命后，陈士榘随家人迁往北京，九岁时，因为被过继给了父亲的弟弟，被送回了湖北荆门的老家。
1927年9月，陈士榘参加了秋收起义，也因此认识了影响他一生的人——毛泽东。1955年9月27日，共和国第一次授衔仪式上，46岁的陈士榘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1958年，陈士榘被任命为中国解放军特种工程指挥部的司令兼政委，奉命建设新中国的特种工程基地。当时的特种工程是指两弹工程，基地就是现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新疆的马兰核试验基地。
接到命令后，陈士榘没有告诉家中的任何人，悄然离开了北京。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人康和兄弟姐妹们发现，父亲神秘地失踪了。陈人康说，自己当时年纪小，有些事情记得并不是太清楚，但再次见到父亲，距离1958年已经过去很久了，“他们曾经问过父亲在做什么，但父亲没有回答”。陈人康说，在家没呆多久，父亲又离开了。
直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陈士榘才回到了北京的家中。“那时候纪律很严格，这是绝对不能透露的信息，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陈人康回忆说。后来，陈人康才知道，当年父亲率领了十万工程兵，为新中国建设了绝对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两弹”基地。
“施工部队的选择非常严格，要高度保密。”陈人康说，当时很多干部战士是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回国后，直接坐军列就去大西北的，“所有人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不许发电报、不许回家，更不许家人探望，整个部队就像从人间蒸发一样。”当陈人康再次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才明白，不仅是父亲，其手下的官兵和家属们也承受了亲人离别的考验。
1965年的元旦，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新春军民联欢会，毛泽东一手握着陈士榘，一手指着张爱萍说道：“你们做窝，他们下蛋，我们中国人说话开始算数了！你们都立了大功”。陈士榘和张爱萍成了整个会场上最开心的人。在此之前，张爱萍负责的是原子弹的爆炸试验。
▲1965年春节联欢会上毛主席对陈士榘和张爱萍说：你们一个做窝一个下蛋， 我们中国人现在说话算数了！你们都立了大功！
▲陈士榘在两弹基地与工程技术人员
底线二：不会让子女沾光
公车不是给家属用的
陈士榘和儿女说得最多的就是：“我现在的房子、车子、家具都是公家配给我的，你们长大后要自食其力，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工作，去生活。”陈人康说，父亲从小给他们灌输的思想就是不要对他产生任何的依赖，更不能有任何的特权思想。
陈人康对陈士榘当年严格到程式化的公私分明至今记忆犹新，“他不会让子女沾他的光”。陈人康说，他们小时候没有用过父亲的专车，每次从学校回家都是走路，陈人康记得，当年妹妹陈小琴的学校离家有十几里地，来回走路很劳累。有一次陈小琴生病发烧，她想让父亲出车送她去学校。陈士榘的回应是：“车是给我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老百姓的孩子生病就不会想到用车。”就这样，陈小琴没有用上车，还挨了一顿批评。自此，没有哪个孩子再给父亲提出过用车的请求。
陈人康说，父亲担任工程兵司令后不久，就主持制定了规章制度，要公私分明，不能占国家便宜。“有一次，父亲工资发下来少了26元，为他领工资的秘书去问财务。管财务的同志说，陈司令用了一次中吉普到良乡，他让我们根据规章把费用从工资中扣掉了。”
军衔肩章不是炫耀身份的资本
采访中，陈人康还提到了一件事情。1964年，中国取消了军衔制。这意味着，不管是元帅、大将、上将还是普通的士兵都不再佩戴军衔。16岁的陈人康趁父亲不注意，把1955年授予陈士榘的上将军衔肩章放到自己的抽屉里，“将来很有纪念意义”。
不料又被陈士榘发现后，他很不客气地质问儿子：“你留这个干什么？是要炫耀自己是上将的儿子？还是想让别人知道你很特殊？”随后，陈士榘让陈人康把肩章送到了工程兵军务处。陈人康觉得有些后悔，他不应该那么听父亲的话，“肩章，只是我们怀念父亲的一种方式。”
裁军裁到自家孩子身上
陈士榘戎马一生，非常支持子女去当兵，所以家中的六个孩子都在部队当过兵。1985年大裁军的时候，陈士榘的几个子女都申请了转业，从爷爷开始，陈人康已经是家中的第三代工程兵了，但大裁军后，陈家的工程兵历史结束了。
陈人康承认，如果陈士榘能给之前的老部下、老同事打个招呼，那么裁军应该不至于裁到陈人康等自家孩子头上，但陈士榘没有这么做。“当年百万大裁军，我们作为陈士榘的孩子，只能带头响应国家号召，不能让人觉得只裁别人不裁自己人。”
▲50年代全家福
▲70年代初陈人康与父亲陈士榘
底线三：公家的东西必须交公
“文化大革命”的前几年，每到国庆的时候会举办国庆晚会，晚会上会放礼花。当时规定，上将以上的领导可以带家属登上天安门观礼，那是陈人康等孩子最开心的时候。“一次，我们随父亲去参加国庆晚会，礼花放完后，天上飘着一些小的降落伞，孩子们都在争抢，我眼明手快地抢了一个。当时还特别高兴，还一直向哥哥妹妹显摆这个降落伞。”
陈人康说，正在他们玩得高兴的时候，被父亲看到了，“他说，这是公家的东西，逼着我交公。我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谁捡到就是谁的。父亲说不行，天上掉下来的也是公家的，当时就把我手中的降落伞收走交公了。”陈人康说，当年11岁的自己，特别委屈，觉得父亲不近情理。“不给买玩具，连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也逼着我交公。”
抗日战争中，陈士榘曾经缴获过日本军官的一块18K金怀表，为了便于父亲打仗指挥，上级就把这块表批准给了父亲。陈小琴一直希望父亲能把这块怀表送给她，“父亲说，怀表是战争期间组织让他使用的，家里人不能用。”直到1979年陈小琴考上大学，陈士榘才把这块怀表送给了陈小琴，并附上“好好学习，振兴中华”的勉励语言。
▲陈士榘与毛泽东
底线四：不以权谋私
陈士榘尽管有很多关系，却从来没有为子女动用过，直到他死也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陈人康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军队曾经对高级干部家庭摸底调查子女经商的情况。父亲陈士榘坦然地说：“我除去两个儿子还没有工作，其他都是正式单位的职工。我已经没有权力可用，有权力也不会给他们用。”
陈士榘的几个孩子都很普通，没有当大官的，也没有发大财的，陈人康兄妹6人，没有一个利用父亲手中的权力去谋取个人的或者家庭的好处。
多年前，陈人康的二哥因受陈士榘牵连被所在部队错误处理，把军籍丢了。陈士榘的问题“说清楚”后，按政策应恢复二哥的军籍。这件事情，陈士榘可以帮忙，但他不愿意为自己家的事情去求人。
陈人康记得，有一年，50岁的二哥得了严重的血管病，随时都会危及生命。没有医保的他需交10万元做手术，可当时二哥家中只有2万元，于是都是工薪阶层的兄妹们开了个家庭会议。
在这次家庭会议上，陈人康的母亲把毕生储蓄的3万元给了二哥，几个兄弟姐妹凑了3万元，又向朋友借了2万元，才算凑齐了二哥的手术费。做完手术的二哥一直郁郁寡欢，他是被这一身的债务压得身心交瘁。“我们曾埋怨过父亲，如果他可以为二哥说句话，那么二哥不至于那么惨。”
底线五：从不公款吃喝
生日宴只摆一池清水
陈士榘86岁生日的时候，已预感到这将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因为他心脏病几次复发，身上已经出现浮肿的现象。考虑到这可能是最后的生日了，不少老同志想为他摆几桌宴席，搞得隆重一些，有关部门也同意了。他们认为父亲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花点钱是应该的，只需要工作人员做个预算，由父亲签个字就行了。预算做完后，工作人员拿给父亲看：“陈司令，给您做寿，您看着需要改进什么？”
陈士榘看完后很不高兴：“我陈士榘什么时候这样干过？不要因为生日把我一生的作风改变了！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党历来有纪律，不能用公款请客吃饭，我一辈子都是这样遵守的。明知有纪律，还写报告要钱，这是给军委领导出难题啊。”
工作人员向陈士榘解释，这只是大家的一点心意。陈士榘说：“我听说全国公款请客一年就要花去上千亿元，这还了得？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可绝不是为自己享受。”
生日宴会的计划最终流产了。到了陈士榘生日的那一天，他让工作人员送来一坛清水，摆放在客厅，算是过了个生日。“当时的经济日报听说了，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就是‘一坛清水庆华诞’。”
三位将军吃饭没带钱怎么办？
陈士榘曾经给陈人康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情。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陈士榘和陈赓大将以及李克农到首都机场送东欧的一个军事代表团。战争时期，三位将军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况且解放后他们各自分管一摊也有段时间没有见面，送完外宾后，陈赓大将说，平时也不在一起，就提议大家一起聚一聚。陈赓说：“新街口有一家西安饭庄，陕西风味的，我们离开延安也十年了，到那里回忆一下当年的味道。”
陈士榘和李克农同意了陈赓的提议。“父亲和李克农上将认为，陈赓大将张罗吃饭，那肯定就是他请客。”
于是，三位将军赶到西安饭庄，点了一些好菜，要了一瓶小酒，把酒言欢。等最后要埋单的时候，服务员问：“哪位先生结账？”陈赓大将首先一摸口袋说：“我没带钱。”陈士榘和李克农也赶紧摸口袋，都没带钱。这下三位将军面面相觑，这怎么办？陈士榘赶快派警卫员回家取钱，才避免了这场尴尬。
陈人康说，陈赓是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是调查部的部长，陈士榘是工程兵司令员。他们三人吃便饭，还是要自掏腰包。没人想过要公款报销，要签单。
陈人康说，父亲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过当时的制度很好，毛泽东可能早就预料到，有了权力就容易腐败，容易脱离人民群众甚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所以定下规章制度不许花公家的钱，自己请客吃饭。“即便是上将、大将，要吃饭也不能从人民的腰包里掏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