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在雪域高原的丰碑——回忆谭冠三将军在拉萨
【编者按】今年3月28日，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5周年纪念日。65年前，西藏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获得解放，真正当家做了主人。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全面叛乱，面临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叛乱武装分子向西藏党政机关发起全面攻击。
时任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主持西藏工作的谭冠三，在参与指挥平息西藏武装叛乱中起到重要作用。他凭着对党、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带领一千多名解放军向近万人的叛乱武装分子发起全面攻击。经过52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解放军取得了拉萨平叛的决定性胜利，维护了国家统一，增进了民族团结，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开辟了道路。
谭冠三将军戎马一生、历经百战。进藏之际，他就写下了“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言。他把西藏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唯一的遗愿，就是把骨灰埋到西藏。1985年，谭冠三将军去世。1986年，中央军委派专机将他的骨灰运送到西藏，埋在他当年种下的苹果园中，也就是如今西藏职业技术学院院内。他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
将军已逝，精神永存！
今特刊发十八军老战士、谭冠三将军原秘书金良平同志于2000年发表在《西藏党史资料》中《镌刻在雪域高原的丰碑——回忆谭冠三将军1959年3月在拉萨》文中部分内容，以为深深怀念。（张伊）
镌刻在雪域高原的丰碑
——回忆谭冠三将军1959年3月在拉萨
金良平
1959年3月10日，在西藏拉萨发生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动分子发动的全面叛乱事件，距今已整整40年了。当时，我给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谭冠三将军当秘书。我作为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目击者和历史的见证人，今天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也作为我向敬爱的老首长、我的恩师谭冠三同志的深切怀念。
1959年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宣布“西藏独立”。事件的起因是达赖喇嘛自己提出，要到西藏军区看文工团演出引起的。早在这年2月初，布达拉宫举行“跳神”大会，邀请了中共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前去观看。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郭锡兰和邓少东时主动提出：“听说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演出许多新节目很好看，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
郭、邓当时欣然应允。他俩从达赖卧室出来后，又将这件事告诉了在那里看“跳神”的噶厦全体噶伦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以后工委、军区作了欢迎达赖看戏的准备，经统战部与达赖副官长多次协商，最后由达赖喇嘛亲自决定3月10日到军区礼堂看文工团演出。当时，达赖考“格西”已经结束，心情也轻松愉快，安排看一次戏，也是很正常的事。可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蓄谋已久，他们利用达赖要到军区看戏作为制造叛乱的借口，造谣煽动说：“军区要趁达赖喇嘛看戏，用直升飞机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等。他们欺骗胁迫拉萨市民和喇嘛，于3月10日晨前往达赖住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到军区去。一时间拉萨商店纷纷关门，群众抢贮食物、饮水，同时有上千名叛乱分子手持小白旗在八廓街上游行呼喊“西藏独立”、“汉人滚回去”等反动口号。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爱国进步人士帕巴拉·索朗加措（即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在罗布林卡门前被叛乱分子打死。叛乱分子又将帕的尸体绑在马尾巴上，藏军骑在马上，鞭马拖尸，在市内游行示众，其情景惨不忍睹，接着他们又在罗布林卡大门前，用石头打伤西藏卸任噶伦、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的头，桑颇的汽车也被砸坏。他们还预谋加害阿沛·阿旺晋美（阿沛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阿沛当天上午正值主持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政治学习，因学习时间尚未结束，不能早去罗布林卡，才得以幸免。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以保护达赖喇嘛安全为名，煽动和组织武装叛乱分子、部分群众、喇嘛包围了罗布林卡。
下午2时半，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夏苏、柳霞三人来到军区礼堂休息室，诡称：“我们在事前不知道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戏，现在由于达赖近侍机构、三大寺部分堪布，地方僧俗官员和群众的阻拦，达赖已不能来军区看戏了”。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对索康等人的谎言当面予以驳斥。指出：“达赖今天要来军区看戏，是2月7日在布达拉宫跳神仪式上达赖喇嘛亲自向我们两人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就把达赖这一意愿及军区表示欢迎的态度告诉你们三人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以后工委统战部负责同志又多次与代理基巧堪布噶章商议了具体接待事宜。现在你们怎么说不知道此事呢？”索康等三人的谎言揭穿后，面红耳赤，哑口无言，狼狈不堪。谭冠三将军以中央人民政府代理代表的身份严正指出：“今天的事件，完全是一小撮反动分子有预谋搞的，你们要以维护祖国统一为重，任何人想搞叛乱是没有前途的。”谭冠三将军还责令噶厦政府“要负责保护好达赖喇嘛的安全，要严肃追查今天这一事件的主谋人。法办杀人凶手，处理好堪穷索朗加措的善后事宜。否则，引起的一切后果要由你们噶厦负责！”索康等人一个个惶恐不安，不停的点头弯腰称：“是！是！”
但是，索康等人还未离开军区，叛乱分子已明目张胆、荷枪实弹包围了工委、军区机关。他们还强迫裹挟上百名妇女在门口呼喊反动口号。与此同时，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人民会议”，公开提出“西藏独立”，并决定调三大寺部分喇嘛和康区叛乱分子进驻罗布林卡担任达赖警卫。当晚各地进入拉萨的叛乱分子已达近万人，藏军和叛乱武装人员纠集一起，打冷枪、砸石头，攻击我驻军和工作人员，并疯狂迫害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和在拉萨参加工作的藏族工作人员，其疯狂气焰，愈演愈烈。
谭冠三政委十分关心爱国朋友的安全，冒着被“打冷枪”“扔石块”的危险，亲自登门请阿沛搬到安全地方。当阿沛以工作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住在家里时，谭政委亲自布置警卫分队，加强保卫措施，务必确保阿沛和他一家的安全。他还真诚地邀请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一大批爱国朋友，携带家属搬进了安全地方居住。他对班禅大师也十分关心，除给在日喀则的班禅额尔德尼发电通报拉萨反动分子活动情况外，还电告日喀则分工委、驻军要与“堪厅”密切合作，确保班禅大师安全、确保扎什伦布寺的安全。谭冠三政委对西藏工委机关、中央驻西藏外事帮办处、西藏干部学校、青年联谊会、妇女联谊会、西藏体委、拉萨人民医院等工作人员也十分关心，冒着叛乱武装持枪阻拦，向汽车扔石头等危险处境，不顾个人安危，连续不断到这些单位给汉藏工作人员讲形势、讲政策、检查警卫安全措施，鼓励教育大家不怕牺牲，坚持斗争。
当时，情况十分复杂，上层反动分子异常嚣张，斗争极端尖锐，政策策略性极强，对当时每一件事情的处理都至关重要，影响很大。在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和分裂、关系到我军能否在西藏站稳脚跟、关系到西藏人民革命的前途、关系到百万农奴得解放的命运问题的最关键时刻，谭冠三将军担任了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主持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全面工作（此时，中央代表张经武因病在海南岛治病疗养，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正在北京，尚未回藏），政治、军事双副重担压在他的肩上。此时的谭冠三将军已年过半百。当年他跟着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革命圣地延安，抗日战争他又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领导下，坚持在华北、冀鲁豫与日寇斗争，度过了8年的艰苦岁月。1942年在太行抗日反扫荡斗争中头部受伤，留下了以后常常发作的头痛后遗症。3年解放战争，他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麾下南征北战，转战八省，行程二千多里参加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和解放大西南战役。他进藏8年，一直在高原缺氧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和工作，还患有高血压。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从来没有说一句“休息一下”，仍然带病坚持在西藏高原。
拉萨发生叛乱后，谭冠三将军于当天下午6时立即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详细汇报。中央和军委对西藏事态发展极为关注。同时，谭冠三将军要我通知刚刚从阿里慰问由新疆赶回拉萨的西藏工委副书记周仁山，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副政委詹化雨，副参谋长扶廷修，及军区、工委机关有关部长参加紧急会议，研究今天发生的情况，分析了事件的性质，并提出工委、军区应做好应付突发事变的准备，要求各单位备粮、贮水，加修工事，准备长期固守。
会后，谭冠三将军非常关心达赖喇嘛的安全。他让工委统战部副部长梁洪和处长李佐民两人留下，以中央代理代表的名义写了一封短信给达赖喇嘛。他起草好草稿，叫我用工整的正楷字抄写清楚，由李佐民处长翻译成藏文，当晚由统战部通过嘉措林活佛（达赖的侍读）送到罗布林卡达旦颇章宫殿里，将信亲手交给达赖喇嘛。当时达赖非常忧虑，看了谭冠三将军来信，心情十分激动，他又问了加措林有关罗布林卡外面的一些情况。
3月11日达赖给谭冠三政委写了第一封信。谭冠三将军当天收到达赖第一次来信，立即电话通知工委周仁山副书记和军区的邓少东副司令员、詹化雨副政委来军区二号院共同研究决定，应该再给达赖喇嘛写第二次信，一是以示中央代表对达赖的关怀和对目前局势的关注；二是责令噶厦立即制止当前拉萨出现的严重形势。同时大家商量应该将达赖来信及谭冠三两次寄信的原文专题上报中央，谭政委同意了。
3月12日达赖第二次给谭冠三政委复信。3月15日谭冠三根据中央指示，第三次给达赖写信（此信由邓小平同志亲自起草、以谭冠三同志名义发出）。这封信是通过卸任噶伦噶雪巴第二天秘密地送给达赖的。达赖喇嘛看完信后，又问了噶雪巴外面的一些情况。达赖要噶雪巴在客厅稍候，自己把来信又读一遍，他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谭冠三政委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又感到当前局面的严重性。他又给谭冠三回了第三封信。
谭冠三将军在1959年3月给达赖喇嘛的三封信，既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原则，又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对达赖喇嘛的尊重、爱护和关怀，同时对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分子的分裂祖国阴谋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斗争。随后，新华社于1959年3月29日原文发表了《谭冠三将军和达赖喇嘛的来往信件》、《人民日报》刊载了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三封信藏文原本照片。谭冠三将军给达赖喇嘛三封信的发表，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一致好评，以及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
“树欲静而风不止”。3月16日，聚集在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突然向我拉萨运输站开枪射击，17日叛乱武装除继续向我运输站、加油站开枪、开炮，还对我中央驻拉萨的办事处、气象局、邮电局、贸易公司等多处进行武装围攻。叛乱分子还对自治区筹委藏族工作人员和爱国进步人士及其家属进行残酷迫害。与此同时，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秘密向国外西藏人宣布“西藏独立国”已成立，并向邻国印度政府请求支持。上层反分动分子从布达拉宫金库取出大量金砖、金币和印度卢比，并征集骡马向罗布林卡集结，积极作出逃跑的准备。在罗布林卡，由新任叛乱武装司令堪穷达热在召开的“人民会议”上宣读达赖十七日签署的给叛乱武装司令转全体人民的一份执照，执照称：“西藏过去是独立的国家……僧俗人民和各地官员应接受各武装司令共同指挥。”
1959年3月17日下午3时，谭冠三政委交代我要通北京电话，他和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进行了通话。谭冠三政委向徐冰部长汇报了拉萨16、17日两天情况后，特别向徐冰说：“西藏那个大人物，看样子是要走了，可能从山南方向逃往印度，请中央给予紧急指示！”当时，谭冠三不知道毛泽东主席在武汉视察，在他面临西藏这样重大问题迫在眉睫之际，只有请示中央指示。徐冰同志在电话上转告了毛泽东主席关于西藏问题的指示精神。他说：“毛泽东在武汉找了张经武、张国华同志，给他们谈了话。对达赖本人仍多方做争取工作，但是不要怕反动派把达赖劫走，敌人这样做不论是否达赖本人的决定，对我们毫无坏处。如果达赖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达赖年轻，跑到国外无非是多骂我们几年，历史将证明，我们共产党是骂不垮的！”
谭冠三政委接到徐冰部长传达毛主席“达赖外逃，不要阻拦”的指示后，心情非常激动。他反复考虑，现在达赖被一伙上层叛乱分子包围，一旦动武打起来，叛乱分子必定完蛋，他们一定加害达赖。为了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感情，再三考虑达赖的安全，我们只有网开一面了。达赖外逃，就任其逃出，不予阻拦。下午4时许，他又叫我同邓副司令员、詹副政委、扶副参谋长立即到二号院会议室，紧急商量部署驻拉萨至山南沿途我军在发现达赖及其随同人员外逃时，部队一律不予追击阻拦。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果然在3月17日深夜，偷渡拉萨河，朝山南方向出走逃离拉萨，经过错那宗到达坎其曼，进入印度境内。在长达两周的外逃途程中，达赖一行既未受到解放军的追赶，也未遇到解放军的阻截。
谭冠三经过查实达赖同一批上层反动分子已于17日深夜逃走的情况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1959年3月20日凌晨3时40分，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纠集的叛乱武装分子在拉萨向我发起全面进攻，工委、军区遭叛乱分子攻击，军区司令部遭叛匪炮击，拉萨市区也一片枪声。我拉萨运输站、建筑工程处一度遭敌攻进院内，都被我机关民兵英勇击退。当时战情极端紧张严峻，叛匪更为疯狂猖獗，向我各处猛烈攻击。
5时，谭冠三政委在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副政治委员詹化雨、工委副书记周仁山、司令部副参谋长扶廷修、政治部副主任周特夫、后勤部政委李华安、155团政委乔学亭、159团团长郭志显、炮兵308团政委宋盛祥，以及司令部作战、情报部门负责人等。会议认为：达赖逃走后，留在拉萨叛乱武装力量逐渐减少，为防敌继续向山南转移，我应立即对叛乱武装进行反击。谭冠三政委最后说：“目前叛匪尽管有近万余众，但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我们只有2个团12个连不过千人，敌多我10倍。但我们是久经考验的能攻善守的坚强部队，我们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我们是充满必胜的信心的！一定打好，向党中央负责！向全国人民负责！”会议决定：20日上午10时向叛匪发起全面反击。军区随即将上述决定报告军委。10时零5分，平叛部队向叛乱武装控制的药王山开始进攻。战士们打得很顽强，很快占领了药王山，部队继续奉命向西罗布林卡一带攻击。这时正是11时零7分，接到军委总参由北京9时30分发来的电报（这是对凌晨军区请示的复电）。电报说：“拉萨打响，达赖逃走，对解决西藏问题不是坏事，目前作战方针应该是：尽力设法控制要点，阻止敌人向南的通路，全力抓住在拉萨市区的敌人，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后聚歼。”“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如果发生正面武装冲突，我方可能出现被动局面，所以不同意你们打。你们可依托堡垒工事，就地坚守，尽量缩小防区，等待内地增援部队进藏。”
谭冠三、邓少东、詹化雨三位将军看了电报都显得紧张而沉重，部队已打了一个多小时了，战斗正在顺利进行，仗若停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谭政委反复思考，最后下定决心，他斩钉截铁地对邓、詹说：“打！继续打！坚决打好这一仗，一切后果由我负责！”邓、詹也一致同意打下去。
谭冠三政委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在1959年 3月20日凌晨果断做出的决定，也许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最重要、影响最大、意义也最深远的一次决定。这个决定掀开了西藏发展史上最光辉的篇章。古城拉萨隆隆的炮声，成了埋葬封建农奴制度的丧钟，也为民主、自由、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诞生，鸣响了礼炮。
1959年3月20日，谭冠三果断指挥平息拉萨叛乱。
3月20日10时，我军奉命开始自卫反击，攻击部队在炮火配合下对盘踞在拉萨的叛乱武装进行作战。
谭冠三政委在战前作战部署会议上，明确交代参战的各级指挥员：“务必要求所有部队严格执行政策纪律，攻击目标，一定要尽量避开文物古迹和寺庙，宁愿部队遭受损失，也要保护好重要寺庙，任何人不得违犯。”布达拉宫下面有一个叛匪重要据点，谭冠三给扶廷修副参谋长下令：“进攻这个据点，一定不能损坏布达拉宫，这是头等政治问题”。21日深夜12时，谭冠三政委接到攻击部队指挥员报告：“叛匪在火力攻击和政策喊话下，已被迫投降，我军已占领大、小昭寺。”谭政委接完电话，立即对我说：“你坐车去大昭寺、小昭寺看看，寺庙文物是否受到炮火损坏？部队执行俘虏政策如何？”我当即驰车前往察看，回来时向谭政委报告：“大、小昭寺基本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坏，被俘叛乱人员已由团政治处管起来了，情绪看来还较安定。”谭冠三政委听了我的汇报后，才放下了心。
谭冠三政委对罗布林卡的情况更为关心，战斗刚一结束，他就把警卫营营长朱秀山叫去，说：“你马上带人去罗布林卡看看，打扫战场时，一定要注意保护那里一草一木，任何人不准随便进去，那是达赖喇嘛的夏宫。”谭冠三依然放心不下，第二天上午9时，他带警卫参谋梁洪祥和我一同驰车到罗布林卡的“永恒不变宫”停下。已被任命为罗布林卡军事管制的负责人、西藏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徐爱民在院内迎接谭政委，并向谭政委报告说：“按照你的指示，这里叛匪被歼后，我带部队进入罗布林卡，到处是一片狼藉，脏乱不堪，达赖喇嘛夏宫的居室也是混乱不堪，我们已连夜初步清理，对达赖的居室已派人守护，庭院的花果树也及时进行了修整，请首长检查。”谭政委听了徐爱民的报告后满意地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做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眼光看远一点，这是政策问题、民族问题，做好了，将来影响很大。达赖喇嘛住过的地方要重点保护好，要有专人管理，任何人不许进去。这件事就由你徐爱民负责。”谭政委看到阳台上有两盆牡丹花，他又叮嘱徐爱民说：“我知道达赖喇嘛很喜欢牡丹花，你们一定要把牡丹花保护好，要看远一点，总有一天，达赖喇嘛会回来的。”谭政委又在罗布林卡园内步行巡视一遍，直到12时过，他才返回军区机关。
图为：反击叛匪人民解放军胜利夺下药王山制高点
自3月20日15时起到22日上午9时，平息拉萨叛乱的战斗结束，三天两夜总计52个小时，谭冠三政委昼夜不眠，全神贯注指挥平息叛乱的作战，没有离开指挥所一步。他没有睡好一个囫囵觉，没有吃好一顿热饭。有时热菜、热饭送到指挥所办公桌上，因他指挥部队，了解战斗动态，顾不上吃，炊事员连着热了两三次，他还是顾不上吃一口。老炊事员施文俊心疼地给他熬点藕粉汤送来，谭冠三一边工作、一边喝汤，既充饥又解渴。他就是这样日以继夜地坚持在平叛斗争的第一线指挥，彻底歼灭了盘踞拉萨的叛乱武装，打掉了武装叛乱的指挥中心，取得了平息西藏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叛乱的完全胜利。战斗一结束，谭冠三政委首先想到的是他应该向中央发电报检讨。他对我说：“凌晨决定部队平叛行动后，作战方案报上去了，没有接到复电就打了。打到一半军委叫停下来，以后又向总参报告了拉萨敌我形势，我军已开始行动，对我极为有利，而且能够以少制多，确保这次打胜。下午2时又接军委总参来电‘同意还击’。这次仗是打胜了，但有个组织纪律不周的问题，能不检讨吗？”谭冠三政委一贯具有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谦虚谨慎善于团结“一班人”并发挥助手的积极性。他敢于承担责任，遇事从不推诿，不文过饰非。他的这种高风亮节的品格一直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尊敬。
3月下旬，张国华司令员回到拉萨，组织指挥了山南战役，解放军出师10日，奔袭千里，一举荡平了叛乱武装的老巢。进藏部队在广大西藏人民的积极协助和支持下，展开了全面平叛的进剿作战，历时3年，至1962年3月，西藏平息叛乱的斗争才告全部结束。
图为：翻身农奴在焚烧农奴主的地契、文契、债约等。
中央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谭政委认为中央的民主改革方针政策十分正确。在这一方针引导下，群众的热情高涨起来，一个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运动在西藏广大地区迅速兴起。在这百万农奴奋起埋葬农奴制度的关键时刻，为了更加准确地掌握西藏情况，按照中央制定的方针，指导西藏的民主改革非常重要。谭冠三在3月底至4月下旬，带领工委、军区几位干部，分别深入到拉萨市东郊墨竹工卡县农业区、当雄县的牧业区和哲蚌寺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主持参与研究草拟中共西藏工委就当前平叛中有关接受旧政权、调整行政区划，有关寺庙、牧区、农村工作问题以及交通、财政、外事等方面作出的有关政策决定。
4月底中央通知谭冠三到北京汇报工作。赴京途中经成都时，谭政委参观杜甫草堂时巧遇陈毅元帅。陈毅元帅紧紧地握着谭冠三的手说：“你辛苦了！你是西藏的功臣呀！”随后陈老总又风趣地给他的随行人员和周围群众介绍说：“你们不认识他吧！他是大名鼎鼎的谭冠三将军啊！他在拉萨平叛立了大功！你们知道不知道哟！”
195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谭冠三和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三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5月19日，谭冠三和张经武陪同邓小平总书记、彭真副委员长、聂荣臻、贺龙元帅、李维汉等领导人，亲切接见班禅和阿沛。
这期间，谭冠三还应邀到驻京一些机关、部队和学校，作平息拉萨叛乱情况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图为：1959年5月19日，谭冠三、张经武陪同中央领导同志与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就西藏民主改革等问题进行交谈。左起：贺龙、李维汉、张经武、谭冠三、邓小平、聂荣臻、彭真、十世班禅、阿沛·旺晋美。
1959年3月29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报道
5月31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审定西藏工委拟定的《关于当前平叛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决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黄克诚等中央书记，还有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列席会议。谭冠三首先汇报了西藏平叛作战进展的情况。张经武代表西藏工委对《决定》作了说明，并提请中央审批。邓小平听了谭冠三的汇报和张经武的说明后说：“我们党对西藏的方针是‘慎重稳进’，‘六年不改’始终未变，他们的统治者根本是反对改革的，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发起全面叛乱，那我们就一边平叛，一边改革唷！”他面向谭冠三说：“这次平息拉萨叛乱，你谭冠三指挥的很果断嘛！12个连队的兵力对上万的叛匪，没用三天就解决了。你给达赖的三封信是做政治争取工作的，毛主席都赞扬！”接着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边打边改，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地区暂时缓改。西藏全区任务是结合平叛斗争，采取边打边改的方法，发动群众，完成全区民主改革”。《决定》经过中央书记处认真讨论修改后，当天即报经毛主席批准，以中央文件下发执行。中央在指示中指出：“中央同意这个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所指定的多项政策都是正确的。”这个《决定》（简称13项政策）成为指导西藏平叛改革各项工作的一个时期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以毛泽东、邓小平的指示和这个文件精神作指导制定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实施办法。谭冠三政委和张经武、张国华为制定在西藏农区、牧区、寺庙等各方面实行平叛改革的各项政策，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给中央当好“参谋”，作出了重大贡献。
谭冠三政委因长期在高原带病坚持工作，到1962年底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他的健康状况受到严重损害。中央对他十分关心，决定让他回内地治疗。他离开西藏后，无时无刻不在常常怀念，关心西藏的建设发展和在藏的战友、藏族老朋友。“文革”结束后，1977年7月，西藏军区庆祝解放军建军50周年活动，邀请了军区首任老政委谭冠三赴藏参观视察。时已70高龄的谭冠三，回到日思夜想的西藏，连续参观访问、会见老战友、老朋友，他的心情格外兴奋。“八一”建军节后，他回到四川，又到新津参观当年进藏部队的后方基地，终因劳累过度，突发脑血栓症，从此卧床不起，直至1985年12月6日与世长辞。
在他临终前，谭冠三庄严地向党组织提出了请求：“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运回西藏，埋在高原，我永远长期建藏！”他逝世后，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遗愿。1986年8月1日，西藏自治区党政军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在拉萨河畔“八一”农场苹果园隆重举行了谭冠三骨灰安放仪式。他的长子谭戎生又子承父志，从北京调往西藏，接下了父亲交给的“戍边卫国、长期建藏”的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谭冠三政委虽然离开我们快15年了。他在西藏和平解放、统一祖国大陆、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快西藏发展，促进汉藏团结方面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将永远铭记在西藏各族人民的心中。
摘自《西藏党史资料》2000年第2期
金良平照片：十八军老战士、谭冠三将军原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