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钱学森是怎样炼成的？

　　钱均夫与周岁的钱学森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经常说：“父亲是我的第一位老师。”有一次，他还以《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为标题列了一个提纲，写了他自幼年起的17位老师，第一位便是他的父亲钱均夫。

　　提及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时，钱学森没有写科学教育，而是留下了“写文言文”四个字。而且，正文也不是从科学教育说起，而是首先说：

　　从我自幼所受教育来看，培养青少年要从多方面，包括文艺、绘画、音乐入手。

　　显然，即便文章的主体是谈科学的，可是钱学森认为，对文字的理解和把握、形象思维的培养，都是科学创新必不可少的基础。要大力发展思维科学，就要注意从文艺、绘画、音乐入手，而不能只从理科着手。这是钱学森培养人才的基本观点。

　　钱学森这种观点的源起，可以追溯到父亲对他的教育。正如钱学森晚年回忆：

　　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家庭教育与校园教育同等重要

　　钱均夫，又名家治，1882年生于浙江杭州，是吴越国王钱镠的第三十二世孙。他6岁起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从熟背《千字文》到读诵四书五经，从识字、对句到练习八股文，学习成绩一直优秀。17岁时，受戊戌变法影响，钱均夫前往上海新式学堂——王氏育才书塾读书。次年，他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刻苦学习中英文课程，广泛阅读《天演论》等课外读物，深受“光明磊落”“为人群服务为己任”等校风影响，立下了自立自新、为国效力的深刻的民族意识。1902年，钱均夫以公派身份赴日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史地科及教育学理论；留学期间，曾与鲁迅、钱玄同、许寿裳等人在章太炎的国学班学习。1908年底回国后，钱均夫先后在浙江高等实业学堂、北洋政府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等部门任职。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钱均夫以教育救国为信念，将民智教育与民族复兴相结合，重视军国民教育，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重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然而，正如钱学森秘书涂元季评价：“钱均夫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但他的才华没有全部施展出来。如果要论钱均夫的贡献，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培养出了钱学森。”

　　钱均夫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并将家庭教育放在与学校教育同样重要的地位，他说：

　　中国家庭训练其子弟，深可疑虑，盖教育非仅恃学校所能收效，尚有赖乎家庭为之协助，倘家庭与学校共负教育责任，斯教育可收成效。……曾有一般家庭父兄以为子弟送入学校，责任即了，此其观念根本错误。更有责备学校教育如何不良者，曾不思家庭教育是否完美，所谓薄责于己，而厚责于人，良可慨也!希望今后家庭中为父兄者深切觉悟，与学校共同合作，则教育前途，自必乐观，更有进步。

　　秉持这样的理念，钱均夫在儿子成长的每一阶段都付出很多心血。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时，钱均夫正担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这一期间，钱均夫向教育总长蔡元培建议开设“历史讲座”，让学生们知道“祖宗创业之艰难”，从而激发他们“爱惜祖宗遗产而努力保存”。在家里，他更是牢记钱氏家族“继承家学，永守箴规”的族训，在钱学森很小的时候，就经常为其讲家族故事，在故事中渗透了“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等钱氏家训，对钱学森的人格培养起到重要作用。他还经常将历史上保家卫国、精忠报国的故事讲给孩子听，培养其爱国情感。

　　1914年，钱均夫前往北京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视学，妻儿与其同往。钱学森天资聪慧，记忆力超强，3岁起即能背诵上百首唐诗、整本《增广贤文》等，同时精于心算，被周围人视为神童。钱均夫及其夫人章兰娟自然欢喜，尽心尽力培养孩子。

　　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钱均夫最为重视。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很好，住在独立的大四合院，但夫妇二人都非常关心民间疾苦、乐善好施，更为国家的苦难而忧虑。尤其是钱均夫，他以务实作风谋求民族之复兴、人才之培养，这种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钱学森，使他从小就有了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

　　钱均夫认为美丽的大自然是让孩子健康成长的最佳场所，所以只要一有空就带着儿子到大自然中去，让其呼吸新鲜的空气、欣赏美丽的风景、锻炼强壮的体魄，还让他看到农民的辛苦劳作，珍惜餐桌上的粮食……

　　1917年9月7日，钱均夫被任命为吉林省教育厅厅长，但他以母亲年迈不便远行为由婉拒。获得批准后，钱均夫被委任为普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仍兼视学，其主管的工作主要包括小学校事项、蒙养园事项、特殊教育事项等。钱学森则开始在北京上学，先后就读于蒙养园(幼儿园)、女师大附小(今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北师大附小(今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和北师大附中，都是一流的学校，与此同时继续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

　　好习惯与善安排

　　视学一职，须在视察各地教育期间，逐日填写日程表与视学报告，陆续呈送教育总长。这与钱均夫在求是学校学习时养成的习惯一脉相承，也成为他终生力行并非常重视的习惯。他在1917年视察北京私立正志中学时，发现该中学“学生精神振作、形式严整，室章及值日生均备有日记簿记载，日行事件每晚呈由教员阅改”，认为值得大力提倡，于是呈报教育部传令嘉奖。这样的理念和习惯，也必然会在家庭教育中加以实践。

　　好习惯的养成，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钱学森小时候很淘气，但在钱均夫的培养下，他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按时起床、就寝，按时复习功课和休息；出门上学必须衣着整洁，书包需要整理得井井有条；回家以后，鞋袜、衣帽、书包放在什么地方，都有一定规矩，不能乱来。”

　　钱均夫善于统筹安排，不仅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还善于安排孩子的课余生活。

　　钱学森读中小学时，每逢寒暑假，钱均夫都会开列一份书单，让儿子挑选自己喜欢的图书，同时要他提交一份读书笔记。读书笔记可以是感想，也可以作点评，甚至只是摘录也可以，难度不大，目的是让他养成这个习惯。儿子写好后，钱均夫会认真阅读并作批改，然后将意见反馈给他。紧接着，父子间还会以“学术平等”的态度进行讨论，进一步激发钱学森的求知兴趣，促使其自觉自主地学习。

　　课余时间，钱均夫还给儿子请了不少辅导老师：请书法家孙厪才教授书法，请画家高希舜教授美术，请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赵迺抟专门辅导中文、英文，请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骆雯辅导数学、物理和化学，让儿子汲取多方面的营养。这样的辅导，主要目的不是提高儿子的成绩，而是激发他广泛的兴趣，培养其灵性灵知，从而让不同的领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培养出一个全面发展的真正的人才。

　　有一次，钱均夫带着钱学森到北京高等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林砺儒家，想让林校长教孩子学习伦理学。林校长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出了几道题，让钱学森到另一个房间去做，然后便与钱均夫喝茶聊天。过了一阵子，两人去看钱学森，发现他正与别的孩子玩得起劲。钱均夫顿时急了，问儿子怎么不好好做题，钱学森指着桌子上的题辩解道：“我早就做完了。”林校长过去查阅，发现答卷非常优秀，当即收下这个学生。钱均夫也转忧为喜，不再责备儿子。

　　钱学森年少时

　　还有一次，钱均夫见儿子玩石头玩得起劲，就说：“你不是喜欢玩石头吗?我带你去见一位矿物学老师，让他带你玩更多的石头，好不好?”钱学森一听，当即高兴地答应了。

　　由此可见，钱均夫是将管教与因势利导巧妙结合在一起的。

　　对于钱均夫精心培养儿子成才，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这样概括:

　　我爷爷是教育部第三司的一个(科)长，是专管中小学教育的，把他(钱学森)送到当时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中小学，又上了最好的大学，到美国上加州大学也是最好的学校。爷爷也是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教育，对爸爸暑假安排的教育内容也很丰富，使他接触的知识面很广。

　　此外，钱均夫还善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他与夫人章兰娟很是恩爱，教育理念也基本一致。钱均夫出差在外的时候，章兰娟就担负起教育钱学森的主要责任。后来在回忆母亲的影响时，钱学森说：“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淳朴而又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待。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深远的和连绵不断的影响。”在所写的17位影响他的老师中，钱学森把父亲放在第一位，把母亲放在第二位，认为母亲在“爱花草”方面对自己影响很大。

　　不仅如此，以钱均夫、章兰娟为核心，钱学森的舅舅章乐山、表哥章镜秋、叔叔钱泽夫、堂弟钱学榘等都与钱学森关系密切，使其成长过程中总能沐浴在全面的爱的教育中。

　　父子两代的航天强国之梦

　　钱均夫本人曾留过学，深知要想让中国强大起来，就必须学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本人向来有世界眼光，早年便曾携带地球仪和世界人种图，讲述《世界地理与人种》，启发民智。在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外侮的时代，钱均夫非常重视带有军事强国色彩的国民教育，不仅推动国内学校的军事体育活动，强调体育与民族精神的关系，而且长期关注世界军事教育与军事科技的最新发展，倡导学生投身国防科学。这些理念和实践，对钱学森产生深远的影响。钱学森从小热爱体育，并对军事武器、军事设备具有浓厚的兴趣，善于动脑研究，动手能力也很强。他的小学同学张维回忆说：“钱学森叠飞机叠得非常精细，让机身严格对称，折痕又光又平。从这里就能看出，尽管年纪还小，但他已经习惯于周密思索，用科学办法达成目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钱均夫抱着“最沉痛、最悲愤的心境”关注日本的侵略动向和军事发展。日本凭借航空方面的优势占据制空权，肆无忌惮地轰炸中国，这让钱均夫更加勤奋地关注和研究航空科技，并与已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的钱学森交流切磋。1932年3月7日，钱均夫以《御侮声中应具备之航空知识》为题发表演讲，对国际国内的航空形势作了详细分析，呼吁中国大力培养航空人才。1933—1935年，钱学森陆续发表了6篇航空航天方面的文章，其观点、数据、论据，与钱均夫的演讲一脉相承，可以将其视为钱学森在父亲影响下实现航空强国之梦、转向航空航天研究的源头。

　　1934年，钱学森从上海交大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机场实习。这年年底，章兰娟因病去世，钱均夫也患上胃病，从浙江省教育厅辞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定地支持儿子出国留学，日后好报效祖国。1935年8月20日，钱学森从上海外滩码头出发，远渡重洋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临行前，钱均夫送给儿子的礼物是一箱“中华文化丛书”，让其时刻记住自己的根在中国。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父子间仍通过信件交流思想。学习一年后，钱学森意识到“一名技术科学家对于祖国的帮助远大于一名工程师”，打算将研究方向从航空工程转向航空理论。对此，钱均夫不能理解。作为父亲，他不是从儿子以后的择业和个人前途考虑，而是从中国的需要着眼，给钱学森写信说：“重理论而轻实际，多议论而乏行动，是中国积弱不振的一大原因。国家已到祸燃眉睫的重要关头，望儿以国家需要为念，在航空工程上深造钻研，而不宜见异思迁。”钱学森向来听父亲的话，这封信却让他感到为难。正好，父亲的挚友、后来成为钱学森岳父的蒋百里前来探望，钱学森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得到蒋百里的支持。蒋百里是享有盛誉的爱国军事学家，他回国见到钱均夫后，向其讲清楚钱学森转学航空理论的重要性，从而扭转了钱均夫的观点。对此，钱学森一直心存感激。

　　1936—1939年，钱学森就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教授，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39年，冯·卡门受命主持美国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钱学森作为其得力助手与合作伙伴，成功跻身世界一流的航天专家行列，也被冠上“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的称号。冯·卡门后来在自传中评价：“我的朋友钱学森，是我向美国空军推荐的科学顾问团专家之一。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元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火箭研制作出过重大贡献。”

　　在此期间，钱均夫虽与儿子远隔重洋，但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其工作情况。钱学森则很是孝敬父亲，自1938年12月起他每月给居住上海的钱均夫汇款，直至1951年人身自由受限无法汇款。本来，1947年钱学森回国探亲时就打算留下来为国效力，但目睹国民党政府“种种不堪入眼情况”，他认为：“归国效力，是其素志；但这种政府，断不能存在于人世间。”对此，钱均夫并未阻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均夫开始热切地盼望儿子归国。可是，1950年钱学森以父亲病重为名想要回国探望时，却被美国当局阻止并受到调查。钱均夫因此愁眉不展，老泪纵横地对学生黄萍荪说：“学森回不来了!被移民局囚禁在一个岛上，因畏其以精湛而超世的火箭技术携回中国，失去彼垄断独步之利。”

　　此后，钱均夫一直试图通过信件、电报与儿子联系，但多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截获。直到后来，钱学森通过夫人蒋英写信，才与父亲建立起书信联系。钱均夫每次给儿子写信，都要介绍新中国的新气象，以增强钱学森、蒋英对祖国的感怀。

　　1955年，钱学森一家回到上海与父亲钱均夫(右二)团聚

　　1955年6月，钱学森终于等到了回国的机会，但仍需要国内的大力帮助。钱学森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写给陈叔通的一封信先寄给父亲，再由父亲转给陈叔通。这样，以此为开端，一轮紧锣密鼓的传递便开始了：由陈叔通转给中国科学院院长竺可桢，进而又引起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等人的重视……经我国外交部、中国科学院等多部门的努力，钱学森最终得以顺利回国。

　　回国后，钱学森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1956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主持“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他还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行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这样，钱均夫的航天强国之梦，最终由儿子钱学森完成了。

　　晚年钱学森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26年第1期，作者系北京史记研究会秘书长，《纵横》杂志原主编，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