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享誉学坛的名著。他在延安时期撰成《中国通史简编》原版。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长达15年的修订、重写，完成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到第三编。
自远古至五代十国时期，共110万字。刘大年先生说过，其“累计印数达好几百万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成了我们一部主要的历史读物”。
《中国通史简编》何以如此受重视呢？
通史在各种类型史学著作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有几千年悠久漫长的历史，其内容极其丰富复杂，要了解我们民族历史的由来，把握其发展的基本脉络，继承和发掘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吸取历史上盛衰治乱的教训，首先要靠通史。
通史撰写的难度又最大，因为中国史料汗牛充栋，撰成好的通史，不仅需要在搜集、考核和分析史料上具有深厚的功力，尤其需要对中国历史演进的全局和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有自成体系的把握和贯穿全书的史识，还需要有处理史料、组织和再现史实的能力。
在中国史学史上，能够著成普遍称道并传诵不衰通史著作的史家屈指可数。古代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成功的通史著作，因而名垂青史，并称前后“两司马”。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史学家在历史观上达到新的高度，时代对通史著作也提出新的要求，因而，从二十世纪初以后，撰成新的通史著作，就成为众多具有远大抱负和出色创造力的史学家的目标。
其中，夏曾佑、吕思勉、邓之诚、钱穆、张荫麟等以撰成通史著作而知名，梁启超、章太炎也留有中国通史的篇目体例和部分原稿，陈寅恪、顾颉刚也曾对友人吐露过有撰写通史的愿望。总之，通史著作因其特殊的价值和特别的难度，成为二十世纪史家的共同追求。
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通史著作。当时延安学术研究条件很艰苦，成书却如此迅速，其原因，一是由于此前范文澜长期从事群经、正史、诸子和集部的研究工作，精熟于古代典籍，撰成多部著作，并且在大学开设过《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
二是他结合自己多年的革命活动，对于唯物史观能够融会贯通。譬如，关于古代社会性质问题，范文澜经过深思熟虑，采用了吴玉章于1930年提出的“西周封建说”，范文澜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证，直到他逝世前一直持这种观点不变，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这一派意见的主要代表。
这部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对几千年古代社会阶段划分的见解;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了各个时代的特点，做到主干清晰，有血有肉;对于历史上的进步人物作了热情地肯定和赞扬，对于独夫民贼的罪恶有力地揭露;重视古代史与近代史的联贯，深刻地分析近代中国的命运是孕育于明清时期多种社会矛盾和因素演变的必然结果。
因此，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新阶段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其基本结构和内容，构成了以后修订本的基础。
戴逸评价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全部中国历史，范老是第一个”
范文澜从事《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撰著，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1965年完成五代以前部分。全书容量广阔，史料翔实，集中了范文澜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和智慧，并且吸收了史学界的批评建议。
全书自成体系，以范文澜运用普遍原理分析中国历史进程而升华出来的观点作为指导，叙述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状况、社会特点、事件和制度、源流和变迁，肯定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人，又相当充分地反映了特殊历史人物的活动，恰当评价其功过，以充分的篇幅记载少数民族的活动，对传统文化作了精到的分析。
这部著作的完成，标志着范文澜著史事业达到更高峰。这部著作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对于范文澜的著作，史学家戴逸先生曾评价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全部中国历史，范老是第一个，当然，还有很多老一辈历史学家，做了很多卓越的开创性工作，但他们没有写过中国通史，范老是第一个用马列主义写中国通史的。而且他的著作，观点鲜明，见解精辟，学识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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